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史

抓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一诗中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能不能坚守艰苦奋斗精神，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

——习近平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3年9月26日15时。北京，京西宾馆。

“我刚才看到这位老前辈，她就是我们的老将军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她今年90多岁了，我看到她以后心里一阵阵的感动。”习近平在会议楼前厅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讲话结束时，把目光转向坐在第一排左边的一位老人—刚刚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的龚全珍老人。

习近平饱含深情对在场的300多位与会者介绍，甘祖昌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江西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将军，但是他坚持回家当农民。我当小学生时就有这篇课文，内容就是将军当农民，我们深受影响。至今半个世纪过去，看到龚老现在仍然弘扬着这种精神，今天看到她又当选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再次向龚老前辈表示致敬。

甘祖昌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新疆军区后勤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因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组织让他安心养病，但他不愿给组织增加麻烦，经过再三请求，于1957年回到家乡江西省莲花县洋桥乡务农。

甘祖昌对子女要求严格，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特殊。而他自己解甲归田后，也依然保持着一位红军老战士艰苦朴素的本色。他养猪种菜，连抽的烟也是自己种的。上级要按有关规定给他盖房配车，他一一拒绝。组织上照发给他的薪金，他把绝大部分用来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病危弥留之际，嘴里还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就这样，甘祖昌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全部战斗历程。

龚全珍1957年随甘祖昌回到莲花县，在乡村教师的平凡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尤其在将军去世后，龚全珍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仍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不仅如此，她离休后，还倾力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开办“龚全珍工作室”服务社区、服务群众，为广大群众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成为了新时代的全国道德模范。

作为一个有着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龚全珍用一生的坚守，继承和发扬了甘祖昌将军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和政治本色。这种精神，在任何时期都不会过时。革命年代，它是取得胜利的支撑力；建设时期，它是成就伟业的原动力。龚全珍就是这一精神基因最为典型的诠释者、传承者和践行者。

一、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一种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乐于奉献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创造辉煌的。通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艰苦创业，形成了革命战争年代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以及和平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时期的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这些精神一脉相承，都是艰苦奋斗精神在不同时期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作风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内容。

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毛泽东一面致力于国共两党的宣传工作，一面着力于农民运动。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中，首次使用“苦斗”一词。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著名报告中，认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特别是1928年4月底朱德、毛泽东会师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频繁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在经济上实行严密而又残酷的封锁。他们设立关卡，出示布告，制定严厉措施，断绝井冈山同外界的任何物资交流和经济往来，妄图把井冈山军民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

毛泽东和湘赣边界党、政府为了摆脱根据地的经济困境，就领导井冈山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因陋就简、白手起家。在军需工业方面，先后办起了桃寮被服厂、红军军械处、红军印刷厂等；在农业生产方面，组织红军指战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开展劳力换工和农具耕牛互助；在商业贸易方面，开辟了大陇圩场，改造、繁荣了草林圩场，沟通了赤白贸易，并制定了“一个红枣也不能动”的正确工商业政策；在金融方面，创办了红军造币厂，铸造、发行了“工”字银圆，调剂货币流通，稳定金融市场；在医疗卫生方面，办起了茅坪后方医院、小井红军医院。此外，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还开展了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成立了边界竹木委员会、防务委员会，并组织红军将士和群众挑粮上山。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这些话充分体现了红军队伍中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精神。

当时还有这样的说法，没有“牛头”不革命。“牛头”就是虱子，红军战士中没有一个不生虱子的。战士们经常一走就是一百多里路，还要同地方民团、挨户团打仗。每到一个地方，住一晚就是一个很好的休息。由于战斗生活十分紧张，要想洗澡、洗衣服，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除了指挥权以外，当时官兵生活都一个样。毛泽东的住处十分简陋，一块门板，两条板凳，上面铺禾草，盖一块布，被子破旧还打了补丁，根本没有蚊帐。朱德当军长，也和战士们一样艰苦，身上长满了虱子，经常和战士们一样利用休息时间抓虱子。他曾风趣地说，不生虱子的人不革命。

1929年，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和《给林彪的信》中，比较频繁使用了“奋斗”这一概念。同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使用了“艰苦工作”这一词组。

毛泽东对“艰苦奋斗”的理解，就这样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实践到理论的一般认识过程。1932年，毛泽东专门对中央苏区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提出了严格的勤俭节约的作风要求，并强调要“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强调这种作风的“万分必要”性。

1935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同时使用了这两个概念，用“历尽艰难困苦”形容二万五千里长征，要求“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首次使用了“艰苦奋斗”的概念，提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将这种作风提到对党的建设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高度，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扩大到“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两个更加宽广的层面。1939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并和中央领导一起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蔚然成风，并逐步形成了以“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

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指示信，开篇即提出：“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国民党丢下的烂摊子和百废待兴的局面，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而这类情绪一旦与“资产阶级的捧场”同流合污，就会被“糖衣裹着的炮弹”所击倒。

