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说史

魏晋南北朝小说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与“大达”对举。显然是指一些不合大道的琐屑言论，与我们今天的小说概念不同。其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了“小说家”之称，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把民间流传的奇事异闻、神话传说等看作小说，无疑又跨进了一步，较接近后来的小说了。

小说的产生，可以溯源很早。大约产生于秦汉以前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在一些子书里，夹杂着不少寓言故事，它们是小说的萌芽。在汉人的著作中，被称为杂史的《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已富有小说的意味。始见于《隋书·经籍志》的《燕丹子》，近似于小说，而著作者和产生的年代都难于考定。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小说形成并逐渐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小说作品数量较多，内容丰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从内容看，大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一类是汜录人物轶闻琐事的“轶事小说”，或称“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大量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主要是与当时的封建迷信思想盛行关系密切。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仍，故宗教迷信思想极易传播。腐朽的士族阶级不敢正视现实，他们或佞佛，以求精神麻醉，或信道，妄想羽化登仙；而面对人生种种磨难的劳动人民，一方面把摆脱饥饿、贫困和死亡、寻求安定、幸福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缈的鬼神身上，另一方面，也常将自己的反抗情绪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曲折地表达出来。正因如此，所以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层出不穷，保存至今的有三十余种，而以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

干宝（？～336），字令升，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人。少始知学，博览典籍，是著名的史学家。西晋末年任佐著作郎，赐爵关内侯。东晋时，曾任史官，又任山阴令，始安太守、散骑常侍等职。著有《晋纪》，时称良史。干宝喜阴阳术数，搜集了许多“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的故事，撰成《搜神记》三十卷。原本已佚，今本二十卷，为明人所重辑，已非原貌。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他写此书的目的是“明神道之不诬”，故当时人称他为“鬼之董狐”（《世说新语·排调》）。因其相信鬼神之实有，故书中不乏神仙道术、鬼怪灵异的内容，宣扬了宗教迷信思想。但由于作者撰写态度较为严谨，故事来源广泛，所以保存了不少优秀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搜神记》的内容，一是“取于前载”，但并不都是照旧抄录，有些文字上作了加工；二是“采访近世之事”。出于作者手笔。其中大部分只是简略记录各种神仙、方术、灵异等事迹。也有不少故事情节比较完整，在虚幻的形态中反映了人们的现实关系和思想感情。尤其有价值的，是一些优秀的传说故事。如《李寄斩蛇》、《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干将莫邪》、《董永》、《吴王小女》等，都很著名，对后代文学有较大影响。

《东海孝妇》叙一孝妇被官府枉杀，精诚感天，死时颈血依其誓言缘旗竿而上，死后郡中三年不雨。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即以此为蓝本。《董永》叙董永家贫，父死后自卖为奴，以供丧事，天帝派织女下凡为其妻，织缣百匹偿债，而后离去。《天仙配》的故事由此演变而来。以上二则，本意都是表彰孝行，但又不尽于此。前者还控诉了官吏的昏庸残暴，后者又表现了穷人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这两点，分别成为《窦娥冤》与《天仙配》的中心。

比较起来，《李寄斩蛇》和《干将莫邪》，更具有强烈的斗争精神。《李寄斩蛇》记述东越庸岭有一条大蛇，经常为害，地方官吏庸碌无能，招募奴婢送给蛇吃，已经有九个女子送掉了生命。这时李寄决然应募。地用咨团饭把蛇引出洞口杀死，并人穴将九女髑髅一一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害，甚可哀愍厂它指出了怯弱致毙的可悲，说明只有英勇机智的斗争才能除暴去害，求得生存。《干将莫邪》写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被杀。其子赤此长大后，为父报仇。这个故事中所表现出的人民对于残暴统治者的强烈的复仇精神，是中国文学中少见的。文中写干将莫邪之子以双手持头与剑交与“客”，写他的头在镬中跃出，犹“嗔目大怒”，不但是想象奇特，更激射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以悲壮的美得到鲁迅的爱好，被改编为故事新编《眉间尺》。

《搜神记》不仅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基本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代表了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最高水平。像《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等篇，其结构完整，情节之曲折变化，描写细致生动，人物形象之鲜明，语言之疏宕，确已粗具短篇小说之规模，远非当时一般粗陈梗概之作所能相比。

《搜神记》之后，优秀的志怪书当数刘义庆的《幽明录》。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宗室，袭封临川王。他爱好文学，著述甚多，除《幽明录》外，传世还有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不过，这些著作当有他门下的文士参与编写。

《幽明录》亦久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二百六十多则。它和《搜神记》不同之处，是很少采录旧籍记载，而多为晋宋时代新出的故事，并且多述普通人的奇闻异迹，虽为志怪，却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生活气氛。其文字比《搜神记》显得舒展，也更富于辞采之美。这和宋代文学总的发展趋势一致。

爱情主题在民间故事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它们所描写的爱情是悲苦的，也是执着的。《幽明录》中的《庞阿》写石氏女见庞阿秀美，产生了爱悦之情，她的神魂就常到庞阿的室中。最终二人结为夫妇。这是最早的一个离魂的故事，虽是离奇，抒情性却很强。

除以上所述，较好的志怪书，还有十六国时代王嘉的《拾遗记》，多述历代遗闻；旧题陶潜所作《搜神后记》，内容与《搜神记》相仿。其中《白水素女》一篇，即民间“田螺姑娘”的传说，流传很广；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也以神怪为主，文辞清丽，叙事委曲，是其所长。《阳羡书生》一则，演化佛经中的故事，幻奇之极。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当时迷信思想极盛的社会里，也产生了少数对鬼神表示不敬的故事。《幽明录》中的《阮德如》篇，写阮德如在厕所里见到了一个鬼，他镇定地笑着说：“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就羞惭而退。《列异传》中的《宋定伯捉鬼》，写宋定伯夜行遇鬼，毫不畏惧，并且从容机智地麻痹它，最后捉住了鬼所变成的羊，还用唾沫唾它，使之不能变化逃走。它写出了宋定伯的大胆，也写出了他的机智。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它给后代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唐代传奇小说、沈既济的《枕中记》就源于《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明清以后的小说和戏曲，都从六朝志怪小说中吸取了不少故事题材和情节。其次，中国小说史上说狐道鬼这一流派的形成，也肇始于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如宋代洪迈的《夷坚志》、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均与之有一脉相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