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拓展专业范围
笑话给予我们快感，是通过把一个充满能量和紧张度的有意识过程转化为一个轻松的无意识过程。——弗洛伊德
成立精神分析协会
柏格街19号的日程表是非常规律而且几乎不可能变更的。
弗洛伊德早上7时起床，他的理发师就为他修剪头发和胡须。早餐后，8时开始上一节55分钟的精神顾问课，一直持续到13时。然后吃午餐，每节中间有5分钟休息。
午饭后休息时间，他会在散步时去吸雪茄——每天有固定的数量。下午15时他再度开始工作，一直工作至21时或更晚。晚餐后又有短程的散步，然后回到书房去写作或回信。以独处的方式结束一天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弗洛伊德像一位战区司令官一样，相信聪明的指挥官“应该依照建议，于晚上吃完饭后回到他的营帐，以便有单独的时间去安静地反省”。
星期天，他会到母亲住处，与她共进午餐。晚上，他母亲则经常由女儿陪同，到柏格街19号进餐。周末，可能有同事来访或和孩子们去散步。总之，凡事都依计划而行。
弗洛伊德正在致力完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这个组织，他希望能指导精神分析使之发展于全世界，并且能受他的控制。这个主意曾经由他、荣格、法兰基和钟士等人在克拉克大学的庆祝会上讨论过。
原则上他们都同意由前一年曾经组织过萨尔斯堡大会的荣格负责安排一个1910年的大会，并在会后使国际性的精神分析协会取代原来的“学会”，而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机构。
钟士后来回忆道：“如果一定要我指出，我们之间是谁领导着新协会章程的拟定，我应该说是法兰基，因为当大会开始后，他也是推动方案必需的人。”
但是无论如何，钟士本人是设立那个组织的一种主要影响力，后来他曾担任会长许多年。在乌斯特，弗洛伊德注意到，钟士曾经怀疑自己在这逐渐成长的运动中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这种疑虑在1910年春天已经完全消除了。
钟士写信给弗洛伊德，告诉他说：“大约七八个月以前，我决定不仅以我所有的力量和办法来继续推行精神分析学说，而且还要以您个人所决定的任何办法来推行它，并且尽可能地完全遵照您的建议去做。”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就绪，等待弗洛伊德的是创建这个组织——必要时他可以在幕后发号施令。他的动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作为一个新治疗法的创始人，他自然想要维持他的领袖地位，那是他20年来向上挣扎的回报：作为一种运动或一个主义的创始人，他有近乎宗教的信念，他有义务保持不容置疑的控制权。
在一封致布罗拉的私人函中，他又向前走了一步。他说：“我认为有必要设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应该有一个中央机构可以执行对外政策，并且发布权威的消息，告知世人什么是精神分析可行的措施。”
20世纪的头10年，精神分析在欧洲的学术界只得到一个小小的桥头堡——瑞士苏黎世布罗拉的伯赫兹医院。如果要实现弗洛伊德所希望的目标，那个桥头堡必须要扩大。在未来的岁月中，精神分析必须包含在已经发展的学术里，才不致仍是一个孤立的信念或实践的小岛屿。
弗洛伊德知道，为了使全世界接纳他的理论，奋斗将是漫长而困难的。不过，在1910年3月于纽伦堡举行的大会上，却可以报告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将对未来的希望，通过演讲《谈精神分析治疗与未来的展望》表现出来。
但是在纽伦堡，弗洛伊德脑海中所想的都是如何创设一个他能控制的国际性组织。因此，如何发展精神分析使其成为治疗上的新方法的主题几乎被掩盖了。
他开始相信两件事情：第一，精神分析被认为是“犹太人观念”所造成的发展上的阻碍，不亚于被认为是“色情玩意”所招致的排斥；第二，现在必须要有一个有胆识的领袖人物，不受他在本世纪初期所招致的批评与重压束缚。
弗洛伊德非常不相信一般人的能力，因此他不采用在科学社会里的民主态度。他希望出现一个杰出的“领袖”来领导精神分析学会的分支社会和会员的行为。此外，他更希望那领袖居于永久性的地位。
在弗洛伊德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候选人可以当那个“帝王”，那就是荣格。虽然在世人的眼中他是和维也纳犹太人抗衡的力量。然而弗洛伊德认为，自己可以在他身上施行必要的影响和控制。
弗洛伊德到达纽伦堡，那里云集了50余位精神分析师，主要的目的在于提拔荣格，但时机却没有成熟。尽管布罗拉和荣格逐渐不和，但瑞士派的这个集团的确可以和维也纳的集团相抗衡，所以在这个时候，维也纳人不可能帮助荣格坐上那个宝座。
但是，法兰基这位匈牙利人，却愿意在奥地利和瑞士之间发生的任何不愉快中充当调和人角色；他还建议在纽伦堡建立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并以荣格为永久会长，赋予特殊的权力：委任及革除精神分析师、审核会员们所撰写的关于精神分析的文章内容。法兰基讲了许多支持荣格的话，却引起了威廉·史铁喀尔的抗议。
大会并没有留下讨论的所有记录，但是从口角发生、主席宣布休会持续到第二天这些事实来看，当时的火药味一定很浓。复会以前，维也纳的出席者由史铁喀尔召集到他旅社的房间开会，他们没有邀请弗洛伊德参加。
最后，各方终于达成了妥协。决定取消出版前的审核稿件权，再者，虽然会长应该由荣格担任，但是那并非终身职务，而是只有两年。
1910年4月6日，“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员”聚会时，维也纳和瑞士两派之间又呈现不和。弗洛伊德指出，维也纳学会必须按照国际协会的要求。又说直至现在，维也纳的会员们一直是他的上宾，但是以后将不能再如此了，他们必须订立规程，在别的地方正式聚会，并且选举一位会长。
精神分析主义正在蓬勃发展，弗洛伊德以一种开阔的乐观精神，开始准备一个大会，并希望能吸引美国人。因此，他和其他会员都认为会议应该在1911年秋天举行，因为，秋天比春天更适合远道的宾客。
钟士留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因为他能够为美国代表出席1911年秋季的大会铺路。首先有人提出罗卡诺为大会地点，但是后来决议在威玛，于是第三届大会于9月举行，地点就在威玛。
美国队伍包括布利尔、阿梅斯、何因可女士，最重要的是詹姆斯·普特南也参加了。他的出席，使大会增色不少。
1911年8月和9月初，弗洛伊德和家人到阿尔卑斯山的波尔查诺度假。接着起程到威玛，路经苏黎世和荣格见面。荣格请弗洛伊德去他在柯斯纳何的家，而普特南已经在那里做客了。
拓展精神分析领域
精神分析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分裂成为3个团体：一组追随弗洛伊德；另一组追随荣格；而另一组较不重要的阿德勒派则在外围活动。分裂的原因是对精神病因及其治疗有不同的见解。
弗洛伊德誓死领导精神分析运动，使它严格地在他自画的界限里，而荣格同样对自己满怀信心，于是竞争呈白热化。虽然以往的争执都集中在精神分析的医学价值方面，但这时候，却有了新的发展。“人类的活动经常是由深藏在潜意识的不知名的冲动而造成的”，这种不容置疑的证据，已经逐渐使精神分析被非医学界的人们重视与应用。
一旦学者们承认，人类可以被他们所不知道的各种动机驱使，那么不可避免地，这个事实就应该被用来帮助解开历史和传记的谜。
推断作家创造小说和戏剧中伟大人物的动机，的确是一项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团体游戏！但是我们应该记住，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为情节而创造及领导书中的人物，而莎士比亚也领导他书中的人物，使观众一直悬疑到剧终。
尽管有这么多限制，但弗洛伊德仍然将精神分析运用到文学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上。19世纪末，他“对触及大自然的最大奥秘之一”的信心已经增加。早在1897年，他已在考虑精神分析如何解开民俗文学的奥秘。
在他所倡导的“以精神分析解释文学”还没有获得热烈响应以前，他又提出另一种非临床的运用。他相信：精神分析可以在法庭上，帮助法官判断被告是否有罪。荣格曾经在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学生研习会所举行的假设法庭上，为他做了实验。
1907年，弗洛伊德在海勒出版社的大厅里，向一群专家发表演讲，题目是“具有创意的作者和白日梦”，其主题又回到了对文学潜意识来源的揣测中。
1910年春天，弗洛伊德完成了他对文学和艺术的短程涉猎，发表了《达·芬奇和他幼年时的记忆》。除了30年以后的《摩西与神教》外，这篇文章比起其他非医学著作，引起了更多的争论。
其实弗洛伊德开始对达·芬奇感兴趣是在1897年，那时他正和弗莱斯讨论“左右手的使用习惯和两性的关系”。
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达·芬奇是一个私生子，刚生下来的几年里，由他的母亲单独抚养，直至他的父亲比埃洛娶了另一个门第相当的女人后，才被带回家。他真正的母亲，寂寞而且自怨自艾，把她全部的精神溺爱都放在达·芬奇身上，以致培养出他早年的性欲幻想，也造成他日后同性恋的倾向。
达·芬奇被带到父亲家后，我们可以认为他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卡德莉娜——生下他的农家女；第二个是他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子。这情形，解释了为何达·芬奇在巴黎卢浮宫的一幅《圣安娜》画里圣母和圣安娜的年龄看起来一样，而且两个人都挂着谜一般的“蒙娜丽莎”式的微笑。
据弗洛伊德说，达·芬奇早年曾遇到“蒙娜丽莎”，她引起他潜伏着的性欲，唤醒他潜意识中对母亲卡德莉娜的记忆，以致造成他两个母亲同时出现在一幅画中的情形。毫无疑问，弗洛伊德的论文是“一个特别鲁莽的例子，证明意外的家庭组合所发生的冲击”。
“达·芬奇”研究显示，精神分析已渗透到更广泛的领域中，这种扩展引起许多反对，但弗洛伊德了解势必如此。他也知道，精神分析的方法进入非医学领域，将仅仅吸引完全够理解资格的人，也会吸引第二流的人。
他有很充分的理由忧虑，他曾经写道：
急速发展的结果是：精神分析师以及才智高低不齐的业余人员，经常匆匆地集思广益。这样一来已经把研究的范围伸展到神话学、文明史、人类学和宗教科学等领域。可是在那些方面的专家以及一般大众却没有善待他们。一开始时，他们的方法和发现稍稍受人注意，但不久就被无情地排斥了。
