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倾资兴学

陈嘉庚把为国效力的方向，放在了教育上，这同他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他幼年接受旧式教育，收获甚少，对这种教育的缺陷有切身体验。到南洋经商后，他一直利用工余读书进修，勤奋学习，并接触到一些西方进步文化。在经营实业的实践中，他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在南洋，他就积极赞助当地华侨的教育公益事业。几次回国，陈嘉庚留意家乡的教育，看到的情景，使他十分震惊，只见十多岁的孩子们成群地聚在一起游玩，许多孩子光着屁股，像小野人似的，几乎谈不上教育。陈嘉庚非常痛心，决定回国一则兴办实业，一则兴办教育，以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

陈嘉庚携带着机器、资金以及技术人员回到家乡，但是兴办实业失败。他认为教育不振兴，实业也不能发达，教育是立国之本。同时认为，自己是一名平凡的侨商，除了有点资产外，没有什么其他本领可以贡献社会，而捐助金钱，不如捐给教育，说到为公众服务，也最好是去办学。虽说不一定立刻就收到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

这时，陈嘉庚家乡的教育依然极端落后。集美一地，2000 余居民，全为陈姓，分成了六、七房，各房恩怨矛盾又分为两派，屡屡发生纠纷，曾数次械斗，死伤数十人。集美没有小学，各房自办私塾，各塾只收男生一二十人，女孩不得入学。当时，距清末学制改革，成立新式学校已有十几年，但是同安县 20 万人口，公办县立小学只有一所，学生一百多名。可笑的是十余年来该校竟没有一班毕业生。原来，学校的大权由县长掌握，校长由县长任命，教师学生都由校长招来。如果县长换人，就另派校长，全校随之变动，师生一哄而散。十多年来，县长变更多次，学校也就忽聚忽散，因此没有一个毕业班。作为全县模范的县立小学腐败如此，其余更是可想而知。大批失学儿童，终日嬉戏，也就不足为奇。

陈嘉庚决定在家乡创办小学校。他奔走各房做工作，劝说他们停办私塾，全乡合作，兴办小学，他自愿承担办学经费，终于得到各房同意。1913 年春，集美小学暂借大祠堂及附近的房祠堂开学，全体子弟入学，共 135 人，分五级，高小一个年级、初小四个年级，聘校长一人，教员五人。

学校办起来了，校舍还没有着落。第二步，陈嘉庚便筹划修筑校舍。校址的选择几经周折。乡人不是因为妨碍“风水”阻挠，就是反对迁移坟墓。最后，陈嘉庚买下了村西一口几十亩的大鱼池，填平建起了新校舍，迁入了集美小学。1917 年又开设了女子小学，招收集美的女生。为破除陋习，鼓励女孩子入学，学校规定每月给每个女生一到二元不等的津贴，于是招收了 50 余名学生。

事业初创，困难很多，最难办的是师资。新式教育所需教员极端贫乏，找不出几个合格人选。同安县的师范毕业生包括简易科在内一共只有四人，被陈嘉庚聘到了两人。当时福建省福州与漳州各有一所师范学校，漳州的学校是初办，成绩不佳。而闽南的学生要进福州的师范，却又特别困难。陈嘉庚前往调查，才知该校原来腐败不堪。本来，福州师范的条件很好，学生学习食宿免费，奖励优厚，所以求学的人多得打破脑袋，学校常不公开招考，当地官僚富绅子弟早已登记占满了名额，外地学子休想挤进去。结果收进去

的富家子弟既没有服务教育事业的志向，又不是考试合格入选的人才，程度高低不齐，也不管学业进步与否，只求文凭混到手，并没有几个人打算去做月薪二三十元的教师。陈嘉庚认为，要解决小学教师缺乏的问题，只有让贫寒家庭的子弟经考试选拔后再接受有关训练，才能收效。他决意一有可能就举办师范学校，招收闽南贫寒子弟而有志献身教育者，加以训练，以挽救福建教育的颓风。

