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社会

我想在其中指出，一个人是如何能够从被认为是神圣的文学转入行动的，尽管这依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行动。——萨特

拒领诺贝尔文学奖

从1962年起，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和外交斗争形势以及西欧各国所面临的社会危机，萨特在一系列事件中都表现出同共产党一致立场，于是，他开始恢复了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1962年6月1日至24日，萨特与波伏娃再度去波兰和苏联，并与翻译列娜·佐尼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访问期间，见到了许多著名的苏联作家，如西蒙诺夫、费定、沃兹涅先斯基、爱伦堡等。并且受到了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的接见。

7月9日至14日，萨特再次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和平和普遍裁军大会，在会上以《文化的非军事化》为题发言。在发言中，萨特批判地考察了“冷战”时期的西方文化，并以奥地利伟大作家卡夫卡的文学作品的遭遇为例，论证文化已蜕化为政治和军事冲突的附庸。萨特最后说：“我是属于现实主义作家的范围之内的，因为我不能想象会有一个毫无现实意义的文学存在。”

多年来，萨特咀嚼着卡夫卡的这句话：“我肩负着一项使命，然而并没有人赋予我这一使命。”

但萨特又产生了更大的疑惑：“我为什么会写作？究竟是什么支配我写了那么多作品呢？”

为了彻底弄清自己与写作之间的关系，早在1953年，萨特就有了写一部自传的打算。1954年是萨特与共产党最接近的时期，他被抛入到行动的环境中，成为另一个新世界的皈依者，这种巨变使萨特突然领悟了他以前一直没有发现的、支配着他的写作生活的某种神经症。于是，他当即开始了自传的写作，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一次严酷无情的精神分析。

由于不想以不成熟的面目示人，萨特将这一年写成的初稿束之高阁，直至1962年又一次对此书进行修改推敲，加工润色。

1963年年底，萨特在刚刚度过圣诞节后，又去莫斯科参加“国际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在会上，他发表了论小说的发言。

1964年1月，以随笔形式写成的童年自传《字句》出版了。

《字句》只写了萨特从1905年出生至1917年共12年间的经历，他要在这短短12年中挖掘出他与文学的姻缘，也就是他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因此萨特并没有去写一些逸事趣闻，而是用日益娴熟的存在主义批评方法对自己进行深刻、精细的剖析。

在自传中，萨特把自己放到童年生活的特定环境之中，入情入理地指出他在何种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而他的童年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成年。

萨特顽固地认为，自己之所以选择了写作作为终身职业，主要是因为童年时过于迷信文学的力量。这种“神经官能症”来源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使他养成的强烈表演欲、自命不凡感；而由于寄人篱下的处境，他又急于寻找一个存在的理由——他终于把文学变成了某种绝对的东西，相信自己是为写作而生。

而今，萨特终于发现这种文学神话不过是一种虚幻，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常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一样，字句在他眼中渐渐丧失了原有的魅力。对一个饥寒交迫的人来说，它不如一块面包和一件衣服，它也无回天之力去救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

旧的神话破灭了，写作不再是普度众生的英雄行为，剩下的余生又如何安排呢？正是为了不使这部自传的调子过于低沉，萨特没有更早地发表这部作品。他必须有勇气带着童年，背负着社会存在加于他的重荷去面对未来，而不能在悲观颓丧中消沉下去。

《字句》一出版，这本篇幅不长、印制粗糙的书立刻被抢购一空，评论界尽管在具体问题的理解上有所争议，但达成了一点共识：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在半年之内，这本小小的书一直居所有畅销书的首位。有专家指出《字句》堪与古往今来最经典的自传作品相媲美。而萨特那已经81岁高龄的母亲安娜对这本书作了最有意思的评论，她说：“保罗对他的童年时代其实什么也不懂。”

1964年10月22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是：“《字句》这部辉煌的著作表现出萨特那种精练、尖锐的创作风格已经到达了巅峰状态，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萨特可能成为本年度诺贝尔奖得主的第一次暗示，出现在10月15日《费加罗报》的一条消息上，说萨特已经成为诺奖提名候选人。萨特当即写了一个简短声明刊登在10月22日的斯德哥尔摩的报纸上，表示他将不会接受这个奖：“由于个人的原因，我不愿意出现在万能的荣誉者的名单上。”

而当萨特真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时，他正和波伏娃在巴黎14区的“东方酒店”吃饭。这时，记者们出现了，告诉他已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奖。

萨特皱着眉头对波伏娃说：“我实在是弄不明白，为什么瑞典皇家学院不理会我的婉言谢绝？”

萨特当即起草了一个声明，表示他拒绝领受此奖，它将被译成瑞典语在斯德哥尔摩宣读，而法新社抢先公布了法文原件。

在声明中，萨特陈述了自己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

我的拒绝并不是什么仓促的突然行动，我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读者产生一种压力。

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目前文化战线上存在的唯一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和平共处而斗争。

我知道诺贝尔奖金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奖金，但现在人为地成了这样一种奖金，客观上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的荣誉。

如果我接受了诺贝尔奖金，或许就等于被收买了。

拒领这样一个世界最重要的奖项，使萨特再次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记者们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他只好躲到波伏娃那里，然而母亲打电话来，抱怨说她一刻也不得安宁，门外等候着一大群记者。

不久，记者们已经猜到了萨特的行踪，于是，波伏娃公寓的门铃开始没完没了地响。

萨特只好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寓所，成群的摄影记者跟在后面，还有一辆电视摄像车，尽管萨特一言不发，他们还是一步不离地跟着他到寓所。

他不得不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我希望我的书能由那些想读我的书的人，而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人来读，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

但记者们毫无去意。当萨特跨进门的时候，他回头对仍然不肯罢休的记者说：“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一个常年在他公寓旁开着一家肉铺的妇女同情地说：“萨特先生真可怜！前年是秘密军队组织，如今是诺贝尔奖，他们总不让他清静！”

新闻界不满意萨特在声明中所做的解释，人们企图自己猜测出他拒绝的真正原因，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指责萨特是因为好出风头才特意安排了这一切；有的暗示说他拒绝领奖是因为卡缪先于他在1957年得奖；有的说他不去领奖是因为害怕波伏娃妒忌；还有人说心比天高的萨特是出于骄傲而拒绝所有的荣誉；更有甚者，说萨特早已腰缠万贯，所以根本不把这点奖金放在眼里……

而许多素有名望的人也对萨特此举持否定态度。作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认为萨特根本没有资格获得这一荣誉：“评委捧上天的是一位西方掘墓人”；安德烈·布勒东则声称萨特此举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拒绝使东方集团的宣传得了一分。”

