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生涯

因为我们毕竟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在苦恼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可以把事物写成我们创造未来的工具，并赋予事物以一定的意义。——萨特

应征入伍服兵役

1929年的秋天来到了。

秋天，是巴黎最美丽的季节。这个秋季的巴黎分外金黄，满天都是飘飘洒洒的梧桐树叶，它们悠扬地飞舞着，仿佛在共奏一支无声的抒情乐调，或仿佛在向你款款诉说心曲。

多数的巴黎人重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们无暇欣赏这美丽的秋日，在一些人眼中，秋天的巴黎似乎年年如此，今年与往年没有什么两样。但在萨特和波伏娃这一对年轻人眼中，却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美丽的秋天：一对好朋友终于又能在一起了。

现在，萨特从继父那儿搬到了住在圣雅克街上的外公家；波伏娃也已经了结了她与表哥的关系，不再与父母同住，而是搬到了丹佛尔街一幢没有电梯的五层楼上的祖母家里，虽然要付房租给祖母，总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

但是这时，萨特应征入伍的通知单所规定的报到日期日益迫近，他们将不得不再次分离。

离愁使这段相聚的时光格外值得珍惜。每天清晨，一对年轻人分别从自己的住处赶往卢森堡公园会面，然后便依偎着坐在一个石雕像下面的排椅上，久久地说着悄悄话。

四周一片寂静，偶尔传来几声无力的蝉鸣，金黄色和灰色相斑驳的光线洒在他们身上，不时有几片落叶扫过他们热切的面庞。时间仿佛静止了。

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夜幕陡然间就降临了。两人不得不走上回家的路程，但仍在说个不停，他们不仅谈他们的恋爱关系，谈得更多的是他们将来的生活以及还未曾动笔的书。在约定明日的见面时间后，两人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一天傍晚，萨特和波伏娃散步了很久，后来走到卢浮宫，在一条石凳上坐了下来。在对彼此都有了几乎是全部的了解后，到了该明确他们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的时候了。尽管对于两人的关系问题各自都思考了很久，也不时触及这个话题，但却从未真正认真地谈它。

而对于两位哲学博士而言，任何含糊不清的诸如恋爱关系、朋友关系、特殊朋友关系……都起不到界定和规范彼此的作用。他们必须建立一种两人都推崇的、界定十分明确的关系，或者说契约。

萨特先开口了：“我们签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波伏娃，这几天，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波伏娃凝视着萨特等着他说下去。

萨特接着说：“听我说，在未来的两年中，我们不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可以尽可能地亲密地一起生活。然后，我将到日本去谋个教职，在那儿待个两三年。对了，波伏娃，我建议你也去国外找份工作。两地分居几年之后，我们将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再次走到一起，重新开始一种或长或短、或多或少的共同生活。当然，那需要我们继续签订协议。”

原来萨特知道，他从军以后，就要接受中学教师职务的委任状。但他从内心里并不喜欢当中学教员，他的外公、舅舅以及他在拉罗舍尔所见到的中学教师的情况使他本能地想要躲避教员的生活。恰好他在报纸广告上看到“法文协会”在日本的分校正聘请法语老师，他便投书应征了，同意从1931年10月起到日本教法文。

波伏娃低下头，深深地思考着。

最后，萨特强调：“波伏娃，我们这一协约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双方不仅绝不能互相欺骗，而且不应该互相欺瞒，两个人的生活、思想对于双方来说应该完全是透明的。”

对于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提议，如果换了别人，一定会被吓跑的，至少一时无法接受。但波伏娃脸上毫无惊异之色，她只是一句不漏地仔细听，偶尔抬起眼睛，深情地望着萨特。

通过他们之间太多太多的交谈，波伏娃已经对萨特的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了如指掌。由于自小特殊的成才环境，萨特从未形成那种传统的家庭概念，一直排斥婚姻生活。

随着哲学钻研的深入，他越来越信奉自由，认为婚姻是对人的一种桎梏。因而萨特决不愿使自己束缚在一个女人和一次恋爱事件上。

萨特说完了，他看着波伏娃，静等着她的回答。

波伏娃沉思良久，嘴角浮出一个神秘莫测的微笑：“保罗，我决定接受这一契约。”

萨特显然也并不太惊讶，但他仍想听听波伏娃的解释。

波伏娃说：“尽管这个契约对我具有挑战性，但我深信自己可以像一个男人那样独立地生活，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都不依赖任何人。尽管想到未来的情况，我有些胆怯和担心，但是我相信你，如果你定下了约会的时间和地点，不论身处多远，你都会一分不差地赶到那儿。所以我决定接受这一切，既然两人相爱，就应容纳彼此的全部。那种以感情以外的东西来维系的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

转眼到了11月初，萨特前往凡尔赛附近的军营报到，被分派到圣西尔军校服兵役，而波伏娃则被任命为马赛一所公立中学哲学教师。

分别的日子来临了，同时两年的协约开始生效了。

在圣西尔军校的头一段日子，萨特很不适应。出于对任何思想、行为上的限制的反感，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军事主义者，但又无可奈何。

幸好，萨特在这里遇到了他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师兄雷蒙·阿隆，他已经是一名中士教官。雷蒙不仅是可以谈得来的对话者，他还教了萨特一些有关气象学的知识。

在圣西尔军校留驻一个多月后，上级调任萨特到中部图尔市郊区的圣先火良镇看守气象站。萨特经上级批准，在气象站的一间楼房里安居下来。从此，在正常的假日之外，上级还批准萨特每个月有一周的假期。