被排斥的一个原因是：不够资格的从事者太多。另一个原因是：职业界的许多人仍旧对精神分析用在本身有所怀疑。第二个因素使弗洛伊德在做非医学上的精神分析时小心翼翼。直至1912年，国际协会显然已渡过难关，期刊《影像》才出版。这份刊物由漠斯·沙克斯创始，由弗洛伊德和兰克共同编辑。
在第一期里，弗洛伊德强调，把精神分析研究的范围扩展到语言、风俗、宗教和法律等方面是必要的。广泛地说，诸如神话学、审美学、文学、艺术史、哲学、民俗学、刑事学和道德理论等科目都包括在内。这真是雄心万丈的计划！
随着时间的演进，他更加雄心勃勃。20年以后，弗洛伊德写道：
精神分析可以成为所有以人类文化的进化为中心的科学，以及其主要的学术如艺术、宗教和社会秩序等不可缺少的工具。
《影像》杂志上也印行了弗洛伊德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代表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运用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那些简短的文章，充分勾画出他对于人类社会成立的见解。
弗洛伊德脑海中经常盘桓着用精神分析发现宗教的起源以及宗教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在写于1907年的《心神困扰与宗教活动》书中，他拿强迫观念形态的神经质病和宗教的仪式相比较，得到了一个不受人欢迎的结论：他认为宗教本身是一个“宇宙性的分神的神经质因”，而“心神困扰是一种个人化的宗教”。
1908年，在“文明化的性道德和现代的精神病”中，弗洛伊德讨论到，当人类社会形成时，个人的本能将受到压抑。
弗洛伊德在1911年春天开始写《图腾与禁忌》。他告诉荣格，希望能在夏天完成。他接着说：“为了这份工作，我需要一间可以独处而且附近有森林的房间。”
将近8月时，他的看法有了改变，他说现在所研究的宗教信仰心理学，可能会占据他许多年的时间。他知道，那会和他对“性”的见解一样不受人欢迎。
《图腾与禁忌》在1913年出版。包括了《乱伦的恐怖》、《禁忌与感情的矛盾》、《灵魂论》、《巫术与思想的万能》以及《幼年时代图腾的回转》等多篇论文。
弗洛伊德像荣格一样，探求人类最远古的祖先的过去。但是荣格的资料包括原始人的神话和几乎不能理解的冒险故事；而弗洛伊德却采取现在仍住在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的当代野蛮人的报告，把他们的习俗和禁忌看作是一种社会进化的最终产物，借着精神分析之助，追溯那些习俗与禁忌的起源。
在第一篇长达18000字的论文里，他调查研究了图腾制度中的两大禁忌——不杀图腾与不和同图腾系统的女人通婚。
在第四篇论文里，弗洛伊德找到了事物的核心。他指出，图腾即象征父亲。事实上，图腾动物往往被原始民族视为种族的先父，受到尊敬，整个部族的人都声称是这个动物的后代。但是，每个部族每年都会举行一次仪式，将图腾动物杀掉，然后大家抢食。
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杀父”的仪式就是图腾制度的中心，也是宗教的起源。
弗洛伊德又斟酌了达尔文的“原始的群众”中的见解——原始人类本是生活在一个部落里，受一位强大而善妒的男人统治。弗洛伊德根据此论作了一项假说：
原始社会的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并将所有女人据为己有，久而久之，他的子民联合起来反抗并把他推翻，甚至杀死而后吃掉。
但是，这次事件以后，他们又为争夺权益而彼此残杀，最后他们终于觉悟，于是团结起来，在象征父亲的图腾兽前，携手合作。为了赎罪，他们决定不杀代表“父亲”的图腾兽；为了防止杀戮事件再发生，他们不再找那些曾导致其杀父的同部族的女人，而开始找陌生女人，于是开始有异族通婚。
由弗洛伊德指出的途径，人们投入更多的精力，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来研究古代的礼仪，那么，精神分析的理论也一定能投入在艺术和艺术家身上。弗洛伊德本人立刻以行动显示出这种可能性，因为在《图腾与禁忌》之后，他立刻又推出了另一篇论文《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摩西》。
弗洛伊德首次罗马之行的第四天，去参观了温科里的圣派特洛教堂，站在米开朗基罗所刻的巨大的雕像前，那个雕像是为装饰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陵墓而雕刻的，尚未完成。维也纳的艺术学院有那个雕像的复制品。
弗洛伊德很可能早已把自己比拟为摩西，并作了研究。他写了一张纪念明信片给玛莎，透露出他的感觉：“我沉思米开朗基罗的意图，已经了解那雕像的意义。”
米开朗基罗刻画出一个愤怒的摩西，把他刚从西奈山上领到的十诫摔破。大多数的评论家推测，摩西将刻着十诫的石板摔破，是因为他下山后第一眼看见的是以色列人围绕着金牛犊偶像跳舞。
但是，弗洛伊德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在《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摩西》中写道：
我们眼见的是动作发生后的静止状态，而非刚要发作时的暴烈动作。摩西在怒不可遏想要发作时，跳起来报复。但是他已克服了试探，他应该是镇定地坐着，他的怒气已经冰冻，他的苦痛和耻辱混合在一起。
《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摩西》有许多地方影射了弗洛伊德本人。这篇论文写作时正是他和荣格决裂的最后阶段，而对于已经认同摩西的弗洛伊德来说，他很容易相信，米开朗基罗透视的摩西将成为一个他必须效仿的模范；他必须忍住他想发作于背叛者阿德勒、史铁喀尔和荣格等一帮人的怒气，他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卑鄙地背叛了他们的领袖。
一年前，当他和荣格的战争正在进行时，他曾经写信给法兰基说：“目前在维也纳的情况，使我觉得我像极了历史上的摩西。”
弗洛伊德还竭力主张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受到“恋母情结”困扰。他能做任何事，就是不能向杀了他父亲、抢夺他母亲的人报仇，因为他在那个人身上，看到自己幼年时代被抑制的希望实现了。因此，原来那种不断驱使他去报复的憎恶，被他内心的自我谴责、良心的踌躇所取代。它们提醒他，他自己并不比他要去惩罚的人好多少。
弗洛伊德老实承认：“钻研心理传记的基础，事实上是建筑在模糊的痕迹和微小的记号上。”这不啻是警告大家，当精神分析家涉足于高度技术性的艺术批评或传记方面时，就特别容易愚弄自己。他比自己的一些追随者更清楚这个危险，几年后还特别强调着。
但是，弗洛伊德仍然很不情愿放弃他的“哈姆雷特之形成”理论，而在他写于1924年的短短的自传中，重复其在戏剧中的“恋母情结”观念。他认为莎士比亚是在父亲死了以后，才写了《哈姆雷特》的。
他的“哈姆雷特之形成”理论，是他对于莎士比亚的其他作品作精神分析的试金石，同时也使他相信，精神分析又是了解其他作者创作动机的试金石。
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伊凡斯说：“根据定义，一位精神分析家，需要比戏剧家更可以或更应该提供出无限多的证据。”
但是，弗洛伊德的“哈姆雷特的恋母情结理论”所引起的争论，仍然如火如荼地持续着。而这股以精神分析探讨文学、艺术的潮流，也依旧年复一年地成长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精神分析主义的前景被急剧地改革后，用精神分析解释戏剧和小说增加的结果。
坚守自己的理论
阿弗瑞·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决裂，发生于威玛大会后几个星期。争执的动机非常多，枝节牵连也很广，有时候两人的抗衡并非“是”与“非”之争，而是“各人有各人的道理”。
阿德勒小时候患过软骨症，4岁以后才会走路，而且由于行动不便，出了两次车祸。因此，他以为“追求权力”才是生命的主流，而且他以为“自卑情结”是人类奋斗的基础。
他们还有其他的不同。弗洛伊德一直保持犹太人的信仰，而阿德勒则改信基督教，以抗议犹太信仰造成的精神孤寂。弗洛伊德不仅在医疗上，而且在教学上都一直叮咛医生和病人应该在情感上保持距离，如果病人的问题要获得解决，势必要有不动感情、具有客观而崇高精神的分析师帮助，阿德勒却以和病人成为朋友的方式进行治疗。
弗洛伊德发展了20多年的理论，和阿德勒花了大约一半时间所提出的理论的基本不同点是很明显的。弗洛伊德相信，神经官能症起源于性发展的不适应；而阿德勒则认为，它们代表对劣等精神或身体特质的补偿。
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根本是南辕北辙。如果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和国际性团体主要的目标是追求真理，那倒也没有问题。但是国际协会的目标却是推展“由弗洛伊德创设的精神分析学”，维也纳分会也不例外。因此，阿德勒辞职之举就势在必行了。
阿德勒被击败了，学会在1911年3月3日的日志上写道：
阿德勒辞去会长之职是因为“他的科学论点和他在学会地位互相矛盾……史铁喀尔也随他而去”。
有两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一是弗洛伊德控制了全盘的活动；二是他强迫阿德勒辞职。
学会经过暑假的休会后第一次开会，有好几个人和阿德勒一起退出。汉斯·沙克斯叙述道：“这些人不一定和阿德勒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这么决定是因为他们觉得弗洛伊德的做法违反了‘科学的自由’。极可能弗洛伊德的凶恶批评和与阿德勒的决裂，破坏了和平的气氛，使他们认为阿德勒所抱怨的无法忍受是有理由的。”
弗洛伊德不承认事情牵涉了科学的自由。他在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2日在给荣格的信中写道：
我在战斗和胜利后已相当疲倦。现在我要告诉你，昨天我强迫阿德勒从学会中退出。我很严厉，但是我认为我做得很正确。
阿德勒于1911年秋天退出后不久，就和他的支持者设立了“自由精神分析研究学会”。后来又将组织改为“个体心理学学会”。无疑地，它受人们欢迎是使弗洛伊德一辈子咬牙切齿的另一个因素。
