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永葆先进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不能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作为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批评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

——习近平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在河北参加省委

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

“这些年，自己沙发坐得多了、板凳坐得少了，一言堂搞得多了、群言堂搞得少了，高脚杯端得多了、大碗茶端得少了，作风上的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自己有时调研就像演一部下基层电视剧，事先有脚本，事中有导演，事后露露脸，自己就是一个演员。”

“我感到本顺同志对发展速度、经济总量指标看得还是比较重，这是个讲面子、爱面子问题，很容易滋长形式主义。应真正甩掉生产总值全国第六的包袱，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下功夫。”

……

这些具体、实际、尖锐、针对性很强的话，是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常委们的发言片段。

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来到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省份河北，全程参加并指导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他专门对开好民主生活会向河北省委提出要求：“我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可不是听你们讲莺歌燕舞的，要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习近平这次河北之行，有力地促进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的恢复和发扬，促进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迈出新步伐。

一、“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批评是指对别人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意见，自我批评是指政党或个人对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进行的自我揭露和剖析。党内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基本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内监督，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力武器。

就特定的批评对象而言，对被批评者的批评与被批评者的自我批评，两者是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在正常情况下，他人的批评会引起、促使自我反思即自我批评，通过实践的改进而导致问题的解决或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具有二重性，既是批评者，又是被批评者。

作为批评者与自我批评者的角色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转换。事实上，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社会生活中始终存在。参与社会生活，就意味着参与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474页）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永不骄傲自满、勇于自我批评的阶级和政党，才能永远得到人民拥护，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指导下，在党内批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倡导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推动了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发展。

早在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指出，“共产党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如果党内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11、306页）。

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这次延安整风，毛泽东特别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并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作“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10页）“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中的“批评”，也包括了自我批评在内。因而这个公式实际上是“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进一步团结的目的。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正是在这些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延安整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次成功范例。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形象地比喻道：“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毛泽东的这段话说明，要做好工作、推动事业发展，就要不断解决各种问题，而“洗脸”正是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有效方法。

“打扫房子”和“洗脸”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象说法，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还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党的七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党第一次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写入自己的章程，成为全党共同遵守的准则之一。

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必要性，毛泽东曾经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毛泽东虽然在西柏坡仅工作了不到10个月，但他在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留下了一句名言，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充满了信心，使中国共产党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视为党的事业成功、政党发达的马克思主义武器。这就是他1949年3月5日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的：“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党除不断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外，两次开展整党、整风运动，组织全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洗刷沾附于党肌体上的灰尘，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一步密切巩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1956年9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不久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必须经常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揭露和消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教育自己和人民。党章在规定党员义务时明确指出，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他在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中将这一思想系统化。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在讲话中，毛泽东依然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并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而且党章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相关规定日臻完善。

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继承和发展了八大党章的相关论述。党章在总纲中明确，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章在规定党员义务时指出，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支持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党章在规定基层组织基本任务时明确要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1983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作《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指出，要通过整党，使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经常开展。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要通过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每个党员、每个党员干部、每个党组织，都要对照党章进行检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作出达到和坚持党章规定的合格标准的努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

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在规定党员义务时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要求作了调整，增加了“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这句话。在规定基层组织基本任务时，保留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要求，删除了与党员义务中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揭露、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要求。从那时起，党章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完整论述就开始固定下来，至今已有20多年，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一直保持了十四大党章的规定。

1999年6月28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解决党内矛盾，要坚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党的团结，健全党内生活，帮助同志进步所必需的。对错误的东西听之任之，不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讲私情而不讲党性，讲关系而不讲原则，回避矛盾，一团和气，是非不分，危害极大。

2001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抵御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侵蚀、纠正自身错误、解决党内矛盾、维护党的纪律的有效方法，也是我们党光明磊落、富有生命力的重要体现。

2004年1月12日，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在党内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进一步健全党内生活制度，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明确把“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作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把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严格党内生活和坚持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作为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法宝，率先贯彻并用到各自的联系点，党内新风扑面而来，顽瘴痼疾闻风而退。

二、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

“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以上精彩的发言。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说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不但是这方面的倡导者，而且在他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中，还与其他领导人留下了许多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对待群众批评的感人往事，为全党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早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注意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复信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就各自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不足做了深刻、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自我批评来说，毛泽东剖析说：“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功夫全废。”