萨特到那里之后，马上感到自己的工作十分可笑：每两小时摇动一下风速表，把测得的风力情况通过电话告诉另一处气象站。如此简单、重复而看不出太大意义的工作，令萨特十分烦闷。

当此情况下，萨特唯有不停地看书，才能度过这枯燥的岁月。

所幸，波伏娃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赶来看他，每次随身携带的必有一大包书。波伏娃成了萨特与书、与外界联系的纽带。萨特利用假期大量阅读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

而且，每到8月放假的日子，波伏娃会在离气象站不远的一个小客栈住下来。天气晴朗的日子，他们会在处于气象站和客栈之间的小山上会合。河水“哗哗”地流着，阳光暖暖地照着，两个年轻人各自入神地读着书。旁边散放着饼干、巧克力和饮料。

突然，萨特会跳起来，一把抓住波伏娃的胳膊，兴奋地说：“我又有了一个新理论！”

在听了萨特一阵侃侃而谈后，波伏娃往往会眉梢一挑，然后发出一连串疑问。有时，萨特的解答会令她满意，有时，两人就争论起来。

他们俩在假期中也利用空暇时间去见见亲友，比如雷蒙·阿隆、尼让及其妻黎列德，以及波伏娃的妹妹埃莱娜和史德发·菲尔南德两夫妇等人。尼让的弟弟是电影副导演，所以尼让常在星期日邀请萨特与波伏娃到他家的花园里一起看电影。

萨特尤其喜欢看电影，他从小就着迷于电影，但那时电影还处于无声电影的襁褓阶段。而这时，他已经能欣赏希区柯克导演的《勒索》等有声电影了。萨特甚至把电影艺术放在同文学一样高的地位上，他密切地注视着电影艺术的重大进展，观看电影成了他的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萨特和波伏娃还访问高等师范学院的老同学皮埃尔·巴尼耶及其朋友勒梅尔夫人。

这段生活的收获实在不小，就在这座小山上，萨特完成了独幕剧《埃庇米修斯》和一部长篇小说的论文形式的开头——《关于真理的传说》。

《关于真理的传说》是萨特第一次尝试用故事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将认识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思想与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结构上的差异联系了起来。

思想自由的创作和波伏娃的陪伴，使萨特并不痛苦地完成了他18个月的兵役生活。

总算不用再住在那个拥挤、黑暗的小屋里了，本该喜气洋洋的萨特却垂头丧气，因为两年前申请的东京讲师的职位已被他人获取了。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萨特实在想去看一看法国以外的世界了。

1931年2月，本来上级建议萨特当士官生，但他拒绝了继续服兵役。这时，恰好勒阿弗尔市中学急需哲学教员，于是萨特立刻就走马上任了。

时光茌苒，萨特与波伏娃的恋情日渐加深，彼此间都感到更为了解、更为需要。可是，马赛与勒阿弗尔相距300多千米，面对这种时空距离，这次，波伏娃和萨特都有些惶惶然了。

萨特能体会到波伏娃内心深处的焦虑，于是他建议修改他们的契约：“我们结婚吧！这样，分居两地的夫妻可以调到同一城市工作。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原则而去折磨自己呢？那是否有些愚蠢？”

波伏娃低头不语。

萨特进一步劝说：“而且即使结了婚，我们也可以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生活方式。”

最终，23岁的波伏娃还是拒绝了萨特的求婚：“不，亲爱的，尽管我深爱并热切地希望和你在一起，但我知道，你从不愿加入已婚男人的行列，我尊重你的志愿和原则。我知道，你做出这样的让步，仅仅是为了免除我的担忧，所以，我选择我们再次接受挑战。”

不仅如此，更加成熟了的萨特和波伏娃决定重温并修改一下他们的两年契约。他们废除了其临时性，而将其期限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放弃了各自到国外去居住一段时间的想法，而建立一种更紧密、更难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只允许彼此有短暂的分离，而不允许有长时间的天各一方。

从此时起，波伏娃和萨特始终如一地遵守着他们的爱情契约。他们甘愿放弃一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切不真实的东西，而一起去体验一种挑战的爱情，一种冒险的爱情，一种自由的爱情。他们仍然没有关于永久忠诚的盟约，只是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绝对坦诚作为他们爱情的基础，以相互的理解、支持作为他们爱情的坚强后盾。

在勒阿弗尔中学任教

1931年2月，萨特来到勒阿弗尔中学，成为一名哲学老师。

萨特对这个城市很喜爱，和拉罗舍尔一样，勒阿弗尔市是一个海港，但它比拉罗舍尔大，有20万左右的居民，是全法国仅次于马赛的第二大港。地理位置也比拉罗舍尔重要。它处于塞纳河口，是距巴黎最近的海港。它的西北部隔着拉芒斯海峡与英国遥遥相对。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作家，萨特很注意了解勒阿弗尔市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风土人情。

直至中世纪末，勒阿弗尔还只是一个沿海的沼泽地，人们只经营些晒盐业，当时的国王弗兰斯瓦一世决定在这里建立一座城市，所以人们最早把勒阿弗尔市称为弗兰斯瓦市。

在16世纪天主教与新教发生战争时，这里的新教徒曾求助于英国，因此，在1562年至1563年间，英国人曾占领过这座城市。城里还保留着早期的教堂和修道院。萨特经常去参观最古老的格拉维尔修道院和画家布登的印象主义作品博物馆。

萨特非常喜爱勒阿弗尔市的林荫道，他在给波伏娃的信中说：

我对于偶然性问题的哲学思考，有时就是在福煦林荫道的栗子树下进行的。假如西班牙布尔哥斯市的圣玛丽教堂使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堂，那么勒阿弗尔市的林荫道就是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领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树林。

