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事业与家庭

人生有两大快乐：一个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可以寻求和创造；另一个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弗洛伊德

在大学里奠定基础

1873年秋，弗洛伊德顺利地升入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当时，弗洛伊德刚刚17岁。这是弗洛伊德学习和研究医学的开始。

入大学后的第一学期，即从1873年10月至1874年3月，弗洛伊德每周要学23个小时，其中有12个小时听解剖学课，6个小时上化学课。另外，还要进行这两门课的实习和实验。

接着，在第二学期，即从1874年4月底至1875年7月，他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更长，每周达28个小时，上课的科目包括解剖学、植物学、化学、显微镜实习和矿物学。此外，他还选修了由动物学家克劳斯主讲的“生物学与达尔文主义”课；也选修了布吕克教授主讲的“语态和语言生理学”课。从此以后，布吕克教授成为了他在学习和研究方面的重要导师。

弗兰兹·布连坦诺是奥地利的天主教哲学家。他推崇经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所歪曲和改造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他也是经院哲学的信奉者。布连坦诺的哲学在当时和以后都对西方哲学和心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弗洛伊德本人的哲学观点和心理学研究方法虽然有其独特的风格，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布连坦诺的影响。

弗洛伊德在连续三年听布连坦诺哲学课的过程中，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对别的哲学派别的研究。在当时的维也纳大学，对几乎所有的大学生——不管是哲学系，还是医学院的或其他系科的学生——都要求在哲学上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

在第四学期，弗洛伊德继续听布连坦诺的哲学演讲。这时，布连坦诺已经开始讲授亚里士多德哲学。弗洛伊德早在中学和大学预科时代就精通希腊文、英文和拉丁文。因此，他完全有条件直接地钻研各种文本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及其他哲学著作，这也使他有条件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原著的本来精神。

弗洛伊德在学习中从不盲从，体现了他可贵的独创精神。对于著名的学者——包括他的现任老师、著名生理学家布吕克教授、解剖学家克劳斯教授、哲学家布连坦诺等人在内都始终保持既严肃又谦虚的态度。弗洛伊德首先领会他们的观点，然后深入地和创造性地进行独立思考。在他没有弄懂某一观点之前，他绝不匆忙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为了独立地钻研，他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翻阅一切可能找到的参考书。他简直成了书本的永不疲倦的涉猎手。

有一次为了买书，他同爸爸发生了矛盾。弗洛伊德有买书的嗜好，但因经济条件的限制，他父亲不得不劝他少买书。

到大学四年级开始前，弗洛伊德总结了前三年学习生活，他说道：

大学头三年的学习让我明白，我的天赋和能力受到了局限，我年轻时所热衷的那些科学领域恐怕我不会取得成功。后来，我终于在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找到归属感。

同时，我也在那里找到我所尊敬而以之为模范的人物，即伟大的布吕克本人及他的助手西格蒙德·艾克斯纳和厄纳士特·冯·弗莱斯尔·马兹科。

1876年秋，弗洛伊德该上大四时，他正好是20岁，布吕克教授要他到生理学研究室。从此，弗洛伊德成了布吕克教授的正式助手。弗洛伊德同布吕克生理学研究室的结合，在他的一生和科学研究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困难造就哲人，寂寞造就诗人。童年的经历和大学的生活使弗洛伊德更倾向于诗歌，所以，他格外推崇莎士比亚与歌德。

弗洛伊德很喜欢歌德的作品，他时常阅读《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他曾在自己的《自传》中引用了《浮士德》中的语句：

对科学的广博涉猎是徒劳的，每一个人都只能学到他所能学到的东西。

歌德在一首十四行诗里写道：

谁要做出大事，就必须聚精会神，

在限制中才显露出能手，

只有法则才能够使我们自由。

这些崇高的理想如春风春雨般滋润着少年弗洛伊德的心灵，也使弗洛伊德的眼睛明亮，信心十足。歌德的许多带有教育意义、表达深刻思想的短诗，语言精练有力，每一个字都印在弗洛伊德的心坎。弗洛伊德经常大声朗诵歌德这样的诗句：

怯懦的思想，

顾虑重重的动摇，

女人气的踌躇，

忧心忡忡的抱怨，

都不能扭转苦难，

不能使你自由。

对一切的强力，

自己要坚持反抗，

永远不屈服，

表示出坚强，

呼唤过来，

群神的臂膀！

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也是特别推崇。他从8岁就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他阅读过莎士比亚所有的著作，而且，每当他阅读时，总会从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摘引最精华的部分，背诵得滚瓜烂熟。他非常欣赏莎士比亚精确和深刻的表达方法。莎士比亚对于人生要旨的精湛理解更让他特别敬仰。