就批评来说，更是列出了彭璜身上存在的十大缺点。主要包括言语不够爽快，态度不够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缺失；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彭璜的批评直接、不留情面。最后，毛泽东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修身养性功夫提升到拯救世界的高度，认为“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批评党内的错误倾向。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在这次史称“八七会议”的会议上，毛泽东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不重视武装斗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指出孙中山手下的蒋介石、唐生智等人都是专门从事武装斗争的军人，而我们只重视民众运动，不重视武装斗争，势必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在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初创时期，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红军、怎样建设党和红军这一根本问题上，在红四军党内存在分歧。中央“九月来信”后，朱德和陈毅以中国革命事业和红军建设发展大局为重，各自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毛泽东对红军党内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批评，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

何谓“九月来信”？就是指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确认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明确规定红军由前委指挥，并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其职责是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政治领导、部署命令等；要求红四军官兵维护朱德、毛泽东领导，明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确定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古田会议所形成的决议提出，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特别强调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毛泽东本人起到了很好的表率。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偏偏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这位农民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却非常冷静地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怨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辱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很快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

该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

毛泽东看完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后陷入了深思：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

当晚，毛泽东叫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非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还派专人护送她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临行前，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从民怨骂声中，毛泽东深刻反思，认真自省，并见微知著，举一反三，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一道，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有效地解决了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有些人批评彭德怀是“入股革命”、有野心、背着党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导致过早暴露实力，彭德怀很恼火。会后，他找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想交换一下意见。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首先真诚地对彭德怀说：“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得向你作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接着他耐心讲了有人不满的原因，指出了自己和彭德怀各自存在的错误之处。

彭德怀听了这番话，气消了。他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

毛泽东让彭德怀多给自己提意见，彭德怀说：“那好，言不透，意不明，话不说完，心不静。……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思想准备。”

最后，彭德怀郑重其事地说：“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毛泽东十分认同彭德怀的话，也非常感动，他握住彭德怀的手说：

“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的这个观点，写到我们的党章里去。”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多次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给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表率。1943年，延安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康生作为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社会部负责人，大搞逼、供、信和“车轮战”，过分夸大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强调不能搞“逼、供、信”，并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对审干工作中扩大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例如，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

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不少受过冤屈的人最初的怨气很大，但是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的赔礼道歉，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对过去的事释怀了，心情重新舒畅了，而且还增加了同志之间的感情，增进了团结。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烈士举行追悼会上的讲话中，特别讲了一段与批评有关的话：“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由于缺乏经验，也犯了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等错误。

毛泽东的表兄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是农村生产队队长。1960年冬天，他到中南海找毛泽东反映情况，贺凤生见了毛泽东说：“主席，我想请你到我们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毛泽东说：“好一个开头炮。讲下去，讲下去，我说过不管什么意见都可以提，骂娘也可以，讲给我听。”贺凤生把干部强迫老百姓搬进居民点，把土砖墙拆了熬肥料；一个生产大队只开一个食堂，餐餐吃萝卜红薯，男人水肿走不动路，女人不生崽；干部搞浮夸，天天放卫星，还可以升官；干部当老爷，吃好的用好的，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等等，一五一十地都“端”了出来。

过了几天，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贺凤生，告诉他所反映的情况，已经和中央领导通了气、交换了看法，党中央、国务院进行研究，认为食堂要拆散，生产要恢复，浮夸要制止。

对“大跃进”政策上出现的失误，毛泽东多次作自我批评，带头承担责任，带领全国人民纠正错误，克服了三年困难。其中，对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深刻地反思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灾祸。”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又一次开诚布公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地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坚持和勇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这种为人民利益而负责的态度，感人至深，令人为之动容。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也作出了表率。

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三师进军东北，途经山东临沂与陈毅相见。

陈毅在送行时，当着政委罗荣桓的面再次诚恳地对黄克诚说：“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三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陈毅还说：当时“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没想到分手在即，陈毅竟然说出道歉的话，而且还是为了多年前的曹甸战役。这让黄克诚十分惊讶和感动。