对于怎么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务必”。

从此，“两个务必”作为西柏坡精神，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而“永远保持”。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作风，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整个发展历程中。1951年，中央又决定进行整党，重点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毛泽东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

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陆续发现党内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现象。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时批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

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1955年，针对一些合作社存在的不注意节约的不良风气，毛泽东在《勤俭办社》一文按语中指出：“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同年10月，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他指出：“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同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195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提出“在工业、农业的生产中，在运输、邮电和商业的经营中，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增产节约运动很快在全国各企事业单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他还特别注意提醒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想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就不能“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就必须杜绝“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等行为。

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人思想的基础上，作为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1997年1月的中央纪委八次会议上强调：“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对于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来说，这也是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鉴别力的一种考验”。

2003年12月，刚担任党的总书记并作为第四代领导人的胡锦涛，来到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就有“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重申必须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作风。

他着重指出：“抓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他还从更高的层面提醒全党：“能不能坚守艰苦奋斗精神，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也就是说，丢掉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精神，就必然会滋生贪图享乐和奢靡之风，就不会有党的群众路线；而丢掉了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历史证明，毛泽东所号召并倡导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激励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克服困难、不懈奋斗，产生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二、延安成为“中国的希望”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多年历程中，最能体现艰苦奋斗精神的时期就是延安时期。

1935年10月，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到达延安之后，中国共产党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要生存下去，需要克服种种困难，而克服各种困难的唯一途径就是艰苦奋斗。当时，延安物质生活相当艰苦，红军初到陕北，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钱，一元钱的月薪，连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毛巾、鞋袜等都无钱购买。当地的群众也过着“端上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身穿羊皮垒补丁”的艰苦生活。面对这样的境况，除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别无选择。

在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不但一贯主张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贪图享乐、铺张浪费，而且他还与其他领导人始终以身作则，为全党全军起到很好的表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局部抗战爆发。之后，国际上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重庆和延安，谁才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之城？

为了寻找答案，1936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４个月的采访。斯诺在延安的窑洞中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不久之后，我发现我的每一天都在这个窑洞里结束或开始。”

在延安，埃德加·斯诺全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日益迫近的中日战争的见解、红军将士的军事政治素质及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在这里，他看到毛泽东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的土炕、彭德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做的背心、林伯渠耳朵上用绳子系着断了腿儿的眼镜，发现了红军的伟力所在，称之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并把这段经历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

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情况，先后到了重庆和延安，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中心给他留下深刻但截然相反的印象。在重庆，陈嘉庚看到，男长衣马褂，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鞋红指甲；行政官可私设营业，检察院不负责任；政治办事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而在延安的短短8天，陈嘉庚发现这里除了官兵平等、民主、没有苛捐杂税外，让他感触更深的是，在重庆国民党用800元一桌的饭菜招待他，到了延安，毛泽东在土窑里请他吃2角钱一顿的客饭。

事后，陈嘉庚深有感触地说：“800元的酒席，我实在咽不下去，2角钱的饭菜，我感到又甜又香。一个是浪费人民的财力、物力，一个是节约人民的财力、物力，两者的思想作风真有天壤之别。”正是看到这些，陈嘉庚由一个坚定的“拥蒋派”变为“拥共派”。考察结束回南洋途中，陈嘉庚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的欢迎会上，他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埃德加·斯诺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派来一支“美国记者和军人观察团”，他们先后考察了晋绥、晋西北、晋中、冀中等敌后根据地，并专赴延安对毛泽东进行访谈。第一位到访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美国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考察后，得出和陈嘉庚一样的结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陕北公学总校高级部二队学员陈辛火曾这样深情地回忆在延安的生活：“没有课堂，就在窑洞前的坪地、在树荫下的空地上上课。

即使在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第二天，我们也照常到山坡上坚持上课。没有桌子、凳子，就席地而坐，膝盖就是活动桌子。

纸张困难，就用淡蓝色的马兰草造的纸写字，有时还用桦树皮写诗。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张张桦树皮，本身就是串串诗句啊！当时图书不多，每月发的一点津贴差不多全买了书。只要新华书店到了新书，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那时夜间照明条件很差，但是大家为革命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围着豆粒大的灯光读到深夜……那时的背包很简单，几件衣服，一条薄被子，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背包里却鼓鼓囊囊地装着好些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行起军来，走到哪里背到哪里，就是在战斗紧张的情况下，也舍不得丢掉一本。”

1941年和1942年是延安最困难时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财政、经济、人民生活出现了极大的困难。正如当时毛泽东所描述的：“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毛泽东说：“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毛泽东曾先后发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以及《组织起来》等著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号召根据地人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进行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

根据这一总方针，中央和毛泽东还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发展和政策。比如在工、农、商各项经济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第一”的方针；在农业生产领域，实施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误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和累进税制等政策以及“组织起来”开展劳动互助的方针；在处理各种关系问题方面，提出“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和政策等等。