1879年，弗洛伊德应征入伍。后因为未经请假外出而退伍。

退伍后，弗洛伊德又回到了维也纳大学。从1873年至1881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学习是他一生中的伟大事业的奠定知识基础时期。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生物学、医学、病理学、外科手术等课程上。

同时，在这里，弗洛伊德结识了在全世界负有盛誉的学者和医生。除了布吕克、克劳斯以外，还有著名的外科医生比尔罗斯、皮肤科专家赫伯拉、眼科专家阿尔德等人。从他们那里，弗洛伊德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进行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1881年3月，弗洛伊德终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医学院的毕业考试，领到了姗姗来迟的毕业证。

追忆纯真往事

在16岁的时候，弗洛伊德有了第一次的恋爱经验。那是1872年，弗洛伊德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弗莱堡。在这里，他又见到了久违的女朋友吉夏拉。

吉夏拉的父亲也是毛织品商人，和弗洛伊德的父亲一样。弗洛伊德很小的时候就和吉夏拉在一起，两人可以称得上是青梅竹马。吉夏拉比弗洛伊德小一两岁，当弗洛伊德再次见到吉夏拉时，弗洛伊德的脸激动得通红，心不由自主地乱跳，连一句示爱的话也说不出来。

吉夏拉离开后，弗洛伊德开始想入非非，一个人留在树林内。如果自己的家不迁出弗莱堡的话，他就本该是弗莱堡的一个粗壮的农村少年，或许早就同吉夏拉结婚了。

这种幻想一直萦绕在弗洛伊德的心头，直至后来被另一个幻想所替代。

那是当他得知父亲和哥哥伊曼努尔打算让他在毕业后弃学经商并可能让他迁居英国曼彻斯特的时候，他就产生了这一个幻想——幻想同伊曼努尔的女儿，也是吉夏拉的好朋友，同时论辈分还得管自己叫叔叔的保莲结婚。

根据弗洛伊德自己的学说，他自己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上述两个幻想都表明他的性发育已进入青春期发育阶段。

当弗洛伊德19岁的时候，他终于夙愿得偿，开始去英国访问。在两年前，他父亲为他的“全优”中学毕业考试而许诺奖励给他的。弗洛伊德早已想游览、甚至定居于莎士比亚的祖国——英国。

德国和奥地利境内对犹太人的排挤已接近疯狂，这更使他渴望到英国去。他很想像哥哥伊曼努尔、菲利浦及其子女一样在英国过自由的生活。

他在幼年时代，在弗莱堡的时候，弗洛伊德和伊曼努尔的儿子约翰和约翰的妹妹保莲，三个人的关系就非常要好。虽然约翰比弗洛伊德大一岁，但弗洛伊德把自己的侄儿约翰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年龄相当。

弗洛伊德同约翰和保莲的关系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和意识中始终有很大的影响，以至于17岁的弗洛伊德在曼彻斯特与约翰和保莲重逢时，他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幻想——他把保莲当成他迷恋中的弗莱堡少女吉夏拉的替身。

此后，当弗洛伊德学会进行精神分析的时候，深藏于自己的潜意识中的幼年生活经历不断被他发掘，其中包括他同约翰、保莲、吉夏拉的亲密来往。在弗洛伊德眼里，他同约翰等人的关系在他的潜意识中已是根深蒂固，所以他进行自我精神分析的时候，这些刻印在潜意识中的童年印象便都一个一个地浮现出来。

此外，据弗洛伊德说，这些关系对他影响更为深远，甚至对他以后的性格、爱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在谈到同约翰的关系时说：“在我3岁时，我们之间的联系就已不可分割。我们曾经互相爱慕，却又互相打斗；这种童年时期的关系对我以后同我的同龄人的全部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他对待我粗暴的时候，我就勇敢地对付压迫我的人。”

接着，他又说：“在感情生活中，我始终都有某个密友和某个仇敌；我始终都能重新调整这些关系，而且，我童年时代的上述典型关系对我启发性很大，以至于我可以调整同任何一个人的敌友关系，就像我同约翰那样。”

因此，弗洛伊德认为，任何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在表现他同弗洛伊德的关系方面，都是可以调整的，而这一切都可以在他同约翰的关系中找到原型。

当弗洛伊德17岁到英国再次见到约翰和保莲的时候，以往的一切旧事不禁涌上弗洛伊德的心头。

弗洛伊德对自己的异母哥哥伊曼努尔的感情更加深了。伊曼努尔在给他爸爸的信中写道，弗洛伊德在英国的表现令人敬佩，有气质和风度。弗洛伊德在这次访问时对英国近代革命的领导人奥利沃·克伦威尔的敬仰更加强烈了。

