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话本

话本原是“说话”艺人表演时所依据的底本，只供说话人表演之用。“说话”是唐宋以来一种表演伎艺的名称，就是“说书”或讲说故事的意思。从事“说话”伎艺表演的人，称为“说话人”。

到了宋代说话文艺空前发达。在大城市里都设有专供表演用的瓦舍、勾栏。例如在东京的东南角即有三处瓦舍及五十余座勾栏，勾栏中最大的表演棚可容数千人。说话是勾栏内相当受欢迎的一种表演，据《东京梦华录》载，当时东京即有孙宽等人的讲史与小说等。说话人中还有以专说某一部书著称的，如说《三分》（即“三国”）的霍四究，讲《五代史》的尹常卖等。还有不能固定设场，只能走村下乡临时设场的，如陆游《小舟近村三首》中所描写的那样：“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话本的产生也有一个过程，最初由于社会文化水平及书写、印刷条件的限制，说话艺人并没有底本，说话内容只能口传心授，后来有了底奉，文字比较简略，只记录唱词、主要故事情节，说唱时再由“说话”艺人灵活运用，临场发挥，增添细节。

说话艺人师徒相传，在演出实践中不断修改加工，又有书会才人一面编写话本，一面又根据“说话”艺人在口头说唱中流传的话本，加以整理提高，才有了可供阅读的话奉。唐代时已有话本，但留传不多，随着宋代说话盛行，话本也大量产生，并被整理加工，刊印成读物，成为保存有说话艺术特色的书面文学。

小说话本可分为四类。飞为爱情小说，代表作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志诚张主管》等。二为社会问题小说，其中又以公案小说为主，代表作有《错斩崔宁》、《错勘赃》、《简帖和尚》、《快嘴李翠莲记》等。三为豪侠小说，如《宋四公大闹禁魄张》、《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等。四为神怪小说，如《张古老种瓜娶文女》、《西山一窟鬼》等。四类中以前两类成就最高。

总之，小说话本大多数以市井平民为主人公，广泛地反映了宋金元时期的社会现实，反映了市民阶层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歌颂了他们为争取人身自由、自主婚姻所作的抗争，表达了广大市民阶层的理想与愿望。这些都是小说话本思想内容方面的精华。但是由于话本作者的思想比较复杂，有些作品存在着宣传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等思想局限。

宋辽时期的小说话本一般都有煞尾，往往用四句或八句诗句为全篇作结。有时也有用词或整齐的韵语作结的。煞尾直接连接在情节结局以后，由说话人（或作者）自己出场，总结全篇主旨，或对听众加以劝戒，或对人物、事件进行评论。

小说话本除了保存着“说话”伎艺所特有的体制以外，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

首先，情节曲折，故事性强，是小说话本的突出特点。小说话本极重故事情节安排，在展叙故事时，努力做到有层次的介绍，并随时有意地为以后情节的发展进行铺垫，使情节发展自然而又井井有序，尽管头绪繁多，却能将来龙去脉交待得一清二楚。善于使用伏笔，造成悬念，增加情节的曲折性，取得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其次，运用生动的白话口语叙事状物，是小说话本的另一特色。小说话本中许多优秀的篇章，都成功地做到了用白话来描写社会日常生活，叙述骇人听闻的奇闻逸事，并用以抒发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它第一次用白话文来描写叙述社会日常生活，对当时社会上的人情世态，做出生动的描绘。如《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在这方面的成就都很出色。

再次，小说话本也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并善于通过对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及人物言行等的细致刻画来表现人物，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具有个性的人物，如《错斩崔宁》中的刘贵陈二姐等。

话本小说在故事结构、人物刻划上的这些特点，表现了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比唐传奇又前进了一大步，开始趋向成熟。

在敦煌变文和唐话本中虽间有俗语，仍以浅近的文言为主，到宋元话本小说，才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叙述。后来我国小说、戏曲所普遍采用的白话文体，这时已经正式出现，开始了我国文学语言上一个新的阶段。

除白话小说外，宋代还有很多文言小说，但其成就不如唐代传奇，更不如宋代话本。其原因正如胡应麟所评：“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色殊乏。”（《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这一特点在志怪类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洪迈的《夷坚志》四百二十卷虽蔚为大观，只是太“偏重事状，少所铺叙”（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艺术成就较差，但去粗取精，终有一定的成就。

一些表现社会世情的小说也有一定成就。如陈世崇《随隐漫录》中的《钱塘游手》写南宋临安城中的种种骗局，沈傲《谐史》中的《我来也》写机智狡猾的神偷，都对当时的社会有一定的揭示意义。一些“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志怪小说写得也颇为精彩，如《西蜀异遇》写李达道与狐妖宋媛恋爱，并宣称：“然则吾生之前，死之后，安知其不为异类乎？媛不可舍也。”其情节、形象、意境已接近《聊斋志异》的水平。

宋代话本除“小说”外，还有“讲史”。

讲史，亦称平话，篇幅较长，专讲历代兴亡的历史故事，“也是很受市民阶层欢迎的伎艺。“讲史”渊源于唐代民间讲说的历史故事。北宋时“讲史”伎艺已趋于成熟。《东京梦华录》里就记载了许多讲史伎艺的专业艺人，有“说三分”专家霍四究，说“五代史”专家尹常卖。目前已知的北宋讲史科目有《汉书》、《五代史》、《三国志》等，特别是说三国故事更深受群众的欢迎。南宋时“讲史”更加兴盛，艺人更多，题材也更为广泛。

讲史话本比起史书来更多一些民主性和反抗性，且能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正像鲁迅所评：“讲史之体，是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中国小说史略》）为了表达鲜明的爱憎和积极的愿望，平话还往往把历史人物理想化、类型化，因而富有一定的浪漫性和较强的感染力，正像苏轼《东坡志林》卷六所记：“涂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他们在听三国故事时“闻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又像刘克庄《田舍即事》所赞那样：“儿女相携看市优，纵横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愁。”但讲史话本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不如小说话本，语言也较粗糙。即使如此，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视，许多重要的长篇历史小说都是从这些话本发展而来，如《水浒传》即由《花和尚》、《武行者》等平话及《大宋宣和遗事》而来，《三国演义》即由《三国志平话》而来，《封神演义》即由《武王伐纣平话》而来。

宋代的话本，无论是短篇的“小说”或长篇的“讲史”，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不仅使文学更接近于人民，而且还开辟了中国小说的新纪元。明清以来的短篇白话小说就是在宋代话本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至于长篇的“讲史”话本，更是元明以来长篇小说的前驱，《大宋宣和遗事》对《水浒传》的形成，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关系。至于宋代话本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以及它的一些艺术特点，更成为中国小说的优良传统。另外它也给元明以来的戏剧提供了大量的题材，根据《错斩崔宁》改编的《十五贯》到今天仍旧在舞台上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