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事业的巅峰

言辞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它们能带来最大的幸福，也能带来最深的失望，能把知识从教师传给学生，言辞能使演说者左右他的听众。——弗洛伊德

出版《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开始对自己更有信心，一切又有了新的改变。

自1886年他以沙考特的忠诚门生身份回到维也纳，到出版《歇斯底里的研究》之间，他已经缓慢而稳健地摆脱了沙考特的思想。

1889年，他第一次公开反对沙考特对歇斯底里病症的本质的看法；到了1893年，他更公开地发表文章批评歇斯底里病症的麻痹状况。

不久，弗洛伊德发现了4种神经病源：歇斯底里、意志骚扰、焦虑性神经病、神经衰弱，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性”病因。至1896年，他信心十足地指出，它们全都是由幼年时代潜意识的性事件而引起的，如此一来，沙考特的遗传论就被排除于病因以外了。

和布洛尔的联系终于断绝了，弗洛伊德进入了另一个时期，他后来称为“精彩的孤绝”期。他在1896年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这是我人生最寂寞的时刻，所有的老朋友都离我而去，我还没有交到任何新朋友；没有人注意我，而唯一使我向前的是向传统挑战的决心，以及写《梦的解析》的心愿。

弗洛伊德知道，他和布洛尔决裂以后，唯一使他不致孤立无援的是与弗莱斯的友谊。维也纳和柏林的遥遥相隔使这两个人很难见面。但是，他们通信不辍，信中流露了对彼此的关怀。

弗洛伊德已经养成了在感情上对弗莱斯的依赖，这是他唯一可以倾吐思想而不怕被耻笑的人，而且彼此的依赖性随着他们在医学上的联系而加强。虽然布洛尔曾经是弗洛伊德的家庭医生，弗洛伊德却有好一阵子特别听从弗莱斯的建议，尤其是1893年发现的偶尔发作甚至于威胁到他生命的心脏病问题。

弗洛伊德虽然是犹太人，但他与犹太商人们不同，他没有什么钱，家庭人口又渐渐多起来，而且他很喜欢与权威者争论。不错，他曾经有许多富有的病人，但是大部分都是布洛尔介绍来的。此外，他正打算向顽固的大众推销一种精神病的理论，他知道势必触怒医学界和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主教权威。

弗洛伊德能坚持理想的原因之一是他天生不屈不挠的野心；另一个是外来反对的刺激。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太为人所知晓，那就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是医学界的风气——对新观念的坚持往往比坚守传统观念更为有利。

第一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已经于1889年在巴黎召开。在1890年，出版了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以及弗雷泽的《金枝》——它深入地探讨了人类器官的诞生和成长。这是两部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

1895年以后的5年，是弗洛伊德生龙活虎的时期。在他仍旧从事于“歇斯底里的研究”最后阶段之际，他首次透彻地分析了自己的一个梦。这对他以后的工作是极具重要性的。他后来开玩笑地问，他睡的那个地方将来会不会竖立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1895年7月24日，在这间房子里，梦的奥秘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窥见了。

1897年，弗洛伊德开始进行旷日持久的自我分析工作，这个工作因他父亲的去世而提前进行，同时，他又犯了一项错误，他自称是“最大的错误”，那就是“诱惑理论”的形成。虽然这项理论命途多舛，却引导他发现了“恋母情结”。不久，他认为那是精神发展的主源。他继续从事《梦的解析》的写作。

在19世纪最后几年，弗洛伊德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在挖掘神经质症状隐藏的原因上，《梦的解析》将是一种具有非凡价值的工具。

弗洛伊德曾经在《歇斯底里的研究》书中的一个注脚里，叙述他对自己梦中情节的分析，他写道：

几个星期以来，我不得不把我睡惯的床换一张比较硬一点儿的，在硬床上，我比较会做到比一般睡眠更深的梦，这样，在我醒来的头15分钟内，我会记得我所做的梦，于是我可以把它们一一记下，再设法去解析。

弗洛伊德深信，梦是对不可理解的睡眠经验之杂乱堆砌。他对自己的“伊玛之梦”，经过详细分析后使他信心倍增；当他用同一方法作自我分析时，更加熟能生巧。他的观念并不是全新的，以前的学者就曾指出：“梦包括了一波又一波的不连贯的无聊”，“梦的许多功能中，包含了希望的实现”等。

《梦的解析》一书，于1899年11月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作者在扉页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

那是我自己的肥料、自己的种子培育而成的！

此外，它的确把分析从一种狭义的治疗方法，扩展为一种潜意识的心理学。它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和他病人们的梦的例子，只是他庞大工作的一部分。遍览了现存有关梦的文献并分析了“伊玛的注射”那个梦以后，他接着提出了一个解释梦的奇幻性质的理论，然后阐述它们的意义。

基本上，他的假说是这样的：每一个梦代表一个愿望的满足。当人们睡觉时，抑制住潜意识内容的障碍已经降低，于是它们浮现成梦的意识。然而，在梦中呈现的，仅是弗洛伊德所称的“潜伏的”物质由“梦化工作”转化为物质内容的表现。

“梦化工作”有各式各样的构成因素，每种都赋予梦稀奇古怪以及不可思议的性质。在弗洛伊德以前，似乎没有人去留心解释这方面的情形。

“梦化工作”的过程，包括“浓缩”、“替代”和“象征”。一些批评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作用是对梦的性质首次提出合理的解释，而以前却不曾有人发表过令人满意的答案。

《梦的解析》一书出版后6年内，只卖了300多本。但是我们不能单以销量来衡量一本书的价值和影响力的大小。弗莱斯告诉弗洛伊德，柏林有10多个读者。

弗洛伊德也承认：“在我这里也有些读者，但目前跟随者的时机尚未成熟。而我的书有太多新鲜而且大胆的观点，严格的证明却嫌太少。”

再版时，弗洛伊德加进了新的材料，不顾传统观念的反对，继续修正他的理论，至少在细节上，介绍得更为详细。然而，批评仍旧继续着，直至1921年，他发现有必要在第六版上重新写序。

弗洛伊德的著作未能获得人们应有的重视。该书出版后许多年，仍然没有人提到它，即使是最重要的主题，都没有人提到。所谓“梦的研究工作者”也不曾引人注意，这给人们提供了最鲜明的反例——科学家居然不追求新知。

即使在20世纪的初期，他仍然对未来感到悲观。他对弗莱斯抱怨说：“这个新世纪带给我的，只是愚蠢的评论。无论如何在我有生之年，都不指望任何人给我认可了。”

弗洛伊德每天处理6至8个病例分析——大多数都是很有趣的东西，各式各样的新材料。他每天花9至11个钟头在病人身上。然后，晚上11点钟写各种报告。他已有能力开始偿还欠布洛尔的2300佛罗林。

之后，弗洛伊德的事业更顺心了。病人成群地拥来，每个工作日他要主持10个或11个病人的心理治疗。

这大概是他工作负荷的极限了。因为他还要继续自己并不太喜欢的工作——在大学里授课。虽然大多数爬上柏格街19号楼梯的病人，患的病纯属不必外在帮助就能治疗的精神疾病，但是也有例外。其中一个例外是“伊玛”，弗洛伊德全家人都认得她，她也是弗洛伊德曾经解释的最著名的梦——他自己的梦——的主角。

1895年夏天，弗洛伊德和家人在“舒罗斯伯勒优”，即耸立在维也纳郊外山丘上的一幢华丽宅第度暑假。这屋子以前是供人举行舞会和音乐会的地方，现在已经改为舒适的家庭旅社。

4月23日的晚上，弗洛伊德在这里做了一个梦，后来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伊玛的注射的梦”。

他会对梦产生兴趣，和他所使用的自由联想有关。

因为他发现，许多病人叙述自己的梦时，梦中情景似乎和他们白天意识下的思想一样鲜明。他们清楚地说出来，可见他们认为梦和别的可理解的现象一样重要。

基于这种现象，他认为梦并非是如大多数人所主张的没有意义，而是可提供许多线索，引导医生发现一个病人压抑在潜意识中的事件。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所叙说的故事是这样的：

1895年夏天，我正在为伊玛治疗，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也是我们家的朋友。她的歇斯底里焦虑症已经好多了，但是她还有其他身体上的疾病。我建议她做点儿事，但是她拒绝照做，于是治疗就中断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去度假了。

