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散文史

先秦历史散文

1.《春秋》

《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墨子·明鬼》下篇就曾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书中按年代顺序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事件，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史事。

《春秋》的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比如公元前720年2月22日发生了日全食，《春秋》隐公三年这样记载：“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日有食之”即日全食，是为所书之事。事发生在“己巳”日，即初一，这就是所谓“以事系日”，日属“王二月”，月前冠以“王”字，表示周历，此谓“以日系月”，月又属“春”之时，此谓“以月系时”，春又在鲁隐公在位三年时，此谓“以时系年”。按岁时月日为序来记事，优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的时间排列顺序，既说明了此事件发生的时间，又说明了与彼事件的相互时间关系，给历史记载以明确的时间概念，明确了史实的发展过程，把历史记载引上了真正科学化的轨道。《春秋》就用这样的方式，以鲁国为主体，兼及他国，记事清晰地显现了时代背景，揭示出同一时代此一史实与彼一史实之间的逻辑联系。此体例属于伟大创举。其内容、叙事、语言都较《尚书》之文具有新的特点。

《春秋》的用语，看上去似乎平平常常，细细体味每个字都渗入作者鲜明的政治主张和强烈的感情，表现着作者对人物的爱憎褒贬，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文笔浅显，用意深刻，以至于“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范宁《春秋谷梁传·序》）以一字寓褒贬的笔法，也易导致脱离史实以个人主观来定是非，《春秋》里也确有为亲者尊者讳，对亲者尊者回护之处，对后世史家有消极影响，但对史传文学来说，却恰好增加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不过总的说来，《春秋》还是具有求实的精神。孔子曾赞扬过太史董狐，赞其书法不隐。在他的《春秋》中，对于诸侯淫秽、纳贿、仇杀等丑行，也敢秉笔直书，甚至对不守君道的天子也敢亢刺。如隐公元年，鲁惠公已死，周平王向惠公妾仲子赠送助丧物，《春秋》便记下：“秋七月，天王使宰咂末归惠公仲子之帽。”向后世君王提出“君不君则犯”的警告。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春秋》尽管记了不少自然灾异，但并没有给以神秘解释，对旧史的荒谬还加以纠正，如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不见恒星，《鲁春秋》记载说：“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见《春秋公羊传》）流星陨落不待及地又返回天上，多么离奇！孔于于是把它改为“星陨如雨”，体现了他试图用无神论观点来解释历史现象的意识。

《春秋》存在着过于简短隐晦的缺点，如隐公八年的一条记事中只记下一个“螟”字，最长的条也只有47个字，仅具纲目，不细叙史实过程，使人弄不清史实的因果关系，只有读了传注它的著作，才能了解它的内容含义。但总的说来，《春秋》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史学及史传文学进人了一个新阶段，在古代文学史、思想史、经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它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著作；是春秋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经学中无论讲哪一派，都还要从孔子删定“六经”说起。因此《春秋》在这些学术领域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春秋》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是它对我国古代书面表达语言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它与散文写作讲求文辞简洁、含蓄蕴藉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世代传习，人们在学习、研究《春秋》的同时，也学习和继承了它的语言特点和行文笔法。对后世史传文学亦有较深远的影响。

2.《左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汉人也有称为《春秋古文》的。《左传》之名始见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左氏传三十卷。”班固自注作者是：“鲁太史左丘明。”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传》与《国语》成书时代较为接近，二书思想倾向也基本一致，然《左传》较《国语》有新的发展，民本思想更加鲜明、突出。首先，《左传》记事表明了民重于天、民为神之主、民重君轻、民为邦本的观点，这比《国语》“民神并重，先民后神”和“论及君民，以民为主”的思想又有进步，而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已经接近了。

《左传》在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或记言或记事的单一模式，吸收《尚书》记言体与《春秋》记事体的技巧，使记言与记事二者高度地结合起来，做到了在编年体中将记言与记事有机地融合为一体，达到了记言委婉生动，叙事详明有趣。

