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

我们要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现在我们谈不上说一块苦，但一定要一块过、一块干，保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工作做好。

——习近平2012年12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讲话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茫、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七年多上山下乡的经历，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

这是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到的话。这篇饱含真情的回忆文章，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生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重大命题。

延安插队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对习近平干部观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那就是一切理论，必须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不能忘记“来自谁、为了谁、依靠谁”。

一、“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持实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立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总结这种经验，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明确地把密切联系群众与理论联系实际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自1921年7月建党以来，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强有力，之所以不可战胜，关键就在于党坚持了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结成了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以巩固的根本保证。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以及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1845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兰克福出版的《神圣家族》中就曾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从而提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这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出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群众必然会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同少数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必然会日益自觉地参加到社会的历史活动中来，群众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人民群众从质上看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从量上看是指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有着不同的内容，包含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人民群众最稳定的主体部分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及其知识分子。

回顾90多年的伟大历程，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党依靠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再到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人民，始终是推动这一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在人民的坚决拥护和广泛参与下顽强拼搏、接续奋斗的结果，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斗争、建设实践、改革开放等事业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如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更应坦言“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殷切期望里产生，在人民的真心拥护下成长，在人民的广泛参与中发展。

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群众观孕育并形成的重要时期，其思想精髓是揭示出苏维埃政府开展工作的目的和原则，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实际上蕴含了丰富的执政为民的思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群众观问题事关一个政党的成败兴亡，毛泽东深谙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对湖南农民运动的状况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高度赞誉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坚决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百般责难，在这里，毛泽东已初步阐述了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1929年，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内涵就已非常丰富。从1929年至1934年，毛泽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才溪乡调查》《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乡苏怎样工作》等一系列论著，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群众观。

“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泽东群众观点的核心所在。在反“围剿”的艰苦岁月里，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认识一切为了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极端重要性。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向党员干部多次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所蕴含的巨大力量。1929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兴国时就告诫党员干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随时随地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护身法宝，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丢掉这个法宝，革命就要失败，共产党就一事无成。”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红军的任务不只是单纯的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930年3月，中央在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说：只凭上面的命令的“非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必然会造成革命政权的危机。

1934年1月，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实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毛泽东高度重视群众工作，他以实际行动生动地阐释了什么是正确的群众观，在他的倡导影响下，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对革命特别忠诚，他们为革命无私奉献、勇于牺牲，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扩红就当红军；前线打仗不怕牺牲，后方支援竭尽全力。比如，有的老百姓把自己家里仅有的度春荒稻谷全部借给红军兵站，自己与家人坚持吃青菜杂粮度日；有的妇女还将自己的银器首饰甚至嫁妆都无偿捐给苏维埃政府；有的群众把自家的门板甚至老人的寿材都捐献出来供红军使用，等等。

如今，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的一幅绣着“一切力量给予战争”八个大字的珍贵锦旗，就是1933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授予兴国县“全省支前参战工作”的优胜奖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革命的历史见证和缩影。正是由于苏区千百万群众具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把一切力量给予战争，组成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才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赢得了多次反“围剿”的胜利，建立和保卫了革命根据地及其红色政权。

一种成熟的、正确的理论，一经付诸实践，就会产生巨大威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艰难困苦的抗战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中坚持群众路线，积极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激发出群众巨大的抗战热情。

正因为清楚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之初就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认为抗战不只是哪一个党派、哪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政府及其军队的事，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事。可以说，提出这一正确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曾指出，抗日战争这一“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他还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的战争。”并认为中国抗战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全面抗战路线的提出，到持久战战略方针的确立，再到人民战争战术的制定，无一不展现出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得到了开明地主、绅士对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支持。通过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凝聚了更加广泛的力量，同时加强了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扩大了影响力。中国共产党还以多种形式将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采取“滚雪球”的办法进行“全民总动员”“实行全民武装”，并通过整风进一步改进优化了党的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使党的各项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由此赢得广大群众衷心的拥护支持。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战和群众工作，推动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从而为中国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最关键的力量、最坚实的根基。

人民群众的力量，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解放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内战初期，国民党各个方面都比共产党占据极大优势。在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达470万，装备精良；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只有127万，且装备简陋。无论是国民党内部，还是当时的世界舆论，都认为这场战争的胜负没有悬念。可是，这场战争却在短短四年里来了个大翻盘。