而对曹甸战役，刘少奇后来也有过客观的反思和自我批评。虽然迟至4年，但还是让黄克诚感到无比欣慰和释怀。刘少奇这种敢于否定自我的勇气和胸襟也让黄克诚非常敬佩。

在这方面，周恩来也很值得称道。1961年，周恩来为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积极奔赴河北省邯郸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伯延公社，周恩来同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拉家常。张二廷见国家领导人一点都不端架子，平易近人地问长问短，就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又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周恩来后来提到：“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这是我在调查中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句话。”

在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方面，邓小平全面肯定毛泽东所倡导的“三大作风”以及其他各种优良作风。1977年8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他提出五个“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邓小平不但这样倡导，而且也带头这样做。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模范。第一，他坚决主张要深刻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就要批评什么错误。第二，他同时认为批评应该是出于公心的，实事求是的，带着历史分析的，“对建国三十多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第三，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错误，其中“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公开承认、修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存在的不足。

2013年2月6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南海举行的党外人士迎新春座谈会上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习近平一席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善纳群言、广聚群智、闻过则喜、求同存异的胸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的底气。

2013年6月22日至25日，按照中央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首先在中央政治局开展的精神，习近平强调，中央政治局内部，要倡导开展积极的善意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坦诚相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总结经验教训，交流思想认识，达到帮助同志、增进团结、做好工作的目的。

从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记者见面会上庄严承诺“打铁还需自身硬”，到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再次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入推进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体现了求真务实、实干兴邦的优良传统。

三、历史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拐弯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已经走过90多年的风风雨雨，连续执政也已经长达60多年，这期间经历了各种生死攸关的险阻，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是最终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到强，正是因为党能够始终因时而变，勇于自我纠正错误，从而在一次次纠错中吸取经验教训，茁壮成长，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历次党内整风运动和思想教育活动之所发生大效力的原因，就是因为展开了正确而非歪曲、认真而非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纵观历史，无论是八七会议、遵义会议，还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都充分证明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极端重要性。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这次会议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抛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市老城一幢坐北朝南、临街而立的两层楼房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这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会议。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人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中央民主氛围较为正常和浓厚，这次会议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风范，体现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这次会议果断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这是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首先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并建议全党开展调查研究，转变党的作风，加强在职干部教育等具体建议。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引出了整风运动的主题，标志着学习运动向整风运动转变。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参加《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时说：“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整顿三风先是在延安的范围，从4月到6月短短3个月内，延安参加的人数达10098人。6月8日，中央发出指示，将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全党。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规定再用一年的时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要求各地“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经验”。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在重要历史转折关头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从改造全党学习着眼，结合实际，学习马列主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作风。

延安整风的深刻性，并不仅在于全党范围的广泛性，更在于党的建设思想方法的科学性。延安整风的成效体现在党的作风建设上，最显著的标志是三大优良作风的提炼。当时，整顿学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主要是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主要是反对党八股，虽然指向不同，但都关系党的作风建设。整顿三风的目的就是要以科学精神，体现共产党先进性的本质。

通过延安整风，彻底清算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把党内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命题。如果没有这种思想解放，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延安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上毛泽东个人意识与全党意识相统一，实现了毛泽东全党领袖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相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至今仍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历史关键时期，都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195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犯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由于这些“左”的错误，再加上其他客观原因，使中国国民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人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原因，探索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建设。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着重讲了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问题，并做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提出了建立民主生活会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邓小平提出，为实现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化，对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根据党章规定，人人要过支部生活。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

但遗憾的是，这次大会之后，民主生活会制度并没有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得到真正落实和执行。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党内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

1977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

1977年8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邓小平提出五个“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78年5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是引发一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会上出现了多年没有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局面，大家畅所欲言，对犯错误的人提出很多批评意见，犯了错误的人也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总结。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还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带动和号召下，1980年2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概括了历史上处理党内关系和整顿党风的经验，成为了在全党纠正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的党规党法，也成为了党内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依据。1981年8月，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将民主生活会的制度纳入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经过不断丰富和完善，2003年12月中央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就党内民主生活做了进一步规定。从此，民主生活会逐步走上制度化轨道。

由于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民主生活得到恢复，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党内出现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这就为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民主生活的历史传承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伴随着党内民主生活的扩大和党内民主观念的增强而逐步确立并完善起来的。

