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革命

只有什么也不干的人，才不会弄脏自己的手。——萨特

积极创办《现代》杂志

1943年是萨特成为当代大哲学家的转折年头。

《存在与虚无》的出版，奠定了萨特的地位，也为萨特此后的思想发展打开了广阔的前景。从此，他不仅加强著述活动，而且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转折时刻，从1942年年底开始，德、意、日三国就已经显示出其疲惫状态：他们再也没有力量发动起新的大规模进攻。相反的，盟军方面则做好了军事上和物质上的充分调集工作，为新的大反攻做好准备。

1942年11月，英美盟军在北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1943年1月底，萨特等人高兴地得知了德军在伏尔加格勒被击败的消息。

萨特在同法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的倡议下，参加了由诗人、法国共产党员埃吕阿德主持的法国全国作家协会。

1944年，是法国人民成为亡国奴的第四年。人们在希望中等待着等待着。时局越来越对盟军有利，德军已成了强弩之末。

在这一时期，萨特与卡缪友谊更深了。卡缪刚刚写成《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的神话》，参加法国北方解放运动的战斗组织，负责情报和地下报纸的工作。

萨特看了卡缪的《局外人》之后，非常钦佩他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深刻认识和尖刻批评。

萨特这时暂停了《自由之路》的第二部《延缓》的创作，专心创作《其他人》，后来这个剧本被改名为《密室》。当时，他马上想到由卡缪来出演剧中的加尔森最合适，于是他向卡缪发出邀请，并要求卡缪亲自做该剧的导演。

《密室》再次表现了萨特无与伦比的戏剧天才。它的形式十分独特：这是一部由3个演员一直在台上表演的独幕剧，没有一个人下场。

《密室》是一部典型的哲理剧，场景设在地狱，3个人物分别是：懦夫加尔森，同性恋者依奈，杀婴犯埃斯特尔。加尔森爱依奈，依奈爱埃斯特尔，埃斯特尔爱加尔森，3个死人在地狱里相互爱慕追逐而又钩心斗角，循环往复，没完没了，直至萨特的那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

《密室》剧本最初以《其他人》为题，发表在1944年第八期的《弩》杂志上，这本杂志由马克·巴尔伯扎主编，在里昂出版。剧本发表时，萨特题词献给路易·莫列尔夫人。

5月27日，《密室》在“老鸽笼”剧院的公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萨特的深刻用意有正确的理解，他们倾向于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从而给萨特扣上了悲观主义的帽子。

萨特对此十分遗憾，特地在报上发表文章专门对这句台词作了解释：

人们以为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刻都是坏透了的，而且这永远是难以沟通的关系。然而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

我要说的是，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来说，他人是我们身上最为重要的因素。

和《存在与虚无》一脉相承，《密室》再次揭示了自由的重要性：通过行动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为之痛苦的环境、成见、与他人的关系，不论我们处于何种如地狱般的可怕境地，我们都有自由去打碎它。

后来，《密室》在美国获得了最佳外国戏剧的称号，而数不清的国家剧院隆重上演该剧，全世界人都在重复着萨特“他人就是地狱”这一名言。

除了《密室》以外，萨特还在1943年至1944年之间写了许多短篇剧和短篇文章，其中包括为巴德公司撰写的电影剧本《戏演完了》、《伤寒热》、《世界末日》等。

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终于打响了！巴黎人民与盟军并肩作战，为解放祖国不遗余力地奉献着自己。大街上，人们砍倒树木、挖掘壕沟、修筑街垒，一个个斗志高昂、精神振奋。子弹不时地打在墙壁上“噼啪”作响。

此时，波伏娃和萨特似乎又回到了青年学生时代，胜利在望给予他们的极大鼓舞，使他们热血沸腾，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受秘密报纸《战斗报》编辑卡缪的邀请，专门负责巴黎解放的报道工作。

他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跑遍了巴黎，访问各阶层人物，记述巴黎爱国者对于法西斯及其走狗的最后一击，并且满腔热情地把所见所闻在第一时间报道给大家。

每当写出了一篇文章，萨特或者波伏娃便火速回到《战斗报》总部，把稿子交给主编。他俩撰写的一系列报道在当时的巴黎广为流传，使那些对胜利仍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而那些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战士们则由于知道有那么多同志而备受鼓舞。

当时，萨特的报道文章的题目是《漫步于翻腾的巴黎》，这组文章先后发表于8月28日至9月4日之间。

巴黎不久将解放的喜悦荡漾在每一个饱受占领之苦的法国人心中！

9月，萨特继为《战斗报》撰文报道之后，又与波伏娃一起到里兹访问正在当战地记者的美国大文豪海明威。见面时，海明威身穿睡衣，头戴绿色的军帽，坐在满是酒瓶的桌边，他对萨特赞叹说：“我只是一个上尉而已，而你呢，你是一个‘将军’！”

为了使法国公众了解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美国政府曾邀请一大批法国记者到美国访问。于是，卡缪请萨特作为《战斗报》驻美记者。

12月，萨特前往美国前夕，由法共方面掀起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批评风潮，萨特于是又抽空在《行动》杂志上发表题为《关于存在主义》的声明：

这些攻击都产生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和“无知”。你们需要一个替罪羊，你们选中存在主义，因为你们知道这只是关系到一个很少人理解的抽象理论，而且你们知道不会有人去验证你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要逐点地回答你们的谴责。

萨特同法共在存在主义哲学问题上的论战，使他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向公众介绍他的哲学思想。

1945年，法国人民迎来了第一个和平的春天。随着法西斯势力的灭亡，维希政府遭到了人们的彻底摒弃。未来的法国将采取何种政体呢？所有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模式。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们怀疑一切，再也无法用原有的价值体系对他们进行规范。

不过，这种状况倒是为纷繁多元的思想观念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时萨特想到：如何能赋予世界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呢？

通过集中营时期的《巴里奥那》和沦陷期间的《苍蝇》，萨特认识到了写作能起到非同小可的重要作用，写作应该成为一种激励自我的召唤、一种介入现实生活的手段，而不仅仅是制造出一个“神圣”的客体或是被降低为一种娱乐、一种消遣。

