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战争

行动吧，在行动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萨特

利用战争间隙写作

1939年，对于萨特来说，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

年初，他的小说集《墙》正式发行，这预示着他将以反法西斯的姿态投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去。而改变他在此前那种不关心现实斗争的态度的，是残酷的现实斗争本身。

这一年春，当萨特与波伏娃游历法国南部各省时，地球另一边的日本正变本加厉地进行其侵华战争。3月15日，德国撕毁《慕尼黑条约》，发兵进军布拉格。4月6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6月30日，法国、英国、土耳其签署互助条约。

这时，法国人民开始焦躁不安，不知战争的火焰何时会蔓延到自己身上。一段时间萨特和波伏娃应老友莫莱尔太太之邀，在儒昂·莱·朋海滨浴场度假，这里仍然幽静、雅洁，莫莱尔太太的豪华别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还对和平与文明保持着信心。

波伏娃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她说：“我认为战争不会波及法国，因为假如苏联与英、法站在一起，希特勒就会有所顾忌；而如果他一定要挑起战争，那么联合军事力量就可以把他打败。”

萨特说：“我也不愿看到法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再流一次血，但我确实感觉到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非常不妙。”

清晨，海滨公园内，松柏参天，树叶繁茂，蓝天碧海美得让人心醉。一把撑开的洋伞下，萨特在专心致志地写作，波伏娃捧着一本书在吟读。偶尔，两个人的头凑到了一起，许许多多关于未来的计划在酝酿着。直至下午14时，烈日太毒了，他们才返回宽敞的别墅，在百叶窗紧闭的饭厅里用午餐。黄昏，人们会再次来到海滩，跑步、游泳。

7月飞逝而过。随着8月的来临，消息越来越坏。萨特和波伏娃也不由地开始不安起来。这里宁静、甜美的生活总让人觉得有些虚幻。

8月23日这天早晨，当萨特打开报纸读到有关德苏的新闻时，他感觉脑袋像被棍棒击中一样：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德国竟然与苏维埃俄国站在了一起！这条可怕的新闻将原来的一线希望扑灭了。黑暗笼罩大地，也渗进了萨特的骨髓深处。

萨特和波伏娃准备正视眼前的不幸。时日已经不多了，如果发布全国总动员令的话，萨特就得再次应征入伍，他们必须尽快返回巴黎。

萨特和波伏娃与莫莱尔太太及其他朋友告别后，带着一阵阵离别的悲伤，踏上了归途，归途中的萨特和波伏娃忧心忡忡，而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更加剧了他俩的惊恐。每个车站都人山人海，每辆车都严重超载，许多车厢里挤满了年轻人，他们即将被送往马其诺防线。

巴黎空旷的街道，寂静得让人害怕。政治气氛已经紧张起来，共产党的报纸被查封，市民们只能悄悄地议论着企图将法国出卖给纳粹分子的“第五纵队”。法国产生了分裂：右派指责政府，既然有妥协的可能，为什么仍将法国推向战争？左派谴责人民阵线忽视重整军备而进行社会改革，削弱了法国的势力。

战争已迫在眉睫，报纸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人们企望在上面找到一点儿缓和的可能。

9月1日，希特勒在精心策划之后，悍然入侵波兰！

9月2日凌晨1时，法、英两国正式宣布向德国开战，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了！正午时分，法国部长会议发布总动员令：征兵应战马上开始！

萨特被要求在24小时内到南锡港报到。他匆匆地跟母亲和继父告别后，在波伏娃的陪同下，坐出租车来到火车站。萨特、波伏娃和许多巴黎人坐在火车站的露天咖啡馆内等候着即将把其中的年轻男子拉走的列车。

这一瞬间，“社会”这一概念真实地进入了萨特的头脑，他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从原先所在的地方，在亲友熟人之间，给强行拉走，火车把他运到他并不想去的地方，而且同行的人与他一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维度，不再是几个月前在中学里碰到的简单的人，那时候他们都没有想到自己是有社会性的个人。