此外，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亲自开荒种地，给菜地浇水施肥。周恩来尽管右臂负过伤，却学会了纺织，并在中直机关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织能手。朱德种植玉米、西红柿、萝卜，年年丰收。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留守部队的指战员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屯田”号召，提出“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口号，分别到南泥湾、槐树庄、张村驿、大风川、小风川、豹子湾等地军垦屯田，一面开荒生产，一面保卫边区。其中尤其是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的生产自给搞得最好。359旅的口号是：“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

据统计数据显示，1940年，他们开荒种地5000多亩，此后连年递增，1941年为1.12万亩，1942年为2.68万亩，1943年增加到10万亩。

1943年收粮1.5万石，蔬菜590多万斤，完成了“2人1猪，1人1羊，10人1牛”的指标。到1944年他们开荒35万多亩，不仅实现了全部经费、物资自给，而且还向边区政府上缴了1万石公粮。

大生产运动是艰苦奋斗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一次延续，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正是从这样的艰苦奋斗中，一步步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向全党郑重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既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也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对经济文化落后，西方帝国主义封锁，农民人口占大多数，国民党政权遗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也面临着能不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能不能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新的严峻的考验和繁重的任务，毛泽东认为：“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办法之一就是“学会过日子”，“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政策上积极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而且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要注意勤俭节约，处处爱护公物，注意节约水电”，“一粥一饭都是来之不易，一针一线也不应该浪费，这都是来自人民，是劳动人民流血流汗生产的果实，如果浪费了，就是白白丢了人民的劳动果实和自己手里的财富，影响我们国家财富的积累，万万不可这样做。”

毛泽东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员，从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终身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他的饮食生活素以简单随意著称，一日两餐或三餐，最多不过是四菜一汤的家常菜。平日粗茶淡饭，不吃山珍海味。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将一天仅有的两顿正餐都省了，饿了时常以烤芋头、麦片或压缩饼干等充饥。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国外的种种压力和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国人民不屈服，不悲观，举国上下，从毛泽东到广大人民群众，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勒紧腰带过日子。

1960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给自己定下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这一年，毛泽东连续7个月没有吃一口肉。

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毛泽东和许多群众、干部一样得了浮肿病。他说：

“我不吃猪肉和鸡了，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看有米饭，有青菜，有盐有油，就可以了。”吃饭不小心掉到桌面上的饭粒，他都一粒粒夹起，送到口中，从不浪费。

毛泽东常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人民群众生活还有一些困难，我吃那么好，心里不安呀。我吃的饭菜很好了，什么时候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吃上四菜一汤，那该多好。”他的衣服鞋帽，许多都是补了又补，一件睡衣打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也打了54个补丁。

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能带的日常生活用品都会带着，大到毛巾被，小到牙膏、牙刷以及火柴。吃饭要给粮票，住宿同样要付给费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的清廉作风，带出了第一代艰苦奋斗的领导集体，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无一不是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典范。

毛泽东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出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披荆斩棘，带领人民战胜贫穷、走向富裕。

三、中国共产党“反贪污反浪费”成为常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不但提倡艰苦奋斗，而且坚持不懈地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绝不姑息和宽容。

早在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为了开展好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会就厉行勤俭节约，制定了“农民诸禁”，要求人们严格遵照执行。当时，“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

在大革命失败后极其困难的日子里，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要注意节约，坚决杜绝贪污和浪费。他指出：“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先后多次发布惩治贪污腐化的文件。比如1932年2月，以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布《帮助红军发展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第三号通令，要求“各级必须坚决执行”，“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12月1日，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检查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地方武装中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分子》的第二号训令，从而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反腐、肃贪、倡廉”的红色风暴。

1932年3月2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中央执行委议会副主席项英的文章《反对浪费严惩贪污》，文中针对当时中央政府派人员清查苏区兴国、万太、赣县等县级政府财政时所发现的当地政府机关出现的开支浪费现象，及兴国县政府领导、县财政领导吞没公款、假造账目等严重的贪污舞弊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对于这种随意浪费，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如若继续不改的，就要用革命纪律来制裁。”“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如若发生，即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并严厉指出：“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重的惩办。”

从1932年年初至1934年秋红军长征之前，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正式开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

在这次反腐运动中，处决谢步升就是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枪。

谢步升家境贫穷，12岁时就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仿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尤其是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堕落，诱迫奸淫妇女，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他竟然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

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拍案而起：“这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发生的第一桩腐败案，此风不刹，何以了得！”毛泽东也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严惩腐败，执法如山，受到了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捍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

在中国共产党反腐史上，“于都事件”是第一个县级政权集体腐败案，教训深刻。由于当时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着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导致中央苏区内的物资极其匮乏，物价飞涨，一些商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尽管中央苏区加强了反腐力度，可还是发生了震惊全党的“于都事件”。

“于都事件”的发现始于1933年底，当时江西于都县各项工作还比较落后，由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与土地部财部派出工作团，检查出不少问题，但送到县委、“县苏”后迟迟得不到解决。随后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与工农检察委员会又派专人到于都检查，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于都县委、“县苏”负责人有严重问题。鉴此，党务委员会与工农检察委员会又派项英亲率中央工作组，于1934年3月到于都调查，终于揭开了于都贪腐窝案的盖子。案件查处过程中，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曾以较大篇幅，多次进行了报道，在党内特别是中央苏区引起了很大震动。

