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圣贤恩泽后世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

潜心编纂古代文献

孔子曾经召集十名弟子研究编纂文献计划。基于教学和为国家存史的需要，孔子认为，结合史实和旧有文献资料，编纂《易》、《书》、《礼》、《乐》、《诗》、《春秋》，这既是对史料的综合删减、精练提高，又可作为培养治国、治世人才的教本。

孔子自卫国返回鲁国以后，自感年老体弱，在世时间不多。故结合教学，抓紧整理古籍，改诗书、定礼乐。其中，改定《诗经》是他晚年的重要工作目标之一。他对弟子初选的诗进行再重审、精选；对不选的诗，也细读一遍，从中择优，综合调整，并做必要的修改。然后，严格分类、编辑。

《易》当时重要的图书。孔子在对《易》的内容有所了解，认为有必要对《易》注释、加工，将其编著为《易传》。他认为，对《易》中的许多篇章重新编排整理，需要对《易》熟知精通，是艰苦细致的工作；对《易》中的重新编排的篇章加以评判解释，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性知识，是创造性的工作。

孔子为了编著好《易传》，在晚年刻苦研读《易》。时而凝神端详，时而放声读之，时而持笔书写，不久，把《易》精读了一遍，了解了全书的内容；又细读了第二遍，基本掌握了书中的要点；接着，潜心精读了第三遍，更透彻地把握住了《易》的实质。此后，结合写作与教学，不知又将《易》书翻阅了多少遍。这样，读来翻去，把串联竹简书的熟牛皮带子磨断了三次，史称“韦编三绝”。

其实，“三”是个概数，表示多次。就是说，孔子读的那部《易》的熟牛皮带子被磨断了多次。每次磨断之后，商瞿帮助老师用新牛皮带子把竹简串好，继续研读。通过反复阅读琢磨，孔子对《易》达到了融会贯通，在以前边读边写的基础上，开始系统地编写《易传》。

孔子将《易传》分为十篇，即《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称《十翼》。他编著的《易传》，对《易》（《周易》）进行了正确、科学的诠释和解读，作出新的哲理思考，使其内容焕然一新。

孔子还决定编写一部书，根据鲁国历史，用事实把正义、非正义表达出来。取材范围上自鲁隐公写起，下至当时的鲁哀公，共十二个国君，二百四十余年，对这段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进行整理编订，形成一部编年体政治性史书，拟取名《春秋》。

孔子对弟子说：“我准备将自己的政治见解融汇于书中。后人能理解我孔丘的，还是骂我孔丘的，都会是因为我编著了这么一部《春秋》。对此，我想听听你们四个人的意见。”

颜回说：“编写这部书太重要了，是老师一生理想的扩展和延伸，能起到惩恶劝善，使乱臣贼子害怕，给天下人树立规范的作用，有利于振兴鲁国、复兴周礼！”其他的弟子也都表示赞同。

编写《春秋》的目标确定之后，孔子便进入了全神贯注的工作状态，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孔子对夏、商、周和鲁国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仔细审阅残缺不全的旧竹简，并指导子夏等查找、阅读散存的资料并进行分类。他让子夏随时阅读写出的书稿，帮助找毛病，看看是否有笔误。

子夏说：“老师，我读了您写出的这几卷书稿之后，总的感觉：《春秋》既是带政治性的史书，又是一部文学著作。书稿的记事文字短者一字，长者四十字左右，寓褒贬于其中，较之以前史书的写法，可谓标新立异，这种独特笔法可谓‘春秋写法’。估计，《春秋》的写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史书编纂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子夏对《春秋》的写作特点作出评价之后，又问老师：“书稿是否写得过于言简意赅了？如果详写一些，岂不更好？”

孔子说：“《春秋》要记叙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计划全书不超过两万字。如果详写，内容太多了。你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但就我目前的年龄、身体状况，加之还要整理其他文献、进行教学、考察入仕弟子的政绩，对《春秋》的写作，只能就简避繁。若详写细记，恐怕没有精力和时间了！”

公元前481年春天，鲁人在大野，即现在山东巨野境内狩猎，商射获一头怪兽，送至孔宅门前，请孔子辨认。

“此兽是麒麟啊！”看了怪兽，孔子神情沮丧地说，“麒麟是仁兽，它遇盛世才出现。而现在，它刚一出现，就被杀害，这不是好兆头呀！”