萨特在苏联的作家朋友们也对他这种姿态表示出不理解：“当萨特为帕斯捷尔纳克在肖洛霍夫之前拿到诺贝尔奖而感到遗憾时，他就站到了斯大林主义一边，这是为这些自由主义者所无法接受的。”

最让萨特啼笑皆非的是一些穷人给他的来信，他们众口一词地写道：“把你拒绝的钱给我吧！”

一般人倾向于把拒领诺贝尔奖理解成由萨特的某些个人原因造成，右翼分子们更对此借题发挥。不过，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赞赏这一气度不凡的举动的。

青年学生尤其对萨特拒领诺贝尔奖表示支持，他们说如果萨特去领了这个奖，无疑会让他们大失所望。如今，萨特是他们心目中最值得尊敬和崇拜的大师，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散发着魅力与魄力。

直至数年后，“拒领诺贝尔事件”又出现余波，有谣言说萨特授意其他人去补领这份奖金。萨特当即出面否定了这一说法。

拒领世界上级别最高的一种荣誉的确是一件颇招争议、令人费解的事，它也成为萨特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

继《字句》之后，萨特于1964年发表了《境况种种》第四、五、六集。这三本文集分别收集了自1948年至1964年短文共33篇。其中包括纪念彭迪、卡缪、纪德和尼让等人的文章。

反对美国侵略越南

进入1965年，萨特继续创作、发表《境况种种》第七集，并改编古希腊悲剧作家欧利庇特的作品《特洛伊城女人》。

而就在这时，美国总统约翰逊决定大举干涉越南事务。

2月7日，美国人以一艘驱逐舰在东京湾被北越鱼雷快艇所袭击为借口，出动空军轰炸北越南民主共和国，强迫南越乡村农民集中到“战略村”，残酷镇压民族解放阵线的正义斗争。

随后空袭逐步升级，一场把越南人和美国人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战争开始了。美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越南南、北方的统一，从而保住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

萨特一方面继续创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斗争，热情地参加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的社会活动。

早在年初的时候，美国康纳尔大学邀请萨特去那里举行关于福楼拜以及哲学的5场学术报告，萨特接受了。然而随后所发生的一切使萨特感到自己不应去美国。美国人无理干涉越南人民的自决权利让萨特深恶痛绝，他决心做他所能做的一切来反对这场侵略战争。

到了3月，越南形势继续恶化，促使萨特联合意大利学者发起了一个欧洲知识分子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的组织，接着，他就在对法国《法兰西观察家》周刊记者的谈话中，说明了自己拒绝前往康纳尔大学讲学的理由。

然后，萨特当即写信给康纳尔大学说明自己拒绝去美国：

因为越南战争的局势越来越严峻，而自己作为一个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的欧洲作家，此刻不可能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入美签证。如果他去了，那么不管他在那里说什么，第三世界的人都将指责他，因为人们是不到敌人那边去的。

起初，美国的左翼人士因为萨特的“变卦”而批判他：“这是背弃！让我们丢脸！”他们认为萨特应该对那些对他期待已久的人负责。但慢慢地他们开始理解并赞赏萨特的决定，并承认拒绝邀请所造成的影响比发表大量讲话还大。

越来越坚决地投入到反战斗争中的美国人如是说：“他一直对我们非常有用，这是一个榜样。”

不久，就有20位美国作家以萨特为榜样，拒绝了白宫对他们的邀请。

但越南战势却愈演愈烈。4月，第一批美国陆战队在南越登陆，17个国家呼吁停止战火，举行和平谈判。

4月18日，萨特在登载于《团结报》上一封致意大利革命者的信中，鼓舞他们参加意共领导的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他在信中说：“越共应该成为合法的越南人民代言人，不管其形式如何。”

萨特还热情地赞颂意共在波伦亚组织的争取越南和平的集会和游行，他对记者说：“这是在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全部事件的重演，我希望美国知识界取得比他们的法国同行当年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更大的成功。但即使他们没有成功，示威也不会是徒劳无功的，你们的示威是在不负责任的人们正在全世界使你们的国家蒙上丑恶形象时进行的……”

10月6日，萨特在意共组织的一次集会上说：“一个真正的先锋队不能只局限于使用语言，而是在写作中创造它。创造语言，而不是单纯地应用它；所谓创造语言，就是在创造过程中把它献给它的祖国……”

此刻，越南本土上不断发生的残暴行为和美国国内因这场战争引起的骚动激起了世界性的反对。在英国，以在哲学、数学、逻辑学等方面的非凡成就而闻名于世的93岁高龄的伯特兰·罗素同时是一位毕生献身于人类和平的社会活动家。这时，罗素感到决不可袖手旁观，他决定进行一场特别战争罪行审判。

罗素早年曾因介入古巴导弹危机，而成为反对核武器运动的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煽动反对征兵罪而入狱；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站出来和某种非议的势力较量一番，使各种政府在法庭上受到愚弄。

那么，有谁愿意为这次审判担任法官呢？尽管罗素对萨特的存在主义颇有微词，但他还是第一个就想到了萨特。

为了进一步把反对越战的斗争推向前进，萨特和波伏娃毫不犹豫地同意担任罗素法庭的成员，开庭的目的不在于确定美国是否犯了战争罪——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是想要在全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引起公开的反对。

11月，罗素国际战争罪行审判法庭问世，立即着手对发动越南战争的主要战犯的罪证进行调查。被法庭列为战犯名单的有：美国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法庭坚决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斗争。法庭声明说：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切抵抗行动都是正义的，算不得恐怖行为。

但问题是：很难找到一个愿意做这次审判的东道主的国家。因为欧洲许多国家政府怕得罪美国。英国工党政府公开声明拒绝北越人到英国的签证。瑞士政府也下令禁止法庭在瑞士的活动。另外几个国家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了。

在此期间，萨特于1966年9月、10月间前往日本召开了三次以“知识分子在当代的社会责任”为主题的讲演会，指出科学家应对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负责，不能听任战争贩子随意利用自己的科学成果去屠杀人民。而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促进社会进步、为人类造福、反对战争并投身于革命。

1967年2月至3月，萨特还来到埃及和以色列访问，试图调解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1967年4月，萨特写信给戴高乐总统，请求允许罗素国际法庭在巴黎开庭。戴高乐在回信中尽管很优雅地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但仍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萨特再次以其犀利的笔锋对戴高乐的做法加以剖析，他在对《新观察家》记者的谈话中说：“他称我为大师是想表示，他是在对一个作家说话，而不是对一个他不想承认的法庭主席说话。”