不过，教师这个职业有让萨特不满的地方：强制性的纪律、等级森严的制度、清规戒律以及毫无创造性。而且，由于他现在必须完全靠自己那点微薄的薪水度日，因此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贫困。

另外，勒阿弗尔这个海港城市大部分时间阴沉、多雨，波伏娃远在千里之外，大学的同学、朋友都在巴黎，一种难言的落寞、孤独感常常涌上萨特心头。

不过萨特深深懂得：环境可以毁掉一个人，也可以造就一个人；逆境可以使人消沉下去，也可以激人奋发向上。因此，就在这种深深的失落中，他把自己投入了写作和如饥似渴的阅读之中。

他以激动的心情欣赏塞林的小说，高度赞扬塞林在使用语言方面的大胆独创精神，对他巧妙地、大量地应用口语，特别是使用民间方言、行话、黑话和暗语方面的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在给波伏娃的信中说：

看塞林的小说简直就是直接地被召唤到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场面中去，被放置在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之间。在看过吉特、阿兰和瓦勒利的严肃的作品之后，看塞林的小说简直是最大的消遣和休息！

萨特还大看特看海明威的作品，并在自己后面的小说中深受启发。他随身带着手稿到勒阿弗尔时，开始了真正的写作。

在任教期间，萨特开始认真思索关于“偶然性”的问题。还在幼年时，萨特就对这个概念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常常呆呆地这样想：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已知的原因，也根本无法预见，因此自己的一生在一定限度内是偶然的，进而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偶然的。

这时，萨特对“偶然性”的思考不再停留在感悟这一肤浅的层面，而是将其放入到他已形成的哲学体系中。

萨特与波伏娃仍然频繁通信，除了谈对彼此的感情，信的内容中更多的是交换双方现阶段的思考结果、所遇到的疑难以及未来的写作规划。从1931年暑期至1933年时期，两年之间，他们写了成百封信。

在写给波伏娃的一封长信中，萨特把自己对于“偶然性”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还说要以一个名叫安托万·罗康坦的外省学者的深思为载体，写一篇“论偶然性”的长篇论文。

很快回信来了，波伏娃对他的想法完全赞同，并建议干脆写成一个关于这个外省青年的故事，并注意多设置一些悬念，正如侦探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那样。

萨特接受了波伏娃的提议，立即着手写这部小说。他决定全部用安托万的日记组成这部小说。从此，萨特开始每天记日记，并构思他的这部小说的基本思想。

1931年的第一学期末，勒阿弗尔中学组织电影评奖活动，在7月12日的发奖仪式上，校长阿尔伯特·杜博斯克先生请萨特发表学说。萨特的论电影的演讲立即被转载于勒阿弗尔市的地方报纸上。

萨特对于电影的评价同当时许多著名人物对于电影的悲观论调正好相反，表现了他对于年轻的电影艺术所寄托的无限希望。

每一个假期，不论长短，萨特总是和波伏娃一起度过，他们会精心安排：如果休假时间短，他们就只看望一下波伏娃的妹妹，如果休假时间长，他们就会去拜访他们的朋友：尼让、阿隆、杜林、卡米耶……而每到夏天那个长长的假期，他们总会去国外旅行：西班牙、摩洛哥、英国……到处留下了他们流连忘返的足迹。旅行使他们心旷神怡，而且观赏各地的文化风土人情。

从1932年下半年起，波伏娃从马赛被调职到离勒阿弗尔不远的卢昂市。从卢昂到勒阿弗尔坐车只需一小时，这样一来，他们俩可以更多地利用周末时间相会。

这年暑假，当萨特与波伏娃同往威尼斯和罗马等地的时候，正是墨索里尼在罗马举办大型法西斯博览会期间。墨索里尼为了招徕外国游客，宣布全国铁路票价降价70%。萨特和波伏娃都看到了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的巨大影响。

在这个时期，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局势正处在大动荡的关键时刻。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势力剧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苗已在欧洲最危险的地方，在法西斯战争的温床里燃烧起来了。希特勒已经上台，墨索里尼则步其后尘在国内煽动对外扩张的野心。

不过萨特和波伏娃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们到了威尼斯市内的博物馆，那里正在举行文艺复兴晚期画家勒丁多烈的艺术作品展览。两个人被勒丁多烈的3幅巨型油画《圣马克的奇迹》久久地吸引了。

萨特和波伏娃一方面沉湎于他们的爱情，另一方面深思着他们将要着手的未来著作的基本思路。萨特特别关注他的未来创作的主题，思索着他的未来小说人物的性格及其表现方法。

萨特特别赞扬塞林的新作《深夜的旅行》的语言和思想境界。塞林在政治上是反犹太主义者，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期间，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的反犹太文化的倾向恰好被希特勒等人的法西斯政策所利用。

萨特注意到了塞林的这种思想动向，于是转而反复综观哲学史和文学史上大量思想家和大作家的创作经历，咀嚼着他们的创作经验，特别注意到当代大作家的创作倾向。

波伏娃则着重于对文学创作中文风、艺术手法的探索。他们的不同考虑重点，恰巧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

在柏林继续深造

1933年暑假，萨特和波伏娃都没有出国旅游，因为保尔、尼让和亨利埃特盛情邀请他们留在巴黎。一伙人成天待在一起，既叙旧情，也常常会像从前一样争个没完没了。

真是凑巧，在德国柏林留学的阿隆·雷蒙也回到了巴黎。阿隆在柏林的法兰西学院专攻胡塞尔的现象学，因此他现在开口闭口都是胡塞尔的哲学。

这时，德国的现象学刚刚被介绍到法国来，萨特在任教期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哲学家的职责，他一方面思索着重要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也正在考虑出国深造。当阿隆说到德国的哲学思想时，萨特立即特别着迷，两个人一碰在一起就开始聊胡塞尔。