回到书房，孔子看到快要写完的书稿，无心再写下去了。

“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写完这句话，孔子停止了《春秋》的写作。

孔子病倒了，《春秋》绝笔了。

在《春秋》一书中，孔子独创的春秋笔法，是他留给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

关注时局为国而忧

孔子返回鲁国以后，虽然主要从事教学和整理古代文献工作，但仍关注着列国发生的事件。

返国不久，季康子就策划攻伐颛臾。颛臾是一个附属鲁国的小国，在现在山东平邑东面。季康子攻伐的目的就是扩大地盘，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当时任季氏家臣的冉有和子路了解季氏的打算后，立即来见孔子，向他透露这一消息，并就此事征求老师的意见。

孔子严肃地说：“冉求，这事恐怕要责备你吧？颛臾是个古老的小国，过去周天子让它主祭东蒙山神，今天它在鲁国的疆域之内，是国家的臣属，并且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要攻伐它呢？”

冉有说：“这是季孙大夫的想法，我们两个人都不同意。可是，我们仅仅是他的家臣，无力阻止这件事。”

孔子生气地说：“冉求！从前的史官周任曾经说过：‘要量力任职，如不胜任就辞职。’你们想，如果季孙大夫站不稳而你不去扶持他，他摔了跤又不去扶他起来，那么用你们这些臣子又有什么用呢？并且，你的话也是错的。试想，老虎、犀牛跑出笼子，龟板、玉器毁在匣中，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

冉有辩解说：“现在颛臾城墙坚固，并且靠近费邑，如果现在不去把它攻下来，将来必定会给子孙留下祸患呀！”

孔子听了，明白冉有其实是同意攻伐颛臾的，更是气不过，大声说：“冉求！君子厌恶那种想干但却又千方百计寻找托辞的人。我听说像诸侯、大夫这样的统治者，不担心贫穷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社会不安定。财富分配合理就没有贫穷，上下和睦就不会人口稀少，国家安定，自然就没有倾覆的危险。这样做了，远方的还不归服，就修治礼教招徕他们。他们已经来了，就要让他们安心住下去。

“现在，你们两人辅佐季孙大夫，远方的不归服，而不能招徕他们；国家四分五裂，而不能保全，反而谋划在国内打仗。我担心季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自己内部呀！”

公元前513年，晋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引起了中原各国的极大关注。这件事就是铸刑鼎。

原来这一年，晋国执政大夫赵鞅和荀寅督领一支军队和征发的百姓在今河南境内的汝水之滨建造城邑的时候，向当地百姓征用了一鼓铁，铸造了一尊鼎，把三十年前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上面，故称刑鼎。当时的一鼓铁约合现在近二百五十千克。

范宣子名匄，是晋平公在位时的执政。当时，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新的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成长，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旧的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的矛盾依然存在并趋向尖锐，新出现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以及新兴地主与奴隶、平民和农奴的矛盾也日益发展。

由于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来维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礼制遇到巨大的挑战。新兴地主阶级需要新的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法典应运而生。为了巩固统治，镇压被剥削阶级和敌对势力的反抗，范宣子制定了一部法典。范宣子制定的法典内容比较广泛，涉及民法、刑法、行政法和礼制等。

事实上，这一法典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因而赵鞅才决定将它铸在鼎上重新公布。赵鞅铸造刑鼎的目的，一是再次强调实施这一法典的决心，二是通过刑鼎向民众宣传普及这部法典。

赵鞅铸刑鼎的事情传到鲁国以后，孔子十分震惊和不安。他认为晋国就要走向灭亡了，因为它丧失了原有的法度。

晋国是唐叔受封建立的国家，它遵循唐叔制定的法度管理它的百姓。卿大夫们能在等级秩序中行事，所以老百姓也能尊敬他们尊贵的地位，卿大夫世世代代可以守住他们的家业。贵贱界限分明，不相混淆和僭越，这就是法度。后来，晋文公根据唐叔法度，在被庐举行大蒐礼时颁布了新的法度，主要是有关官吏礼仪制度的规定。