民主生活会是一个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什么时候、哪个地方、哪个单位民主生活会制度执行得不好，党内生活就不正常，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倾向就会蔓延，自由主义、好人主义之风就会盛行。反之，民主生活会制度坚持和执行得好时，党内生活就会正常，党性就会增强，党风就会好转。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尽管没有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尚处在幼年时期，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够成熟，而且在组织上也不成熟，主要表现在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与集中，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风气盛行。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就比较严重。曾任中国共产党早期中组部部长的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关注如何有效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问题。

1928年10月，中共六大也指出：“整个党的组织带有家长制的习气。

党内生活只有家长式的命令和机械式的服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批评精神和集体的讨论，也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和训练。”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家长制的习气尚未洗除，一方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已发生，下级对上级不信任，甚至有以个人意气在下级鼓动反上级的现象”。1928年11月，周恩来在起草《告全体同志书》

时也批评了这两种错误倾向，他指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内生活。

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

而事实上，这些现象的存在，“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从而使革命事业遭到惨痛损失。

1927年5月30日，汪精卫在武汉联系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大举进攻共产党，镇压农民运动的训令。毛泽东、蔡和森在许多地方发动了反对汪精卫反革命活动的群众运动。但陈独秀6月30日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一个右倾错误政纲。在讨论时，任弼时提出批评该政纲的书面意见，当面交陈独秀，陈看后，不传阅，当众撕个粉碎，扔在地上，踏上一只脚。任弼时要求发言，遭到拒绝。其他人也不便发言，这个错误政纲就不明不白地算通过了。王明上台，也是在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的情况下发生的。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王明是在选举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上台的。当时本来准备开紧急会议，米夫临时改为开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共22人，但包括王明在内的不是中央委员的代表就有15人，而他们都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的选举方式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王明的“左”倾路线长达4年之久，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并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健全党内民主生活问题。1929年，中央在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就如何“实行党内的民主与集中”作出批示，特别指出：“我们党内过去缺乏民主的精神，造成了许多组织上的缺点。所以现在各级党部在可能的范围内，都要尽量地扩大党内民主……各级委员会的工作，不应由书记或主席包办，应经过大多数委员的共同讨论。”同年，古田会议所形成的决议，不但明确肯定了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而且比较全面地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批评了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各种错误倾向。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解决党内矛盾。

1935年遵义会议后，随着党的逐渐巩固和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不断趋于深化。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党内民主问题时指出：“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同月，刘少奇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也谈到这一问题：“我们不只是要在形式上执行一些民主手续，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负责人员在党内没有特权，不应斤斤于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不自高自大，应服从多数，服从纪律，接受下面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报告，详细地向同志解释，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同志，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这是民主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干部都应当具备这种精神。应当用这种精神来改造自己并教育同志。这正是党内所需要的民主。”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对如何实现党内民主生活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论述。他提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理论的不断深化，党内民主实践也在不断创新。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就积极倡导并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生活方式。延安整风运动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到1945年七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和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要求和规范，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而确立了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下级与上级、全党与中央、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系列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执政后党所掌握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周恩来强调“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1956年9月，党的八大强调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反对个人崇拜。

1980年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81年8月，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规定“县级以上党委常委除了必须编入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外，同时要坚持每半年开一次党委常委（党组）生活会，并要及时地向上级党委或组织部门报告生活会情况，开一次报一次”，明确民主生活会“要以认真检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准则》的情况为主要内容……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将民主生活会的时间、范围、内容、意义、目标等制度纳入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从此，民主生活会开始真正走向制度化。

根据1990年中央印发的《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的若干规定》的要求，“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实际需要，也可以随时召开。”2000年，中央纪委、中组部又印发了《关于改进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意见》，决定将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由原来的一年召开两次改为一年召开一次。时间一般可安排在4至8月之间。

2013年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习近平听取大家发言并进行交流。会议共安排6个半天时间，完成了3项议程：听取中央八项规定贯彻执行情况和对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情况的汇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发言、对照检查自己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情况，讨论研究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和制度。这个画面经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起极大关注。

随后，习近平用四个半天时间全程参加了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在这次民主生活会上，批评言辞之公开、犀利和坦率，为近年罕见。平时一团和气的领导干部之间，甚至下级对上级进行批评，着实让人惊奇。经媒体详细、公开报道之后，顿时在全国引起热议。