弗洛伊德相信阿德勒的活动使精神分析面临着真正的大危险，并认为他能把敌人抛到他所谓的“外面的黑暗”是一个胜利。但他没有发觉的是：对于一些人——也许很多人来说——他对待阿德勒以及后来其他的持异议者的方式，与他在10年前自己遭遇的不可思议的反对非常相似。
汉斯·沙克斯说：“弗洛伊德专注于精神分析，以一种稳定而耗油的火焰燃烧。像每一种其他的信仰一样，它强加在相信者身上并严格地限制和规定。每件事情，小至每天例行工作的细节，大至举足轻重的决定，都受到他的支配。”
在阿德勒事件上，弗洛伊德得了一个报应：阿德勒并没有在“外面的黑暗”中枯萎，相反地，不久后，阿德勒发起的每周聚会，呈现出将变为一个真正的精神治疗运动核心的迹象，这种发展迅速成为困窘弗洛伊德的事情，使他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
弗洛伊德和史铁喀尔在1911年年初爆发的意见分歧之争一直蔓延至秋天。史铁喀尔对弗洛伊德说：“在巨人肩上的矮子，可以看得比巨人远。”
弗洛伊德反唇相讥说：“那可能不错，但是在天文学家身上的虱子却不是如此。”
1911年11月初，史铁喀尔退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但是他无意卸下会刊的编辑工作。
实际上，弗洛伊德是该刊的总负责人，后来钟士问他：“为什么你不行使权力去任命另外一个编辑？”
弗洛伊德没有正面作出回答，但钟士则对这件事作出了解释：“弗洛伊德告诉我，史铁喀尔对出版商的影响力太大了，这极可能使他宁愿撤退，也不愿公开地战斗。”
据说，当时弗洛伊德亲口告诉普特南说：“史铁喀尔的背叛，迫使我放弃会刊。”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和阿德勒妥协。但是，阿德勒和史铁喀尔仍在主持《精神分析学中央学刊》的编务工作。弗洛伊德坦白地对荣格说：“自然，我只有等待机会把他们两个人撵走，但是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保持友善的态度，所以我目前也拿他们没办法。我当然更牢牢地盯着他们，但是他们好像若无其事，其实我内心早已和他们一刀两断了。”
截至1912年秋天，弗洛伊德已经成功地击败了首度想要向他的权威挑战的阿德勒。现在，他正在掌权并决定要一直如此。他的星座正在升起，他的追随者和家人都知道这个事实。但是连弗洛伊德自己都不觉得与阿德勒的争执令人快乐。阿德勒的确已经被迫弃船而逃，但他并没有葬身海底。
“个人心理学”不至于玷污弗洛伊德的名誉，也不能破坏“弗洛伊德用来治疗和说服人的坚强职业”。可是，阿德勒还是很好地生存了下去。事实上，阿德勒的表现已经告诉人：他仍会继续生存下去。
现在，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显，弗洛伊德将要处理一个更为重要的反叛事件：那就是他的“皇太子”兼总参谋长卡尔·荣格的背叛。当然，他们的分歧与决裂有一个深化的过程。
弗洛伊德和荣格早期通信和见面时曾经有过分歧，但很快就消失了，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次出现。
1910年，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后不久，弗洛伊德在写给费斯特的信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他说：“我希望你同意纽伦堡的决定，诚心地拥护我们的荣格，我想使他获得一种权威，使他能名正言顺地领导整个运动。”
1911年秋天，弗洛伊德仍然认为荣格不但是胜利的策划者，而且是他自己年迈或死亡后接替掌权的“皇太子”。
对荣格自己来说，他毫不犹豫地扮演着弗洛伊德交给他的角色。事实上，有时候荣格给人的印象是：他当之无愧地享受着特权。但是尽管有许多环节联系着这两位有地位的人，彼此忠诚于基本上所相同的主义，但更有许多因素与力量即将使他们分道扬镳，正面相撞。
表面上荣格对于弗洛伊德的信念已作了新的解释，他贬损弗洛伊德一向强调的“性”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渐渐发现荣格的骨子里有一股偏见，并同时发现荣格有“外邦人的优越感”。
由此可知，他们两人的冲突起源于许多复杂因素，包括职业的和个人的，两人都认为自己的动机是无瑕疵的，以致情况更趋复杂。最后，弗洛伊德因为自己的领袖地位遭到挑战而发怒，使得冲突更加激烈。
1912年5月底，弗洛伊德收到一封荣格写的信，充满了牢骚之词。于是弗洛伊德在一封给钟士的信中，透露出他的新态度。他在信中写道：
荣格的信不能被“解释为我们的友谊关系的正式否认”，我很难过，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利益，而是为协会和精神分析主义的前途着急。但是我决定让事情顺其自然，不再设法影响他了。精神分析已不再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和许多其他人也息息相关！
阿德勒已经带着一大群不愉快的维也纳学会的人走了，史铁喀尔也随其后而去。大家很容易发现，荣格是一个比任何其他变节者更难以克服的人物，他不久就会树立起自己的旗帜。因此，钟士提议成立一个核心小圈子，组成一个委员会，使弗洛伊德可以经常和它的成员们讨论国际组织的事务，而成员们必须同意：在未经全体成员讨论以前，不宣布任何与精神分析的理论或实务相去甚远的改革。
钟士在创造以后所谓的“核心小圈子”时，究竟扮演了什么样角色，已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他在想出这个主意后不久，写信给弗洛伊德说：“设计一个联合的小团体，好像查理曼大帝的武士一般，保卫着他们主人的帝国和政策。这种想法是我自己的浪漫主义产物。在我向您陈述以前，我不敢和别人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钟士在40年后又在回忆录中说：“我事前曾和法兰基及兰克讨论过。”
1912年7月30日，钟士写信给弗洛伊德。他在信中称：
我不禁希望环绕在您周围的诸般大事，都更能令人满意。
……在维也纳，已经有人表示，希望您全权挑选一些人组织个小团体，代表不含有私人企图的纯正理论，从而在协会里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内圈，作为初学者学习的中心。
弗洛伊德立刻回信，说自己很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它至少可让他挽回一些在纽伦堡失去的控制权。
钟士在建议设立委员会时，脑筋里想到的只是他所看见的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日益增大的裂痕。但是钟士自己也免不了受人怀疑。在他献计给弗洛伊德后不久，弗洛伊德接到一封法兰基的信，信中写道：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清楚过，精神分析对于天生的犹太人是多么重要。您必须经常仔细地看住钟士，免得他临阵脱逃！
荣格就在这种渐增的不信任背景下，于早秋时离开了苏黎世，第二次前往美国。布伦克斯的基督教福德漠大学邀请他，他在那里向100位精神病医生发表了9次关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演讲。
荣格的演讲词里，贬低了弗洛伊德所认为的一些精神分析的中心教条，而这些讲演使他获得了个人的声名。《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曾访问他，并刊登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占了一页的4／5版面。
荣格在纽约受到了鼓励。显然，他根本不以离开弗洛伊德的阵营为羞耻。他准备回欧洲后，充分地解释他的立场。
同时，他还写给弗洛伊德一封非常傲慢的信：
当然，在我的演讲中，我也谈到我对精神分析现存的观念有着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关于性欲冲动的理论。我发现，我的精神分析见解已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直至现在他们仍为精神病的性问题困惑不已……
荣格又接着打击了弗洛伊德的伤痛处，他这样写道：
一旦我的论文出版了，我将很高兴地送你一本，希望你能慢慢地接受我对性欲冲动的一些见解。只要你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采取一种客观的看法，我觉得没有必要使你失望。
1912年10月18日，荣格写了一封信给弗洛伊德，从每个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关系已告结束。
荣格承认他对弗洛伊德的感情很矛盾，信中写道：
无论如何，我要指出：你以对待病人的做法来对待你的学生们，这是极大的错误！在这种方式下，成长的人不是奴隶的子民，就是卑鄙的傀儡，阿德勒和史铁喀尔，以及粗野的一帮人正在维也纳兴风作浪。
我非常客观地看破了你的小把戏。你到处走动，危言耸听地说你周围的人都有病；因此使每个人都变成你的儿女，羞愧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你维持高高在上的地位，使自己好像威风凛凛的父亲。为了迎合你，没有人敢拔老虎嘴上的毛。
接下去有许多相似的指责，荣格在信尾写道：
尽管我有自己的见解，我将继续公开地支持你。但是在私底下，我将陆续地写信告诉你我对你真正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步骤极为高尚。无疑地，你会为这种特殊的友谊表达方式发怒，但是它对你仍是有好处的，祝福你。
弗洛伊德的回信不曾显出一丝愤怒。相反地，我们读了弗洛伊德自认为比较高层面的平静回信后，不得不认为：终于按捺不住性子的荣格，恰恰做了弗洛伊德所希望他去做的事情。
弗洛伊德是这么写的：
我们精神分析家之间有一个习惯：
没有任何人需要为他自己的神经质感到羞耻。但是一个人行为不正常时，如果一直自称他是正常的，那就难免使人怀疑——他对自己的疾病缺少认识。
因此，我建议我们应完全放弃彼此的私人关系。这样的分手，将不会使我失去什么。
因为，长久以来我和你的唯一感情联系，就只是一条细线——过去失望的延续效应，而你可以得到许多东西，因为你最近不是曾在慕尼黑表示“你和我的密切关系，会抑制住你在科学上的自由”吗？
弗洛伊德写给荣格的另一封信还被保存着，那很可能是他写给他以前的“皇太子”的最后一封信。
荣格1913年8月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医学大会，他在一连串的演讲中勾画出他的立场，为他的观念取名为“分析心理学”，正好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分庭抗礼。