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以弱胜强取得最后的胜利呢？所有这一切根本无法用军事理论去阐释。但偶然中体现的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团结了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愿望的先进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革命力量，实行了符合中国人民要求的一系列政策。

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土地改革。毛泽东曾说：“我们能不能打垮国民党政权,就看我们土地改革这个工作做的怎么样。”中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其赖以生存的是土地。而旧中国，土地的极端集中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绝大部分农民没有一寸土地,大量的财富、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阶层手中。

战争的结局，也正验证了毛泽东的话：“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这也正如军旅作家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一书中所作的精辟分析：

“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军事的胜负，不如说是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引领，逐步获得民心的过程，是人民对战争双方作出了胜负的选择。”“在所剩无几的境遇里甘愿倾其全部的百姓，是共产党官兵刻骨铭心的依靠和难以忘怀的归宿。”

在世界战争史上，没有哪一支军队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那样身后会有那么多的民众奋力支持。以淮海战役为例，此战共产党有60万人，国民党有80万人，国民党和共产党装备对比是：火炮4215门－1364门；坦克215辆－22辆；飞机158架－0架……实力对比之悬殊不言而喻！

这些数字，当然是战场上的砝码。但在历史的投影中，有一组更宏大的数字，却被很多人所忽视，正是这一组数字，在淮海战役的开端就已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背后有543万人民的支持。

大战在即，千军万马的生死博弈，瞬息万变的运筹帷幄……但战场保障、后勤供给之重要、之紧迫，无人敢低估。无论是老话讲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还是现代战争就是打后勤的观念，说的都是一个道理—战争需要强有力的后勤物资保障。那么，中国共产党的60万大军需要什么？

粮食：每天必须保证500万斤，战役期间需要筹备9.6亿斤；弹药：除了部队携带量外，至少还得补充300万吨；担架：作战就有伤亡，需备20多万副；

被装：渐入冬季，每个官兵至少一套棉衣、一双棉鞋……而且需要保障的作战地域，分布于今天的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河北5省，纵横3000公里。

更何况，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后方，也没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这些辎重装备、弹药粮秣，80%是由支前民工以人背、肩挑、车推等方式实施完成。为此，一共出动小推车88万多辆，挑担31万副，而上阵的民工达543万人。或者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每一个战士身后，都有9个民工在支援保障作战。与此同时，在纵横5省的战场上，还有上百条水陆运输干线，数百处兵站、民站、粮站、伤员转运站……星罗棋布，组成一张庞大的支前保障网……淮海战役到了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

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8个人中抽1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陈毅这句名言人人皆知，他们专门为担架队写下的一首温情小诗同样令人难忘：“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

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淮海战役的胜利也真正是人民的胜利。很多关于淮海战役的文学影视作品都强调了人民战争和民工支前的极端重要性，比如电影《淮海战役》《车轮滚滚》，小说《百合花》等。

历史不会忘记，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这是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毛泽东率领开国功勋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缓步来到天安门广场上刚刚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目光深邃，神情庄重，用浓重的湘音宣读了亲自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标志，也是新生的共和国永远的丰碑。

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有清醒的认识。

在长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不同时代特征和人民群众意愿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人民主体思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方法问题上，邓小平强调：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

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

2000年8月27日，江泽民在长春主持召开东北三省党的建设和“十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最终决定力量。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这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所必须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所必须的。”

2011年7月1日上午，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再次强调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强调了人民的主体地位，表达出了习近平心系人民、热爱人民的鲜明立场和真挚情感。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英雄的人民总是推进历史的主角。

他们的名字像一块块砖石，层层叠叠、挤挤密密，筑成中华民族的巍峨长城。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离不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离不开党。只要党与人民群众在一起，保护好和发挥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在未来的征程中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二、与人民群众在一起

这是一个改变了中国人命运的日子。

年复一年，当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把1921年7月1日当作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来纪念时，我们要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勒马回望，那一路的尘与土，一路的云和月。二是放眼展望未来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

总结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成长史、奋斗史、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共同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历史上恢宏壮丽的史诗。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论述了党群关系。但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路线提出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就在这第一个纲领中，党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着先天的人民性，是劳苦大众催生的产物，是工人农民信赖的利益代表者，是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力量进行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大革命高潮兴起后，中共中央执委会于1925年10月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又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所总结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说到底是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由于湘赣边界割据政权处于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非常缺乏，并成了极大的问题。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中指出：“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

