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生活

人变得孤苦伶仃是因为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之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萨特

走进校园接受教育

1913年，小萨特整整8岁了，早就到了上学的年龄了，是该找一个理想的学校让他接受正统教育并且融入同龄人之中了。

在此之前，萨特有过一次交友的冲动。那是在卢森堡公园，一群孩子在玩“抓坏人”的游戏。萨特多么想加入他们当中，哪怕是只装扮一个已经被杀死的坏人也好啊！可正玩得尽兴的孩子们连看都未看他一眼，萨特失望得差点儿掉下了眼泪。从此他不再尝试跟同龄人交友，自尊使他无法再忍受被漠视的屈辱。

而对萨特来说，较迟入学虽然有不利之处，但更多的是在严谨刻板的学校生活之外，获得了更多充裕的自由阅览书籍的时间，为他创造了非常优越的独立思考的条件。

但到了8岁了，夏尔和安娜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小萨特继续留在学校的围墙之外受教育了，于是夏尔在慎重选择之下，决定让外孙上蒙泰涅中学。

一天早晨，安娜给萨特好好打扮了一下：细纹格子衬衫，外套一条灯芯绒蓝色背带裤。

轻声嘱咐：“保罗，到了学校，就是一名小学生了，当了学生之后，一切要听老师的。”

萨特兴奋而严肃地点了点头：“妈妈，你放心。”

吃过早点，夏尔带着外孙来到蒙泰涅中学，直接把萨特带到了校长办公室。在把萨特的种种优点吹嘘了一顿后，他作了这样的结论：“这孩子唯一的缺点在于，以他这样的年纪，智力发展得太早了些。”

校长将信将疑，他带着尊敬的口吻和夏尔商量：“那，就把您外孙先安排进八年级吧！”

法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十二年一贯制，从幼儿园读完进入最低的十二年级，然后递升，最后升入一年级，再升入“结业班”，才有资格参加中学毕业会考而获取中学毕业文凭。

夏尔想了想，点头同意了。

当萨特被领到一间坐满了学生的教室时，他欣喜若狂，长期以来萨特总是一个人玩，现在他终于可以和那些同龄的孩子们来往了，而且有这么多！

但出乎夏尔预料的是，萨特上学不到两周，他就被校方召到学校去。原来，萨特连最基本的拼音都不会，第一次听写练习时，拼写错误百出，校长告诉夏尔：“实话实说，我不能容许您外孙继续留在八年级，最多只能进十年级预备班，待观察一段时间后，再决定分配他到哪个年级。”

夏尔向校长坚持说：“我外孙与普通儿童不同，自学阅读了大量课外读物，应给予特殊处理。”

但是校长坚决不同意。夏尔与校长吵了起来，最后，他生气地拉起萨特的胳膊，把他从蒙泰涅中学领回来，他和校长也从此不再有任何交往。

夏尔回来时一言不发，从皮包里抽出一张纸片扔在桌上。那张纸被墨水涂得乱七八糟，萨特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正是他第一次听写练习课上交的作业。他不由得“咯咯”地笑出声来：“在作业中，我完全是靠自己发明的拼音法来听写的。”

夏尔勃然大怒，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严厉的措辞训斥了萨特：“我看错了你！”直至吃晚饭时，他都余怒难消。

如果换了别的孩子，初入学校的这种失败也许会使其心灵受到极大震荡，而且这种创伤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但萨特毫不放在心上，一直保持着没有感情冲突、没有心理负担的良好心态，一直满足于母亲的娇宠、外公的溺爱、周围人的重视，萨特幸运地与这种震荡和创伤无缘。

为了使萨特尽快地赶上同龄的正常小学生的文化水平，夏尔请来了一位家庭教师，这是巴黎市某校的教员，名叫李耶文。夏尔还特地为萨特买了一张专用的写字台，一个木板凳，每天，李耶文先生给萨特讲授课文。

这时，萨特端端正正地坐在板凳上，而李耶文先生则喜欢不停地绕着萨特的小书桌，边走边读课文。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到了1915年10月，萨特已经10岁零3个月了，再让他孤独地关在家里，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夏尔已经渐渐地淡去了那次在蒙泰涅中学所受的“侮辱”，他自信地决定：“换所学校就是了。”

这次，夏尔为外孙选择了从勒哥夫街出发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的亨利四世公立中学。经过注册、入学考试，萨特被安排在六年级。

但入学后第一次作文，萨特又落在了最后一名。他的文章内容过于丰富却错误不断，并由于乱七八糟、不合规格而难以卒读。

夏尔听了校方的说明，他的两条眉毛又皱在了一起。

安娜担心地暗暗观察着父亲，担心他一怒之下又会把萨特从学校领回来。于是，她私下带着萨特来到班主任奥维利埃老师的住处。

奥维利埃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身材高瘦，两眼凹陷，面带蜡色，让安娜着实吓了一跳。安娜稳了稳心神，开始为儿子游说，她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她竭力说服老师：萨特的实际水平远远超出他所上交的作业所显示的，他早已能够阅读，还写过许多小说等。