他说：“精神分析理论，应该要免去纯粹的性观点！为了取代它，我想要介绍一种‘唯能说’的观点。”而在梦的解析方面，他发现自己“完全同意阿德勒的看法”，换句话说，完全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
荣格仍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会长。弗洛伊德心里明白，在1914年的大会以后，他得做些事来对付荣格。弗洛伊德心里也知道，情况不太乐观。
他在1913年11月17日向钟士倾诉道：“我们大部分人都寄望荣格做些傻事毁掉他自己！如果他聪明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5天后，他重复自己的见解，他说：“我们知道，荣格的立场非常坚定，我们的希望仍是他会毁了他自己。由于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影响，你必须去打击他，但这可能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弗洛伊德和荣格周旋时，在个人的感情和职业的感觉上纠缠不清。他写信给普特南说：“我的经验告诉我，在一门科学的发展中，理论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错误也可能包含着进步的因素。但是这些分离和理论的创新，势必会对个人的心理造成许多的伤害！”
1913年年底，弗洛伊德开始为《年鉴》的下一期写一篇他自称“势必引起争论”的文章：《论精神分析运动史》。
标准版的编者詹姆斯·史特其说：“它的目的是，清晰陈述精神分析的基本假说和立论，证明阿德勒和荣格的理论完全不能和他们相比。如果他们那些矛盾的见解也被冠以同样的名称，只会使人们迷惑……”
1914年4月20日，荣格终于辞去会长的职务。他的理由含混不清，但是钟士相信他的辞职是承认了“他的地位和能力不相配”。很可能他已经听到弗洛伊德正在写《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消息。
弗洛伊德欣喜若狂，写信给亚伯拉罕说：“相信你们一定和我一样地诧异，荣格为何会照我们的心愿出此下策？我们的苦心的确没有白费，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挣脱他，甚至是整个瑞士派的人。”
但是荣格仍然是协会的会员，他正要去访问英国。弗洛伊德曾告诉钟士，他已经对宽大和仁慈感到厌烦，正在焦急地等待炸弹爆炸。他对钟士说：“我不奢望能立刻成功，但却要不断地奋斗。”
3个星期之内，炸弹的确发生了效果。荣格辞职了，并且肯定地说，苏黎世的精神分析师，没有一个会出席预定1914年9月在德勒斯登举行的会议。
弗洛伊德在1914年7月18日写信给亚伯拉罕说：“我不能抑制我的喜悦。”4天以后，苏黎世集团投票，以15比1的票数通过撤出国际协会，理由之一是“国际协会危害了我们的独立研究”。
弗洛伊德早在1914年夏天达到主要目标以前，就已经决定了他的下一步棋。荣格辞职时，他就写信给6个欧洲分会的会长，建议第五届大会的安排应该暂时停止。同时，应该选出一位代理会长，他自己的选择是亚伯拉罕。表面上，弗洛伊德大获全胜。“理想的决裂”已经达到了，对于国际组织的控制权现在终于回到他手中，而委员会的成员拱卫在他左右，忠心耿耿地使事情不出现任何差错。弗洛伊德的未来似乎已获得保障。
1914年夏天，三个学派成为鼎足之势：一个是弗洛伊德派，一个是阿德勒派，另一个则是荣格派。
在煎熬中坚持研究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所发生的国际危机，弗洛伊德早就心怀不满。
1912年，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称当时为“可恨的时代”，谴责各大国的相互争夺。对政治的厌恶使他千方百计地想逃离政治，谁也没想到战争将在1914年爆发。当战争爆发时，弗洛伊德非常震惊。但很快，弗洛伊德又恢复了冷静状态，他只专心研究他的理论问题。
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月内，他坚持指导两份杂志——《精神分析杂志》和《意象》的出版工作。
同时，在1915年春的6周内分别写出了5篇包含着他的重要理论观点的论文。《本能及其变迁》和《论压抑》是在3周内写成的，他最满意的《论潜意识》是在2周内写成的，而《对梦的理论的超心理学的补充》和《悲伤与忧郁症》则是在11天内完成的。
在1915年春末夏初的6周，他写出了5篇以上的论文。8月，他写信给钟士说，他已完成了关于超心理学的全部12篇论文。他还说，准备将这些文章以书的形式发表出去，但时机未到。后来，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他只正式发表了5篇。可能是他觉得另外7篇的质量不高，自行烧毁了。
从表面来看，弗洛伊德的学术活动并未受到战争爆发的明显干扰，即使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也仍然没有中断。
由于阿德勒与荣格相继离开弗洛伊德，1913年夏天，就组成了一个“守护”弗洛伊德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首先由钟士向费伦齐提出，接着，又得到了奥多·兰克、查赫、亚伯拉罕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支持。
但是，弗洛伊德觉得，要想让这个委员会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继续扩大。所以，弗洛伊德本人亲自推荐马克斯·艾丁根也参加这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它的创始人钟士。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至少是10年，一直保卫着弗洛伊德的荣誉与学说，反击对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说的各种攻击。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对这个委员会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满意。他说：“和那些离弃我的人相比，还有更多的人都忠诚地与我合作达15年以上，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和我私交甚笃。”
1915年，首先是兰克和查赫被征召入伍，不久费伦齐也成为匈牙利军队的军医。这让弗洛伊德逐渐地感觉到战争的危害性——它正逐渐地夺去他的亲密朋友和亲人，连他的大儿子马丁和小儿子恩斯特在大战爆发后不久也参军了。弗洛伊德不得不在与他的亲密朋友的通信中寻求慰藉。
由于战争的爆发，弗洛伊德诊疗所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少。战前，从欧洲各地来弗洛伊德诊所看病的人很多；战争开始后，病人就寥寥无几。所以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这是一段最空闲的时期，因此他在这段时间写了不少论文。在努力写作的同时，他还绞尽脑汁地思考各种问题。他沉浸在学术和理论上的艰苦研究工作中，以此回避外界的讨厌事务。
他在给费伦齐的信中说：“这个世界回馈我的与我给这个世界的贡献完全不成比例。我现在真想脱离这个世界，我希望这种状况能一直维持到大战结束。”
在当时，弗洛伊德除了著述以外，还给维也纳大学开讲《精神分析学导引》。在弗洛伊德的学生当中，有一位叫洛·安德利斯·沙洛姆的女学生。
早在战前她就已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她很善于发现伟大人物，她的朋友圈里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瑞典剧作家斯特林贝格，奥地利诗人李尔克，奥地利剧作家斯尼兹尔和法国雕塑家罗丹等人。
沙洛姆曾自称，她曾迷恋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尼采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也给予沙洛姆女士的品格很高的评价，而沙洛姆也很推崇弗洛伊德的科学成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洛伊德同沙洛姆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沙洛姆在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表示自己认为人类的未来是乐观的。弗洛伊德却在给她的回信中说自己认为人类将战胜这场战争，自己恐怕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评价不了人类的丑恶等。
弗洛伊德非常厌恨战争，荣格等人的分裂运动也让他感到很愤慨。形势让他感到越来越悲观。1914年，在他所著的《论精神分析运动史》中，他严厉地批评了荣格与阿德勒的观点。在大战爆发期间，他还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潜意识及其他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课题。他想凭借这些不停的著述活动加强自己的理论阵地。
1916年新年，弗洛伊德在致艾丁根的信中说：“关于战争，很难说什么。没人知道战争最后会打成什么样子，出现什么后果。他在信中还提到自己的大儿子已升为中尉，而小儿子也是准尉，他们俩现在都正在意大利前线作战。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利沃，现在是个工程兵，正在喀尔巴阡山开凿隧道。”弗洛伊德对自己儿子的生死前途非常牵挂，他每天都以焦急的心情看4份报纸，从上面了解战争情况。
1916年，弗洛伊德的生活开始艰难起来。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粮食，很快粮食就开始短缺。在这一年弗洛伊德的许多信中，弗洛伊德都提到他的家人因为缺粮，怕会有揭不开锅的时候。雪上加霜的是，他还得了重感冒病，这让他显得更加衰弱。他的60岁生日过得格外凄惨——他的几个儿子都在前线打仗，自己又食不果腹。