玛莎的生日再过几天就要到了，她告诉我伊玛到时也会来庆贺。伊玛的病例至少占据了我思想的一部分，于是那晚我做梦了。第二天醒来，把梦记录了下来：

一个大厅中，我们的宾客如云，而伊玛也来了。我立刻把她拉到一旁，好像在回复她的信，并责备她不曾接受我提议的“办法”。

我对她说：“如果你仍感到痛，那实在只是你自己的错。”

她回答说：“如果你知道我现在喉咙、胃和小腹都疼痛，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我很惊讶地看着她，她脸色苍白而肿胀。我独自想：我一定是没有注意到某个器官问题。

我拉她到窗前，向下望她的喉咙，她做出反抗的样子，好像戴了假牙的女人。我自忖：她实在没有必要这样。

后来，她乖乖地张开嘴巴，我在右边发现了一大块白色的东西，在另一个地方，我看见许多灰白色的疤。

我立刻请M医生来，证实我的看法。

我的朋友奥图正站在她旁边，而另一位朋友里奥波德正隔着她的衣服听诊，说道：“她左下方有一个没有反应的地方。”他又指出左肩的一部分皮肤被细菌渗透了。

M医生说：“毫无疑问，那是发炎，但是没有关系，痢疾将会接踵而来，毒素就会清除。”

我们也立刻知道了发炎的起因。

原来，不久以前，我的朋友奥图为她注射了一大堆丙烷基、丙酸、三甲胺，他不应该这么没头没脑地注射这些东西，而且注射筒大概也没有消干净毒。

弗洛伊德在解释梦境时，能把梦中的每个细节，与最近所发生过的或讨论过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并非梦中所有的事都与伊玛有直接的关系。

梦中弗洛伊德把伊玛带到窗前，看她的喉咙时，就浮现了先前他检查一位美丽的贵妇，并发现她的假牙的情景。白块和灰疤也和清醒时的经验有着清晰可指的连接。

此后，弗洛伊德对这个梦下了肯定的结论。他认为这个梦指出了一大堆其他的因素，让他脱卸了对伊玛情况的责任。

这个梦呈现了弗洛伊德希望了解的许多事件的特殊状态。因此，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被压抑希望的实现，而它的动机就是一个希望的自我满足。

弗洛伊德在遇到困难时，总是找出更多的解释，来探讨各种可能性，凭此，他的分析才能总是淋漓尽致。

创立精神分析法

1895年弗洛伊德发表的《歇斯底里研究》标志着他的精神分析学的建立。但是，它刚刚建立起来，就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正如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所说，《歇斯底里研究》揭示了歇斯底里病症背后的那些深层的、原始意识的根源，但没有回答“在心智演进过程中，它们何时开始成为病态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心智的演变过程中，那些原始意识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受到它们自身受压、受阻而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对此，布洛尔都企图用生理学的观点去回答这些问题。

在布洛尔看来，歇斯底里病症在本质上是处于被催眠状态的不正常的精神的产物。弗洛伊德则认为，歇斯底里病症是多种复杂的精神力量同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机、目的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也就是说，歇斯底里病症是那些正常的受压抑精神力量在反常的条件下转化为变态心理的结果。弗洛伊德曾经把他同布洛尔的分歧概括成“被催眠似的歇斯底里”与“防御性的神经质”的对立。

为了彻底解决上述问题，从1895年后，弗洛伊德便不停地进行探索。他在这一时期的探索线路主要是沿着两个方面——自我分析和梦的分析来进行的。这两种基本方法体现了弗洛伊德科学研究的一贯作风，即重视自己的亲身实践和生活中出现的精神现象。

弗洛伊德在出版《歇斯底里研究》以后，一直不断地发问，病态的心理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在催眠疗法中，一个人的许许多多内在的和外在的生活细节、事件，究竟又经由怎样的控制程序而慢慢地恢复起来？这些问题是解决精神治疗及分析精神病病源的关键。弗洛伊德对他的病人观察一天也没有间断。然后，他把临床获得的经验进一步同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结合起来。

经过详细的观察，他逐渐认识到：每一件被遗忘的事情的背后，都有其痛苦的一面。如果以该病人的人格标准来衡量，那么，这些事情就包含着不能令他苟同或使他引以为耻的观念。由于这些他不认同或引以为耻的观念在不知不觉间形成，所以也是在不知不觉间被忘掉，它在意识中存在。

所以，如果想使它重新回到意识中，就必须首先克服那些内在的阻力，而去克服那些内在阻力需要巨大的努力。病情不同，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也会相应不同，并和试图回忆的事情的难易成正比。从理论上讲，病人内在的阻力有多大，医生耗费的精力就有多大。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发现是继发表《歇斯底里研究》之后最重要的发展，它构成了弗洛伊德的“抑制学说”。

至此，精神病理过程就进一步明白起来，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某人心里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冲动，但被另外一种强有力的趋势所反对。我们可以猜想这时所产生的心理矛盾不外乎走下述一条路线，即两种活力——“本能”和“阻力”在完全意识的状态之下相持一段时间，直至“本能”的冲动被驳倒，而使其力量消失为止，这是一般正常人的解决途径。

但是，在患有神经质病的患者身上，由于某种原因，上述冲突的宣泄方式就大为不同。在受到一种旨在压抑上述冲动矛盾冲突之后，“自我”受到震惊而退缩回去，从而阻止该冲动跑到意识中，并不让它的动力宣泄出去。结果该冲动所带来的“力量”还是原封不动。这种得不到宣泄的“潜能”就是发生歇斯底里病症的隐患。

弗洛伊德把这一过程称为抑制作用。这是弗洛伊德的重要发现。

在这以前，还没有人这样分析神经质机制。弗洛伊德把这一机制比喻为“防御机制”。

抑制作用的第一步还包括许多其他的步骤。一方面，“自我”不得不长期消耗能量，即“对抗能量”，以对抗那些被抑制冲动的再现的威胁，因此，“自我”最后必然达到筋疲力尽的地步；另一方面，潜伏在潜意识里的被抑制冲动，也能找到宣泄的方法，或经由迂回的路线，找到适当的替代物，而使得抑制作用的目的化为泡影。

在转换性歇斯底里的病人中，这种被抑制的冲动几经周折，到达全身的神经分支中去，而从不同的地方“突围”而出，遂产生特殊的症状。这些症状其实是折中协议的结果。

因为它们虽然都是替代品，但由于有“自我”的阻力作用，它们都仍然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都不曾被外来力量所歪曲或改造。

抑制作用这个学说是了解弗洛伊德精神病治疗法的关键。它是弗洛伊德的独创和发明，这个学说标志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正式诞生。

根据这种抑制作用学说，精神治疗的目标，已不再是反转那些走错了路线的效应，而是揭开被抑制的冲动的真相，代之以一种决定被驳倒的冲动的取舍的判断行为。由此之后，弗洛伊德不再把他的治疗方法称为涤清法，而是称为“精神分析法”。抑制作用学说是精神分析学的中心，它直截了当地把歇斯底里病症看作是心理冲突和抑制作用等动力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由于对病态抑制作用及各种现象的研究，精神分析学实际上把潜意识看作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最原始、最基本、最普遍和最简单的因素。这种潜意识就是所谓原动的无意识的“心”。它是一切意识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

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不管是正常的或变态的、外在的或内在的、高级的或初级的、复杂的或简单的、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都不过是这种潜意识的演变结果。

依据这种学说，每种意识活动都在潜意识的心中深深地伏有其基础。人们要认识心理生活，要治疗变态心理，就必须探索意识行为及其潜意识的源头之间的联系。

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意识的“心”或“潜意识”，并不是被动的收容所。它像蓄电池储存电能一样，随时可以发泄出去，可以主动地产生冲突。弗洛伊德也不赞成把潜意识看作凋谢了的记忆的消极、被动的保管库。潜意识在本质上是原动的。它那不断争取表露或升华为意识的内容，乃是精神活动背后的原动力量。

归根结底，意识不过是由深藏的潜意识伏流所产生的心理生活的表面微波罢了。这种潜意识又是本能活动的源头，也是性冲动和感情经验的起源。这些潜意识虽然受到压制，但它们永不间断地为得到自我满足而斗争。精神分析学的大部分任务就是考察这种被压抑的东西的活动方式及规律，考察它们在寻求满足时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抑制作用”学说的初步建立，标志着弗洛伊德已明确了研究方向，即要探索人的心理的神秘世界。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弗洛伊德开始反复在自己身上进行自我试验。这种自我试验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分析”的过程。

1900年，在完成了《梦的解析》的写作之后，弗洛伊德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常态心理。

从这时候起，他研究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心理现象，发现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如同在梦中一样经常发生潜意识的干扰性活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潜意识的原始心理活动是做梦心理和精神病发作的基础，也是常态心理的基础。

