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毕生心血创立儒学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开创儒家学派

早年的艰辛生活使孔子成熟起来，在他十五岁时，就立志苦学，想用个人的奋斗来改变当时自己的“小人儒”的地位。在三十岁之前他已经有了很丰富的古代典章、礼仪方面的知识，所以他说自己“三十而立”。但他的职业依然是很低贱的。

到了晚年，孔子最后回到了鲁国，他除了偶尔对现实发表一些议论外，基本是只发言，不行动，他将精力主要用在了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此前周游列国时的收徒讲学，最终使孔子学派日益壮大。

孔子在当时适当地吸收了老子对礼制的一些见解，但又摒弃了老子思想中的消极成分。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孔子加以吸收、改造和创新，早期的儒家学派终于诞生了。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

《汉书·艺文志》对于诸子的起源有过清楚的论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不难看出，这些学派的起源都起源于官。这些官虽然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但目的与功能都不外乎为统治阶级服务。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道德问题说到底就是个礼制问题。换句话说，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具体过程也并不简单，他的思想来源不只是老子一人。鲁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孔子的祖先是殷商的贵族，作为殷遗民在周初迁到了宋地。后来又经过了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后，在孔子出生时，他的家族已经没落，但是因为有遗传的因素，孔子身上还存留着殷遗民中儒者的气息。

由于孔子少年丧父，家境凄凉，所以，早年不仅得到严格的生活锻炼，而且也有机会继承殷商遗民中儒者世代相传的职业，帮人主持丧葬礼仪。

儒家学派的创建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孔子在垂暮之年总结自己的思想进程时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可见，孔子在年轻时就有了远大的志向，但他一生中的挫折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儒家学派的出现应该是孔子晚年的事情了。

孔子的儒学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儒家思想一直是汉族及中国其他民族等民众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

“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它们一直是指导绝大部分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意识规则。中华民族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气质，也是在儒家的教化下逐渐形成的。

儒家思想规定了我国文化的特质，造就了我们民族的风骨，塑造了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面貌。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的巩固、发展和延续都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

把道德作为遵礼的标准

从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502年，这十四年间，孔子一面教导弟子，一面上下求索。从“四十而不惑”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走向成熟，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这一时期，孔子在理论上的最大成就，就是用“仁”对“礼”进行改造，提出并完善了他的“仁学”理论。

对于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孔子最赞赏的是周礼，认为它综合了夏、商之礼的优点。

在孔子看来，周礼不仅继承了夏、商之礼的许多形式和“亲亲”、“尊尊”的核心内容，而且大大增加了夏、商之礼所缺乏的道德理性精神，把“有德”、“无德”作为遵礼与否的主要标准。

孔子顺此前进，进一步阐发和弘扬礼的道德性，用“仁”对礼进行改造和充实，从而把礼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仁”字在孔子以前的文献中已经出现，是一个从“亲亲”、“尊尊”引申出来的爱有等差的道德观念。孔子的仁的理论丰富了仁的内涵和外延。仅在《论语》一书中，谈仁的条目就有一百多处。

一天，子路、子贡、颜回一起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什么是德？如何做仁德之人？颜回开门见山地问：“老师，什么是仁？如何做到仁？”

孔子严肃地回答：“克制自己，恢复周礼，就是仁；以周礼为标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就可以做到仁了！”

子路问：“老师，什么是德？怎样做才算是崇尚道德？”

孔子答：“思想不走邪路，对国家尽忠、对父母和长辈尽孝、对他人讲仁和义，这便是德；自己在道德的范畴内做人、做事，用道德规范自己，并用道德教育百姓、处理政治和人际关系，这样做就可以说是崇尚道德了。”

子路又问：“譬如，我若当将军带兵打仗，不妨让子贡、颜渊做我的校尉，鼓角齐鸣旌旗飘扬，攻城必克，夺地必取，百战百胜。老师，我如果能做到这样，能算个有德之人吗？”

孔子回答：“武夫，勇敢的武夫而已！”

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奴隶的解放和社会各种关系的调整，人的价值和尊严越来越受到一些先进思想家的重视。孔子首先赋予仁以普遍人类之爱的形式。这个人是泛指社会上不分等级贵贱贫富的所有人，包括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

当然，对所有的人都爱，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这一提法本身所包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却是不容忽视的。这样，孔子的“仁”又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即所有人都从“爱人”的原则出发，从积极方面讲，要帮助别人立起来和发达起来；从消极方面讲，是不要把自己厌恶的东西推给别人。