《左传》中记言记事的完美结合，开创了中国编年体写作的新纪元，梁启超因此称赞道：“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礻兆之大宗也。”左丘明是史学界的一名革新家，也是史传文学的一名革新家，《左氏春秋》代表了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有人把它奉为文章之祖、叙事之宗，如明代叶盛说：“六经而下，左丘明传《春秋》，而千万世文章实祖于此。”《左氏春秋》是上承《尚书》、《春秋》，下启《战国策》、《史记》的最优秀的史传文学巨著。

《左传》叙事的总的特征就是，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运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这种白描手法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遵循严格的时空观念，每一事件的记录必定以极简明的文字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参与的人物，叙述事件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进行；重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记叙每一事必详其发生（起因）、发展（冲突）和结局，尤其注重前因后果；描述事件的经过或重大场面，较少渲染和烘托，往往通过记录其中几个人物的言行，写出事情发展的过程，或写活一个场面。

《左传》描述的是一个纷杂、动乱的社会，因此怎样将矛盾对峙的政治、军事形势，错综繁复的王侯、宗族关系以及诸多异常的变乱表述得条理分明、井然有序，如何使种种不可言告的颠覆活动、密谋暗算昭然若揭，就成为作者行文记事首先力求达到的目标。整个社会的政权变更与政治关系的变化，是《左传》用以描述社会的主要矛盾线索。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追寻着这一线索，这使他如掌握了一把利刃，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牵一动百的社会矛盾作出了极明晰的分析。尤其是在记叙谋杀、行刺、政变及战争一类冲突急剧变化的事件中，作者的叙述才能更加得到充分的发挥。例如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庄公八年）、晋灵公谋杀赵盾（宣公二年）、郑西宫之难（襄公十年）、齐崔杼之乱（襄公二十五年）、齐人杀庆舍（襄公二十八年）、楚灵王之死（昭公十三年）、吴公子光刺王僚（昭公二十七年），这些重大事件的记叙都证明了《左传》作者的成功。

《左传》尤为出色的是善于描写战争，这集中体现了它高超的叙事艺术。作者生当战乱之世，耳濡目染，习于战事，了解并善于描述战争。对当时一些著名战役，如秦晋韩之战、宋楚泓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之战、晋楚郝之战、齐晋鞍之战、晋楚鄢陵之战、齐晋平阴之战、吴楚柏举之战、齐鲁清之战等等，都有非常出色的描写。《左传》之写战争，结构完整，情节精彩，运笔灵活，并不局限于正面的战斗场面描写，而能着眼于战争的前后左右；重在描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胜败的内外因素，以历史家的卓越识见，揭示其前因后果、经验教训，因而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并且还以简练形象之笔，描写战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绘声绘色。这样的战争描写，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后所难及。

《左传》散文艺术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善于写人。古之史官，有所谓记言、记事之分。其实往往言中见事，事中有言，机械区分很难，而记言记事皆必记人。《左传》虽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并非自觉描写人物，但毕竟涉及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全书有姓名可稽者，几近三千之众。其中形象较为鲜明、具有一定个性者为数不少。作者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描述，刻画了许多各具性格特征的动人形象。

《左传》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是只通过一时一事来表现性格特点的。他们的出现虽然一纵即逝、一闪而过，但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好像绘画艺术中的速写，作者几笔便勾勒出人物的生动形象。这类“闪现型”人物中有一大批足“士”的典型，他们性格的基本特点是真诚、尚公、忠于职守、信守誓言。例如《左传》中对石醋（隐公四年）、原繁（庄公十四年）、荀息（僖公九年）、解扬（宣公十五年）、华还（襄公三十三年）、狼（文公二年）、臾骈（文公六年）、臧坚（襄公-l—七年）等人物的描写，都选取了他们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最感人的事迹，以其灿烂的闪现留在历史的记录中。

因为这些人物只展示了性格的某一方面，所以大部分形象显得单一而缺乏丰富的内涵，并且受到当时道德规范的局限，呈现出明显的伦理化倾向。如其中一些人物便成为“孝”、“忠”、”信”、“义”等封建道德规范的象征。