通过应征令对自身的自由的否定，萨特才意识到世界的重量以及他与所有别的人的分量。

这是正常生活的最后瞬间了，萨特看出波伏娃掩饰在平静外表下的惊恐，萨特不停地说着宽慰的话：“亲爱的，一切都用不着担心，我将很快返回，因为战争肯定不会持久。

德国现在缺乏食品、钢铁、汽油，德国人民已经开始使用配给卡，他们承受不了一场太长的战争，德意志帝国必将崩溃瓦解。而且，我只会被留在机场或其他什么场所的后部，不会被派往前沿阵地，因而危险不大。”

萨特还在絮絮叨叨，人们已经开始缓缓地走向已经进站的火车。接着，人们拥到每扇窗前，向亲人做最后的道别。一根铁链挡住了月台，隔开了即将成为军人的男子和为他们送行的亲人。

火车由慢而快地开走了，波伏娃眼中的萨特越来越小……

次日，萨特到达南锡港，被编入埃塞莱南锡第七十一师，这次他又被分到一个气象站。萨特毫不抱怨，甚至很少流露出任何痛苦的表情，但是，近一个月来所发生的一切对他触动太大了：不久前他还在高谈自由、拯救、创举，而现在他已不属于他自己。

萨特从军的地点是在阿尔萨斯省，恰好是他外公的故乡。这里与德国交界，有丰富的煤、铁矿产，每次大战都成为德、法两国首先争夺的地方。

接着，萨特又被派往莫尔斯布劳恩，在那里，他的工作很清闲，也很无聊：每天把气球升上天，然后通过一副视野望远镜去观察它们，最后打电话给火炮连的指挥官，告知当天的风向。

萨特利用战场闲静的时间，加紧从事精神创作活动，写作他早就想写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

在这部书中，萨特想通过他所描述的不同人物的自由观，从而明确地表达出自己所追求的那个真正的自由观：

在我看来，人类意识对于人生的伟大作用，在于它赋予生活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然而是极其珍贵的价值，这就是自由。人的存在固然是虚无缥缈的，毫无道理的，然而，由于人具有意识，就使人具有一种可能性，可以超越自己的存在，在虚无中找到存在的真正意义。

萨特废寝忘食地写满了5册笔记本，然后又重读、修改。

1939年11月1日，波伏娃前往兵营看望了萨特。当时，《自由之路》第一部《懂事的年龄》拟稿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而此后在给波伏娃的信中，萨特总是念念不忘他这部小说的写作进展情况。

《自由之路》的创作，表明了萨特的思想态度的根本转变，他在这部作品中所实现的，是对社会生活意义，对于历史的意义，对于自由的意义的探索，他早已超过了个人生活的小圈子。经历了战争之后，萨特看到了自由的“现实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人们通过极细微的接触，通过觉察不到的变化，发现人们正同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的珊瑚骨连在一起。战争存在着，战斗无处不在，它是我的全部思想，希特勒全部言论，戈梅兹全部行为的总和。

然而，没有人去结算这个总和。战争只对上帝存在，但是上帝又是不存在的。然而，不管怎么样，事实总是事实。战争是存在的，个人的尊严始终都是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加上战地的伙食很差，本来就瘦小的萨特很快虚弱了下来。好在，没有任何人干扰、阻止萨特的写作。

一次，一个严厉的刚毕业于军官学校的上尉来这里做一次巡回检查，看到面色不太好而且蓄着又短又硬的胡子的萨特，便问一个士兵：“这个家伙看上去好像快要病倒的样子，不知他在干什么？”

士兵回答：“一种人类的工作，上尉。”

上尉一愣：“什么样的人类工作？”

“写作，上尉。”

“小说？”

“是的。”

“什么样的小说？”

“这需稍费点时间才能解释。”

“是不是女人欺骗丈夫，丈夫戴绿帽的书？”

“是的。”

“不错，你很棒，写了这样的书。”

上尉转身走了，大家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高兴之余，当晚，萨特替每个人买了份新鲜的面包。