萨特认为，在这样一个寻求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时代，实在应该有一个渠道，能使人们的急躁、惊讶和赞同等情绪及时得到宣泄；还应该有一个园地通过对于文章的内容和倾向进行选择介绍，来影响同时代人，为他们指引时代的方向。

萨特终于决定：办一本杂志！

这个想法一旦产生，萨特马上决定成立编辑委员会。新杂志取名为《现代》，是萨特和波伏娃在想到他们最喜爱的查理·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时取下的。

9月，《现代》第一届编辑委员会成立了，阵容空前强大，几乎集中了当时法国知识界最富朝气的生力军：萨特的高师同学、才华横溢的梅隆·庞蒂担任总编；现任新闻部部长马尔罗的参谋、萨特的高师校友雷蒙·阿隆从伦敦赶来，加入了编委会；著名的评论杂志《新法兰西》主编、加利玛尔出版社的让·波朗也成为这个阵营中的一员。

这些人带来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和种种办刊技巧，使得《现代》刚刚问世，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持久不衰。

1945年10月15日，《现代》杂志出第一期，它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巴黎人面前。创刊号很快被抢购一空，由萨特撰写的饱含激情的创刊词被人们广为传诵。

在创刊词中，萨特不仅概述了刊物的宗旨，而且提出了他的文学创作原则。

他陈述了他思考已久的观点：

文学应该介入生活，他号召人们要坚决抵制对时代不负责任的诱惑。既然作家无法逃避，我们愿意他紧紧怀抱自己的时代，时代为作家而生，作家为时代而生。作家处于他的时代处境中，每句话都有反应，每种沉默也一样。

创刊词表明：萨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转变已彻底完成，他已脱离了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道路，而走上了更有前途的现实主义道路。他再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政治采取逃避态度，而将持续不断地介入。

《现代》第一期还同时发表了萨特的另外两篇文章：《战争的结束》和《致卡夫卡》。在《战争的结束》一文中，萨特特别强调：“战争结束了，但和平还未开始……战争的结束只是意味着这场战争的结束。”在这里，萨特预见到了“冷战”的可能性，并且预示了他在行动中将遵循的政治原则。

创刊号取得的辉煌成绩使萨特一时间声名鹊起，而在同一周内，他所作的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更令他名噪一时。

在演讲中，萨特反复阐述：

我们所理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怎样使人的生活过得去的学说，我们的自由完全依赖于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我不得不在争取我的自由的同时，争取别人的自由。

这次演讲是在新落成的“现代俱乐部”内举行的。听众把场内挤得人山人海，走道、后面都挤满了人，而门外还有许多人无法进场，于是发生了猛烈的拥挤，一些听众甚至动起武来，几名妇女当场晕倒。

讲演也引起了新闻界的空前重视，他们对这次讲座大加评论：不是狂热吹捧就是大力抨击。

这一发言也在理论界尤其是哲学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专门举办的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争论激烈，以致双方都失去了理智，无法使自己冷静下来。负责人不得不当机立断：讨论会暂停，以后的讨论分组秘密进行，以达到阻止外人参加的目的。

一夜之间，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词语，它如潮四起，渗透到巴黎意想不到的每一个角落。而萨特被誉为“存在主义教皇”，而波伏娃则不得不接受“萨特圣母”的称号。

萨特是不希望自己被贴上任何学派的标签的，在一次讨论会上，他试图表示抗议：“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学说？”

然而，萨特的抗议显然是徒劳的。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萨特以及他的作品的传言。在街头，记者们对着萨特拍个没完没了，不时有陌生人冲到他面前来提几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有的甚至纠缠不休。许多认出了他的行人在他身后紧紧跟随，不时有人递过来本子请他签名。

连萨特和波伏娃常去的“弗洛”咖啡馆也因此带上了传奇色彩，许多人赶到那儿，企望看到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或猎取到关于他们的种种传闻。咖啡馆的老板感到福从天降，因为生意前所未有地红火。

成功带来的不仅仅是名气，是被崇拜。萨特不明白自己怎么惹怒了这么多人，尤其是右派和左派对他进行两面夹击。萨特常常描写战争、人工流产、同性恋、吸毒或卖淫的，这使他的小说展现了一幅资产阶级不愿看到的社会画面，他们甘愿倾听有关温柔的现实的谎言，而不愿正视那已经被异化了的世界。

资产阶级在萨特的著作中看到了自己，但又无法接受他所示范的那种自我超越。他们要求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但种种责任令他们厌烦。感到自己处境的尴尬，右翼的人们开始在杂志上、在课堂里、在演说中对萨特大肆攻击。一时之间，“行了，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辱骂之词。

来自右翼的攻击早就在萨特的意料之中，但左派之中竟然也响起了种种不满的声音，他就有些费解和委屈了。左派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不健康的哲学，它抛弃生活的乐趣、颠倒价值的比例。共产党的报纸《真理报》用一种讽刺的口吻谈到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它教导人们，一切历史进程都是荒谬的，一切美德都是谬误。”

后来，对存在主义的批评更发展成了对萨特本人的恶意攻击，他的哲学也被人辱骂为“破烂、轻浮，只适合于病人”。人们对于他和波伏娃这种虽来往密切但彼此享有感情和性的独立的特殊关系也大做文章，说萨特是一个道德败坏而又最善于隐藏的家伙。

有一天，居然有人在公开场合大声问萨特：“你是不是一个疯子？”

现在的萨特，无论在心智上还是思想上，都已经完全成熟。善意的批评、建议使萨特有所触动，重新审视自己，而恶毒的人身攻击对他却毫无影响，已经学会了自我保护的萨特对此不置一词。

而萨特作为一个冷静而深刻的哲人，他知道路该怎样走。他仍然手笔不停地创作，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

加入“革命民主联盟”

1945年9月，萨特的《自由之路》第一、二卷相继发表，这象征着萨特今后要走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自由之路”。

对此，萨特概括说：“我的目的是写一本关于自由的小说，我打算跟随着几个人物和几个社会集团。这条道路把他们引导到巴黎的解放，而一点也不是导致他们本身的解放。”

在第二部《延缓》排除疾病的插曲中完成暗喻之后，萨特接着指出，《懂事的年龄》和《延缓》都还只是虚假的、不完整的、残缺不全的自由的历史表演。

萨特通过他所描述的不同人物的自由观，明确地表达了他自己所追求的那个真正的自由观。正是这个自由观指导着他自己如何理解他所倡导的“介入”，解释了他在战时所体验到的真正的自由的含义，也使他在《现代》杂志发刊词中所宣扬的“介入”的意义更加具体化了。

