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坐标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根本原因，对于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至关重要。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习近平2012年6月28日在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西长安街，天安门城楼西侧。在中南海新华门影壁上，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烫金大字，同门前飘扬的国旗、高悬的国徽相互辉映。

在中国，“为人民服务”是一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政治口号，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坐标，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始终不变的庄重宣誓和戮力追求，它涵盖了人类最正义的感情和人生最崇高的价值。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各种利益诱惑面前不为所动，淡泊明志，讲究奉献而不计索取。比如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就用行动证实了这五个字的分量。

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到列宁提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再到毛泽东精辟概括为“为人民服务”，大体反映了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从提出到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一、一位普通士兵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标杆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指“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思想和行为”，是由毛泽东最先提出的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特征和规范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它源于毛泽东的一次著名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20世纪40年代初，国民党加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4年初，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响应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到离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生产农场劳动，被选为农场副队长。同年7月，进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哪里最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每到出炭时总是最先钻进窑中作业。1944年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一名战友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此事后心情十分沉痛，把警卫队队长古远兴叫到住处详细询问情况后严肃地说：“前线打仗，免不了是要死人的；但后方搞生产出了事故死人，是不应该的。”随后，毛泽东作出三条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安；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第二天，警卫人员把张思德的遗体抬到安塞当地的村子里，毛泽东专门派车将遗体运回枣园安放。

1944年9月8日下午2点，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枣园操场上，张思德追悼会如期召开。主席台两侧摆满了战友们亲手采集编制的花圈，中央悬挂着张思德的遗像和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致敬。

毛泽东低头默哀后缓步登台即兴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如此郑重地参加一位普通战士的追悼会并致悼词，这显得异乎寻常。毛泽东边讲边打着手势。讲到“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时，他就把两手往下用力一压；讲到“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时，就把手掌卷成一个喇叭筒状，放在嘴边一吹……

在演讲中，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这是毛泽东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提出“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历时半小时的讲话，对为人民服务的意义阐述至详。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速记室主任张树德对演讲的内容做了符号速记，之后又与其他聆听演讲的文秘人员参与了文稿的整理工作，整理成文后由主席秘书胡乔木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稍事斟酌，随即在文章的上方一挥而就，“为人民服务”这5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便成了这篇著名讲演的标题。

1944年9月21日，《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以新闻稿的形式在延安《解放日报》一版发表。从此，“为人民服务”的声音传遍了延安，传遍了陕甘宁边区，传遍了全国各解放区战场，鼓舞着千百万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而张思德的形象也成为了“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精神旗帜。

1945年4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开幕词中首次使用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一科学概念。在“为人民服务”前面加上“全心全意”四个字，更进一步深化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内涵。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人民群众发自内心欢呼着“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随即喊出那句代表中国共产党心声的经典口号：“人民万岁！”这里他心中装着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激动之情，和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表露无遗。从此，“人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人民服务”思想得到了拓展和深化，成了所有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座右铭，也成了党和国家向全体人民的承诺。党和国家机关的大门口都镌有金色的“为人民服务”的大字。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于此进一步细化。新党章指出：“每一个党员都应当理解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痛痒，尽力帮助群众实现他们的要求。”

1957年,毛泽东针对有些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的状况,再次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285页)1959年,他又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希望同志们勉为其难,为党担负这些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一再要求党的干部要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他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一种高级趣味。他对那种依仗权势、高高在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等官僚主义的恶习深恶痛绝，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要敢于挺身而出反对官僚主义。他不断对“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和不顾群众死活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特权思想和作风。这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是个人的专利、专权的思想，不但会表现在漠视群众疾苦甚至欺压百姓的工作作风上，而且也会表现在以这种特权来谋取个人的私利。

毛泽东的人民和孟子“民为贵”的民是一脉相承的。在毛泽东的思想里，以及在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里，整个社会必须围绕着人民展开。服务于人民，而不是统治人民，是毛泽东对共产党政权的基本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区别于古往今来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政权的特点，也是鉴别真假共产党员的唯一标准。只有这样，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忠诚代表。