弗洛伊德对克伦威尔的反复赞颂，伊曼努尔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当伊曼努尔决定给自己的一个孩子取名的时候，竟叫他“克伦威尔”。就连弗洛伊德自己，在以后的生活历程中，也经常幻想自己是伊曼努尔的儿子。如果幻想成真的话，弗洛伊德的生活可能会更加顺利一些。当然，幻想终究是幻想。

最后，这段关系不了了之，但这段感情给弗洛伊德的影响却非常巨大。

建立终生友爱

弗洛伊德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继续留在布吕克教授的生理学研究室里。他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已经有15个月了。不像以前他还要兼顾听课；现在他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研究工作中。

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弗洛伊德还担任了大学助教的工作，刚从大学毕业的初级研究人员大多如此。

从1881年5月至1882年7月，他顺利地完成了研究项目和助教职务。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弗洛伊德的收入很微薄，但他要承担赡养父母和弟弟妹妹的重任。

转折点是1882年的夏天，在完成了先前的小龙虾研究以后，他继续在研究室里做一些例行的工作。弗洛伊德在他简短的自传里有所叙述，但是不太完全。

他写道：

1882年是关键性的一年，我最尊敬的老师纠正了我父亲那种很高尚但不实际的观念；由于我的经济情况不佳，他更极力劝告我放弃理论的追求。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学研究室，进入总医院工作。

弗洛伊德在此故意省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已经驶入爱情的港湾。他知道结婚需要很大的费用，光靠研究费用远远不够。于是，他集中精力开始抓住需要两三年才能获得的临床经验，以便在医院拥有高薪职务，或者将来可以自己开业行医。

那一年的春天，他仍住在家里。每天晚上从研究室回来，便直奔他那狭长的书房里，只和家人简短地招呼一声。

后来他干脆搬到医院的宿舍去，周末才回家，一回到家就和陪他一起来的朋友们进入书房。

他的大妹妹后来遗憾地说：“大家都以为，家里的5个年轻女孩子对于这些年轻人总会有一些吸引力！但是，他们对和我们博学的哥哥讨论科学要更有兴趣，这群家伙一来就进入他的书房，都不正眼瞧我们！”

弗洛伊德似乎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对妹妹们的朋友，但在18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像往常那样回到家里，却发现一个年轻女孩子正在一边削着苹果一边和家人聊天。这一回他没有走进房间，而是加入了她们的谈话。

这位访客是玛莎·柏纳斯，那一年21岁，是德国籍的犹太人，全家于1869年迁到维也纳。她的父亲柏尔曼·柏纳斯在1879年去世，家里的责任就落在他的儿子艾里身上。艾里于是成了他两个妹妹——玛莎和明娜的监护人。

有些不了解弗洛伊德的人以为，像弗洛伊德这样对性心理有特殊研究的人，一定是一个色情狂，还很有可能是个热衷于玩弄女性的恶棍。其实，弗洛伊德对爱情和婚姻生活始终保持着严肃正派的态度。

玛莎是个什么样的姑娘，能让弗洛伊德如此神魂颠倒呢？

玛莎·柏纳斯是一位美丽的犹太姑娘，她比弗洛伊德整整小5岁。她的祖父伊沙克·柏纳斯是正统的犹太教教士。

在1848年前后社会上掀起改革运动的时候，玛莎的祖父正在德国汉堡任犹太教大教士。他反对改革，坚持“正统”。显然，他极其保守，极端仇视革命分子，唯恐几千年前早已定下的教规和教法受到革命触动，他认为教法是不可动摇的。

但另一方面，玛莎的祖父又同革命诗人海涅来往过密。海涅曾在信中反复提到伊沙克·柏纳斯，称他学识渊博，富有智慧，这足以证明老柏纳斯是个很有学问的犹太学者。在德国当局迫害海涅的时候，不是别人，正是伊沙克·柏纳斯的一位弟弟在巴黎主办的《前进报》上刊登了海涅的一首诗。

海涅在给这位编辑的信中，请他向正在巴黎流亡的卡尔·马克思致意。伊沙克·柏纳斯的一个儿子——米凯尔，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犹太人。米凯尔后来当上慕尼黑大学的德语教授，成为德意志巴伐利亚国王的学术顾问。米凯尔还写了一部论歌德的著作。米凯尔还有两位兄弟，一位叫雅可布，另一位叫柏尔曼。柏尔曼就是玛莎的父亲。