至1917年，弗洛伊德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物质短缺、粮食不足、经济上也更加紧张。弗洛伊德还患了严重的风湿症，写字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没的用，没的吃，没的花，还得了病，但这些从来都没有动摇弗洛伊德的意志。
1917年夏天，弗洛伊德来到措尔巴多山区度假。这里有1000多米高的山区，天气凉爽，美中不足的是这里时时有风暴。弗洛伊德时常到户外散步，并兴致勃勃地去采蘑菇。在那同他一块度假的还有费伦齐、查赫、艾丁根和兰克。
那一年，弗洛伊德写了一篇论文——《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在这一年，弗洛伊德还把1915年出版过的《精神分析导引》加以扩充再版发行。
1917年年底，弗洛伊德的口腔癌开始表现出初期症状。他的这种病最忌吸烟，但对他来说，戒烟是非常难受的。他的下颚会经常颤抖，并常常伴有剧痛。弗洛伊德越来越担心自己会在母亲之前去世，而这个打击会让他的母亲不堪忍受。
1918年8月，德军固守多年的“兴登堡防线”被英、美、法联军突破。这时，德国的战败已成定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前夕，因各种原因被迫中断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重新召开，时隔3年后，第五次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
同年9月28日，大会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科学院大厅正式开幕。这里所说的东欧各国政府指的是奥地利、德国和匈牙利政府。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参加了大会，表明在世界大战中出现了许多患严重精神病的士兵。布达佩斯代表大会推选费伦齐担任主席。
几个月以后，即1919年春夏期间，布达佩斯大学有数千名学生请求政府委派费伦齐到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在布达佩斯代表大会上，弗洛伊德宣讲的论文的题目是《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进方向》。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弗洛伊德焦急地等候他的儿子们能从前线平安地归来。他等了好几个礼拜也没有等到大儿子的音信。12月3日，他终于收到他的大儿子马丁自意大利寄来的明信片，他这才知道：马丁和其他奥地利军队被意大利人民包围，后来，他被送到意大利医院接受治疗。马丁在医院里一直住到1919年8月。
战争刚刚结束，纸张严重短缺，但在此情况下，弗洛伊德还是成功地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论集》第四卷。这一卷厚达700多页，比前三卷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
战争虽然是结束了，但和平并没有真正地到来。弗洛伊德在苦闷的气氛中，只好继续发愤著述。这一年，他发表了爱情心理学中的第三篇论文《处女之谜——一种禁忌》。与此同时，“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正式成立。
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一个神经质儿童的故事》（又名《狼人》）、《恶心的东西》和《孩子挨打》也先后出版。
社会的动乱给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弗洛伊德本人的诊所收入也是少得可怜，他的儿子、女婿找不到工作。
1918年至1920年的冬天，天气寒冷，又买不到燃料。弗洛伊德不得不在零下10多度的严寒下，守候在没有暖气的诊室，在室内他也不得不穿上大衣和皮手套。晚上，弗洛伊德又要用冻僵了的手执笔写稿和校阅稿样。
由于经济困难，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借债度日。由于通货膨胀，他原有的价值15万克朗的存款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样，在他60岁开外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一无所有。
1919年年底，弗洛伊德的夫人玛莎也身患重感冒，因而更加衰弱了。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唯一给弗洛伊德带来慰藉的，就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广泛发展。
战争带来的灾难远不止战争本身，战争后遗症之一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更多了。人们在精神上的空虚、苦闷和悲观，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分析学，希望求助于它来探索解除精神苦闷的奥秘。
因此，战争结束以后，西欧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大大增加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各国的支会进一步有所发展，精神分析的研究活动也大大增加了。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欧战虽然摧毁了好多好多的社团组织，但对我们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却毫无影响。战后第一次集会在中立国荷兰的海牙举行。东道主国荷兰殷勤地接待来自中欧各国的赤贫挨饿的代表们，境况令人感动。我相信这是英、德两国的人在战后的废墟上第一次围桌而坐，共同友善地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对于战场神经病的观察，终于打开了医学界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心理因素在神经病中的重要地位。”
1920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精神分析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稳固基础。战争使精神分析学深入人心，渗透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渗透一切与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的学科中去。从此，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迈入了崭新的阶段。精神分析学开始成为无形的精神酵母注入文学、艺术、社会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而在渗透的过程中，不但精神分析学起到了改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的作用，而且，精神分析学的不足部分得到了发展和补充，它的不准确部分得到了纠正和改造。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弗洛伊德担负起更重的任务——他要负起在理论上补充、发展、修正精神分析学的重任，还要指导它的实际应用，总结新的经验。
1919年，维也纳大学把弗洛伊德从副教授提升到正教授，但仍然没有让他在学校和系里担任学术上或行政上的领导职务。
《快乐原则的彼岸》是弗洛伊德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有关本能的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由于“本能”理论的建立，使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理论更加成熟和更加圆满。
关注战后精神疾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与荣格的瑞士派人士从弗洛伊德的阵营中决裂出来的时间几乎相吻合，这两件事都对精神分析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大战中的那几年，欧洲大陆国家——英国和美国，还有最反对弗洛伊德的人，都很难忽视一个问题：数以千万计从战场负伤下来的兵士们，大都患了精神崩溃症，当时人们对此有个特别的名称，叫作“炸弹惊骇症”。
这种症状不仅可以用精神分析的治疗法减轻，而且还可以证实某些精神分析理论的假设。到了1918年，不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已经用精神分析治疗军队医院中的病患了。
弗洛伊德所预言的庸医骗人行为，使他遭到各方面甚至精神分析师的攻击。有人曾经说：“当弗洛伊德的声誉日增时，别人恶意地把他的理论与瑜伽术、神圣的治疗、动物吸引力和整骨疗法等归为同类。”
有一本在1912年出版的教科书，把心理治疗放在《招魂术和通灵术》的章节里，评论它说：
可能借着启示，有些实用主义的价值，但是却没有科学的根据。另一位心理学家则强调，治疗的成功并不能测验理论的正确性。
只有一些比较通俗的杂志成功地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报道态度。既不随便赞美，也不作骇人听闻的谴责。其中之一是《纽约时报》。当1914年秋天《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译文出现在美国时，它以半页的篇幅，作了客观的报道。
1915年年初，长期血战的迹象日益明显，英国人即使没有充足的理由，也可以找到许多借口，谴责弗洛伊德只是另一个“长久使我们受损的德国教授团的家伙”。如果不是大战前夕有一小群支持精神分析的人仗义执言，那些攻击将会产生很大的力量。那一群支持者中间，最有名的当然是恩斯特·钟士。