同月，萨特还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中，更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的自由观，明确主张：自由必须靠人的斗争来选择，人的未来是由他的行为的价值创造的。

成名之后的萨特丝毫没有改变。他还是住在旅店里，还是常常到咖啡店坐坐，他还是无心考虑自己该如何打扮，仍然不结婚，仍然避开社交界，也从不拿作家这个幌子来保护自己。

虽然此时萨特生活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写作，但唯一有所变化的是：他对当代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了。每一个重大社会事件、每一篇重要的政治评论都令他密切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到处是贫穷、饥荒。食品的短缺不断引起骚乱、罢工和犯罪。就在这种时局下，法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却日益显出分崩离析的趋势，政党间的争执不断尖锐化。左、右两派的这种对立，也折射出美、苏两大集团的“冷战”已经拉开了序幕。

萨特一时感到有些茫然：“我该走哪一条路呢？”

他一向与狂热的好战者——那些希望以强权、武力来恢复法兰西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的戴高乐分子针锋相对，但他也不尽赞成法国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与苏联保持一致的做法。因为苏联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它一直在为战争做准备，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世界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萨特决意避免选择两大集团中的任何一方，而找出第三条路来。他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宣扬自己的政治态度，从而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达到使法国避免走上歧途的目的。

1946年4月，萨特从美国为一些大学作讲演后返回巴黎，他得了严重的腮腺炎，不得不躺在床上接受波伏娃的服侍。

返回法国后，萨特搬到了圣日耳曼教堂广场附近的波拿巴特街42号与母亲同住，因为继父芒西已经于1945年1月21日去世。

1947年2月，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什么是文学？》的美学著作，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文学观点，他说：

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的豪情。写作是求助于别人的意识以便使自己被承认为对于存在的总汇而言是本质性的东西，不管什么题材，一种本质性的轻盈应该无所不在，提醒人们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天生的已知数，而是一个要求，一种奉献。

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因此，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什么是文学？》在当时极大地刺激了法国的文学艺术界，不管是什么派别，都不得不承认萨特提出的文学原则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震动。

6月2日，萨特第一次应法国哲学会的邀请在巴黎大学讲解《存在与虚无》。在会上，当弗朗西斯·尚松问他：“你对你的哲学同行们对你的轻蔑态度将做何反应？”

萨特镇定地回答说：“我等他们死掉再说！”

7月，萨特和波伏娃从北欧旅行归来，他从前当老师时的同事吕西安·博纳法正活跃于社会党内，他提议萨特和《现代》的成员可以在每周一次的“现代论坛”节目中播音一次。萨特认为这是一个宣扬自己的政治态度的好机会。

第一次节目开始了，萨特和同事们采取了圆桌讨论会的形式。他们轮番呼吁听众抵制两大集团的“冷战”。于是通过广播，萨特那尖厉的声音回荡在法兰西的上空：“无论你们加入哪一派，都只会加剧双方的冲突。和平是可能的！”

10月20日第二次节目是一个政治小品。由舒尔法扮演一名戴高乐分子，而萨特、波伏娃、梅隆·庞蒂、蓬塔利斯和博纳法轮流同他论战，以排山倒海之势驳倒了“假戴高乐分子”的每一种辩解，并借机谴责了戴高乐分子宣扬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做法。

广播节目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既有赞同之声，也有指责声。几家报刊开始起劲地诋毁他们，而一些戴高乐分子竟怒气冲冲地来到萨特常去的“弗洛”和“塔布”咖啡馆，里里外外找了个遍后，扬言一定要把萨特痛打一顿。

接着，两位著名的戴高乐分子亨利·多列夫人和吉莱恩·德贝奴维尔在电台反驳萨特的论点。另有一些右翼知识分子则提出挑战：如果这种讨论会继续下去，他们将出来应战。

而且，已经做了戴高乐的新闻部长的马尔罗亲自来到已年逾古稀的加利玛尔那里，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加利玛尔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现代》杂志，要么他马尔罗下台。

加利玛尔出版社内部产生了恐慌。经过了整整24小时的调停、协商后，双方才达成一致：《现代》仍由加利玛尔出版社出版，但主编由勒内·朱利玛取代了梅隆·庞蒂。

“现代论坛”节目只持续了6次也被政府封杀了。

这件事使萨特意识到：只局限在几个知识分子中的活动远不能改变现实。他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组建一个政党，以形成一种较为强大的抵制左、右两种势力的力量，从而为改善国内、国际局势，维持因战争使之更显珍贵的和平而作出尽可能的贡献。

恰在此时，萨特通过梅隆·庞蒂的引见而结识了社会主义政治家胡塞。

初次见面时，萨特对他并无好感：胖墩墩的，一只眼睛上贴着膏药，几颗牙齿已不翼而飞，讲起话来，声音响得像喇叭。乍一看，这不像一位政治家兼高产的作家，而活像一个海盗。

可是不久，萨特对胡塞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也在寻求“第三条路”，而且似乎已经找到了，还创立了名为“革命民主联盟”的政党。这一组织奉行中间路线。它的宗旨是把各种不愿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利用它们建设一个独立于两个集团之外的欧洲，建设一个和平、中立的社会主义。

胡塞不失时机地请萨特加入他们的组织，并请他担任该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萨特陷入了生平第一次犹豫不决中。他一直主张追求个人自由，并发誓要为人类的解放而承担责任。然而，他从不曾想过要加入别人的政党。

波伏娃也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你已经在这种未见得有任何成果的政治活动中耗费了太多的时间。”

可是，萨特反过来又想到：“难道‘介入’只是在口头、笔头上介入，而一旦需要真正投入行动时，却躲得远远的吗？”

1948年2月25日，布拉格发生政变，这使法国国内的反共情绪和对战争的紧张不安感空前激化。人们对于苏联的入侵议论纷纷，维护和平、避免战争的努力显得空前迫切。

3月，萨特感到不能再犹豫了！他发表宣言，宣告自己将和胡塞及其战友们站在一起，并向全体法国人民呼吁：在与苏联保持亦步亦趋的法国共产党和投靠资产阶级的国际工人党法国分部之间，仍有一片行动的天地。