在当时的许多青年人看来，德国是哲学的第一王国，是哲学理论的真正故乡。特别是自17世纪出现莱布尼茨、18世纪出现康德和19世纪上半叶出现黑格尔以来，德国简直成了欧洲大陆哲学的主要摇篮。

一天晚上，萨特、波伏娃和阿隆在巴黎蒙巴纳斯大道上的一家煤气灯饭店吃饭，他们包了一个房间，还点了这家饭店的招牌酒：杏子鸡尾酒。

酒过三巡后，阿隆和萨特的话越来越多。完全是在不经意中，阿隆指着自己的酒杯对萨特说：“老伙计，你是一个现象学家的话，你就能谈这鸡尾酒，你就能从酒中搞出哲学来。”

听到这话，萨特感觉似乎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头部，一时间酒意全无，他的脸因为激动而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啊！按照自己所见所闻得到的感觉来描述事物，并在这个过程中抽象出哲学来！

这一夜，萨特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圣米歇尔大街上，买了一本由莱维纳斯写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觉理论》。

萨特是那样迫不及待，还没把书的毛边很好地切开，就边走边翻看了起来。

他一下子翻到关于偶然性的那一章，他的目光在飞快地搜索着，他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着：胡塞尔会不会动摇自己的理论基础？

还好，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体系中，偶然性并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而对于这一现象的思考方法和角度也和萨特有所不同。

证实了这一点，萨特如释重负。但胡塞尔现象学的实际情形究竟怎样呢？这本译介的书只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刻板而模糊的轮廓。萨特双眉紧锁：怎样才能对胡塞尔作彻底、认真的研究呢？

阿隆在德国的深造为他在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这对萨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冲口而出：“我也去柏林留学吧！”

念头一旦形成，萨特很快就提出了到柏林法兰西学院就读1933年至1934年度的研究生的申请。

1933年9月，当萨特得知他的申请得到批准时，高兴得大喊了起来：“我要去柏林了！可以整整一年不用教书啦！”

不过，此时的柏林并不是做学问的最安静的场所。德国法西斯分子已在蠢蠢欲动，战争狂人希特勒已经当上了总理，并策划了著名的国会纵火案，从而取缔了强有力的德国共产党。整个柏林硝烟弥漫，动荡不安。

但是在萨特眼中，政治活动跟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理想毫不相关。他甚至认为自身的存在与社会、国家都没有任何关系，他常常这样表白自己：“我是反对社会的那种‘独立’的人。”

柏林的日子充实、愉快，还不乏浪漫。在柏格森哲学的基础上，萨特迅速地把握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在那里，他重新找回了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所体验到的那种自由，精神上的彻底放松使他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于萨特的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萨特集中攻读了胡塞尔以及他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的全部德文著作。

当时，现象学应该说是一种试图理解人类思维方式，重新解释人与自身以及世界的关系的一场运动。它通过描述事物，即现象来追溯其根本，以最初的直觉来把握事物和观点。

萨特废寝忘食地研读着，他发现，胡塞尔的现象学提供了把握真理的真正钥匙，他还从中找到了写作的工具，以及一种描绘对想象力和感情的内心研究的方式。

对于胡塞尔关于“意识是关于某物的意识”的观点，萨特深表赞同，但海德格尔提出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生存的意义”这一论调更让萨特感兴趣。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最终是虚妄的，我们处在一个我们既未创造也未选择的世界。在世界上一切生物中，只有我们人类有能力领会过去，思考未来，利用我们的才能决定目前的做法，并对命运施加影响。

看到自己长久以来的想法为他人所认同，萨特无比兴奋，他开始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

在整个研究生期间，萨特把精力放在写作《论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意向性》和《论自我的超验性》两篇论文之上。

《论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意向性》论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的、关键性的观念：意向性。萨特的这部著作是他探索现象学的起点，后来这篇论文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

《论自我的超验性》活用胡塞尔式的分析方法，但却用一种与胡塞尔的理论相悖的观点勾勒出自我与自觉意识之间的关系，同时确立了自觉意识和精神之间的区别标准。萨特哲学体系中一个最早、最坚定的信念：非理性意识有其规律性，就是在写作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打下了基础。

他已经深深地意识到“自我”在现象学中的重要地位。此文后来发表于《哲学研究》杂志第六期上。

此外，萨特广泛涉猎哲学名著，从各个角度对自己的思考进行检验、印证。可以说，柏林留学的一年是萨特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重要起点。

萨特在柏林的官费留学期为一年，1934年暑假，西蒙娜·德·波伏娃决定到柏林去看望萨特。

一见面，萨特就抓住波伏娃尔的胳膊，激动地说：“同别人一样，我的自我本身也是一个存在……”

波伏娃很幸福地投入了他们惯常的那种对话。她欣慰地感到：无论萨特身边有谁，无论他是在天边还是在眼前，他都跟自己一起分享生活。

然后，他们从汉堡出发，一同游德国、奥地利和捷克。

在旅行中，两人边欣赏风景，边讨论共同关心的哲学和文学问题，他们谈到了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捷克哲学家兼作家卡夫卡的作品。