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也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党员的最高行为准则来反复强调。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强调了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思想。

1982年9月6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通过新党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项基本要求之一。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再次丰富了“为人民服务”的内涵。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时说：“我们党所以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于此，“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落脚点，被进一步细化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为人民服务”思想。

2002年12月，胡锦涛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权”、“情”和“利”都围绕“民”而设，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重要提升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改革发展和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他的系列重要论述，始终围绕着中国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而展开，其治国理政思想的内核是坚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执信与笃行。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首次公开讲话就鲜明地宣誓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信念和决心。

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种坚定的价值信念，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价值标准，继承并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展现为一份光荣的使命和沉甸甸的责任，也就是统一在一起的对民族的责任、人民的责任和党的责任。

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为人民服务”这个重要命题，尽管是在1944年张思德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时才首次提出，但却早孕育于他的内心深处。

人民，其实一直是毛泽东心中最牵挂的人。从少年时代私下帮助穷苦乡亲，到青年游学了解中国国情，探索革命道路，再到后来一辈子的革命生涯，他心中的人民，是所有的人，但是更是那些在社会底层的人，读所有毛泽东的文章，字里行间都可以体会得到，“人民”这个概念无所不在。

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时，就决心要改变人民大众的困苦处境，决心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悼念红军将领王尔琢的挽联下联：“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生为阶级，死为阶级”，指的是为工农大众、为人民群众之意。

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

1938年3月16日，《救亡日报》记载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洛基谈话时说：“我们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努力是永远不变的……我们的工作不是享乐，而是为大众服务。共产党在任何困难环境条件之下，绝不动摇。”

1939年2月，毛泽东致信张闻天，首先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从唯物主义道德观的角度初步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为人民服务”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的高度，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1943年，他又在一次党内指示中提出了“为群众服务”的思想。

至此，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日渐成熟。1944年9月8日，在中央警卫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时隔不久，1944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工作者时指出：“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5年，抗日战争处于接近胜利的时节，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23日，毛泽东在七大上致开幕词时说：“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随后，他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经过七大代表认真讨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由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重要地位在党内正式确立。

“为人民服务”还被写入了宪法。1954年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第17条、第18条，1975年宪法第11条，1978年宪法第16条，以及现行的1982年宪法第22条、第27条、第29条和第76条，都对为人民服务进行了阐述，成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

毛泽东不仅从总体上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还特别注意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不断地从生活中发现和树立一个又一个榜样，使之具体化、典型化和形象化。

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号召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他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情……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此后，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学习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他们看作是革命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化身和榜样。

这些典型人物，使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发扬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感召力。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作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才先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才得以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雄立于世界的东方。

毛泽东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他不仅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而且还自己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在实践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体现在他的“廉洁清正”。

《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印证了毛泽东对着力反腐的高度重视；“两个务必”，反映了毛泽东对“历史周期律”的远见卓识；处决刘青山、张子善，表明了毛泽东对铲除腐败的坚强决心；“如果我腐败了，全国人民就杀我的头”，表达了毛泽东对自身拒腐防变的坚定信念。

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体现在他生活方面的节俭。

《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记载了毛泽东这样一件事：

刚刚入住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第一年—1949年的冬天，屋内没有暖气设备，办公厅的同志准备为毛泽东安装锅炉和暖气片，却被他制止了。毛泽东说：“现在刚刚建国，需要办的大事很多，这些小事以后再说。再说现在也没有足够的条件，即便条件好些了，也要先为全国的老百姓办事情。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办什么事情，首先要想到群众，要时刻想着人民……”

毛泽东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对家人也极其苛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亲朋好友纷纷给他写信要求安排推荐工作。毛泽东特别嘱咐秘书田家英：“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为其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一般亲友是这个“标准”，特殊亲友能不能“特殊照顾”？毛泽东的回答是两个字：不能！

