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视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

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

——习近平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201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发展战略重点，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衣领子”、“牛鼻子”。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是一个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代中央领导人始终把加强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对待、来倡导、来坚持，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对推动全党的学习建设，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更是进行多次集体学习。这些集体学习的话题多元、时间灵活，既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也有执政方略的阐释，还有对历史智慧的汲取，以及围绕重点工作的交流学习。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一、中国共产党从学习中蹒跚起步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曾经长时期走在世界前列，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然而，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西方列强的侵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欺凌、国体破败、专制肆虐、民生凋敝，中华民族陷入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深渊。

从此，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中华民族面对的共同的历史任务。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到发动政治变革的戊戌变法，再到义和团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尽管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他们的共同不足就是缺乏革命的、科学的、先进阶级的思想武器。

事实证明，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在其影响下，中国在1919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它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促进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促进了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西欧发达国家，是在19世纪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创立的。它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和思想体系。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分别从东面的日本、北面的俄国、西面的法国传入中国，并迅速形成了学习、研究和宣传的热潮。

其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办《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成为传播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进步社团和刊物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培养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孕育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

1920年8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同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从1920年8月到1921年初，共产党早期组织又相继在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城市以及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地建立。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加强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并把它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

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

中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比如北京大学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发起的党的学说研究会；上海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湖南毛泽东等发起的长沙文化书社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湖北恽代英等发起的利群书社；天津周恩来、郭隆真等发起的觉悟社等。出版的报刊有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州的《广东群报》等。

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成立，郑重地把马克思主义写在党的旗帜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拉开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序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成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论述，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决策，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的确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统一战线等重要观点和思想，都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概括。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中国无论是从事革命还是进行建设，都不能完全照抄马列主义的“本本”，也不能机械照搬外国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总结实践经验和群众创造、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掀开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光辉篇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先后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事关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播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年又一年地坚持下来，一代又一代地发展下去，一次又一次地飞跃起来，不断走向新的境界，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分不开，与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学习，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求实精神和创新意识分不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引中国走出漫漫黑夜的灯塔。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通过学习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党的成长、发展、壮大，并领导中国人民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二、延安的“窑洞大学”

古人云：“玩古训以警心，悟至理以明志。”书籍就像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让我们知天下事而明荣辱、晓古今理而辨善恶。读书、修身、立德在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它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

如今，学习更是党员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提高精神境界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学习是精神家园的源泉，党员干部的精神家园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实和升华的。

“学习是前进的基础。”邓小平这一至理名言，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永不懈怠、永不停滞的鲜明品格。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探索和成功，就是不断学习，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可以说，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但重视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也一直重视党员干部个体的培训和学习。这一点，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通过《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强调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纲党章的学习、讨论。为了加强学习，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湖南、上海分别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平民女校等干部教育学校。在大革命的3年中，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形式和措施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和共产主义信念教育，使党在同国民党合作中保持了独立的地位和品格，并不断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进一步解决正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这时期，为了适应抗日军事斗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需要，中共中央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在职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为了加强干部教育，在延安先后开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窑洞大学”。

这些学校条件都很简陋，毛泽东曾风趣地对抗大学员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

在这些学校中，尤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名气最大。“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简洁有力的歌词，慷慨激昂的旋律，这是该校校歌。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培养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干部。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这所“窑洞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要求全党同志“都要进入这个无期大学”。

为什么要学习？毛泽东认为，我们队伍里存在着“本领恐慌”，“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

在学习内容上，毛泽东认为，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谆谆告诫全党：“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其次，要学习业务知识、科学文化知识及其他知识和本领。毛泽东说：“共产党员还要虚心学习文化，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理论。”

至于怎么学？毛泽东的回答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僵死的教条，要善于向实践和人民群众学习。针对有的人认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有的人认为看不懂不愿意学习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使得中国共产党1939年开始的学习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扎扎实实，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了加强对学习的组织领导，中央专门设立了干部教育部，负责全党的学习。党中央还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任主任。