萨特和波伏娃这一期间所读的是福克纳的《喧哗与躁动》和《裁缝》。

萨特说：“福克纳的小说的主题多是描述美国南部生活的特征：往昔的强占土地、种族歧视、犯罪和南北战争……他对于社会罪恶和人类生活的不幸的揭露对我很有启发。”

而波伏娃却说：“他写得惊险曲折，让人对故事情节产生难忘的印象。我很赞赏他在写作中所表现的描述人物心理复杂过程的技巧。”

而卡夫卡的作品对萨特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卡夫卡和萨特都从青年时代起就深爱福楼拜的作品。在《蜕变》和《流放地》中，卡夫卡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人世间的虚幻和忧虑。

不过萨特更欣赏卡夫卡的《审判》和《城堡》这两篇小说。他认为，正是在这两篇小说中，卡夫卡成功地揭示了世界的苦难的本质，表现了挣扎在生活的旋涡中的人类，对于希望和自由的无限渴望和追求以及这一切追求的最后的幻灭。

萨特对波伏娃说：“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了这样一个真理：人之成为人是要经历千辛万苦的，而文学之成为文学，也是困难重重的。人类生活和文学创作就是在这样的遭遇中生存和发展的。”

为了写作体验幻觉

1934年10月，带着对柏林学习生涯的无比留恋，萨特回到了勒阿弗尔中学继续执教。

萨特第一次身穿运动服装进入教室，穿着黑衬衣，不戴领带。学生们立刻意识到：他将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

学校总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皱起了双眉。

但是，萨特立刻以他的热忱和他不顺潮流的性格征服了他的学生们。一个学生表示说：“实际上，他并不教我们什么，他同年轻的朋友们所讲的，都是些如此明显和如此肯定的事情，以致我们觉得我们过去就已经发现了那些真理。”

1935年，萨特已经过了而立之年。30岁意味着青春时代的结束，意味着必须总结清算一番。

冬天，萨特和波伏娃一有时间就坐在勒阿弗尔海边一家名叫“海鸥小吃店”的露天座上，反复地对他们的生活、事业做着小结。

萨特感慨地说：“我们还没有出名，一部作品也未发表。未来生活如此单调贫乏，看不出会有什么新的东西能使我们今后的生活摆脱常规。”

波伏娃也说：“尽管我们的爱情已经牢不可破，我们的生活早已紧密相连，但似乎不可能会有什么新的遭遇使我们进行全新的体验。”

在冬日阴暗的天空下，他们一边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倒酒，一边不时发出长吁短叹。

而在这时，他们大学时代的朋友和同学都已小有成就了：尼让不仅以满腔热情投入了政治活动中，文学上也已起步，目前正出版他的第二部小说《特洛伊木马》；西蒙娜·若利弗现在已是巴黎戏剧界一名崭露头角的新星；而费尔南多·热拉希刚刚在著名的邦让画廊举行了画展。周围的一切都在发展，都在滚滚向前，然而他们的事业却处于低谷。

更可怕的是，看不出哪部作品可以使他们摆脱困境。

尽管被烦恼、失望和痛苦折磨着，萨特没有放弃手头的工作。有关安托万的故事他已经写好了初稿，现在开始逐字逐句地进行删改。

一天，萨特在巴黎高师的哲学老师德拉克鲁瓦教授给萨特来了一封信，他想请萨特就他在大学时所撰写的论文《心理生活中的想象》写一本书，以便收集在他眼下正为一家大出版社编的一套《新哲学丛书》中。

萨特对此很感兴趣，暂时放下安托万的故事，很快投入了心理学的研究之中。他多么希望能出一本自己的书啊！他计划在两年内完成自己从1931年年底就开始起草的论述偶然性的哲学著作。

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萨特对梦及其引起的意象和意识错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怎样才能亲身体验一下这种错乱呢？

萨特找到了他一位老同学、精神病科医生拉加斯请求帮助他，拉加斯对心理学有多年的研究，目前正专攻精神病学。

拉加斯建议萨特去接受一次麦司卡林注射。他说：“这是想体验精神错乱意识紊乱的唯一途径，麦司卡林是从仙人球提炼出来的生物碱，注射了这种药剂后很快就会产生幻觉。这种药剂没有任何副作用，不过，你会在几个小时后表现得相当古怪。”

萨特没有多想什么，即使是有副作用，他也无法压抑自己强烈的体验欲望，只要能更深入地了解人、了解这个世界，任何代价都算不了什么。

很快，萨特来到巴黎圣安娜医院，注射了一支麦司卡林。护士领着他来到一间灯光灰暗的房间，让他在一张空床上躺下。

萨特闭目养神了一会，当他睁开眼睛时，立刻感到精神抑郁，全身疲惫无力，并且他眼前的东西都以一种令人惊恐的方式改变了外形：雨伞变成了老鹰、鞋子变成了骷髅，房中其他几个人则变得鬼模鬼样。

萨特睁大眼睛回头望望身后，然而一切变得更加厉害：成群的螃蟹、珊瑚虫、章鱼和扮着鬼脸的怪物挤成一团，向他涌来，那些爪子在他身上乱挠乱抓。

萨特不禁失声叫了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正当萨特陷入魔鬼的世界中时，同房的一位病人忽然站起来，在萨特面前蹦蹦跳跳，一脸兴奋。为了了解其他人在注射了同种药剂后的感受，萨特连忙与这位病人搭话，并把自己的感觉描述了一番。

但那位病人的反应与萨特大相径庭：“哦，上帝，我找到的可是天堂！我看到的是一片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的草地，那儿到处是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美女。”