毛泽东的稿费使用,有明确的公开账目。毛泽东从来不为他的子孙置私产,他的稿费全部用于国家建设或者支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十分关心和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曾谆谆告诫全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强调：“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因为“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而如何去动员群众呢？只有切实关心群众利益，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才能得到群众拥护。毛泽东指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百年罕见。毛泽东在批阅淮北灾情的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

毛泽东看到此处，不禁流下了眼泪，并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画了横线。

短短一个多月，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第一个批示写于1950年7月20日，毛泽东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第二个批示写于1950年8月5日。

他说：“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第三个批示写于1950年8月31日，针对苏北区党委关于导淮工作各项准备“均感仓促”的顾虑，毛泽东批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从毛泽东这三个批示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关怀灾民生产、生活的迫切心情。

1955年仲夏，毛泽东来到杭州，搞社会调查。当他了解到杭嘉湖平原的余杭地区的老百姓深受血吸虫之苦时，心情沉痛，眼里盈满泪水，并指示：“血吸虫病对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想法帮助人民解除苦难，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8年6月30日，当他看到《人民日报》报道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喜讯时，心情激动不已，“浮想连翩，夜不能寐”。欣然挥笔，写下了《送瘟神》这篇著名的诗篇。1960年冬天，当他听到浙江省委书记霍士廉关于丽水、金华一些县区饥荒严重，老百姓没有饭吃，甚至饿死了一些人的汇报时，他心情沉重地说：“这是犯罪啊！”

并斩钉截铁地说：“要坚决惩治官僚主义。”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毛泽东在病中仍坚持亲自处理文件，中央对唐山地震的报告、请示、通报等文件，均由毛泽东亲自圈阅后付诸实施。次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中发〔1976〕13号文件）起草后报送，毛泽东当即圈阅，是为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中共中央文件。

毛泽东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后来回忆说：“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问。这场地震死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

这些事情都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心贴群众、心想群众、心系群众、心装群众的伟人情怀。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用他的一言一行，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了最佳的注释。

三、“不作为”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相违背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但近年来，少数公职人员不作为现象时有发生，严重辜负了人民群众的重托，有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持续的“打虎拍蝇”式反腐之后，公众不难发现很多落马高官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贪腐情节，但有一人例外—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在最终法院认定的罪名中，并未出现“贪污受贿”等官场腐败的常见词，却因其在担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换届领导小组组长期间“严重不负责任”，对衡阳市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贿选大面积蔓延“不听、不管、不查”，造成极其负面的政治影响。

2014年8月18日，童名谦被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其虽然并没有恶劣的贪腐情节，但因为不敢担当、纵容舞弊，被视为“庸官”的典型，成为十八大后首个因玩忽职守而获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

此外，比较典型的案例还有，陕西省洛南县一位村民在宅基地建新房，要向国土部门交纳1000元保证金，然而7年过去了，所交的保证金一直未退还。可当媒体记者2015年11月的一天和村民前去了解情况时，陕西省洛南县国土资源局永丰国土资源所副所长竟在上班期间玩电脑看电视剧，面对记者质询，屈永军立马站了起来，大声怒吼：

“我看电视剧跟你有啥关系，上班我在我房子里，我还不能看电视剧，你还来查我了，出去，滚出去……”

一边是村民索要建房保证金的7年未果，一边却是国土资源所领导干部上班悠然自得地看电视剧，该副所长漠视民生、懈怠职责的官僚做派可见一斑。更令人惊奇的是，面对媒体记者的质询，该副所长非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愧疚与歉意，反而霸气十足，一触即跳。一句“滚出去”的怒吼，表面是情绪化的叫嚣，其背后却是作风短板，这种“不作为”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相违背。

这种公职人员懒政怠政现象，在现实中并非少数。人民群众对此自然不会满意，他们也会用自己的独特方式表达出来。

2015年5月19日，因与一家建筑公司产生劳动纠纷迟迟未得到解决，来自重庆綦江区的农民工杨凤强等人先后到河南省平顶山湛河区政府和市公安局反映诉求，并向该市人社局、公安局各送了一面“不作为奖”锦旗。随后，杨凤强等4人被警方以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为由行政拘留。其中，杨凤强、张蓬冲、毛伟富等3名工人因“扰乱单位秩序”被平顶山市公安局光明路分局处以行政拘留10天，杨凤强所在公司经理谢金红则因“聚众扰乱单位秩序”被行政拘留15天。

