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回国考察

1939 年冬，抗日战争已坚持了两年，半壁河山遭日寇践踏，抗日烽火遍地燃烧。由于战火阻断了华侨回乡之路，南洋侨胞更加思念祖国，关心抗战局势，又苦于对国内情况知之不详。在此情况下，陈嘉庚发起组织“南洋华

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派华侨代表回国慰劳抗战将士和遭受痛苦的民众，了解抗战局势。1940 年 2 月，慰劳团分批启程回国。3 月下旬，陈嘉庚本人也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推动募捐助祖国抗战。

由于陈嘉庚在华侨中有巨大的号召力，他领导华侨筹赈成绩卓著，国民党政府对他回国一事十分重视。他们把陈嘉庚看作一个大财神，出动了许多党、政、军大员来欢迎接待他，企图拉拢他为国民党政府效力。为此，国民党当局拿出 8 万元经费，准备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来讨陈嘉庚的欢心。没想到陈嘉庚对这一套极为反感。他刚到重庆机场，就声明此行不是游历应酬，希望各界极力节省无谓宴会。到了下榻处，他听说市内有名旅馆的一、二等房间全部都留给慰劳团住宿，认为不该这样铺张。第二天，他在报上登出启事：“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愿实践新生活节约条件，且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他托人借了两个空房，安顿代表团居住。

陈嘉庚在重庆开始了考察。他出席了各种欢迎会，参观了街市、机关、工厂，看到大后方灯红酒绿，一派腐朽颓风。“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车、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影响民众卫生。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则钳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弟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陈嘉庚尤其对国民党要员的贪污营私深感不满。他赴宴曾经去过的嘉陵宾馆，修建得富丽堂皇，要不是孔祥熙亲口承认，陈嘉庚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私人所开。他不解“重庆诸人之奢费，金钱从何而来？是否民脂民膏？” 从孔祥熙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竟公然私营企业，搜刮民财，联想到国民党高官贪污腐化当不是谣传。一次.他应邀在全国经济学年会上演讲，大会主席马寅初最后发言，激动不已，痛斥国民党贪官：“现在国家不幸遭受强敌侵略，危险万状。可是保管外汇的人，却不顾大局，偷窃外汇，而且贪得无厌，获利竟达六七千万元，将留给自己子孙买棺材！”海外华侨捐献祖国抗战的血汗钱，就这样落入了贪官的私囊，怎能不教陈嘉庚痛心疾首。他在重庆逗留期间，拜访了自蒋介石以下的许多国民党高官，多数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回国之前，陈嘉庚在政治上不偏不倚，一心一意拥护国民党中央团结抗日，认为拥护抗战的统帅天经地义。这次回国亲眼看到了当局消极抗战，人民生活悲惨，官吏贪污腐化，不禁大失所望，对国家前途感到渺茫。他私下对人说：“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在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但现在又不能说。”心中十分苦闷。

在重庆期间，陈嘉庚同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听到了许多攻击延安解放区的话，说什么“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等等，无奇不有。而中共参

政员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也专程拜访了陈嘉庚，送给他三件陕北出产的羊毛衫，同他讨论了解决国共摩擦的问题。陈嘉庚对他听到的事情将信将疑，决心亲往延安，看个究竟。

听说陈嘉庚要去延安，国民党蒋介石十分紧张，想方设法阻止他与中共接近。5 月 5 日，陈嘉庚抵达成都。此时蒋介石正好也到了成都，他请陈嘉庚赴宴，又留他谈话。探问他的行程安排，陈嘉庚告诉蒋介石，他要去兰州和西安。蒋介石追问他还要去什么地方，陈嘉庚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便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有车，他想去延安。听到这里，蒋介石就大骂起共产党来，什么“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义无信”等等等等，意图是叫陈嘉庚不要去延安。陈嘉庚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再没理由阻止陈嘉庚，却没忘“提醒”他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

5 月 30 日，陈嘉庚一行从西安出发，乘坐第 18 集团军办事处派出的两辆汽车，向延安进发，临出发前，陕西省政府一个寿科长也乘一辆车赶来“陪同”。途中，遇到一些“民众”往陈嘉庚的车上递攻击共产党的“控诉书”，内容都大同小异。陈嘉庚不难识破这种导演出的把戏，他把“控诉书”拿给寿科长看，然后撕碎弃置路旁。

月 31 日，陈嘉庚抵达延安。在七天的参观访问中，他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应邀参加了讲演会，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参观了学校、工厂，并和在延安的归侨和集美、厦大两校校友深谈，询问他们在延安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情况。所见所闻，使他耳目一新。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共产党领导人的作风与国民党有天壤之别。他们生活简朴。毛泽东的窑洞，布置简单，墙上一张地图，室内一张办公桌，几把木椅、一条长凳，都是些乡村农民用的旧式家俱。毛泽东本人衣着朴素，招待陈嘉庚的晚餐，仅仅是白菜、咸饭和一碗鸡汤。饭菜虽然简单，但是陈嘉庚吃得非常舒心。共产党领导人与群众打成一片。在总司令部，长官与士兵的伙食一样，食堂没有固定的座位，一台 8 个人坐满了就可以开饭。陈嘉庚曾亲眼见到总司令朱德迟到，自己盛了饭，插进勤务兵中间，狼吞虎咽起来。陈嘉庚拜访毛泽东时，谈话中朱德、王明和几个华侨学生先后很随便地走进来，加入了谈话。又一次，陈嘉庚介绍南洋的情况，总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一个战士迟到了，看见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就挤进去坐下，毛泽东也往旁边移了移，让他坐得舒服一点。这一切，都使陈嘉庚感到惊奇。回想蒋介石接见时，好些中央大员都早早在内等候，蒋介石的座车一到，传令兵高喊“蒋委员长到！”全体人员立刻肃立，大气不出，等到蒋介石进来，卫兵为他卸去大氅，他挥手请大家就坐，众人方能惶恐就坐，陈嘉庚仿佛见到了皇帝。相形之下，延安解放区领导人平易近人、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大家刻苦耐劳，从事建设，一派蓬勃向上气氛。