表面上看，孔子的“仁学”超出了“亲亲”、“尊尊”的旧观念，但实际上，他的“爱人”仍然是从“亲亲”、“尊尊”当中引申出来的。

孔子认为，尽管孝悌反映的是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但却是培养仁的土壤。很难想象，一个连父母兄长都不爱的人还能去爱别人。所以，当他的学生宰予提出改革传统的三年守孝为一年守孝时，孔子十分反感。

孔子把孝悌看成“仁”的根本，反映了他对周礼所体现的传统道德观念的继承。把“仁”运用到政治领域，就是孔子的全部政治学说，就是德政或德治。这一学说，后来被孟子表述为“仁政”。

这是孔子对周公“敬天保民”政治思想的发扬光大，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内容。

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是重视人民，关心百姓的疾苦。他认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是合理的，但必须限制在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过上温饱的生活。

他对郑国执政子产十分赞扬，说他有君子之风。其中重要的就是“他养育百姓施行恩惠，他役使百姓合乎义理”。他主张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基本要求，对百姓以道德教化为主、以镇压刑罚为辅。

先使百姓富起来，然后加以教化，从而使国家富足，兵力强盛。孔子的重民思想被后世学者概括为“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仁”就是爱人，正是孝悌亲情的延伸与逻辑推理，在他看来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既把“孝悌”看成仁的根本，同时又赋予“仁”许多新的内容，几乎所有美好的德行都被“仁”涵盖无遗。

孔子的仁学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尊严、人格价值做了充分的肯定。

任何平凡的人通过自己不倦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都会成为道德高尚、通达事理的人。反之，如果人们放弃个人努力，违背理性，舍弃道德追求，就与禽兽相去不远了。

提倡施仁政以德治国

孔子还提出对统治者个人修养的要求，要求他们“率己正人”，做社会的表率、百姓的榜样。

一天，弟子们就仁德方面的学问又向老师请教。子贡首先提出问题：“老师时常教导我们，要学好本领，为治理好国家出力。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

孔子郑重地说：“以仁德治国，便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治理好国家。”

公冶长问：“为什么靠仁德能治理好国家？”

孔子说：“一个国家若以仁德治国，执政者自身必须是德行高的仁义之人，能用仁德教化、安抚、动员、使用百姓。相应的，就会依据周礼为国家制定出好章程，选用贤明大夫，各级官吏精心为百姓办事。这样，就会政通人和、内部安定、国富民强。”

子路问：“我所知道的是，许多国家的君侯和要员都是崇尚武力，废弃礼仪，排异害贤，三皇五帝到如今，何人以仁德治国？提出以仁德治国，在本源上有何依据？”

孔子说：“仲由啊！你曾多次与同学讨论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但你没能从根本上思考我提出的以仁德治国的主张，这叫数典忘祖呀！”

孔子批评子路之后，严肃地向弟子们宣讲：“要说依据，应追溯两个方面：其一，记载尧、舜禅让事迹的《尧典》、《舜典》和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是以仁德治国的文字依据。其二，从实例上讲，也不乏以仁德治国者。据传，尧曾任用四位贤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掌管四季农事安排，制定历法，实施利于民生的政令。他还通过询问四岳的尊长，请他们举贤。四岳尊长一致推荐舜，尧认定舜有仁德之贤，对其考察四年之后，定为继任人，命他摄位行政，帮助办事，而不让自己不贤的儿子继位。

“舜六十一岁继位后，巡行四方，依掌握的真凭实据，接连消灭了鲧、共工、兜和三苗四个凶恶的坏人，为民除了‘四害’。他还学习尧禅让的做法，精心治理民事，考察贤人，年老时选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后禅位于禹。

“禹以勤政为民著称。在治水十三年中，三次经过家门都没回家去看看。他用自己勤政的行为为黎民百姓改善了生活的环境。尧、舜、禹皆贵为天子，但他们都节衣缩食、深居简出、不图享乐、为民着想，他们不愧为以仁德治国的先贤榜样！”

闵子骞问：“既然如此，我们怎样做才能真正学好、用好仁德？”

孔子恳切地回答：“要学好、用好仁德，必须讲忠恕，以宽容、善良之心处事，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的德治，其实质是人治。大体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首先解决治人者自身的德行修养问题，二是解决治于人者的问题。

“德治”是治理者的内在德性、人格修养在国家治理中的体现，即所谓的儒家理想人格的最终目标：“内圣外王”之学。

在孔子那里，“内圣”与“外王”是相对统一着的，其原因在于远古原始传统本以源于宗教巫师的氏族首领本人的典范风仪、道德规范来进行等级统治，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客观法规比较起来是次要的。因此，就有了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割据，王室衰败，礼崩乐坏，中国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社会关系发生激烈的动荡，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和“吾从周”的向往。

