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翼侧活动

我们几乎用不着特别说明：我们谈的是战略翼侧，也就是战区的侧面。至于会战中的翼侧攻击（即战术上的翼侧活动），同这里谈的问题毫无关系。甚至当战略上的翼侧活动在它的最后阶段同战术上的翼侧活动合而为一时， 我们也还是可以把二者明显地区别开的，因为它们之间这一个从来就不是那一个必然的结果。

这种翼侧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侧面阵地也都是人们在理论上用以炫耀自己的东西，它们在战争中很少起作用。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手段本身不能产生效果或者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敌对双方通常都要在事先竭力防止受到这种威胁，不可预防的场合是很少的。然而，就在这很少的场合，这个手段却往往能表现出巨大的效果。由于这种手段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以及它在战争中能够使人们经常产生顾虑，所以在理论上对这种手段有一个明确的看法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战略范围的翼侧活动不仅适用于防御，而且同样也适用于进攻，但是，它毕竟同防御更接近些，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防御手段之一。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必须提出一个简单的原则，而且在以后的考察中永远不能忽略它，这个原则就是：奉命在敌人背后和翼侧进行活动的兵力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此，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如果认为深入到敌人背后这一行动本身就有什么价值，那就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看法。这种行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这种行动同其他条件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根据这些条件的好坏来断定采取这种行动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我们现在就主要来探讨这些条件。

我们必须先把战略的翼侧活动区别为两种，一种是仅仅对交通线进行的威胁，另一种是对退却线进行的威胁（也可能同时对交通线进行威胁）。

道恩在 1758 年派遣别动队去拦截围攻阿里木次的普鲁士军队的运输队时，他显然无意阻止国王①向西里西亚退却，与此相反，他倒是希望能促使国王向那里退却的，而且他是乐于为国王让路的 148。

在 1812 年的战局中，俄军主力在九、十两月派出的各支别动队，也只有切断交通线的意图，而没有阻止敌人退却的意图。但是，在契查哥夫指挥下向别烈津河推进的摩尔达维亚军的意图，以及维特根斯但将军奉命向西德维纳河畔的法军各军所发动的进攻的目的，却显然都在于阻止敌人退却。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仅仅是为了把问题谈清楚。

对交通线进行威胁就是袭击敌人的运输队、小股的后续部队、信差、个别来往的人员以及小仓库等等，也就是以敌军维持战斗力和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作为袭击的目标。它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活动削弱敌军，从而迫使敌军退却。

对敌人退却线进行威胁的目的在于切断敌军的退路，因此只有当敌人真正下定决心退却时，这种威胁才能够达到目的。当然，这种威胁如果使敌人感到危险，也是能促使敌人退却的。因此，对敌人退却线进行佯动，也可以获得威胁敌人的交通线那样的效果。不过，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些威胁不能单靠迂回，不能单靠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只有具备了合适的条件， 这些威胁才能产生效果。

① 指腓特烈二世——译者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条件，我们把这两种翼侧活动分开来研究。现在首先研究对交通线的威胁。

在这里首先必须提出两个主要条件（要威胁敌人交通线，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

第一个主要条件是：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抽出这些兵力以后几乎对正面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主要条件是：敌人已经面临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能力利用对我军的新的胜利，或者已经没有能力对我们退却的军队进行追击。

我们暂时把决不象初看起来那样少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搁下，先研究与第一个主要条件有关的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第一、敌人的交通线较长，几支精干的守备部队不足以掩护它；第二、从位置上看敌人的交通线暴露在我军的威胁之下。

敌人交通线暴露的情况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他的交通线的方向不垂直干他的军队的配置正面，另一种是他的交通线在我们的领土上通过。如果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那么暴露程度就更大。对这两种情况都必须加以详细地分析。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军队掩护的是一条四五十普里长的交通线，那么在交通线末端的军队的配置正面同交通线斜交还是直交就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军队配置正面的宽度对这条交通线说来仅仅是一个点，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进攻者的交通线同军队的配置直交的情况下，防御者即使兵力占显著优势，从军队中派出的别动队也难以切断对方的交通线。然而有人又会考虑到进攻者要绝对地掩护某一地区是困难的，他们一定又会不相信这种说法，而会认为，要抵御优势的敌军可能派出的一切部队，以掩护自己背面，即自己背后的地区，一定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只有在战争中能象纸上谈兵那样知道一切时，情况才是这样，掩护部队才会象言人一样不知道别动队将在哪些地点出现，而别动队却能看见一切。如果考虑到战争中的一切情报既不是可靠的又不是全面的，而且敌对双方都是不断地在暗中摸索， 那么就可以知道，绕过敌军翼侧到敌人背后去的别动队的处境，就好象一个人跑进黑暗的房间里同很多人打架一样，时间久了就一定会遭到毁灭。因此， 当敌军的阵地同交通线直交时，对它进行迂回的部队（即接近敌军而远离自己军队的部队），时间久了也一定会遭到毁灭。这样，不仅有损失很多兵力的危险，而且工具本身也会很快地失去锋芒。进行迂回的部队只要有一个遭到不幸，其余的就会丧失胆量，于是人们再也看不到勇敢的袭击和大胆的挑战，而只能看到不断逃窜的场面了。

