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杰出的华侨社会活动家

倾资兴学体现了陈嘉庚的爱国情怀，但是他爱国爱乡并不局限在兴教上面。他一贯积极服务华侨公益，热心华侨社会活动和慈善事业并团结侨胞支持国内抗强敌、图生存的斗争。就在他的实业收盘后，他不但没有销声匿迹， 反而以崇高的声望被推上了南洋华侨的领袖位置，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步伐，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带领南洋爱国华侨为挽救民族危难、反帝图存作出了新贡献。

早在 1923 年，陈嘉庚实业兴旺发达的时候，他担任了新加坡百万富翁俱乐部怡和轩的总理，进入华侨社会的领导圈，便致力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社会的各项活动。他对怡和轩这个富翁俱乐部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吃喝嫖赌风气一一扫除，团结各地各帮的华侨领袖，把怡和轩变成了华侨社会活动的发源地。陈嘉庚一向持无党无派的政治立场，早年曾积极赞助过辛亥革命。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接受国民党中央政府作为中国的代表。但是，他有一个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自立图强。因此，他积极参与各种爱国活动。1928 年“济南惨案”，陈嘉庚通过怡和轩，呼吁侨胞救济难民， 抵制日货。1931 年“九·一八”事变，陈嘉庚召开新加坡侨民大会，抗议日本侵略。1932 年“一·二八”上海抗战，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并致电声援。1935 年，中国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又发生了严重水灾，陈嘉庚出任“华侨筹赈祖国水灾会”会长，发动募捐，救济灾民。1936 年，他应南京国民党政府之请，负责募捐购买飞机为蒋介石祝寿。这时，他是把蒋介石看作中国的领袖并希望依靠他领导抗战，抵御强敌的。1937 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 陈嘉庚领导的华侨爱国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先是 1937 年 8 月，新加坡各地各帮华侨统一组织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

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由陈嘉庚担任会长。其后在 1938 年 10 月，南洋各地包括英属香港、马来亚、缅甸、北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西里伯斯，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越南）及暹罗（泰国）等地 45 个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商会代表齐集新加坡开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推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印尼侨领庄西言、菲律宾侨领李清泉为副主席，设分支机构 85 处，各处又设分会、支会， 共有千余所。参加筹赈会的有闽、粤、潮、客、琼、三江等各帮，各行业， 工会、妇女会、同乡会、宗亲会、学生会、青年组织、文化组织等各团体的

华侨群众。南洋各地 800 万华侨在民族危亡之际，第一次广泛地组织起抗日救国的联合阵线，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中去，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抗日运动，取得了辉煌成就。陈嘉庚身处这一运动的核心，以他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将这一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为祖国抗战做出了特殊贡献。

南侨总会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抗日立场，毫不留情地反对国民党投降派的卖国投降行径。1939 年，国内战局紧张，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这时，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悍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一时妥协妖氛弥漫。陈嘉庚与汪精卫是辛亥革命时的老相识，他还曾有过聘汪精卫为厦大校长的打算。但在抗战还是投降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坚持民族大义，不能容忍汪精卫损害民族利益的言行。他先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致电汪精卫进行规劝，汪精卫复电诡称“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陈嘉庚又连发三电，痛斥汪精卫的无耻言论，指出“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随即把五封电报公之于众。这时， 正好赶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会，陈嘉庚以参政员身分致电大会，提出了“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得到热烈拥护和通过，给了汪精卫之流当头一棒。当时汪精卫以参政会议长的身分正担任大会主席，硬着头皮向大会宣读了陈嘉庚的提案，脸色苍白，狼狈不堪。1939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出逃安南（越南）。22 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调整日本与新中国的基本原则”的声明，内容有三：第一是满洲国与中国完全外交之建立；第二是中日反共公约之缔结，附有各地之驻兵权；第三是在平等地位上中日经济合作， 附有日人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自由、华北与内蒙之资源特权。29 日，汪精卫在香港公开发表电报，赞成近卫声明之原则。陈嘉庚得讯后，立即致电蒋介石，指出“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当他看到国民党除了开除汪的党籍什么也没做时，陈嘉庚又穷追不舍：“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众所莫解！”接着，南侨总会又发出通告，揭露汪精卫的罪恶。陈嘉庚坚持民族气节，奋起讨汪，打击了抗日阵线内部的妥协逆流，振奋了民族精神，对抗日军民是有力的支持。