雅可布也是一位教授，曾在海德尔堡大学教拉丁文和希腊文。玛莎的父亲柏尔曼是一个商人，但他对犹太教非常虔诚，而且也很有学问。

1869年，玛莎在刚刚8岁时随家人从汉堡迁往维也纳。玛莎曾经回忆母亲离开汉堡时的悲伤情景——妈妈不忍离开汉堡，临行前，一边做饭一边哭，她的眼泪掉在炉灶上，发出了“咝咝”的声音。

到了维也纳以后，玛莎的父亲成为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伦兹·冯·斯泰因的秘书。1879年12月9日，突发的心脏病夺去玛莎父亲的生命。玛莎的哥哥艾里于是继承了秘书职位。

玛莎是位娇弱可爱的姑娘。她很像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据说，她的美貌曾吸引了不少男青年，很多小伙子热情地给她写信倾吐真情，也使得弗洛伊德“妒”火中烧。

关于玛莎的美貌，弗洛伊德曾以他那一贯坦率的口吻回答玛莎的自谦说：“我知道你在画家或雕刻家的眼中看起来，并不算美丽；假如你一定要坚持用严格和准确的字眼的话，我必须承认你并不美丽。但在实际上，我是错误的。倒不是我有意奉承你；实际上，我也不会奉承。我的意思是说，你在你自己的面貌和身段方面所体现的，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你的外表，能表现出你的甜蜜、温柔和明智。我自己对于形式上的美，总是不太在意；不过不瞒你说，很多人都说你很美丽。”

接着，弗洛伊德又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姑娘，不要忘记，“美丽”只能维持几年，而我们却得一生生活在一起；一旦青春的鲜艳成为过去，则唯一美丽的东西，就存在于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和了解，这正是你胜过别人的地方。

面对美丽的姑娘，弗洛伊德终于打破犹豫的枷锁，冲破呆板的罗网，决心向玛莎求爱。他每天送给她一朵红玫瑰，并附上一张名片，上面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英文或德文写上箴言或格言。

弗洛伊德回忆说，第一次向她致意时，他把她比成一个嘴唇会衔来玫瑰和珍珠的“神仙公主”。从此以后，他就经常用“公主”来称呼她。

1882年5月的最后一天，他们手挽着手，沿着维也纳的古老城堡卡伦堡走下去，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私人交谈。

在弗洛伊德那天的日记中，他记下了玛莎对他的疏远表情，拒绝接受他送给她的橡树叶。弗洛伊德在日记中表示怀疑自己能否在今后也像她对他那样表示疏远。也就是从那以后，弗洛伊德很讨厌橡树。

第二天，弗洛伊德又陪玛莎和她母亲去散步。他向玛莎问起许多事情。玛莎一回家就告诉她妹妹明娜，并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她所得到的是一句非常客气却又十分令人泄气的回答：“谢谢医生阁下对我们如此厚爱。”

同年6月8日，弗洛伊德发现玛莎在为她的表哥马克斯·迈尔做皮包。他以为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但两天以后，玛莎对他已娇态毕露，显然他们之间已经相互吸引。这时候，弗洛伊德才觉得自己还是有希望的。

第二天，玛莎给弗洛伊德送去她亲自做的蛋糕，上面写着“玛莎·柏纳斯”。

就在她要把蛋糕送去时，她收到了弗洛伊德送来的礼物——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于是，她又在蛋糕上添上感谢的字眼。再过两天，即6月13日，她到弗洛伊德家去聚餐。

弗洛伊德把她的名片留下来当作纪念品，这赢得了玛莎的好感，不由得在桌下把他的手按住。他们之间的眉目传情都被家里人看到了，随后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开始沸腾起来。

步入婚姻的殿堂

在那个星期六，他们以闪电迅雷一般的速度订婚了。

那天，玛莎给弗洛伊德送去一枚戒指。这是玛莎的爸爸送给她妈妈的，她妈妈又把它送给了玛莎。弗洛伊德仿照这枚戒指定做了一枚小的，送给玛莎。就这样，他们交换了订婚戒指。

这一天是6月17日，弗洛伊德和玛莎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天。后来他们曾一连好几年，都要在每个月的17日那天庆祝一番。

虽然后来在弗洛伊德夫妇的那些情书中未曾提及玛莎在与弗洛伊德认识前的情史，但据玛莎自己后来说，在弗洛伊德向她求爱以前，她险些与一位比她大许多岁的商人雨果·卡迪斯订婚。好在她哥哥多方劝阻，并告诉她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往往是不幸的。

玛莎虽然算不上很有学识，却受过良好教育并且聪慧过人。在同弗洛伊德生活的岁月中，她的才智便时时显现出来。

玛莎的哥哥艾里于1883年10月14日同弗洛伊德的大妹妹安娜结婚。一般人都以为，艾里和安娜是在弗洛伊德订婚之前订婚的，似乎弗洛伊德是经由艾里订婚才认识玛莎的。事实并非如此。弗洛伊德是在1882年6月17日和玛莎订婚，比艾里订婚早半年左右。