萨特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民主联盟”的活动中。很快，该组织便以“萨特与胡塞党”而名气大增。连续几个周末，萨特和同仁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共同起草一份呼吁书。他们推敲着每一个字眼，琢磨着每一个标点，力求至善至美。

呼吁书号召人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和平的欧洲：

它不是一个让苏联害怕，欧洲化美国政治的欧洲；它不是一个让美国害怕，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影响欧洲民众的欧洲。

法国应当再一次向全世界发出圣·鞠斯特那希望的呼声：“幸福在欧洲是一个全新的观念！”我们再以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发出的呼吁作为补充：“全世界无产者和自由人，联合起来！”

繁重的政治工作使萨特过度劳累：他生平从未写过这么多文章，参加过如此多的会议。在《战斗报》上，他的一系列政论文引发了一场争取和平、争取欧洲联合的舆论攻势；而对于“民主与革命联盟”自己的报刊《左派的民主与革命联盟》，他更是倾注了无数的心血。

萨特领导“民主与革命联盟”发起了一系列的反战运动，其中声势较大的有：维护印度支那和平局面的请愿运动、支援摩洛哥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反独裁反战争国际日集会等。尽管这些较为温和的行动，很难对时局产生明显的影响，萨特仍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频繁的政治活动中。

但是，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局势，夹在亲美与亲苏两种力量之间的“民主与革命联盟”逐渐感到难以存身。萨特敏感觉得，这个他倾注了无数心血和精力的组织已经在走下坡路，这表现为组织内部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想与共产党的社会行动保持一致；而另一部分人借口共产党人反对他们的组织，渐渐地滑向右倾。

更糟糕的是，胡塞作为领袖人物，也由于个人野心而逐渐转向亲美，这无疑将直接导致该组织的消亡。

萨特与胡塞的意见越来越不合。按照萨特的设想，“民主与革命联盟”的规模应该不大不小，但力量要很强大，足以影响舆论，左右时局。胡塞却倾向于进行大规模的行动，他雄心勃勃，却缺乏明确的目标。他热衷于组织集会，进行演讲。为了使组织的规模再扩大，他决定到美国去募集经费，这种做法遭到了萨特的坚决反对。

然而，已经野心膨胀的胡塞对萨特的劝告置若罔闻，执意要去美国。当他怀揣着美国人的奉承和一些美元回到法国时，他的立场已经彻底转向了。

矛盾越来越尖锐化，当萨特在一次会议上提议资助“抵制独裁和战争日”时，胡塞断然拒绝。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萨特自己出资召集了一个“民主与革命联盟”大会，宣布自己将与胡塞对着干。至此，这个组织也就名存实亡了。

“民主与革命联盟”的分裂给了萨特以沉重的打击。这个政党在一年内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

“民主与革命同盟”标志着萨特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作为一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萨特真正投入到当代政治社会的斗争中来。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投身于群众工作，直接参加政治活动。这表明他已不再满足于在主观上、理论上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了，他开始自觉地找寻自己处境中所包含着的客观性，并通过种种行动来调整自己同这种客观性之间的关系。

这次失败给了萨特一个深刻的教训：

运动不能人为地发起。由于没能真正地吸引群众，组织不可避免地要逃离政治现实，偏离它的既定方向。有了这次经历，我终于学会应采取现实态度。

完成两部剧作

1948年2月1日，萨特参加在柏林赫柏尔剧院举行的首次公演《苍蝇》的开幕仪式，并同时参加由西德剧作家们主持的关于《苍蝇》的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路塞、威任波恩、多依尼森、罗迪地、卡尔斯、齐默尔曼、斯泰因荷夫以及导演吉尔根·费林。

在会上，萨特比较了德国于1948年所面临的环境与法国在1943年公演《苍蝇》时的历史背景后，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无神论、自由和人的解放的一般性问题。

萨特说道：

问题不在于弄清我们为什么是自由的，而在于什么是自由之路。

我们的具体目标，是人的解放：一、人的形而上学的解放，赋予人以完全的意识的自由，他必须向一切企图限制这一自由的人们作斗争；二、人的艺术上的自由。要使自由的人借助于艺术作品更易于相互交流，并使用这一手段使人们投身于自由的气氛中；三、政治的和社会的解放，被压迫者和一切人的解放。

这时，由于“民主与革命联盟”，也为萨特招来了一系列新的攻击。法共方面不断有人著书、演讲，号召人们抵制萨特的“肮脏”著作和他的政治观点。而萨特在这一时期所推出的一部戏剧，更使自己与法共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这就是《肮脏的手》。

《肮脏的手》是一部七幕话剧，发表于《现代》杂志1948年3月号和4月号，第一次单行本于6月份由加利玛尔出版社发行。

4月2日，《肮脏的手》在安托尼剧院首次公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天萨特因故未能到场，演出结束时，人们纷纷走过来和出席首演的波伏娃握手，赞扬声不绝于耳。

从这天起，该剧一直不中断地上演，直至9月20日才落下帷幕。而到了11月，这出戏又在美国百老汇再次连续上演，美国观众对它也是好评如潮。

与观众热烈到极点相比，评论界的反应则冷淡到了极点。资产阶级评论家保持沉默，他们要等着看共产党方面作何评价。共产党人则嗤之以鼻，一位俄国评论家写道：“为了30个银币和一盘美国扁豆，萨特把最后一点荣誉和正直都出卖掉了。”

而《人道报》就此对萨特的一生作出了总结：“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恶心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

随后，资产阶级却反道而行，把一堆一堆恭维话抛向萨特，而美国人则把《肮脏的手》改编得面目全非，并使之带上反苏色彩。

12月初，苏联当局通过芬兰官员要求阻止《肮脏的手》在赫尔辛基的上演。苏联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也发表了批评《肮脏的手》的谈话。

共产党之所以对这部戏剧反应如此强烈，因为剧中的两位主角都是共产党员。戏剧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面临苏联红军占领的东欧某国家。雨果是一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他接受党的派遣，去刺杀一位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的共产党领导人贺德尔。由于贺德尔主张与反动势力进行暂时的妥协，另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他的双手已经沾上了肮脏的血污。