做仁人君子的楷模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一个经常性的问题迫使他不断思索：培养自己的弟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并进而从事对社会的改造？经过不断的探索，这时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理想的人格楷模，那就是做一个仁人君子。

在孔子看来，仁人君子不仅要有宏远的理想和对于这种理想的执着追求，而且更要通过长期不倦的自身修养实现崇高的君子人格。这种仁人君子忠于自己的理想，相信自己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仁义的原则。

孔子认为，先义后利，利必须符合义是君子的价值取向。先利后义，攫取不义之财是小人的本性表现。孔子心目中的君子还必须言行一致，使自己的思想既能正确地指导道德实践和政治人生方面的活动，又能使这种活动带来预期的结果，达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他认为君子的言论必然能够切实可行。

不过，孔子也看到，由于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有时判断并不准确，看来是正确思想指导下的行动也不见得带来预期效果。所以君子必须谨言慎行，多做少说或光做不说。

因此，孔子既反对夸夸其谈，自吹自擂，言而无行，言过其行，要求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切切实实干出成绩；又反对顽固不化，盲目蛮干，不撞南墙不回头，明知不对也硬干的作风。要求君子谨慎求实，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言行，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

那种说了就信守不移，干起来死不回头的做法，表面上看似乎维护了自己言行一致的形象，实际上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蠢行，不值得提倡。

总之，君子一定要敢于坚持真理，也必须随时修正错误。要求君子尽量与社会上的各类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广泛论述了君子与国君、朋友、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人相处的关系，特别强调“礼”对这种关系的约束。

这就要求，对亲族包括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要厚道，对国君和上级不僭越、不献媚，对下级不盛气凌人和威胁利诱。成全别人的好事，不去促成别人的坏事。

因此，他非常赞赏晏婴“和而不同”的见解。他说道：

君子追求和谐而不盲目附和，小人盲目附和而不追求和谐。

对自己的学生，孔子从不要求他们事事附和，亦步亦趋地跟在自己的后边做应声虫，而是希望他们对自己的学说、思想随时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对自己最钟爱的弟子颜回多次赞扬，对颜回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从来未向自己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

孔子并非要君子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性而事事与别人作对。在不与恶势力、错误观念同流合污的前提下，在“和而不同”的原则基础上，他要求君子尽量与社会上的各类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一次，子贡请教：“君子也有所憎恶吗？”

孔子说：“有憎恶：憎恶张扬别人坏处的人，憎恶居下位而诽谤居上位的人，憎恶勇敢而无理的人，憎恶果敢而顽固的人。总之，只要在礼所约束的范围内，就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尽最大努力建立一个和谐、亲善的人际关系。”

对于孔子的观点，卫国有个叫棘子成的大夫很不理解，他说：“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就可以了，何必讲究文采呢？”

子贡根据孔子的理论反驳他说：“你这样谈论君子，真是太遗憾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文如同质，质如同文，文和质一样重要。假如去掉了毛，虎豹的皮与犬羊的皮也就很难区别了。”

孔子以君子自居，他除了注重自己的品格修养外，也十分注意以礼来规范自己包括饮食起居在内的一切活动，使自己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之间都符合礼的要求。

《论语·乡党》较集中地记载了孔子的举止风度：

国君召见时，孔子不等驾好马车就先步行走出去。他步入朝廷大门时，恭敬谨慎，像是没有容身之地似的。

他不在门中间站立，进门时不踏门槛，经过君主的座位时，面色矜持庄重，脚步也快。说起话来，好像气力不足似的。

他提起衣摆升堂，恭敬持重，紧屏呼吸，就像不喘息一般。由朝堂出来，走向一级台阶，脸色才舒展开来，表现出怡然自得的样子。下完台阶，快步向前走，就像鸟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又显得恭谨有礼了。

上朝，国君不在场，同上大夫谈话理直气壮；同下大夫谈话，和颜悦色；国君在场，他局促不安，小心谨慎。

鲁国国君召见孔子，让他接待宾客，孔子脸色变得矜持庄重，脚步也加快起来。他向站立两旁的人不停地拱手作揖，衣裳向前或向后摆动着。

宾客辞别后，他一定向君主回报说：“宾客已走远了。”国君赐给孔子熟食，他一定摆正坐席先尝一尝。国君赐给生肉，他一定煮熟供奉祖先。国君赐给活物，他一定要养起来。

侍奉国君吃饭，在举行饭前祭礼时，他要先尝一尝。出使邻国，举行典礼时手执玉圭，恭敬谨慎，好像举不起来似的。向上举，像是作揖，垂下来，像是在交给别人。

面色庄严，如同作战一般。步履密小，好像沿着一条线走过。在赠献礼物时，和颜悦色。私下会见时，轻松愉快。孔子也十分注意与乡人交往的礼节，和本乡人一道饮酒，出去时先让老人，然后自己才出去。