总之，《左传》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先秦著作中，是它第一次提供了如此众多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并开创了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说，《左传》善于通过具体的记事描写入，在记事中写人，在写人中记事；描写人物事迹时，特别注意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人物性格与时代的政治标准（“礼”）密切相关，表现为明显的伦理倾向。这些特点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的语言，是历代文人学者推荐的典范。它的语言精炼、婉转、传神，能描摹出符合人物身份与性格的个性化语言，在记言方面远远超过了《尚书》的水平。如同是论战，曹刿发论（庄公十年），委婉尽致，侃侃而谈，充分显示了这位有“远谋”的乡下人虽胸有成竹，然初次涉足上层政治，处处小心谨慎的心理；而子鱼发论（僖公二十二年），坦率直陈，言辞激烈，敢于当面批驳宋襄公的谬论，同时又注意一定分寸，显然符合一个公侯贵族的口吻。《左氏春秋》中的“记言”，最为精彩的是行人的辞令，所谓“行人”是奔走于政界、应对于诸侯的政治、外交人员，他们凭借十分讲究的言辞来折服对方，推行自己的一定主张，委婉有力的辞令，显示了行人们能言善辩的共同特征。

《左传》的叙述语言词约事丰、意蕴厚实。如《宣公十二年》记晋军败于楚，溃不成军，作者只写道：“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为夺渡船以求逃路，先亡船的人以刀乱砍后来争攀船舷者的手，落入船中的断指竟“可掬”，这么一个小小镜头，晋军仓皇败逃之全状可想而知。作者又记入冬后楚军将士受冷冻，“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几句体恤的温语暖似披上棉衣，比喻贴切人时，将楚王慰勉之情与三军将士的愉悦都蕴含其中。以小见大，举轻驭重，“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在史学领域，《左传》是中国最早的、叙事详细的完整著作，它发展了《春秋》的编年体，成为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它的创新对后代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撰写奠定丁基础：较之《春秋》和《尚书》，《左传》有长足的进步。汉代《史记》纪传体的开创是继承和发展《左传》记写形式的结果，其“本纪”或“世家”即某国或某人的编年纪事；其“列传”，大多数就是将人物分散的事迹集中起来，按纪年排列成篇。后来各朝的正史多为纪传体。编年体作为正史的补充仍不乏著述，如《左传》之后最早的东汉荀悦《汉纪》，《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后汉纪》、《魏纪》、《晋纪》等三卜余种，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清毕沅《续资治通鉴》皆为编年体历史巨著。自《左传》和《史记》起，编年叙事和纪传叙事成为我国历史著作的两种最基本的体裁。

《左传》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无论在体制、容量、手段诸方面，它都具备了长篇叙事文学的雏型。这部伟大著作的艺术成就是开创性的，具有重大的奠基意义，因此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正如说荷马史诗之于西方文学，《左传》对后世文学产生的影响，是先秦同时期的其他历史著作无法相比的。

3.《战国策》

《战国策》既称战国“杂史”，又号“纵横家言”，不仅是重要的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标志着史家之文的发展攀上一个新高峰。此书汇集了战国时代一些重要史实和游说谈资，虽有不少“增饰非实”之辞，不可尽信，仍是研究战国历史的基本史料。“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史通·六家》）司马迁也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史记·六国年表序》）从文学角度看，此书也取得了多方面成就，不愧为一部影响深远的散文杰作。

《战国策》最初有《国策》、《国事》、《事语》、《长书》、《修书》、《短长》等名称。西汉后期，刘向校理群书，对“错乱相糅莒”的上述资料加以整理，去其重复，得三十三篇，按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宋、卫、中山十二国策，定其名为《战国策》。《战国策》体例与《国语》大致相近，基本上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所涉史实，上自三家分智氏，下至秦灭六国，凡二百四十余年。但全书并无贯穿始终的完整线索，多数年代模糊，人物事迹往往前后抵牾，少数篇章残缺不全，属于资料汇编性质。书中主要记载了当时谋臣策土的言行。这些谋臣策士中，大部分是纵横家。他们游说于诸侯权贵之间，为之出谋划策，进行合纵连横的活动，有人因此而显赫一时。其言行便被记录下来，供入学习揣摩。

《战国策》主要反映纵横家的思想。所谓“纵横家”，成分比较复杂。其中不少是有才能、有见识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知识渊博，十分注意了解和分析研究当时各国形势及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和特点，提出不同对策。他们像高明的棋师，善于利用矛盾，趋利避害，变被动为主动，“扶急持倾”，“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刘向《战国策叙录》）。