奥维利埃听得很入神，临走时，他答应对萨特进行“督促帮助”。后来，奥维利埃把萨特的座位调到了最前排，由于总感到老师的目光盯在自己身上，萨特觉得老师仅仅是在为他一个人而讲解，不由得心里暗暗得意：“他一定是喜欢我的！”

这种受重视、被喜欢的感觉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萨特很快就成了一名相当优秀的学生。在第一学期末，老师给他写了如下的评语：“优秀的孩子，但过于轻率，最初的回答几乎从来都不是准确的，必须训练做进一步思考。”

但是，萨特非常用功，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在学年终了时，老师给他的评语是：“全面优秀。”

到了五年级，萨特表现得更加才智出众，期末老师给他的评语是：“在法语方面是全班的尖子。从思想开放的角度来看，他已经是搞文学的材料，并表现出很强的记忆力。”

以往，每当看萨特的考试成绩单时，夏尔总不免要“嘀嘀咕咕”一番；但这次，他再也不说什么了。

两年过后，萨特很快习惯了学校那种民主式的教学，并自发地矫正了自己潜在的家庭教育中的病态优越感，凭着雄厚的基础和超凡的领悟力渐渐地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萨特为了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再也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像以前那样“疯狂”地写作了，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逻辑分析、听写、算术等各门功课上。

现在，萨特的小脑袋瓜里已经装满了乘法表、地图册、历史知识、外语单词……而从前那些骑士的足迹、孤女的踪影都已无处可寻，写作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被渐渐遗去的使命。

然而，在萨特内心深处，一切都未改变。

有了入学前在卢森堡公园的那次失败的“交友”经历，当萨特踏入课堂的第一天就受到同学们欢迎时，这样一件极其自然、平常的事却让他受宠若惊。

萨特打开了心扉，很快，他就与同学们融为了一体，他们一起放声大笑、喊口号、说俏皮话。放学后，他们在伟人旅馆和让·雅克·卢梭的塑像中间的空地上打球，做各种各样的游戏。萨特生平第一次体会到集体的概念。

暑假来得真快，同学们依依不舍地相互道别。萨特最舍不得的是一个叫子斯·贝尔科的同学，他们已经成了最知心的好朋友。贝尔科是个长得很帅的孩子，体形纤弱，长长的黑头发梳成贞德式的发型，令萨特百看不厌。

但最让萨特着迷的，是贝尔科在课堂上回答老师提问时的风度。每次上课，他从不举手，但如果老师问到他，正确的答案就从他口中缓缓吐出，既不会稍有迟钝，也从不得意忘形。这种谦逊和天才让萨特大为惊异，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贝尔科性格内向，不喜欢跟同学们来往，但却最能跟萨特聊得来。每当下课铃响了，他俩便飞快地跑到室内操场的一角，躲开嘈杂的人群，进行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同学们只看到他们很神秘又很兴奋的样子，却无人上前打扰，因为众所周知他俩是班上最博览群书的人。

萨特和贝尔科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文学。他们相互交替着列举各自读过或了解过的作品。他俩痴迷于这种交谈，以致有时两个小家伙都没有听到上课的铃声。

一天，贝尔科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注视着萨特，几次欲言又止。性急的萨特连忙追问原因：“子斯，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隐瞒的吗？”

贝尔科平日苍白的脸憋得通红。

在萨特再三追问之下，贝尔科才低声道出了他心中的秘密：“我想……我想写作。”

萨特听了，真有如振聋发聩，不由冲口而出：“我也想写作！”

两个少年的4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颗心在文静、纤弱的外表下狂跳不已。

可是，第二天，贝尔科没有来上学；第三天，第四天……贝尔科再也没有来过学校，萨特惘然若失。他四处打听好朋友的下落，一个声音击中了他：“贝尔科得了肺结核，他快死了！”

那年年末，贝尔科死了。他的同学们跟在送葬人群的后面，哭泣着。萨特的眼泪从心底里流出来：他刚刚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知己，老天却马上把他夺走了。

萨特还看到了最残酷的一面，自己只是失去了一个朋友，而贝尔科的母亲却失去了一切，那位死了丈夫的裁缝，她省吃俭用地供儿子上学，她的一切希望都寄放在贝尔科身上。

“那么她未来将怎样生活呢？”想到这一点，一种恐惧感袭上了萨特的心头，使走在队伍中的他禁不住瑟瑟发抖。

贝尔科的死使萨特陷入了沉思，这是平生第一次让他感到：生活不仅仅是温柔和亲吻，它还有贫穷、疾病、不合理……

直至有一天，当萨特第一次看到新来的同学保罗伊夫·尼让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是戴一副金属框架眼镜，也是略带鹰钩的鼻子，也是一副怕冷的纤弱模样——贝尔科回来了！

萨特又惊又喜，立刻无心听课了。下了课，他迫不及待地主动与尼让打招呼，很快，他们便熟起来。

尼让与萨特同岁，出生于法国中部卢瓦河流域的安德尔——卢瓦省的省会图尔市。尼让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

尼让没有贝尔科那种天才，尤其缺乏那种含蓄、优雅的风度。当他被激怒的时候，他并不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但却无法保持贝尔科那种处变不惊的气度。他所说出的也不全是真理，他甚至是班上唯一以讥讽的口吻谈论父母的人。