正如习近平所说，一位中央常委联系一个省参加民主生活会，这是第一次。李克强到广西、张德江到江苏、俞正声到甘肃、刘云山到浙江、王岐山到黑龙江、张高丽到四川参加各省的民主生活会。常委垂范，时间保障，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中央的重视由此可见。

民主生活会随之在全国迅速升温。中央督导组分别全程参与了各省民主生活会。一些省份的民主生活会甚至“从白天开到深夜”。

但也要看到，一些地方的民主生活会也出现了形式主义的苗头。

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语言很麻辣、表情很丰富、场面很热烈，一些党组织中滋长了好人主义、息事宁人、姑息迁就等不正之风，导致批评走了样、变了味。相互批评时也总有那么几条，而关键问题则刻意回避。

比如，湖北省鄂州市文体局那场17个小时的民主生活会。17个小时，从早八点到次日凌晨一点，这场民主生活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场面——

2014年7月23日上午10：50，鄂州市文体局党组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已进行了2小时20分钟，第三位发言的副局长金浩明自我批评结束后，参会的市委教育实践活动第十督导组常务副组长杜少卿突然宣布，会议暂停。

“刹那间脑子里一片空白，心‘砰’地沉了下去。”饶浩洲立刻明白，这会开得不“达标”。

会议中途被叫停，虽然意外，倒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寻。

一个多小时前，就在其他班子成员对饶浩洲提批评意见时，督导组已经针对客套话多、以“希望”“建议”代替批评等现象进行提醒。

“但在之后的时间里，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明显改观。不仅相互批评没辣味儿，有的班子成员自我批评也拉不下面子，不敢触及深层次问题。”杜少卿说。

其实按照流程，会前，该局领导班子成员的对照检查、批评意见等材料都经过从督导组至市委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的层层审核把关，达标后才被准许开会。

“但在纸上好写，面对面就难开口；抽象的好批评，具体到事件上该负什么责任就不大方便说了。”杜少卿所在的第十组负责对该市12家单位的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督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些领导干部心中的“坎儿”。

鄂州市文体局参会者认真反省后，褪去敷衍应付的旧态，严肃地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继续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进行了17个小时。

鄂州的这次民主生活会并非孤例。从目前看，党内政治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虽然得到很大程度改进，但在一定范围内依然比较普遍—一些地方和单位经常是上级对下级顺着、宠着，下级对上级捧着、迎着，同级对同级哄着、抬着，面对明摆着的不良现象也往往是忍着、让着。

近年来，“伪批评”在一些单位的民主生活会上并不鲜见。第一类：

“正话反说”。比如有些人批评别人做事“急于求成”，这个本来是贬义的成语，被反其义而用之，其潜台词是“想干事，积极干事，努力干事”；第二类：“声东击西”。比如有些人批评别人检查工作时只看新经济组织的发展，不看该领域党组织的覆盖。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新经济组织尚在发展、成型阶段，人员都不稳定，何来党组织发展？这种批评，貌似批评一个问题，实则表扬另一件事。第三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里批评某件事，实际上反意表扬这件事。比如前些年民主生活会上流行的两句批评语就是：某某书记只顾工作，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某某市长过于严肃，平时接触青年女干部太少。

第四类：“避实就虚”—比如某官员自定一个并不存在的错误或靶子，然后狠命批评，其实，再怎么批评，这事都和他没关系，所有的批评都是轰轰烈烈走过场，认认真真做样子。

民主生活会变味，究其原因很多。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批评多了，不利于党的稳定和团结、不利于党的形象和大局、不利于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甚至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攻击党的口实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他们就有意无意地限制、控制党内批评。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发言稿要严格审查、不能有批评领导的内容，小组讨论会上的批评意见不写入大会简报以控制知晓批评的范围，甚至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尖锐指出的：“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民主生活会变味，是党内一些人私心作怪、私利作祟的表现。有些领导干部担心批评会揭露矛盾，影响自己的政绩，从而影响到上级对自己的评价；担心批评会影响自身形象，降低自己的威信，从而会冲击自己的权力、地位及种种既得利益。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难，“怕”字当头是关键。

民主生活会变味，还因为有些人“打铁自身不硬”，屁股不干净，形象不端正，缺乏底气；有些人奉行你好我好大家好，推崇好人主义，讲究明哲保身，怕丢选票、怕伤和气、怕引火烧身；有些人甚至结成利益小圈子，投桃报李、江湖义气，大家相互罩着、护着，等等。