总学委先后派出许多巡视团和巡视员，深入各重要机关、学校检查学习运动进行情况，听取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总学委还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推动了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

1940年3月24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以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干部学习节，各单位要总结全年的学习情况和经验，并进行奖励。1940年5月5日，是第一届“五五干部学习节”，中央宣传教育部专门召开学习运动总结大会，并评选出39个模范学习小组，朱德被评为学习模范。

延安时期的学习十分注重联系实际，把学习与整风结合起来。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此外，延安学习运动还通过音乐、舞蹈、诗歌、小说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扩大影响。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歌曲《黄河大合唱》、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小说《李有才板话》等，都对学习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延安学习和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重视和善于学习等优良作风，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学习，还善于学习。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战争的本领更多来自革命实践，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实践中学习、摸索，创造了一套以游击战为主的农村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使革命力量不但在农村站住了脚，而且得到了很大发展。革命的星星之火呈现出燎原之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全局提出了适合中国抗战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而且发展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领导人民武装胜利地进行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总结出人民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大大提高了军事指挥艺术，领导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彻底胜利。

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进入城市形象地称为“进京赶考”，为了“考个好成绩”，他号召全党“重新学习”，学会做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利用高等院校和各种专业技术学校，培养大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广大党员干部迅速掀起了一个学文化、学知识、学业务的热潮，较快地提高了文化素质，相当多的人掌握了管理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事业的本领。

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毛泽东强调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他坚信：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由此，中央下发了一系列指示、决定，要求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并把学习运动推广到全国人民中，“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取得了明显成效，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戒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

这一探索，贯穿于1956年至1966年全面建设的10年中。这1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曲折发展的1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学习和认识的10年。其间，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犯了错误。而对错误的纠正，仍然离不开学习。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党内“左”的错误逐渐发展，并最终演变为“文化大革命”，在此背景下倡导和组织的历次学习运动，效果欠佳。正如邓小平1978年所指出：“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

主要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

为了恢复党在学习上的优良传统，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教座谈会最后一天发表的《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

“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在学风方面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压制讨论、互相封锁等。我们现在不同意见的争论、讨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他还强调：“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邓小平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全社会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党肩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江泽民提出：“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努力学习。”“我们要在全党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在《〈全国干部培训教材〉序言》中，他强调指出：“面对国内外的新形势，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全面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领导能力，因此，切实抓好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更为迫切了。”

在江泽民的倡导下，全党用三年时间开展了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2001年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上提出“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之后，在全国很快兴起了创建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组织的热潮。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局外人往往看得更清楚。曾经多次访华的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在2002年发表谈话说，中国人的求知若渴令他大为震惊，是中国人的“奋发好学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2005年4月，见证了苏共垮台的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访华回国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蓬勃发展的集体，因为他们“愿意并正在向所有人学习”，“吸收现代文明中一切好的东西”。

2008年2月，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求：“各级党组织都应该成为学习型组织，各级领导班子都应该成为学习型团队，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成为学习的表率。”在胡锦涛主持下，全党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活动，并推进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在全党、全社会大兴学习之风。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开学典礼上强调，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就没有止境。

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

中国共产党这种善于学习、调整、吸纳的能力，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熟练运用，得益于对中国传统智慧和优秀文化的有效继承。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的强力支持，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学习、调整与吸纳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国的传统智慧已成为当今中国最宝贵的软实力。

三、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的书卷人生

所谓学习，是指通过阅读、听讲、研究、实践获得知识或技能的活动。就个人而言，学习是人们获取知识、陶冶性情、培养和提升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而言，学习是提高执政能力、加强党性修养、提升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的重要方法。

在中国共产党内乃至世界的领袖人物中，毛泽东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可谓无人能与其相比。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也堪称是终身学习、酷爱学习的典范。

毛泽东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手不释卷，以书为伴；书以伴行，书以伴眠，书以伴厕，书以伴终。书，伴随着毛泽东度过了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书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毛泽东早在少年读私塾时，就读了《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读物和“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著作。