和玛莎订婚后，弗洛伊德开始考虑要为结婚准备必要的资金。显然，继续担任研究室和助教工作，不能满足经济上日益增多的需要。所以，在完成第三学期助教工作的时候，他决定接受父亲和布吕克教授的劝告，改行做专职医生。

弗洛伊德的这一改行，从它的实际效果来看，远远地超出了他自己的设想。当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工作中取得累累硕果的时候，他回过头去重新评价自己在1882年的改行决定，才看出了这是他的一生中的真正转折。

由于工作需要，弗洛伊德和玛莎很快就分居两地。在他们分手那天，弗洛伊德生怕自己会从一个可能是虚幻的好梦中惊醒。他还不大适应自己沉沦于幸福的爱情之中，但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心安理得地反复欣赏玛莎寄来的信。

弗洛伊德个人感情的特点在他同玛莎的关系中渐渐而又充分地体现出来。弗洛伊德最厌恶逃避现实，最不能容忍姑息。在他眼里，他恨不得与玛莎之间的关系达到完全融合，不容许其间存在一点杂质或暧昧。他要求自己同玛莎之间的爱情生活达到绝对纯净的地步，甚至不许玛莎有任何一点令他怀疑的言行。

弗洛伊德的这种性格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可称为严谨、一丝不苟的品质，但在感情上，在玛莎眼里，他更像是一个“书呆子”。

玛莎虽然是一个娇丽温柔的姑娘，但她有很强的自尊心，绝不是那种百依百顺的、毫无主见的女人。所以，弗洛伊德同玛莎之间的关系时不时会遇到一些挫折，偶尔也会闹些矛盾。

在他们俩分离不到一星期后，弗洛伊德就单方面地表现出他过于理想化的一面，因而提出很不现实的要求，希望玛莎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他脑子中的理想模型。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在他们之间发生的许多事情恰恰不符合弗洛伊德的主观设想。

最大的麻烦是玛莎同她的表哥马克斯·迈尔的关系。早在认识弗洛伊德以前，玛莎确实曾考虑过要选择马克斯·迈尔。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弗洛伊德羡慕、嫉妒，再加上弗洛伊德的一个妹妹有可能是故意地、还有可能是不怀好心地火上加油，告诉弗洛伊德说，玛莎曾对马克斯为她谱的乐曲和为她唱的歌时常回味。

这就使弗洛伊德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那样终日心神不安，疑神疑鬼。此外，马克斯也直接气弗洛伊德，说玛莎早就需要爱情，以致她早已准备寻找一个合意的丈夫！所有这些挑逗，就像一桶热油，使本就妒火中烧的弗洛伊德更加痛苦。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经历了很多曲折的心理矛盾。他往往自寻烦恼，往往在给玛莎的信中不断地自我分析、自我批评。但是，这种理智的、冷静的看法，还没被培养成习惯，很快又被爱情妒忌心所搅乱，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弗洛伊德又陷入新生的烦恼之中。

不久，马克斯的影子又被另一个人的影子所替代，更加严重地干扰了弗洛伊德的感情。这个人不是陌生人，而是弗洛伊德的一位亲密的朋友——弗立兹·华勒。马克斯是一位音乐家，而弗立兹是一个艺术家，这些都是令弗洛伊德不安的地方。

弗洛伊德曾经仔细观察过他们取悦妇女们的本领。

有一次，有人告诉他，弗立兹最擅长诱拐勾引有夫之妇。弗洛伊德后来曾说：“我想艺术家和那些奉献于科学工作的人之间，很难和平共处。大家知道，艺术家拥有一把开启女人心房的“万能钥匙”；而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只好无望地设计一种奇特的锁，并不得不首先折磨自己，以便寻找一种适当的钥匙。”

实际上，弗洛伊德纯属庸人自扰，他对弗立兹的疑心完全是多余的。弗立兹已经和玛莎的表姐订过婚，而且他一直都像关心自己的妹妹那样关心玛莎。弗立兹和玛莎关系非常要好，弗立兹时常会带玛莎出去，而且常常从各方面鼓励她。他们之间纯属亲密的友情，根本不值得弗洛伊德惊慌或妒忌。

玛莎对弗洛伊德的感情向来忠贞，她只是把弗立兹当成哥哥看待。但是，不管怎样，弗洛伊德一直坚持一定要玛莎和弗立兹必须立刻停止来往。这样，玛莎与弗立兹不得不中断各种关系。从那时候起，弗立兹再也没给他们增添麻烦，不过他们所受到的创伤要想痊愈却需要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