民主生活会变味，还由于保障党员权利的制度机制很不完善，因此党员开展党内批评往往很难。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而党员在党内批评自由正是党员主体地位及民主权利的一个基本体现。但从现实来看，由于官本位、等级制、家长制、特权现象这类封建主义残余在党内生活中还有明显的影响并经常地表现出来，因此党员开展党内批评往往很难。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党员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在所难免。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正视问题、改正问题，不敢主动“红脸、出汗”，不敢主动“洗澡、治病、排毒”，听任小疾成重症。如果长期发展下去，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就有被丢掉的危险，“利器”变成“钝器”，刀枪入库、锈迹斑斑，不良倾向就会在党内滋长蔓延。

从本质上讲，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人的成长完善、事业不断进步的内在需求。一个人如果没有自觉的、不断的自我批评、自我反省，就容易误入歧途，难以提升自己、上新台阶；一个党组织如果没有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会有原则空气，就会在是非不分、一团和气中丧失战斗力。

“严是爱，松是害，不闻不问要变坏。”只有经常性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可以使党内同志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这是同志之间的真心待人、真情对人、真诚为人。能不能坚持好、正确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关系到党的团结统一和党的执政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实践证明，使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使批评带点“苦味”、加点“辣味”，真正做到真批实批，保持其应有的思想锋芒。

五、恢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利器”本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摆在重要位置”，并强调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强调要以解决“四风”突出问题为重点，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照镜子”“正衣冠”，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作好自我检查、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洗洗澡”“治治病”，则是要充分发挥组织、同志的批评教育和互帮互促作用，抓好自我批评和相互鉴戒。

中国共产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着深刻的背景。

当前，党风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现象和不良风气。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等“四大危险”，在这些严峻挑战面前，一些党员干部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导致一些地方党内生活庸俗化、功利化，好人主义盛行，歪风邪气滋长。

特别是，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主要表现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党内生活松一寸，党员队伍就散一尺。

只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荡涤尘埃、杀灭病菌，着力解决好宗旨意识淡化、进取精神退化、工作推进虚化、履职能力弱化、生活追求奢化等突出问题，才能有效防范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袭，促进党的组织健康发展和党员干部健康成长。

人与人的平等是权利与义务的平等。社会是一种公共存在，每个人都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者。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批评别人的权利，同时也要准备听取别人的批评。面对别人的批评，人应该反省自己的问题与不足，进而都有自我批评的义务。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负有社会的责任，应该负责任地批评别人，同时也负责任地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触及灵魂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人与人的相互砥砺和人对自我的超越。

毋庸讳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当前在很多地方已经变成了“钝器”，锈迹斑斑，对问题触及不到、触及不深，就像鸡毛掸子打屁股不痛不痒。“利器”变成了“钝器”是因为使用不经常，才导致“锈迹斑斑”。

从以往不少案例来看，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见于《史记·商君列传》，是战国策士赵良对秦相商鞅的谏言。赵良要投入商鞅帐下，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终日正言而无诛”，换句话说，就是整天说真话但不被打击报复。赵良还举了前代的两个典型例子，周武王身边不乏谔谔之士，最后能够成就大业；殷纣王周围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最后亡国亡身。商鞅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并且进一步引申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的道理。

历史也反复证明，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有话都不说。大凡成就大业者，往往虚怀若谷，从内心深处愿意倾听不同意见。明代大儒王阳明主政地方，出巡时让衙役打的牌子不是常见的“肃静”“回避”，而是“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一时传为佳话。

由此，有必要恢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利器”本色。从这个角度讲，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是必然选择，而其关键和实质就是要始终坚持和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把握开展党内批评的要求和原则，切实提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质量。

在制度机制上，要防止批评与自我批评“一阵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日渐浓厚，党风、政风显著好转，这集中体现在“三公经费”开支明显减少和有效遏制了某些党员干部“四风”不良习气等方面。但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绝不能“一阵风”，任何时候都不能降低标准，必须长期坚持、常抓不懈。

