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回忆

陈再道

在纪念毛泽东主席百年诞辰之际，我作为一名跟随他老人家南征北战几十年，有幸曾多次当面聆听他老人家亲切教诲，对他老人家怀有深厚感情的老战士，心情格外深沉。我把自己与他老人家生前接触时的情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对我人身保护的情况记叙下来，以表达对这位举世伟人的深切缅怀和思念。

1967 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全国的局势已混乱到了非人力所能遏止的地步。武汉地区的运动形势，由于“中央文革”的操纵策划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直接插手，使“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最终爆发了武汉“七二

○事件”。

是年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参加“支左”，介入运动。为了稳定军队，稳定局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登门找到林彪，提出军队要稳定，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队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同意下发一个文件，当即拟了七条，报请毛主席审批，经毛主席提议，又提交给我们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中大家又提出增加严格教育子女一条，将原来的七条变成了八条。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在这次会娱进行当中，有一天，毛主席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讲话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会议结束后，我和钟汉华政委回到武汉。军区根据毛主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军委八条命令”的指示精神，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并又以武汉军区的名义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所属造反派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领导干部，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军区领导还分头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迅速得到扭转。然而，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造反派的强烈不满，也引起林彪、江青等人的关注，结果是军区经过努力出现的好形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了。

三月中旬，我和钟汉华又奉命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

《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矛头直接指向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意在反对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随后，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军委十条命令”。这样一来，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他们违反中央规定搞“串连游行”、“杀向社会”，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 要揪出我这个“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直接对准武汉军区。这时，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又公开讲，“成都、武汉，那

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江青的公开表态，使武汉地区的局势更加激化。

这次会议时间比较长，当我们回到武汉时，武汉的形势已是混乱不堪。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全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 等等，举目皆是。

我们回到武汉军区后，首先听取了军区“支左”工作的汇报，肯定了工作成绩，分析了武汉地区的形势，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精神，采取各种措施，解脱目前面临的困境。根据当时的形势，军区发表了《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

然而，这个《公告》发表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则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来电说，中央近期要在北京听取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关于武汉问题的汇报。武汉军区很快就作好了准备。

毛主席对武汉地区的形势十分关心，他在北京对周总理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7 月 10 日，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们，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毛主席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并且可能要到长江游泳。后来我们得知，毛主席此行，要视察大江南北，第一站选在武汉。

接完电话后，我们立即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7 月 14 日早晨，周总理乘专机抵达武汉，为毛主席打前站。当晚，毛主席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这是毛主席在武汉工作、生活的地方。周总理住在百花一号。这天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也从四川赶到武汉，他们住在百花二号。考虑到武汉地区形势比较复杂，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我和钟汉华住进了东湖宾馆的乙所。

东湖宾馆的 7 月，没有一丝风，一丝凉意。昼夜温差很小，热气笼罩着每个角落。我走在树木遮掩的林荫路上，就象走进了蒸笼里，立即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路边上，各种树木花草的叶子曲卷着，仿佛它们的生命也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7 月 15 日和 16 日这两天上午，毛主席召集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在梅岭一号开会。毛主席对处理武汉问题提出原则意见，中心思想是通过武汉军区的努力，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尽快促进他们大联合，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为此，毛主席指示：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毛主席要周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接着，周总理召集会议，听取武汉军区“支左”情况的汇报。周总理在汇报会结束时讲了话，这个讲话的提纲是经毛主席审阅过的。周总理强调，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搞好团结。周总理还建议我和钟汉华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武汉军区“支左”的有关事实。 1967 年初，鉴于

湖北省党政领导机关瘫痪，武汉军区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支左”指挥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当时，武汉的形势混乱不堪，各种矛盾犬牙交错。造反组织动辄挑起事端，制造武斗。武汉军区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行为。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军区“支左”方向问题的争论，由争论而引发的矛盾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参与变得更加复杂化。中央文革小组认定武汉军区在“支左”大方向上犯了错误。

7 月 18 日晚上，周总理带领我和钟汉华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梅岭一号。毛主席正在客厅里等候。谢富治、王力也在客室里，坐在毛主席的对面。

毛主席兴致很好，显得很热情。一看见我们就站了起来和我们握手，并让我们坐在他的旁边。

没有说客套话，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切入议题，问道：“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当时我的思想不通，说话时有点气呼呼的。

“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笑着解释说，显得很轻松。因为在毛主席看来，犯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毛主席这么一说，我沉重的心情轻松了很多，赶忙向他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主席笑着给我出主意。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毛主席说这番话时显得很沉重，显然，他为武汉以及全国各地迟迟不能进行“大联合”和“三结合”而担忧。

我直来直去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坐在我们对面的王力，以为我是在将他的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主席明白了我的意思，在那种政治气候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要被打倒的，至于做工作那更是天方夜潭。他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毛主席沉静了片刻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一概打倒。”