这件事过了3年，弗洛伊德还说这是一段“不可能忘记的”痛苦的回忆。

在弗洛伊德与玛莎的爱情生活中，玛莎的哥哥和母亲也曾经带来些许不便。

玛莎的哥哥艾里，比玛莎大一岁，和弗洛伊德是心腹之交。他生性豪爽，但很擅长针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需要赠送礼物。弗洛伊德一直珍藏着艾里送给他的美国独立纪念图片。弗洛伊德奉之若宝，一直将它挂在医院宿舍的床头。

艾里在这两家人中，比谁都神气，他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且还发行了一本有关经济方面的刊物。自艾里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和两位妹妹完全由他一手供养。在他和弗洛伊德的妹妹安娜结婚之后，也给予弗洛伊德一家不少帮助。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像弗洛伊德那样严肃。而弗洛伊德则认为艾里是个被家庭娇惯以致宠坏的纨绔子弟。

实际上，弗洛伊德对艾里的上述看法是片面的。艾里确实是一个聪明能干的男人。

1882年7月，艾里和弗洛伊德住在一起。艾里对弗洛伊德很友善和亲切。但过了不久，问题就出来了。

当时，弗洛伊德的刚刚年满16岁的弟弟亚历山大正受雇于艾里，学习他后来一生从事的工作。按照当时的习俗，当学徒是无须支付薪水的。但是，亚历山大上工9个星期后，弗洛伊德便叫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向艾里索取薪水，并说，假如艾里不答应或者甚至稍有迁延的话，就辞职不干。

艾里只答应从两个月后的1月份开始支薪。所以，亚历山大就听了弗洛伊德的建议离开艾里了。这件事使弗洛伊德与艾里及其母亲的关系开始恶化。

自打弗洛伊德与艾里产生矛盾后，弗洛伊德再也不去玛莎家了。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只是偶尔在街上，或在弗洛伊德拥挤的家中见见面。这样的尴尬一直持续到5月的一天，弗洛伊德在医院里有自己的房间时才有所转变。此后，玛莎就经常到那里去看他。

玛莎的母亲名叫爱梅玲·柏纳斯，母家姓菲利浦，她生于1830年，是一位很有知识的妇女。她老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所以，她会讲一口流利的瑞典语。

她和她的丈夫一样，严格地遵守正统的犹太教教法。她也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像她那样虔诚，信守犹太教教规。而弗洛伊德偏偏根本不信那一套，因此，矛盾也就由此引起。弗洛伊德很不客气地称宗教教义规定为迷信，他很鄙视宗教迷信。

按照犹太教规定，星期六安息日内不能写信，禁止书写。玛莎为了不被妈妈发现，用铅笔代替钢笔和墨水偷偷地到花园里写信，弗洛伊德为此烦恼不已，甚至还指责玛莎“软弱”，不敢起来反抗她母亲的迷信活动。

弗洛伊德曾经对玛莎说：“艾里并不知道，我将要把你改造成一个异教徒。”确实，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改造了玛莎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有一次，弗洛伊德写信给玛莎，谈到玛莎的母亲时写道：

她很吸引人，但是，她太冷漠了。她对我的态度可能会永远如此。我一直尽量地想在她身上找到与你相似之点，但发现几乎没有半点。

她那极端的热诚，多少带一点屈尊俯就的神气，显得她处处要人尊敬她。我认为将来我肯定会和她常常合不来。不过，我不打算迁就。

现在，她开始对我弟弟不好，而你知道我对我弟弟是喜欢得要命的。

弗洛伊德对玛莎的妈妈最为不满的，就是她那扬扬自得的神气和贪图安逸的习惯。弗洛伊德觉得，她活了那么大年纪，却不像他母亲那样，保持低调，一切为儿女的利益着想，反而自居父职，端起一家之长的架子，过多过分地干涉儿女的事情。这种过于男性化的表现使弗洛伊德很反感。

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母亲和哥哥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同玛莎一家人的关系。客观地说，如果弗洛伊德自己的心胸宽广一些的话，很多事情是可以避免的，很多事情就是由于他心胸过于狭窄造成的。