1939年年末，在《文学作品》12月号上刊登了广告：萨特的新作品《懂事的年龄》即将于1940年出版。

1940年1月15日，萨特在日记上写道：“哲学在我的生活中，足以克制战争带来的忧郁、阴郁和悲痛的情绪。现在，我不想用哲学来保护自己，那是卑劣的，也不想使生活适应我的哲学，那又何其迂腐。但真的，生活和哲学在我身上成为密不可分的了。”

同月，萨特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又说：“我将在这场斗争中独自行事，决不追随任何人，别人愿意跟我走，那就听便。”

2月，萨特得到了一周的假期，他回到巴黎，同波伏娃谈到了他的思想转变。这时，加利玛尔出版社将萨特以前几年内写出的《想象的事物》作为该出版社编印的《思想丛书》的一部出版。萨特在这本书所从事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探索”，不仅奠定了萨特本人的存在主义的基础，也对于法国的存在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4月，萨特再次获准回巴黎度假，接受为《墙》的发表而颁发给他的“民众小说奖”。萨特向波伏娃叙述了他的未来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的基本轮廓。

从战争爆发到1940年5月，德军实际上并未正式攻击英、法两国，前线200多万士兵感到了极度的无聊。

人们至此还不相信战争真的开始了，希特勒在打了一连串胜仗之后，又发动了和平攻势。波兰战败了，捷克斯洛伐克被征服了，他的野心也该满足了吧？法军参谋部对于马其诺防线的固若金汤抱着一种奇怪的幻想。

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往好的方面去设想，无人考虑真正防御德军可能的进犯。而在前线，德国士兵通过扩音器和大标语进行宣传，于是法国仿佛决意进行“假战争”，9个师草草敷衍地对萨尔地区发起“攻势”后，西面前沿阵地便是一片平静。一些法国军人甚至用“OK”手势一厢情愿地向德国士兵挥舞：“只要你不动手，我们决不动手。”

在战俘营的生活

战争开始至1940年年初，德法边界从表面看来“平安无事”，这也使萨特得以利用时机在兵营中大写特写其作品。

但是，德军在入侵丹麦、挪威得手后，掉转枪头指向英、法，在入侵宣布中立的比利时、荷兰之后，5月10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地突破马其诺防线，进入法国本土。

始料不及的法军未作任何抵抗，真正是溃不成军，几个星期之内，法军一泻千里。

5月23日，萨特最亲密的朋友保尔·尼让在前线阵亡。

6月21日，也就是萨特35岁生日那天，他未经一战，未开一枪，便在洛林省的巴都市与成千上万溃退的法军一起当了俘虏。

贝当政府仓促撤出巴黎，并在希特勒的停战条约上签了字。曾经骄傲、优雅的法国人成了亡国奴。

萨特连同其他法军俘虏先是被关在南锡，8月中旬后被迁至德国境内的特列夫城，这里距德国与卢森堡交界处不远。

身处沦陷了的巴黎的波伏娃深深地为萨特担心。但萨特接二连三的热忱来信使她稍稍安心了一些。

信中说，战俘营的情况远非无法忍受，供给的东西是不太够用，但犯人们不必劳动，因此他仍能坚持写作。集中营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已经交了很多朋友，并日益感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

波伏娃半信半疑：一贯无法忍受限制自由的萨特果真是如此坦然经受这一切变故吗？他怎么会对那样一种明显的痛苦生涯“怀着强烈的兴趣”呢？

萨特并没有夸大其辞，战俘生活的确不让萨特感到难熬，他感到自己正在重温集体生活，这在离开师范学院之后还没有过。

更重要的是，萨特第一次发现自己很乐意成为群众中的一分子。

战俘营是每15个人一起睡在地板上，由于没有其他事可干，俘虏们几乎成天躺着闲聊。但萨特并不感到乏味，因为可以自由地与人交谈，直接往来，平等对待。

他写信告诉波伏娃：“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萨特在战俘营里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团结的意义，开始努力使自己像一个普通人。他发现难友们大多都是拒绝妥协和让步的简单而纯朴的人，他们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兄弟情谊既牢固又美好。