换句话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心理现象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潜意识是包括常态心理和变态心理在内的一切人类心理活动的基础。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总结在1940年发表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

事实证明，就连做梦时的心理活动也表现了常态心理活动规律的一部分。把做梦心理完全看作变态心理是错误的。

就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已经作出这样的结论：

做梦的心理活动规律和常态的心理活动规律基本上是相似的。这就是说，不管是做梦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心理都是以潜意识活动为基础；而且，潜意识始终受到意识的压抑，所以，他们要以曲折的途径表现自己。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做梦心理也可以算作是常态心理的一部分。做梦心理的特点，仅仅在于在睡梦中，人的意识处于松懈状态，所以，潜意识才可以比常规生活以更大的比例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所著的这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主要是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专有名词遗忘、外国字遗忘、一般名词与字序的遗忘、童年回忆与遮蔽性记忆、语误、读误和笔误、“印象”及“决心”的遗忘、“误引行为”、“症状性行为”及“偶发行为”、“双重错失行为”和其他各种错误行为等现象进行分析，探讨产生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从中发掘潜意识的存在，了解“潜抑”作用的基本功能。

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不仅引用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材料，也引用了自己的实际经验，然后经由自我分析的方法，进行透彻的研究。

过去有人把精神分析学理论神秘化，以为它深不可测。恰恰就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弗洛伊德密切地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使人觉得津津有味、一目了然。因此，这本书也可以算作是学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潜意识理论最好的入门书。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德文原版本来标题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中所采用的素材，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任何一个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都会感到其中所举的例子都是自己经历过的。

因此，这本书的材料更具客观性，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所以，在弗洛伊德为一般读者所写的介绍性文章里，他有时把这本书中重点分析的错失行为看得比梦的解析还重要。在他看来，梦境的追索虽然人人都可以做，但往往牵涉许多复杂的心理机制和程序，也带有更多的虚幻性，有时难免陷于晦涩。

此外，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还展示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决定论思想。弗洛伊德肯定万事万物，包括人的心理活动在内，都遵循着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他和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一样受到严重的机械唯物论思想的影响。

因此，当他肯定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时候，就把必然性绝对化，完全否定偶然性的存在。这就使他犯了决定论的错误，并最终导致命定论、宿命论。

深入研究“遗忘”问题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写作和发表，并非偶然，是《梦的解析》的自然延续。其实，就在弗洛伊德撰写《梦的解析》一书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日常心理的活动规律。

在《梦的解析》的最后一章《梦的程序心理》中，弗洛伊德已经较为深入地触及“遗忘”的问题以及潜抑的问题。

1898年，弗洛伊德还发表了《论遗忘的心理机制》，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日常生活中的“遗忘”问题。

《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这本书从一开始就继续论述《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一文中的论点，继续探索“遗忘”问题。

和一切有成就的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始终很重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他往往从现实生活中得到启示，深入思索问题。他在《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中这样阐述道：

我曾经对一般常见的熟名遗忘进一步作心理学上的分析，并且从我所注意到的许多例子中得出一个结论，即记忆方面的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是最常见又不很重要的心理功能上的错失，实际上存在着远比普通见解更深刻得多的心理学上的根源。

弗洛伊德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恰恰就是能抓住这些最常见、最普通的现象，然后进行追根究底的研究，正如他在《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中提到：

经由对某些特别的情形的观察，我进而对暂时性的遗忘现象作了一次绞尽脑汁的检视。

在这些努力中，我发现不只是“遗忘”，而且还有假的“忆起”，即某人在努力要想起被遗忘的名字时，却想起了别的名字来，也是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心理学上的根源……

我以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心理机制方面的反复无常，实则是遵循着一条合理合法的途径得出的结果。

在一次从杜布罗夫尼克市往南的旅途中，弗洛伊德同一位陌生人同坐在一辆车上。他们谈起了意大利的风光，谈起1896年夏弗洛伊德在意大利的一次愉快的旅行。

当弗洛伊德谈到他的意大利旅行生活时，他想起奥尔维多大教堂顶端的那幅美丽动人的壁画《最后的审判》，但就是想不起那幅名画的作者辛诺雷里的真实名字。当他绞尽脑汁要想起辛诺雷里的名字时，他偏偏想起意大利另外两名著名画家：波提切里与波查菲奥。

当时，弗洛伊德的意识是很清醒的。他马上知道，波提切里和波查菲奥都不是《最后的审判》的作者。他的旅伴提醒他说，那是辛诺雷里的作品，弗洛伊德立即认定了这个名字是正确的。

这个遗忘现象，马上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弗洛伊德说：“辛诺雷里这个名字之所以被遗忘，既不是由于它在字面结构方面有什么奇特之处，也不是因为这个字所出现的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心理学上的特征。对我来说，这个被遗忘的名字是和波提切里一样熟悉，而且，它甚至比第二个代之而起的名字波查菲奥更熟悉。对于波查菲奥，我顶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属于米兰学派的艺术家。”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此时此地所发生的遗忘现象，似乎是很不合乎情理的。为什么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会突然忘记呢？为什么在绞尽脑汁回想被突然遗忘的熟悉名字时，反而冒出另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呢？

为了探索这个奇怪的心理活动的出现根源，弗洛伊德冷静地进行自我分析，细致地追忆了当时谈话的背景，详细地搜索自己在谈话前后的心理活动踪迹。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童年生活经历的遗忘问题始终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在歇斯底里病症的研究和梦的解析中，歇斯底里病症患者的病源多数是早已潜伏在童年生活的“痛苦”经历中。而在梦中出现的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幻影也不过是童年生活经历中那些被压抑的因素的重现。

童年生活既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就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童年生活的内容。曾经有人说过，如果能详尽地重现童年生活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对任何一个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了如指掌。

但是，可惜的是，童年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已从记忆的王国里消失殆尽。只要我们仔细地回忆自己的童年，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销声匿迹，而忘记的那部分又恰恰是对自己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当然，那些不太重要的童年生活内容也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只有一小部分还记忆犹新。

弗洛伊德在准备写《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时，已经注意到这些现象，并作了分析。而分析成果，已反映在他那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中，特别是集中地反映在《梦的解析》一书中。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童年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会被压缩到潜意识中去，而那些能勾起痛苦回忆的部分就是被压抑得最厉害的部分。这就给我们回答了上面提出的问题：

那些痛苦的、对个人成长有重要影响的部分遗忘得最彻底、最干净。

然而，依据弗洛伊德的同一个理论，这些被压抑的部分又最活跃、最不安分。所以，它们虽被压抑在心里的底层，但又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意识对它们的自我表现企图给予了严密的监督，致使它们不得不以变态心理或梦幻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当弗洛伊德研究日常心理时，他又发现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童年痛苦经历，有时也可以片断地、不成规律地、改头换面地表现在日常记忆中。这是一种偶发现象，是在意识不备或注意力转移的时候偶然表现出来的。

这一现象再次证明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的童年痛苦回忆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它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在正常心理活动中显现出来，但在偶然情形下，一旦有与之相关的心理因素显现在意识层面上，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连带关系，又存在着其他有利于它们显现的条件，如意识注意力的暂时分散等，它们就可以显现出来。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显现的程度也是极其有限的，只能是片断的、破碎不堪的或甚至是被歪曲、被改装了的。意识绝不容许这些痛苦的童年经历“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因此，纵有偶然机会它们也只能零碎地表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童年经历显示不出完整的、不清晰的内容。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其重要任务就是抓住这些在偶然机会涌现的片断材料加以综合分析，最后描绘出其原有的完整的历史画面。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一书中，为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范例。

这是在弗洛伊德43岁时发生的事。那时，弗洛伊德已经着手进行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他对童年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回忆童年生活时，弗洛伊德有一次回忆到了近30年来不时地在他的意识中显现出来的一个童年时的场景。他说：“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大柜子前，比我大整整20岁的异母哥哥正拉着敞开的柜门。我站在那儿哭叫着不知要什么东西。这时，我那纤细姣好的母亲，仿佛刚从街上回来，忽然走进房里。”

这就是弗洛伊德所忆起的一段零碎的童年场景。然而，弗洛伊德在进行自我分析以前，始终不知道这段场景的实际意义。

“我不知道哥哥想打开或想关闭的那个柜子究竟是什么柜子，我为什么哭，以及我母亲为什么当时出现在我面前……这种对于记忆中的童年情景的误解，十分常见。我们忆起一个场景，却不记得重心何在。”显然，这是由于这些回忆本身并不完整。