“于都事件”牵涉到县委、县政府及许多部门机关的许多人员。

县委书记刘洪清带头违背党的原则，带领一些党员做投机事业，最初合股开酒店卖酒，后因赚不到钱又贩卖谷盐进出口，以每人20元资本，不到4个月就赚了70多元。于都城机关负责人与工作人员起而效尤，争先恐后地贩卖谷盐，有的贪污公款，有的假借合作社名义招股，使于都城内的党与苏维埃机关形成了商人联合的集团。“县苏”主席熊仙璧拿公款做生意。自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后，他为了增加资本贩卖盐，便以主席的资格在财政部强拿公款50元，交给他的弟弟贩卖盐。以县委书记、“县苏”主席为带头，于都县党政机关内产生了一大批贪污腐败分子，包括县军事部长刘仁祥、少共县委书记滕琼、县组织部长高兴赞、县互济会主任袁成文，还有于都城市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工农检察委员会主任和土地、劳动、内务、国民经济、财政、裁判等部长，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贪污腐败、违法利用职权经商等经济问题。

在查清事实之后，按照司法程序，经法庭公开审判，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仁祥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潭头区苏维埃财政部长等5人死刑，予以枪决；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职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撤销熊仙璧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县苏维埃主席职务。

其他犯有贪污腐败的党政干部，也都受到了党纪政纪和法律制裁。

1934年3月25日，苏维埃最高法庭遵照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组织最高特别法庭对熊仙璧进行公审，判处其监禁1年，剥夺公民权利1年。至此，震惊中央苏区的“于都事件”尘埃落定。

对于“于都事件”的教训，项英在《于都检举的情形与经过》中进行了总结，指出“于都问题不仅要我们认识这一问题的性质与严重性，不仅要我们抓紧于都的问题去进行彻底检举，开展斗争，来改造于都党与政权机关，来教育于都广大的党员与工农群众，而且我们应该由于都的教训，提起我们无产阶级的警觉性。”

在查处“于都事件”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制度不断出台。

193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训令》指出：

为了严格惩治贪污及浪费行为，特规定惩罚办法如下：

1.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

（甲）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乙）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

（丙）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

（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

……

2.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份完整的反贪污浪费的文件，标志着反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开始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

在公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的同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作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在艰苦的国内战争环境中而有贪污浪费行为发生，完全是一种罪恶……反贪污斗争，是执行苏维埃一切战斗任务不可分离的部分。”要求各级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对所检举的贪污分子从严从快惩处，任何人不得隐瞒、庇护，否则，就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要求杜绝一切浪费现象，对于浪费者，除依照财政条例罚款外，责令其所在机关赔偿。

到了延安时期，面对一些干部中出现的贪污、浪费、赌博等现象，毛泽东更是严厉提出：“如再有这类现象发生，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

他要求全党在整顿“三风”中，“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这种不宽容政策；对那些在思想和作风上“起了霉”的干部，“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才能恢复健康。”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多次引用农民起义胜利后又失败的教训，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1940年，劳苦功高、身上有80多处战斗伤疤的老领导—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公然贪污3000多元大洋。案发后，军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肖玉壁以功臣自居，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后，对带信的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

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同意法院的判决。”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斗争，仅1939年至1941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就查出贪污案件1157件，惩治了一批腐败分子，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延安乃至全国的威望大大提高。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文中说：“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

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一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革命取得胜利之际，他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警钟：“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的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毛泽东的警告言犹在耳，但政府机关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开始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毛泽东决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党、政、军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简称“三反”）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针对自己开展的第一场反腐倡廉运动。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同年秋季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的贪污行为，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普遍地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对“三反”运动发出了重要指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此后，一个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很快，在全国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查和揭发的高潮，“三反”运动进入高潮。

1952年2月1日，北京市召开公判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两人被判处死刑。2月10日，伴着两声振聋发聩的枪响，历经硝烟炮火的革命功臣刘青山、张子善倒在了新中国反腐第一枪下，宣示着中国共产党对贪污腐败分子绝不容忍、毫不姑息的态度。

对于刘、张案件的了解，如今很多人仅限于“新中国反腐第一案”的概念。但查阅刘、张案的判决书，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的罪行却令人触目惊心—

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时间里，刘、张利用职权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71.6272亿元旧币（约折合人民币171.6272万元）……

在今天看来，也许171万多元的数字并不巨大，但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换算，这笔钱可谓巨款。

据资料显示，当时每斤面粉0.103元（今人民币，下同），大米0.094元，小米0.075元,玉米0.05元，花生油0.45元，鲜猪肉0.57元，鸡蛋每个0.04元；1953年国家救济标准：每月一口人5元；两口人8元；三口人10元；三口以上每增加一口人，增加2元；每户最高不超过15元。由此可见，171万多元在当时是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如果折合成黄金，171万多元在当时可以购买将近一吨！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建立过显著功绩。