1913 年，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此后两年，他的实业发展顺利，赢利颇丰。实力壮大后，他便把自己的兴学志愿付诸实施，决定创办师范和中学。1916 年，他派胞弟陈敬贤回乡修筑校舍，筹办师范和中学，并致信上海江苏第二师范校长代聘校长和全体教职员。在陈敬贤主持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集美建起了大礼堂、教学楼和电灯厂、自来水塔、餐厅、温水房、浴室、大操场、贮藏室等公用设施。1918 年 3 月，师范和中学同时开学，招收学生 196 人，师范三个班，中学两个班。中学生免交学宿费；师范生学宿膳费全免。学校还供给全体学生所需被席蚊帐。为防止出现福州省立师范招生中的弊端，陈嘉庚实行了新的招生办法，他函告闽南 30 多县的劝学所，请他们代为招选愿意从事小学教育的贫寒子弟，每大县选五六人、小县选三四人，入校复试，合格者录取，保证了生源的质量。后来学生质量稳定后，才取消了这种做法。在中学，还对华侨子弟规定了优待制度。各南洋华侨小学毕业生，愿意回国念中学的，只要有陈嘉庚新加坡本店的介绍，都可入学。如果到校时考试不合格，可先入补习班学习。这一规定体现了陈嘉庚对华侨教育的重视，他希望以此加强华侨和祖国的联系，增进华侨子弟的祖国观念。出于同样目的，他也积极赞助发展侨居地的华侨教育，担任过新加坡道南学校的第三届总理，先后协同侨胞开办了爱国学校、崇福女校等华侨学校。特别是 1918

年 6 月，他联络新加坡、马六甲 16 所华侨学校总理，筹办了东南亚华侨第一所不分地域、不分帮派的华文中学——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培养了众多华侨人才。他热心教育的兴学业绩，提高了他在新加坡华侨中的威望。

这段时间，陈嘉庚的实业发展迅速，然而国内政治经济，依然黑暗。陈嘉庚忧心忡忡，深感祖国贫穷落后，民智未开，各种专业人才奇缺，他认为要改变祖国面貌，非有大批专门人才不可。此外，在创办集美学校过程中，他总是为聘任合适、称职的校长、教员费尽周折，体会到大学的重要作用。而当时福建没有一所大学，不但专门人才稀缺，中等教师也无处可以造就，遂又萌发了创办大学的念头。他把大学比作机器中的发动机，中等专门学校和中小学好比是它的附属品，“欲求附属品之发达，非赖有完全之发动机不可”。1919 年 5 月，陈嘉庚第五次回国，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亲自筹办厦门大学并扩充集美学校。他把他在新加坡的不动产橡胶园 7000 英亩和货

栈、店屋等房产地皮面积 150 万平方英尺，捐作集美学校永远基金，并申明： “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外，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是乃余之所大愿也⋯⋯”

陈嘉庚回到国内，便立即着手筹办厦门大学。他亲自勘察校址，看中了郑成功演武场遗址附近的山麓，这里背山面海，北面是古刹南普陀寺，南临浩淼东海，风景秀美，地场广阔，有日后发展的余地。由于这里是官地，选好地点后，陈嘉庚向政府提出了拔地办学申请，亲自起草了筹办厦门大学的通告，道出了他倾资兴学的肺腑之言：“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

