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王观澜的教导和关怀

徐明清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这是毛主席亲自到延安中央医院看望观澜同志后，1941 年 12 月 16 日，给身患重病的王观澜书写的一段文字。毛主席的这个题词，在较长时期内一直激励着观澜以坚强的意志战胜顽固的病魔，重新投入革命斗争。数十年来，这段富有哲理的名言广为流传，成为激励人们同各种病魔作斗争的座右铭。毛主席当时为什么要给观澜写这段文字？关于他写这个题词的前前后后，许多人是不了解，或者不甚了解的。今天，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作为一个同观澜共渡几十年不平凡生涯的战友和妻子，在观澜已经去世十二年，他自己己不可能在此陈言表达心底的激情的情况下，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有责任把我和观澜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亲身经历的，直接或间接地与毛主席的这个题词有关的一些事情回忆并记录下来，写成这篇短文，以此来祭奠我国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的英灵。

毛主席给王观澜写这个题词，不是件偶然孤立的事情，是两个革命者（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在他直接领导下的普通革命干部）在长期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在革命方向和政治路线完全一致的基础之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革命情谊。

王观澜出身于贫民家庭，参加革命前是浙江省临海县第六师范学校的一个青年学生。在大革命形势影响下，他接受进步思想，信仰马克思主义，投身于中国革命， 1925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转为中共党员。在观澜参加革命 50 多年生涯中，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组织和领导了学生运动、

工人运动、军事斗争和农民运动。 1927 年秋，由上海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在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军事、政治三年多。回国后，到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在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统战部门和农村工作部门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无论是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始终是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培养下，他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逐步锻炼成长为我党的一位优秀领导干部，受到毛主席赞赏、信任和器重。

毛主席曾称观澜是一个“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观澜总说自己是毛主席身边备用的一颗手榴弹，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而观澜总是不负使命，忠实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身心地做扎实、细致的工作，曾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交办的任务。毛主席对观澜的深厚革命情谊，也就是在这些斗争实践中逐渐加深的。这里，我仅就观澜参加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中的几件事情，尽我所知谈一些情况。

1930 年底，观澜从苏联回国经上海到达闽西根据地后，根据闽粤赣特委的要求，经中央批准，被任命为闽西特委代理宣传部长，并负责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观澜一上任，就带着问题到特委所在地虎岗乡作深入调查研

究，还经常和张鼎丞、李明光等一起去发动贫苦农民斗土豪、分土地、分财物，帮助农民开展犁牛合作和劳动互助，并在《红旗》报上对农村斗争情况作了实际与生动的报导，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

1931 年 9 月，红十二军解放长汀，闽西苏区和江西苏区连成一片后，特委任命观澜兼任长汀市委书记。不久，中央苏区中央局调观澜去瑞金中央局协助王稼祥编辑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同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后，指派观澜筹备和主编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任总编辑）。这是毛主席对观澜的极大信任和器重。《红色中华》编辑部，既是报社，又是新闻社，是现今中国新华通讯社的前身。观澜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他和编辑部仅有的三、四名干部在冲破蒋介石反动派军事和文化“围剿”的紧张战斗环境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出版《红色中华》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很快，在 1931 年 12 月 11 日《红色中华》就创刊了。它从中央苏区把党的主张和战斗情况传播出去，鼓舞和指导各革命根据地人民和白区地下党同志的斗争，成为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在这期间，观澜住在毛主席的隔壁，他们经常促膝交谈，毛主席还常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使观澜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后来，王明“左”倾路线在江西中央苏区推行开来，许多坚持正确路线的人受到打击迫害。那时，有人以《红色中华》发表了一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飞机滥炸根据地的消息为借口，向王观澜发难，诬指他为敌人吹喇叭，吓唬根据地人民，后来又提出观澜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问题，说他有“托派嫌疑”。中央政府支部一位负责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把他关进了保卫局审查。当时在瑞金的中央机关党员组织关系同地方的党员在一起，同属瑞金县云集区委管理，云集区九个乡党支部和党员群众为之愤愤不平，纷纷写报告给中央，强烈要求解放观澜。以后，观澜恢复了自由，被调到中央政府土地部当秘书，《红色中华》总编等的职务被悄悄地撤消了。而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仍坚持要开除王观澜党籍，并写报告要云集区委批准，区委先后召集了十多次会议，拖了三个月，也没有通过。1933 年 1 月，在中央局作出关于中央政府机关党委不再隶属地方区党委领导的决定后，王观澜的党籍终于被开除了。可是王观澜始终没有接受王明“左”倾路线强加给他的错误处分，始终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后来又一直顶住了让他“重新入党”的种种安排。毛主席获悉王观澜受到错误处分后，曾亲自找组织局领导说：在中央政府工作，需要解决王观澜的党籍问题。在观澜被开除党籍期间，毛主席仍用中央政府的介绍信，派王观澜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去各地检查工作。