接着，萨特指出，政府曾经答应过同意法庭在巴黎设立办公室，而现在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美国的压力以及不想群众参与其政策的心理。

但是，萨特坚定地说：“找不到开庭的地方并不意味着这是一项不合理的事业，如果必要的话，法庭甚至可以在公海停泊的船上开审。我们所招致的困难恰恰奠定了法庭的合理性，这些困难只证明了一件事：即有人怕我们。为什么有人怕我们？因为法庭所代表的是一股国际性的正义力量，我们提出了任何西方政府都不愿看到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战争罪行的问题。”

最后，瑞典政府改变了初衷。因为这个国家的民主原则迫使它承认：拒绝这种法庭在那儿召开是违反宪法的。

1967年5月，萨特和波伏娃动身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罗素法庭的第一次开庭。

本次法庭由罗素担任名誉主席、萨特任执行庭长，南斯拉夫的杰出历史学家、法学博士和社会活动家德迪杰主持审判，而其他法官则包括德国哲学家和作家冈瑟·安德斯、意大利法学家巴索、墨西哥前总统卡登纳斯、菲律宾诗人赫南德兹、日本法律专家盛滨、物理学家松一佐方等。

而且那些瑞典的年轻人自愿义务承担起吃力不讨好的翻译、打印和复写文件等工作，让很多人为之感动。一时间，来自五洲四海的正义主持者们走到了一起。

5月2日，萨特在法庭致开幕词，他除了重申法庭活动的起源、目的和局限性之外，还论证了他的“合法性”观念，并且指出：我们的斗争，也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本身。

经过10多次秘密会议后，法庭正式开庭了。第一轮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美国是否犯有国际法所规定的战争罪？二、是否有以平民为目标的轰炸？如果发生过，又达到了什么程度？

第一个问题不容置疑，新闻报道对第二个问题更感兴趣。

法庭上的物理学家通过展示杀伤弹的样品证明：它们不是用来对付军事目标，而是专为屠杀居民而设计的；派遣到越南战场进行调查的医生和新闻记者，则用具体的数字和人员姓名证实了美国人故意选择麻风病患者聚居地、医院、学校和教堂作为轰炸目标，并且当场播放了幻灯片和录像片以证实。

最后，两位来自北越和两位来自南越的老百姓当场展示了他们惨不忍睹的伤口。

午夜，法庭进行正式判决，萨特宣布对美国起诉的这两个罪行完全成立，并详细陈述了这种裁决的理由。整个会堂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掌声。

第二天，《纽约时报》、卢森堡电台、法国电台对法庭的判决作了公正的报道。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这里，投向了这一群敢于进行正义的裁决的人们。

但是，美国方面却似乎对这次审判漠然视之。11月，萨特和波伏娃再次赶到哥本哈根，投入了第二次审判的筹备工作中。这次的议题有3个：一、美国军队是否使用或试验了战争法所禁用的新武器；二、越南俘虏是否受到为战争法所禁止的非人道待遇？三、是否有符合种族灭绝法定义的灭绝人口的趋向？

日本代表成功地证明了美国军队的确正干着灭绝种族的勾当。首先，他们以剥夺越南游击队的掩蔽物和食品为借口，把一种名为“绿叶剂”的有毒物品喷洒于森林、稻田、甘蔗田和蔬菜田中，正是这种“绿叶剂”导致了越南先天畸形婴儿数量的增加。

第二个证据是有关“战略村”的报道。在那里，家庭分裂，人们处于差得令人震惊的卫生条件中，过着完全非人的生活。

此外，美国军队对于密集人口区大规模的致命轰炸和有毒物质的喷射无不带有灭绝人口的意图。

在听了专家和证人们的发言后，萨特无法抑制胸间燃烧的怒火，他连夜赶写了《种族灭绝者》一文，以严峻的事实阐释了美国人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为什么应该被认为是灭绝种族的行径，并揭示出这种行为对于整个人类的危害，强烈地谴责美国总统、国务卿及国防部长等人为战争罪犯。

萨特的结论让绝大多数人心服口服，一直在此之前还对这一问题持保留意见的两位法官听完萨特的发言后，大受启发，失声叫道：“你使我们信服了！”

反战的情绪逐年增强，1975年，当战争结束时，《世界报》的记者问萨特，罗素法庭有什么意义？

萨特说：“正义的声音只要不泯灭，人类就还可以看到希望。它也证明了每个人既是他邻居的法官，又是他自己的督导。”

在这期间，萨特还坚持不懈地为维护人权、人的自由而斗争，他积极支持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的正义活动。

1967年4月，当他得知秘鲁作家雨果·布朗等进步人士惨遭秘鲁军政府迫害时，他热情地参加在巴黎互助大厅召开的支持秘鲁人民正义斗争的大会。

同年5月，萨特得知玻利维亚政府残酷镇压格瓦拉领导的革命游击活动，并逮捕在玻利维亚参加革命斗争的法国作家列吉斯·德伯雷，他积极参加了在互助大厅召开的声援玻利维亚人民斗争和抗议玻政府的血腥镇压。

9月8日，当《墙》被改编成电影时，萨特对《战斗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希腊政府的法西斯主义政策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政策。

渐渐地，世界各国的人民都认识了萨特那张四方脸、那个瘦矮的身躯以及他那独特的、如金属般刺耳的声音。哪里有不公正，哪里就会听到他的谴责。

而且公众进一步认识到：萨特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作家和哲学家的身份和地位，而成为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活动不局限于法国国内，他对世界上一切正义、进步的事业都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萨特在20世纪60年代中上期的社会活动，使他成为了法国最受世人瞩目、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左派领袖之一。他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正义行为，尤其得到越南人民的尊重。因此，当他1970年应邀访问越南时，受到了越南官方国家元首级的礼遇。

全力支持学生运动

1968年，法国现代史上发生了令人难忘的一幕。

经历战后近20年的社会动荡，法国与和西欧各国一样社会关系和社会道德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新的考验。劳工阶级和知识分子承受越来越重的压迫，迫切地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统治阶级想要继续使社会生活维持在旧的制度范围之内。

从1967年开始，萨特就预感到一场社会风暴即将来临，一再告诫左派势力“团结起来”，为击败右派的进攻做好准备。在对布鲁塞尔《观点》杂志记者让·克劳特·加洛谈到欧洲知识分子的任务时说：“知识分子不应该试图制订具体的革命计划，而应该确定的是原则性的东西，从事分析批评工作。法国左派的首要目标，是在一个共同的任务的基础上实现团结。”