此外，萨特十分欣赏这些人即使处于厄运中也毫不减弱的即兴机智。

狱友们也十分喜爱萨特，因为他博闻广见又口若悬河，他的嘴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吐出让人捧腹大笑的段子。一有空，他就给大家上哲学课，讲海德格尔、尼采、司汤达……

萨特原来是不大喜欢讲课的，现在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也因为此刻知识真的成了点燃生命的火花。

一次，在给波伏娃的信中，萨特不无得意地写道：

我负责组织了一所民间大学，给几乎全由教士组成的公众授课……

萨特的每一封信都会让波伏娃精神为之一振。看到关在集中营中的萨特并不怨天尤人，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现状，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她感到萨特已为她以及所有法国人提供了一个范例：法国沦陷了，但法国人不应就此消沉。

在战俘营中，和萨特最谈得来的是一位名叫巴热的年轻神父。巴热的最大魅力在于其行为与信仰的完全吻合。

在入狱前，巴热是塞义山一个边远贫困的乡区的牧师，他之所以挑选去这个地方是因为它落后、野蛮得令人可怕。

萨特很欣赏巴热，总是乐于和他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巴热的见解也给萨特很多启发。这位神父有关“圣灵感孕之谜”的见解尤其使萨特感兴趣。他说：“我认为，和任何孩子一样，圣子耶稣也生于污秽和痛苦之中。圣母并不是奇迹般分娩的。”

萨特对此深表赞同：“关于耶稣降世的神话，其美感只是在于：它意味着在耶稣的身上包含了人类的全部苦难，否则基督教就毫无意义了。”

萨特与巴热神父进行有关耶稣出世的问题的讨论，使他萌发出创作的灵感，只花了几天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剧本《巴里奥那——神之子》。

萨特创作这出戏是“别有用心”的。从表面看，这出“神秘剧”的主题是基督诞生，但实际上它是以罗马占领巴勒斯坦这一事件为中心的。剧中有罗马皇帝雷利厄斯利用普查之机对所有的居阿代人强迫征收高赋税的情节，居阿代人领袖巴里奥那，自从国家被占领以来，一直蒙受着极度痛苦，成为剧中激烈的台词。

1940年圣诞节这天，整个集中营的战俘都观看了《巴里奥那》的演出，萨特亲自导演并参与了演出。萨特涂黑脸扮演朝拜耶稣初生的三博士之一——黑人国王巴尔达扎尔。戏剧的艺术效果和设计是萨特的朋友古尔布承担的。

该戏在战俘营中的演出，普遍地激起了战俘们积极的反应，当巴尔达扎尔最后变成了一个抵抗战士时，狱友们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寓意：正如异教徒和非教徒应该联合起来，反抗侵略者的暴政、奴役；正处于法西斯铁蹄下的人们也该团结起来，反抗德国的统治。

《巴里奥那》的演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大大出乎萨特的意料，应观众要求，12月25日、26日该剧又连续演了好几场。

通过写作此剧，萨特发现了自己身上潜藏的戏剧家的天赋，虽然第一次尝试很难称得上完美，但他感到自己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创作艺术，它比小说更直接、更正面地反映现实、唤醒民众。

尽管萨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但他仍然热切地期盼着逃出牢笼回到巴黎的那一天，等待着每一个可能的逃跑的机会。

1941年3月底，时机终于到来了。由于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百姓，德国方面同意释放那些太小或太老以及身体状况不行的。要伪造一个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太容易了，关键是如何让德国人相信你身体不合格。

当时，许多伪装者都被一眼识破了，因为当问及：“有什么病”时，他们千篇一律地回答：“心跳过速。”这种症状太容易作假了，于是他们被重新关回牢里。

轮到萨特了，他把右眼皮翻开，露出几乎快要瞎的眼睛，可怜兮兮地说：“我什么都看不清……”