观澜深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叶坪乡的贫苦农民中去，认真调查研究，摸清了实际情况。叶坪乡在 1930 年、1931 年曾两次进行土地分配，但这个有 600 户的乡仍仅划地主口户，封建势力没有真正被打垮，过去收租、放债的人钻进农会，又成了贫苦农民，而真正贫苦农民分的田又少又坏，还给逃亡地主留着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低落。观澜把他在叶坪乡调查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他要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观澜开始了叶坪乡的“查田”试点：把贫农团组织起来，成立“查田委员会”，发动群众查阶级、评阶级，定地、富成份报上级审批，最后按政策规定分配

土地，财产。经过查田运动，叶坪乡的面貌大大改变。观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结了叶坪乡的查田经验，随即在瑞金县的两个区推开。

在查田运动中，观澜参与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工作。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观澜和谢觉哉参与起草了《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的文件，经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井颁布执行。这个文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不但在当时正确指导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和各地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而且直至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仍然是我们党制定土地政策的重要依据。

1934 年“二苏大”后，经毛主席、叶剑英、李富春等同志向组织部门据理力争，又经毛主席多次催促，王观澜的党籍问题才得到恢复。

1934 年 10 月，观澜接到张闻天通知随军转移，开始了长征的战斗历程。他被编入红军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地方工作部，在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四道封锁线的日日夜夜，他始终行进在前进部队里，每到宿营地，他就带领工作队去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红。1935 年 1 月红军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在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由王观澜担任中央工作团主任（后改为中央地方工作团）。红军进入云南，他到三军团帮助和检查地方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赤化云贵川”，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到达越西后，决定留领导干部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刘少奇同王观澜谈及此事，观澜立即表示服从工作需要，就这样，红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前进，观澜带一部分同志在这万山丛岭中留下来了，越西是彝族集居地，观澜带领同志们发动群众，组织起越西县游击大队，在村寨建立了红色政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担任主任。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追剿”部队逼近越西，观澜带领队伍主动撤出县城。这时，接到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指示他火速率领队伍北上追赶中央，并说明红二团将在大渡河的富林渡口接应他。观澜深深体会毛主席的意图，马上交代了地方工作，率队出发，赶到芦定桥边，得到何长工所率后卫部队的接应，通过铁索桥。到天全赶上了中央部队，当他见到毛主席时，久久握住毛主席的手，两眼湿润了，好久也说不出话来。毛主席说：好了，好了，彝民士兵总算把信送到了。6 月，观澜随先遣队翻越三座雪山，向毛儿盖地区前进。为了保证红军过草地北上抗日，观澜奉命负责筹粮工作。为此，他做了极大的努力。一次，在带队伍筹粮途中，不料却染上痢疾，带病翻山越岭，极度疲劳。正在困难时刻，恰巧碰上了毛主席和林伯渠、徐特立他们。毛主席送他一双从江西带来的新布鞋。林老（伯渠）、徐老（特立）送他一块油布，一条裤子。在长征路上，这样的支援多么珍贵，革命同志的情谊比太阳还温暖。后来，观澜常说：“我同主席的脚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给的鞋子，像坐上飞机一样，走起路来特别轻快。”

不久，观澜随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遣队北上， 1935

年 10 月 19 日到达吴起镇。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东北军让出延安后，观澜被任命力中央工作团主任，前去接收延安。工作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都正确体现了党的路线和方针，接收延