雨果并无法判定贺德尔的行为是否真的是叛变，但为了证明自己能杀人，为了通过完成刺杀任务来与自己所属的阶级划清界限，他在情杀和政治刺杀两种动机混杂的状态中，杀死了贺德尔。

然而两年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事实证明贺德尔当初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要成功就不可能不有一双伸进血污中的手。

雨果顿悟：自己死抱住的那种纯洁的革命理想是多么荒诞啊！他毅然决定离开他的组织和战友们。

尽管萨特无意把此剧写成一部政治剧，但由于主人公和情节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肮脏的手》在大众眼里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剧。

与萨特的本意相违，人们把《肮脏的手》理解为反共的，因为看完了此剧后的人大多同情雨果。

而萨特是站在贺德尔一边的，为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萨特在答记者问时强调：“贺德尔代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而雨果则代表了革命的唯心主义。至于我，我想政治要求人们弄脏双手，而且它也必须如此。”

萨特并不想否认共产党，但他希望人们注意到：党内的种种困难和矛盾都已溢出党外，而当一种新的正确的政策路线被提出来时，它往往会被用暴力或和平手段所消灭，这才是这出戏剧最真实、最深刻的内涵。正如剧中党的组织代言人对雨果所说：“你不爱人，雨果，你只爱原则，而我爱他们，就爱他们现在的这个样子，连他们的卑鄙龌龊和一切恶习在内。你恨他们，因为你恨自己。你的纯洁等于零。你所梦想的革命，绝不是我们的革命；你并不想改变世界，你只想炸毁世界。”

尽管萨特再三否认自己创作此剧的反对共产党意图，《肮脏的手》还是被用来作为宣传“冷战”的工具。

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萨特于1952年决定禁止这出戏在别的国家上演。当西班牙、希腊、印度等地准备上演该剧时，萨特坚决地阻止了。1952年11月，由于有人将此剧用作反对他即将参加的世界和平大会的武器，他又禁止了该剧在维也纳的上演。

1954年，当他为再次抗议该剧在维也纳上演而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重申了禁演的理由：

我并不否认《肮脏的手》，但我遗憾人们将它另作他用。我的剧本已成了人们打政治仗的阵地，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在现在这种紧张局势中，我认为该剧在柏林或维也纳这些神经敏感的地方上演是不可能有助于和平的。

《肮脏的手》发表后，萨特把研究重心转向道德问题。

1948年12月13日举行的集会上，萨特公开评论马尔罗所说的“欧洲应该从自己的命运出发来思考问题”的言论，他说：“今晚在这里聚集的作家们是不相信命运的。道德或是一句无聊的空话，或者它就是集善与恶于一身的具体总体。”

马尔罗立即对加利玛尔出版社施压，要求《现代》杂志迁出该社。就这样，《现代》迁到了朱利亚特出版社那里。

接着，《现代》连续刊载《自由之路》的第三部《心灵之死》。1949年10月，《战斗报》以“无望的战斗”为副题连载了《心灵之死》的节录。

圣诞节萨特是在他的朋友勒梅尔夫人家里度过的，他加紧为剧作家热内的作品撰写序言，并将《自由之路》第四部《最后的机会》的一部分以《奇异的友谊》为题发表在《现代》杂志上。

从此，萨特就中断了《自由之路》的创作。后来他谈到了不再写下去的主要理由：

首先是因为我为必须写完我的小说而烦恼。第四卷又必须谈及抵抗运动。当时的选择是容易的，虽然作此选择需要费很大勇气。或者是拥护，或者是反对德国人。这是黑与白之间的选择。

现在，特别是1945年以来，形势是更加复杂的。我不能在这个以1943年为背景的小说中表达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含糊性；从另一方面讲，这个未完成的作品给我一个压力。未完成这个作品之前，我很难开始着手另一部作品。

萨特很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1950年夏，他为路易·达尔马所写的《与莫斯科断绝后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一书写序时，毫无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铁托的赞赏。

这篇序言标志着萨特同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已从历史领域深入到基本的理论问题：关于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他说：“应该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重新思考人。”

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麦克阿瑟率军打过三八线。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同，萨特与梅隆·庞蒂发生了重大分歧。战争使梅隆转入了否定政治的立场，他使《现代》对这一重大事件保持沉默。萨特则要求杂志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表明立场，他为《现代》未能触及现时代的大事而感到遗憾。

萨特再次陷入了迷惘和悲观之中，他再次感到无所适从：“美国方面那么寡廉鲜耻，苏联方面又那么偏执狂热，真不知世界上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容身之地。”

萨特知道自己必须作出抉择，但他无法预测这种抉择可能引起的后果，这使他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处境的矛盾性。现在，他唯一能做的是谴责和揭露美国当局：

你们的道德感很强，极其拘谨，但你们奉行的政策却与你们的道德感相抵触，你们问心有愧，总是觉得苦恼。

这样你们就被拖进了地狱，被迫参加朝鲜战争，在朝鲜人中间同朝鲜人战斗。再者，你们对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并无诚意，因为你们害怕北方共产党人会控制整个朝鲜。

朝鲜战争又使萨特经受了一次冲击，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十分尖锐而又无力突破的矛盾：个人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实践的有效性和道德的纯洁性之间的矛盾。

萨特决定首先在创作中回答这一问题。这次，他仍然选择了戏剧这种形式。

1951年年初，为了完成新剧本《魔鬼与上帝》的创作，萨特需要安静，于是他离开了巴黎，和波伏娃来到滑雪旅游区奥隆。

在这里，每天波伏娃出去滑雪，萨特则足不出户地在旅馆内创作。下午17时，每当波伏娃带着山间的余雪和新鲜的空气回到萨特的房间时，往往见到他在一片烟雾缭绕中奋笔疾书。每当她要把萨特从他的剧情中拉出来去客厅里吃晚饭，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离开奥隆后，他们又重访了马蒂埃尔、加桑等地。但萨特一直沉湎于16世纪的德国——他的新剧本的背景中，无论到了哪儿，总是待在旅馆里沉思，写作，再沉思，再写作。即使波伏娃兴致勃勃地游玩回来，给他描绘当地大街小巷的奇景逸事时，他也从不表示出兴趣。