当然，尼让也有着类似贝尔科的许多优点，而且有萨特最看重的东西——他也读了很多书，他的未来理想也是当作家。

萨特由衷地喜欢上了尼让。

萨特和尼让常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谈话，而他们两人争论时的情景最是滑稽。萨特从3岁起就患上了右眼角膜翳，继而引起斜视。恰巧尼让也患有斜视，两个斜白眼在一起，唇枪舌剑、口若悬河，自然是要引人侧目的。

萨特调皮地说道：“不同的是，我朝外白，他朝里白，看起来更逗。”

遭遇家庭的变故

1917年，萨特12岁了。在此之前，他的家庭生活主要由清静、闲暇、融洽与舒适构成，没有体验过创伤，也没有过任何心理负担。但就在这一年，当萨特即将从童年时代跨入少年时期时，他的生活被打乱了。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母亲改嫁了！

在萨特的一生中，母亲是极其重要的人；尤其是在从出生至现在，母亲无疑是最重要的人。

父亲的早逝使萨特与母亲落难到外祖父家，从此相依为命。因为母亲温顺的天性，也由于外公对待女儿和外孙的方式，仿佛他们是一起长大的两个孩子，萨特从小就不把母亲当作一个应服从的长辈，而是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大姐姐一样，相处得很好，形影不离。

家里有3间卧室，一间是外公的，一间是外婆的，还有一间是孩子们的，房间里摆着萨特和母亲的两张小床。当母亲感到难于应付外婆的挑剔、外公的严厉或自叹命运不济时，萨特总是懂事地倾听母亲的诉说，用他的小手抹去母亲脸上的泪珠，心里充满了爱怜之情。

每当这时，他会紧紧握住母亲的手，一本正经地说：“妈妈，我保证将来一定会尽我的一切力量来保护您。”

萨特是母亲生活中的唯一中心。为了儿子能不受到半点儿委屈地健康成长，安娜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小心翼翼地对父亲、母亲察言观色，对兄弟、亲戚也忍让顺从。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对儿子可能有所帮助的机会。由于安娜的悉心照料，她把自己生活中一切的自由、闲暇、愉快，都让萨特在他的童年时期能够充分地拥有。

而日渐懂事的萨特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无所不在的母爱。

9岁前后的岁月是他童年最幸福的时候。因为此时，母子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母亲称萨特为她的男伴；而萨特则对母亲没完没了地絮叨他的种种见闻和感受。朝夕相处还使母子俩形成了一种旁人无法懂得的默契。他们有自己虚构的故事、自己的交谈方式以及只在互相之间经常开的玩笑。

在某一段时间内，萨特在对母亲说话时所用的语言会具有某一固定的特点，如带上同一句口头禅，或用同一种句式。有时，他们竟然常用第三人称来指代自己。例如他在等公共汽车，可汽车到站却没有停，这时萨特就会对母亲嚷道：“他们一边跺着脚，一边诅咒着老天爷。”然后两人便相视大笑。

这种默契不仅带给萨特和母亲无穷的快乐，更给了萨特无尽的信心，这种自信有助于他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无拘无束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个性。

然而，正当萨特沉醉在这种旁人难以体察的温情中时，忽然，母亲再婚了，另一个人猛然间夺走了完全属于他的，与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挚友、母亲。这是萨特有生以来第一个最沉重的打击。

萨特终日闷闷不乐，若有所失。因为母亲的再嫁，使萨特中断了他和母亲的亲密关系，他感到她出卖了自己，虽然他从未对母亲说过这一点。

安娜再婚的丈夫、萨特的继父叫约瑟夫·芒西，是一家车船制造企业德洛奈·贝尔维尔公司的土木工程师和执行董事。他又高又瘦，长着一只过大的鼻子，一脸黑乎乎的胡须，不过，他的一双眼睛很漂亮。芒西很能挣钱，从而让萨特和母亲开始过上了宽裕的生活。

但令萨特气愤的是，母亲改嫁后，再不与他合住在一起，而是把他留在外公家，自己与新婚的丈夫合住在另一套独立的公寓里。萨特认为这是“背叛行为”，他为此而伤心到了极点，并因此对芒西充满了敌意。

其实，芒西对萨特十分友善，他常常找机会接近萨特，并利用晚上教萨特学习几何。然而不论从感情上，还是从性格、爱好、思想观念上，萨特都与这个年近40的继父格格不入。

芒西从小就对于数理科学有着特殊偏好，后来毕业于巴黎综合工程学院。在他眼里，唯有数理化等自然科学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出于这种对于理工科的近乎迷信的崇拜，他竭力主张萨特去学理工科，长大后做一名理科教师。

这种观念导致芒西非常不赞成萨特当作家的想法，对于萨特在写作上所浪费的时间十分痛心。他知道萨特一直在写些什么，但他对继子写的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每当萨特把写好的东西给母亲看时，他总是一声不响地走开。

他私下对安娜说：“一个人在十三四岁时就去搞文学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芒西并不公开责备萨特，这不仅因为年轻人容易产生对抗情绪，也因为萨特从来不把他当作真正意义上的父亲。