面对艰苦的斗争生活，以毛泽东为首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带领井冈山人民一道，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不怕困难，团结一心，共渡难关。“红米饭那个南瓜汤，挖野菜那个也当粮，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餐餐味道香……”一首流传至今的红歌，唱出了岁月的艰辛和斗争的艰难，也道出了军民一心、党群一心唇齿相依的感情和人民群众对党的领袖的拥戴。

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在党和人民的相互搀扶、相互支撑中走出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重视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思想认识转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逐步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1928年6月，党的六大把争取群众作为党在当时的总任务，要求“耐心去做群众工作，深入群众中去发展党的政治的影响”。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中详细论述了群众基础对于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性。

群众路线在党的历史上，逐步深入，逐步丰富，逐步发展。在长征中，处处离不开群众路线，处处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援—红军过河，需要人民群众充当船工；红军行军，需要人民群众担任向导。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一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中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更是唇齿相依。

1934年3月，项英、陈毅所领导的中央苏区分局部队到达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区，向中央发出最后一份电报，并收到中央回电后，因中央更换了密电码而无法译出。为严守党的秘密，项英、陈毅下令埋藏发报机、烧毁密电码，从此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红军在敌人派重兵封山、搜山、围山、烧山进行“清剿”的情况下，紧紧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风餐露宿，缺衣少食，人民群众利用进山砍柴等机会把米藏在竹杠中、把盐溶在棉袄里，支援和帮助红军。

电影《闪闪的红星》，其中描绘的就是这里的斗争场面。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有一天，陈毅吃着老百姓藏在竹杠里的红米饭，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赣南游击词》。这首充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词，不但记录了革命斗争的艰苦，也记录下了人民对党的深情。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这是毛泽东1931年春写下的豪迈诗篇。据统计，当时赣南根据地240万人口，前后有32万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两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线。

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采取了片面的抗战路线，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而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当作最可依靠的力量。

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成熟和完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此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把“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并深刻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延安时期，各界有识之士最多时一天就有上千人投奔革命到达延安。一份1942年5月日本人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占20％，投奔解放区的则达70％。文化名人、知识分子、热血青年的加入，大大充实了革命队伍的基本力量，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程度。这是党对人民的感召，是人民对党的拥护和追随。

生于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自从194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党旗式样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从未改变。镰刀代表人民，铁锤代表人民，中国共产党永远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1945年10月，毛泽东结束与蒋介石的谈判，从重庆回到延安，召开了一个干部大会，通报重庆谈判的情况后，对积极要求到前方的党员干部讲了一席话，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而革命力量却比较弱小。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更需要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三、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了全国各族人民意志、利益和愿望的忠实代表和维护者，始终将人民的利益看作自己的根本利益，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来规范和约束每个党员的言行举止。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时刻把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当成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使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代表，应当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服务。

毛泽东很早就确立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人生目标，即推动历史进步和实现共产主义。他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依赖力量确立为广大人民群众，他把“人民群众至上”确立为自己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

早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时常教育干部战士们要自觉维护群众的利益，对老百姓的一草一木都要珍惜爱护。毛泽东对亲自领导的第三团，要求大家注意爱护群众的财物，不要损害群众的利益，对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不拉夫，请来的夫子要给钱，等等，这样做的结果，使部队所到之处受到了群众的热爱和欢迎。

在1927年9月底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决定把部队建设成为一支代表工农利益、与旧军队有根本区别的革命军队。在行军和休息时，他经常深入连队，同战士们讲旧军队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武装，他们到处祸害老百姓，抓兵、派差、抢东西，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老百姓又恨又怕，一看见他们就急忙上山躲起来。我们是代表工人、农民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不能像旧军队那样蛮不讲理。我们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打人，不骂人，不拉夫，请群众挑东西要给钱。

然而，在当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加上战士们来自各个方面各个阶级，受旧军队恶习的影响，仍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做下了违反群众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集合部队，对大家进行了纪律教育，号召大家一定要做到行动听指挥，要保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他向大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后来曾改为不拿老百姓一个鸡蛋）；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底，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城里过春节时，毛泽东又向大家宣布了城市纪律，要求大家保护工商业，不要侵犯中小商人的利益。同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几个月来从事群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向工农革命军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不但严格要求部队执行，而且严于律己，身体力行。有一次，工农革命军在一个村子里宿营。