《魔鬼与上帝》是一个3幕11场的戏，在萨特刚着手写作时就在6月的《现代》杂志上连载并开始排演了，这以后便是边写边排。

萨特在与路易·马丁·索非耶谈到这部戏剧时说：“这部戏虽然是发生在400多年前，但实际是也是《肮脏的手》的续集。我试图向观众表现一个如同雨果那样，与他的同时代的群众有区别的形象。问题在于弄清他如何摆脱出右派的无政府主义而参加农民战争。该剧论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或者说，人与绝对的关系。”

这出戏主要塑造了葛茨的形象。葛茨是贵族和平民的私生子，作为德国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家，他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借此来表明自己在与上帝和自己的本性作对——他选择做一个魔鬼。

就在他打算再掠夺一座城市，再进行一场血腥的屠杀之时，一场争论和一个赌局使他变成了一个善人。从此，他把自己的土地都分给了农民，专行圣洁、慈善之事，试图创建一座没有罪恶、没有饥荒、没有任何暴力的幸福之城。

然而，由于现实的形成包含了深重的历史积淀，个人的觉悟并不能改变所有人的固有观念，葛茨实心实意的善行先是不为人理解，后来竟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灾难性的战争。最后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军队中，担任作战的军事指挥，重操昔日杀人的旧业。

1951年至1952年一年间，《魔鬼与上帝》在安托尼剧院不间断地演出了120场，并延续至第二年度的演出季节，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人们对这出戏的反应十分热烈。

和《肮脏的手》一样，《魔鬼与上帝》同样使萨特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

由于涉及上帝，基督徒们在演出前就很警觉了，天主教书评家亨利·丹尼尔·罗普斯在彩排时即混进了剧院观看，他当即警告大众，说萨特的这部新作是一部“荒诞的渎神”之作，是一架“反对上帝的机器”。

而法共方面则指责《魔鬼与上帝》对自己有讽刺的意味：好战的平民领袖纳司蒂在革命条件还未成熟之时，就号召农民举行起义。

萨特不得不忙于接受左、右两派报刊记者的采访，并在予以适当回击的同时，尽可能清楚地阐述自己的创作宗旨，以给观看此剧的观众以正确的引导：

有人说我要通过《魔鬼与上帝》论证上帝不存在，而我是失败了。但我是多题材作家，为了论证上帝之不存在，我有自由进行尝试，但实际上我并不想论证任何东西。

我要想做的是论述无上帝的人；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由于某种对于上帝的怀念，而是因为很难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在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地方，考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这是现实的问题，但20世纪的人却在毫无对之思索的情况之下为之沉重地担忧。在16世纪，人们遇到类似问题转化为个人的冒险故事中。《魔鬼与上帝》便是这样一个个人冒险的故事。

但总的来说，《魔鬼与上帝》的上演是成功的。舆论界既从左的方面，又从右的方面；既从政治方面，也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活跃地讨论了《魔鬼与上帝》的价值、影响及问题。

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

1952年是萨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自1949年年底以来，他就反复总结从战争结束后自己“介入”生活的历程，环顾法国、欧洲及世界局势的发展，他似乎感受到了由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改造这个旧世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深深地感受到了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

而此时，萨特再也不能忍受那个把他撕成两半的矛盾，不能再有什么迟疑，不能再有什么妥协，他感到自己必须尽快作出明确的选择。种种外部环境告诉他：在左派面前，只有一条路还没有被堵塞，那就是必须迈出向共产党靠拢的坚定步伐。

1950年5月，法国海军水兵、法共党员亨利·马丁因在南部军港土伦张贴反对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的宣传标语而被逮捕，并判处他5年有期徒刑。

尽管法共方面仍有人在攻击改编成电影的《肮脏的手》，但几位负责人开始采取友好的态度，他们请萨特加入“争取释放亨利·马丁委员会”，并就此事件与他合作写一本书以使事实真相公之于众。

萨特立刻答应了，并投入了营救亨利·马丁的行动中。

1952年1月，萨特和一些非共产党人士联名给总统奥里约写了一封信，要求特赦马丁。奥里约接见了萨特，他承认对马丁的判处过重了些，但只要共产党人发起的这场营救马丁的运动还在进行，他就无法考虑特赦马丁。

萨特及共产党人并不气馁，萨特即对《行动报》记者阿斯特发表谈话，该谈话以《应该重新实施公理》为题发表在1月24日的《行动报》上。

萨特指出：“亨利·马丁事件反映了所有青年的困惑，在这个形势下，政治为青年带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他们所向往的东西的价值，马丁事件成为杜鲁门反对斯大林的借口！”

萨特还为旨在揭露马丁事件所有细节的《马丁事件》一书写了100多页的序言和说明，为要求特赦马丁提供论据。

此后，萨特在政治上与共产党进一步接近，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不过，萨特无意加入共产党，他怕太接近了反而会远离他自己所寻找的真理。

当年夏天，萨特和波伏娃去了意大利，打算做为期3周的旅行。但就在这时，美国将军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访问巴黎，法共重要领导人雅克·杜克洛参加了反对李奇微和抗议法国政府拒释亨利·马丁的示威游行而遭到逮捕。

萨特闻讯之后，立即赶回巴黎。他再也无法抑制住心头的愤怒，立即执笔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一部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支持法共及国际工人力量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立场。

《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一部分在《现代》上连载，文章中充满了论战的激情，它不仅回答了右派与非共产党左派对共产党的种种指责，而且试图探究一些很深刻的问题，例如，他在文章中指出：

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必然的代表；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后者确切的代表。

萨特还对“群众”与“工人阶级”作了基本的区分：群众是由孤独而软弱的个人组成的结合体，而工人阶级则由革命实践联合起来，共产党就是这种实践的必然中介。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这篇文章在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发了以梅隆·庞蒂为首的一批《现代》杂志同仁的反对。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实在无法赞同萨特的政治见解，而有些人则是因为发现同萨特连在一起会给自己带来损害。许多人公开、半公开地同萨特一刀两断。

12月，萨特第一次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言宣称：“这个大会应该成为我们的自觉的意愿的象征；正是在这个意愿的基础上，我们将在我们的国家里以新的义务和新的任务重合在一起。”

回到巴黎后，萨特对《法兰西文学》发表谈话说：“在我一生中，自我成为成年人以来，共有3件大事使我突然地充满着希望：1936年的人民阵线，从法西斯统治下的解放，和在维也纳和平大会。”