芒西对于萨特努力方向和前途设计的干涉，在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且一直潜藏着深厚敌意的萨特看来，暴露出继父想管教和控制自己的企图，他要强加给萨特一种从不曾领教过的东西——父权。

萨特知道继父的意图后，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不久，他宣布自己将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他看来，选择哲学与其说是因为他觉得哲学最能揭示永恒的真理，不如说是因为学哲学能与继父作对。

表面上，这对父子的关系正常，萨特仿佛一切都听从继父的命令，让继父认识到他应有某些优越的权利。然而事实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敌意，萨特经常故意反对继父所说的或者相信的一切。

1917年夏季，芒西当了德洛奈·贝尔维尔公司军舰建造厂的负责人，被调往一个沿大西洋美丽的有70000多居民的海港城市拉罗舍尔，安娜和萨特也一起搬出巴黎，随同前往。萨特被安插在拉罗舍尔中学四年级上课。

拉罗舍尔在法国历史上曾是新教的大本营，同法国传统的天主教相对抗。当萨特一家人在这个城市落户的时候，还能看到路易十三时期该市市长吉东率领全市新教徒而修建的、抗击天主教军队的古城堡。当萨特徘徊于古城堡的走廊时，他感到历史和生活的一致的残酷性。

从这时起，萨特感觉他开始了自己生活中最倒霉的阶段。与母亲的决裂、对继父的敌意以及陌生的环境使萨特在青春发育时期的这一危险心理格外突出。他现在尽量避免与家里人讲话，曾经是乖孩子、好学生的萨特突然间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性情乖戾、近乎懈怠的“问题少年”。在学校里，他的成绩平平庸庸，个子没有长高多少，却开始学着和人打架。

而最令人不可置信的是，萨特竟然还学会了偷窃。

这天，萨特又想吃拉罗舍尔大糕点店卖的罗姆酒水果蛋糕了，他不想开口向母亲要钱，就悄悄地打开了母亲放在碗橱里的钱包，拿了一张1法郎的钞票。

此后，萨特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今天拿2法郎，明天拿5法郎。不知不觉，他已经攒了70法郎了。

有一天，安娜想把萨特的衣服拿去洗，突然，她在他的夹克衫口袋里发现了一大摞纸币和硬币，这自然引起了她的疑惑，她找到萨特问道：“保罗，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萨特吃了一惊，但随即就镇定下来，他搪塞说：“这是我开玩笑从卡迪路那儿拿来的，我打算今天还给他。”

安娜将信将疑地看着萨特的眼睛，然后说：“好吧，我来还给卡迪路。你今天晚上把他带到家里来，我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事情很快败露了，安娜和芒西万分恼火，狠狠地责骂了萨特一顿。格外伤心的安娜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跟萨特说一句话。

不久，夏尔从巴黎来看望女儿和外孙，当他知道了此事，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我们家的人历来有体面、有品格，而现在竟发生了这种事！非教训一下这小子不可！”

不过为了不使萨特认为母亲和继父背后告状，夏尔决定采取另一种方法。

这天，夏尔故意当着萨特的面，让一枚10生丁的硬币掉在地板上。萨特为了帮助外公，就弯下腰寻找硬币。可是夏尔用一个严厉的手势阻挡了萨特。他自己俯下身子捡起硬币，衰老的膝盖“吱吱嘎嘎”地作响。然后他严肃地对萨特说：“保罗，我认为你不配再从地上拾钱。”

这一举动大大地损伤了萨特的自尊心。

偷窃使萨特不再受欢迎，他感到自己变成了流浪儿。现在，他的暴力倾向更严重了，加入了一个专爱打群架的学生团伙后，他常常在大街上与其他团伙火并。

安娜为此伤透了心，甚至断言：“这孩子怕是无可救药了。”

正当萨特的家人为他的误入歧途一筹莫展时，萨特自己开始厌倦了这种做差学生、当一名烂仔的感觉，并很快就主动走回了正道。

1919年，他重新以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学业中。这年年尾，他的法文写作、拉丁文、德文等课程考试都拿了全班第一。

而且在此期间，萨特对文学的爱好在内外刺激下也越来越强烈。在他的头脑中，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矛盾交织而成的经纬线已经自然而然地扎根下来，于是，构想了一部不同于《为了一只蝴蝶》和《卖香蕉的商人》的小说：《猫头鹰耶稣——一位外省教师》。

对哲学发生兴趣

1920年，萨特由于成绩优异，母亲和继父爽快地答应了他想重返巴黎读书的请求。在拉罗舍尔中学念完二年级之后，父母把他送回巴黎外公家，在亨利四世中学上一年级。

年末，萨特的班主任老师极为满意，给了他如下的评语：

确实富有才华！

1921年6月，萨特参加中学毕业会考，并通过了中学业士学位考试的第一部分。

第二年，是中学生活的最后一年，萨特经过努力奋斗，终于通过了业士会考的第二部分。他的哲学老师夏尔伯力耶非常赞扬萨特的哲学分析能力，写下评语：

优秀学生，具有严谨的思想，善于对某一问题进行论辩。

中学会考顺利通过后，萨特松了一口气。外公决定带他去故乡阿尔萨斯省好好过一个暑假。

萨特慢慢长大了，他完全懂得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地打一个扎实的基础，以便能顺利读完中学课程，考取第一流的大学。