1968年3月，萨特应友人、南斯拉夫作家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的邀请，前往南斯拉夫疗养。

3月27日晚，4名公立中等学校的男孩因为参加了一个反对越南战争的委员会而被捕。

4天后，巴黎大学第十分校南特大学一位名叫科恩·邦迪的学生领袖组织同学们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大楼，以示抗议。

随后几天，他们散发传单，扰乱课堂和考场秩序，要求反对越南战争、反对自己被迫服从的压迫。

南特大学校长果断地采取了关闭学校的办法，但学生们又转移到索本大学。索本大学校长干脆叫来了警察，警察发射催泪弹、挥动大棒驱赶学生，还逮捕了其中几名强硬分子。这是一个世纪以来警察第一次践踏神圣的学府。

这样一来，激起了学生们更强烈的反抗。巴黎中、高等学校教师联合会号召全体成员罢教；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决定在5月6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5月6日，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如期举行。很快，学生与警察冲突起来。学生们推倒了圣·日耳曼林荫道上的路障，并向警察投掷石块；而警察则用高压水龙头和棍棒对付他们，在警察局内，他们把逮捕到的学生毒打一顿后，扔进监狱。

矛盾进一步激化。5月8日，50000多名学生示威者挥动着红旗和象征着无政府主义的黑旗，高唱着《国际歌》从丹费尔特—罗歇路走向星形广场。他们的要求是：立即开放巴黎大学、撤回驻留在校的警察、释放被捕学生。

萨特刚刚返回法国，5月8日这天就与波伏娃、米歇尔·列里、科莱特·奥德里、雅克·拉冈等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对这次学生示威活动表示支持，呼吁“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从精神上或物质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所从事的斗争运动”。

5月9日，萨特签署一项支持学生运动的声明，他说：“学生们为摆脱异化的社会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可歌可泣的。这场席卷全世界的学生运动震撼了自称为‘福利社会’的西方国家，它是对于一切谎言的最有力的回答。”

5月10日，当警方拒绝释放被捕的学生，而教师和学生联合会决定在拉丁区筑起街垒以作为回答时，巴黎警察局局长用扩音器宣布：警方将奉命清除街垒。

不一会儿，警察向学生和群众发起了猛攻，他们用警棍肆无忌惮地殴打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即使他们躲进街道两旁的公寓大楼，警察们还穷追不舍。愤怒的人们开始用焚烧汽车的方式作为反抗，冲突进一步升级。许多试图来帮助学生的无辜的过路人也遭到了暴力对待。这就是令人震惊的“盖卢莎克街事件”！

一时间，居民们惊恐万状，社会舆论倒向学生一边，几乎所有有识之士都感到义愤填膺。

第二天，卢森堡广播电台就发出了萨特那坚定有力的声音：“这些年轻人不愿意有一个与他们的父辈们一样的未来，也就是不愿意有我们这些人的未来，这种未来证明了我们曾经是一些怯懦的人。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

人们很快把萨特的讲话复制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在整个拉丁区散发。萨特感到自己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这次风暴，但他无意退缩，并有些兴奋：他希望这场运动将震撼当局的统治，甚至把它打倒。

5月13日，由学生、左翼党派的领袖、工人代表团汇成50万示威大军从共和国广场浩浩荡荡走向丹费尔特—罗歇路广场。人们高呼“学生、教师、工人联合起来！”“要受欢迎的政府”……

拥有大学教师头衔的蓬皮杜总理赶紧下令打开索邦大学的校门，立刻，标语、传单、大字报和漫画贴满了校园。

5月20日晚，萨特和波伏娃等9位作家被邀请到索邦大学和学生们一起座谈，萨特和波伏娃无疑是学生们注意的焦点。“萨特要来了！”消息一传开，人们蜂拥而至，只能容纳4000人的阶梯教室里挤入了7000多人，而教室外的走廊上更是摩肩接踵、水泄不通。

波伏娃看到听众们处于一种激动、亢奋的情绪中，紊乱的场面潜藏着闹事的危险，她不禁为被学生们拥走的萨特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然而，当萨特的声音在教室里响起时，闹哄哄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

波伏娃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萨特首先毫无保留地赞成学生的行动，随后他提出自己的希望：学生们应坚守“你们创造的这种将打破一切既定制度的激烈的民主”。接着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向萨特提问题，萨特一直回答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萨特以激励人心的话语作为结束语，他说：“一种新社会的观念正在形成，这一社会将建立在充分的民主以及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结合之上。”

人们真诚地使劲鼓掌，掌声持久不衰。

此后，萨特以《新观察家》周刊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这次运动的主要学生领袖科恩·邦迪，他甚至试图为这些小左派分子在《现代》上开辟一块发表意见的讲坛。

学生们也常常来征询这位久负盛名的支持者的意见。

这场5月运动被称为是一场“萨特主义的”革命，这不仅因为这次运动的主体是几乎全都读过萨特的书、把他奉为精神领袖的青年学生们，而且因为在整个运动期间，萨特的态度始终是支持学生，利用自己的声望来对学生予以尽可能的帮助。

“五月风暴”震撼了法国人民对于民主、自主权等观念的意识，从而间接地导致了戴高乐在1969年4月27日的全国公民裁决中下台；并迫使政府接受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萨特首先表达了他对学生们改革教育制度的热情支持。

同时，“五月风暴”使法国的革命青年的斗争和工人的斗争在吸取了宝贵的经验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场运动代表的不是一代人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的危机，因而在法国甚至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比如1968年8月，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举行前夕，意大利电影界中的左派知识分子组织“意大利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就站出来反对电影节的各种制度和组织机构。

学生运动也影响到了西德的知识分子和舆论界。西德《镜报》记者古斯塔夫·斯德恩乔治·沃尔夫和梯德·威尔德在1968年7月中旬专门为此访问了萨特。

对于萨特而言，1968年学生运动标志着他晚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时起，他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社会活动，而只把一小部分精力放在著述上，只继续那些已经着手并即将完工的著述工作。

另外，《五月运动》的成果之一便是产生了许多种左翼报纸，如《人民事业报》、《我控诉》、《人民之声》、《一切》等。这些单页的地下报纸观点激进，专门暴露社会阴暗面，其影响日益扩大，因而被当权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它们由一些热情的左派分子在街头或大学校园里散发，而它们最忠实的读者是那些年轻人。