陈嘉庚留心观察了延安社会，发现社会风气纯朴，社会秩序安定。陕北虽然贫困，但在延安没有见到乞丐，没有面黄肌瘦、衣着破烂的人。人们穿着朴素，作风严肃。商店私营，营业自由。革除了缠足的恶习，鸦片也被严禁。边区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教育也有发展，共产党人和解放区人民在埋头苦干。

陈嘉庚在延安特别同华侨子女进行了多次晤谈，反复向他们了解共产

党、八路军是真的打日本还是打内战？共产党是否不讲伦理道德？毛主席关心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陕北老百姓拥护不拥护毛主席共产党？又问他们是怎样到延安的，生活习惯不习惯？这些华侨青年告诉陈嘉庚，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南洋不少青年学生在延安学习后都已经奔赴抗日前线，有的还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当局用华侨捐献的巨款买来飞机大炮不去打日本，却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八路军，用几十万军队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到处搞摩擦。为了抗日救国，为了解放区人民的生存，共产党号召军民开荒种粮、养猪、种菜，解决吃穿，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粉碎了对解放区的封锁。华侨青年们说，延安的自然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的精神非常愉快，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男女平等，互相尊重，国民党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是造谣污蔑。华侨子女的肺腑之言彻底打消了陈嘉庚的疑虑。他通过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得出了同国民党宣传相反的结论。他相信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当毛主席拜托他见到蒋介石时，代为表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并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向侨胞介绍时，他一口答应，决意“凭自己的人格与良心，决不指鹿为马，不待到南洋，就是出延安界，如有关系人问余所见闻者，余定据实报告。”

在延安，陈嘉庚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他后来追述说，“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汽，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他的心情由郁闷失望转为欢畅，充满信心，确信中国已经有了救星。但在当时，他并没有表露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未有一句话奖誉他等，虽衷心表同情多项，然绝未轻说出口。所有发言，无非劝诫其忍耐退让，以国家为前提，团结抗日为天职。”希望国共合作抗战到底。

月 8 日，陈嘉庚一行告别了延安，赴各地继续考察。一路上国民党当局又不断制造出一些骗局，污蔑共产党，一些党政要人也在陈嘉庚的面前对共产党漫骂诅咒。陈嘉庚不动声色，冷眼旁观。7 月中旬，陈嘉庚回到了重庆。24 日，他应邀到国民外交协会作讲演，演讲《西北之观感》。出席讲演会的有各界人士几百人，人们对他的延安之行充满好奇，会场坐得满满的。这时，陈嘉庚终于道出了蕴藏已久的心里话，向大后方公众公开了他在延安的见闻，列举他在延安看到的种种新气象，并呼吁举国一致，团结抗战。陈嘉庚的讲演说出了国民党当局最怕大后方人民了解的事实真象，引起了轰动，也使国民党党政要人大为不满。陈嘉庚离开重庆前，又见到了蒋介石。陈嘉庚婉转地规劝国民党要革新政治，蒋介石竟气急败坏地喊叫起来，“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先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外国已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此种话我未尝向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如此！”盛怒下的蒋介石也说出了他把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仇视共产党甚于日本侵略者的心里话。陈嘉庚不打算同他争辩，只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蒋介石，“华侨心理，甚盼望祖国团结一致对外，若内部事待胜利后解决，况共产党无军械厂，实力单薄。”言毕辞出。国民党没法迫使陈嘉庚改变看法，也无力阻止他发表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观感，便从着力拉拢陈嘉庚转为打击他。7 月底，陈嘉庚取道昆明，经广州、

广西、湖南、广东、江西、浙江到家乡福建视察。在浙江金华收到朋友的信，告知国民党当局对他实行三项阴谋，露出一付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狰狞面孔。陈嘉庚没有被吓住，他在以后的行程中继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继续用自己的头脑思索着，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坚持自己的良知，依然敢怒敢言，为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仗义执言，向当局，或直接向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呼吁，得到的只是一纸“护恶讳疾”的回电。1940 年底，陈嘉庚回到了新加坡。他离开祖国时，对蒋介石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

回国考察，是陈嘉庚一生重要的转折。虽然他希望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初衰未改，但是显然从不偏不倚，无党无派的立场向同情和支持共产党转变。离开祖国后，他向南洋侨胞如实报告他在国内视察的见闻和观感，使广大侨胞了解到国统区的黑暗，了解到解放区的光明。他还针对国民党官员的祸闽行为，发起闽侨救乡运动。陈嘉庚的直言不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们派出大员到南洋策划倒陈阴谋，企图煽动华侨反对陈嘉庚，破坏华侨的团结。这时，南侨总会即将召开第二届大会，选举新的领导机构。陈嘉庚不愿侨胞在抗战期间自相倾轧，便提出辞职，引起侨胞广泛关注。1941 年 3 月29 日，第二届南侨大会召开。陈嘉庚虽一再表示辞退，仍以绝对多数票额当选，连任主席。国民党的倒陈阴谋破产了，陈嘉庚继续领导南洋华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