从刘青山的“日伪曾以1500块大洋悬赏拿他”，到张子善的“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受到严刑拷打”，他们都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定信念。但是，两位出生入死的革命功臣，在革命胜利面前，不是继续保持革命的气节，而是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革命意志消沉，居功自傲，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就如刘青山常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正是这种享乐思想，使两位革命功臣滑向了犯罪的泥潭。

刘青山在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多时间里，极少在地委办公场所出现，而是长期以“养病”为由住在位于天津城内的马场道18号的一栋典雅考究的二层小洋楼内，该楼因而被人们称为“刘公馆”。

刘青山在吃上极其讲究，大冬天里非要吃韭菜馅饺子，厨师不得不到北京郊区四季青暖房里买来韭菜。可包饺子的时候他又嫌韭菜不好消化，逼得厨师只得把一整根韭菜洗干净后，不下刀就直接包在饺子里，外面露出一小截韭菜白，等煮熟了再顺着韭菜白把韭菜抽出来，使饺子只留下韭菜的鲜味而吃不着韭菜。刘青山追求的生活享受远远不止在“吃”上，他还在坐汽车上追求奢华。天津地委当时只有一辆战争中缴获的美式吉普，这辆车就成了刘青山的专车。而他住进马场道18号后，嫌破旧的美式吉普配不上天津城的繁华，干脆动用3亿多元（旧币，1元人民币相当于1万元旧币）公款，从香港买了两辆美国高级轿车。

与整日不去机关、对奢靡作风毫不遮掩的刘青山相比，坐镇地区行署的张子善，其挥霍铺张程度丝毫不逊色。张子善在审查中交代，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八九条，衣着由粗布到细布再到皮毛，饮食先是非细粮不可，再到酒肉必备，行则非轿车不坐，两年时间里竟然换了五辆小轿车……

在是否枪决刘青山、张子善问题上，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两个，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史称“开国第一刀”。这起案件的发生和处理，直接推动了全国性“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兴起和深入发展，掀起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场反腐肃贪风暴。事后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至少20年的廉政。

从这起大案，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紧迫性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两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经审理，最后共有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67人判处无期徒刑，9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42人判处死刑。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三反”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场运动清除了一批腐化分子，教育挽救了一批干部。影响所及，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荡涤，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195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八届二中全会提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毛泽东说：“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确实如此，当时人们摆脱了铜臭的污染，不仅反掉了贪污浪费，加强了勤俭建国的观念，而且提高了道德水平，许多事情已不受金钱至上的驱使，这使人们对糖衣炮弹的警惕性增加了感性的认识，从而改善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了。

在1957年2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将勤俭建国明确确立为治国的根本指导方针。因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与“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之间是一个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

中央1963年3月1日颁发《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增产节约为核心的整肃运动。

尽管通过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的方式来增产节约，可能存在一些局限，但从这些运动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坚定信念，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本色。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能够为世人称道的廉政时期并不多见。毛泽东主政的1949—1976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洁从政的光荣岁月。

那时并非没有腐败现象，而是整个社会具有浓厚的廉政氛围，腐败现象没有市场，处于“露头即被打”的状态，相比于此前此后，腐败分子数量少，腐败程度低。

政声人去后。1979年邓小平说：“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风气是非常好的”。1993年江泽民说：“建国初期，我们党在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的确，毛泽东主政时期取得的反腐倡廉成就，与世界反腐倡廉史上任何一个成功范例相比，均毫不逊色。

毛泽东以其伟大的思想和非凡的才干，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也为新中国的廉政建设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如今回顾和借鉴毛泽东反腐败反浪费的基本经验，对于当前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四、“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就不盖政府大楼”

近年来，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因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必然还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之路。

但是，当前有些干部思想观念里却奉行“享乐主义”，思想空虚，精神萎靡，贪图享受，动辄就比谁的房子多、谁开的公车气派、谁的办公室豪华、谁喝的公酒高档，早就丢掉了艰苦奋斗这个党的优良传统。

中国自古就有“官不修衙”的说法。可如今有些地方政府的办公楼，越建越豪华、越气派，其奢靡程度令人咂舌。比如，山东省济南市政府办公楼龙奥大厦耗资40亿元，建筑面积达36万平方米，被称为“全世界仅次于五角大楼的第二大单体建筑，有40余部电梯，里面走廊周长1公里，光电话和电脑信息点插座就有45000个；浙江省长兴县政府办公楼投入超过20亿元，大楼内包括52个机关部门，800多人办公，被称为“世界第一县衙”……