这种“锦旗事件”已并非第一次，以前有锦旗哥“不为人民服务”，有“行政执法，不作为奖”，现在又有了“不作为”。不管形式如何五花八门，但在本质上，都是人民群众走完正规渠道，维权而不可得后，才采取的一种行为艺术般的无力控诉。可以说，所有这些负面锦旗，都是“不作为锦旗”。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尽其责、有作为。对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要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为官不为的典型要公开曝光！失职渎职发生重大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该处分的要处分，该撤职的要撤职！”2015年2月9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李克强在讲话时指出。

按理说，为官从政，实在是第一位的，人民群众看干部就看实在不实在。让人民群众满意，才是对本职工作的最大尊重。但现实中，“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混日子的“太平官”，比比皆是。

这些庸庸碌碌的“太平官”，为保住官位，信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乐于当个“太平官”。

古人云，“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干部不作为危害不比贪腐小，首先源于不作为具有利己主义的出发点。权力意味着责任。那些“不作为”式的“好好先生”，看似不争权、不争利，甚至清廉，其实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一种摆设，耗费国家资源却没有产出相应的治理绩效，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是完全背道而驰。

“不作为”的后果之严重，影响之恶劣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会导致干群关系疏远。在基层，人民群众遇到任何困难、想法、要求，最先想到的是向基层党员干部求助。但如果部分干部对人民群众反映的情况、问题置之不理，必然会伤害群众的感情，导致干群关系疏远。

另一方面，会导致群众信任度下降。“水能载船亦能覆舟”，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只有依靠群众，才能长治久安。部分干部在工作中，拖拉、散漫，会导致党的政策无法落实，直接造成“最后一公里”短路、不通的恶性循环，在群众中形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给党抹黑。失信于民，就会失去了党的执政基础，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威胁。

干部“不作为”有多种根源。比如，有的干部认为现在作风建设抓得严了，以往的一些隐性福利没了，加上工资又不高，宁愿不做事、少做事；有的干部能力水平欠缺，没有干事创业、主动履行职责的过硬本领，导致工作上力不从心；有些年龄较大的干部因知识水平、年龄等问题的影响，加上长期在最基层工作，接受新事物、新理念和掌握新技能的能力较差；有的干部看到别人换了房子、买了车子，心理上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平衡”，加之当前对干部作风要求的愈加严格，旧的利益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干部心理上一下子转变不过来，都会导致不作为现象的发生，等等。

但归根结底，“不作为”的根子是因为理想信念不坚定。理想信念是“总开关”，是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第一驱动力。理想信念驱动还是物质利益驱动，结果大不相同。革命理想高于天。“越己者，恒越”。

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才能超越小我格局，做出为人民称颂的大事业。

相反，理想信念淡漠了，责任心和使命感就缺失了，不作为和庸懒散等问题就会随之而来。

为官就应该是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要有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为官信条。不负责任、不求进取、不干事情的“三不”倾向，无法让公众看到“人民公仆”的精神状态。

因此，无论出于何种考量，有必要毫不留情并坚定不移地对不作为的干部高祭依法问责的利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治理“懒官”工作从未停止过。从最初“三反”运动反官僚主义，到历次整党整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到作风建设，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先进性建设，再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治理懒官一直是执政党的重心工作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反腐风暴”举世瞩目，其实与此相辅相成的还有另外一场风暴—治理“庸官懒政”。如果说“反腐风暴”主要是针对“乱作为”，而“治懒风暴”则更多的是针对“不作为”。

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治懒”上升为国家意志，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

2014年起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开展了不同层次的整治活动，多地还在省级层面下发了专门针对懒政、领导干部不作为的治理文件。