现在，晋国抛弃了旧有的法度，而以铸在刑鼎上的法规代替它，原有的贵贱等级乱套，老百姓都按鼎上的条文行事，怎么能尊崇原来的那些贵人呢？这样一来，贵人们还有什么基业可守？贵贱失去了秩序，又怎能治理国家？并且，范宣子的刑法，是晋国在夷地举行大蒐时颁布的，它搞乱了晋国原有的法度，怎么能作为根本大法呢！

显然，孔子对晋国铸刑鼎一事所持的否定态度，反映了他对春秋变革潮流的保守立场。不错，范宣子的法典体现了当权者对被统治阶级赤裸裸镇压的一面。它明确告诉百官和百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撕去了原来礼制下温情脉脉的面纱，与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理论是相悖的。就这一点而言，孔子对铸刑鼎的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

矢志不渝地保持晚节

孔子回到鲁国后，首先碰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季康子要实行新的赋税制度，正做着季氏总管的冉有一再请孔子表态，于是引发了孔子、季康子与冉有之间的冲突。

孔子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是“强公室，抑私门”，所以他在当上大司寇并代理执政后，就毅然冒险平毁三家大夫也就是“三桓”的城堡，结果得罪了这些权势之家，落得丢官去职。

在得到季康子的允许后，他才结束了流浪生涯，返回故国。按理，孔子应该处理好与季氏的关系，尽量不要拂逆三家大夫的意志。

然而，孔子是个宁要原则不要官位的人，他虽然对季康子盛情邀他回国不无感激之情，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不改初衷，这就使他与三家大夫特别是与季氏难以建立融洽的关系，因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鲁国的税制改革开始于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废除以前“使民以藉”的助耕法，即劳役地租，改为一律按田亩征税，税率大约为收获物的十分之一。

公元前509年又实行“作丘甲”，征收军赋增加了四倍。

公元前484年，季康子在前两次改革的基础上，准备实行新的赋税制度，征收收获物的十分之二，比原来差不多增加一倍的剥削量。

因为孔子刚刚从国外返回鲁国，享受国老的待遇，具有很高的威信，季康子就让冉有征求他的意见，目的是利用孔子对他的感激之情求得孔子对这个税收方案的赞同。

只要孔子表示同意，季康子就可以上对哀公有个交代，下对其他臣民陈述充分理由。然而，季康子的算盘打错了。孔子还是孔子，他决不违心地同意自己反对的举措。所以，当冉有兴冲冲地就这项政策征求孔子的意见时，孔子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表态。

冉有连问三遍，一再恳求说：“先生身为国老，德高望重，大家都等着您老表态，您为什么不说话呢？”孔子仍然不表态。其实，孔子不表态已经是最好的表态了。

后来，孔子私下对冉有不客气地说：“君子办事应该以礼作为标准，施舍要丰厚，办事要中正，赋敛要微薄，如果根据礼法办事，过去以丘为单位征收赋税也就可以了。如果不根据礼法办事，就是按田亩征税也难以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事情明摆着，季孙氏想按礼法办事的话，从前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俱在，何必问我？如果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就更没有必要来问我了！”

孔子讲这番话的目的，自然是让他传话给季康子，希望季康子考虑自己的意见，不要实行新的税制。然而，季康子根本不把孔子的意见放在心上。

第二年春天，他就宣布实行新的田税政策。这时，作为季氏家臣的冉有全力协助季康子推行这一政策，使他更快地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比鲁国国君更富有。

孔子看在眼里，十分气愤地对弟子们说：“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声讨他啊！”

在孔子的弟子中，冉有具有卓越的行政才干，他讲求实际，善于独立思考，有很强的随机应变能力，在感情上也比较接近季氏等新兴的势力，因而他能在季氏那里得到信任并作出显著成绩。

也正因为如此，他必然与孔子的理想主义发生矛盾，冲突也就难免了。孔子对冉有在季孙氏推行新田赋政策时的表现非常恼火，所以才号召弟子大张旗鼓地声讨他。

一向待弟子和蔼可亲的孔子对冉有发了如此大的火，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分歧实在是不同寻常。孔子余怒未消地反驳冉有说：“能力不足的人是走到中途才停止，而你现在却是自动停止前进。”