其实，修建豪华办公大楼的现象，并非只有这些发达省市才有，在一些国家级别贫困县也屡见不鲜。比如，宁夏彭阳县办公大楼总投资为9193.4万元，该县全年财政收入为2亿多元。也就是说建个政府大楼，当地一年的财政收入就被花掉了近半。此外，河南台前县、陕西省汉阴县、内蒙古宁城县、陕西省延川县也都建造了与实际级别严重不符的政府办公大楼。其中，陕西省汉阴县国土资源局的办公楼花费近千万元，内蒙古宁城县政府的办公大楼造价约2亿……客观地说，有些地方个性十足的政府豪华办公楼，的确很能展现当地政府的“形象”。但却常常与当地破败的民房、寒酸的校舍、贫困的孩子，以及公众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保障的缺失形成鲜明的反差。这种“再穷不穷机关、再苦不苦领导”的现状，一次次刺痛了公众敏感的神经。

这些豪华办公楼，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不愿盖国务院大楼的往事。新中国刚成立时，有人认为掌权了，条件好了，应该盖一些楼堂馆所，搞得气派一些、豪华一些。对此，周恩来坚决不赞成。他曾对薄一波说：“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艰苦奋斗，不能比阔气，讲享受。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靠它，今天创大业更要靠它。”

当时国务院办公的地方是老式旧平房，光线暗，面积狭小。1956年，有人又提议修建国务院政府办公大楼，并选好了地址、做好了规划。

周恩来没有同意，并一再严肃地表示：“在我任总理期间，决不修建政府大厦，你们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

以后，他在国务院会议上，一有机会便要以此为例，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讲求“排场”。他要求国务院要带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树立共产党人的作风。

周恩来还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应该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搞建设、发展生产上，用到改善人民的生活上，而不是把钱花到大兴土木盖办公楼和招待所上。必须十分珍惜有限的财力物力，要发扬节约每一分钱、每一粒米、每一滴水的精神，把“钢”用到刀刃上。

周恩来这种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思想，在今天依然值得秉承。

2013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全面停止新建楼堂馆所，规范办公用房管理，切实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更多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

可是，有些地方为修建豪华办公楼，不惜弄虚作假，比如未批先建、先斩后奏，或“搭车”上路、暗度陈仓，甚至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对面积超标办公用房清退。但有些地方不仅存在搞变通，糊弄数据交差的情况，还出现了严重的“二次浪费”现象。

人员合并办公是基层单位使办公用房面积达标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即在面积较大的办公室放上几套桌椅，其实并没有人办公。有的办公桌“就是挂个名”，其实长期无人使用，被挂名的一般是退居二线或长期病假的同志。

打隔断是另一种常见的方法。有些单位给超标的领导办公室打隔断，将多余面积隔成“会议室”、“接待室”等。但事实上，其他工作人员不可能到这里搞“接待”，因此这部分面积实际上仍是该领导使用。而且，打隔断又会带来新的支出，如隔出新办公室要重新购置空调；再如有的大办公室隔成小办公室后，原有的大办公桌、大书柜、大沙发放不下，只能重新购置小型办公设备。

更有甚者，一些单位为了达标，干脆把墙体加厚，把超标的面积覆盖，不但损失办公室空间，还增加改造成本。而更大的浪费现象还在于，目前多数地方公布办公用房的清退数字都很笼统，只涉及单位总人数和清退总面积，对清退出来的房子作何用途未作进一步说明。

从实际来看，还是大量“落锁闲置”。

对于办公用房，早在1999年12月21日，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就下发文件《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明确规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办公室的使用面积标准。随后，相关文件下发多个，但超标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在于，有的干部存在特权思想，追求奢华享受，互相攀比；有的认为办公用房并不是占为私有，法律不会追究到自己；有的认为“法不责众”，对办公用房超标现象习以为常。

还有的地方，下级看上级，一层看一层，上级领导没有实质举动，下级也不动，这些心态都易让清退流于形式。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有效禁止修建豪华办公楼、整治超标办公用房，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务实重行的优良作风才会弘扬，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才会勃兴，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目标才有望实现。

五、奢靡之风有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近年来，中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中央为控制行政支出过高三令五申，每次“两会”期间均有代表委员提出行政支出问题，但是政府行政成本过高现象似乎愈演愈烈。

从权威统计数据的预算内来看，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也比较快。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5—2006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了6.60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1995年为14.60%，到2006年上升到18.73%。

从国际横向来看，据全国人大代表叶青介绍，拿上述2006年预算内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8.73%这一比例去比较，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

而事实上，造成中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除修建豪华办公楼，其他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有些地方一顿“公饭”吃掉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一辆“公车”一年耗费20万元、一项“检查评比”活动耗资上百万元……

从中央到地方，都对“三公消费”有着严格的禁令、明确的约束。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也对“三公消费”提出了明令禁止，各地也有诸如严禁工作日中午饮酒、严禁公车私用、严禁公费出国（境）等方面的措施和规范。虽然禁令不少、准则也很严，但是现实情况却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仍然沉醉在酒杯中、安乐于屁股下、陶醉在游玩里，以致“三公消费”奢靡腐败现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普遍地存在着、甚至蔓延着。

2013年1月，习近平在新华社一份《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的材料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习近平这一重要批示，表明了中央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体现了中央关心群众生活、注重改善民生的为民情怀。