战士小李和小王看见房东家里有一只样子古怪的坛子。小李说：“我猜，坛子里装的一定是酱菜。”小王说：“不，我猜是米酒。”两个人说着，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最后，小王说：“莫争了，百闻不如一见，打开坛子定输赢。”说罢，掀开坛子，伸手在坛里蘸了一下，用舌头舔了舔，高兴地跳起来说：“呀，是酒，是酒！我赢啦……”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很生气。有的干部却不以为然：“用指头蘸点子酒尝，是件小事。”毛泽东严肃地说：“不，是大事！革命军队，对待人民利益，要做到秋毫无犯。执行无产阶级纪律，就得从每件小事做起！”当天晚上，毛泽东向全体战士讲话，重申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各连、排认真检查一下执行纪律的情况，有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要马上改正，并向群众赔礼道歉。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提出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大大改善。

但还有少数战士违反政策，搜了俘虏腰包。有的战士不顾周围有女性就在村边的小河里洗澡，引起群众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把六项注意又改成为八项注意，添上了“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两项。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样，“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便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对人民军队的建设，由于一切从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几次反“围剿”的胜利，除开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正确性，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和红军的支持和拥护，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群众的口中得不到红军行踪的信息，变成聋子瞎子，而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踪迹则了如指掌。红军能占据有利时机和地形打败敌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党的政权和军队于人民群众中的根基性。

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制定策略、进行革命工作的主线。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植根于人民群众中，因而能了解人民群众的所需所盼。

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进而加强农业生产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同时，开展粮食合作、调剂等农业合作互助运动；兴修水利，改善农业技术，为农业发展、生产创造条件。这些政策、措施的推行从根本上保障了苏区人民群众的利益，增进了革命团结，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不与国民党政权形成对抗，最大限度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和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仍在所开辟的根据地内均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所以在抗日战争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总是不断地壮大，这一政策的实施，为以后彻底打碎封建土地所有制奠定了基础。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3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说道：“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党“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提到“宗旨”的高度，“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毛泽东多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基于此，他特别强调，要尊重群众的自觉和自愿，不能自以为是，“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立足点，在解放区掀起了改革土地制度的浪潮，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使老百姓深刻地认识到我党是其利益的维护者。1946年中央依据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改变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在1947年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施行土地改革，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土地，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封建旧社会制度的根基。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7月一年的时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内线作战转入战略反攻。

在“参军”“保田”号召下，大批农民、工人积极参加人民军队，解放战争获得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广泛的支持和深厚的社会基础，有力地促进了人民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上海工商业界代表就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

上海商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

商人们听了觉得很合胃口，又问：“共产党也唯利是图？”

毛泽东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如何使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一生关注的问题。

毛泽东要求全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把它写入党章。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人民利益至高无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而且向前发展了这一思想，为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邓小平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制定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所提出的经济建设是中心、党的基本路线等一系列理论都是从民族的前途、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只有改革，不断发展经济，人民才相信我们，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不改革，不发展经济，人民不能容忍，我们的党也不能容忍，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最大的损害。不改革，“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正是基于此，邓小平一直把经济建设视为“第一任务”、“中心任务”、根本的任务和“归根到底”的任务。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更是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作为判断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最高标准。而今，我们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像邓小平这样将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坚持把为老百姓谋利益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社会群体之间繁杂的利益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须予正视和解决的一大课题。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反复强调要“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犹如一泓清泉，为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内容。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就在于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它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强调：“党的干部和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民利益观，使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逐渐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科学体系，主要内容包括：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确立了人民利益主体的地位;建设和谐社会，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人民利益的实现目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人民利益的实现途径有了更大的拓展;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保障民生，突出了实现人民利益的重点内容。

2013年全国两会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再次强调指出，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对重大改革尤其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决策，要建立社会稳定评估机制。遇到关系复杂、牵涉面广、矛盾突出的改革，要及时深入了解群众实际生活情况怎么样，群众诉求是什么，改革能给群众带来的利益有多少，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推进落实。”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论述，指明了改革的根本目的和实施方法，为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切实维护人民利益提出了具体要求。

“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习近平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说。在被定义为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的2015年，习近平的这一关键之语，昭示着关键之年的全面深化改革，将会更加彰显“为人民改革”的鲜明取向。

民可载舟，也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共产党只有正确处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加强党风建设，不断清除肌体上的各种毒瘤，纯洁党的队伍，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才有强大而坚固的基础。