创立伦敦精神分析学会，只是钟士在英国推展精神分析的最重要项目。过了不久，他向皇家医药学会精神病学组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第二年，弗洛伊德的“遗忘理论”讨论会在达拉莫的心理学家与哲学家联合会上举行，偶尔在医学刊物上登载精神分析论文，已不再引起人们震撼惊奇了。
如此，在大战爆发以前，英国已有一群支持弗洛伊德的人。虽然人数少，却坚决地在英国建立起桥头堡。布利尔翻译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在大战期间的第一个冬天出现于英国。
当马西尔反对在战时使用精神分析时，被医药心理协会的会长断然拒绝了，原因是这个主题将不会被人认真看待。会长还埋怨道：“当然，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的卑劣教条，在英国精神病学家的教学和著作中，都没有得到什么支持，是众所皆知的。”
但是，尽管精神分析只受到极少数人支持，仍有些人感到受不了。几天后，一些“卫道士”在《英国医学杂志》的专栏中问道：“大家是否知道，精神分析家们在我们的军医院中的疯人病房做有害的工作？”
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聚会因大战爆发而搁置了，后来虽然恢复，却每3个星期才举行一次。弗洛伊德的诊所生意没有起色，他像许多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一样，面临收入减少、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他的三儿子恩斯特跟长子马丁一起从军，而奥利佛因为体格欠佳不能服役，参与了一连串的机械工程。
弗洛伊德写信给亚伯拉罕说道：“我现在好像正站在北极圈的长夜里，焦急地等待着太阳的升起。”
太阳终于在几个星期后升起了。弗洛伊德开始写一连串的论文，并以从前所不曾有的速度完成了。第一篇是《对当代战争与死亡的沉思》，第二篇是《我们对死亡的态度》，并于1915年4月首次发表。
这两篇为《影像》杂志所写的文章完成后，弗洛伊德立刻从事起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将10多篇论文集成一本书，取名《超心理学绪论》。“超心理学”这个观念，是他首先使用的。他曾向弗莱斯解释那是“引导至意识背面的心理学”。
多年来，它的意义已经扩大到可以在科学中称为“一般理论”了。但是，弗洛伊德特别用这个词形容精神现象与精神器官及所牵涉的本能以及在器官中产生能量分配的关系。
头两篇论文是《本能和它们的变化》以及《压抑》，集中在3个星期内完成。第三篇《潜意识》花的时间不超过3个星期，阐述了弗洛伊德建立整个精神分析的中心思想。接下去是《梦的理论的超心理补充》和《哀悼与忧郁症》。
这头5篇超心理学的论文完成后，弗洛伊德开始准备他在大学的定期讲课。讲授时间是1915年10月和翌年3月，对象包括医生和其他科系的教授们。这次讲课和他在其他大学的演讲不同，他要出版讲义，如此他可以向广大的群众显示他的思想，并以炉火纯青的方法鼓励他的听众跟从他的说法，而这种方法正是他经常所表现的中庸之道。
他演讲的前言，已印成《精神分析人们》，他提醒大家，“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不可能……沉着冷静地保持一种科学理论；也不可能避免以一个警告作为开始”。于是，他的开场白说，在他的听众中，可能有人不满意皮毛地了解一点精神分析，而是决定要和它建立更永久的关系。
在一系列的演讲开始前，弗洛伊德特别向听众声明，他将不讨论思想倒错和梦而要讨论神经官能症，那是除了听众中的医生外，大多数人都很陌生的一种现象。他解释，即使在这里，他仍要用长久以来使用的相同技巧。
《精神分析人们》分3个单元出版，时间在1915年和1917年，是弗洛伊德除了《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之外，拥有最多读者的一部作品，曾被翻译成17种文字。
弗洛伊德很清楚，对于外行人来说，这些讲稿清晰地阐述了精神分析，它们也为他带来一大笔财富。但是，1918年3月他的书完成以后，却比以前更沮丧了。
毫无疑问，原因是他已经62岁了，他以前认为自己在这个年纪就会死去。他对战争的结果也越来越悲观，而且，秋冬来临后，食物和燃料将更加短缺。除了这些物质问题外，他还为国际上的认可与否而担心。
在1917年，至少有几件事值得弗洛伊德庆幸：他两个在军中的儿子安然无恙，直至战争结束都是如此。马丁一直在西班牙加里西里和俄国的前线，而恩斯特则在意大利的前线，好几次都从鬼门关躲过。
弗洛伊德只有一个亲戚阵亡，那是他妹妹罗莎的儿子哈曼格拉夫。他出嫁的女儿玛西黛和小女儿安娜都在维也纳，除了经常想念在前线的马丁和恩斯特外，他主要的家庭问题是很难跟在汉堡的女儿苏菲联络。
到了秋天，生活条件变得更困难，未来唯一能确知的事，就是食物和燃料的短缺。但是，也有几件事情稍微减轻了弗洛伊德的忧郁，那就是有人提名他接受诺贝尔奖。
事实上，早在1914年，就有美国心理学家怀特策划提名弗洛伊德，但是后来没有下文，而弗洛伊德本人似乎也不知道有这个计划。现在弗洛伊德的名字被罗伯·贝拉尼提出，此人在1914年得到了诺贝尔的医学奖。
弗洛伊德并没有因贝拉尼的提名而得到诺贝尔奖，以后罗曼·罗兰、阿诺·兹伟克等人也同样努力过，都没有结果。弗洛伊德告诉亚伯拉罕：“我已经两次看见诺贝尔奖金从我面前扬长而过。我也已经了解，这种官方的承认根本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当1917年秋天如期来到阴霾中时，还有另一个令人鼓舞的小火花：英国人已经占领了耶路撒冷，并且发表《贝尔福宣言》，答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弗洛伊德对亚拉伯罕说那是唯一让他感到高兴的事。
虽然弗洛伊德现在仍深陷于沮丧之中，但精神分析的前途已经渐渐地改善。在美国，普特南就曾感叹说：“10多年以前，有谁曾梦想过，今天的大学教授们会向男女学生讲授弗洛伊德的理论？科学界人士依赖它们，以探求本能的奥秘；教育家们希望找到训练年轻人的秘诀。”
在医学界，这种重点改变的原因是医生们现在必须处理渐增的患了“炸弹惊骇症”的伤兵。不错，在以后的战争中，也有许多受战争压力而使人精神崩溃的例子，但是他们的数目和身体受伤或感染疾病的人相比，却是微乎其微。
现在，在西方前线的持久壕沟战，加上日夜不停的炮火轰炸，使情况急速改变，人们逐渐关切战争所引起的精神病问题。精神病医师被配属在军队医院里，而精神病的病例和外科及内科的病例一样，被详细地研究着。
弗洛伊德一点也不知道精神分析在英国发展的情形，而且很少接触奥国所治疗的“炸弹惊骇症”的个案。但是，可能维克特、陶斯克已经提醒他注意这些现象。
陶斯克是在1915年被征召为陆军的精神病学家，第二年印行了一篇论文，叫作《关于所谓战争精神病的症状学之诊断考虑》。
在欧洲，考虑用精神分析治疗战争下精神病患者的人不只陶斯克一个。
在1918年2月，弗洛伊德收到由恩斯特·锡麦写的论文《战争的神经性官能症与心灵创伤》。锡麦是一位德国医生，战争爆发时，被征召到一个野战医院，担任医药顾问，不久后采用被认为是革命性的政策，以客观而公平的态度对待在战斗中受压力而精神崩溃的人，而不是将其视为装病逃避义务的士兵。
几个月以前，锡麦曾向德国作战大臣提出一项计划，准备组成一个精神分析机构用以研究神经病源，并免费提供顾问的诊所以及一个可以治疗病人的疗养院。当局似乎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是，德国政府受到了影响，派了一位官方代表，参加由弗洛伊德及他的追随者筹划的定于1918年举行的国际大会，而奥地利和匈牙利也是如此。
大会本来决定在波兰的布勒斯特举行，但是后来改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时间是9月。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瑞士人与会，出席的42人中，有3个荷兰人，3个德国人，其余的则来自风雨飘摇的奥匈帝国。
当弗洛伊德知道中央集权官方已表示有兴趣的真正原因时，他一定有许多感慨：精神分析原来的目的是解开人类思维的神秘和减轻人类的痛苦，而现在却被认为是尽快把人送回战场。
经过许多次的磋商后，荷兰的海牙终于被选定为国际大会的召开地点，并决定在1920年9月举行。
海牙的大会相当成功。英国代表团有15人，德国代表团有11人。有16位荷兰的精神分析师，2位美国分析师，还有62位会员，其中有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及瑞士人，他们来自新组成的弗洛伊德的瑞士精神分析学会。
弗洛伊德在大会中演讲“梦的理论之补充”，重申20年以前，他主张“梦代表希望实现”的说法。此外，他更进一步地说，人类还有“惩罚的梦”以及“创伤的梦。”
海牙大会结束后，弗洛伊德打算和女儿安娜去英国。他希望去看他在曼彻斯特的亲戚以及拜访剑桥大学。但是，第一个障碍是安娜的签证没有及时寄到。然后，当他打算单独前往时，一位在柏林的亲戚因为心脏病去世。他必须去柏林吊丧，只好很难过地放弃此行。
弗洛伊德从海牙大会回来时，发现有一大堆信件和病人等他去处理，他的每一分钟都被占据。同时，大战结束后的几年中，弗洛伊德发现，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日益增长。
在维也纳，大约20年前就开始的“周三学会”，现在又一次繁荣成长起来，成为国际性协会的维也纳分会，也吸引了许多新的会员。其中有一位威廉·里克，是刚出道的奥地利医生。
当弗洛伊德正在振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维也纳分会时，英国也开始重组精神分析机构。大战期间，伦敦精神分析学会中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会员，却投入荣格的怀抱。1919年2月，钟士计划“整肃”英国组织中的“荣格派”会员，受到弗洛伊德的恭贺，于是解散伦敦学会，组织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
然而，在美国的情况特别令人惊异。那里，尽管有普特南支持弗洛伊德，钟士也曾孜孜不倦地宣扬弗洛伊德的见解，在某些医学会议里，精神分析被认真地讨论着。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美国精神病医生来说，精神分析仍然只是“厕所中的俏皮话或茶余饭后兴起的主题”。
除了拒绝认真考虑精神分析的怀疑者外，还有变节脱逃的人。其中有名的是撒母耳·邓南伯医生。他自1912年起，就是执业的精神病医生。
1922年年初，邓南伯宣布他的看法：“在我的经验里，没有弗洛伊德的那些解释，所谓神经质因若用支配人类生活的其他本能来解释，病人也可以治愈。性对于所有的神经质因并没有因果关系。神经质是由于个人与现实及世界的冲突而引起的，与他的爱情生活风马牛不相及。”