1922年9月，萨特和他最好的伙伴尼让一起升入路易大帝公立中学的文科大学预备班，这是为了能顺利完成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入学考试。就在这里，他终于下定了终身献身于哲学的决心。

确定萨特一生方向的决定性的导师是亨利·柏格森，直接引导萨特走入哲学王国的则是柏格森的《关于意识的直接材料的论文》。萨特看了这部著作之后，慷慨地说：“哲学真了不起，可以教人认识真理！”

而且，柏格森对于物理时间概念的批判，尤其迎合萨特对他继父的抵制态度。在萨特看来，恰巧是柏格森论证了哲学之高于数理化科学的优越性：数理化科学至多描述和证明了常人所感受到的具体事物的规律，却距离哲学还差一大截。

另外，萨特还细心地阅读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著作。他发现，实际上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著作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这就是对于自我的直接体验的推崇。

萨特深受鼓舞，他逐渐认识到：要认识真理，首先必须敢于否定一切现有的权威！

萨特的兴趣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他还广泛地涉猎了文学、历史、文艺理论的书籍。他在美学方面非常推崇浪漫主义的文艺理论，他还把他阅读哲学、文学、美学以及历史等著作的心得体会分门别类地记在笔记本上。

在大学预科的最后一年，萨特完成了他在拉罗舍尔时期就开始构想的《猫头鹰耶稣——一位外省教师》以及新作《有病的天使》。

《猫头鹰耶稣——一位外省教师》正式发表于1923年的《无题》杂志上，小说的人物和情节起因于他在拉罗舍尔中学读书时遇到的一位中学老师的真实故事。“猫头鹰耶稣”是学生们给这位老师起的绰号，这位平庸的老师在讲课时常受学生的欺辱，最后自杀。

萨特对此深表同情。

在这部小说中，萨特表现了他自小就具备的文艺才华。巴尔扎克古典主义文学的文笔跃然纸上。

《有病的天使》与《猫头鹰耶稣——一位外省教师》一样，也是以一位外省教师的遭遇为题材，叙述社会生活的不幸、灾难以及种种矛盾。

经过两年的大学预科学习，萨特满怀信心地准备着将在1924年6月举行的升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全国会考。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历史悠久，负有盛名。在法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作家、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都是这个学院的毕业生。在法国，高中毕业生要报考综合大学只要出示中学业士毕业文凭即可被录取，但是要报考高等师范学院以及其他高等理工学院，则必须首先攻读大学预科，然后通过全国会考，只有成绩合格者方可被正式录取。

结果，萨特和尼让双双以优异成绩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了。

萨特来到高等师范学院，就像生活在一个开阔的天地里。从踏入校门第一天起，萨特便因为从此开始了真正的独立生活而狂喜不已，他很快适应并热爱上了这种与同学们同吃同住的寄宿生活。

因为没有了拘束和日渐成熟独立，萨特的潜在才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在每个人眼里，他都是个勇敢而机智的学生。他的同班同学乔治·康吉廉评价萨特说：“他以其幽默吸引了每一个人，他喜欢说俏皮话，喜欢激起大的轰动。”

同时，萨特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面，因而获得了“官方讽刺小品”的头衔。加上在所有课程上出类拔萃，萨特很快成了人所尽知的明星式人物。

萨特之所以出名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的戏剧才能。

耶稣升天节这天，高师校园里万头攒动，一片热闹，学生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活动。萨特则参加了学生业余活报剧的演出，在《朗松的灾难》中扮演主角朗松。

一场戏下来，萨特立刻又成了戏剧明星，他在对白、表情等方面的表演才能令老师和同学大为惊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身材矮小，而且患有斜视的学生能把朗松扮演得如此惟妙惟肖。其实，这不过是萨特在幼时形成的表演才能的再次施展而已。

由于首演大受欢迎，《朗松的灾难》又不得不加演了好几次。此后，萨特成为学校话剧团的常任演员，在一次次演出中展露才华。

最使萨特高兴的是尼让再一次成为他在高师的同班同学以及同宿舍的室友，两个小伙子很快发展了比以前深得多的友谊。现在他们不再只是谈谈自己读过的作品，构想一下未来的作家梦，而是投入了为实现这个梦而进行的实质工作。

萨特和尼让常常一同出入图书馆、书店，大量地阅读各种文学作品，而后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不到一个学期，两个小伙子的文学鉴赏力有了质的飞跃，并已形成了各自对于文学本身的看法。

萨特最钟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因为他们对于人类永无休止的心灵冲突表现得无与伦比的深刻而细腻；尼让则更喜欢读当代法国文学的杰出作品，比如让·吉罗杜描写青年作品的构思精致巧妙，安德烈·纪德的异教徒价值，瓦莱里·拉博作品中的异域感受和保尔·莫朗作品中隐含不露的独创。

同时，尼让还使萨特注意到了文学技巧问题。每当发现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作品，萨特或尼让都会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找到对方一吐为快。有时，两人会因意见不合而争执不下，最后便会去拜望那些他们所认识的高年级同学，或者到图书馆去查相关的书籍寻求答案。