在乡人举行迎神驱鬼仪式时，他一定身穿朝服立于东阶之上。看见穿丧服的人，即使平时关系密切的，也一定变得严肃庄重。看见当官的和盲人，即使平常彼此熟悉，也一定有礼貌。乘车时遇见穿丧服的人便把身子微向前俯，遇见背负图籍的人也是如此。

孔子对个人的饮食起居也一丝不苟。坐席放得不正，他不坐。吃饭时不说话，睡觉前不聊天。在吃饭时，即使是粗食菜羹，也一定拿它祭一祭，而且一定要像斋戒时那样虔诚。孔子上车时，一定先端端正正地站好，然后拉着车绥上去。在车内，不回头看，不很快地说话，不用手指指点点。

孔子的风度举止似乎有一些刻板、迂腐之嫌，但在孔子本人却是诚心诚意，出自本心，丝毫不存在虚伪做作之态。他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给别人做榜样，树立一个儒者君子之风的典范。

孔子自己身体力行，以君子自律，以培养一批具有君子人格的学生为己任，希望在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改革潮流中，实践自己的理想，成就一番震古烁今的事业。

以哲学思维倡导中庸

孔子在周游中大量接触各国政要，广泛结交各类人士，深入了解各诸侯国的政情民风，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阅历，进一步增长了知识，完善和深化了自己的理论学说。“中庸”是孔子的重要理论之一。他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啊！老百姓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中庸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中庸的意思就是使事物矛盾对立的双方都在一定限度内发展，从而使事物保持自己质的稳定性，永远处于一种统一和谐的境界。

孔子意识到了保持事物质的稳定性的重要性。孔子看到，在社会生活中，君臣、臣民、官民、列国、父子、夫妻、兄弟等，都是对立的一对矛盾。为了保持彼此之间统一和谐的关系，彼此的行动都要有一个“度”，超过或不足都会破坏这种统一和谐的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讲，孔子的中庸就是保持事物质的稳定性的理论和方法。中庸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任何事物在其内部矛盾发展到改变其性质之前，都必须保持其统一和稳定，正确地把握和运用保持事物统一的理论与方法就有积极意义。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和农民作为两大对立阶级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尚未充分发展的时候，这两个阶级的斗争无论多么激烈和残酷，都不会同归于尽，迎来一个新的社会。因此，协调两者的关系，使地主阶级进行剥削但不过量，使农民接受可以忍受的剥削而不反抗，就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不过，孔子的中庸理论过分强调维持事物稳定性的重要意义，不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质的飞跃、旧事物的消灭和新事物的诞生，显示了其狭隘和保守的一面。他希望以中庸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当时一切政治与社会的矛盾。

在君臣关系上，他一方面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要求维护和加强君权，另一方面反对君主专断，要求尊重臣权，使臣子有独立的人格匡正君主过失和革除积弊的权力。

在官民关系上，他要求统治者对百姓实行宽猛相济的统治术，既考虑百姓的要求，为他们创造必要的过得去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又要对百姓反抗剥削压迫的行动进行强力镇压，决不手软，决不姑息成患。

他赞扬子产的为政方针说：

多么完善妥善啊！政治太宽老百姓就怠慢非礼，怠慢非礼就应该以苛酷的刑罚加以纠正；刑罚苛酷必然使百姓受到残害，这时就应该实行宽厚的统治方法。以宽厚缓和苛酷，以苛酷纠正宽舒，就可以达到政通人和了。

在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上，孔子针对当时王室衰弱、诸侯争霸、夷狄交侵的现实，要求大国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以盟会的方式维持列国之间的平衡。他之所以对齐桓公和管仲由衷地赞扬，就是因为他们在实现齐国霸业的同时维护了周王室的地位和列国的稳定。

在个人道德修养上，他要求人们，特别是君子应把两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品格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使之处于一种完善的标准状态。

子路问：“贫穷而不去巴结人，富有而不骄傲自大，这种人怎么样呢？”

孔子说：“当然可以，但是还不如贫穷而仍然快乐，富有而尚好礼节。”又说：“君子矜持而不争执，就会疑惑不决。”

谈到奢侈和节俭，孔子说：“奢侈就会不恭顺，节俭就会寒碜。与其不恭顺，宁可寒碜。”