1970年，“无产阶级左翼”的力量日渐薄弱，面临解散的危险，而它的宣传阵地《人民事业报》正遭到步步查封。

4月，该报的两位主要负责人：青年编辑勒当泰克和勒布里斯突然被一辆警车押走。左翼分子请求萨特给予帮助。

尽管萨特不赞成这张报纸的全部观点，但还是被来者所提出的恢复暴力革命的希望打动了，他欣然同意由他接管《人民事业报》的主编工作。

6月，被捕的两位报刊领导人被分别判处1年和8个月的监禁，“无产阶级左派”组织也在当天遭到取缔。

为了表示抗议，学生们在拉丁区举行集会，警察进行了粗暴的干预，驱散了学生们，并通缉学生领袖。几天后，警方包围了承印《人民事业报》的印刷厂，厂主被“监督拘留”。紧接着，30名《人民事业报》的贩卖者被指控为试图重建“无产阶级左派”而被关进牢房。

第二天，《人民事业报》用大字号登出了新主编的名字：让·保罗·萨特。人们不敢相信，一时间议论纷纷。

这天傍晚17时30分左右，在蒙巴纳斯公墓后面的达盖尔街上，这是一条不太宽的人行道，道边的水果、蔬菜、奶酪、鲜花各摊前挤满了购物的人们。

人们看到一群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录记者围着一对双鬓已白的老人，那是萨特、波伏娃，他俩和其他朋友们钻进人群，一边大声喊道：“请看《人民事业报》，支持新闻自由！”一边手脚麻利地向带着购物袋的家庭主妇和正赶着回家的上班族分发报纸。

走过达盖尔街，他们又走上了勒克莱将军大道，这儿的人更多，有些人满脸狐疑，不愿或不敢伸手接递到眼前的报纸；另一些人则满不在乎地拿了过去；还有人高声喊着：“给我一份！”一群人开始围过来，人们兴奋起来，像过节一样。

一位年轻的、积极的警察走到萨特跟前，抓住他的手臂，从他手中夺过报纸。立刻，无数镁光灯闪烁，记者们已抢下了这个颇有新闻价值的镜头。

这时，有人高叫：“你逮捕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那位警察连忙松开手，但萨特依然跟着他走。

街上又有人叫道：“拦住那个贼！”

那位惊慌失措的警察赶紧跑步逃离了。萨特和朋友们这才转过身来，继续分发报纸。

人们被这滑稽的场面逗乐了，他们开始争先恐后地索取报纸。不一会儿，萨特他们就已两手空空，只好打道回府。

与此同时，卢森堡电台已经响起了萨特的声音：“请看《人民事业报》，它并没有被取缔，逮捕它的报贩是违法的！”

6月26日，他们再次行动。

这次的路线是从《人道报》报社对面走向斯特拉斯堡—圣德尼。这次，20多名《人民事业报》的支持者被一辆警车“请”到警局验证身份。

为了保护大家，萨特和波伏娃也走进了警察局。

经过一番身份验证，警察们立即作出了决定：释放萨特和波伏娃，而其余人必须留下。

萨特和波伏娃马上表示：他们俩一定将是最后离开的人。双方僵持了一小时后，几名便衣警察和一位上司赶到了，扣留的人被一小拨一小拨地释放了。

当萨特走出警察局大门时，早已闻讯而来的记者立刻把他包围住了。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的电视台记者都摄下了这珍贵而滑稽的场面。

《人民事业报》影响日益扩大，它的发行量明显上升。但政府还在顽固地进行弹压，时常没收报纸。《人民事业报》的支持者们决定再进行一次示威活动。

也许是有人走漏了风声，那天，当支持者们还刚刚聚集在印刷厂时，就发现街角已停了一辆警车。但他们决定不予理会，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他们的车和警车一前一后地出来了，不一会儿，他们的司机巧妙地把警车甩掉了。但更多的人知道消息后赶来了，其中包括从各家电台、电视台来的记者。萨特对记者讲了几句话后，车子径直开往马斯佩罗书店，在那儿3000份报纸很快被抢购一空。

下一个目标是“读书乐”书店，但那辆被甩掉了的警车又跟上了，不过其上的便衣警察们只是远远地跟着，并不上来干涉。

又放了几千份报纸在“读书乐”书店以后，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在街上发报纸。3个年轻人远离了大伙儿，一直深入到圣米歇尔大道，警察逮捕了他们。恰好另外几名同志目睹了此情此景，他们自愿和他们一起去警局。

得到消息后的萨特和波伏娃迅速赶到那家警局，他们身后簇拥着本国和外国电视台的记者，再后面是那辆一直跟着他们的警车。在警察局门外萨特对记者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讲话，一位警察则站在二楼上给跟来的几个人每一个都拍了照。

6位朋友很快获释。如此结局，似乎令警方很不甘心，当大家一块儿去饭店吃午饭时，那辆警车竟然又跟着到了饭店，但他们再不敢贸然采取任何行动。

此后，政府似乎也厌倦了这种毫无成果的争夺战，渐渐地，政府对于《人民事业报》的干扰停止了，该报终于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得以在报亭公开出售。不到半年，其规模、知名度和发行量都已今非昔比。

1971年1月，该报的支持者们成立了“《人民事业报》之友协会”，在成立大会上，当波伏娃谈起他们在3次散发报纸的过程中同警察打交道的始末时，听众们无不捧腹大笑。

萨特除了仍旧担任《人民事业报》的主编外，他还担任着两家左派报纸《人民之声》和《一切》的领导职务。他决定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保护这类较为激进的出版物免受政府查封或被勒令停刊。

此外，萨特还和许多左翼分子一起参加了旨在帮助在政府对左派分子的镇压中的受害者的团体——“红色援军”组织，他希望通过这个组织能把形形色色的非共产党左派组织联合起来。

萨特为“红色援军”创建了该组织的宣传刊物《红色拯救报》；为审判朗斯煤矿雇主的人民法庭起草并宣读对该煤矿恶劣雇佣状况的起诉书；积极支持政治犯们为争取改善服刑条件而进行的绝食抗议；领导了一次对一家汽车厂的接管运动……

随着萨特不断地投入社会实践，他越来越成为法国国内最有影响力、最引人注目的左派领袖。

出版《家庭中的白痴》

从1968年以来，萨特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活动。

人们总是看到他出席集会，发表讲话，签署声明、宣言、抗议书、出庭作证、递请愿书、会见记者、上街游行示威，会见左翼分子等，似乎他的主要精力已经不在于写作著述了。

因此，当1971年5月，萨特研究福楼拜的传记《家庭中的白痴——居斯塔夫·福楼拜》第一、二卷映入读者的眼帘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问题：这位天才兼斗士是如何能够一心两用：一方面马不停蹄地投入当代社会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却从最深的层面研究了一个19世纪的人物。