这个证据医生们很满意，这样，萨特被当作老百姓释放了。

萨特终于顺利地回到了巴黎，可沦陷后的巴黎让萨特惊愕不已。在集中营中，萨特和难友们发誓永不屈服，和侵略者抗争到底，而巴黎人远没有萨特想象中那样坚贞不屈，人们都在黑市上买东西；那么多人在一份声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成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甚至连波伏娃都签了！

萨特紧皱双眉对波伏娃说：“我没有想到，在我逃出集中营重新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便丢失了那种紧张、团结的气氛以及简单朴实的生活环境。巴黎和集中营不同，你不得不活，但活着就是一个亡国奴，就意味着你妥协了。为此我不得不好好思考一番了：应该如何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又如何在这一环境中实现我在狱中时对未来所做的种种规划呢？”

波伏娃静静地听着。

萨特接着说：“战前，我是个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人，对于生活、他人、社会、义务、责任等，我总是抱着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尽管我不满现实，对抗社会，但由于过于看重个人的尊严、过于维护个人的自由，我始终只是一个旁观者，从未投入到社会现实之中，战争使我懂得，我必须承担义务，干预生活。”

波伏娃眼睛一亮，闪出异样的光芒。

萨特看着波伏娃说：“战争以其特有的方式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战争的残酷使我认识到：自己以前所进行的哲学思考有严重的局限性，而且是一种胆小的哲学。我发现，那些没有阻止战争的人们同样应对战争负责。沉默意味着默许，不搞政治，这也是政治。不阻止战争即是战争的同谋，无选择的自由即是不自由。战前，我采取一种不介入的姿态，然而不介入本身就是一种介入。”

萨特最后忧虑地说：“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那么我将做何选择，才能找到那条属于我自己的‘自由之路’呢？”

组织“社会主义和自由”

1941年3月，萨特结束了9个月的战俘生活回到巴黎。复活节之后，重新回巴斯德中学任教。

大家发现，萨特回到巴黎后，他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变得严峻，甚至有些僵硬，就连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的波伏娃也为他的巨大变化而惊讶。

萨特曾经多次对朋友们说：“我回巴黎不是为了享受自由的甜蜜，不是为了单纯地活着，而是为了采取实际行动。”

波伏娃既有些担心，又有些疑惑：“在德国势力如此嚣张的巴黎，能采取什么行动呢？”

萨特回答说：“人们之所以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彼此闭塞，而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我要做的正是打破这种闭塞的局面，把人们团结起来，组织强有力的抵抗运动。”

萨特立即找到了他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坚定的反德分子。此外，他还与高等师范学院时的同学墨里奥·彭迪来往密切。

经过几次聚会后，在萨特的倡议下，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抗德的知识分子组织。萨特和小组成员们决定把这个组织取名为“社会主义和自由”。这既是他们的行动纲领，也是组织的基本目标，同时也是他们为解放后的新政府设想的名字。

“社会主义和自由”组织很快开展活动了，第一次会议就在米斯特拉尔旅馆波伏娃的房间内举行，成员们就活动的具体方式展开了讨论。一些人倾向于使用暴力，但被大多数人否定了。最后会议决定：在短期内，组织应以吸收新成员、收集情报、散发传单、设法与其他抵抗者取得联系为主要任务。

“社会主义和自由”秘密行事，小组的成员们投入了紧张的斗争中。他们常常在旅馆里或某一位成员的家里碰头。萨特在短时间内撰写一些鼓动性的文章，然后在小组创办的地下小报上刊登出来，其他人则马上把这些简报以及其他宣传小册子散发出去。

从未写过政治论文的萨特惊讶于自己一开始写就驾轻就熟，而那种首次融入斗争团体的感受又让他兴奋不已，他不时地叫道：“是的，早该行动了！”

但是，法西斯势力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胜利。萨特和他的小组开始感到必须准备面对盟国彻底失败、法国无法收复的可怕前景。

过了不久，萨特发现，其实法国早就存在许多与他们相类似的抵抗组织，而其中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还是他的一个少年伙伴阿尔弗雷德·佩隆。萨特立即与这个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常常在丁香花小园圃或卢森堡公园里举行“组织”联合会议。