因此，配置正面同交通线直交的军队只要利用对方上述困难就能够掩护距离自己最近的一段交通线，而且根据兵力的大小，这段距离可达二三日行程。这一段交通线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因为它离敌军最近。

与此相反，如果军队的配置大角度地斜交于交通线，那么距离军队最近的这一段交通线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即使敌人施加最小的压力，进行一次威胁不大的行动，也会立即击中他的要害。

那么，配置正面为什么会没有同交通线恰好直交呢？因为我军的正面是根据敌军的正面决定的。但是，敌军的正面同样又是根据我军的正面决定的。这里出现了一种相互作用，我们必须探求这种相互作用的根由。

假定进攻者的交通线为 ab，防御者的交通线为 cd，它们之间的关系位置是两线延伸可以形成一个钝角，那么很明显，防御者若在两线的交点 e 处配

置军队，从 b 点出发的进攻者单凭几何关系就能迫使防御者采取面向进攻者的正面，从而使防御者暴露自己的交通线。防御者若在交点这边的 d 点附近配置军队，情况就会相反。这时，进攻者如果受到种种地理条件的严格限制， 不能随意变换作战线的位置（例如改在 ad 线上），他就只得采取面向防御者的正面。由此可见，防御者在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先占了有利地位，因为他只需要在两线交点的这边占领阵地就可以了。我们所以再来考察这个几何要素，仅仅是为了把问题完全弄清楚，决不是过分重视它，与此相反，我们确信，当地的情况，尤其是那些具体的情况对防御者的配置起着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要笼统他说明双方中的哪一方会被迫更多地暴露自己的交通线，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如果双方交通线的方向是完全相对的，那么采取斜交配置的一方当然就会迫使另一方也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几何要素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双方的受益和受害程度是相同的。

因此我们在以下的考察中只以一方的交通线暴露的事实作为根据。

交通线的第二个不利的情况是，交通线在敌国领土上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国的民众已经武装起来，就好象敌人有一支部队对我们的整个交通线进行活动，那么，交通线会受到怎样的威胁就很明显了。这些敌对力量虽然本身很薄弱，既不集中，又没有强大的威力，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在漫长的交通线上一处接着一处地受到敌人的袭扰和威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一点是无需进一步分析的。此外，即使敌国的民众没有武装起来，甚至这个国家没有后备军和其他军事组织等有利条件，乃至民众非常缺乏尚武精神，仅就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臣属关系来说，对我们的交通线也是非常不利的。敌军的别动队很容易同居民取得联系，它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人情，能获得各种情报，并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这些有利条件对别动队的小规模活动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而且任何别动队都无需特别费力就可以得到这些利益。同时，在一定的距离内总不会没有要塞、江河、山地、或其他掩蔽地， 只要我们没有正式占领这些地方并在那里配置守备部队，这些地方就永远是属于敌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其他一些条件也有利时，进攻者的交通线即使垂直子自己的配置正面，仍然有可能受到防御者别动队的威胁，因为这些别动队不需要返回主力部队，它们只要躲入本国腹地就能得到足够的掩护。

由此可知，进攻军队的交通线在下列三种主要情况下可能被防御者用相当小的兵力切断：

1. 交通线的距离相当长；

2. 交通线与军队配置正面斜交；

3. 交通线通过敌国的领土。

最后，要想使切断敌人交通线发生效果，还需要有第四个条件，这就是敌人交通线被切断的时间要相当长。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请参阅第五篇第十五章里叙述过的有关内容。

但是，这四个条件仅仅是概括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同这四个条件相联系的还有很多当地的和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往往比这几个主要条件本身还重要，所起的作用还大得多。为了使人们能够注意这些具体条件中最主要的条件，我们仅提出：道路的状况，道路所通过的地区的地形，可以用作掩护手段的江河、山脉和沼泽地，季节和气候，个别重要的运输队（例如攻城