其实，中国共产党早已深刻认识到奢侈浪费的危害性，历代领导人都重视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开展反腐败、反浪费的斗争，甚至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官德和党性的高度去认识。毛泽东曾严正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1987年11月11日，邓小平会见朝鲜政务院总理李根模时说：“下个世纪中叶，21世纪50年代，中国将发展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100年已经过去38年，还有62年，所以说我们的路还很长。

以后的62年，我们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很谨慎，并且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还是要讲，一点不能疏忽，要勤俭办一切事情，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1997年1月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告诫全党：“奢侈浪费既是消极颓废的表现，也是腐败问题得以产生和蔓延的温床，如果现在再不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不坚决予以整治，后果不堪设想。”

2006年12月5日，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精神。“要认认真真察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然而，近年来一些党政机关讲排场、比阔气、奢侈浪费现象愈演愈烈。在有些人看来，艰苦奋斗就是“吃粗粮、打补丁”。如今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与展示成就、展示国力、展示形象相矛盾。有些人认为，促进发展、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与艰苦奋斗相冲突，“奢靡浪费也是在为经济发展做贡献”。这些认识上、思想上存在误区，导致奢靡之风如影随形。

有些单位在兴建办公大楼时，唯恐落后于人，赶不上潮流和时尚，纷纷扩大建筑面积、提高装修标准，导致“豪华病”蔓延。部分单位在公务接待时，唯恐不上档次、没有品位而令“上级领导”不悦，力图通过超规格、超标准接待拉近距离、联络感情、协调关系，由此导致接待规格、接待标准不断提高。

在现实中，有些党员干部更是信奉享乐主义，他们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满足生理本能和感官刺激。以享乐作为人生取向、价值追求，信守今朝有酒今朝醉，奢靡之风的滋长就在所难免。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等规定。但是，党政机关奢靡之风并没有刹住。2010年，全国审计机关共审计和调查15.7万多个单位，通过上缴财政、减少财政拨款及归还原渠道资金等促进增收节支2099亿元。这一“正面”成绩，正折射出背后问题的严重性。

在中国历史上，“成由勤俭破由奢”的案例数不胜数。其中，开创封建社会盛世的唐王朝便是一例。玄宗初期，上下励精图治，力推“开元之治”，使唐之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中心。然而，成功面前，统治阶层开始贪图享乐、沉溺酒色。“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奢靡腐败引发安史之乱，直接导致唐王朝由盛而衰直至灭亡。

中国共产党得民心、赢天下，靠的是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靠的是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如果任由奢靡浪费之风盛行，危害不可小觑。一是会弱化党自身的凝聚力，拉开党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弱化整个民族的“精气神”。二是会进一步凸显贫富差距之悬殊，加剧社会情绪不满和对立。三是会助长浮躁之风。奢靡浪费之风，会激发炫耀攀比之风；炫耀攀比之风，会进一步激发本已甚嚣尘上的浮躁之风。热钱涌动、投资短视、学术造假、选秀风行，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少了，梦想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人多了。

一些领导干部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追求表面政绩、不问民生疾苦，乐于迎来送往、无意深入群众，板凳尚未坐热、就想提拔晋级。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厚重的文化、稳健的气质、埋头苦干精神。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党的十八大作了明确部署，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

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

2013年6月1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最近几年，中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采取多种方式，畅通监督举报渠道，提高群众参与纠正“四风”的积极性；同时，积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纠正、查处了一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严肃追究了一批领导干部的纪律责任。

据统计数据显示，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7万多起，处理党员干部近10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近3万人。其中，2014年以来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近5万起，处理党员干部6万多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万多人。

中央在“拍苍蝇”“打老虎”继续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转向治标与治本相结合，通过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例，查找发生腐败问题的原因，通过反腐败制度建设，逐步弥补制度漏洞，“避免更多的‘苍蝇老虎’跌入腐败的深渊”。

当然，“苍蝇老虎”被查不是反腐败成效的唯一指标。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不敢腐”已初见成效，党政机关奢侈浪费之风大为收敛。

但也要看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力度再大，也还有个别党员干部怀有侥幸心理而“不收敛不收手”，这主要源于信息不够公开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其中，监督环节是核心，群众力量尚未充分发挥。

近年来，贫困县建豪华“天安门”办公楼、央企“天价吊灯”等一批奢侈浪费事件被曝光，无不是群众自发地通过各种方式举报的结果。由此可见社会监督力量之强大。因此，当前政府除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外，还须进一步把遏制奢侈浪费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更多地交给群众，注重由群众反映突出、中央极为重视的领域入手，提高遏制奢侈浪费的现实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方面，应严格控制和压缩行政经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三公”支出，进一步削减。2014年7月16日，《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下发。

按照新方案，中国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社会化，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这项制度的实施，需要进一步完善细化，杜绝成为一些地方变相涨工资的手段。

还需要大量减少因公出国出境组数和人数。公务出差、公务接待还应严格控制经费，严格执行标准，严禁赠送礼品。外事接待严格执行标准，控制规模。尤其是制定具体办法，狠抓落实，加强监督检查，不走过场。