如果说毛泽东的阅读生涯有过苦恼的话，那就是上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里无“奇”书可读。这种局面，一直到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才得以改善。毛泽东在漳州一所中学图书馆里挑选出几担书运回苏区，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1933年，毛泽东将《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不久，毛泽东又向彭德怀推荐《“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到了陕北，毛泽东迎来了阅读黄金期。1935年10月9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进驻陕北吴起镇，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直到1947年3月18日撤离，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居留了10年,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担任党政军重要职务，日理万机，但他无论多忙，都坚持读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阅读不辍。

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

毛泽东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忘阅读。有一次，他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

1975年，毛泽东的眼睛做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又开始了大量阅读，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手不释卷。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去世前一天，弥留之际仍在坚持看文件、看书。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写过一个回忆录，回忆毛泽东最后一次读书，确切的说是听书。这是在1976年9月8日凌晨5点50分，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是深度昏迷，在不停的抢救，一旦清醒过来就叫人来给他念书，他不可能再看书了，也拿不住书了，眼睛又有白内障，看不成，靠别人给他念。最后这个时间，他清醒过来了，又叫人给他念书，最后念了七分钟的书，毛泽东再度昏迷，直至去世。

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大类。他的菊香书屋藏书至少有近10万册。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就不知有多少了。

毛泽东一生到底读了多少书？2014年1月3日，人民网党史频道邀请毛泽东晚年专职图书服务管理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徐中远以“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为主题与广大网友交流。

“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在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中，我们看到毛泽东生前读过的存放在中南海故居里的全部图书。据我们的统计，大约有十万册左右。这近十万册的图书，有的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阅读过保存下来的，当然在战争年代有许多书都丢失了，但保存下来的这些书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是进城之后根据他老人家自己的读书需要，用他自己的稿费购买的。这十来万册的图书当中，大部分书是经、史、子、集古籍线装书。”

毛泽东喜欢看马列著作。他读的第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在延安时期，他最喜欢读列宁著作，读的遍数最多的是《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等。特别是《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个人不仅读过多遍，还推荐给别的同志读。

“不动笔墨不看书”是毛泽东的读书方法。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身体力行这条读书方法，而且终生坚持不辍。他从内容摘录、标记符号、旁注批评、读书日记和改错纠谬这四个方面入手勤于动笔。

毛泽东提倡读书要“三复四温”。《共产党宣言》他读了100多遍。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都读了10遍以上。对于《红楼梦》，他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他一生翻阅《资治通鉴》达17遍。近代时政著作，他十分爱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梁的维新变法著作，特别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一些好文章他更是能背出来。

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书对照着来读。他还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独立思考，不迷信书本。毛泽东读书的特点是读书与独立思考相结合起来。

毛泽东不但自己热爱学习，也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学习。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过一段话：“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在这里，毛泽东所指的“进货”，就是读书。

基于此，从延安整风开始，向党内领导干部荐书，成为了毛泽东习惯的领导方法。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荐了4批书目。主要有《“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党的一些现实文件。

他还从《鲁迅全集》中找出《答北斗杂志社问》，列入整风学习的文件中，以期改变党内文风。为澄清党史的一些是非，又阅读大量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称之为“党书”，要求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认真阅读。

从1945年党的七大开始，毛泽东先后四次向党内干部推荐马列著作，每次都有特定的背景。在七大上推荐《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5本，是为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局面，打牢马列主义的基础。

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推荐12本，特意增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用意很明显：共产党人不应该只是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应该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为此要学习新的本领。

1963年，毛泽东又推荐30本，大概与他当时想让全党深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有关。

今天，认识和了解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情况，学习他的读书方法和读书精神，对于我们建设学习型政党、创建学习型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营造全民热爱读书的社会风气，对实现中国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四、领导干部为什么要读书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事瞬息万变，不管是认清科学发展大势、把握科学发展规律，或是统领科学发展大局、创造科学发展业绩，多读书善读书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都是一项非常必要且不可缺少的事情。