不久，季康子要去举行祭祀泰山的典礼，孔子知道后很不高兴。

季氏家族仗着自己财富超过鲁国国君，又长期把持国政，不时干出一些违礼之事。以前，季平子祭祀祖先时，居然使用天子的礼乐，让八个行列的舞蹈队翩翩起舞。今天，季康子居然又要去祭祀泰山，泰山可是只有周天子和诸侯们才有资格祭祀的啊！

不久前，孔子虽然对冉有的行为不以为然，愤激时甚至宣布他不是自己的弟子，但气消以后冷静下来，他还是同冉有来往，保持着师生之间的情谊。

他希望阻止季康子的非礼行为，于是找来冉有，问他：“你不能劝阻此事吗？”

冉有回答得十分干脆：“不能。”

孔子沉默了一会儿，失望地慨叹说：“呜呼！难道泰山神还不如凡夫俗子林放（即孔子的一个弟子）知礼吗？”

孔子对季康子的违礼实在是无可奈何了，只能想象知礼的泰山神不会接受季康子非礼的祭祀而已。

孔子明白，他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弱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代的航船向着他不愿看到的方向驶去。他愤怒、迷惘、忧愁、悲叹，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只得埋头于学问，与大自然对话，希望在昏乱的政治之外找到心灵的寄托。

孔子跟鲁哀公谈过之后，感觉国君没有任用自己的意思，也就不再争取，只是在家休养生息，就这样又过了几年。

这几年里，颜回的死给了孔子最大的打击，天下最像他的人先他而去，只能感叹说：“这是上天不让我活了啊！上天不让我活了。”

孔子本想依靠颜回来传学说的，现在只能靠自己，“活在这样的世界上，我的办法是行不通了。但是真的是行不通的吗？后来人能不能走我这条路呢？”于是，他便开始著书立说。

虽然孔子原来也写过一些书，但多是编辑整理，如《诗经》、《易经》。孔子认为那些终究不是自己的东西。他要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大作，这就是《春秋》。

孔子著作《春秋》时，坚持不与任何人讨论，里面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认为不能够修改的。孔子不觉感慨万千：“后人知道我，是因为春秋这本书，后人怪罪我，也会因为春秋这本书。”

子路看过之后，觉得不错，就建议他将这本书也给周朝图书馆捐献一本。捐献的受理人还是图书馆馆长老子。

老子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捐献，孔子于是就说服他接受一本。老子说：“你这书太长了，能不能给个概要啊？”

“要在仁义。”

“仁义是什么呢？是人的本性吗？”

“仁义就是忠诚之心，愿物安乐，慈爱平等，兼济无私。这应该是君子的本性吧，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老子想起自己在孔子年轻的时候，就曾用话语点拨过他，没想到他还是那样。

“唉，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假呢！慈爱平等，不也太迂了吗？兼济无私，不也是个私吗？你希望天下不失去它的牧羊人吗？那么天地一直就有自己的道理，日月一直就有自己的光辉，星辰一直就有自己的行列，野兽一直就有自己的种群，树木一直就是这样直立的。你也应该依照自然而生活，循着物理而前进，就够了吧！又何必这么努力地提出仁义来呢？就像敲着大鼓去找逃跑的人一样。唉，你真的是把人的本性都搞乱了。”

虽然如此，《春秋》还是被老子收下。

“仁爱”贯穿了孔子的一生。

带着崇高的信仰逝去

公元前487年秋的一天，孔子正在卫国蒲邑与弟子子路交谈，忽然侄儿孔忠来卫都禀报婶母病重的消息。

孔子拉起侄儿说：“我时常思念你婶母，她待老人贤善，待我温柔，待孩子们周到，待邻里宽宏。我本想壮年为恢复周公礼制、实行仁政德治多做些事，年老时再与她团聚，共享国泰民安之福。然而，现在她病倒了，我何尝不想尽快回到她身边，为她治病，伺候她，安慰她。况且，我也很思念儿女、侄儿、侄女。”

弟子们同声恳劝：“赶快回家看看师母吧！”

孔忠恳求说：“您老人家如今到这步境地了，还不为家想想？叔父呀！回家吧！快回家吧！”