为了分析这一童年场景的意义，弗洛伊德询问了母亲。弗洛伊德把前后事件加以连贯，才明白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原来，当时的弗洛伊德刚刚两岁多。他自小由一位保姆照管，所以，他对她产生了感情。

那天，他发现保姆不见了，他哥哥以诙谐的语调说，她被“关起来了”。实际上，当时，这位保姆已被辞退：因为她偷了弗洛伊德家的东西，弗洛伊德的哥哥把她送到衙门见官。

弗洛伊德以为，她被他哥哥锁在柜子里。所以，当弗洛伊德发现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很自然地以为哥哥又把心爱的妈妈关在柜子里。他哭着要哥哥打开柜子的门，后来知道妈妈不在柜子里，弗洛伊德哭得更厉害。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出现了，消除了他的烦恼和焦虑。

弗洛伊德对其童年生活的追忆，使他得出了关于“遮蔽性记忆”的情景结论。

为此，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中写道：

事实上，童年的琐碎记忆之所以存在，应归功于“转移作用”。精神分析法指出，某些着实重要的印象，由于遭受“阻抗作用”的干扰，不能现身，只好以替身的形态出现。我们之所以记得这些替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内容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其内容与另一个受压抑的思想之间存在着连带的关系。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特地创造了“遮蔽性记忆”这个名词。

关于遮蔽性记忆，弗洛伊德把它分为4种形式：侵占式的、介入式的、同时的和邻近的。

侵占式和介入式的遮蔽性记忆是比较常见的，这两种记忆是由于早期的重要经验受到阻抗，不能直接出现，只好用晚期的另一个无关紧要的、但与之有点关联的印象来代替。而所谓同时的和邻近的记忆是指遮蔽性记忆与它所遮蔽的印象之间，不只内容上有所关联，而且发生的时间也很接近或甚至是同时发生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童年的回忆之所以朦朦胧胧、残破不全，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本身的毛病，而是因为人的实践经验逐年增长的结果。

他继续阐述道：

童年以后的诸种强烈力量往往改塑了我们婴儿期经验的记忆容量。可能也就是这一种力量的作用，才使得我们的童年生活回想起来朦胧似梦。

所以，所谓童年期的回忆，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的记忆的痕迹；在那上面早已打上往后种种经验的烙印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它是“后来润饰过了的产品，这种润饰承受多种日后发展的心智力量的影响。”

童年回忆的这一特点，给神话、传说和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它是作家和民族神话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力的源泉之一。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个人朦胧的童年回忆不唯更进一步扩展了遮蔽性记忆的意义，同时它也和民族神话、传说的累积有令人注目的相似之处。”

弗洛伊德还举了一个童年的遮蔽性记忆的例子，说明这一记忆所隐含的内在意义。

有位24岁的青年，记起了一幕5岁时的情景：

在花园的凉亭里，他坐在姑姑身旁的一个矮凳上。她正教他认字母，他觉得自己很难分清字母“m”和“n”。所以他要求姑姑告诉他如何区别二者。

姑姑说，“m”这个字母整整比“n”多了一笔。

这段完整的记忆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表明这个青年从小就好学，而且即使到长大后也仍然有很强烈的求知欲，以致念念不忘早期学习的那段印象？可是为什么他只偏偏记住了这一段？为什么记得如此完整而清晰？就连这位青年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这段记忆遮蔽了童年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即儿童想要了解男人与女人的区别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几乎为大多数儿童所共有。显然，这位青年在童年时也有这种好奇心。

弗洛伊德说：“就像他想分清m和n这两个字母一样，后来他也想知道男孩和女孩究竟有何不同，真希望姑姑在这方面也能教教他。一旦他发现，两方面的差别很相似——男孩也只是比女孩多了那么一部分，他才记住了孩童时期的那种好奇心。”

弗洛伊德对日常生活心理的分析是很仔细、很认真的。他在分析过程中，注意材料的来源、内容，了解材料发生的背景，而且也注意吸收别人对这些心理现象的分析经验和理论结论，使分析不断地深入下去，呈现出他的理论发展所显示的那种层层递进的强烈特色。

他在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语误时，充分地考虑了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冯特的研究成果。这位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在当时出版了一本有关语言发展的著作，论及语误的表现。

依据冯特的意见，这一类现象是有心理学上的根源的。他说：“首先，已经说出的声音可以引发一串声音与字词的联想流，这是促成语误的最大原因。平时，我们心中原有一股意志的力量在压制着这种联想流；它一旦松弛或低沉，语误也就容易发生了。此外，注意力如果不专注在某一方面，有时也可能造成语误。这种联想的作用，也许因其表现互不相同而造成不同的语误形式，有时不应该出现的语音提早来临，或者说过的语音又再重复，有时一个常见的声音嵌入其中，更有的时候，在替代和被替代的词之间不存在发音方面的相似之处——以上种种原因只在方向上有所区别，或顶多也只是联想发生的情况有所不同，至于其根本性质，则是一样的。”

冯特的这一结论，对于弗洛伊德富有启发性。弗洛伊德进一步说促成语误的因素，如未受抑制的联想流，或压制力的松弛等，通常是同时发生作用。所以，这两种因素不过是同一历程的不同原因而已。伴随着这一松弛，或者更确切地说，经由这一松弛，注意力不再受抑制，联想的思潮遂能无羁地驰骋。

弗洛伊德还认为，语误的原因不能单纯地全然归之于冯特所说的那种“声音的触发作用”，还往往可以在语句的原意之外找到某些影响。

弗洛伊德说：“干扰可能来自某一潜意识思想，只在这一次语言谬误里透露出蛛丝马迹。唯有经过分析的努力才能把它带到意识界来；或者它也可能来自一种更为广泛存在、而又同这整句话有矛盾的心理动机。”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把冯特的研究成果向前推进了一步，终于在潜意识中找到了语误的真正根源。

他说：“我并不否认，有某些定律支配着字音的互换。但是在我看来，单是这些条件的存在，绝不足以造成言语上的错误。只要我们更深入更逼近地去研究、探讨，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原只是某种更不相关的动机临时借用的现成转机罢了。这个真正的动机，根本与这些声音的近似毫不相干。因此，以替代的方式所表现的语误，绝大多数并不遵循这种发音方面的定律。”

为了使自己的心理分析饶有趣味，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经常引用文学名著的有关段落进行说明。任何一个阅读《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以后都将会感到，自己所得到的知识不仅不局限于心理学方面，而且也包括文学知识方面。在这本书中，不仅表现了弗洛伊德的渊博的文学知识，而且也表现了他擅长把文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

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弗洛伊德更多地引用自己的或亲友的生活经历进行分析。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已经遭受到各种攻击，其中最主要的攻击是他的理论取自精神病人的材料，是依据变态心理，因此，不适用于常态心理的活动规律。正是为了反驳这一攻击，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才决定撰写这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他的目的正是为了对常态心理，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现象进行分析。所以，他有意地尽可能少使用精神病人的心理现象。

在分析遗忘现象时，弗洛伊德引用了自己的大量经历。我们不妨也引用其中数段，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了解弗洛伊德的性格、作风和品质。

1900年夏天，有一次，为了一件芝麻小事，弗洛伊德太太惹得弗伊洛德恼怒。当时，他们正在一家餐馆吃饭。有两个不识趣的人坐到他们的对面；其中有一个是维也纳人，而且同弗洛伊德曾经有过交往，但后来关系决裂了，弗洛伊德很讨厌这个人。

弗洛伊德太太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此人的声名狼藉也毫无所闻，所以，就很自然地与他攀谈起来。在谈话中，弗洛伊德太太还不时地询问有关的问题，对那个人的谈话表示欣赏。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终于忍不住，发起脾气。

几星期后，弗洛伊德偶然地向一位亲戚抱怨他太太不懂事，但一谈起饭馆里他太太同那个人的谈话，他却连半句话也回忆不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弗洛伊德并非健忘的人。

弗洛伊德说：“我原是个常陷于自我烦恼的人，不轻易忘记那些令我困惑的经历。所以，这次健忘，显然是尊重我妻子，不愿失她面子的结果。”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又举了一次类似的例子。那时，弗洛伊德太太偶然说了一句蠢话，不由得使弗洛伊德发笑。几个小时后，弗洛伊德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来访，彼此畅谈甚欢。弗洛伊德想重述太太讲过的蠢话，不料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倒是他太太大方，主动说了出来，才解了弗洛伊德之窘。这又一次说明，弗洛伊德的遗忘是他热爱和尊重自己太太的结果。