辎重），轻装部队的数量等等。

因此，统帅能否有效地威胁敌人的交通线，这取决于所有这些条件，把所有这些条件对双方的影响作一个比较，就可以对比出双方交通线的状况谁优谁劣。双方统帅中哪一个能在切断交通线方面胜过对方，完全取决于这种对比情况。

这个问题在这里论述起来好象极为烦琐，但在具体情况下却往往一眼就可以决定。当然，要作出这种决定还需要有熟练的判断力。有些批判者认为， 不需要说明什么具体理由，仅仅迂回和翼侧活动这个词就可以说明问题。为了知道应该怎样反驳这种经常出现的愚蠢的看法，我们必须考虑这里所阐述的一切。

现在，我们来谈谈进行战略上的翼侧活动所需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如果敌军停止继续前进不是由于我军的抵抗，而是由于任何一个其他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我军就不必再顾虑派出大量部队会削弱自己兵力了。这是因为，即使这时敌军真正想发动一次进攻来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也只要避开它就可以了。1812 年俄军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况就是这样①。不过， 并不一定要有 1812 年战局中那样大的空间和兵力才能造成这种情况。在最初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在波希米亚或者摩拉维亚的边境所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149。在统帅和他们的军队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使他们不能继续前进，其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这样的场合，用于翼侧活动的乒力可以大些，因此其他条件就不一定要那么有利，甚至敌我双方交通线的状况，也不必一定要对我方有利；在这种场合敌人从我们的继续退却中得不到特别的好处，与其说他有力量对我们进行报复，不如说他必须更多地考虑直接掩护自己军队的退却。

因此，当人们不想通过会战（因为他们认为会战过于冒险），而想利用一种没有取得一次胜利那样成果辉煌、但危险较小的手段来取得效果时，使用上述手段是最合适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占领侧面阵地即使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很大的危险，而且占领侧面阵地每次都可以迫使敌人的配置与其交通线斜交，所以使敌人的交通线与其配置正面斜交这个条件是不难具备的。其余条件和其他有利情况起的促进作用越大，翼侧活动就越能取得好的结果，其他有利情况越少，就越要依靠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迅速准确的行动。

这里是实施战略机动的真正的场所。七年战争期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在 1760 年①和 1762 年的各次战局中，曾多次出现过这种战略机动。在战争的原始威力很弱的战争中这种战略机动所以出现得非常频繁，当然并非每次都是由于某一统帅已经面临进攻路程终点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缺乏果断、勇气和敢作敢为的精神以及怕负责任的缘故，这一切是阻止他前进的真正的阻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道恩元帅的例子就够了。

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考察归纳成一个总的结论，那就是翼侧活动在下列情况下是最有效的：

1. 在防御中；

2. 在战局将近结束时；

① 参见注 26（第一卷第 331 页）。——译者

① 参见注 44（第一卷第 335 页）。——译者

1. 特别是在向本国腹地退却时；

2. 同民众武装相结合时。

关于对交通线威胁的实施问题，我们只简单他说几句。

这些活动必须由精干的别动队来进行，别动队可以分成若干小队，进行大胆的机动，袭击敌人兵力不大的守备部队、运输队、来往的小部队，它们可以鼓舞民军，并协同民军进行活动。这样的小队主要是要队数多，而不在于每队的兵力大，其编组必须保证既有可能集中几个小队进行规模较大的战斗，又不致因各队指挥宫的自负和专断而过于妨碍集中。

现在，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对退却线的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开始就已经提出的那个原则：奉命在敌人背后进行活动的部队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此，对敌人背后或翼侧的活动不应该看作力量本身有什么增加，只能看作力量的使用提高了效果。所以，一方面是效果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危险也增大了。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只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抵抗，要提高效果就必须

牺牲安全。翼侧活动就是如此，不论是用集中的兵力从某一面威胁敌人翼侧， 还是用分割的兵力从几方面包围敌人，要提高效果都必须牺牲安全。

但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正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因此，一个统帅必须有种种有利条件做根据，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一抵抗方式时，我们必须把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区别开。第一种是，统帅企图用整个军队从背后进攻敌人，这种进攻或者是从侧面阵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占领的）发起的，或者是通过正式迂回敌人来进行的；第二种是，统帅把自己的兵力分为两个部分采取包围的部署，以一部分在敌军背后活动，以另一部分在敌军正面活动。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效果的提高是相同的，或者是确实地切断敌人的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人大部分兵力，或者是迫使敌军为了逃避这种危险而大幅度地后退。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危险的增加却不一样。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敌人，那么危险只在于自己的背后暴露了，因此，这时一切都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就象在类似情况下威胁敌人交通线时一切取决于交通线的对比情况一样。