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募集巨款支援祖国抗战。它在各地的机构派出义务募捐员，每天动员数千人，采取多种办法，动员群众捐款抗日，比如有特别捐、常月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剧球赛捐、舟车小贩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在公共场所设救济箱等， 并且积极支持各种对筹款有帮助的各种义展、义演活动。在南侨总会的筹划和组织下，筹赈工作深入到华侨社会各界，各阶层，开展得“风起风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 在领导南侨总会期间，陈嘉庚一心扑在救亡工作中，几个月难得回家一次。他坚韧不拔、以身作则，为爱国华侨树立了榜样。在 1938、1939、1940 三年中，南侨总会为抗战募集的各种款项不下 30 亿元。以 1939 年为例，当年的

军费共计 18 亿元国币。华侨汇回祖国之款有 11 亿元，其中捐款大约占 10％， 而南侨总会的捐款又占同期华侨捐款的 70％。按陈嘉庚的计算，以一元外汇作基金可发行四元货币的通例，华侨捐款可为国民政府增添 34 亿元的经费， 对于抗战是巨大的物质支持。

南侨总会的另一项重大贡献，是招聘华侨机工回国服务。1938 年广州沦陷后，中国沿海口岸全部被日寇占领或封锁，外援通路基本都被切断，刚刚修成通车的滇缅公路，成为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路自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 1146 公里，海外华侨捐赠的军需物品、药品和各国支援的军火武器，全靠此路输入，当时更是急需把存放在缅甸的抗日物资运回国内， 但又缺乏有经验的汽车司机和修车技工。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总处主任宋子良致电陈嘉庚，请求支持。对于抗日救国，陈嘉庚自然当仁不让，南侨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要求各地筹赈会，各爱国侨领、侨胞切实认真办理。华侨机工们出于爱国热忱，积极响应，许多人放弃了相对优越的太平生活，自带工具，回国效力。几个月的功夫，就组成了 3200 多人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从新加坡和榕城分两路出发，回到昆明，承担起艰险重重的滇缅路运输重任。

滇缅路穿行在高山深谷之间，途经横断山脉、怒山和高黎贡山，跨越水流湍急的漾濞江、怒江和澜沧江，全程要行驶七、八天，沿途多是深山老林， 有悬崖、峭壁、陡坡、急弯、深谷，还有野兽出没、毒虫袭人。抢修而成的滇缅路路面为土筑，坑洼不平，遇到下雨，更是泥泞难行。装载军火物资的卡车行驶在这样的深山峡谷中，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由于是战时，还时常有敌机追袭。当飞机来轰炸时，机工们只能跑到山中躲避，待敌机走后，再继续开车。遇到大风雨，就只能躲在驾驶室里等天晴。艰难险阻并不能动摇南洋机工为国献身的决心，但是国民党官员腐败贪赃，滇缅路管理混乱，国民党政府对他们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闻不问，却使他们心寒，也使他们的境遇雪上加霜。他们有时在车上挨冻受饿一两天，生了病也没人管，行车到达沿途城镇，还得自掏腰包住宿。这些情况传到陈嘉庚耳中， 他十分震惊，当即派出代表回国考察。代表回来后，汇报南洋机工待遇恶劣情况属实。陈嘉庚因此建议：1.给每个机工赠送蚊帐、毛毯各一件，工作服、卫生衣各一套，羊毛袜两双，运动鞋一双，奎宁一瓶，共九件物品，于 1939 年底备齐送到昆明。2.由西南运输处在沿途城镇设立机工宿舍、医疗站和停车场。陈嘉庚将此建议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结果却如石沉大海。陈嘉庚挂念着南洋机工，在 1940 年又第二次派人视察滇缅公路情况，发现陈嘉庚亲自

经办的慰劳机工的物品，大部分都被国民党官员们贪污占用了。1940 年 11 月，陈嘉庚亲自视察滇缅路，对机工们受到的恶劣待遇十分气愤，他说，我号召人家回国服务，想不到有这样令人痛心的事。但是他从抗战大局出发， 仍旧勉励机工努力为国服务。善始善终，坚持到抗战胜利。为了对机工负责， 他又布置了修理滇缅路狭窄陡险地段，购买新货车、柏油和保养洗车工具等事。南洋机工们也不负陈嘉庚和南洋华侨的重托，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战斗在抗日运输的生命线上，从 1939 年 1 月开始到 1942 年 5 月滇缅路国际运

输线被日寇切断为止，抢运了 45 万多吨军火物资，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