自中央八项规定执行以来，尽管以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机关作风大为改观，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但“为官不为”现象仍比较突出。2014年，仅9月份，南昌就查处“为官不为”案件30起、问责97人；前9个月，福州市共有227人受到效能问责处理；河南全省共有1398人因此被查处……

而事实上，与贪官相比，懒官给人民生命及公共财产造成的损失也很大。比如，一些地方频频发生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公共财产的巨大损失，究其原因多是因为那里的领导干部是庸官、懒官，不懂也不愿意深入安全生产第一线去动脑、动手解决种种可能引发事故的隐患问题。

2013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报告，2008年以来的5年间，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7054件50796人，其中重特大案件17745件。查办的各类渎职犯罪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元，造成伤亡以千万人计。

当前，中国改革百端待举、发展不进则退，如果容忍、放纵“不作为”的现象蔓延滋长，必然会贻误改革良机，延误发展进程。因此，要加强干部理论学习，振奋精神、明确目标，培育舍我其谁的进取意识、责任意识，增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就能消除“不作为”的思想基础。

同时，要大力表彰奋发有为的干部，批评曝光不作为的庸官懒官，使权力既关在笼子里又运行在阳光下，就能形成积极有为、激流勇进的干事氛围。

此外，要依靠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让各个政府部门分工更加明确，责任更加到位，监督更加有效、考核更加到位，增强公职人员效率意识、服务意识，使工作全面推进、具体落实，倒逼行政机关养成“马上办”的作风，最终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扎根于“公仆”言行之中。

四、“乱作为”比“不作为”更可怕和危险

近几年来，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在领导干部离任或因腐败落马后，继任者一上任，即使前任的决策正确也会被偃旗息鼓，或在建项目被悄然叫停，成为烂尾工程。这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政令连续、决策连贯的基本要求是不相符的。

按理说，领导干部调动是正常的人事变动。因为每个领导干部到新岗位，都希望施政有为、名垂青史，这可以理解。但前提是，须担负“承上启下”的职责。

但长期以来，乱作为以各种形式在一些地方轮番上演，以致前后任领导干部工作衔接出现“断裂”现象。

2014年10月，全国叫停663个“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其中，申维辰任太原市委书记期间主持的龙潭片区改造工程再被提及。

早在2010年，申维辰调职离晋，于2014年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

然而时过境迁，有报道称这一项目当前仍处于“半拉子”状态，有市民仍不停投诉上访。此前的2013年春节期间，山西大同市市长耿彦波调任太原，引发市民挽留。市民挽留，是对其工作的肯定。但也有市民向媒体坦言，挽留耿彦波，最主要是担心“官走政息”—耿彦波调任太原时，大同古城复建进展只到一半多，还未完工。

从市民对耿彦波调离的复杂心态来看，既隐含着对半截子工程的忧虑，也饱含着对领导干部的期待。只有读懂这种民生焦虑，并积极回应民意关切，才会不负众望。但现实中，有些新官上任后想到的，并非是如何延续前任惠政，内心最先考虑的问题是：“如果完成前任‘未竟的事业’，干出政绩来到底归谁呢？”如此一来，“新官不理旧账”便成为不少继任者的常选项。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不作为、乱作为现象，都是国家治理的痼疾。

尤其在中央决定统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不作为影响改革深入推进，乱作为危害依法治国；不作为是执政机体的慢性病，乱作为则是急症，带来的社会痛楚更直接、更强烈。

在各种乱作为中，“官走政息”是不少领导干部心照不宣的官场“潜规则”。一些领导干部只从自身任期来考量，热衷于“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而较少考虑当地发展的历史性、延续性和老百姓的实际需求。

可见，“官走政息”乱作为根源于急功近利、邀功自重的浮躁心态，产生于蛮横独断、长官意志的不良土壤，生长于拍脑决策、不求实证的落后观念。因为要政绩突出、不落人后，争先恐后中难免要“抢跑”和“出奇制胜”；因为要尽快改变贫困现状，打造金山银山时只好“忍痛”破坏绿水青山；因为深入调研和充分论证的成本高、约束多，就只好便宜行事，政策感觉“差不多”就推行；以为为“大局”着想就能牺牲部分群众的权益。