四、“干部好不好，老百姓说了算”

2015年5月25日中午11时10分。浙江舟山群岛。碧空如洗、艳阳高照，浪花朵朵、海风习习。

银白色的机翼掠过这片波澜壮阔的蓝海，停靠在海天一色的地平线，机舱里走出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习近平。这天，习近平到浙江舟山考察调研。一下飞机他就前往城市展示馆，观看反映舟山群岛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图片、沙盘、视频短片，并向有关负责人详细了解情况。

在同舟山定海区新建社区村民座谈时，群众纷纷给村干部带领大家致富点赞。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习近平这短短几句话，却字字千钧，意味深长。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三个命题，是关系到实践党的宗旨、执政为民的大问题。作为党员干部，当得怎么样，事情做得怎么样，不能只有上级说了算，更不能自说自话。百姓对干部的好与坏，有绝对的话语权，这比镶嵌在公文上的评价标准更贴近实际。

人民公仆是否为人民，干部是否有效履职，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是直接的受众，他们最有感触。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路线政策对不对，发展方向偏不偏，群众最有发言权。因此，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第一标准，以人民群众意见这把尺子来丈量我们工作的长短。

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边区政府就告诫各级干部：要使工作检查彻底，必须做到群众能“有啥说啥”。也正是因为让群众畅所欲言，针对时弊实行精兵简政，使边区经济得以发展，民生得以改善，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歌颂党和党的领袖，唱出了《东方红》《绣金匾》。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在领导实践中达到这一“最高标准”，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最后落脚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过程与领导目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高度统一，是贯穿在毛泽东领导理论和领导实践中的一条红线。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车从西柏坡前往北平。

在路上，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所说的“进京赶考”，有着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金榜题名，一个是名落孙山。金榜题名说明赶考及格，执政得到全国人民拥护；名落孙山说明赶考没有成功，群众不喜欢我们，没有让我们及格。

当然，这里的“进京赶考”，广大人民群众是考官。

对于李自成及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失败，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引以为鉴，要求全党同志认真阅读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吸取李自成失败的经验教训。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意谈到他让全党学习的用心：“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他还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在《甲申三百年祭》里，郭沫若用较多笔墨叙述李自成的优长劣短。

称其武艺精湛、指挥有方、治军甚严，规定官兵禁私藏金钱，经城镇禁入住百姓家，除家室外禁与女人相处，等等。他历来身体力行，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起义军入驻京城之时，依旧是行军装束。可见，他能吸纳众才、得万民拥护，历经多年征战，数破明朝围剿，终成燎原之势，乃至1644年（旧历甲申年）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都绝非偶然。

只可惜，进驻京城不久，他就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良言，乱政轻敌，军纪涣散，以致首领生活腐化，宗派内耗日增，其结果是他创立的大顺政权仅存40余天就以悲剧收场。

6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的“进京赶考”、“不当李自成”，对于今天全党、全国来说，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还会遇到许多新的“考题”，而且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非同既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进京“赶考”为标志，形成的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和“进京赶考”精神，一直激励着全党同志奋勇前进。2013年７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在西柏坡考察时强调，“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习近平在西柏坡作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的重要论断，旨在说明，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将面临新的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挑战，习近平以“赶考”来告诫全党，这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更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一个“赶”字，道出了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如果说，毛泽东当年提出“两个务必”，是对“打得下江山”的人能否“坐得稳江山”的一次忠告，那么习近平今天则是认识到了这支执政队伍，在“巩固江山”问题上已经面临的某种危险。所以，在西柏坡，习近平说，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无止境，“进京赶考”也会无穷期。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常怀“赶考”之心，常修为官之德，常除非分之想，永葆共产党人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才能在各种复杂的局势面前不迷失、不懈怠，才能在各种考验面前，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五、脱离人民群众是最大的危险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90多年前南湖“红船”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日益强大，激发出扭转乾坤之伟力，改变了一个古老民族沉沦百年的命运，将一个文明古国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道。

90多年的风雨历程昭示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无论是在顺风顺水时的预防风险，还是在关键时刻的找准航向，或是在危难时刻的力挽狂澜，中国共产党都得力于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

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淮海战役数十万群众推小车送补给的支援、苏区群众“十送红军”的深情、沂蒙山红嫂救活解放军战士的乳汁……这些都是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生动写照。