1953年，《亨利·马丁事件》一书出版，1953年8月，马丁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10月，萨特在针对这次胜利的谈话中表明：“一个知识分子的义务是揭露到处存在的非正义。”

这本书激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对萨特日益鲜明的趋共立场感到吃惊：“这本书，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与其本阶级决裂的行为。”此外，由于新聘用了两位左派知识分子——贝居和朗之曼做编辑，《现代》杂志重新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萨特把自己在这一段时期内与法共的关系，称作是共产党人的“同路人”。6月7日，他曾对路易·马丁·索非耶说过：“同路人就是，我认为就是站在党外来思索何为真理，希望对党有所补充的人。所有同情无产阶级的人都必然要同共产党站在一起。”

萨特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共产主义者，但作为一个真诚的革新分子，他不想抛弃自己独特的判断力，也不想让人们误解他已经与共产党员无界限。他也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到来的，但资产阶级政权想使自己永世长存，而马克思主义却已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暴力不过是一个新纪元在儿童时期的疾病，人类必须经过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具备真正的人道主义。

萨特重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卢森堡等人的著作。他试图朝马克思主义方向扩展他的哲学，但并不抛弃他自己的原则和目的。

同共产党的关系的改善，也导致萨特对苏联的好感。

1954年5月，他完成了为摄影家卡蒂耶·布列松的摄影集写序和参加雷诺汽车厂工人关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的座谈会之后，前往东柏林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后，他应苏联的邀请，访问苏联。

萨特在苏联访问了20多天，走遍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乌兹别克斯坦。回到巴黎后，应《解放报》要求连续写了5篇观感。

他指出：

在苏联存在着进行批评的完全的自由；苏联公民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一直不停地改善着自己的条件。在苏联，文学活动并不是只属于贵族的清闲事儿，苏联的哲学家们是创建者，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些。在苏联，我看到了新型的人。

1955年9月，为了进一步了解共产主义的实践，萨特和波伏娃还应邀来到中国，进行了为期45天的访问。

9月6日，萨特和波伏娃抵达北京，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国庆阅兵游行仪式。

当两人在中国人的带领下，来到北京、上海和沈阳的街道时，那种美妙、新鲜的感觉弥补了双方相互的不了解。

正处在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使萨特与波伏娃大为震动，在革命成功后的短短几年内，中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通货膨胀、贫穷、饥饿、流行病、婴儿死亡率偏高等一些常常伴随着革命而来的问题。最让他们钦佩的是：从新生的政界、杰出人物到工人，艰苦朴素蔚然成风。

不过，萨特也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发达国家”这个词的含义，体会到了当贫困困扰着6亿人口时，贫困意味着什么。

10月23日，法国共产党创办的《人道报》在“星期副刊”中刊载了记者保尔·梯亚德写的访问萨特与波伏娃的文章，萨特和波伏娃均表示：“我们毫无保留地赞扬新中国的成就。看到中国人民是以怎样深切的急迫心情在为自己建设未来，我们感慨万千。”

11月2日，萨特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这个国家比我过去所能预想的更加热情得多，更加感人得多。”

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萨特和波伏娃。

回到巴黎后，萨特在12月1日和8日的《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连续发表《我所看到的中国》。而波伏娃后来也完成了她专论中国的《万里长征》。同时《现代》杂志也将9月和10月两期合并，成为《中国专刊》，集中报道和讨论中国。

创作《辩证理性批判》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

这时，萨特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他认为，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他的存在主义相结合，才能摆脱其原有的“僵化”状态。

2月20日，萨特发表《改良主义与偶像》，在文中说：

马克思主义是自资产阶级思想死亡以来唯一代表文化的，是唯一能理解人、作品和事件的理论。但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停滞不前了。

萨特与波伏娃一直很喜欢旅游，他们已经游遍了大半个世界。在所有的国家中，他俩最喜欢意大利，而在所有的城市中他俩最钟情罗马。他俩决定：以后每年夏季都要来这里的国家旅馆住上两个月。

1956年夏天的罗马格外让人心旷神怡，尤其是眼见意大利人成功地实现了萨特期望在法国实现的愿望：左派空前地团结在了一起，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一直信守他们的人道主义立场。面对如此友好、自由的气氛，萨特的旅游心情格外好。

10月24日，萨特、波伏娃正与意大利共产党员画家古图索一起愉快地共进晚餐，一张报纸上的大标题让他们惊呆了：

苏联出兵占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苏联陆军和空军进攻叛乱者，逮捕和枪杀反对匈牙利前社会主义政府的人们。

仿佛被人打了一闷棍，他们三人弄不清所发生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只能心神不宁地一遍又一遍地仔细阅读报道。

想到几百万人正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萨特将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激动地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最后机会，而它却背叛了社会主义。”

古图索眼含热泪接过话头：“而我们既不能赞同这一干涉，也不能谴责苏联。”

为了抵制绝望情绪，萨特拼命说话，并大口大口地灌威士忌，酒把他呛得眼泪直流。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感到自己的心开始滴血：难道过去将近4年时间里自己设法与共产主义保持一致而做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吗？

但是，法共对这次事件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对事件的真相老是闪烁其词。他们用“法西斯主义者的暴动”来称这次匈牙利发生的动乱，并称布达佩斯工人为“堕落阶级的残渣”、“凡尔赛分子”。他们仍然无保留地与苏联保持一致。

11月4日，苏联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萨特感到必须立刻向世人表明他愤怒的谴责。

他在赶回巴黎不久，就在《快报》周刊发表谈话，他在报刊中指出：

不管怎样，干涉就是犯罪。我整个地和毫无保留地谴责苏联的侵略。苏联人民对此毫无责任，我要谴责的是现在的苏联政府犯了罪，我非常遗憾地，但又是彻底地同那些没有揭露匈牙利屠杀行径的苏联作家朋友们断绝关系。与苏联官僚领导集团保持友谊是不可能的，统治就是恐怖。

萨特还以同样坚决的口吻谴责了对苏联部队的血腥干预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指出他们的反应是根本不负责任的。

这次谈话在法国引起了轰动，而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国外电台、报刊也纷纷进行引用。