萨特不无遗憾地想：如果他耐心等，也许同样能找到稍稍令人愉快的感觉。然而，噩梦始终驱逐不去。

当晚，萨特与波伏娃一起乘坐从巴黎起程的火车，经卢昂返回勒阿弗尔，在车上，他还隐隐约约地看到巨大的甲虫和黑猩猩之类的怪物在火车的窗玻璃上出现。

随后的几天，萨特总是一副目光呆滞、神色不安的样子。幻觉药剂使他的视觉变得不正常了：房子看上去歪斜着，而每一个钟面上都显出猫头鹰的五官来。

有一天，朋友们发觉萨特总是不停地往后看，走几步便看一下。他说真的有一只龙虾在他身后爬行，对他紧追不放。

比幻觉更严重的是，萨特一天到晚无精打采，无论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陷入了一种极为消沉的心境中。

萨特也意识到了这点，每当与波伏娃或其他朋友在一起时，他总是竭力使自己兴趣高昂，但每过了一定的时候，他就无法自制地感到索然无味，只好一个人蜷缩在角落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萨特这种不正常的心理感受和视觉上的幻觉一直持续了半年左右。他后来把此时所看到的景象、所感受到的幻觉写在了戏剧《阿尔多纳的被监禁者》中的主人公身上。

这个“麻烦”期间，由于波伏娃必须给学生上课，她委托自己的一个女学生奥尔·科莎基维茨担负起“看护”萨特的责任，经常侍候萨特，耐心地照顾萨特的起居。

奥尔出身于俄罗斯流亡贵族之家，是波伏娃的得意门生，也是班上最引人注目的学生之一。一张白皙、俏皮的脸，一头金黄、柔软的秀发令奥尔散发着摄入的魅力。

与外表同样吸引人的是年轻的奥尔那与众不同的个性。她激进、慷慨而又独立。任何束缚都会遭到她的蔑视，冲动极端体现在她做的每一件事上。她总是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而哭起来一定是泪如滂沱大雨。每当跳舞时，她发疯一般地跳，而且总要跳到累昏为止。

此外，奥尔身上还有波伏娃和萨特都十分珍视的品性：真实。在任何时候，奥尔都不掩饰自己的爱憎。只要是面对她愿意与之交谈的人，她总是和盘托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奥尔非常崇拜她的哲学老师波伏娃，而波伏娃也一天天地被这个桀骜不驯的学生所吸引，很快，奥尔就成了波伏娃形影不离的亲密的伙伴。

萨特自柏林回来后，虽然他同波伏娃之间仍然和过去一样过着同居生活，但国内外形势的日益恶化，社会生活的动荡，使他们都逐渐厌恶生活。他们想逃避现实，在书本中找到安慰，或者在旅游中找到快乐，但是仍然感到生活的无聊。

11月的一天，他们又坐在一家咖啡店的阳台间，喝着酒，为未来的单调无聊而长叹。

他们的生活已经相互交接在一起，他们的友情从来都是稳固不变的，他们的经历留下了它们的足迹，在身边消逝而过。世界日复一日地走着它自己的路，他们虽然才刚刚30岁，但对一切却都不感新鲜。

两人都有了几分醉意。这时，波伏娃泪如泉涌，不停地自言自语；而萨特便会揪自己的头发，或者直勾勾地盯着酒杯里的酒，仿佛痴呆了一样。

就是在这样苦闷的环境中，萨特和波伏娃为了“重新创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发现生活中的新鲜事，他们共同邀请奥尔加入他们的生活圈子，实现一种“三重奏”式的新生活。

不久，这位天生丽质、聪慧活泼的俄罗斯姑娘就迷住了萨特。她那充满稚气的笑声总是像清凉剂一样，使萨特感到全身放松、精神振作。而每当她迈着轻盈的脚步到来，萨特脑海中那一群群讨厌的怪物便消失了。

萨特滔滔不绝地给奥尔讲故事，她总是入迷地倾听着，并提出一些让萨特意想不到的问题。在萨特的眼中，奥尔是纯洁的象征，是青春的梦幻。

日子在萨特娓娓动听的讲述中和奥尔明亮无邪的双眸中飞逝而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萨特已不再把奥尔看成护理员了，而他讲故事、唱歌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以免陷入幻觉之中，而是为了博得眼前这位青春女孩那灿烂的笑颜。

在这样的过程中，幻觉早已不知不觉地离萨特远去。

1936年复活节，奥尔同萨特、波伏娃一起在巴黎度假。他们合看卓别林导演并主演的《摩登时代》，甚为激动。

卓别林的电影生动地提示了现代社会中大机器吞并个人自由、使个人附属于机器零件的悲惨场面。萨特回顾自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以来自己的事业同动荡不安的社会命运相冲突的历程，心潮起伏。

细心的波伏娃很快发现，“三重奏”的生活并不能根本消除萨特的苦闷，相反地，她发现萨特的精神状态逐渐变得反复无常。

原来，就在这年暑假起，法国第一次实行了“发薪海滨度假制”，但就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摩洛哥西班牙叛乱事件”，独裁的佛朗哥将军乘机登陆西班牙，企图篡夺政权，西班牙内战爆发了。

这给萨特的精神生活一个极大的震动。这时，他的脑中又产生了可怕的幻觉，暑假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卡普利、罗马和庞培的旅行中，他告诉波伏娃和奥尔：“在夜间，我觉得有一个大龙虾一直在跟随着我。”

又过了些日子，“三重奏”彻底失谐了。萨特感到不可能从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找到他所期望的乐趣了。波伏娃因为总得听萨特和奥尔的轮番抱怨而失去了宁静的心境。