随着阅读的日益广泛，他俩慢慢地知道了康拉德以及许多现代的文学大家，共同的学习使他们在文学见识上不断拓展。

由于萨特和尼让是那样志同道合、亲密无间而又同样地出类拔萃，同学们便戏称他俩为“尼特”和“萨让”。

不久，另一名“文学三剑客”之一埃尔博又加入了萨特和尼让这一对铁哥们的生活圈子，从而形成了巴黎高师著名的“神秘小组”。

埃尔博有突出的下颚、使人敬畏的肌肉和骨骼，最吸引人的还是他纯真的微笑。他也非常喜爱紧张的脑力工作和作家的职业。不过从才华和对于未来理想的奉献精神上，比尼、萨两人要略逊一筹，但他的善解人意和丰富的社会经历则弥补了这些不足。

现在，这三个家伙越来越让同学们感到好奇。他们特立独行，排斥异己，不再和其他同学来往。他们从来不去上必修课，选修课也只挑几门去上。每到上课的时候，他们总是坐在远离其他同学的地方。

每到考试来临，他们却经常出没于郊外的咖啡厅和酒馆，或者钻进尼让的小汽车，整个下午在“奥尔良娱乐公园”玩弹球机和微型足球。他们一边走，一边旁若无人地哼着流行小调。

另外，每当新生入学，他们总是带头“戏弄”新生，有时甚至不近人情。因此他们还以“粗暴”闻名。

但无论他们或善或恶，同学们总是把这三个人的名字挂在嘴边：萨特风度一流，但却是三人中最可怕的一位，他暴躁易怒，并酒量过人；尼让已经结过婚了，但他故意不修边幅，那眼镜后面的目光，简直可以杀死人；埃尔博是一个标准的感觉论者，他温文尔雅，有着令人无法忍受的嫉妒心。

“三剑客”不仅给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谈资，也不时让大伙恼怒不已。

一次，他们把科克托的“欧仁的宇宙论”加以改造后，进行实际运用。他们认为自己属于最高的等级，而把其他同学“证据确凿”地定位到最次的范畴中。许多同学对他们的分类提出了异议，试图让他们收回这种恶作剧，然而谁又辩得过这巧舌如簧且哲学理论功底深厚的“三剑客”呢？

1926年，“三剑客”筹备撰写一个电影剧本，剧情取之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胡萝卜皮》。在讨论中，萨特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剧本的重点是人与人之间对温存的需求。”他抓住了老百姓在这个故事中所要表达的基本情感，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

萨特对故事中女主角的苦难遭遇给予深刻的同情。

对于萨特而言，巴黎高师4年求学生涯的最大收获应该算是培养了他对哲学的兴趣。

萨特对于柏格森关于意识的独到见解十分入迷，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后来就“绵延和意识”问题写了一篇长长的哲学论文。由于论文立论深刻、论证严密，哲学老师给了少见的高分，并从此对萨特刮目相看。

老师的褒奖更点燃了萨特对于哲学的热情。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已经慢慢地传入法国，萨特如饥似渴地继续阅读他们和许多伟大哲学家的著作，并按照字母顺序记下了他在读这些艰深作品时的感受和看法。

萨特对于前人哲学思考的成果不是不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在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思想结构中，他读马克思主义时十分吃力，也不甚赞同。他不喜欢弗洛伊德，认为他的有关无意识心理论集中体现了机械论决定的倾向，有神秘主义化的危险。但是，弗洛伊德对于梦、潜意识的分析，仍然吸引着他。

在此过程中，萨特仍积极从事写作，他写了小说《一次失败》，小说情节的发展颇受尼采和音乐家瓦格纳的浓厚友情的启发。小说由巴黎加里玛尔出版社出版。

同时，萨特应《国际大学》杂志的请求，写了一篇论法律的论文：《法国近代思想史上关于国家的理论》。在论文中，萨特显示出他不仅精通一般哲学理论，而且精通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他收集了法国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法学理论家，特别是豪里奥、达维和里昂·杜桂的法学理论。这篇论文一经发表，立即被译成英文和德文传到国外。

由于萨特博览群书而又勤于思考，至大学四年级时，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巴黎高师所教的哲学。大学四年级那年，当时最有影响的《新文学》杂志曾发起过一次“当代大学生调查”，萨特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他的见解。

这封信引起了杂志社的重视，称赞其“很有见地”，以很大的篇幅刊登，并在后一期《新文学》中就此发表了长篇专论。

取得高等教育文凭后，萨特在高等师范学院的后两年的主要任务是准备考取中学哲学教师资格的文凭。在法国的高等教育文凭等级系列中，中学哲学教师资格文凭相当于一般的哲学博士学位。而高等教育文凭则相当于硕士学位。

1928年，萨特急于毕业，匆忙交出毕业论文，但是成绩出乎意料地低劣：排在第五十，名落孙山。这简直是难以置信！每个人都对此大为吃惊，因为很久以来萨特都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

原来，此次笔试的题目是“论想象”，早在一年前，哲学教授德拉克鲁瓦就给萨特的论文《心理生活中的想象》打了“优秀”。在这篇论文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自笛卡儿以来的想象概念。可考场上的萨特不愿老调重弹，决定另辟蹊径，重撰论文，没想到突发奇想的结果却是惨败。