但是，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不仅是身份的转变，还有空间环境的变化，这样的转变从客观上使得党与人民群众的空间距离被拉远了。党和政府的机关驻地从窑洞和农家小院变成了机关大楼，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机关大楼越盖越气派，越盖越豪华，办公条件越来越舒适，但在群众眼里，却日益森严庄重，缺少了当年那份亲近，变得难以靠近。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血与火”的考验中总结出来的“群众路线”，并作为党的根本路线、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传承下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巩固。

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情况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也是好的，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拥护。这是主流，必须充分肯定。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有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也大量存在，主要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上。

一是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有些干部用哗众取宠代替实事求是，用投机取巧代替实干苦干，用粗枝大叶代替一丝不苟，用走马观花代替深入实际，用潦草应付代替严谨作风，用口头汇报代替实际工作，用三心二意代替全心全意，用拖拖拉拉代替雷厉风行，用欺上瞒下代替求真务实，用表面文章代替表里如一。

二是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有些领导干部，只要能安坐办公室，就绝不愿下基层“受苦”，甚至不愿和群众“坐同一条板凳”，怕给自己添麻烦；喜欢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留下一堆后遗症；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对下喝五吆六、横眉立眼，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思维僵化，机械执行上级决定，生搬硬套，完全不顾实际情况；官气十足、独断专行，总觉得“自己高明、别人不行”，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

三是享乐主义。主要表现为有些干部意志消沉、信念动摇，他们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追求吃得好、玩得痛快、住得舒服，享受所谓的“人间乐趣”。有些干部为了追求“舒适”目标，不惜铤而走险，大肆索贿受贿，最终沦为人民的罪人。

四是奢靡之风。主要表现为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日渐模糊，甚至完全淡忘。有些干部要求超规格接待，住豪华酒店，吃山珍海味，喝美酒佳酿。有些干部在高档场所、名山秀水流连忘返、乐不思蜀。还有些地方财政经费也敢拿来乱花，甚至扶贫款项也敢拿来挥霍，奢靡之风之盛、之甚让人瞠目结舌。

尽管“四风”问题只是存在于少数领导干部身上，但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度，削弱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在此背景下，十八大报告重申了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所谓“四大考验”，一是长期执政的考验。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执政环境日趋复杂、执政基础有所变化，存在如何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考验。二是改革开放的考验。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考验。三是市场经济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既要经受住市场经济对党负面影响的考验，又要经受住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的考验。四是外部环境的考验。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和周边环境日趋复杂严峻，包围、遏制、打压、分化、唱衰中国的行径日趋激烈。

所谓“四大危险”，一是精神懈怠危险。有的党员干部缺乏理想信念，缺乏自信，缺乏斗志。二是能力不足危险。有的党员干部难以胜任所肩负的历史重任，难以应对诸多挑战和“四大考验”。三是脱离群众危险。有的党员干部高高在上，不愿深入群众，背离了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传统。四是消极腐败危险。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严重侵蚀着我们党的肌体。

在“四大危险”中，“脱离群众的危险”当属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重要结论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和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世界其他执政党兴衰存亡的深入思考。

曾几何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苏联”建立后，改名为“苏联共产党”），以“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为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个纲领的激励下为新生活而战斗，其领导人和广大党员更是为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布尔什维克党以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心声和关爱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由衷拥护，形成了血肉般的党群关系。

十月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党以“两个压倒多数”的骄人成绩宣告在党群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苏维埃代表席位上赢得了60%的选票。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动统治的旧军队中赢得了绝大多数军人的支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脱离群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渐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堵塞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渠道。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里曾这样描述：“那些达官贵人的生活足够说明问题了，他们过着一种特权阶层的生活。与此同时，人民却依然为得到面包和环境（我指的是房子）而艰苦地奋斗着。”

苏联解体前夕，《真理报》曾发起过一次民意调查，结果多数苏联民众都认为苏共不再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体党员了。这一结果无疑和当年布尔什维克党被人民群众以高选票推上执政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苏联解体后，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反思时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

应该讲，这是针对他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深刻反思的结果。布尔什维克这个曾经的多数派，没有找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最大公约数”，背离了人民,最终只会走向灭亡。

苏共之所以在20万党员时夺取政权、200万党员时取得卫国战争胜利、2000万党员时丧权亡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人民群众，党内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警示我们，不管一个政党曾经多么辉煌，一旦陷入腐败泥潭不能自拔，就必然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被历史所抛弃。