与此相类似的例子则表现在：弗洛伊德每当来到他亲密朋友的家门口，就不由自主地掏兜拿钥匙，就像他到自己的家门口所做的那个动作那样。弗洛伊德分析，这也说明，两人的感情密切，可能导致潜意识中的那些原来集自家人关系的因素突然显现出来，表现出“如同到家一样”的错觉。

与此相反的例子则是那些关系恶劣、感情疏远的人，常常使弗洛伊德在遇到他们时，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表示疏远的行为，致使自己发生“遗忘”、“误置”、“误判”等言行。

有一次，一位公司主管请弗洛伊德去看病。一路上弗洛伊德总觉得自己对那个地方很熟悉，似乎常去那幢建筑物的楼上应诊，而那家公司的招牌就在那幢楼的楼下。

但是，关于这些事情弗洛伊德却想不起更多的具体内容，也忘记了那所建筑物的模样。一般人遇到这类事情往往弃之一边，不加注意。弗洛伊德却不然，他时时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想方设法去寻找与这些小事有关的心理活动规律。

弗洛伊德对上述小事也抓住不放。他全神贯注地进行思索，点点滴滴，收集一切有关的材料，终于找到了线索。原来那家公司就是他过去常去探望病人的费希尔公寓。一想起这件事，原来模糊的那些事情顿时清晰明朗起来。

弗洛伊德回忆，费希尔公寓的病人，并没有给他造成不好的印象。造成上述遗忘的，是另一件事。不久前，当弗洛伊德到这个公寓探访病人时，在路上遇到一个泛泛之交。

此人曾在几个月前被弗洛伊德诊断为患泛发性麻痹症，但没几个月他的病症就消失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假象，这种表面的和缓恰恰表明他很可能患上了更严重的麻痹性痴呆，这是一种晚期梅毒。但这个病人却自以为病症好转了，所以，在街上遇到弗洛伊德的时候，表现了自鸣得意和嘲笑弗洛伊德的姿态，弗洛伊德对此大为不满。大概是受了这件事的影响，弗洛伊德才忘掉那幢房子。

这个被遗忘的事情是怎样被回忆起来的？弗洛伊德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遗忘较难重新忆起。因为这种不愉快的经历照例已被压抑至潜意识中去。

弗洛伊德发现，它所以能被忆起，主要是其中的一些因素与意识层的某些因素有联系：

第一，那个人患的麻痹性痴呆，由于属于性病一类，所以，往往会引起潜意识的兴趣。

第二，那个病人的身份与弗洛伊德这次要探望的病人一样，都是公司的老板。

第三，同弗洛伊德一块给那个病人诊断为麻痹症的医生恰恰是姓费希尔，与费希尔公寓同名。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我的记忆说：‘我曾做过那件事。’但我的骄傲说：‘我没有做过’，而且坚持不让。最后我的记忆让了步。”

弗洛伊德很重视尼采的这句话，因为它表明，在人的一生中，那些痛苦的、引以为耻的、有损良心或尊严的经历，往往被压抑至潜意识中而被忘得一干二净。

弗洛伊德认为，凡是那些能去除痛苦经历的事情，都自然地成为最牢固、最可信的记忆。诗歌、传说、民族传统等，具有振奋民族精神和扫除民族耻辱的“净化作用”，因此，它们往往传播得很广，为人们所记忆和传颂。

关于《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这本书，其内容之丰富、生动，并不亚于《梦的解析》。我们从引用的极少数材料中，已经足以看到弗洛伊德研究科学所特有的品质。而且，由此也使我们看到，他的潜意识理论及整个精神分析学，不仅适用于变态心理，也同样适用于常态心理；它是以研究整个人类心理活动规律为对象的科学理论。

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的最后一部分，弗洛伊德作了简要的结论。这一段结论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把握精神分析学的核心，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常态心理与变态心理的密切关系。

我们应用精神分析学了解到错失和偶发行为的机制，发现它们基本上与梦的形成机制相一致……两者都有“浓缩现象”与“妥协形成”或“混淆”。

潜意识思想，用种种奇特的方式，借着显现的联想，并依附于或转化成他种思想，而成为梦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错失……梦和日常生活中的错失之所以会产生黑白不分和是非颠倒，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各具意义的行为奇特地干扰的结果。

由两者的一致性，得到了如下的结论：在人心深处，有一股潜流存在；从前我们追究梦中隐藏的意义时，触及了它的惊人力量。如今，我们已拥有更多的证据，发现它并不是只在睡梦中才大肆活动；它在人们清醒的状况下，也不时地表现在错失行为中。这种一致性，更使我们相信，这些看来奇特反常的心理活动——错失现象，恐怕并不是精神活力败坏或官能病态的结果。

总而言之，不管是错失行为、偶发行为或最轻微的和最严重的精神病，它们的共通点就在于我们都可以将之追溯至那些最讨厌的和被压抑了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虽然已远离意识，却永远都在伺机而动，只要一有机会便会表现出来。

在《自传》中，弗洛伊德谈到了他对日常生活心理现象的研究，他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

他这样写道：

如果已经弄清梦只是一种征候，而且各种错失也和梦一样有共同的特点——即冲动的抑制、代用品的形成、妥协形成以及使意识和潜意识分成不同心理系统，那么精神分析学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而应是一个深入了解正常人心理状况所同样必不可少的、崭新的和深邃的精神科学的根基。

巩固精神分析理论

大多数人仍然不太重视弗洛伊德的见解。

不过形势正在改变，一方面是由于他已下定决心，要使大众接受他的学说；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最具影响力的听众中，宣扬他的“福音”。

他有一次向弗莱斯写信透露：

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科学家、一个观察家，也不是一个实验家或一个思想家。我的本性，不过是一个冒险家，具有好奇心、勇敢和不屈不挠的特质。

一点儿也不错，一旦弗洛伊德这位“冒险家”获得了教授名衔，安定下来，享受他被赋予的新地位，他就开始崭露头角了。

当时的威廉·史铁喀尔，一位维也纳全科医生，读了《梦的解析》一书以后，成为弗洛伊德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他使用精神分析的技术，在维也纳的报纸杂志上广为宣传，后来宣称：“我是弗洛伊德的门徒，他是我的基督！”

1902年，史铁喀尔建议弗洛伊德开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弗洛伊德很感兴趣，随即邀请了两位曾听过他讲学的医生马克斯·科恩、鲁道夫·雷特勒以及最近主攻精神错乱症的眼科医生阿弗瑞·阿德勒，组成了“周三学会”。

“周三学会”成立不久，阿德勒介绍了一个叫兰克的年轻人给弗洛伊德认识，兰克在以后的20年中矢志不移地支持着弗洛伊德。他原在一家玻璃工厂谋生，由于生了一场病，经人介绍给阿德勒诊治，阿德勒发现他是少数在维也纳读过弗洛伊德的书和论文的人之一。

还有两位全力军，一位是漠斯·沙克斯，他曾听过弗洛伊德在大学的讲学；一位是山达·法兰基，他是匈牙利布达佩斯市的精神病医生，读了《梦的解析》一书以后，开始用“精神分析”治疗他的病人。

“周三学会”的成员，以犹太人占大多数，这个事实使弗洛伊德感到有些窘困。而某些人以为，犹太人充斥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比较容易承受对精神分析产生兴趣后遭遇的半放逐状态。

表面上看来，“周三学会”和那些由志趣相同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和宣传新的却不受欢迎的观念的社团没什么不同，但事实上却有显著的差异。它是由一个相当小的团体演化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进而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一个分支机构，这种不同也就更明朗化了。

马克斯·科恩曾经精辟地叙述会员聚会的气氛，他说：“那个房间里，有一种宗教发源的气氛。它使那时充斥的精神分析调查的方法显得浅显。他对学生的要求很认真和严格，不容许他的教导被分歧和歪曲。主观来说，弗洛伊德当然是对的，因为他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和时间去开创的学说，仍然要和世界上的反对者去抗衡，不能因为犹豫软弱和华而不实的装饰而沦亡。虽然弗洛伊德平时是慈善而敦厚的，但是在阐扬自己的理念时，却坚强而一丝不苟。如果有人怀疑他的科学，他会毫不犹豫地和那个人决裂，即使是最亲密可靠的朋友也不例外。”

不论众人如何看待，弗洛伊德都很少和人妥协。1922年5月他曾率直地给法兰基写信道：

我们拥有真理，我现在和15年前一样，知道得很清楚。

为此，有人曾指出：“弗洛伊德相信自己的理论绝对真实，以至于他不允许别人反驳。他的敌人把这情形称为心胸狭窄，他的随从者却说这是对真理的热情。”