更多的人走到了一起。

萨特一边认真地履行着自己所担负的任务，一边对巴黎乃至国内的局势进行全面的观察了解和冷静的分析思考。他发现，抵抗运动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虽然抵抗组织遍地皆是，但它们几乎都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力量有限，缺乏必要的谨慎，没有一个具有极强号召力和极高威信的领导者。

萨特在苦苦地思索：如何使“社会主义和自由”小组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抵抗运动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呢？

作为作家，萨特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他的同行们。

暑假的时候，萨特和波伏娃决定骑自行车离开巴黎，旅游各地，去同一些眼下逃避在自由地区的知名作家取得联系，以争取赢得他们对“社会主义和自由”组织的支持。

在一名妇女的带领下，他俩艰难地穿过了田野和森林，终于抵达自由地带。白天，他们骑车赶路，晚上，他们就露宿于田野、草地中。

第一站是瓦利尔斯，这里隐居着曾经十分赏识萨特的文坛元老吉特。然而他们很快大失所望地离开了，因为吉特对他们的组织和计划不感兴趣，他甚至没有邀请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到家中小憩。

萨特和波伏娃没有泄气，又向第二个目标出发了。马尔罗也是当时法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而且是一位领导政治活动已经10年的斗士。在西班牙内战中，他显示了一个作家在革命事变中所能起到的干预作用。

人们常常赞扬说：“马尔罗简直胜于一个营的兵力。”因此，当萨特和波伏娃奔往马丹角马尔罗的府第时，他们满怀信心。

这次，他们受到了马尔罗热情的接待，在豪华舒适的别墅内，马尔罗让仆人特意为萨特和波伏娃烹制了美味的马里兰小鸡。

然而一谈到正题，这位曾经斗志昂扬的作家却情绪低落下来，马尔罗说：“由于最后法西斯还是统治了西班牙，我已经感到累了，我有意隐退。现代战争的结局完全在于哪一方拥有技术上的优势，就你们的抵抗组织来看，在这个时候有所行动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荒谬的。重要的是，你有武器吗？”

萨特和波伏娃被问得哑口无言，他们受到了第二次沉重打击。

一无所获的萨特和波伏娃回到了巴黎。这次出访他们行程2000多千米，风餐露宿，历尽艰险。

然而回到巴黎之后，他们失望地发现，巴黎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没有政党领导的组织难免会因为散漫而显得薄弱，开创阶段曾经蓬蓬勃勃的各种组织都已经陆续散伙了，仅剩的几个也正处于解体阶段。

当时，法国共产党非常强大，它有严明的纪律、严密的管理机构，然而他们不信任这些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组织。他们甚至怀疑萨特之所以被德国人释放，是因为他同意当奸细。

萨特感到日渐孤立。

巴黎的气氛愈加阴郁，墙壁上处决法国人的布告与日俱增，人们过着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日子。萨特开始苦苦思索马尔罗的话。

风声越来越紧，萨特的那个儿时伙伴被捕，紧接着，波伏娃以前的一个学生也遭到了逮捕。

形势不容再三考虑，萨特痛下决心：立即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因为它已经势单力薄，它的继续存在只会给其成员带来危险。

“社会主义和自由”组织就这样夭折了。组织的解散令萨特痛心不已。他在战俘集中营就开始筹划建立这样一个抵抗组织；被释放之后，又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想使它逐步壮大。尽管人人都觉得殊可惋惜，然而冒险与达到目的是完全不相同的两码事。

出版第一部哲学专著

1942年，对萨特来说，是紧张从事创作的一年，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以及《苍蝇》和《自由之路》的第二部《延缓》，都是在这一年完成的。

在萨特看来，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自从他认识到哲学是什么时，哲学就成为他心目中对于作家的根本要求。这不仅因为他认为文学必须有哲学为其服务，也因为其本身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