列宁也曾经指出，对于执政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脱离群众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政党丧失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而且会使自己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第一，脱离群众必然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失去方向。第二，脱离群众必然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脱离实际，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第三，脱离群众会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失去动力。

在近代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及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至民国初年政党派别多达300多个，先后都提出了种种救亡图存主张，进行了种种尝试，但由于没有找到正确道路，这些尝试和努力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人民就跟谁走，谁就能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和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人民跟着共产党干什么？”邓小平曾这样回答，“一求翻身解放，二求富裕幸福”。习近平多次告诫党员干部必须“把心贴近人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人民跟着共产党干什么”作为必须回答好的政治课题来秉承、去追寻。

当今，有些领导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思想认识偏位，名利思想占位。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不强，忘记了人民群众这个“衣食父母”，背离了党的群众路线，丢掉了做好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错误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成为脱离群众的思想前提。其次，群众观点移位，工作方式错位。一些领导干部群众观念淡化，群众感情淡漠，群众立场动摇，实际工作不问社情民意，只追求所谓“政绩”，导致工作方式错位。第三，制度建设缺位，监督落实虚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方面，没有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能把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难以全面形成鼓励、支持和维护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环境。

“最大优势”与“最大危险”是党与群众关系问题的两个方面，此消彼长。“最大优势”长，则“最大危险”消。反之亦然。毛泽东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打虎”行动到“猎狐”行动，从中央巡视组的“问题清单”到中央纪委官网的“正风清单”，其目的就在于固本强基，收复民心“失地”，防止人心“水土流失”，党心民意产生了强烈的共振、共鸣。

2013年4月19日，中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清除作风之弊、洗净行为之垢，确保党的肌体健康，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习近平指出，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强有力的靠山，共产党人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尤其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关系群众生活的诸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社保、收入分配等问题，还需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此外，近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打着“人权”旗号，企图以此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西化”和“分化”中国的图谋，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群众争夺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中国共产党只有在任何时候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才能最终打赢这场“人民群众争夺战”。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要的是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中国共产党人只有视群众为衣食父母，变官员为公仆，变衙门庭深为群众之家，变高高在上为走街串巷，穿百姓衣，吃百姓饭，说百姓话，干百姓活，谋百姓事，才能使群众认识到，我们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是为广大群众谋利益的，只有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的各项工作才好开展，党的事业才会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得以发展壮大。

其次，要充分相信群众，使群众放手发动自己。要凝聚群众力量，有效调动群众投身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发展自己，释放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第三，服务群众但不等于“包办民意”。不能以自己的理念代替群众的实际，把自己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视为群众实际上的需要，从而习惯于闭门造“事”，想当然的“包办”民意，以致事与愿违，招致不满。干部不能把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当作个人政绩工程来抓，好大喜功，盲目攀比，大搞“形象工程”、“示范工程”，结果劳民伤财，失去了民心。毛泽东早就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更是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是一场持久战，伴随从严治党的全过程。

因此，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收尾”不“收场”，必须实现从转变党风向重塑党风的过渡，使党员、干部不敢、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成为党的常态作风。

六、永远做人民群众的普通一员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毛泽东1947年为陕西佳县县委题字石碑，如今还醒目地立在“窑洞县委”大院中央，佳县县委一直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份嘱托。

这个“窑洞县委”各部门坚守在3排57孔窑洞中办公，已有41年，陈设简单的办公室至今还没安装空调。但县委县政府拨款900万元改善佳县唯一的高中的教学条件，近几年，更是修道路、修便民服务中心、建农村敬老院……

窑洞县委大院一直都“开门办公”，佳县县委门口的这条大路，就叫“人民路”。多年来，群众来访畅通无阻。简朴的办公条件，无形中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各地因办公面积超标、办公场所超规格而被通报处理的领导干部不胜枚举，究其原因，无外乎是所谓的“面子”心理、特权心理、享乐主义等因素在作祟，往更深点说，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发生了变化，忘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赢得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宝贵经验总结，也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底线。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组织肌体与特权水火不容。因此，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各个阶段，消除特权思想、铲除腐败现象都是全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伊始就宣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坚决与各种特权思想和腐败现象划清界限。

毛泽东出身普通农民家庭，深知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所以自青少年时代起他就对社会上的各种特权行为和不平等现象深恶痛绝，立志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早年他对大同社会、新村主义的向往，以及后来他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这一志向。