那些曾修正他们原先的信念，或是觉得一部分精神分析的理论是不能接受的人，弗洛伊德不认为他们是持有正统见解的科学家。“叛徒”对他们似乎是极为适当的字眼，而精神分析的年鉴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弗洛伊德相信不和他在同一阵线的人，不是傻瓜便是叛徒，或者两者都是。由于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他终于和弗莱斯分道扬镳了。两个人需要对方的地方已经渐渐减少，即使他们的友谊不会在反唇相讥的怒涛下消失，也会慢慢变淡的。

他们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他们于1887年相遇，至1895年的夏天，两个人的关系最为紧密。

在意识上，即使当“伊玛的注射”这个梦引起轩然大波时，他们的友谊也未曾减弱；而弗洛伊德虽然进行着自我分析，揭示了“恋母情结”以及完成了《梦的解析》，仍然没有减少对弗莱斯的依赖。但是，那时候弗莱斯似乎已经达到他的事业巅峰。而弗洛伊德呢，尽管他不时流露出悲观的论调，却瞥见前面已经有了伟大的事业。

在他们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大约20年间，弗洛伊德仍相信“周期律”，那时，他们关系的第二个阶段正要结束，第三个阶段正在展开。

整整3年，他们不时地通信，但是逐渐发现，两个人现在都在设法独立。

1903年，弗洛伊德与弗莱斯为了“两性问题”的争论而交恶了。交恶的原因是诚实问题。

早在19世纪，弗莱斯就主张不论男人或女人身上都可以找到两性性征。1897年，弗莱斯曾和弗洛伊德就“双重性征”的问题讨论了很久，当时弗洛伊德拒绝接受这个理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思索，他回心转意了，并于1898年写信给弗莱斯说：“我紧抓住你的‘双重性征’的观念，认为它对我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第二年，弗洛伊德完全接受了弗莱斯“双重性征”这个观念。但是，他们在阿克汉西见面时，弗洛伊德突然提出“双重性征”的观念，认为那是他的新发现，矢口否认他曾经和弗莱斯谈论过这个问题。

到了1906年，弗洛伊德和弗莱斯的关系终告断绝。弗洛伊德就转而争取卡尔·克劳斯——一位编辑的支持。

从现在开始，弗洛伊德正领导一群人数日增的支持者，有时迂回而行，有时勇往直前，虽然横遭险阻，但是永远矢志不移地追求着理想。

弗洛伊德在1905年的三种主要出版物中，以不同的方式向理想迈进。

第一本书是《智巧的尝试》，里面所叙述的正如标题注明的是“智慧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这本书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一样，阐释日常生活和潜意识的关系，使精神分析的学理，易为一般人所接受。

第二本书是《少女杜拉的故事》，早在1900年完成，因为恐怕被人指责为草率，所以一直没有出版。

《少女杜拉的故事》与梦的分析有关，它的本来题目是《梦与歇斯底里》，全书是由病人的两个梦例组成。

弗洛伊德在书中详尽地阐述了如何用梦的解释去揭示并治疗精神神经症的种种症状，毋庸置疑，此书是弗洛伊德这一时期极其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不仅是一份严谨的科学报告，还是一个充满悬念、文笔优美和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

书中的主人公杜拉是一位18岁的女歇斯底里病症患者，作为一个极其典型的病例，它吸引了弗洛伊德全部的注意力。为了治疗和研究这个病例，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在给好友弗莱斯的信中提到：“这个病例为我开启了无数智能之门。”

1905年的第三本出版作品是《性学三论》，在这里面，弗洛伊德使他早先研究的神经官能症开花结果，叙述“幼儿性欲”的逻辑理论。

《性学三论》是一本仅有86页的书，书中贯穿了他在1880年以后的各种发现，是一种严谨的“性发展”理论。三篇论文讨论的是：“性的神经错乱”、“幼儿性欲”和“青春期的转换”。

弗洛伊德不动感情的讨论态度以及他的主题，都使当时的人感到受了冒犯。

弗洛伊德认为，幼儿的性欲有三种连续的类型。最初是“口腔活动期”，快乐源于从母亲的乳房摄吸奶汁；接着是“肛门活动期”，由于抑制住粪便而产生快感；第三是“阳物崇拜时期”，呈现出“恋母情结”的乱伦幻想，然后进入潜伏期，直至青春期。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里没有清楚地把这三种不同的活动划分开来，后来他估计，肛门阶段大约始于两岁。而性器阶段要迟一两年才会发生。

弗洛伊德后来从两方面来演绎性本能发展的理论：

第一，他主张这些不同形式的性冲动的满足与表达，抑制和升华，都支配着成年人的性格。

第二，他主张在任何一阶段的被抑制和以后的精神失调有关系。譬如说，在口腔阶段早期的被抑制，与提早衰老性痴呆症有关；口腔阶段后期的被抑制，与忧郁症有关。肛门阶段早期受抑制则会造成偏执狂，肛门阶段后期受压抑会引起分神精神病，而性器崇拜阶段的失调，则引起歇斯底里病症。

这些理论的命运各有不同。许多证据似乎支持幼儿性欲的三分法，以及被压抑的冲动与精神失调有关的假设。比较无法证实的是，早年本能的满足、压抑和升华都会影响成年人的性格。

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在某些地方受到欢迎。在英国，《英国医学杂志》几乎用了一页的篇幅来赞扬弗洛伊德，结论指出：

当然，如果你对作者的睿智、勇气和追求真理的无止境耐心没有深切的认识，你是不能读这些论文的。读了它们后，就不会再怀疑，为什么我们需要对逐渐揭开的性生活有全部的认识和更谨慎的引导。

从1905年年底开始，尽管弗洛伊德受到许多人的指责，但他的名声也正逐渐地提高。不久，他在英国、美国和瑞士又有了很多支持者。

在英国，拥护者以恩斯特·钟士为中心，他是26岁的威尔士人，在伦敦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他的身材瘦小，脸部轮廓很深，只有下西洋棋和花式溜冰这两种嗜好。钟士的工作能力极强，而且一直忠诚不移地支持精神分析。1905年他读了一篇介绍弗洛伊德理论的论文，从此知道了精神分析。他非常感动，因此便开始学习德文，希望能阅读弗洛伊德的原文。

结识卡尔·荣格

1900年，25岁的瑞士医生卡尔·荣格，成为尤根·布罗拉的助理医生。荣格显然接受了布罗拉的推荐，读过《梦的解析》一书。他认为那是一本杰作。

精神分析在瑞士所受到的支持，不仅扩展了弗洛伊德思想生根的领域，并且也使它被运用到更宽广的人类层面中。

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浓厚兴趣起源于1905年，几年后荣格写道：

一方面，我的科学良知不容许我让弗洛伊德的好学说被忽略；另一方面，我的良知也不容许我鼓励他的理论中所出现的荒谬主张。

……

我立即怀疑，一部分穷凶极恶的性理论会使人们晕眩，我已经牺牲我的科学事业，应当尽我的努力来抵抗对精神病学的绝对贬抑。

1906年4月，荣格寄给弗洛伊德一本他新出版的《临床联想研究》。弗洛伊德曾经买过一本荣格的书，现在很热忱地回信给荣格，并相信荣格将会永远支持他的主张。

荣格曾经叙述他和弗洛伊德的首次见面，认为从任何角度来说那都是历史性的时刻。一方面，荣格身材高大、挺拔，脸上刮得干净、头发剪得很短，除了他的金边眼镜外，他简直就是德国英雄齐格飞的翻版。

正如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形容的：“他不像一个研究科学和医学的人，倒非常像一个魁梧的战士。”另一方面，比他大20岁的弗洛伊德，已经是一个学术领域的领袖，正在招募义勇军，急于调兵遣将送上战场。

荣格后来这样写道：

我们在一个下午见面，连续谈了13个小时。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真正重要的人，以我那时候的经验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相比。我发现他极有智慧、精明而且令人难忘。但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仍然有些纷乱，我不能完全了解他。

弗洛伊德相信，在布罗拉手下的瑞士人，不仅可以在瑞士扩展精神分析的使用，而且可能组织一个相当于“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组织，一旦如此，将更有助于福音的传播。

弗洛伊德已经看出，荣格这个年轻人在未来的岁月里，足以继任为总司令。他在1907年春天写信给荣格说：“我现在知道，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是可以替换的，除了你以外我想不到有更好的人选代替我。我有幸能认识你，去继续完成我的工作。”