孔子的学生对他的评价是：“温和而严厉，威严而不凶狠，谦逊而安详。”总之，孔子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要求对每一种品格都能把握一个恰到好处的“度”，这就是一个君子的形象。

在处理人伦关系上，孔子把中庸与礼联系起来，实际上既讲等级尊卑，要求每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僭越、不凌下，同时又调和、节制对立双方的矛盾，使不同等级的人互敬互让，和睦相处，使整个社会和谐地运行。

孔子中庸学说和礼学的真谛在于，礼的应用，以和为贵。

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种治国的艺术、处世的艺术和自我修养的艺术。中庸学说推进了礼学的深化，并使孔子的正名说向前发展了一步。其中心目的不外乎要求人们正视自己的等级名分，一切都在礼的框架内活动，以求得上下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的安宁。

不迷信尚未认知的世界

天地鬼神的观念从原始社会时期产生以来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国家最大的事情有两个，一是祭祀上帝鬼神，二是从事征战攻伐。所以，能沟通人神关系的官吏巫、祝、卜、史等就具有很高的地位。

统治者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占卜一下，看看吉利不吉利。当周武王指挥的大军在牧野大败商朝军队，朝歌危在旦夕，商纣王死到临头时，他还大呼小叫地胡吹自己从天受命为王，天帝会保佑他的性命。

不过，从西周建国以后，周公从商纣王的灭亡中开始怀疑天命的可信程度，提出了“敬天保民”的主张。认为能否保住自己的政权，关键在于统治者有没有德，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败，天帝的权威也进一步没落。当时不少进步的思想家尽管还没有正面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却肯定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对某些自然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已有所认识。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孔子提出了自己进步的天道观。

一方面，孔子并不直接否认天命的存在，甚至赋予天某些人格的特征。他说：“上天赋予我圣德，如果得罪了上天，便没有祈祷的地方了。”

另一方面，他又赋予天以自然的属性，使之具有某些自然法则或事物规律性的含义。

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他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意思是说天不干预自然界的发展变化。这显然是受了老子“天道无为”思想的影响与启发。孔子进而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对于鬼神的问题，孔子也表述了大体与天命问题相同的见解。由于时代的制约和孔子本人对孝悌观念的重视，孔子也不从正面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采取了“敬鬼神但要远离它”的态度。

在《论语》里，孔子认为：鬼神道与人道，还是有差别、有距离的。最好是各安其道，不要搅和到一起。尤其对从政的人来讲，把政治与宗教搞到一起，非得失败不可。所以，敬而远之比较好。

至于一般人，如果你连人道的事情都还没搞清楚，却要去盲目探究深层次的鬼神道的问题，只会把自己弄得更加迷乱，自找麻烦。

同样道理，如果你对当下“生”的现象不清楚，那你也没办法了解将来“死”是怎么一回事。你不能清醒、坦然、喜悦地面对“生”，那你也就无法清醒、坦然、喜悦地面对“死”。而唯有对生与死，都能做到清醒、坦然和喜悦的人，才有可能超越生死。

另外，孔子对社会上的一些怪异、暴力、昏乱、神秘的现象也多不谈论。因为它们很容易迷惑一般人的心智。所以，在《论语》里，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说法。

孔子教导人们修行注重从当下的事做起，从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做起。用佛家的话讲，他教的是心地法门，走的是智慧解脱之路。你如果对人生的现象了解透彻了，其他的事，自然就会豁然贯通。

平淡是真，平常心是道，道在平常日常间。只要我们的心态，能变得日趋平常、平淡，那么，在哪里，都有令我们悟道、得真智慧的契机。

这是因为，当时的孔子还难以产生明确的无神论观念，另外，他又感到鬼神对人事的干预并不明显，事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的主观努力。因而，他对鬼神就采取一种似有若无的态度。

在孔子看来，那是一个未知领域，肯定其有或无都不是说得清楚的，所以倒不如采取回避态度，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政事、教育和人自身的能力培养和道德修养上。

因此，只要别人不提出疑问，他自己从不主动谈论怪异和鬼神。即使弟子们提出鬼神问题，他也不作肯定的回答。

有一次，子路请教怎样侍奉鬼神，孔子回答说：“人还未能侍奉好，怎能谈得上侍奉鬼神呢？”

子路又问：“我还想冒昧地请教一下，死是怎么一回事？”

孔子说：“生尚且不知，何以谈死呢？”

孔子的鬼神观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之一，它不仅影响了儒家学派的非宗教化倾向，而且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从而使宗教势力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占据不了主导地位。

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念，积极向上，奋发努力，勇于进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人力而听天命”，纵使达不到目的，也不给自己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