更有甚者，一些权力不受制约的领导干部，或因不知法不懂法，或为夹带一己私利，通过组织决议程序做出违法决策，并以服从组织决策的原则纪律，要求下级坚决执行。这些现象，还在不同层级的执政机体中存在。

而事实上，“官走政息”乱作为现象的产生，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与有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密切相关，但制度原因不容忽视。

领导干部任期，在制度上有着严格限制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五年。”2014年最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则明确，“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成员原则上应当任满一届。”

当前不少地方，不仅县上“一把手”调动频繁，乡镇班子更显突出，往往不满一届，领导就换了“新面孔”，不少地方的老百姓对此反映强烈。

干事业谋发展并非一日之功。习近平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菏泽调研时强调，“一张蓝图绘就后，就要一任接着一任干。过去确定的东西，正确的，就要坚持下去。当然随着认识加深，不正确、考虑不到位的，也要与时俱进。关键是实干苦干，稳扎稳打，最后总会出成效。”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目标，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持续努力才能完成。一个地方的发展也是如此，需要靠几任、十几任领导干部不懈努力才能有所成效。特别是一些边远和贫困地区，更是如此。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创新不是标新立异，继承也不是墨守成规。

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这就需要领导干部任劳任怨地干，在前任基础上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以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如此一来，有些领导干部在任期内埋头苦干，可能还等不到收获就离开了；有些领导干部按前任的思路继续接力，可能无法凸显自己，这实属正常现象。为此需要引进更多法治思维，对这种现象进行科学分析和正确评价。

不可忽视的是，问责机制的缺失，更让一些领导干部决策无所顾忌。不少领导干部决策失误后，不但不承担责任，还在领导岗位上习惯性“拍脑袋”决策，而后拍屁股走人，甚至一路高升到异地做官。

就中国实际，如何让领导干部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个前提是，地方发展要“一张蓝图绘到底”，规划方案形成后，可通过法律程序固定下来，在建设过程中，要服从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自行其是。

但必须承认，事物发展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如果之前已有规划不符合当前实际，也应与时俱进地“纠偏”。但要严格执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杜绝少数人“有权就任性”。

行政“不作为”是指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失职行为，应该查处。而行政“乱作为”是指在其位“乱”谋其政，根本谈不上“法”和“依法”，是一种明显的渎职行为，不仅导致国家政令不畅、执行不力，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由此，有必要采取措施遏制领导干部“官走政息”乱作为，在如今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还须以法治思维从四方面发力。

首先，改革领导干部考核机制，稳定领导干部任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及其领导，随意调整领导干部的职务。这种频繁的调动有悖于人大选举产生政府组成人员的初衷，不利于选民监督政府。选举产生的政府组成人员只有任期内做得好，下一次选举才可能再次当选。但现在随意调动，他们就容易不负责任，或滋生“政绩冲动症”。

要加强政策宣传，使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增强任期观念，使公众了解领导干部任期规定，有效实施任期监督。要加大检查落实力度，督促各地严格执行保持任期稳定的各项规定。

其次，实行任期制与项目制相结合，强化执行力和落实力建设。

在这方面，可把一定项目作为考核项目和任期相结合，不仅要看到该领导干部任期的工作体现，还要考察他在项目执行和管理中的表现。

要评估项目进展和效果的情况，作为执行力和落实力的考核内容。

当然，也不能简单地采取限制项目期等同于任期的办法。如果某个工程没竣工，领导干部就不能调动，这样会让干实事的领导干部吃亏，而慵懒散的领导干部反倒有“说走就走”的潇洒，这对整个官场起不到正向激励的作用，反而会加剧懒政、慵政现象的发生。

要稳定领导干部任期，即使特殊情况需要变动，也须把其在任上所推行的工作挂钩。比如将领导干部任职当初制定的目标和政策完成比例，以及效果如何，作为调任前考察的内容之一，倒逼领导干部兑现承诺。