安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1937 年 1 月 13 日，毛主席到达延安。工作团组织延安各界民众热烈欢迎人民领袖毛主席和红军进入延安。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批又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同情共产党抗日的人士，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被捕释放的同志，不断涌到革命根据地。为了培养大批抗日骨干，党在延安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根据中央的安排，观澜和毛齐华等同志负责审查、分配来延安的人们，担负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与此同时，王观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还组织了中央农民土地委员会，重点研究国民党统治区农民斗争的情况和土地问题（当时还担任中央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长职务）。不久，观澜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当时组织部人手精干，任务繁重，既要负责干部工作，还要兼管地方工作。观澜和刘锡五、王鹤寿、刘春等紧密团结，夜以继日地工作。

1937 年底，绥德地区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问题，毛主席把观澜找去，当面指示，要观澜带着主席给何绍南的亲笔信，前往绥德，同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谈判，解决抗日战争中的土地问题，以及党政军民委员会等问题，以便更好地为抗日战争服务。观澜一到绥德就提出了“消灭磨擦，一致抗日” 的口号，深得广大人民的拥护。接着迫使何绍南接受提议，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一一绥德党、政、军、民联合工作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包办行政的局面，坚持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领导权，使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得到保护，组织进一步发展。这项工作，观澜做了半年。

1938 年 5 月，王观澜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还担任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观澜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坚定地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时，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观澜同王明等人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斗争。

六届六中全会后，观澜根据全会精神，起草了关于开展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提纲，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在桥儿沟召开边区县委书记、县以上统战部长会议，观澜作了长篇报告，报告分析了统战工作的现状，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制造磨擦的事实和统一战线前途，系统地提出了反磨擦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对策。王明赶到会场听了这个报告。一天，观澜到毛主席处正巧碰上王明，毛主席问王明，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王明支晤着说：好是好，就是有口音，也太长了。毛主席笑着诙谐他说：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象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好啊！

王明对观澜公然和他唱反调，心里很不舒服，他同当时担任中央社会调查部长的康生又结合在一起找王观澜的茬子，又一次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所谓“托派嫌疑”，不应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毛主席得知此事后进行干预，直接了当地对康生说：王观澜经过十年考验，这个同志是好同志。王明、康生才不得不作罢。不久，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毛主席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王明企图对边区统战工作的干扰就很困难了。边区统战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宣传和发动群众，打击顽固份子的进攻，进一步加强边区统一战线工作。这年 10 月，观澜参加筹备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为会议准备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在会议将结束时，由于过度劳累，他病倒了。在这次会议上，观澜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四

王观澜到陕北后，由于任务繁重，过度劳累，身体愈益瘦弱，肠胃病多

次发作。

毛主席看到观澜身体越来越瘦弱，把他找去，关切地问他：“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他如实汇报，每天工作无论怎样多，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毛主席亲切他说：做事要分轻重缓急，懒人要学勤快，勤快人要学巧干。毛主席这一席话，使观澜十分感动，却没有领会这一忠告，而把主席的关怀，当作积极工作的动力，更加拼命地工作起来。结果，肠胃病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终于使这个硬汉子病倒了。

观澜躺在延安中央医院里，心里还是焦急地想着工作。这种情况，毛主席很快就知道了。一天早晨，毛主席在傅连暲同志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赤脚涉过一条小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半山腰的窑侗里看望观澜。当时，观澜严重失眠，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着觉了。毛主席走到他的床前，在一条窄条硬板凳上坐下，与观澜交谈。观澜说：“几天不能睡觉了。”主席亲切地安慰说：不要着急，我在长征以前也常失眠，长征天天走路把我的病治好了。你病好后，要多走路，多作体力活动，身体就会好起来的。主席还诙谐他说：“血液是会打游击的，整天想它，冲到脑子里，更睡不着。” 随后，毛主席把自己的热水袋送给观澜用，并告诉他说：“放在脚上，血液下去可能会好些的。”就在那次看望之后，同年 12 月 16 日，毛主席给观澜写来了“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那个题词。