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学识，不足以踖（jí）等而达。吾闽僻处海隅，地瘠民贫，莘莘学子，难造高深者，良以远方留学，则费重难艰；省内兴办，而政府难期，长此以往，吾民岂有自由幸福之日耶？且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于眉睫，吾人若复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奚堪设想！鄙人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不揣见昧，拟倡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 7 月 13 日，他邀集各界人士在厦门浮屿召开特别大会，倡办厦大，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倾诉了倡办厦大的动机和打算：“窃吾人欲竟存于世界而求免天演之淘汰，非兴教育与实业不为功。”“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得，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民心未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他指出，中国的大学，国立仅有北京大学，其余多为外国人所办，科目不过神学、文学、医学而已，为实业所需各科稀少，高等师范仅有 5 所。他呼吁各方支持厦大，并表示“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当场认捐厦大开办费 100 万元，当年交清；经常费 300 万元，分 12 年支出，每年 25 万元。厦门大学就在陈嘉庚的积极努力和慷慨捐助下，在闽南矗立起来，成为唯一一所华侨创办的、也是唯一一所个人独资创办的大学。

1921 年，厦门大学创建伊始，先设师范（分文理两科）、商学两部，在厦门及南洋各地招收学生近百名，聘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邓萃英为校长。4 月 6 日，尚无校舍的厦门大学暂借集美新校舍“即温楼”正式开学，这一天就成为厦门大学的校庆日。

厦大开学后，陈嘉庚又主持了厦大校舍的建设。他否认了邓萃英委托上海美国洋行的设计方案，亲自规划了厦大的蓝图，既考虑到建筑布局的雄壮合理，建筑形式的美观实用，又注重节省，当前先满足各科学生不多的需求即可，但同时要为将来学校的发展扩建留有余地。他以自己经营实业的勤劳和精细，亲临工地指导，当场解决问题，克服了不少阻碍和困难，建筑工程得以顺利进行。1922 年 2 月，第一批校舍落成，厦大从集美迁到新址上课。这时，厦大校长改由曾留学英国的林文庆担任，厦大很快便走上正轨。

根据陈嘉庚的设想，厦大要办成一个能容纳三四万名学生的大学。这样宏伟的目标，由他一人包办，实有困难。于是在厦大开办两年后，他开始尝试向南洋富商们募捐。当时南洋富商资产在百万以上千万以上的大有人在，甚至有亿万富翁。但是陈嘉庚前后三次向几位富商劝募，都遇到了拒绝。陈嘉庚并不因此气馁，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独自勉力支撑，倾尽自己的力量，支持厦大，在厦大陆续修建校舍，10 年后，建成 40 多座，3000 余间，面积 5.6 万平方米，全校师生的学习、生活需要基本上得到满足。学

校不断添置图书和仪器设备，图书从开办时的几百册，增加到 147000 多册（包

括期刊）。拥有各种标本 18000 多件。还有各种实验仪器、机器、药品等。设立了动物博物院、植物院、气象台、生物材料处、物理机器厂、煤气厂、制革厂等，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学校陆续增设科系，到 1930 年，扩展为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分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教育学、银行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学等 17 个系。厦大注意聘请、罗致著名学者，充实教师阵容，国学家、文学家鲁迅、陈衍、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台静农、余謇；语言学家罗常培、周辨明；哲学家朱谦之、

张颐；史学家张星烺、顾颉刚、陈万里、郑天挺、郑德坤；教育学家孙贵定、朱君毅、杜佑周、姜琦、邱椿；化学家刘树杞、丘崇彦、张资拱、刘椽；生物学家秉志、陈子英、钟心煊、钱崇澍；数学家姜立夫等都在厦大创办初期来校讲过课。陈嘉庚经营厦大兢兢业业，逐步建立起面向华侨，面向海洋，注意实用，注重研究的特色，并且高度重视办学质量。一次，集美校长应学生之请向陈嘉庚提出，让集美毕业生免试升入厦大，被他拒绝，他坚持必须考试合格才能录取的原则，不为照顾同乡子弟降低厦大的入学资格。因此，厦门大学越办越好，到三十年代，便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学之一。

