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与阿兰尼的友谊

一八四七年二月间，裴多菲接到阿兰尼·雅诺什（1817—1882 年）的长诗《多尔第》的手稿，读后大为赞赏。裴多菲认为这首长诗是匈牙利文坛上的最大的成就之一。裴多菲读完《多尔第》手稿，立即给阿兰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附《致阿兰尼·雅诺什》一诗。这首诗和附上的信件，不仅是裴多菲和阿兰尼的友谊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匈牙利文坛上讨论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良好开端。从他们通信讨论人民诗歌开始，到裴多菲于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瑟什堡一带反沙皇战役中阵亡为止，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来往书信共六十二封。信中谈到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问题，商讨共同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关于裴多菲在战争年代出征、结婚、生子等等，说明两大诗人的友谊的深厚。

《多尔第》的创作成功，不仅给阿兰尼带来了声望，而更重要的是给他带来了裴多菲的友谊。裴多菲最早发现阿兰尼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诗人。他们的政治信仰相同，有着一致的文学创作原则，两大诗人互相起着有益的影响。他们那种积极向上、拯救祖国于危难的心情十分相近。他们来往的书信，除了讨论文艺问题之外，特别是在爱国战争爆发后，裴多菲奔赴战场的赠诗和通信，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更可见两大诗人之间的友谊深厚。

裴多菲对于创作人民诗歌的论述，是他给阿兰尼书信中的精华。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裴多菲的那种锐利的眼光。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裴多菲在写给阿兰尼的信中，阐明了他的诗歌理论：

⋯⋯不管人们怎样讲，可是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我们都赞成这样的意见：应该使它成为统治力量。一旦人民在诗歌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这正是本世纪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每一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人的目标，这样的人再也不能袖手旁观，眼看儿千个人过舒服的日子和享福作乐，而千百万人民却在受苦受难。让人民上天堂，让贵族下地狱！

一八四七年二月间最初的几封通信中，裴多菲提出了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理论；从创作方法、诗歌内容，直到诗的形式，都得到了阿兰尼的赞同。裴多菲主张在作品中歌颂劳动人民，绝不要歌颂国王，即使起过进步作用的国王也不要歌颂。他说，“要晓得，无论是黑狗还是白狗，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狗。”

裴多菲主张在作品中要歌颂农民起义领袖，发扬罗马奴隶主长期统治下的斯巴达克思的反抗精神。所以在裴多菲后期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反抗旧世界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这同他的创作理论是分不开的。他的指导思想，就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激励人民同哈布斯堡王朝进行斗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裴多菲陆续写下了《为了人民》（1847 年）、《拉科治》（1848 年）、《刑扬》（1848 年）以及长诗《使徒》（1848 年），他高度颂扬主人公锡尔维斯特的反抗精神。

从一八四七年起，裴多菲的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成熟，在诗歌创作上更趋于定型。关于“诗的美”的问题，裴多菲也有他精辟的见解。他于一八四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给阿兰尼的信中说：“我是一个为了‘真’连‘美’也可以牺牲的人。⋯⋯只要是‘真实’的，也就一定是‘自然’的，是好的，而且我也认为必然是‘美’的！这就是我的美学观⋯⋯”裴多菲不仅把他的美学观点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而且从理论上证明文学的人民性的重要。他在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给阿兰尼的信中说：“不管人们怎样讲，可是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他又继续阐述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指出：“一旦人民在诗歌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可见裴多菲的先进思想。

裴多菲和阿兰尼开始只是通信，很长时间未能见面。一八四七年六月七日，裴多菲来到阿兰尼的故乡索伦塔，两大诗人初次会晤。他们的相会，成为匈牙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裴多菲在给盖雷尼·符利捷什的信中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急忙来到索伦塔，而又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呢？因为在索伦塔住着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我的朋友，《多尔第》的作者阿兰尼·雅诺什。如果你读过了这首诗，我也就连一句话也不必说了。这首诗是一位很平常的乡村公证人写的。他住的房屋长不过五步，宽不过两步。这房屋是他的全部家产。我的朋友，缪斯女神并非是保守的女人，她们在一百年以前，飞出了天国，翅膀连接着翅膀来到人间，并且高呼‘人民万岁！’。缪斯女神从壮丽的赫利孔高山上下来，飞进简陋的茅舍，并在那里定居。我是多么幸福，因为我就是诞生在草棚里啊！”

裴多菲离开索伦塔回到布达佩斯以后，曾经多次写信给阿兰尼，邀请他来作客。特别是在裴多菲结婚以后，那种邀请的心情更加真切。一八四七年九月九日裴多菲给阿兰尼写信说：“我在惊惶失措地准备迎接你来佩斯—— 来我家作客。直到今天我仍然是一个穷光蛋，然而你来了，我们三个人（指裴多菲、阿兰尼、裴多菲夫人——笔者）在一起就更加困难了。⋯⋯我们三个人挤在一起，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三个人吃两盘子食品。如果饭菜不够了，我就说我不饿⋯⋯那就让你们俩吃个饱。”裴多菲的这些话虽然带有嬉戏的成分，却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友谊多么深厚。裴多菲的开朗的性格、坚强的政治信念，以及对未来人生的渴望，在他给阿兰尼的信中反映得特别完整。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爱国战争爆发后，裴多菲将他妻子森德莱·尤丽亚和儿子卓尔坦安顿在阿兰尼的家里，从此裴多菲就走上永别的战场。这是何等激动人心啊！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裴多菲战死，直到晚年阿兰尼的心情还不能平静，一直轸怀裴多菲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