邓南伯说：“现在，人们如果在别的行业不能谋生，就转行当精神分析师。”他结论道：“精神分析是一种伪科学，就像手相术、笔迹学和骨相学一样。”
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混乱的美国精神治疗界里，到处可以听到严厉的批评家的咆哮、狡猾庸医所做的不实宣传以及顽固的敌人的恐怖雄辩。
甚至于在学术气氛比较浓厚的圈子里，弗洛伊德也不一定能得到他预期的认可。在英国，一般人的态度表现于罗斯·马考莱的小说《危险时代》里。书中的主人翁说：“弗洛伊德主义能奇妙地治疗疾病——不管是炸弹惊骇症、失眠症、神经沮丧、腰部风湿痛、自杀狂等，全都有效。”
汤玛斯说：“如果能以军事术语形容，我想说，弗洛伊德的理论代表对潜意识的一种总攻势，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必须承认，我根本不满意弗洛伊德的观念。相反地，我觉得我被他折磨得烦躁不安、不成人形。艺术家被弗洛伊德的观念透视得无可遁形，严重地破坏了他们创作艺术的秘密。”
面临着英国和其他地方的种种反对浪潮，钟士不屈不挠地向前推进。他经常在医学界演讲，为成立精神分析研究院铺路，贡献出他全部的才智和精力，支持弗洛伊德主义。
在英国和美国，对精神分析的讨论集中于它对医学界的实用价值以及它对“性”的强调上是否有依据。但是在欧洲大陆，精神分析方法却经常推展到和治疗没有关联的地方。
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受到大家逐渐知道的潜意识的影响。但他们的反应是，避免和弗洛伊德牵扯在一起。
尽管受到“时代文学的补充”的影射，可是许多作者仍不愿承认，潜意识是他们作品的主要源泉。这种犹豫是很容易理解的。
精神分析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本能的生命和想象的生命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一个在治疗中放弃神经质原的病人，和在创作中使感情升华的艺术家有相似之处。”职业的作家们多半对于这种视创作是“主观的逃避，而非客观的创造现实”的看法愤愤不平。
作家们的另外一种沮丧极可能来自《精神分析国际会刊》的过度夸张。那份刊物在大战后迅速发行，原则上应由弗洛伊德指挥，但是为了某些实际的目标，却受钟士的控制。
一开始，会刊内容以非医学的论文为主。第一篇大幅的论文是《谈亨利八世的性格和婚姻生活》，接着还分析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和《威尼斯商人》。詹姆士·塔斯勒说：“要归功于精神分析的，不仅心理学而已，还包括了所有邻近的学科，如人类学、民俗学、宗教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于文学批评、政治学和传记等。”
提出新的人格理论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里，把人的心理人格分成3个层次：本我、自我和超我。整个人格就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系统组成的，在一个健全的人身上它们处于平衡之中；反之，如果它们不平衡了，人就不是一个正常人或者平凡人了。
本我是人格中最原始的部分，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本能；二是从自我那里驱赶进来的东西，常是一些可怕的记忆。其中本能是主要的成分。
这些本能主要是一些最原始的本能，例如性本能、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等。这种原始的本能决定了它的野蛮性或者说是动物性。它是人最原始的特征，体现了人还处在原始状态下甚至在动物阶段所具有的心理特征，这时，人完全屈从于生存的需要，受生存欲望的支配便是原始人最大的心理特征，也是人最基本的人格心理特征。
本我总的来说由欲望集成，它就像一个大锅，里面装满了沸腾的欲望。这些欲望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自己的满足，为此它极其自私，不顾一切地追求自我实现，绝不讲道德之类，只是尽情地追求这些欲望。
就像弗洛伊德所言：“本我当然不知道善恶、价值和道德，与唯乐原则有密切关系的经济或数量因素支配了它的各种历程，它的唯一内容就是力求发泄的本能冲动。”
完全受本我的控制的人可能会无恶不作，坑、蒙、拐、骗、偷都不会让他感到羞耻，杀人、放火、抢劫、越货也不能让他感到内疚。因为本我所追求的是对性与生存的无限欲求，是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和禽兽毫无二致。
我们不难看出来，本我的欲求是永无止境的，它永远也不知道满足，就像弗洛伊德所言：“倘若我力求满足其本能而不顾强大的外力，便难免于灭亡。”
换言之，如果我不加约束地要满足所有的欲望，而又没有外力强大的制约的话，那么后果就只会是个体的毁灭。这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无法容忍一个专干坏事的不法之徒在他们中间肆意妄为。那么，本我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欲求呢？
大体而言，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自我的约束之下，即在遵守通常的伦理道德的前提之下去求得欲望的满足。在满足欲望的同时，也不会受到社会的阻碍、制约甚至禁止。
第二种方法要简单一些，就是个体仍然顺应本我，不顾一切地疯狂要求满足。不过，客观上这种满足往往不是真的去求得事实上的满足，而是求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即在幻想与幻觉中求得满足。不难看出，这样的话个体就处于一种虚幻的状态里了，完全活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他就是万能的上帝，他说一不二，他的一切欲望都能够迅速得到满足。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某些疯子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本我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自我。
自我原来是本我的一部分，它是人格结构中的实际行动者，执行超我与本我的命令，可以说是现实之我。自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野蛮自私的本我、大公无私的超我以及外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之尽量处于和谐与平衡之中。这乃是自我基本的，也是唯一的任务，这对于个体的生存与生活都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自我如何协调本我、超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呢？首先，自我与外界是相联系的，并且能够现实地对外界的情况作出评估。然后，它便能够决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本我之欲望。
当然，冲击自我的不仅仅有本我，还有超我。我们后面会看到，超我乃是来自文明所产生的伦理道德，它监督自我，严厉要求自我遵守一切社会规范，甚至要做得更好。否则的话，就会用羞愧、负疚等来令自我痛苦。
实际上，当个体遇到许多事情时，本我与超我总是提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张，都逼着自我去执行。可怜的自我就像一个要同时侍候两个主子的奴仆，而这两个主子总是在同一件事对它发出截然相反的指令，并且毫不宽容地要它执行。面对这样的两个主子，自我常常会无所适从，陷于情绪的泥沼，深感人生即苦海。
现在我们来看三重人格的最后一个——超我。
超我是弗洛伊德的独创而且独特的理论，在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中简直有如鹤立鸡群。这是因为在弗洛伊德的几乎所有理论之中，我们看到的总是恶，例如无意识、俄狄浦斯情结、性、梦、本能、本我等理论中的内容几乎没有哪个是善的，只有赤裸裸的欲望、变态、乱伦等。现在，终于有一个善的了，这就是超我。
超我是人格中善良的部分，它讲求道德，而且严厉要求主体按照理想的善之标准行事。这个善之标准是怎么来的呢？弗洛伊德认为超我的形成是依靠后天教育，而不认为人性本善。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机构不断地灌输教条的结果。后来，慢慢地，个体将这些教条嵌入内心深处，使之成为一种道德的教条，这时候，可以说，超我就形成了。
超我具有力量之后，就会行使这种力量。它如何行使呢？就是将自我变成它的仆人；要求它按照自己的指令行事。每当自我按照超我的指令行事时，超我奖励给自我一种幸福与自豪感。反之，则惩罚自我，让它感到负疚与罪恶。
当然，超我也不能事事都拍板。如果事事听从超我，个体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无法生存。所以，超我有时的指挥过于高尚而显呆板，但这正是本我所不得不来个干涉，因为它要保护个体的生存，不得不与超我背道叫板。显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假如生命都没法生存了，本我、自我还有超我也就跟着化作虚无，归为缥缈。
我们上面说过，人格中有3个并列因素，都强大而互相矛盾，那么，它们构成的实际人格也是这样互相矛盾吗？但根据实际情况，人格大体上分成两种：正常人格与非正常人格。
在正常人格里，本我、自我与超我达到了一种平衡，即三者都满足了一部分的欲望，然而都没有得到全部的满足，也就是说，既满足了自己的一部分欲望，又尊重了其他二者的一部分欲望。并且，这样做之后，无论自我、本我还是超我都觉得满意，这样的人格就是正常人格。反之，就是非正常人格。
当超我、本我、自我三者关系出现极端时，还可能会出现极特殊的情况。一是超我超强，也就是比正常好，另一是本我超强，也就是比正常坏。但是这两种情况只会出现在特殊的情况下，或是极特殊人的身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三者处于平衡状态。
剖析人类的欲望