在创办厦大的同时，陈嘉庚还致力于扩充集美学校，着重建立培养国家民族建设所需专业人才的专门学校。根据福建省临海，有条件发展渔业、航海业的特点，他考虑在集美设立水产航海科，早在 1917 年就向上海吴淞水产学校寻聘教师。结果该校表示，国内水产教师奇缺，他们学校师资同样缺员，实在无处可聘。倒是有两名高材生当年毕业，如果集美需要，可以资助他们到日本留学，两年后回国任教。陈嘉庚立即照办。1920 年，水产科开课。陈嘉庚从德国购买了全套机器，在厦门造了一艘渔船，供学生出海实习使用。由于这是一所新式学校，陈嘉庚担心毕业生的出路，又从法国购买了一艘先进的渔轮，来厦门捕鱼，成绩很好。但由于中国经济落后，鲜鱼销路不畅，从经营上讲，渔轮是亏本的。1925 年，水产部增设航海科，培养航运人才，以图振兴航海业。1921 年、1927 年，集美又添办了女子师范和幼稚师范，待遇和男子师范一样。又办商科，待遇与中学一样。考虑到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但是科学不发达，水利不兴，耕作落后，收获不丰，人民生活困苦，1926 年集美又建农林部，希望以科学改良农业。同年，国学专门部开学。1927 年，女子师范改为女子中学，国专移并厦大文科。从这年 3 月起，集美各部改称为“校”，一共有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学校、男子中学、女子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稚师范学校等，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教育园地。

陈嘉庚怀抱教育救国之志，百折不回，力图培养造就各种有用之材，为国家民族的振兴昌盛出一把力。集美学校的确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尤其是给许多家境贫寒的学生、女学生提供了受教育的难得机会，帮助许多贫苦学生完成了学业，成为有用之材。但是清王朝倒台后，中国并没有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桎梏，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先后统治下，政治腐败、经济不振、民不聊生，教育事业也是举步维艰。陈嘉庚从国计民生着眼设立的许多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用的专业，学生毕业后竟无出路。例如水产学校的学生就找不到可以效力之处，真是报国无门。尽管如此，陈嘉庚矢志不渝，不论有多少困难，他认定了教育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业，耗尽毕生财力心血，也决不后悔。他不像有些富豪巨子，捐助教育一点金钱，以为行善积德，更有人拿资助教育来沽名钓誉，他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把兴学当作自己唯一的心愿，虽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辞。

1926 年，陈嘉庚的实业遇到了风浪。作为殖民地的民族经济，他本来就是在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战争中冒出头角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列强借助强权与雄厚的经济实力，重新加强了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殖民地的华侨经济面临着强大压力，危机接踵而来。这时，英国、荷兰、美国等国家，都因橡胶制品获利丰厚而大量投入生产，日本还佐以国家津贴廉价倾销，结果造成供过于求，胶价猛烈下跌，陈嘉庚的橡胶业在国际资本的压迫下出现

了亏损。同时，由于陈嘉庚积极参与爱国侨民的社会活动，曾在 1928 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后组织过募捐和抵制日货活动，被日商和亲日奸商恨之入骨，竟雇人纵火烧毁陈嘉庚的橡胶熟品制造厂新厂，造成巨大损失。1926— 1928 年，逐年亏损及支出达百余万元，资产损失过半。这时，陈嘉庚仍然极力维持着集美与厦大的经费。1926 年提供 90 余万元，1927 年 70 余万元，1928年拿出 60 余万元。1929 年，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资本家破产，社会生活一片混乱。殖民地也无法逃脱厄运。陈嘉庚的实业遭到一连串打击，一蹶不振。有人劝他放弃集美、厦大以维持营业，他坚决不干，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由于他长期向英国银行贷款，终至无力偿还。1931 年 8 月，英国政府殖民部通过新加坡银行团要求陈嘉庚改组公司作为抵债条件，陈嘉庚被迫接受，将所有资产折价二百万元，改组成立“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由银行委派代表三、四人组成董事会，陈嘉庚出任总经理。1932 年，一家外国垄断集团要把他的企业作为附庸公司加以“照顾”，条件是停止给集美、厦大的经费。陈嘉庚断然拒绝说：“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公司改组后，陈嘉庚在董事会的牵制下，仍然绞尽脑汁为两校筹集经费。1933 年，董事会决定把企业全部出租，陈嘉庚与几家承租者约定，将获利的部分或全部充作两校经费，此外，又变卖了厦大校业