在思想认识上，消除顾虑，把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作为先决条件。

其实，一个领导干部不敢批评人，说到底，就是因为“怕”的思想在作怪，没有把善意的批评当成“礼物”，认为批评是指责、是找碴儿，批评别人怕得罪人、怕别人“有想法”，被人批评怕痛、怕刺手，怕丢面子、掉底子。所以，要想把“钝器”变回“利器”，必须克服“怕”的思想。党组织要从解决认识问题入手，不断加强学习，反复做思想工作，使党员干部认识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整人，而是加强党性锻炼的自我教育，经常检查自己的不足和缺点，及时加以改进和纠正，提高自身的觉悟和素质。要有抛开面子的勇气，及时发现缺点，从而主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行为实践上，领导带头、以上率下，既是活动成功的关键，也是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取得实效的关键。邓小平曾说，领导干部带头起模范作用“是整党不走过场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一把手”抓，抓“一把手”。作为党员干部的标杆，“一把手”必须用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更严的尺子检查衡量自己，用无私无畏的勇气改进提高自己，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把手”要敢于担当第一责任人，带头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率先垂范、开诚布公，“向我开炮”，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人不足，有一说一、就事论事，既不夸大事实，也不隐藏缺点，只有这样其他同志才敢放心说、大胆说，才能真正达到帮助同志、增进团结、促进工作的效果，也只有这样才能以上率下，上行下效，一级抓一级，形成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场”。

实践证明，只要“一把手”自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特别是主动自觉真诚地进行自我批评，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就能形成讲真话、讲实话的良好环境和氛围，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能真正开展起来。

为使批评与自我批评更有效，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在党内的民主生活会中就适宜采用直接式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讳疾忌医，不遮遮掩掩，敢于揭短亮丑；对别人存在的问题，不留情面，少兜圈子，不绕弯子，真正“红红脸、出出汗”，触及思想，触及灵魂。

针对自尊心较强，不容易接受正面批评的人，可以采取委婉式的批评，这种方法循序渐进，不是把批评信息一次输出，不把错误缺点全盘托出，避免超过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而将自身与对方都放入批评中，耐心地加以引导，引发其自身思考、自我批评，逐步地去解决自身问题。

在针对个人存在的较严重问题或社会某些弊端、丑恶现象时，所采用的批评方式必须有一定力度，重点在于对存在问题进行纠正，对丑恶现象进行揭露曝光，督促犯错误的人开展自我批评。揭露式对不良行为进行批评必须一针见血，毫不含糊，能够达到让被批评者脸红、心跳、猛醒的效果。

当然，批评与自我批评最终是为了发现和解决问题。因此要以“动真格、有辣味”、聚焦问题“不走神、不散光”、撰写材料见人见事见思想、分析问题把自己摆进去作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要求，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深入查摆问题，切实发现和解决领导班子自身的问题。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应多向自己开刀，多摆自己的问题，多查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由此及彼、由表入里地触及问题的实质。真正把自己摆进去，就会做到班子查摆的问题把个人摆进去、下级查摆的问题把上级摆进去、业务部门查摆的问题把分管领导摆进去、社会面上的问题把自己摆进去。把自己摆进去，目的就是将问题找准找实找全。如果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所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可能就是化了妆再照镜子，就看不到问题，看不到真实的自己。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受人玫瑰，一样芬芳。”善意的批评是玫瑰，是同志之间最好的礼物，我们在接受“礼物”的同时，也要及时送出“礼物”，通过经常性的相互善意的批评，使“四风”积弊吹糠见米、无处藏身，使自身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改一个，改一个少一个，始终保持肌体清清爽爽、健健康康。

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被毛泽东赞为“扫灰尘”、“照镜子”、“洗脸”，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唯一有效的方法”。邓小平反复叮嘱，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一定不能丢，丢了这个武器，如同战士丢枪一样，就会在工作中和思想上打败仗。

老一辈革命家的这些至理名言告诉我们：良言刺耳利于病。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防身治病的锐利武器须臾不能丢，甚至更有必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显出“利器”本色。

“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有一点‘辣味’，让每个党员干部都能红红脸、出出汗。”2014年3月18日上午，习近平在专门听取兰考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特别强调：“要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自己，深入查摆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努力向焦裕禄同志看齐，从今天做起，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事业、对待同志、对待亲属、对待自己，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习近平的讲话，从党性原则的高度，对各级领导干部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思想武器，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