但现实中，这种要求对一些领导干部来说，学习却似乎成为了一种奢望。“偌大的豪宅里，却遍寻不见一本书。”深圳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落马后，广东省纪委办案人员搜查其住所时有这样一个深刻印象。

据办案人员透露，作为一名正厅级领导干部，蒋尊玉家中书柜里摆放的并非图书，而是名贵烟酒、玉器、字画等，放在床头的唯一一本书刊还是“少儿不宜”读物，甚至还布置了一间佛堂，供奉了十几尊佛像。

近年来，领导干部不读书现象比较普遍，而蒋尊玉只是作为一个典型，被意外地推到了公众视野之中。

针对有些领导干部的不读书问题，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读书学习，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些告诫，不但对领导干部读书学习提出了明确要求，而且也提供了遵循的指南。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浸染着书香的民族，不但有“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的故事流传至今，更有“书中自有颜如玉”“腹有诗书气自华”“人不读书，其犹夜行”等读书名言令人耳熟能详。

读书修身、陶冶心智，历来是从政者的素养必修课。中国人素有“活到老学到老”的读书传统。在官场上，也素有“学而优则仕”“仕优则必学”的优雅传统。如果领导干部忘了“仕优则必学”的终身读书信条，就容易陷入精神的空虚。

重视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当下中国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都需要领导干部不断读书，以增强自身本领，这样才能担当起执政兴国、执政为民重要职责。

但是，当前领导干部总体阅读状况并不容乐观。2014年，中共中央党校“领导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研究”课题组在中共中央党校在校学员中进行了一次阅读状况问卷调查。此次调查问卷中，对于领导干部目前读书状况，71%的学员评价“一般”，17%评价“好”，1%评价“很好”，11%评价“差”，1%学员评价“很差”。持积极肯定态度的不到20%。

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2014年5月在上海考察时还特别勉励各级领导干部：“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候才不枯、智不竭。”

领导干部普遍不读书，表面上是时间有限、工作忙、应酬多，而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原因。比如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不少干部肩负着繁重的任务，他们精神压力太大，满脑子是招商引资。还有一些党政机关提倡“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工作方式，这也让一些领导干部无暇读书。精神得不到智慧的滋养，就会陷入低效的忙碌中。更主要的是，不少领导干部并没有深刻认识现代领导活动与读书学习的密切关系。读书是在无形之中一点点积累，素养也就一点点提升，许多领导干部因为不懂得读书的益处和必要性，因此也就没有读书的紧迫感。

在中国官场上，领导干部讲话稿多数是由秘书和写作班子代劳，专业领域的事情向专家咨询，即使平时决策有失误，也极少有人被追责。干部在工作中，忙着完成看得见的任务，而读书这种通过慢慢熏陶产生作用的事，也就很少有人当成自己的任务。当然，官场风气不正时，领导干部就忙着去交际应酬，忙着维护自己的关系网，唯恐因为读书而影响晋升。

当前官场生态环境下，一些地方党政机关不正之风导致了干部读书的“不经济”，也就是投入产出比下降，比如机关盛行的裙带关系、小圈子，选拔不是根据考试成绩和政绩，而是讲靠山、派系以及票子，迫使一些追求上进的官员不是将精力用在学习和读书上，而是放在混圈子、找靠山以及一些投领导喜好的各种投机钻营上。尤其个别地方卖官受贿猖獗，出现了“能者下、庸者上”的歪风，在一定程度上也打击了一些领导干部的读书积极性。

领导干部不读书，主要根源是“读书无用场”，对外“工作忙”也成为借口。从不少落马贪官的情况来看，他们不是没时间读书，而是把时间用在了歪门邪道上。一些落马官员忏悔时也常这样说：不愿读书，不愿学习，放松了思想改造。

干部不读书或者很少读书，造成党政机关干部综合素质下降。现在一些党政机关不但刻苦钻研业务的风气锐减，而且有些领导干部，很少用心读书学习，不少人开展工作全凭吃老本。

当前，在一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领导干部办事“拍脑袋”、决策“凭经验”，实际上折射出领导干部不能适应新形势对能力的要求。