实际上，玛莎的母亲和哥哥，一直没有干预过他和玛莎的关系。玛莎自己也并没有因母亲和哥哥的关系而减少同弗洛伊德的来往。

玛莎一向尊敬她的母亲。在她眼里，母亲的那种坚定的意志，不仅不自私，反而值得钦佩。特别是作为一个女性，能如此自信是难能可贵的。

玛莎的可贵之处在于：既能保持尊敬母亲，又始终真挚地爱着弗洛伊德。她把这种平衡保持得很好，不使任何一方的感情受到伤害。这是玛莎能成为贤淑的家庭妇女的良好基础。

1882年12月26日，也就是在弗洛伊德和玛莎两家人都热热闹闹地和快快乐乐地过圣诞节的时候，弗洛伊德和玛莎两人终于把他俩订婚的事情告诉了玛莎的母亲。

1883年1月，弗洛伊德和玛莎开始在一本他们称为《秘密纪事》的书本上，记载他们之间在订婚前后的恋爱生活。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要在以后的某一天好好地温习。他俩认为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俩就不会有书信来往，因而就没有机会记录他们之间的那些极其美好的恋爱生活。

因此，他们决定，当住在一起的时候，要轮流执笔，写日记和写回忆感想之类的东西。弗洛伊德在《秘密纪事》中写道：他们要共同研究历史和诗，“不是为了美化人生，而是为了生活本身。”

1883年，艾里同意母亲举家迁回汉堡的决定。

这样一来，弗洛伊德同艾里的矛盾就更尖锐起来，以致后来当艾里同弗洛伊德的妹妹安娜结婚的时候，他都不愿参加婚礼。

弗洛伊德是个讨厌各种形式的人，艾里婚礼的隆重程度更引起弗洛伊德的反感。他公开批评那次婚礼“简直令人讨厌”。当然，弗洛伊德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婚礼也要举行得这般隆重。

玛莎一家迁往汉堡以后，弗洛伊德与玛莎不得不暂时分居两地。

弗洛伊德很担心，玛莎在他们分手以后会由于精神不悦而影响健康。但实际上，他自己受此影响要比玛莎严重得多。他那段时期的境况是相当凄凉的。那时候，他正式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才使他的前途和家庭生活变得更加美满和充满希望。那时他的家庭负担很重，而和玛莎恋爱和相互慰藉是唯一支撑他的精神支柱。

弗洛伊德在苦恼中怨天尤人，怪他妈妈，也怪在英国的哥哥，怪他们不为他着想，不分担他的重负；同时也怪玛莎，怪她不坚决反对搬家。

在那一个月内，他的生活无处不是痛苦和烦恼，而玛莎也是狼狈不堪，坐立不安，这对情人简直忍受不了分离的痛苦。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之间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误会；由于弗洛伊德的固执和过于自信，他们之间的误会竟发展到悲剧的程度。

弗洛伊德同玛莎不仅在性格上，在感情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玛莎和一般女人一样，具有那种渴望被爱的天性，同时又深信自己已经获得了所想要的一切。与此相反，弗洛伊德不但和一般男人不一样，总是希冀更多更深更强烈的爱，而且对于自己的所有，又总是患得患失。在别的方面他表现得很有自信心，但在自己的问题上，却非常地不自信。

弗洛伊德一次又一次地为怀疑玛莎爱不爱他而苦恼不堪，更因此渴望玛莎经常向他保证来安慰他。为此，他常常想出一些特别的试验，想要测试玛莎对他的爱。但他的这些“考验”方式，显然不太妥当，甚至有些不合情理。

最出格的是，他竟然要求玛莎和他完全一致，要无条件地、绝对地赞同他的意见、他的感觉和他的意向。在他眼里，他恨不得将自己的影子烙在玛莎的身上。

但是，弗洛伊德的这些“考验”并不是都做到始终贯彻。由于他非常爱她，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在一番痛苦与自我折磨后，弗洛伊德便会向玛莎让步，或是表现得逐渐清醒，承认自己的要求荒谬。

一般而言，玛莎和弗洛伊德在性格、兴趣方面的差别还不至于导致对抗。所以，玛莎可以很轻易地通过他的各种“考验”。除非遇到特别问题，她才会坚持己见，毫不退步。在许多对抗下，绝大多数以玛莎获胜，弗洛伊德退让结局。

在一般情况下，一对订婚或结婚的夫妇，在他们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总会自动地相互协调，寻求最大的可能使彼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如果说在订婚或结婚以前，许多事情都处在理想化的阶段，双方的缺点和各种微妙的性格都未能全部看透，那么，在订婚和结婚以后，由于有了更多的实际的接触，在事实的严峻考验下，双方的性格就会慢慢地、也更真切地表现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正常的夫妻应该是尽量调整关系，使之更加平稳地发展下去。但是，弗洛伊德却持相反态度，他说：“相互宽容只能导致相互疏远，这种宽容一点好处也没有。如果有困难的话，我们应该去克服它。”这是弗洛伊德的敢于正视现实、迎难而上的优秀品格。