1929年夏天，当弗洛伊德住在阿尔卑斯山时，他仍然爱山，仍然喜欢欣赏花草和风景。而为他看病的舒尔医生发现，“他所有的痛苦并没有减损他那种享受的能力。”
但是弗洛伊德不能长途跋涉了，并且发现坐下来读书变成了很困难的事。他有时很无聊，整天只是抽烟和打牌，但觉得自己不该这样虚度。于是，他又把精力投入工作之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这样做就不会觉得时间难熬。”
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一篇30000字的论文，题目是《文明中的不快乐》，后来改名为《文明及其缺憾》。
一个月后便写出草稿，这篇著作的原来的题目是《文明中的不快乐》。这里所说的“不满”，带有“不安”、“烦闷”、“痛苦”和“苦恼”的意思，实际上是表示人类心理生活中的“苦恼”在文化上的表现。
在弗洛伊德致洛·沙洛姆的信中提到，他的《文明及其缺憾》探讨了文化、犯罪的意识、幸福和崇高的事物。“这一切激发了我，以致它同我在撰写以往著作中的感受不同，始终都有一股创造性的冲动……在写这部著作时，我已经重新发现绝大多数的平凡的真理”。
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探讨了最广泛的问题就是人类同宇宙的关系。弗洛伊德指出，人类对欲望的规范构建的人类的文明，对欲望的放纵会导致文明的危机。
当文明和欲望冲突时，人类应当如何处置呢？一边是欲望，一边是文明，人们该如何走下去呢？或者人们可以协调文明发展与欲望满足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平衡？
接着，弗洛伊德开始研究生活的目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目的主要是由享乐主义原则所决定。人类追求着幸福，但弗洛伊德发现：幸福是人们心中一种“暂时的”和“过度的”的状态。
所谓“幸福”，是指“比以前较好”这样一种状态。弗洛伊德认为，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的。人们往往把对幸福渴望寄托在宗教和恋爱中，但弗洛伊德认为利用宗教来给予人类幸福是注定不会成功的。
恋爱与宗教不同，它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让人不再感到孤独。因此，弗洛伊德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式。”
但是，恋爱也只是暂时的幸福。弗洛伊德特别分析了个人欲望同社会环境间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这一冲突在现代社会中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同幸福相比，不幸福的力量更大一些。这种不幸福来自3个无可回避的来源：肉体的痛苦、外在世界的危险性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干扰。这就触及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问题。
弗洛伊德对社会和当代文化的现状极为不满，这篇文章很好地说明了弗洛伊德已对现代社会失去了信心。
弗洛伊德在研究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时得出悲观的结论并非偶然，这和他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有必然的联系。结合他的特殊处境来看，他的失望情绪值得体谅。从他的社会地位来看，他对社会不满和对西方文化的堕落不满，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当然，弗洛伊德的悲观人生观后来也成了文艺界中一部分人玩弄颓废文艺的一个口实或“根据”。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
正是因为欲望对于人类生存所具有的双重影响，我们应该看到，这一影响乃是相互矛盾的，它既给人们带来生命，也给人们带来灭亡。欲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把人类导向文明的彼岸，也能把人类推向死亡的深渊。
从原始文明的发展史中，人类对于欲望的压抑是与文明同步产生并且是同步发展的。其理由当然非常简单，因为如果人类不对欲望加以规范——禁忌就是以神命的形式所进行的规范——那么人类将不可能在智力与体力方面得到飞跃，而文明当然也无从产生。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无规范的欲望将直接导致人类的体力与智力的退化。他不光会削弱影响个体，甚至还会削弱整体，这显然与人类的生存本能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如果人类普遍不能对自己的欲望规范的话，那么人类的命运必将是逐步衰弱，最终走向灭亡。
弗洛伊德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对欲望的规范也会越来越严格，人类的心理承受的压力一定会越来越大，生活也就必将越来越压抑，文明化后的人类对于纵欲的普遍反对乃是文明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之一。
总之，文明起源于对欲望的压抑，而对欲望的压抑将会导致文明的危机。究其原因就在于：对欲望的长久压抑将会导致欲望的反抗，而它的反抗就是打破人们对欲望的规范，也就全面打破了对放纵欲望与搞乱伦理的禁忌，而压抑欲望和保护伦理乃是文明的根本。如果文明的根本受到损害，文明本身还能够完好无损吗？这正是现代文明缺憾所在。
早在1917年年底，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那段时间对弗洛伊德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醒不了的噩梦。那个时候，由于长期吸烟，弗洛伊德的下颚癌的病痛折磨越发严重了。癌细胞是一种变异的细胞，是产生癌症的病源，癌细胞与正常细胞不同，有无限生长、转化和转移三大特点，也因此难以消灭。在适宜条件下，它能无限增殖，成为“不死”的永生细胞。
在当时医学中，手术疗法是最早应用的治疗癌症的方法，也是目前许多早期癌症治疗的首选疗法。许多早期癌症可以通过成功的手术达到根治的目的。一些癌症病人病情发展到晚期，无法进行根治性手术，但是为了减轻病人痛苦，延长病人生命，也可进行手术，这种手术称为姑息性手术。而弗洛伊德的癌细胞已经不属于早期，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无法治疗。这一点很快就被证实了。
1923年4月的一个晚上，弗洛伊德让他的医生菲力斯·道西大吃一惊，他要求医生查看自己的口腔。道西医生只看一眼就给弗洛伊德确诊了。弗洛伊德患上了一种晚期的“口腔癌”！道西医生仔细看过后，认为病情相当严重，需要活体解剖，并且动手术除去染病的薄膜。他们很快就安排好了。
道西医生写道：“我们一起坐车到医院，说好了手术完后他可以马上回家。但是他失血较多，情况紧急，所以必须在医院单人病房的床上休息，因为那时没有其他的舒适病房空着。”
不久以后，就开始放射性治疗了，这是一连串治疗和手术的开端，希望可以防止疾病的蔓延。
1923年5月10日，弗洛伊德回复亚伯拉罕给他的生日祝贺信，他尚能写信：“我又可以吃东西、工作和吸烟了。而我将试用你乐观的口号：祝你青春永驻，万年常青。”
这封信代表着弗洛伊德面对挑战，努力不懈的精神。他直至生命终了时，仍不屈不挠地表现出他真正的英雄本质。
巴德·格斯丁的医生检查了开刀后的疤痕，认为他正在逐渐复原中。但是弗洛伊德对本地人不太信任，他觉得身体仍然不舒服。8月初，他去拉佛隆和女儿安娜会面。安娜劝他马上写信给在维也纳的菲力斯·道西医生。
道西立刻回了信，并且决定从维也纳出发，亲自去看弗洛伊德。他抵达拉佛隆后，马上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必须进行另一个更重大的手术。
可是再过几天，精神分析的核心小组会，就要聚集在圣克力斯多佛。而因为弗洛伊德早先计划，要在8月底去罗马，现在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核心小组的成员，现在还不知道弗洛伊德的情况有多严重，他们会不会劝他接受手术？第二，弗洛伊德是应该照计划去罗马，还是立刻回维也纳？
很显然，弗洛伊德没有接受动手术的劝告，就去了罗马。等他回到维也纳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而等到许多年后，才有人告诉他核心小组决定不让他知道真正的情况。
就在弗洛伊德等待动手术时，他接到一封信，使他感到很满足。有一位美国的精神分析师，带着一封史丹利·何尔的介绍信来拜访他。
何尔在信中赞美弗洛伊德道：
你的成就比现在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家都要高超！事实上，历史将要证明，你对我们的贡献和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以为，如果你对那些叛离你的门徒宽容一点儿，也不会损及你崇高的学术地位。
以我自己来说，你的工作一直是我过去15年来工作上的主要灵感源泉。它已经给予我对于精神生活上的崭新观念，你赐给我的，比任何人都要多。
弗洛伊德读这封信时，等待着他的是复杂的大手术。问题牵涉得很广，外科医生发现必须先在一个尸体上实验，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进行手术。事实上，需要动两次手术。第一个比较小的手术准备在10月4日进行，一周后再进行大手术。首先，嘴唇和面颊必须割开很大的一个口子，然后将整个上颚和染病处右边的软肉割除。
第二个手术进行了7个小时，要经过局部麻醉和一些镇静作用。在10月底，弗洛伊德就已经回到了柏格街19号。
现在，弗洛伊德在康复中，他希望最坏的情形赶快过去，可是还不到两个星期，他的希望就破灭了。11月12日，将先前割下的组织样品拿去化验的医生告诉他，疾病在继续恶化中。他们建议再动手术，弗洛伊德也同意了，于是就在当天下午开刀。
这次手术看来很顺利，12月底以前，弗洛伊德回到家里，显然在复原中。直至13年后，恶性的细胞才再度被发现。但是弗洛伊德的灾难却持续不断。他将会经历30多次的手术，以除去慢性发炎的地方和病变前的癌细胞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