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的头几年，信徒几乎完全是犹太人，使他产生了矛盾的心理。后来，当精神分析的理论逐渐稳定了，弗洛伊德才敢说：“我不知道，精神分析是犹太人精神的直接产物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是如果真的这样，我也不会感到惭愧。”

布罗拉的僚属大都不是犹太人，荣格是亚利安种族的理想人物，无怪乎弗洛伊德会在原则上欢迎瑞士人，尤其欢迎荣格。荣格不仅能在意识形态上支持弗洛伊德，更可以使弗洛伊德不再被人攻击为“种族主义者”。

弗洛伊德在他的学术论文中写道：

亚利安种族的突击队员，正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否则精神分析将陷于反犹太主义的浪潮中。

非常可笑的是，不到10年，当荣格离开弗洛伊德的圈子，开创他自己的学派时，弗洛伊德居然痛心疾首地抱怨荣格，说荣格是反叛犹太人。

美国对精神分析的接纳，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此，1908年年初，当弗洛伊德听说有一个年轻人急于把他的作品翻译为英文在北美洲出版时，感到了些许的诧异。荣格告诉他：“目前美国朝野对精神分析的兴趣非常大，因此在那里出版译著，倒不是件坏事。”

那位年轻人是亚伯拉罕·布利尔。他15岁时离开故乡奥地利，移居到美国，20世纪初曾接受精神分析医生的训练。1905年，他去观摩维也纳的诊所，离开时，有一个年轻的奥地利人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维也纳，向弗洛伊德学习呢？”

两年以后，在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介绍下，布利尔进入瑞士的布罗拉手下。他说：“在布罗拉教授明智的领导以及他主要助教荣格的蓬勃精神影响下，每个人都不懈怠地工作，来实践弗洛伊德的理论。当我被任命为诊所里的常驻助手后，我更以全副精神做先锋性的工作，测验及应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架构。”他也开始研究荣格的“痴呆性心理学”。

下一步骤是将弗洛伊德早期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布利尔回忆道：“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工作的艰巨，我被一股强大的迷惑力所鼓动，它把我10多年的闲暇时间全都占据了。我并没有刻意地去创造美的文学辞藻；我感兴趣的只是把这些新的观念转变为可理解的英文。”

当精神分析开始向英语世界进军时，新成立的组织中逐渐出现了分歧的意见。“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内有了纷争，并且和苏黎世集团间有所摩擦。

弗洛伊德处理这些麻烦的态度很明智，他尽可能地对双方采取抚慰的措施。在这里以及后来那些大家各持己见却都不了解焦灼点的争执里，弗洛伊德调和了法官的严肃与和蔼可亲的人道主义气氛。

只有到后来，当争论涉及他个人，当别人对他这位精神分析运动的宗师角色发出挑衅时，他才呈现出一副不同的面孔：他是一个总司令，在发现叛变的蛛丝马迹时，他也会像一个久经风霜的成熟政治家，施展出无比坚定的铁腕。

这个时候，大家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一个邀集所有对精神分析有兴趣的在职人员参与的大会。荣格提议，这次大会应该在1908年春天举行。

弗洛伊德在1907年12月把这个意见大纲告诉全体会员，次年元月初，就拟定了一份正式的邀请函，上面写道：

弗洛伊德学说的各地弟子，已经表示希望每年聚会一次，借以讨论实际经验和交换心得。虽然目前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不多，但遍布在欧洲各地。因此有人建议，我们的第一次会议，应该紧接在今年于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三届实验心理学会后举行。

荣格成为这件事情的主要承办人，于1908年年初到苏黎世去见恩斯特·钟士。钟士回忆道：“我记得我劝他不要执意地把它叫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大会，因为那名称触犯了科学的客观性，但他不接受我的建议。”

这时候，弗洛伊德自己却设法避免担任主席，他向荣格强调：“如果由我的拥护者之中最资深和最具权威的布罗拉代替我领导这项运动，将可以在国外给人较好的印象。”

荣格知道，布罗拉一定会拒绝，所以根本就没有去问布罗拉。因此，虽然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是支配大局的人物，但这个会议却在没有主席的情况下进行。

大会于1908年4月27日在萨尔斯堡举行，总共有42人出席：奥地利人占了半数以上，瑞士6人，德国5人，两人来自匈牙利，布利尔代表美国，来自英国的有恩斯特·钟士和他姐夫——英国的著名医生威佛瑞·特洛特。

弗洛伊德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题目是后来国际知名的病例“老鼠人”。之所以患者有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他对老鼠过度恐惧。他演讲的过程以及背景的解释，深深地吸引了他的听众。钟士叙述那时的情景说：“弗洛伊德没有带演讲稿，从8点钟开始讲，11点左右就要作结尾了。由于我们都如醉如痴地倾听他那吸引人的剖析，因此要求他继续讲下去，于是他又延长了一小时。”

在萨尔斯堡，钟士演讲“日常生活的合理自圆化”，荣格讲“痴呆症的病因”，而阿德勒讲“在生活上和神经病因上的虐待狂”。

除了弗洛伊德以外，每个演讲者有半小时的演讲，接着是问题解答时间，中午休息后又继续。

会议结束前，曾经讨论要设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并且决定开始发行一本年鉴，即精神分析学、精神病理学年鉴，在弗洛伊德和布罗拉的监督下，由荣格担任编辑。这个决定，使维也纳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觉得自己开始被冷落了。

早在萨尔斯堡大会以前，维也纳人和瑞士人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就很小。荣格在苏黎世对钟士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找不到一个举足轻重的追随者，那里都是一些‘卑贱和狂放的群众’，对他只有贬损，而没有益处！”

但是无论如何，萨尔斯堡的大会是成功了。重要标志之一是成立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此外，大会使弗洛伊德与荣格间起初萌发的分歧意见冰释了。

弗洛伊德在后来给荣格的信里写道：

原来你也很高兴我们的见面，它使我的精神重振了不少，留给我一个快乐的回味。我很高兴发现你如此的朝气蓬勃，当我再看见你和了解你时，任何的怀疑和憎恨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萨尔斯堡大会以后，精神分析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小的维也纳团体。亚伯拉罕，他是柏林精神分析学会的创始人，在柏林努力地为此工作。恩斯特·钟士是一个热心的精兵，准备在北美洲大声疾呼，法兰基是在匈牙利的前哨，再加上瑞士学院进一步运用在治疗上，精神分析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

此外，它已显现出左右逢源的成功特质，开始吸引一年前仍对弗洛伊德的观念掉以轻心的人们。

克拉克大学演讲

1908年元月，当布利尔要求翻译弗洛伊德的作品时，荣格断言：美国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极大。事实上那只是一种热心的夸言。兴趣的确是在增加中，但是反对的势力也很庞大。

美国新英格兰州和大西洋沿岸的城市里，许多重要的医学院在成长着，可是清教徒的礼俗仍然顽强。当然，好的方面也有，大致来说，美国的医药界人士，没有与生俱来的对新观念的排斥心理。接受荷尔蒙治疗、化学疗法、电击疗法、精神外科手术以及其他治疗精神病的方法，都是美国人敢于接受新观念的实例。

这些新技术起源于欧洲，但是被美国吸收、改良、修正之后广泛运用。这种开明的思想与反对弗洛伊德的保守思想互相抗衡，结果是，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遭到通常性的攻击，但终于在医学界吸引了一些勇敢的卫士。

当20世纪的头几年，弗洛伊德理论的支持者和批评者纷纷发表意见时，有一些人小心谨慎地开始实验从维也纳横跨大西洋而来的革命性观念。有一位是詹姆斯·普特南，他是波士顿市的著名医生、哈佛大学的神经病学教授。他曾在巴黎师从沙考特，在维也纳游学于梅纳特，在伦敦师从哈佛林·杰克生。

普特南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始于1906年。那一年是精神分析在美国被接纳的关键性4年中的第一年，各种精神分析的技术已被用到纽约州白原市的布鲁明戴尔医院。1908年，布利尔从欧洲回到美国，他在纽约开业，成为美国第一位专业性的精神分析师。

同年，在北美洲加拿大出现了弗洛伊德的主力军，如果没有他的努力，精神分析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命运将会完全不同。新加入者是恩斯特·钟士，弗洛伊德和他是在萨尔斯堡经人介绍而认识的。此后50年，钟士是这个运动的忠诚执着者，甚至比弗洛伊德本人更执着。