从此，萨特吸取了教训：做任何事既要“推陈出新”，却千万要避免“别出心裁”。这次失败带给萨特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他不得不复读一年等待来年再考。

结识有个性的女友

1929年，萨特已经24岁了，他必须在这一年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口试，这是他结束学生生活而走向社会的重要一步。

复活节假期结束了，星期一，同学们又回到了校园。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索邦校区内开满了百合花、金莲花和红山茶。小别之后的同学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谈、讨论或打闹，校园里一派热闹、喧哗。

萨特在这一群生气勃勃的学生中尤其突出，他头戴一顶滑稽的帽子，正情绪激昂地高谈阔论。他的谈话对象是一位比他高半头的女同学。也许萨特的见解过于玄妙高深，这位可怜的女孩听得一愣一愣的。萨特很快离开了她，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精辟议论得不到共鸣。

很快，人群中又响起了萨特那为人所熟悉的尖锐的声音：他又和另一位长得漂亮多了的女同学侃上了。但是这次，这位女同学却不似前面那位只知洗耳恭听，而是唯恐自己没有表现的机会，咄咄逼人地与萨特展开了争论，这种架势使得萨特有些尴尬，不多会儿工夫，他俩吵翻了。

萨特走到了教室的一角，孤独地坐下来，抱着脑袋一个人生着闷气。

而在这时，一位穿着黑衣、同样戴了一顶可笑的绒帽的高个子蓝眼睛的姑娘一直站在离萨特不远处，她始终十分留意地注视着萨特，目睹着萨特的遭遇，不禁面露微笑。

这时，“三剑客”之一的埃尔博走过来了，他走到那位姑娘面前，抓住她的手，带她穿过人群来到萨特面前：“萨特，这就是我经常对你说起的，对莱布尼茨了如指掌的西蒙娜·德·波伏娃。”

萨特抬起头，凝视着这位略显与众不同的姑娘。

波伏娃比萨特小3岁，也出生于法国巴黎拉斯佩尔街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乔治·德·波伏娃是位思想保守的法庭秘书，但他对于戏剧有一种天生的热爱。母亲弗朗索瓦丝·德·波伏娃出身于富庶的外省银行家庭，姿色动人但个性倔强。

父亲的影响和天生的喜好，使少女波伏娃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在父母熟睡后偷看布尔热、都德、莫泊桑等人所写的“禁书”。

当波伏娃读了奥尔科特、艾略特等杰出女作家的著作，并了解了她们的生平后，她立志毕生走写作之路，并发誓要在人类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

尽管波伏娃叔叔、舅舅家的女儿都慢慢出落成大家闺秀，但她却无意做一个传统的淑女。随着年岁的增长，她越来越反感资产阶级的种种道德规范和社会习俗，尤其是女性所遭受的极不合理的待遇。虽然父母已经将她许配给了表哥，但她心里一直作着抗争。

波伏娃发奋读书，渴望早日脱离家庭的束缚，赢得自立，从而走上自由发展个性的道路。在一个人独自奋斗的道路上，波伏娃常常因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前途而苦恼不已。

如今，21岁的波伏娃是索邦大学的学生。两年前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普通哲学学士证书”。

尽管波伏娃学业优秀，但是她一直难以摆脱那种由来已久的心理压力，由于找不到同路人，她不知道自己所选择的路是对是错。

就在几个月前，波伏娃最要好的女朋友被资产阶级的偏见和陋习扼杀置死了。波伏娃痛心疾首：“为什么这样丑恶的社会没有人起来反对呢？”

紧张的考试越来越近了，就在波伏娃全力以赴地为这次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进行准备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学院“三剑客”之一埃尔博，埃尔博十分喜爱这个聪慧、秀丽的姑娘，他常常跟波伏娃谈到他的另两位哥们。波伏娃对这个神秘的三人小组充满了好奇，而对于萨特，更是仰慕已久。

由于祖父刚去世不久，波伏娃正在服丧，因此那段时间她只能穿黑衣。

没过几天，萨特和波伏娃这对新结交的朋友就形影不离了。波伏娃发现，萨特正是她理想中的伴侣：“萨特具有双重性。在他身上，我发现了自己所有狂热的怪癖，我总能同他分享一切。”

而萨特则欣喜地发现，波伏娃是上帝赐给他的独一无二的对话者，最佳的游戏伴侣。他感到她有些让人不可思议，因为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于是，同学们很快就发现，萨特现在只跟一位高挑的穿着黑衣服的姑娘在一起，他们常常肩并肩地坐在索邦大学某一自修教室的窗台上，各自阅读着莱布尼茨或尼采等人的著作。而有时，他俩在校园里来来回回地散步，嘴里在无休无止地不知说些什么。

除了就各类问题进行讨论外，萨特和波伏娃最喜欢一边散步一边做各种各样的口头游戏：包括种种讽刺戏谑的模仿、寓言、民歌、儿歌、讽刺短诗、情诗、即兴诗、短寓言等，其乐无穷。童年的快乐和轻盈又回来了！