不论他人作何理解，萨特继续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事。11月7日，他代表法国作家协会，会同其他几位有名的作家，联名给匈牙利政府卡达尔总理写了一份反对苏联干涉的抗议书，然后发表在具有广泛影响的《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他们还在全国作家委员会上集会，悼念被判死刑的匈牙利记者，在集会上，他们大胆地喊出“强烈要求保护匈牙利作家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等口号。

接着，在萨特的支持下，法国和平理事会于12月初作出决议，坚决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兵。同时，萨特还辞去了法苏友协副主席的职务，并为一本匈牙利流亡者所著的书作序。

不久，35位苏联作家联名写信给萨特，对他所采取的态度表示惋惜。

1957年1月号的《现代》杂志是一份讨论匈牙利问题的专号，内容几乎包括了从苏联二十大至匈牙利事变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在长达20页的社论《斯大林的幽灵》中，萨特指出了这份杂志未来的新方向——“真正的政治行动必须包含对其本身的道德估价”。

正是基于这一原则，萨特批判了苏联对待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态度。

在文章的最后，萨特沉痛地谈到他与共产党的关系：

我们与共产党人相互讨论已经几年了，最初双方唇枪舌剑，后来转而友好相处。

今天，我们重又回到了对立的状态：原因仅仅是没有别的办法。与现在这样的，并试图这样继续下去的共产党联盟，其结果只会给实现唯一的阵线的最后一些希望带来危害。

萨特细细地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他发现自己并没有错：苏联领导人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本身行不通，它仍然是当今人类的唯一希望——虽然它在苏联所形成的现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歪曲了，已经不那么纯粹了。

萨特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构建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呢？

为此，萨特与反对他的共产党人进行频繁的讨论，与流亡到法国来的波兰知识分子一起探讨。如何从内涵上复活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从表面上加以修改。

现实斗争的失败，再次使萨特回到他的哲学思考上来：“怎样才能从内部激活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这一时代的哲学更具启发性和可调节性，而不至于变成一种僵化的教条？”

这一问题事实上与萨特自从在政治上向共产党靠拢以来一直思考着的一个问题相重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萨特第二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

这年秋天，萨特的戏在波兰华沙上演，他与波伏娃应邀访问波兰，波兰杂志《克拉科夫》的负责人利索威斯基约请萨特写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关系的文章。

正是这篇文章，使萨特一发而不可收，他感到只有写一本书，才可能较为清楚地阐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从年底开始，萨特忘情地撰写《辩证理性批判》。

这次，萨特的创作状态使波伏娃大吃一惊。平时写作时，萨特总是写写停停，写完一部分后总要回头看看，思考后再做修改，有时会把不满意的那页纸撕碎，从头再写。这一次，他的写作速度快得吓人，他总是一连几小时不停地写，写完一页就翻过去，从来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已完成的内容。

然而，即使萨特保持着这样的写作速度，还是跟不上他思考的进程。因此他常常一边写作，一边“嘎吱嘎吱”地嚼兴奋剂胶丸。开始他只嚼少量几粒，接着用量逐渐增多，到最后每天的剂量竟达到整整一瓶20粒！

每到傍晚，已经连续伏案10个小时的萨特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他不得不停下笔来。

由于全部的注意力松弛了下来，他看上去有些迷糊，说起话来含混不清，颠三倒四。

晚上，萨特无法继续工作，总是待在波伏娃所住的公寓里消磨时光。当喝完第一杯威士忌时，他就开始语无伦次了。

波伏娃从萨特手中拿过酒瓶，嗔怪地说：“就喝这么多吧！”

已经满脸涨红的萨特却十分固执：“不行，再喝一杯，我得放松放松。”

波伏娃没有办法，只得替他再倒上一杯。接着，他还要喝，于是又一杯，再一杯……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力。

波伏娃试图与他争论，然而无济于事，而且吵架只会增加萨特的疲惫。

波伏娃心如刀割，却又实在无计可施。有两三次，她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把酒杯在厨房里的瓷砖地板上摔得粉碎，泪如泉涌。

好在，在萨特这种飞速的写作状态下，《辩证理性批判》没用多久便完成了。

《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通过“批判”，把存在主义思想“补充”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里面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的需要”的一种尝试。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可是，由于受到“偶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已变成了教条主义。

萨特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迟钝性”与“先验性”，提出唯有“人类的创造性”和“个人的主观性”才能作为客观性的两个因素的中介物，才能理解社会和历史。

最后他建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一方面接受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应用精神分析学分析作为整体的人，以便更深刻地研究人的创造性，为其辩证法提供坚实的依据。

《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总结自《存在与虚无》出版以来的理论研究和生活经历的产物。《存在与虚无》主要是借助于对行为的分析，从心理和道德两方面考察人类的异化；而《辩证理性批判》则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补充了这种异化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从而使存在主义理论更完整、更合理地说明了被异化了的自由的存在。

不同于一般哲学家的作品的引经据典、旁采博收、前有概要、后有结论，《辩证理性批判》在体裁和文字上可谓随心所欲、不拘形式。它的段落都很长很长，句子多是长句，有时一个长句竟占去半页之多。

另外，萨特还在其中插入了许多自己创造的新术语、新概念，因此比起《存在与虚无》来，《辩证理性批判》更让普通读者难以理解。

正因为这样，1960年4月当《辩证理性批判》出版之后，有很多人批评该书文字不连贯，思想观点有断裂迹象，使人难以理解书中的逻辑。

而萨特在接见《美学杂志》记者皮埃尔·菲尔斯特列登时，对此解释说：“我当然可以把它写得更好。但这些是《辩证理性批判》的枝节支流问题。《辩证理性批判》的句子的段落可能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但其中的每一句话都表现一个辩证法运动的统一性。它主要回答如下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否有可能创建一个结构和历史的人类学？”

《辩证理性批判》从出版以来，评论家们的分析的判断是多种多样的。著名的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曾在1961年内，用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在他所主持的法国高等研究院学习讨论会上组织学生讨论《辩证理性批判》的主要问题。

施特劳斯还在他的名著《原始思维》中，专设一章集中探讨《辩证理性批判》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他指出：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表现出一种在“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之间的动摇不定：有时，萨特把这两种理性当作“魔鬼与上帝”对立起来；有时，他又把两者看作是相互补充的，是通向同一真理的不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