毛主席讲到这里，告诉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防止因情况不明发生意外。

谢富治和王力阳奉阴违，当春毛主席的面，他们一一点头称是，后来不仅没有去落实这项工作，而且故意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打乱了毛主席的正常部署。

毛主席还说：“武汉的形势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

毛主席略为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的这番谈话在当时条件下，对于稳定形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正是根据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各地群众组织进行了整风，实行大联合。从 1967

年冬到 1968 年春，社会动乱的局势相对地趋于缓和。

大约到 10 点钟左右，我们告别了毛主席。他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到走廊上。

这时候正巧遇到几位服务员站在走廊里。毛主席一看见他们，就把他们招呼过去，要他们一一同我们握手。

毛主席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接着，毛主席又对我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话，在相互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在回乙所的路上，我思索着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当时尽管领会了毛主席谈话的精神，但至于为什么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搞清楚。但想归想，一回到乙所，我和钟汉华便决定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在周总理当晚返京后，谢富治、王力擅自支一派压一派，激起“百万雄师”和军区指战员的不满，矛盾进一步激化。

7 月 20 日上午，被激怒了的群众几百人愤愤地冲进东湖宾馆，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我上前劝阻，这些群众先是对我一阵拳打脚踢，然后又强行将王力塞进汽车拉走了。这一天，武汉地区的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一事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我和钟汉华因此遭到批斗。

住在梅岭一号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他传话让我们把王力找回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几经努力，把王力找了回来。

当天下午，邱会作携带由林彪、江青给毛主席的信乘专机抵汉。他告诉毛主席，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看为他的安全担心，请毛主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一开始毛主席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后来才决定去上海。翌日凌晨，毛主席离开武汉踏上了去上海的行程。

至于林彪、江青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到了 1974 年，张春桥在空军的一次讲话中才不打自招地道出了实情。他说，毛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好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

7 月 23 日，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要我们到北京去“开会”，对于这次赴京，我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在机舱里，按规定是不准随便交谈的，只能坐在座位上想心事。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给我定下一个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只觉得脑子里乱糟糟的，渐渐地，前几天毛主席的谈话，又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并使我联想起历次同毛主席谈话的情景。

1952 年 10 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时，我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当时，毛主席正在视察黄河。在交谈中，他问我的家庭，问我的出身，问我的经历，问我的工作，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听了以后，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你这个放牛伢子，现在当了司令，真不简单！我知道，你是一员战将⋯⋯”。他指示我们要在做好军区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地方的生产建设，要同地方党政机关一起，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956 年 6 月，我调武汉军区一年之后，又在武汉见到了毛主席。那次，我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聆听了毛主席吟诵《水调歌头·游泳》的辉煌诗篇，深刻感受了一位伟大革命者征服大自然的宽广胸怀。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另

外一件事。有一次，毛主席和我们围在一起吃苹果。有一个同志刚抓起水果刀要削皮，被毛主席看见了，他笑着坐在我们中间十分亲切地对大家说：“吃水果的时候，最好不要削皮，把它洗净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削皮，也只要薄薄地削一层。因为靠皮和靠核的果肉，是最有营养的。”说完，他便拿起洗净的苹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从那次以后，每当吃苹果的时候，我就想起毛主席的话，很少再拿起水果刀子。

1961 年 9 月，在武汉的毛主席陪同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乘坐汽艇游览长江沿岸风光。我也陪同登上了汽艇。毛主席见我走过来就向蒙哥马利介绍说：“这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他是农民出身，没有读过书，打仗很勇敢。”蒙哥马利听了，摇晃着我的手，那注视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惊奇。

1965 年夏天，我和另外几位同志相约去看望正在广州的毛主席。毛主席在室外的游泳池旁的一个篷子里接待了我们。谈话后，我耐不住酷热，没有同主席打招呼，就跳进了游泳池。毛主席看我游了一阵，也高兴地站起来，对在座的几位同志说：“我也要下水了。”说完便满面笑容的进入了游泳池。看得出，毛主席兴致很高。

我觉得，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将领是宽厚的、信任的。

飞机到达北京，我被安排住在京西宾馆。从此，等待我的便是不公正的批斗。过了两天，传来了毛主席对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常委复电的批示。原来中央复电在电文中提到我的名字时，没有称我为同志。是毛主席批阅时在我的名字后加了“同志”两个字。毛主席的这则批示，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严酷的时期，而幸免于死。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两个字，他们要整死我，那是易如反掌的。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七二○事件”的真正目的，在于“揪军内一小撮”，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为了实现其罪恶野心，他们把突破口选在湖北，首先从武汉军区开刀。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玩火者必自焚，最终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我们永别已有十几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