在“快乐和轻盈”的不经意间，大考之日到了。

1929年中学哲学教师文凭会考的题目是“自由与偶然”，这对于4个年轻人来说实在是驾轻就熟。萨特、尼让、波伏娃都略加思索后便奋笔疾书。

走出笔试考场，同学们又得马不停蹄地进行口试的准备。波伏娃仍然和“神秘小组”在一起，小组的聚会地点多是萨特的房间，那里总是烟雾缭绕，物品凌乱地堆放着。萨特毫不吝啬地花大把大把的时间来为其余三人讲解教学大纲上的内容；而波伏娃、尼让、埃尔博则把各自最了解的课题作彻底阐述。

不过，更让他们快乐的还是那些忙里偷闲的时光：每到下午，4个人便挤在一辆鱼雷形敞篷汽车里绕着巴黎城兜风，然后有时也到附近的酒吧间吃三明治，喝咖啡。

他们一会儿来到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里，在途中，埃尔博和萨特往往情不自禁地哼些小调甚至放开嗓子大唱特唱，像醉汉一样地放肆。他们还用笛卡儿的《沉思录》的语句编成短曲，反复地唱：“啊，上帝啊，再说一遍，如果他存在的话。”

波伏娃赞叹说：“保罗，你有一副好嗓子，是唱喜剧的好材料！你比埃尔博更有趣。”

有时，尼让会带大伙儿到有名的花神咖啡馆，那儿聚集着加利玛尔出版社旗下的几乎所有文坛新人。他们开怀畅饮着鸡尾酒，一边连着数小时天南地北地神聊，话题从抽象艺术到美国西部片，再到时下轰动影坛的法国明星。每逢兴致高昂时，萨特总是用他那漂亮的男高音唱流行的爵士歌曲，一行人不到深夜不归。

公布笔试成绩的日子到了。

这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披上了金黄色的盛装，但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批年轻人的命运要在今天决定。

萨特和尼让胸有成竹，一大早就跑去看榜了。波伏娃有些忐忑不安，虽然心急如焚却迟迟不敢去看成绩。结果是令人兴奋的：萨特考了第一名，波伏娃考了第二名，尼让的成绩也不错……但埃尔博落第了。

分手在即，4个年轻人黯然神伤。

一天，萨特对波伏娃冲动地说出了似乎在心头压抑已久的一句：“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

波伏娃并不觉得突然，因为口试的准备阶段使两人的感情已经很深了。尽管日子并不多，但他们天天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俩不断地发现彼此在志趣和思想上的共同之处，并越来越使对方着迷。

虽然有千般的不情愿，但口试的结束就意味着分离的开始，因为波伏娃马上要随家人到法国南部的里莫辰去度假了，而萨特也预感到不久后就要服兵役。一对年轻人焦虑不安，为即将到来的分离，为未来生活的安排。

眼看波伏娃一家出发的日子临近了，两个年轻人暗暗商定：萨特将以写作为借口也去里莫辰度假，到了那儿后再见。

波伏娃最后坦率地告诉萨特：“不过，我要首先了结与表哥的以往关系。在我与表哥的事情尚未彻底了结以前，在里莫辰的相会只能采取半秘密的形式。”

8月，萨特如期赶到里莫辰，住在离波伏娃一家不远的一个旅馆里，计划在那里住12天。很快，他们相会了，从巴黎就已经开始的对话又顺畅地继续下去。

每天清晨，其他人还在酣睡，波伏娃已经偷偷地溜出家门，她一阵风似地飞快穿过朝露未干的草地，来到丛林中的一棵小树下。

萨特早已在这儿等着了。

他们久久地散步，他们要谈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书籍、朋友、生活、哲学，当然还有前途。他俩不时爆发出响亮的笑声，说话声时高时低。

时间随着这些海阔天空的谈话而显得异常短暂，不远处拉格里耶尔城堡的钟声提醒他们用午饭的时间到了。波伏娃连忙赶回去与家人一起吃饭。萨特则在一道树篱下坐下来，吃波伏娃的那位欣羡各种浪漫故事的表妹玛德莱娜偷偷地从家里带出来的香料蜜糖面包或奶酪。

不一会儿，萨特又可以看到从远处飞奔而来的波伏娃的身影。整个下午，他们又在一起继续着上午讨论的话题。

可到了第四天，当他们在一块草坪边缘促膝而坐时，忽然，波伏娃脸色大变：她的父母直冲他们而来。

波伏娃的父亲乔治婉转地提出了他们的要求：“请萨特先生迅速离开此地。因为人们已对波伏娃的‘不端行为’议论纷纷，她以后是要嫁给她的表哥的，现在却每天去和一位陌生的男青年约会。我们不愿那种风言风语继续下去。”

萨特根本无法理解这种世俗之事，抗议说：“我们是在专心地讨论工作，并没有妨碍任何人。你们不用再多说了，我决不会提前一刻钟离开的。”

波伏娃的父母见好言相劝没有作用，只好把波伏娃带回去。不过，看到女儿愤怒的表情，他们也没有再为难她。

到了下一个星期，萨特和波伏娃选定了栗树丛中另一处更为隐蔽的地方，仍然每天约会。

他们坚持着这种神秘约会直至月末，萨特才离开里莫辰回到巴黎。但之后，他们仍然坚持经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