特别典型的是，有些地方公共决策中所显现的历史常识断层、人性常识缺乏，雷语连篇，大体都与领导干部平时不加强读书学习有关。

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供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这是继党的十八大和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倡导全民阅读”之后，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设书香社会”。

2015年4月29日，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员干部推荐第十批学习书目，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法治热点面对面》《邓小平传》《〈资本论〉简说》《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第四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等7种图书。

此前几批荐书录目中，《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理想信念的理论支撑》《科学发展案例选编》等图书被提及。

这两年，中央纪委不但打虎拍蝇十分给力，而且还做了一件很“文艺”的事情—向领导干部推荐图书。其中，有《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唐太宗治国风云录—盛世是这样治理的》《法的中国性》等图书。这些推荐书目中，政经文史，题材广泛，作者中外有之。

这些作品不少可以引导我们发现和认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广大公务员在处理政务中所运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是做人做官都需要修炼的基本素养。

事实证明，能否多读书或善读书，已成为考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能否成为学习型的先进政党，以及能否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变幻多端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百战不殆的必要条件之一。

五、干部培训呈现“一校五院”格局

“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

2013年３月１日，习近平出席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如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认识好、解决好各种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自己的本领。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既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

可以说，同过去相比，中国共产党今天学习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领导干部都担负着党和人民交付的职责，更需要不断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质量。

2012年7月10日上午9点，甘肃省庆阳市委党校大礼堂，挤满220多名来自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的市县行政院校骨干教师和地方党政干部，国家行政学院送教下基层（陕甘宁革命老区）培训班在此开讲。

这是2011年以来国家行政学院开展以面向遵义、井冈山、武陵山区、吉安等革命老区为重点的送教下基层系列实践活动之一，目前已累计培训基层行政学院教师和地方干部近千人。

近年来，中央更加重视加强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强调要将优质培训资源逐渐向基层延伸和倾斜，进一步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早在2002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强调：

“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伟大历史时刻，全党同志都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2002年12月27日，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指出，这要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截至2012年5月底，十六届和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共举行77次集体学习，100多位顶级专家学者相继走进中南海授课，课程涵盖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国际问题、军事、党建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如今，几乎各级地方党委，也都有类似的集体学习。对干部进行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保证。

当前，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是由其地位和作用来决定的。

从国际来看，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除吸引人才以外，对人才的教育培训至关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政治多极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意识形态的较量也越来越激烈，这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从国内来看，干部队伍不断进行新老交替，年轻干部大量走上岗位，他们最大的优势是学历层次高，知识结构更为丰富和完善。但是，许多干部没有经过艰苦环境和复杂岗位的锻炼，理论素养、党性修养、能力素质亟须提高。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干部的教育培训，干部教育培训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思想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要搞现代化建设，党内需要学习过去不懂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党内也需要进行新的学习，才能掌握现代化的规律，才能应对新的挑战。

当前，中国面临新的国际竞争局势，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遇到不少新情况、新挑战，为适应现实的需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对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使干部学习相关知识，提高相应的能力。

当前，中国干部培训的传统常规渠道，是包括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的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

2005年，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建成并正式开学。次年，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亦正式揭牌成立。因此，目前在中央一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已形成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以及大连高级经理学院“一校五院”的培训链。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校五院”在推进教学改革、建设特色体系方面，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功能完备的培训格局。“一校五院”之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高校，有关部门的培训机构、一些社会培训机构、境外著名培训机构，也部分地承担了干部教育培训的任务。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干部教育培训的形式之多，规模之大，可谓空前。

中国干部教育培训，近年来一直都是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以及专业技术骨干这三支队伍一起抓。