而奥尔还年轻，既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又没有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高深的学问、知识，所以，对她来说，加入到与萨特和波伏娃的生活圈子，纯粹是生活的空虚、好奇心和对师长的尊敬心所驱使。而她从来没有想把自己的一生在这“三重奏”的协奏曲中度过，她决心打破这个维持下去会给三人都带来痛苦的关系，便主动离开了萨特和波伏娃。

从1934年至1936年是多事的年头，德国的希特勒自1933年执政以来，明目张胆地无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1936年3月，他竟公开夺回莱茵河以西的地域作为德国领土，向英、法等国挑战。

因此，这时法国的形势是动荡不安的，无论萨特怎样幻想在自己的私生活中寻找安慰，最终仍然不免陷入烦恼之中。他的心情的转变，与其是决定于私生活中的愿望和幻想的实现，不如是决定于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

这年5月，法国实行全民选举时，萨特拒绝参加投票，这一态度表明他已经不满意法西斯势力的发展。

出版《墙》和《恶心》

1936年暑假结束后，萨特和波伏娃分别担任新的职务：萨特被任命为巴黎东北部拉昂市的中学老师；波伏娃则被安排在巴黎的莫里哀中学任教。

拉昂是埃纳省的省会，坐落于一个孤立的丘陵上，埃纳河由丘陵前沿湍流而下。拉昂所占的优越地势使它在法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成为巴黎东北部的一个军事要地，被看作抵御北部来犯之敌的天然要塞。

拉昂城内的圣母教堂始建于1160年，它的建造象征着古代的哥特式建筑已经走下坡路。

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萨特亲眼看到了法西斯势力如何敌视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发展，这给了萨特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个很大的刺激。萨特开始抛弃不关心政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态度，决心以笔作武器，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事业中去。

萨特在拉昂居住了只有一年，但就在这短短一年中，他在教学上和创作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首先，萨特完成了短篇小说《墙》的初稿。

《墙》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描述西班牙战争中囚犯等待处决和临刑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所谓“恐惧”心理。

《墙》的完成标志着萨特文艺观的成熟形成，正如他自己所说：

没有为自己写作这一回事，如果有人这样做，他必将遭到最惨的失败。《墙》不是一部哲学作品，恰恰相反，它是西班牙战争的自发的反应，从此我终于逐步放弃不关心政治的幻想，介入于现实生活和政治斗争。

在《墙》这部小说中，萨特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对法西斯势力的控诉，不如说是描述在法西斯势力压迫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崩溃状态。当他所歌颂的个人主义者面临死亡威胁时，他所关切的首先不是与他个人命运相关较远的事物，而是那些围绕着个人命运的东西。

在写作《墙》的前后，萨特曾与马尔罗等反法西斯战士来往，深受其影响。

除了对法西斯的反对之外，萨特还遭遇了一个更大的失意：1936年秋天，他那部关于安托万·罗康坦的故事的小说书稿被著名的加利玛尔出版社审稿人波朗拒绝了。

退稿这种打击对萨特而言可不是第一次了，可这次的确让他心灰意冷，简直有些无法承受。这本书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

早在1931年他服兵役期间写成的论文《论偶然》是这本书稿的第一个版本；1934年在柏林留学时，他完成了第二版的修改，而回来后又听取波伏娃的意见一页一页地重新删改，这期间经历了4年的时间。直至1936年，他才完成了第三版的修订，并取名为《忧郁》。

而当萨特将草稿通过尼让交给加利玛尔出版社后，很快就得到通知：“作品的质量虽好，但未被接受。”

加利玛尔出版社的拒绝，使萨特近乎6年的心血要化为乌有，他悲痛万分，忍不住潸然泪下。

另外，这本书完全符合萨特一贯的观点和早已定型的计划。它的失败意味着萨特这么多年的努力都可能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波朗之所以拒绝出版《忧郁》，是因为他不同意萨特用文学形式来刻画玄妙的真理和感情这种怪想法。

但是，萨特没有自大地为自己辩护，他开始向自己提出几个难以应付的问题。经过冷静的分析和深入的思考后，萨特坚持认为《忧郁》是一部好作品，它被拒绝就像文学史上一些最初被拒绝的好书一样。他下决心一定要使这部手稿得以出版。

1937年7月，《墙》发表于《新法兰西》杂志。它使萨特这位文学新人备受瞩目，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他。当时久负盛名的文坛元老纪德写了一张短笺给波朗：“这的确是一部杰作，我对我读过的东西还没有长时间地感到如此愉快，告诉我，这个让·保罗·萨特是谁？似乎人人都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大量东西。”

1937年暑假结束后，萨特被调回巴黎巴斯德中学任教，他终于结束了乘火车过旅途生活，与波伏娃合住在巴黎蒙巴纳斯区的一家旅馆，但不住在同一套房间里，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享受到过共同生活的益处，又能避免合住的不便。

有一天，一封信使萨特的眼睛一亮：加利玛尔出版社让他尽快去一趟。略微有些忐忑不安的萨特终于见到了那位枪毙了他的手稿的波朗：肤色黝黑、高大而有点儿胖，看上去有些像巴西人。

波朗开门见山地告诉萨特：稿子不可能登在他们杂志社主办的《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你投给我们的作品太长了，要登6个月。要是登上去的话等你连载第二次时读者早就跑了。”

萨特刚要张口辩解，波朗摆了摆手，接着说：“不过，这是一篇不错的作品。”

萨特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紧张得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不知道波朗接下来会说什么。

波朗继续说：“你知道卡夫卡吧？尽管你俩有不少差别，但当我读你的小说时，只有卡夫卡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