另一方面，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和“公务卡”改革。清理部门银行账户，部门开设银行账户由财政部门严格审批，使部门所有账户都受到监控。杜绝任何部门让下属单位代存代管资金，彻底堵住“小金库”的生存土壤。

同时，各级政府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部门预算和决算，以及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等方面的预算和决算，要全部向社会公开。

特别是各部门出国出境、出差、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等支出，要向社会详细公开。各类预算执行和决算的审计报告也要向社会公开，让群众更方便地了解和监督政府工作。

此外，会议经费预算要单列，并严加控制。未经批准，不能以政府或部门名义和使用财政资金举办各类论坛、研讨会；经批准举办的，要纳入财政预算，接受财政监督。清理压缩各类节庆活动和表彰活动。

大力减少发文数量，凡不涉密的文件，应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发布，不再另行发文。

只要制度严格执行到位，充分调动群众的反腐积极性，并做好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的有机衔接，奢靡之风就必将无处可遁。

六、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过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分子，必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只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杜绝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思想，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一个人具备了艰苦奋斗精神，就意味着具备了一种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坚韧斗志；一种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一种不怕牺牲、忘我奉献、不懈追求的坚强毅力；一种埋头苦干、勤勤恳恳的务实作风；一种常怀忧患、居安思危的清醒态度；一种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尚情操。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之中，还是在条件优裕的顺利之时，这种精神都不会过时，也不应当过时。

众所周知，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将士面对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极其险恶的生存条件，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不怕流血，不畏牺牲，最终胜利到达陕北。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了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等一大批艰苦奋斗、严于律己的模范典型，艰苦奋斗正是他们战胜一切困难，抵制腐朽思想，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一身正气的法宝。

“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是50年前，焦裕禄对河南兰考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50年后的我们回首焦裕禄，依然能够强烈感受到在风沙中、在盐碱地上、在内涝面前，中国共产党人那一股战天斗地、永不退缩的奋斗精神。

“虽然焦裕禄离开我们50年了，但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在河南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要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

但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被一些领导干部淡忘了，享乐主义暗中滋长，挥霍浪费的现象时有出现。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很有钱了，不需要艰苦奋斗了。于是，就在一些人摆阔气、讲排场、比奢华，比如有的接待宴会，菜吃一半、倒一半；有的会议庆典，住星级酒店、发高档礼品；有的楼堂会所，贪大图洋、气派非凡……

那么，中国有钱吗？是！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也达8.3万亿元。中国人富裕吗？

不！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多美元，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位列全球100位左右。

2015年11月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在谈及减贫问题时指出，目前中国贫困人口共有7017万人。从区域来讲，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可见，目前中国还只是实现了“初步富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繁重，基本公共服务也有待提高，一些地方民生建设短板亟待补足，还要面对人口多、资源少、底子薄、任务重等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理应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厉行节约的作风，容不得奢侈浪费。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梦想仍在前方，中国共产党“赶考”远未结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党要在未来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选择艰苦奋斗。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世界上没有哪种美好的理想可以靠空谈实现；没有实干，再美好的蓝图、再宏伟的目标，到头来都只能是镜花水月。因此，艰苦奋斗“过时论”，既毫无根据，也是十分错误的。

我们必须承认，“奋斗”的目的是为了过上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生活，强调“艰苦”会不会让“奋斗”失去意义呢？

一说到艰苦奋斗，不自然的就会将思绪拉回到民不聊生的战争年代，其实不然，艰苦奋斗从不过时，它是我们应始终坚持的一种美德，它才是时尚。只是如今的艰苦奋斗不需要劳筋骨、饿体肤，需要的是珍惜、感恩、回报。

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艰苦奋斗，既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作风，更是一种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生活方式当然会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

从这方面讲，“艰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条件下，即使是物质生活层面的“艰苦”，也会有不同的标准。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艰苦”也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因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的，就是为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

因此，中国共产党强调“艰苦”，并不是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和享受，而是要反对那种脱离国情、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超前消费和奢侈浪费，是要杜绝骄奢腐化等歪风邪气对党的肌体的侵蚀。

更何况，“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人的欲望是“无底洞”，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就会意志消沉、精神萎靡，丧失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

领导干部一旦沉迷于奢靡的生活，必然会逐步走向腐败，从而对社会风气产生恶劣影响，势必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艰苦奋斗，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仅是物质条件上的考验，更多的是意志和精神上的砥砺，它表现为志存高远、克己奉公的人生境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公仆情怀，昂扬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坚韧不拔、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简约朴素、吃苦耐劳的生活态度，清廉自守、洁身自好的政治品格。

党在十八大后，中央雷厉风行地整治“四风”，重塑共产党人“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取向，是因为这六个字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在新时期，只要把握艰苦奋斗的时代内涵，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抵制住享乐主义、特权思想、奢靡之风的侵蚀，中国共产党就能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发展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永不停步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