如果防御者是在自己国内，那么不论在退却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受的限制肯定都比进攻者小，因此他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然而，这个一般的对比还不足以作为建立有效方法的依据。因此，只有具体场合的总的对比才起决定作用。

我们还能补充的只有：宽阔的地区自然比狭小的地区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独立国家比依赖外国援助的弱小国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军队首先必须考虑同援军会师的地点；最后，在战局临近结束， 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已经衰竭的时候，情况对防御者最为有利；所有这些大体上又同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一样。

在 1812 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竭的时候，俄国军队在莫斯科到卡卢加的道路上占领的侧面阵地就非常有利 150。但是，假如在德里萨野营的俄

军在战局开始时占领这种侧面阵地，而又不能在紧要时刻明智地变更计划， 那么就会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以另一种方式，即以分割的兵力进行的迂回和切断退路的危险是：我军兵力分散，而敌人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因而能以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我军。因此，使军队不得不处于无法挽救的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只有下列三个：

1. 兵力本来已经分散，但又不愿意消耗太多的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

   因而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

2. 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占有巨大优势，可以采取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方式；

3. 敌人已经到了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缺乏进攻力量。

1757 年，腓特烈大帝向心地侵入波希米亚①，虽然他的目的不是把正面进攻同战略上的背后进攻结合起来（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场合作更详细的说明），但是，无论如何，他在侵入波希米亚以前不会把兵力集中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这样集中兵力，他就会丧失出敌不意带来的一切利益。

联军在作 1813 年战局第二阶段 151 的部署时，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可以考虑用主力袭击拿破仑的右翼，即在易北何畔的军队，因而把战场从奥德河移到易北河去了。至于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遭到的挫折，并不能归咎子总的部署，这个挫折是战略和战术上一些具体部署不妥当造成的。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本来可以集中二十二万人来对付拿破仑的十三万人，这个兵力对比是非常理想的，就连后来在来比锡附近的兵力对比（285：157）比它也好不了多少。诚然，拿破仑采用了独特的防御方式，把兵力过分平均地分配在一线上（在西里西亚以七万人对抗九万人，在马克以七万人对抗十一万人），但是，如果他不完全放弃西里西亚，而要在易北河畔集中一支能同联军主力决战的兵力，无论如何也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联军可以让符腊德指挥的军队推进到美茵河畔，试探一下能否切断拿破仑通向美因兹的道路。 1812 年，俄军终于敢把摩尔达维亚军开往沃伦和立陶宛，以便尔后向法

军主力的背后推进 152，因为莫斯科将是法军进攻的终点，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这次战局中，俄军对莫斯科以东的领土丝毫不必担心，因此俄军主力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兵力大弱。

富耳将军制定的最初的防御计划就曾包括这样的兵力部署，根据这个计划，巴尔克来指挥的军队应该固守德里萨营垒，巴格拉齐昂指挥的军队应该进到法军主力的背后。但是同一个措施在两个不同时期结果会多么不同啊！ 在战局初期，法军的兵力比俄军大两倍；而在战局后期，俄军却比法军强大得多。在战局初期，拿破仑的主力具有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足以越过德里萨八十普里的进攻力量，而在战局后期，它就不能从莫斯科再前进一步。在战局初期，法军的退却线直到涅曼河畔不过三十普里，而在战局后期却长达一百一十二普里。同样是对敌军退却线的威胁，在战局后期进行能收到如此卓越的效果，如果是在战局初期进行，那恐怕难免会变成最卤莽的愚蠢行为。

对敌人退却线的威胁（如果不仅仅是佯动的话），就是对敌人背后进行

① 1757 年腓特烈二世曾分兵四路侵入波希米亚，参见注 54（第一卷第 337 页）。——译者

正式的进攻，似乎还可以再谈下去，但是，这一点放在《进攻》一篇里谈更为恰当，所以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而且我们认为，只要已经说明进行这种抵抗所需的条件也就够了。

但是，当人们企图通过对退却线的威胁来迫使敌人退却时，通常所考虑的主要是佯动而不是实际行动。假如每一有效的样动都必须以完全可以实现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初看起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佯动就会在一切条件上都同实际行动毫无差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佯动》一章① 里将看到，佯动的确是同一些其他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请参阅那一章。

① 本书并没有《佯动》这一章。——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