而不到一年，1972年，《家庭中的白痴》第三卷出版，前后3卷共2800多页，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文艺评论巨著。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创作力竟然如此之强。

其实，《家庭中的白痴》并不是短期内一蹴而就的。福楼拜一直是萨特最为敬仰的一个作家，还在萨特五六岁刚刚学会阅读的时候，他就对福楼拜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他曾反复20多次地阅读《包法利夫人》的最后几页，到后来竟能整段地背下来。

而且，福楼拜从10多岁就开始的创作生涯，一直就鼓舞着幼年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再一次细读了《包法利夫人》，对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20世纪30年代他重读了福楼拜的另一本著作《感情的教育》，深受启发，并连自己的成名作《恶心》中的主人公名字洛根丁也很接近于福楼拜作品中的某些人物的名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萨特进行了大量阅读，其中包括四大卷福楼拜的书信集，他发现：这位伟大的作家不仅是个胜利者，也是个失败者；他不仅是可敬的，也是可怜的，乃至可恶的。从此时起，萨特就萌发了以后要写一部他的传记的念头。

此后，萨特对于福楼拜的分析一直延续着，在《存在与虚无》中，他曾用一段相当长的篇幅拿福楼拜做例子来反对传统的心理学，并建立了“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重新评价福楼拜的文学创作活动的历史意义，但并没有认真地着手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1956年，法国共产党文艺评论家罗吉·伽罗第邀请萨特进行一次比赛，分别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一位著名人物，从而比较两种不同方法的优劣。萨特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福楼拜，这才促使他正式决定开始着手写福楼拜的一生。

1957年4月，《现代》杂志宣布萨特即将发表论述福楼拜的文章；接着在同年7月和8月，该文才最后确定以《家庭中的白痴》作为题目。但经历多年，萨特一直未能真正完成。这也说明了他本人在应用存在主义原则和方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

1960年后，萨特又反复多次断断续续地写论福楼拜的手稿，并强调他的批判方法是两方面的。

萨特说：

一方面要论证福楼拜如何通过他本人来使他的作品特殊化；而他的作品又如何把他本人普遍化；另一方面，要论证我们观察和分析人物和历史事物的理论基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

1964年，萨特又对记者佳克林·比亚杰说：“我研究福楼拜是因为他恰巧同我正相反。人们往往必须批判那些反对他自己的人。”

至1966年，萨特经历了多年的斗争和反复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才决定通过全面批判福楼拜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总结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并宣告同他所痛恨的“资产阶级社会”做最后决裂。

到此，萨特对福楼拜的研究才进入了哲学方面的深入。

因此萨特说：“《家庭中的白痴》其实花了我10年工夫，可以说，从《阿尔托纳的幽禁者》之后，我就致力于这部著作。”

《家庭中的白痴》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这是萨特最富诗意、最狂热、最重要的评传，它的产生是福楼拜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萨特是一位对各种体裁都能驾驭自如的作家，在小说、戏剧、文学评论等领域，他都收获不菲，但直至此时，人们才不得不承认：他也是一位为人作传的大家。

另外，萨特还为两个人特写过传记。

第一部传记是写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是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之一，他的名作《恶之花》发掘了恶中之美。是他首次把丑恶当作一种现实的存在方式和审美对象，而不仅仅把它看作道德谴责的对象，从而在文学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审美态度。

被萨特选择为之作传的第二个人是当代法国著名诗人、戏剧家让·热内。

让·热内是文坛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与萨特有过一段短暂却亲密的友谊。早在1944年，经过几次接触后，萨特被这位天才作家迷住了，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1948年，当热内因再次触犯刑法而被判处流放时，萨特联合其他著名作家为他发动请愿，而终于得到了总统的特赦。不久，加利玛尔出版社准备出版热内作品的全集，热内请萨特为这套全集作序。没料到萨特一提笔作序便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写成了一本长达600多页的《热内传》，成为热内全集中的第一卷。

在《家庭中的白痴》中，萨特运用精神分析调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及一种特别精细的阅读方法显示了福楼拜是如何反映了他所处的环境、时代以及阶级的矛盾，从一向被人忽视的福楼拜年轻时代的草率作品以及信件中，萨特发现福楼拜精神、性格上的两个重要特征：被动性和歇斯底里症。

福楼拜有一个极为盛气凌人的父亲和一个缺少母爱的母亲。父亲认为福楼拜智力低下，是个“白痴”；而母亲虽然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因为希望生下的是个女儿而对他毫无热情。这既造成了福楼拜的被动性，也形成了他对于自己身份的匮乏感。

萨特认为，福楼拜这种精神病症是时代的结果，他的不幸童年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矛盾，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对自由的异化的产物。正是19世纪初法国资产阶级的客观环境及其意识形态，以及福楼拜童年特殊的家庭生活条件，决定了他选择想象性的创造行为，从而成为了一位作家。

萨特的马克思主义朋友多少有些反对他写福楼拜，因为这是“一个天才在一件资产阶级的傻事上白费心血”。他们更希望他去写一部为人民构思的长篇小说或关于左翼知识分子的专题论文。

萨特理解这种观点，但有自己的看法：“从内容上看，我写这书似乎是在逃避现实，但以我写这书运用的方法看，我觉得自己是同现实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此外，萨特一直抱着这样的宗旨：“不论历史的特定时刻和社会、政治的环境怎么样，最根本的事情仍然是理解人；而关于福楼拜的研究对达到这个根本点应该是有用的。”

当《家庭中的白痴》正式出版时，法国国内外形势依然动荡，社会改革正着手进行，但左派中的一部分人远未得到满足。他们想通过冷静地总结经验，准备一场新的战斗。

萨特支持这些准备继续斗争的左派青年，他也总结说：“五月学生运动的失败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而是想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去夺取政权。”

萨特自1970年4月担任《人民事业报》主编，从那时就发明声明说：“全力支持那些论证在群众中实行暴力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文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革命的性质。”

自学生运动之后，法国的左派分化成两大派：一派继续坚持革命活动，主张用暴力推翻现政权；另一派则走上绝望的道路，悲观、迷惘，觉得现实生活不合理，但又没有别的出路。甚至还有一些人则从极左转向极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

萨特是希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而且他的社会活动没有局限于反对本国非正义社会势力的斗争。他同时支持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的争取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斗争。

1971年4月，萨特获知古巴政府逮捕诗人赫伯多·巴迪亚时，他立即发表声明，宣布与卡斯特罗断绝友谊。

同年10月，萨特与安德烈·格吕克曼发表谈话，评述由《人民事业报》所组织的法国工人斗争的情况和基本问题。同时，他又在《我控诉》刊物上发表题为《为人民的正义性》的文章，再次表明支持左派斗争的决心。