萨特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哲学思考，从1933年以来，他就一直在构思着《存在与虚无》的结构。而提纲是在1939年应征入伍期间，在战争的间隙完成的。

从战俘营释放后，萨特在完成了《懂事的年龄》的创作之后，便于1941年秋正式提笔写《存在与虚无》，并于1943年年初完稿。

1943年夏初，就在《苍蝇》公开演出时，《存在与虚无》也同时出版。

《存在与虚无》作为哲学著作，一般人认为是非专业学者所难懂的、晦涩的。其实不然，只要认真细读，一旦解决了术语上的困难，阅读不仅会非常顺利，而且不乏趣味，因为萨特常常用生动的文学化的语言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作出分析，以推导出他所要证明的结论。

这本书从“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这两个基本概念来论述其哲学。

在探索个人的存在中所进行的意识活动时，萨特认为那些被我们意识到的外界事物，“我”以外的世界是“自在的存在”，它偶然地、绝对地存在着，它是被动的，盲目的，毫无理由和根据的。由于独立于上帝也独立于精神，因此它又是荒谬的，多余的。而人的意识则是活泼生动的，当它附在于某个存在时，某个存在便成为意识任意摆布的存在。

“人的存在”从一开始便是意识的存在，每个人时时刻刻地所看到、感受到的，都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事实”。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但是，人存在的意识性确定了人的存在特征，一切对于外界的认识都是个人的意识活动的结果。因此它是一种“自为的存在”，是一种自由的、能动的、真正的存在。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可以面临着“同一个”事实，但不同的人对这些事实的认识却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表明，在对于外界的认识活动中，个人的不同的意识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意识是活泼的、生动的，它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意识在活动过程中总是可以把别的事物卷入到它的范围之内，当意识施展它活动的任意性、可塑性、无限性、主动性和想象性时，被它摄取和相关的事物便即刻附在一个非他的存在上。

因此，人的存在是一种偶然性，人注定是自由的，它决不能从别的存在物中产生出来，这就给存在的主动性创造了条件。萨特的结论是：

真正的内部世界，也即是真正的外部世界，存在存在着。存在在他自身中。存在就是存在着的那个存在。人是注定要自由的，自由一旦在人的心里点燃了明灯，上帝在他身上便失去威力。

然而，存在如何存在着？自我意识在存在活动中又怎样发挥意识的主动作用？

感觉的双重性使它具有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萨特说：“书出现在桌子左边对我来说是必然的。但它恰巧出现在左边，对我来说却是偶然的；而且，到头来，看书是在桌子上，还是看桌子在承受那本书，对我来说是自由的。就是这个在必然与我的选择之间的偶然性，是我们所谓感觉。”

对于感觉的分析只是萨特分析个人存在与他人的关系的一个出发点。有感觉的个人，一方面感受他的存在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又感受到自己存有一种选择能力，凭着这一能力，个人可以以他固有的自由的意向涌上这个世界，创造他自己的未来。

但是在创造未来的过程中，个人的存在仍然是困难重重的，周围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它、限制着它。萨特进一步阐述存在本身所面临着的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限制的关系的问题。

这里，他选用了“黏滞”这个特殊的词来表述个人的存在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特质。如沥青，如蜂蜜，这种关系首先是软的，可压缩的，它延伸、铺展、自行扁平化。

碰着黏滞，它并不跑掉，而是让出位置；其次它是黏滞的，它的自我固执妨碍自身的逃散。因此我可以在手中抓到它，可以把一定分量的蜂蜜和沥青从锅底分离开来。它看上去还是驯服的，但恰恰在我们自认为完全占有了它的时候，它却以一种奇特的颠倒，表现出它占有了我们。

正是它的柔软性造成了它的粘黏性，这是它最主要的性质。最后，我还是我，它还是它。

萨特对此论述道：

对于这样的黏滞的认识，霎时间创立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形象地表现自在的世界；它以它特有的形式使存在象征化。也就是说，在同黏滞打交道的过程中，一切事物对我们来说都表现出似乎黏滞性就包含了整个世界的意义。