孔子泪如雨下说：“家，对于一个人、对于一家人来说，太重要了；国，对于一家人、对于千家万户来说，更为重要。国与家比，当然是国比家大、国比家重。

“当初，我离开鲁国，是因为国君鲁定公、相国季孙斯接受齐馈女乐，荒政拒谏。虽然他们均已作古，但新国君鲁哀公、新相国季孙肥并没派人来接我，这说明他们仍不想以礼治国，不想推行仁政德治，不谋强国之道。我若不请自返，岂不遭世人耻笑和新君、新相鄙弃。

“对于一个仁人志士来说，没有比信仰更高贵的了！我信仰周礼，非礼不行，非仁不就，天塌地陷不动摇！所以，我暂时还不能回国，只好再等待一下时机！”

公元前482年腊月的一天，孔子巡游归来，刚回到距曲阜二十里的地方，忽见公西华飞马而来。公西华下马急报：“禀老师，我原是去武城给您送信，不料在此遇见，师兄孔鲤突发重病。”

“火速回家！”孔子一听二话没说，命驾车的颜回快马加鞭。

走进家门，孔子的独生子孔鲤已经咽气了，全家人痛哭失声。孔子望着儿子苍白的面色，放声痛哭道：“儿啊！你走得这么急啊！爹竟没见你一面！儿啊！你母亲临死时，我也没能见上一面！我对不起你们母子啊！苍天啊！你如此不公啊！我孔丘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人生中的最大苦难怎么全落在了我头上啊！”

孔鲤死后不久，他的妻子生下了遗腹子孔伋。孔子看着这个长得虎头虎脑、满身灵气的孙子，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喜的是第三代有两个男孩，他的香火可以传下去。悲的是儿子早逝，看不见他自己的孩子了。而孔子自己也已经70岁，感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也无力为亡儿抚养遗孤长大成人。

这个孔伋却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的资质比他的父亲聪明，祖父的遗传基因似乎更多地在他身上得到继承。

孔伋后来成为著名的儒学大师，他写的《中庸》一书，成为儒学发展史上从孔子到孟子的桥梁。在战国时期和以后的历史上，以他与孟子为代表形成的孔孟学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鲤死后不久，孔子还没有从失子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又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冉耕、颜回和仲由接连死去，他几乎要被这接踵而至的悲哀击倒了。

公元前479年的新春伊始，孔子脸上已无过年的喜悦，只好躺在病榻上过春节。

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医生估计：圣人寿终为期不远。

四月的一天上午，孔子以手示意起身。弟子们连忙扶老师坐起来，让他后背靠在垫着棉被的墙上，为老师洗净脸，梳理好头发，还给老师喂下半碗稀饭。这时，孔子清醒了许多。

孔子对守候在他身边的弟子们说：“我从三十岁开始，设坛教徒，历时四十二年，有三千弟子从学于我。其中，有很多人德才兼备，也能为国家、为社会效力，我感到欣慰。人活七十古来稀，我七十岁了，病魔缠身，归天之日近在眼前。”

御医摸手切脉后，注意观察了一会儿，示意大家离开病榻。走到屋外，御医对哀公、孔忠、闵损、曾参说：“你们看清楚了吧？刚才，夫子用手抓床呢！凭借我四十多年的临床经验，这不是好兆头，因为病人用手抓床，预示着最多只能再撑七八天。”

一天早晨，孔子强撑病体，拄着手杖，挪步门前。他看着满院的弟子，用尽气力说：“周经历六百多年，日渐衰微，我终生主张复周兴鲁，历尽磨难，愿望难以实现。但我仍希望你们奋发进取，报效社稷，克己复礼，振兴鲁国！”

这时，急匆匆赶来的子贡一步扑到孔子面前，跪在地上，哭着说：“弟子不知老师病重，刚进门，来迟了，请老师恕罪。”

孔子坐在堂屋正中，对子贡说：“夏人死了在东阶上停棺，周人死了在西阶上停棺，殷人死了在两阶柱子中间放棺材。我是殷人的后代，昨夜做梦，我坐于两阶柱子中间了。我快死了，要回到我的殷人先祖那里去了。”

七天后的早晨，穿上寿衣的孔子回光返照，精神忽然兴奋起来，清晰地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周公来接我了。”

这时的孔子似乎已没有一点痛苦了，他端端正正地躺在病榻上，低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圣人留下这最后一句话之后，慢慢地闭上了双眼，离开了人间，享年七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