《战国策》的散文艺术具有很高成就，前人称赞它“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王觉《题战国策》），认为“其文章之美，在乙部中，自《左》、《史》外，鲜有能及之者。”（吴曾祺《战国策补注叙附例言》）做为谋臣策士游说活动的记录，其文章也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记言、叙事与写人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战国策》最显著的文学特征是在语言艺术上达到了空前的成功。经过200多年的历史发展，《战国策》中策士们纵横议论天下大势的说辞比《左传》中的行人辞令、《国语》中诸侯大夫间的论辩更加敷张扬厉、变本加奇，记言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高。《战国策》那剥肤及髓的辩驳，推而衍之的铺陈，奔放畅达的浯势，委婉而辛辣的嘲讽，耐人寻味的幽默，雄肆奇特的夸张等等，共同构成了《战国策》语言敷张扬厉的独特风格：

其一，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战国的谋臣策士多是反传统观念的“逆臣”和识时务的“俊杰”，一般对国家存亡原由、历史发展趋向、君王心理状态有比较准确的把握，善于对当前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条分缕析地明辩，胸有成竹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略。所以他们果敢决断，游说之辞纵横驰骋，没有空泛、虚伪的仁义说教，不回避野蛮、残酷的侵夺，毫不掩饰，毫无晦涩，表达是火辣辣、赤裸裸的，酣畅恣肆，有滔滔雄辩之势。

其二，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为了耸人听闻，游士的言词具有夸张渲染和虚构的特点。

其三，以小见大，生动形象。谋臣策士们辩说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自己一定的政治主张，而陈述这些主张时又往往使用描绘性的语言，例举身边细小、具体、生动的见闻，形象地来喻示所要阐述的深刻、抽象的道理，使对方听起来饶有风趣，感到有兴致。

其四，引譬设喻，善用寓言故事。《战国策》的寓言故事丰富多彩，大致可以分为动物寓言、社会寓言和历史寓言三大类。

《战国策》的动物寓言，主要通过拟人化的方法，把动物的兽性特征和某些人的社会意识有机结合起来，含蓄地体现某种政见和哲理，自然贴切而又意味深长。

社会寓言是把社会上某一类型人物的愚蠢可笑或异乎寻常的行为用漫画化手法加以夸张，异常荒谬，使之更集中更突出更具有典型性，从而寄寓深刻的教育意义。故事主角无姓名，只是“某人”、“有人”或“宋人”、“楚人”；也未必实有其事，但生活中的确存在类似现象。它包含的讥讽作用与笑话同，但它影射比喻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故又别于一般生活趣谈和浅薄笑料。更高级的社会寓言，除体现作者当时所要说明的事理外，往往还具备一定哲学意味。

我们把利用某些真实历史人物的言行，附会以虚构的情节，从而寄寓更深刻道理的故事叫做历史寓言。它不问于确凿可靠的信史，因为某些情节可能是后人捏合改造的，显然靠不住。但又不同于一般民间传说，其重点不在故事本身，而是作者所要进一步阐明的某种见解，言在此而意在彼。其作用不在于寻找论旺的历史根据，而是充当说理的形象比喻。

《战国策》的寓言，大部分情节完整，首尾清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不仅是作为比拟的修辞手段。其所反映的思想皆能切情人理，贴近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主题鲜明，使人一看就明白，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恍洋恣肆，不易捉摸。《战国策》寓言多用于口头陈说，所以保留着某些口语的痕迹，浅近朴素，不加修饰，明白晓畅。许多寓言在后世演变为成语，至今仍在使用。

其五，人物语言个性化。《战国策》的人物语言，在史传文学中可算是语言艺术的典范，不仅是因其辩丽恣肆，而且重要的在于其语言具有人物个性化特征，《左传》中的行人辞令，一般比较委婉含蓄，讲究辞令的修饰之美，而《战国策》则由于当时的思想比较自由，很少约束，人们大多能畅所欲言，没有多少隐讳。

《战国策》虽基本上是策士谋臣言辞，但不是单一的记言，言辞前往往简单叙述一下发论的原由，言辞之后还常常扼要介绍事件的结局，言辞成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和事件承前启后的核心部分，成了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与高潮，言事融合，组成比较完整的记叙结构。