萨特还同左派分子一起下厂下乡，到工农群众中去。

1972年2月，萨特到雷诺汽车工厂的工作车间进行鼓动宣传活动。两周之后，他又去该厂，调查左派分子比埃尔·奥维尔奈在工厂门口散发传单时被枪杀的真相。3月4日，萨特参加了奥维尔奈的葬礼。

同年4月17日，萨特为西德海德尔堡大学学生革命组织编写的《使疾病成为武器》写序，萨特赞赏学生们勇于揭露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性，在回信中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积恶成疾，疾病是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

1973年1月，萨特在答记者问时，阐明了他同毛泽东主义者的关系，还宣布他赞同毛泽东主义派关于揭露和抵制资本主义选举的纲领。为此，他将不参加于当年2月举行的全国选举。

接着，萨特在《现代》杂志2月号发表了一篇激烈攻击选举的文章，并用了一个非常扎眼的题目：《选举——屁眼儿们的诡计》。萨特说：“资本主义社会所玩弄的选举把戏实际上乃是一种‘间接选举’，它的目的是使革命力量遭到最大限度的孤立。”

这篇文章被西德《镜报》转载在2月12日版上。

萨特这时还积极支持《解放报》的创办，为毛泽东主义派提供舆论阵地。他在巴黎和里昂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解放报》的宗旨和方针，并强调说：“希望新成立的《解放报》能有效地履行自己的历史责任。”

紧张的社会活动，使萨特的身体显著地变得虚弱。5月底至6月初的时候，他的双眼几乎看不到东西，更无法看书和写作。萨特从3岁起右眼就有病，几年后就失明了。而现在，左眼眼底又出血，看东西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形状。

但是，萨特仍然顽强地坚持参与和指导左派的社会活动。

10月，中东爆发了新的战争，萨特对以色列记者发表谈话，警告以色列说：“这场战争有可能导致以色列国的灭亡，我希望，以色列人认清这样的事实：激发阿拉伯人的战斗精神的就是巴勒斯坦的问题。”

伟人含笑退场

1974年夏天，萨特觉得自己即将进入70岁，为了总结自己的历史，他向波伏娃有系统地、连续地叙述自己的历史。

其实早在1953年，萨特就有了写自传性作品的打算，当时萨特将大仲马的《金恩》改编成剧本出版。

在《金恩》排演时，他强调说：“通过我的历史，我要描述我所处的那个时代。”这说明，萨特想通过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的再现，掺入自己的历史的成分，对照自己与这些历史人物的遭遇，达到从一个历史角度反映自己的心灵世界和生活历程的面貌。

而现在，当萨特在罗马开始向波伏娃讲述自己的历史时，他的指导思想已经有了新的提高，他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去分析自己的生活经验，使自己的历史总结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一定的贡献，尽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的历史责任。

11月中旬，法国电视第二台主持人莫利斯·克拉维提议，开设评论20世纪75年历史的讲座，并邀请萨特参加。萨特欣然接受了邀请。

11月18日，法国电视二台台长马尔塞·朱利安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了萨特将参与其中10次广播节目的消息。从那以后，直至1975年9月26日为止，萨特耗用了大量时间来准备这个历史讲座节目。

1975年3月，萨特在自己70岁生日前夕，接见来访的米歇尔·贡达，系统地回答了他提出的有关自己的历史重大问题。这个对话录在萨特生日前后发表于《新观察家》杂志。不过萨特并不喜欢杂志的题目——《我之作为我》，后来，对话录的题目改为《七十岁自画像》，立即被译成30多种文字而著称于世。

萨特虽然已是七旬老人，但他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并为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5月，萨特作为审判国际战犯法庭主席，借越南战争结束之际，向记者发表谈话，总结了国际法庭自成立以来的活动。接着，他对美国记者约翰·杰拉西说：“我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扩大了我的世界。因此我并不认为我的抉择的涉及面只限于法国。我所从事的斗争是世界性的斗争。”

但就在这一年，萨特破产了，他最后的积蓄都已被他领导创办的《解放报》耗尽。萨特为这项冒险性事业投入了20万法郎的基础基金。而在1973年至1974年的创始阶段，《解放报》由于新政府的干扰而立足不稳，摇摇晃晃，这又迫使萨特断断续续地为它投下了更多的金钱。

此外，萨特还为这份“革命的报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还亲自担任了这份报纸的编辑。直至1974年5月，即《解放报》创刊一年之后，新的高血压并发症才迫使他放弃了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但他对《解放报》的支持并不曾中断。

《解放报》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是大多数年轻人必读的报纸之一，它所开辟的作为读者论坛的4页尤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这份16页的日报也是萨特的专栏，他在其上发表了各种各样伸张正义的讲话、回答攻击的辩驳，登载了数不清的由他起草或带头签名的呼吁书、起诉书、抗议书等。

青年和中年时的萨特身体通常很健壮，很少有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痛苦的时候。如果万一病倒了，他会掩盖或否认他的症状，以致医生很难给他做出诊断。但从65岁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一方面是衰老所带来的生理机能，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工作狂”长期以来“同钟点对着干”，以健康换取时间的结果。

萨特一生都有一种紧促感，因此他从来不会放松自己，甚至看到别人放松，如打哈欠、伸懒腰他也心里不舒服。工作时他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来不坐那种有扶手的安乐椅。他总是事先详细地制订工作计划，然后一丝不苟地逐个实施它们。

萨特为了提高写作速度，还大量地服用兴奋剂，使自己保持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萨特在创作生活的后半段尤其是在玩命，他写作时的那种气势、那种速度，让旁观者觉得仿佛在看一场运动会的绝技表演。

每当萨特发现自己大脑空空，不能自发地写作时，他就产生了强烈的焦虑甚至羞耻，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只有当病情严重到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时，他才肯给自己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机会。

萨特这种无视健康的做法终于使他在晚年饱受疾病的折磨。疾病对萨特的打击是沉重的：动脉炎、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等数病齐发，导致萨特出现中风、昏睡、健忘、思维紊乱、产生幻觉等种种症状。

不过，他对此并不后悔：“健康是干什么用的？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一部大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著作。”

病魔给萨特带来的痛苦和折磨，与一般人相比更令他不堪承受，因为他一生最不愿意依赖别人，现在因病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帮助；以前他十分爱整洁，并在涉及自己的心理功能时总是很内向，现在他却屡屡出现小便失禁的症状。