他厌恶各种形式的一知半解或半途而废，厌恶各种掩盖矛盾的虚伪形式，不愿意自欺欺人；他有一种不管经历多大艰难困苦都要直达真理的核心的坚强毅力，再加上他上进心非常强，所以，他在各个方面都绝不妥协，成为了一个很不好惹的人。

他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看不出别人身上存在着某种必须加以纠正的错误的话，那是不堪设想的。弗洛伊德的这些性格，使他在订婚后的头一两个月内，同玛莎之间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争吵。

弗洛伊德在爱情生活中表现出的是一个严谨、一丝不苟的科学家行为法则。在投入他的感情之前，他总要先给对方一个难以接受的批评；他内心深藏的那种仁慈的宽宏和忠诚的爱情，总要披上一层苦涩的外衣。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常常对弗洛伊德的个性产生一些误解。

玛莎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她对弗洛伊德高度忠贞，以致当她婚后发现弗洛伊德身上的缺点的时候，仍然能保持对他们爱情的忠诚。她不可动摇地相信，只要她和他在一起，不管遇到何等复杂的感情变化或境遇，他们的爱情都会获得胜利。

有一次，玛莎到卢北克度假，曾经开玩笑地写信给弗洛伊德说，她曾幻想自己在洗澡时淹死了。

弗洛伊德在回信中说道：

或许有人会认为，对于人类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个人失去自己的爱人，顶多是长河里的一朵浪花。但是，我的看法同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

在我看来，失去爱人无异于世界末日。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是一切仍在进行，我也什么都看不见了！

在过去的日子里，你的一封信就会使我的生活不再虚度，令我满怀期待。除了期待以外，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只有经历那样一段艰难的时间，我才能为赢得你而平静地工作。因此，我那时必须为我们的爱而战斗，正如我现在的所作所为……

不管怎样，这一切就是弗洛伊德信仰的特别之处。他并不期望有什么奇迹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认为想要获得成就，就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行。

在订婚后三年，弗洛伊德想让玛莎坦白说自己远比三年前更加爱她。在三年前，他对她的了解太少了。

弗洛伊德还说，他在三年前所爱的只是她的形象与外表，而如今他所爱的是她的人格，是真正的玛莎。

他说：“在开始的时候，我对你的爱还掺杂着许多痛苦。在那以后，我对你产生了忠诚的情谊和欢乐的信心。如今，我则以一种神魂颠倒的激情爱着你，这种激情只能保留下来，并大大超过我的期望。”

从1882年6月订婚至1886年9月结婚，弗洛伊德不仅在感情上经历了多种复杂的考验，而且在经济上承受了很重的压力。

弗洛伊德家里始终都很拮据。即使在他医学院毕业后，弗洛伊德还要有一段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不能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他的婚姻费用一直给他带来很大烦恼。玛莎的妈妈本来就嫌弗洛伊德家里不富裕，因此，越接近婚期，弗洛伊德就越为经济问题着急。

若要以他开业所得的积蓄来结婚，起码要好几年才能办到。所以，结婚的费用，看起来几乎要全靠玛莎家里的钱。

结婚后建立家庭所需要的家具，需要花相当多的钱去购置。他为此四处借钱，但结果又不理想。更糟糕的是，他获知自己8月份又要去服兵役。在服兵役的时间里，他不但没有收入，而且还要自掏腰包付路费。

在弗洛伊德订婚后的那段时间里，弗洛伊德几乎没有一刻不在心中盼望早点结婚。他尽一切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他一心想成名，希望得到更多的收入，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能够和玛莎早日结婚。

但是，那几年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段在经济上艰苦奋斗的岁月。

弗洛伊德自己曾经算过好几次账，要想在结婚后有安稳的第一年，非得要有1000美元不可。但是，直至结婚的那一年，他才筹备了不到500美元。好在那时候玛莎那位富有的姨妈李·劳贝尔及时慷慨地资助了他们，给他们提供了3倍于此的嫁妆费。

弗洛伊德决定把婚期定在1887年6月17日，也就是他们订婚5周年纪念日。玛莎很同意弗洛伊德的安排，这使弗洛伊德再次找到当初玛莎答应他求婚时的那种感觉。但是，不久弗洛伊德就获知他已得到资助赴巴黎深造的消息，所以他决定改变预定的婚期。从巴黎回来后，他决定在维也纳开业。等一切都安排就绪以后，再同玛莎结婚。

结婚时，弗洛伊德正好30岁，玛莎正好25岁。他们非常般配，弗洛伊德容貌本就英俊、身材更显瘦长，五官也很端正，特别是那一对乌黑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在玛莎的陪伴下，弗洛伊德更显英气不凡。

经过百转千折之后，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