通过人物生动多采的言辞，传神的姿态，跌宕起伏的情节，逼真的细节，《战国策》展示了战国乩世中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性格特征，尤其是那些说客和谋士，写得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如权机善变的苏秦，朝秦暮楚的陈轸，耿介不阿的颜，慷慨慕义的鲁仲连等。

其六，用生动曲折的故事，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从文学角度看，《战国策》文笔清新流丽，富于文采；又善于把人物的活动组织成生动曲折的故事，引人人胜。在某些场面描写上，尤善于渲染气氛，刻画人物，这说明在散文技巧上比起它以前的历史散文有新的提高，某些方面还成为后来《史记》的范本。

通过对历史人物言谈和具体细节的描写，通过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浮雕似地刻划出某些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是《战国策》在文学史上电具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其七，明畅通俗，《战国策》语言之通俗，在先秦散文中颇为突出。策士们出于功利目的，其说辞得让人一听就懂，否则，纵为奇策妙计，也不免枉费心机。故《战国策》的语言通俗明白，非常接近当时人民群众的口语，极少生僻的问汇、别扭的句式或怪异的表达方式。即使是引用《诗》、《书》、成语，也能把古语、今语、口语自然、和谐地熔为一炉，构成浑然的艺术整体，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较之《国语》语言的平实自然和《左传》语言的委婉含蓄，其风格显然别是一家。

《战国策》对后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汉初的散文家贾谊、晁错和司马迁都受到它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曾引《战国策》九十余事，并且学习它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汉赋的笔法，和《战国策》铺张渲染的文风有着血缘关系。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也都明显受到它的影响。

当然，《战国策》毕竟是一部作品汇编，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并不完全统一，文学价值也参差不齐。

《论语》

《论浯》是一部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典籍，也是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之名，乃编纂者所定，一般认为，“论”即论次编纂，“语”指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语经论纂，故称《论语》。《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今本《论语》共二十篇。书中既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其再传、三传弟子的笔墨，先后相距数十年之久；书中所记，有重见之语，有传闻异辞，文体、称谓也有所不同，可知记述非一人，论纂亦非一次。大约战国初年始编纂成书。

《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与“礼”。所谓“礼”，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其根本之点乃是尊卑、贵贱、长幼有严格规定的等级制度。但他并非一味守旧，也主张对“礼”加以“损益”，即改革。孔子最大的创新是纳仁人礼，他讲“礼”，以“仁”为思想墓础，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讲“仁”，以“礼”为政治原则，所以说：“克己复礼为仁。”“仁”的概念是春秋时代新的社会思潮的集中概括。孔子对“仁”有许多解释，最基本的意义是“仁者爱人”，即把人当人看待。而当时的奴隶主贵族正是不把奴隶当人的。孔子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认为君子应该“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强调“礼”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作用。所谓“仁”，不仅指主观的道德修养，也指客观的伦理教化。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可见“仁”是目的，“礼”是手段。在孔子看来，通过“克己复礼”可使“天下归仁”，这说明“仁”在孔子心目中是涵盖了主、客观世界的理想境界。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反映了孔子的政治倾向。从“仁”出发，孔子提倡“德治”，反对滥用刑罚，过分剥削，尤其反对人殉制度。主张对百姓进行“教化”，“使民以时”，“举贤才”，“举直错诸枉”等等；这些在历史上都有一定积极意义。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打破社会等级界限，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向群众开放，在教学实践中，他强调“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善于进行启发式教学，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学生有问题时才加以指点。教育学生要触类旁通，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告诸往而知来者”。注意因材施教，常常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给以不同解答。他教育弟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提倡勤学多问，他自己则是“学而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在他看来，只要善于学习，到处都有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强调学习与思考结合，而思又以学为基础。要求吸收新知识与复习已有知识相结合，言与行相结合，反对讲空话，只说不做。孔子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然十分有益。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在文学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并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意味深长地记述孔子的议政论道之语，言简意赅，含蓄隽永。这类语录在《论语》中占有显著地位，有的不过三言两语，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朝闻道，夕死可矣”，“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等。