当前干部参加培训的主要方式是组织调训，即按组织的需要、干部履职的岗位需要和干部能力素质提高的需要对干部进行教育培训。

参加调训的干部保留职务和工资待遇，完成学习与完成工作一样考核。

除组织调训外，还有一些培训针对干部的差异化需求。如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的选学。2011年进行了试点，2012年已全面推开。培训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7所院校承担。按干部“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由干部自选培训班次和课程，最后通过考核，每年一般要完成40至60个学分。

以组织调训为主，以干部选学为辅的干部参训机制，使得过去一种模式的讲授式教学，变为综合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现场体验式、情景模拟式等多种方式，教学吸引力和效果大大增强。

早在200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正式出台，其中引人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将县委书记等关键岗位的干部纳为中央党校的培训对象。

2008年11月，全国各地2000多名县委书记陆续走进“一校五院”集训。2009年，中央对县级主要官员的直接培训进入高峰期，县委书记、纪委书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监狱长等干部为重点对象。

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在基层干部培训中力度最大的一次。

随着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自身的推进，基层干部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为更好地应对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国际化、信息化带来的挑战，就必须把重点培训对象扩大到基层干部的范围。因为基层干部处在社会改革发展第一线，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基层干部素质高低、能力强弱、作风好坏，关系干部队伍整体形象，关系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中央把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纳入长期规划中。

《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送教下基层活动，选送优秀教师支持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2011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

基层干部的范围，主要包括县级直属部门机关干部，乡镇（街道）干部，县域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村（社区）主要负责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负责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

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倾斜，当前必须积极推进市县级党校办学体制、干部参训机制、培训计划生成机制等改革，创新培训内容和方式方法，全面开展教学质量评估，切实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益。

这方面，国家行政学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2012年5月，第一期送教下基层（井冈山革命老区）培训班在江西省吉安举行。

国家行政学院送教下基层培训班每期一般为期6天，以增强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和行政能力，推进革命老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和基层行政学院办学能力为重点，不但安排了专题讲座，还设置了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现场教学、结构化研讨、互动式教学、班组活动等多个教学环节，学院负责人还亲自授课，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教学互动，增强学习的启发性、针对性和时效性。

六、“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就没有止境”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之所以能够团结和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根本原因在于始终深刻地把握时代的脉博，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保持了党的先进性。

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要不断学习。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能深刻地认识到，一个重视学习的党才是充满希望、富有生命力的党，一个善于学习的党才是能够与时俱进、永葆先进性的党。

近年来，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制度上不断完善。其中，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化、长期化，便是一种学习方式的重大创新。

2015年11月23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28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海良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

中央领导人进行集体学习，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时任司法部长的邹瑜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孙国华为中央领导人讲法制课，课题内容为《对于法的性能和作用的几点认识》。

20世纪90年代，为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江泽民把请专家讲课以及与专家进行专题讨论纳入了中央决策的过程。在江泽民的建议下，1994年12月9日，第一次法制讲座在中南海举行。

8年后，中央领导集体学法再次启动。2002年12月26日，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集体学习“要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至此，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为一项制度被固定下来。

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内容来看，也不再局限于法学领域，而是涉及经济、文化、卫生、科技、外交、党建等十多个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集体学习制度，并有新的发展。2012年11月17日，中共十八大闭幕后的第三天，中央政治局举办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学习来开好局、起好步，在第一时间就组织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传递的正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党的学习传统的新行动信息。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集体学习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课堂搬到红墙外；自学、互相学习；部级官员当讲师。201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各领导就从中南海出发，分乘两辆大巴车，集体来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参观创新成果展示，并在现场进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中央政治局每次集体学习都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对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推动实际工作、探索客观规律，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同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学习课题的涉猎范围更为广泛，涉及经济、法治、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三农等领域。其中经济议题出现的频率最高，涉及金融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结构调整、财税体制改革等重大话题，法治课题也占到相当比重。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就没有止境。中国共产党以学风的转变促进党风政风的转变，将治国理政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作为集体学习的课题，在学习中凝聚共识，促进全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的提高。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鲜明的实践特征和强烈的表率作用，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极大地推进了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其影响力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明显和愈加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