最让萨特难以忍受的是视力的丧失，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异于解除了他的所有武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的存在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

一天晚上，萨特又处于轻度中风的状态，他呆呆地坐在那儿，什么也不能干，烟老是从他的嘴里掉下来。

波伏娃的养女西尔薇把烟拾起来递给萨特，但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落了……

这时，唱机里响起了《安魂曲》。

舌疾急性发作使萨特一晚上一言不发，但他却一遍遍地念叨着：“这对我倒真合适。”令听者不寒而栗。

萨特对自己年迈体衰的形象十分敏感，每当波伏娃陪他迈着小步散步时，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问：“你不厌烦吗？同一个走得这样慢的可怜虫散步，你不厌烦吗？”

当别人主动扶住自己的胳臂帮助他上下车时，萨特感到伤心：“我看来像一个衰弱不堪的人吗？”

一天，一位朋友在向他告别时拥抱了他，萨特嘟囔了一句：“你在拥抱一具死尸。”

不过更多的时候，萨特是以克制、达观、坚强的态度来对待命运给他的最后一次考验，他尽可能地掩藏起他的焦虑和不安。

每当一次病情的发作结束时，他总是从那看来会永远吞没他的疾病的深渊中迅速挣扎上来，又像往日一样活泼愉快，似乎丝毫未受损伤。人们常常惊讶于他那依然如故的幽默感和良好的心绪，为他那种不可征服的生命力深深地打动。

而每到《现代》编辑部开会时，他的到会和他在会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使每一个人吃惊，他对于文章和调查工作都能提出很好的意见。人们在他身上能感受到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克制和坚强。

虽然萨特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正常地工作，但他一直保持严格的生活制度。早晨8时30分起床，然后离开他所住宿的波伏娃的公寓，在路上一家咖啡馆吃过早饭后就回到蒙巴纳斯区他自己的家。

大约10时30分或11时，他在自己家里跟一些工作上有合作关系的人见面，商讨、制订、实施各种工作计划。他们一直工作至13时30分或14时。

然后，萨特到附近一家啤酒店吃午饭，16时30分回家，此后就会有波伏娃或其他亲密的朋友陪他说话，为他读书或读报，这样一直待到20时30分或21时。

这时，通常就该回到波伏娃的单间公寓去。大部分的夜晚他俩是在听音乐，偶尔听波伏娃朗读，萨特总是在大约零时30分的时候上床睡觉。

历史的责任感使萨特分外珍惜生命的最后几年，面对阻碍人类实现解放、获得自由的一切障碍，他毫不迟疑地发出挑战性的“我控诉”。

1976年5月，以萨特的生活拍摄成的电影《萨特自演》拍摄完成并正式放映，后来该片被列为康城电影节候选电影。10月27日在巴黎公演时，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萨特一直很关心中东局势，他同情巴勒斯坦人民；同时他也与以色列人民有浓厚的友情，到了晚年对犹太文化产生了兴趣，研究犹太历史。1976年11月7日，被耶路撒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77年，萨特在《世界报》上发表《致以色列朋友的信》，鼓励以色列人民同阿拉伯人民进行和平对话，并访问了耶路撒冷，会见了许多巴勒斯坦名人。

1979年年底，当萨特得知苏军入侵阿富汗时，他严厉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并公开反对苏联政府的独裁统治政策。

晚年的萨特在思想上也还在不断变化，他进一步否定了自己哲学体系中的失望、苦闷等成分，认为“希望是人的组成部分”，主张用集体的力量来改造社会。

谈到他自己，他说：“我不相信我个人和我自己的思想能改变世界；但我看到了努力向前的社会力量，我觉得自己是在他们之间的。”

1980年3月10日至16日，《新观察家》周刊以《希望，在今天……》为题目发表了该记者伯尼·列维与萨特的对话录，这是萨特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其中包含了萨特对过去的再总结，也同样寄托了他对未来的希望。

萨特与记者谈话后不到一个星期就病倒了。1980年3月20日，萨特因肺气肿和尿毒症急剧恶化，住进了巴黎勃鲁塞医院。入院初期，病情似有好转，医生们采取措施降低血压。

入院3天，病情被控制住了。3月24日，医生们根据第一次治疗的效果，特别是观察到萨特血管的正常状态，决定采取持续治疗。

3月27日，萨特从医院急诊病房转入普通病房。但此后，萨特的病情逐渐恶化。

萨特似乎感觉到了大限已到，但他并不惊慌，平静地接受自己即将离开人世的事实。他认为反抗一个他无法改变的命运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不时会谈到死亡，但从未露出恐惧之色。住院期间的萨特经常昏睡过去，但每当神志清楚时，他的安宁、紧张，对周围人的友谊和感激，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爱，无不令旁人动容。

4月15日晚21时，萨特终于没有再醒过来，享年75岁。

遵照萨特本人生前遗嘱，他的遗体于4月23日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骨灰移放在离他家不远的蒙巴纳斯公墓。

4月19日为萨特遗体举行安葬仪式。

这一天，送葬的人从巴黎各个角落、从法国各省乃至从世界各地赶来，很快从20000多人增加至60000多人，灵车到达公墓时，公墓内外早已人山人海。人们在灵柩旁自发地手拉着手，筑起一道道人墙。灵车后，密密麻麻、看不到头的队伍井然有序而又群情激动。

蒙巴纳斯区出现了自19世纪伟大作家维克多·雨果逝世以来从未有过的感人、盛大的送葬场面。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电台、报纸都在报道这一令人哀痛的消息与场景，各界知名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悲痛心情。

法国总统德斯坦亲自向萨特的遗体告别，他说：

萨特之死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那样。

美国《华盛顿邮报》盛赞萨特“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他的斗争“是明智的、坚韧的、勇敢的”。

而许多曾经受到萨特生前激烈无情的批评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萨特的对手们都相继发表悼文，承认萨特伟大的哲学、文学贡献和历史功绩。

法国评论家阿罗·德尔贝斯说得最为动情和公正：

本世纪没有一个法国知识分子，没有任何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虽然萨特曾经拒绝加入这个行列——产生过像萨特那样如此深刻、久远和广大的影响。

萨特曾认为，人生的本质在于人有自由和责任去把过去的行为引向新的方向，因此，我们怎能想象他已经去世，像铜像那样失去了生命呢？

对于过去的三代人来说，他伛偻的身躯、老学究的态度、斜视的眼睛、刺耳的声音，与他的真理与错误一起，一直占据着历史的舞台，现在帷幕突然降落，我们又怎能忍得住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