孔子美学思想的核心是美和善的统一，即高尚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的统一，而又把善放在首位。在他心目中，文学艺术首先应在内容上符合崇高的政治伦理要求，不然形式再好也有欠缺。孔子把善放在美之上，并没有放松对美的讲求。他多次讲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文，犹质也；质，犹文也。”（《颜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这里的“文”指文饰，“质”指素质。主要是讲人的品德修养问题，也适用于文学艺术上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孔子文艺思想中最精彩处，是他对诗歌社会作用的中肯概括。

孔子大力提倡“诗教”，把文艺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推行礼乐教育看成是改良政治，改革社会，陶冶性情的重要手段，把学习礼乐诗歌看成是人的品德修养的基础。他提出，作一个完美的人应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孔子把新兴的“仁”的意识注入旧的礼乐形式之中，使之有了更具体的内涵。他说：“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意思是说，离开了仁，礼乐便失去意义。又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町见孔子把诗乐的道德教化作用看得十分重要，不赞成把文艺当成纯粹的娱乐工具或装饰性摆设。

《论语》虽然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但它的文学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

应用比喻、形象说理，是《论语》基本的语言特色。《子罕》中有两句为人们经常引用的名言，一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彤也”；一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它们所以饶有韵味，是因为两者都通过比喻给人们提供了生动的自然形象，同时还寄寓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挺立在严寒中的苍松翠柏，有一种傲岸不屈的精神，激励着人们面临危难不失操守；滚滚流逝的川水，形象地体现着宇宙间的一切都在永不停止的运动这一普遍规律，它启发人们进德修业，不断进取。比喻，在《论语》中成为说理的重要方式，并使说理转化为形象描述。孔子教诲学生，就常用比喻：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进也。（《子罕》）孔子让学生们从“为山”和“平地”的日常现象中领会：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这类比喻，文字虽简短，涵义却丰富，可以引发人们做多方面的联想，得出多方面的认识。

多句并列是《论语》的另一语言特色。如《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三句以上的并列句，日本学者称之为“多句对”：如从思想内容来看，这种并列句式源干谈话者层进的思想方法。

文字上尾句衔接，句式上三句并列，语言的节奏鲜明而流畅；思想上层层推进，逐步深入，耐人寻味，表现了辑录者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

《论语》的文学价值还表现在人物个性描绘上。

关于孔子的生平事迹，《论语》没有详细记载，因为它不是人物传记，重在记言而略于记行，记小事而不记大事，记片断而不求系统。即使这样，人们从《论语》中仍然可以看出孔子的性格面貌，特别是他那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精神，对学生严肃认真、热情诚恳的态度，处处使人感到如闻如见，可亲可敬。

《论语》写到一些生活片断，反映出孔子与某些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已不是简单的对话，而是具有一定情节和波澜的小故事。

《论语》的语录之体自具特点，旨在记言，全用口语，通俗浅显，不同于《尚书》、《春秋》的书面语言。而且孔子为人重视文采，师徒问答言皆有文。虽只言片语，也不同寻常笔墨。虽有加工润色，却似一出自然。

这样的著作，对后代的文章影响极大。历代作家行文用语无不取法于此。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

《孟子》

《孟子》一书，是记述战国时代思想家孟子言行的。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一位大师，后世多以他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孟子》一书是孟轲晚年和弟子在一起共同编纂的，全书共三万五千多字，基本上是一部对话语录集。它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孟轲游说各国时与各诸侯王以及其他一些学人论述各种问题的经过和彼此的重要言论，虽然总的说来它还没有脱离语录体，但无沦从篇章结构和言辞文采上，都较之《论语》有了很大发展。

《孟子》中论战性的文字，往往既记述孟子本人的言论，也记述对方的言论；既写论战的内容，也写论战的过程。《孟子》一书不仅记载了孟子的言行思想，同时也保存了当时某些学派、人物的言谈思想资料。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记述，往往把时代气氛、各家的和各种人物的言谈风貌，以至于孟子的论辩技巧性格、态度，都比较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因此，虽同属语录体，而它比起《论语》来，就显得更生动，更完整，更具有某些文学色彩和吸引力。