因此，萨特认为：克服他者、外界的束缚，就是自由的真正目的；超越他者的包围的意向，就是个人存在对自由的追求的表现。自由本身是一种无固定本质的东西，用萨特的话说，“你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无非就是你的行动的总和”。

因此，尽管人是无缘无故地被抛到世界上来，是偶然的，是空无所有的，但人一来到世间就享有绝对的自由，人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他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包括自我创造、自我约束、自我设定、自我安慰、自我控制、自我想象等。

据此，萨特提出了“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一著名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个人行为造成的，是自我设计选择的结果。人既然是自身行为的主人，就必须对所做的一切负责。

概括起来，《存在与虚无》主要强调了自由和个人存在的重要性，主要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了个人存在的遭遇。

正因为世界是难以把握的，所以人们才产生恐惧感。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当他意识到他的个人的存在与他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对外在的一切产生“关切”感。这就是说，他要关心他周围的一切，密切注视一切他在的动向及其与我在的可能联系。

谈到“自由”，萨特是存在主义中唯一较为透彻地论述自由的人，他诅咒现实的人生，认为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真正的存在”即“绝对自由”的。

萨特从《论自我的超验性》、《关于感情的理论概要》、《论想象》到《恶心》和《存在与虚无》，都反复地谈到自由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研究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和体验到存在本身，更重要的是为了达到自由。

萨特认为，自由就是人的基本的活动能力，是属于意识范围的问题，归根结底，自由与不自由，不取决于客观，而取决于自己，取决于自己是否有责任感。他写道：

自由没有本质，自由不隶属于任何逻辑的必然性。自由自成行为，我们通过这些行为照常地达到自由；而这些行为则是自由通过它所包含的动机、动因和目的来组织的。

存在，对于为自身来说，就是使它所在的那个在自身虚无化。在这些条件下，自由除了这个虚无化以外，它将什么也不是。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他自身，而是向着他自身的存在。凡是与它所存在的存在相同的存在将不是自由的。自由，恰巧是人心中所存在过的那个虚无，恰巧是强制人间现实自变，而不是自在的那个虚无。

综上所述，萨特的自由观乃是自我创造、自我约束、自我安慰、自我控制、自我想象的自由观。这几种“自我”相互牵制，使这种自由可伸可缩、可大可小、可硬可软。自由本身成为了无固定本质的东西。

与《苍蝇》所引起的反响相比，《存在与虚无》的出版却如一阵无声的细雨，只在湖面上激起了几个似有似无的涟漪。这本长达724页的哲学论著的副题是：“关于现象论的本体论的论文”。封面上引用了萨特式的句子：“花瓶里最珍贵的是里面的空间。”

由于当时人们所关注的唯一热点是政治、时局和战争，因而没有心思去读这种似乎不太合时宜的哲学书，只有少量的哲学爱好者为之喝彩和赞赏，意识到其重要的价值，肯定了其不一般的独创性。也有些人对其新颖的提法表示不同程度的怀疑。于是，这本极有分量的哲学巨著在出版之初遭到了冷落。

直至两年后，当萨特成了新闻人物时，评论家们才纷纷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部巨著上。例如安德烈·哥尔兹在其所著的《变节者》和米谢·都尔尼耶都讲到了《存在与虚无》的深远意义。

而美国对这本书的接受却经历了三部曲：首先“愚蠢地攻击它，然后承认其真实性，最后才看到了它如此重要”。

然而不管怎样，《存在与虚无》的出版，标志着萨特的独立的哲学体系的形成，是萨特对自己从1933年起所从事的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这一哲学体系同胡塞尔、海德格尔、柏格森、笛卡儿、卡夫卡有密切的理论联系，但它无疑是一个崭新的、标新立异的体系。

《存在与虚无》集中地、系统地阐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他作为一个研究人的存在的成熟的哲学家的地位也从此确定了，开始受到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从英国实证主义者罗素到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的关注、研究和评论。存在主义从此成为一个可与其他哲学理论相提并论的哲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