原来，波朗并没有看低这本书，他只是拒绝把它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至于能否以书籍形式出版，他则拿不定主意。现在，出版社老板加斯东·加利玛尔本人亲自批阅了这本书，爱不释手，决定在1938年予以出版。

波朗说：“加利玛尔先生唯一不满意的只是这本书的题目。”

萨特提出把书名改为《安托万·罗康坦的奇遇》，在取书名方面饶有诀窍的加利玛尔也不同意，因为这可能会使读者误认为这是一本通俗的冒险小说。他斟酌再三，建议改为《恶心》。

萨特接受了。

正如出版社为《恶心》的出版所刊登的封面广告所言：“此书绝无冒险故事。”这部长篇小说完全不以情节取胜。所有的情节都服务于萨特想要表达的哲学观念。

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结束了长期旅行生活的安托万·罗康坦终于在布城定居下来了。为了撰写一篇介绍18世纪一位冒险家的经历的论文，他常常到市图书馆去。他的好朋友“自学者”总在那儿按照字母的顺序来读书。

每天晚上，罗康坦都到铁路员工的酒吧略坐片刻，为的是听同样一张唱片：《在这些日子里》。他所喜欢的女人名叫安妮，可4年来她一直下落不明。罗康坦渐渐地淡忘了他的过去，而现在的生活也丧失了意义：他原以为自己是经历过奇遇的，可现在却再也没有奇遇了。

但真正的奇遇就这样开始了：罗康坦发现自己的所有感觉都发生了一种隐隐约约，又略带恐怖的变化，这就是恶心。墙壁、花园、咖啡馆一下子都沉浸在厌恶之中。

罗康坦苦苦地思索着，在春天开始的第一天，他终于明白了他的奇遇的意义：恶心就是显露出来的存在。

这时，安妮给他写信了，他将去找她，所以生活还存有一线希望。但现时的安妮让他大失所望：她变成了一个臃肿的胖女人，而且放弃了当年那种对于“美满的时刻”的追求，他们再也无话可说了。

罗康坦重又回到了孤独之中，并且预见到了人类未来的灾难。然而他既不能呼救也无法拯救别人，罗康坦决定离开布城，他又走进酒吧，想最后听一次《在这些日子里》。就在唱片旋转之时，他又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丝希望，一丝容忍自己的微薄希望。

对萨特来说，安托万·罗康坦的故事，是他从1931年第一次从事教书工作以来的经历。和罗康坦一样，许多知识分子被现实世界的混沌和黏稠性质所扰乱，因而向往牛顿物理学中那种可预测、可解释的世界。那么如何在那种创造表面感性认识的令人恶心的想象世界中获得拯救呢？

罗康坦的故事告诉我们：存在的一切都是以偶然性为基础的。因此，如果我们跟存在不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从意义上超越它，便会被存在所吞没。

不过，萨特认为对生活完全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毕竟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在苦恼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可以把事物写成我们创造未来的工具，赋予事物以一定的意义。

1938年春，《恶心》出版了，评论界以欢迎和肯定的态度接受了它。1938年5月16日，在共产党办的《今晚报》上，尼让写道：

如果不是因为萨特对精神上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感兴趣的话，他就会成为法国的卡夫卡。

同月，阿尔芒·多宾在《精神》杂志7月号上说：

看来很少有人怀疑《恶心》是我们时代的好作品中的一个。

让·达尼耶鲁则在《研究》杂志10月号上说：

在我看来安托万·罗康坦的爱好比瓦勒利和普鲁斯特的唯美主义还走得更远，而且，只有通过艰难地再发现人本身的必然性，才能真正地读懂它。

10月20日，阿尔伯特·卡缪在《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纸上发表专文赞扬了《恶心》。

加利玛尔出版社印了4100册，销路很好，他们决定再印3300册。

《恶心》生逢其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许多欧洲小说所表达的一类情感的先期预告。读过这部小说的人感觉到：文学与其说是揭示生活秘密的手段，不如说是研究内心和清除幻觉的共鸣板。罗康坦是时代的一个缩影，在他身上，人们可以发现剥去了伪装的自我的空虚感。

《恶心》的成功使萨特在法国文坛中崭露头角，也标志着萨特自己独有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正式产生，“恶心”这一概念的出现不仅使萨特的存在主义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区别开来，而且也使萨特哲学体系找到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基础概念。

1938年是萨特忙碌的一年。除了在巴斯德公立中学继续教书，在《恶心》出版后，又写了短篇小说《一位要人的童年》和《自由之路》。

此外，萨特还开始从事文学批评，着手写论美国小说家多斯·巴索斯和法国作家尼让的评论文章。

萨特重读了福克纳的《萨托里斯》；以极大的热情评论多斯·帕索斯的《1919年》；而他在2月号《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公开评论当代著名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小说《黑夜的终止》的文章，再次引起了轰动。他指出莫里亚克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一个作家，指出一切有关叙述的技巧总而言之都是些空头理论。

在另一本杂志上，他评论了俄国流亡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翻译的灵魂犯罪小说《绝望》；在另一本刊物上，他又发表了一篇关于人的面部的现象学的论文。

萨特简直成了一名批评家。

成名也使萨特享受到了接见记者的尘世快乐。

12月7日，在《玛丽安报》上，萨特对来访的克罗丁·索内说：

我曾经梦想要单靠优美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我只要通过艺术作品、小说或故事来表达思想。但我发现这是办不到的。

有些特别带技术性的问题，非要使用纯哲学的词汇。所以，我在写《恶心》的同时，也要撰写《论心灵》，这部著作即将出版，是从现象学的观点写的心理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