毛主席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观澜同疾病作斗争的勇气。毛主席深知观澜受王明的打击心情不舒畅，所以在一次中央会议之后，提出请到会的同志们先后去医院看看观澜，井说不要同时去，不要把他搞累了。这番话，是王明到医院看望观澜时向他说的。当时，我也在场。

1945 年初，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关心及医生的精心治疗加上观澜自己顽强的毅力，乐观的情绪，他的病情渐渐地好转。就在“七大”开幕前夕，他的旧病又发作了。对此，我深感痛苦，带着失望的情绪写信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很快亲笔给我写了回信，信中说：

“明清同志：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同志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奈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问候观澜同志。”

4 月 14 日（1946 年）

毛主席的话，使我鼓起了勇气，而对观澜更产生了特殊效果。当时对观澜的病，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请来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中医等，观澜眼汤药后，果然有好转。在这期间，毛主席还派人送来他自己用过的上法烤面包的铁黎（现存延安历史博物馆）。几个月后，他的病居然又开始好转，到胡宗南进犯延安前夕，他能随着机关转移了。渡过黄河到晋绥分局境内张家湾村继续疗养。

1948 年 3 月下旬，毛主席领导陕北军民，击败了胡宗南的进攻，取得彻底胜利之后，东渡黄河来到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我们得悉，非常高兴。观澜让我去看望毛主席，顺便将康生土改工作团的情况向主席汇报。我躺过七条小河，到了蔡家崖，主席亲切地接待我。谈话到中午，主席邀我吃饭。午饭时，与周副主席同桌，毛主席介绍说，徐明清同志是王观澜同志的爱人。还谈到那篇《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写作情况，说到观澜同志曾和我合作过。主席讲那样谦虚的话，使我十分感动。回到张家湾村，我将毛主席

接待我的情况告诉观澜，他听后十分兴奋。随即提笔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去苏联根治疾病。毛主席于 3 月 31 日即予回信：“观澜同志：来示悉。大有起色，极为欣慰。去苏联治病是可以的，待秋季你到五台区，如果平绥线己打通，路上好走，即可和那边交涉前往，你即可去，此复。顺祝健康！”

1948 年秋，观澜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准备去苏联治病，取道河北、山东、东北出国。途经河北阜平县朱毫村中央医院所在地时住了下来，得知毛主席在西柏坡，我陪同他去看望毛主席。观澜不能走路，只好坐担架去。主席在他房前的一棵大槐树下接见我们，紧紧地握手，十分亲切。毛主席谈起当前上改情况时，对观澜说：“将富农剥削率从 15％提到 25％，你同意吗？”观澜回答说，太好了，这样能够扩大团结面。（毛主席曾说过，王观澜在我们党内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在修改土改政策时，要重视听取他的意见）主席这样谦虚，观澜非常感动。

1949 年 3 月底，我们辗转到了沈阳，做去苏联的准备。此时，观澜想到一个重要问题，他说：“王明现仍在莫斯科，我若去，他有可能再找麻烦。” 因此，观澜于 1949 年 4 月 2 日经东北局向中央发一电报，要求党中央、毛主席对他历史作个结论。4 月 6 日即得中央回电：东北局：日前接到王观澜同志来的报告，要求对他的历史作一结论，经过我们研究之后，认为：一、王观澜同志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留莫支部中有人怀疑他有托派嫌疑，并无事实根据，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又曾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处置。因此王观澜同志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应为党所信任。二、王观澜同志过去曾作了党政有益的工作，在工作中表现了他的能力和坚定。中央希望王同志出国安心治病，病好后回国工作。

观澜看到电报后，非常激动。观澜手托电报文稿，那自信和兴奋的音容笑貌我记忆犹新，他怀着欣慰的心情，去苏联治病了。

以上所述，是王观澜的革命生涯中，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工作中的支持，生活上的关怀的生动片断。时至今日，这些往事，仍然经常在我的脑际闪现，令我激动不已。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的真诚相见，革命情谊，为共产主义宏伟事业共同奋斗的高尚风格，堪为我① 革命者效法的楷模，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借此表达我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