毛泽东反特权思想比较早地体现在红军建设过程中。从井冈山革命时期起，毛泽东就要求“废止肉刑辱骂”，提倡官兵生活平等，指出：

“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在井冈山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党的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都能够以身作则，坚持官兵平等，不搞特殊化，比如井冈山时期与红军战士一起喝南瓜汤、吃红米饭，同甘共苦，共同劳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战场上，越是党员干部越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严格的党纪军纪面前，同样没有官大官小的区别，没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大批党员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担任领导职务，有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导致各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发生的诱惑。

正因为如此，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针对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毛泽东特别强调：“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

为了防止党腐化变质，也为了防止特权贵族阶层滋生，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相继发动了“三反”“五反”等多次学习整风运动，严厉打击和惩治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其中，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时，毛泽东表现出异常果断坚决的态度，足以反映出他对贪污腐败及干部特权的深恶痛绝。

1956年，鉴于波匈事件暴露出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了防止各级领导人员特权化，防止产生特权阶层的重要思想和主张。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指出：“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如果大多数的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

为了防止干部队伍滋长官僚主义和各种特权现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分配上对干部采取低薪制，实行干部与工人大体相当的工资标准，并全部取消了干部的职务津贴和奖金等。部队军官取消了军衔。干部在办公条件、住房、乘车等方面也没有多少特殊，几个人在一个房间办公，打水扫地自己动手，一个县委和县政府总共就一两辆公车。实行干部参加劳动锻炼制度。

毛泽东认为干部不参加劳动，官做大了就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产生官僚主义作风。1958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规定干部下放参加农业、工业、交通等行业的劳动。

要求下放干部同工农群众同甘共苦，向工农群众学习，成为群众的知心朋友。

毛泽东既是反对特权的提倡者，又是反对特权的示范者。1950年9月，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打算为毛泽东在韶山修建房屋和公路，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写信给黄克诚、王首道和邓子恢进行制止，说：“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1950年秋，湖南省韶山进行土地改革，不少人提议将毛泽东家庭定为中农或贫农，收到家乡农会的征求意见信后，毛泽东认真对待，并趁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之便，转达了他的意见，说：“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二、划分富农，责无旁贷，付来300元作为退押金。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私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除了严于律己之外，毛泽东对于子女也是严格要求，反对他们享受特权。比如他的大儿子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就首先让他到农村土改的实践中去锻炼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又让他到工厂第一线工作。

更让人们敬佩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率先将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战场。

毛泽东一再告诉他的家人和亲友，现在的天下，不是毛家的天下，而是人民的天下。在处理亲情方面，他坚持三个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写给家乡亲友的书信88封，其中有19封信是拒绝为亲友开后门的。在给表兄文运昌来信的批示上，他甚至一次回绝了外婆家15位亲人的要求，写道：“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1954年4月29日，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毛泽东更是明确反对地方政府特殊照顾文家亲戚，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以身作则，自觉抵制和反对特权，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不仅有效遏制了官僚主义的滋生和发展，而且大大改善了干群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惨痛教训，继续坚持反对特权。这个阶段，反特权重点是反对特殊化，与以往不同，这个阶段反特权更加注重制度和法治建设。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向党内高级干部讲话时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有些人特殊化比较厉害”，“应该看到，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下面干部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

邓小平在1980年还指出反对特殊化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

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特意列举了“家长式人物”的种种作派，比如，“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

他要求，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此外，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中央领导人，也特别注意反对特权，经常提醒党的高级干部要记住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能为自己、为小团体谋私利。

任何特殊权力、特殊利益，都会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让党的事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和力量，不能不时刻警惕。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面临“四种危险”，“脱离群众”更是其中攸关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而诸如公款吃喝、超标公车、亲属吃空饷、子女接班或经商……小至衣食住行，大到升学就业，无不是为权力羽翼所荫蔽的特殊利益。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从人民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对特权发出“肃清令”。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八项规定。“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铺张”、“会所中的歪风”……自上而下的“问题清扫”迅速赢得百姓支持，群众对党的信心“指数”大幅攀升。

破除特权，关键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2015年4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启动。此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掀起了一场“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深刻反省，让各级领导干部找出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唤醒蒙尘的宗旨意识。“三严三实”，归根结底也是要求党员干部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庄严的政治承诺。这“永远”二字要永远记在心中，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职务有多大、权力有多重，你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能变，共产党员的觉悟不能变，工作作风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