钟士于1908年年底到达加拿大的多伦多市，主持一所大学的精神分析诊所。

一个月后，他报告说，他将要去波士顿和纽约访问。但是他加上一项警告：“我对于目前的兴趣趋势，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美国人是很奇怪的，他们有自己的习惯。即使表现出好奇心，也并不表示真正有兴趣。他们对于进步的态度是值得深思的。他们想要知道最新的治疗方法，但一只眼却又紧盯着金钱，只想到可以获利多少。”

1909年2月，钟士完成了首度的美国之行。这次旅行让他感到有些悲观，但还是很快就有人开始安排弗洛伊德在这年的下半年去访问美国。邀请人是史丹利·何尔，自从1889年马萨诸塞州乌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创校时起，他就担任校长。

1908年年底，何尔写信给弗洛伊德，他说：“虽然我没有认识您的荣幸，但多年来对于您的著作有极大的兴趣。我已经勤勉地拜读它们了，我对您的追随者的著作也曾涉猎。”

何尔接着问弗洛伊德是否能在他们7月间举行的20年校庆时来访，发表4场至6场的演说。他说：“我们相信，现在来发表您自己的见解与研究结果将是适逢其时的，也许在某一方面来说，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发展史上，将会创下新的一页。”

但弗洛伊德拒绝了，原因是他的工作要到7月底才能结束，早一点搁下工作，会使他损失几千德国金币，而克拉克大学只答应给他400美元补贴他的旅费。他对荣格说：“我并不是有钱人，损失不起五倍于补贴费的金钱，尤其只为了向美国人传播知识。”

但是，何尔在1909年2月再次写信告诉弗洛伊德，庆祝活动已延迟到9月举行，旅费已经增加到750美元，并且还答应给弗洛伊德一个荣誉学位。弗洛伊德立刻接受了在这个新条件下的邀请。

弗洛伊德非常明白演讲的重要性，他下定决心尽可能地避免出现任何差错，并建议法兰基陪伴他和荣格。法兰基答应了，他带给了弗洛伊德无限的支持力量。

他们三个人搭乘“华盛顿总统号”轮船横渡大西洋。弗洛伊德很高兴地发现，服务员正在读他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他们三位旅客以分析彼此的梦来消磨船上的时光。当他们抵达时，布利尔已在岸上迎接他们了。

两天后，钟士从多伦多赶来，于是5个人花了一星期时间观光。弗洛伊德在大都会博物馆研究希腊的古玩。

在古董店时，弗洛伊德情不自禁地买了一个中国玉碗收藏。他们参观了柯尼岛，在一个屋顶花园吃饭，并且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另外，弗洛伊德和法兰基在一家曼哈顿区的戏院，看了生平第一次看到的电影。

1909年9月4日，星期六的晚上，布利尔安排大家搭乘夜轮到幅尔河，那是到达乌斯特市之前的最后一段旅程。史丹利·何尔夫妇早已在恭候他们了。

第二天，何尔邀请弗洛伊德为他家中的贵宾，并说：“欢迎您到美国来。这里的人对您的见解有既深且广的兴趣。出席您的演讲会的听众，将是各界的精英。”

校庆演讲会是在以创校人左纳斯·克拉克命名的大厅中举行的，内容包括了许多学科：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历史学和教育学，这些科全都有人演讲，而心理学方面共有14场演讲，包括弗洛伊德的5场和荣格的3场。

弗洛伊德的第一场演讲在9月7日，星期二举行。但是几乎到最后一刻，他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

此前，当他和荣格谈到他们的讲题时，他们决定在横渡大西洋时再讨论。但是在轮船上，他们只顾分析彼此的梦。到达乌斯特以后，弗洛伊德觉得似乎应该把讲题限制在“梦”上面。但听了钟士的建议后，他们又决定把范围扩大。

在这个问题上，法兰基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记录了这次事情：

早上，我演讲的时刻即将到来前，我们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我要法兰基建议我在那一天应该讲些什么。于是他告诉我一个轮廓。半个小时后，我就照他的意见发表了即兴演讲。

第一天早上是最具关键性的时机。弗洛伊德后来写道：

在欧洲，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人轻视，但是在克拉克大学，我发现我被大多数人平等相待。当我踏上讲台时，好像实现了奇怪的白日梦，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种谬见，它已经成为现实中有价值的一部分。

事先未做周全的准备也有好处，演讲开始前的最后一刻，他决定发表一个开门见山而没有多少学术性兼术语性的演说，来解释精神分析的发展原因。

这次演讲不仅在克拉克大学被听众热烈地接受，甚至于精神分析从早日的简单观念演进到一个由许多不同且时有争执的信念与理论所构建的迷宫的今天，仍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次的演讲等于是这门科学的最佳大纲。

在第二天的演讲中，弗洛伊德解释了他为什么放弃催眠术，而发展布洛尔的方法。他叙述“压抑”与“阻抗”，阐述布洛尔的技术成长为精神分析的过程，并以“歇斯底里的研究”中的一个病例作为范例。

只有在第四次演讲时，他才谈到复杂的“性”问题，尤其是“幼儿性欲”。

在最后一次的演讲中，他很快地介绍了“情感转移”的问题，然后谈到成功的精神分析可能导致的三种结果：

第一，一旦被抑制的潜意识带到表层时，我们就能成功地掌握它。

第二，它可以升华为不同而更有用的目的。

第三，只要“某部分被压抑的性冲动”被带到意识内，它们就可以为人们所享受。

他总结时说：“我在这里，必须感谢诸位的邀请，以及听讲时的专注。”

9月10日的晚上，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得到了荣誉博士学位。典礼包括“许多的仪式和华丽的服装，有各式各样红色和黑色的袍子以及带金穗的方帽子……”

介绍弗洛伊德的赞词如下：

维也纳大学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种学术上的新方法和成就的创始人，性心理学、心理治疗学和精神分析学的领袖，也是法律博士。

值得注意的是，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连非正式的邀请函都没有发出，而弗洛伊德只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去参观哥伦比亚大学。但是，1909年9月以后，情形开始慢慢地改变，不仅是因为弗洛伊德对他的听众产生了影响，也因为报纸杂志把他和他的工作介绍给了一般大众。

弗洛伊德一行人将于9月21日起程回欧洲，在剩余的一周假期里，他们游览了尼亚加拉瀑布，在这次有导游的旅行中，他终于大饱眼福。可是发生了一件令他不悦的事情：

在“风穴”（那里可以登上水珠四溅的栏杆，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看万马奔腾般泻下的水势）时，弗洛伊德和大家走在一起，导游却拦住其他的旅客说：“让这位老年人先走。”这个举动让53岁的弗洛伊德虽然不太高兴，但他仍保持着出门游玩时的雅兴。

在美国时，弗洛伊德寄了一张瀑布风景明信片给女儿苏菲，然后越过加拿大，大家合寄一张致候卡给布利尔太太，上面签了“亚伯、弗洛伊德、法兰基和荣格”的名字。

离开尼亚加拉瀑布后，他们前往阿德隆德克，那里将有40多人聚集。普特南的营地位于纽约州可依尼谷巨人山的山麓，于1875年由普特南本人和波士顿的医生朋友们建造。长长的木屋建造在一块空地上，前面是一条湍急的溪流，有些屋子已经装饰好了，宾客住在不寻常的豪华与朴素相混合的建筑物中。

9月16日，普特南营地的记事本上记载：

普特南博士从波士顿抵达，路意莎·李查逊和安妮·普特南小姐，以及三位外国博士于15日从宁静湖抵达。

招待人员有一点搞不清楚来宾的国籍。弗洛伊德是奥地利人，荣格是瑞士人，法兰基是匈牙利人，他们却发现屋里挂着德国的国旗。

那天晚餐后，荣格唱德文歌，有一位来宾以钢琴伴奏。有两个人教弗洛伊德和法兰基玩西洋棋。大家心情都很轻松，尽情地享受。

弗洛伊德于10月2日回到维也纳，对这次美国之行感到很满意。他现在知道，精神分析在美国不会再遭忽视，反对的情况的确比他想象的要少，这可能是由于恩斯特·钟士准备工作做得好。但是如果不是在克拉克大学的一番演讲，这项“主义”不可能安全地渡过美国这道分水岭。

1910年年初，钟士在美国心理学协会前宣读了一篇精神分析的论文，几个月后成为美国精神病理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翌年，布利尔创始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同时，钟士为散布在全美其他地方的分析师而创设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当精神分析开始蓬勃发展时，普特南更提供了稳固的支持，他的地位崇高，美国人都以他唯马首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