孟子在论辩时，一方面善于采取层层追问、步步进逼的方法，使对方无法躲避，理屈词穷；同时也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和充满爱憎的感情，从而富于强烈的文学色彩。

《孟子》中还有一类单纯发表议论的较长的篇章，虽然没有标题，但它足围绕着一个中心的问题作较详论述的，实际上已接近于较完整的议论文。如《告子上》的《鱼，我所欲也》章，就是著名的代表。

《孟子》在汉代即开始受到重视，唐以后，由于韩愈及宋代理学家的表彰，孟子的地位更加提高，被定为孔子道统的继承人，《孟子》也因此在宋代被尊为“经”。其对散文创作的影响，亦随着韩柳欧苏等古文家的鼓吹而日益扩大，被视为古文的一种典范，几乎所有的散文作家都注意向《孟子》学习。

总的说来，《孟子》散文，无论是其中的对话体部分，还是以叙事、议论为主的篇章，主要的风格特色是气势磅礴，感情充沛，读起来使人感到一气呵成，淋漓痛快。中国古代论文，向来有“以气为主”的说法，文章讲气势，实际上就是说文章写得要有个性，有感情，有锋芒。汉唐以后中国散文家几乎无不推崇《孟子》，唐宋大占文家如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都很重视《孟子》散文的特点，如苏洵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意思说，孟子散文，沿言简练但表达意思却很充分，在发议论时，并不作武断的言词，但却很有力量，使论敌无法招架，不能不折服。《孟子》散文对中国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是显著的。

《老子》传说为老子所著。《老子》约五千多字，文约而意丰，是一部间有部分韵文的哲理散文。其文谈玄沦道，义蕴深邃，具有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思想哲理问题：

（一）道的思想

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道”为核心：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万事万物存在与变化的普遍原则和根本规律。“道”的提出，标志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抽象思维能力已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老子首创以“道”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反对上帝有知、天道有为，针锋相对地提出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这意味着天上神权的动摇，也正是地上王权衰落的反映。但是，在老子的思想中，“道”只是个形式概念，不是积极概念，“道”本身不是一物，所以它是无名的。

（二）无为思想

老子尊重自然，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有一个“独立而不变，周行而不殆”的道理，既不由天来主宰，也不用人来安排，任何人为都与自然相反，所以他主张无为。老子的政治哲学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白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三）朴素辩证法思想

老子已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学说的精髓，是辩证法思想。老子观察了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初步认识到社会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发现了事物无不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基本原则。但他过分强调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性而忽视其斗争性，缺乏积极斗争的思想，含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脱离条件而讲变化，无异于宣扬循环论。

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显然还不完整和不系统，但其著作中的这种思想火花却不时闪耀光彩。

另外，《老子》一书，还有许多关于战争的论述，这些论述，综合起来，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反对战争，因为战争的后果是严重的，“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而且战争还会带来敌人的报复，所以说：“夫兵者，不祥之器”，其次，不得已而战时，要保持克制，不要逞强斗勇以杀人为乐，“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再次，在战争过程中，不要轻举妄动，必须保持冷静。为此指出：“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争”、“祸莫大于轻敌”、“抗兵相若，哀兵胜矣”，这些论述深合兵家之要。《老子》中所反映的战争观是深刻的，它的反战思想是符合人心的，它的自卫思想是积极的：

《老子》之文在先秦诸子中独标一格，凝练晓畅，朗朗可涌，语精意奥，启人深思。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是韵散结合的特殊文体。《老子》文体异于渚子，虽咀像语录，大多三言两语，但与《论语》的纯散文体有所不同。它的文句大休整齐，有的全是韵语。

其次是善于运用具体形象表现抽象哲理。这也是先秦诸子共有的特点，但《老子》用此手法，似更得心应手，有其独特之处。

第三是语言凝练精妙，多用格言、警句。在《老子》五千言中，随处可见方言、谚涪、格言、警句。

这些格言、警句形象而深刻地浓缩了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经验教训，闪耀着思想之光；《老子》被誉为“五千精妙”，在很大程度上即由于此。

《老子》的重要注本有：西汉河上公《道德经注》、三国魏王弼《老子注》、《老子指略》、明清之际王夫之《老子衍》、清魏源《老子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