（橡胶园及陈嘉庚公司股本），并向华侨募捐和借债，竭尽全力维持两校。在陈嘉庚毁家办学精神的感召下，一些爱国侨胞伸出了援助之手，陆续捐款资助，集美与厦大得以继续生存。直到 1937 年，情况更加困难，陈嘉庚才致信南京政府教育部和福建省政府，自愿将厦大捐献国家，改为国立，自己则集中力量维持集美。

陈嘉庚的实业，再也没有复兴。此时，他已受制于英国垄断资本。当初英国银行团之所以强迫陈嘉庚改组公司，就是为了排挤和控制华侨资本。1933 年，市场有了转机，陈嘉庚正打算扩大生产的时候，一家英国垄断公司拿着汇丰银行的介绍信找上门来，通过新加坡汇丰银行经理，要包销陈嘉庚公司生产的全部胶鞋，陈嘉庚一口拒绝，汇丰银行经理竟狂妄地说：“我英国的权利不容他国人染指！”尽管陈嘉庚坚持不让步，但董事会竟越俎代庖地签了字。陈嘉庚气愤至极，决意收盘不干。关于这件事，英国反对党曾在下议院抨击过执政党殖民部大臣缺乏远大眼光，处理不当。一开始任由陈嘉庚在殖民地大规模发展工业，把产品拿来同英国竞争，把盈利汇回中国办教育，违背殖民地利益。等到它发展到很大规模时，才采取不光彩手段，趁着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通过银行团的压力迫使陈嘉庚公司关门。这种卑鄙手段，有损大英帝国的声誉。1934 年，陈嘉庚的实业正式清盘。国际资本的竞争和排挤虽然是他的企业衰落的主要原因，而他投入巨资办学，影响了资金周转和应变能力，也是明摆着的事实。有人替他算过一笔帐，统计他 1904—1931

年间总支出为 1321 万元，其中捐资各学校教育费 837 万元，占总支出的 63%，加上为办学而支付的银行利息 380 万元，则占到了 92％，大多数投给了教育。在银行团迫使他改组股份有限公司时，陈嘉庚曾拒绝担任经理。由于公司发生怠工现象，银行团不得不请人说情，请他出山，让他开出条件，他便索要高薪。但在发薪时，他却要银行团把他的薪金汇给集美、厦大作经费。银行团非常奇怪地问，你把薪金汇给集美学校，自己如何生活呢？陈嘉庚答道，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每月只需数十元即够用了。又问将如何养家？陈嘉庚说，

我的儿女均已长成，能够照顾他们的母亲了。他为教育耗尽了钱财，自己过着俭朴简单的生活。他的住所是普通的平房，陈设朴素，家俱与普通人家一样，没有一点奢华的东西。他从不为自己乱花一分钱，平时带的现款不超过 5 元，也不许家人随意浪费金钱。他一生都保持了这种俭朴的本色，在实业鼎盛之时，虽然收入大笔金钱，却从不用于自己享乐。他倾资办学不为利也不图名，反对别人为他歌功颂德。厦大曾打算用他的名字为新校舍主楼命名，被他否定。他坚决主张命名不应含有私意。他出资主持修建了集美、厦大一幢幢楼房，没有一座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集美的师生也曾捐款准备建亭为陈嘉庚庆祝五十大寿，陈嘉庚批评这是“沽名钓誉，夸示纪念，制造虚荣”，坚决不受。所以尽管陈嘉庚的企业衰败了，他办的学校没有标上他的姓名，但是他在中国教育史上，在爱国华侨的心中却树起了人人敬仰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