要把“新官理旧账”作为领导干部上任的基本要求。只要是经过当地党委、政府及人大定下的决策，只要符合公众长远利益，没有经过纠错措施，不管是哪一任的发展思路、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就应该坚持贯彻和监督落实。这里，制度设计很关键，这需要区分好集体意志还是个人行为，需要区分哪些“账”是该由前任“买单”，哪些“旧账”应由“新官”处理。

第三，切实增强公众话语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改革现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机制的同时，要增加公众对领导干部绩效考核评价的话语权。同时，应努力创建公众裁决和弹劾地方领导干部工作制度，真正“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体现到地方领导干部晋升命运的关键制度中来，使得领导干部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进一步端正权力观。

第四，完善领导干部终身问责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明确，“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些制度目前还没有具体条文规定，亟待继续细化，包括追究的渠道、追究的主体等问题。

“凡有公权处，皆有问责人”。领导干部任职有期限，但责任追究没期限。一旦查实领导干部决策存在重大失误，无论其离职时间长短，不管身在何处，是否退休，都应一追到底，绝不姑息。

五、共产党人要摆正人民公仆的位置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尽管党在每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工作任务有所不同，为人民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没有变，而且是始终贯穿于党的一切活动之中。

1944年9月，毛泽东在参加张思德的追悼会上首次提出，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时隔70年，习近平2014年3月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在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讲话中提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重要论述，称为“三严三实”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为民务实的又一项举措，是党员干部切实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准则。

习近平“三严三实”的要求，抓住了党员干部做人从政的根本，明确了干事创业的准则，划定了为官律己的红线，是中央对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为干部加强修养、改进作风、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

201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对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出安排。

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位党的最高领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阐释了一脉相承的深刻道理—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践行“三严三实”，本质上是转变工作作风、保持良好形象、赢得人民拥护，更好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和使命，修为人民服务之心、用为人民服务之权、做为人民服务之事。

“三严三实”基本内涵与“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党的理论每创新发展一步，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点就向前深化一步，优良传统和作风就向前传承推进一步。“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思想，深刻地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在宗旨上规定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严三实”基本内涵与“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昭示着治国兴邦的制胜之道。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历尽艰险而信仰弥坚、饱经苦难又屡创辉煌，关键就在党的建设符合人民期待，党的发展始终与人民心相连、情相通，这正是党不断创造伟业、不断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的内在动力。

习近平“三严三实”的提出，具有深刻时代背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主要是着眼于解决当前一些单位在干部队伍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和面临的现实任务，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临着新的考验，成为一个十分突出、迫切而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四种危险”、“四大考验”的新形势下，面临着“权力”的考验问题。对一个政权、一个政党来说，人心向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与否，这是决定一切的；而决定人心向背的关键就在于是不是为人民谋利益，是不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苏东剧变、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考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丢掉了党的根本宗旨，经不住考验，在权力、地位、金钱面前打了败仗。有的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有的利用职权侵吞国家、集体的财产。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这些背景下，“三严三实”的要求，切中了作风之弊的要害，抓住了改进作风的关键。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

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做人。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要心存敬畏、心有戒律，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对党、对人民、对同志要忠诚老实，襟怀坦白，公道正派，始终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领导干部在修身做人上坚持做表率、当模范，切实做到言行一致，不做“两面人”，以高尚的人格操守践行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

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做官。权力是人民给的，是组织赋予的。

要坚持用权为民、用权为公，自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要切实认清权力的“双刃剑”属性，始终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谨慎用权，在阳光下用权，坚决做到不滥用权力，不公权私用，不搞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防止权力的利剑伤了自己。

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做事。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主张、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三严三实”，前提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解决权力观问题，检验严以律己能否达标的关键。

时代在改变，人民的主体地位不能变、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党员干部是公仆这个定位不能变，只有这样才能凝聚起13亿人民的磅礴力量，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和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