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为新中国建设鞠躬尽瘁

新中国建立后，年过古稀的陈嘉庚又投身国家的政治生活，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光和热。为此他决定回国定居。

1950 年 2 月，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向华侨群众宣讲介绍了他在新中国南北各地的观感，报告了中国的新气象，解答了华侨对新中国政策的疑问，表达了他对中国前途的自豪与自信。他把这些观感，汇集成《新中国观感集》一书在新加坡出版，发行 60 万册，成为海外人士了解新中国的宝贵资料。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在新加坡的事务料理完毕，自己的全部款项汇回国内。5 月，在海外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陈嘉庚叶落归根，回到祖国，定居集美。

陈嘉庚回国后，继续担任国家重要职务。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外，还当选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委会委员，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凡有重要会议，他都亲自出席，总是带着他通过亲自考察和实地调查得出的提案和建议，为国家重大决策，贡献自己的才智。他关心国家前途，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到工业化建设，他都予以支持，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

陈嘉庚素来痛恨尸位素餐的官僚作风，因而他自己担任重要社会职务后，总是不辞辛苦地履行职责。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争取时间到各地旅行考察，风尘仆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工厂、学校。他重访了1940 年回国时到过的西安、延安、兰州、贵州，又走访遥远的边陲——新疆和海南岛。他对祖国进步、人民生活改善感到高兴。看到好经验，对人民有利的做法，就立即建议推广；看到不好的现象，则提出批评。在新疆独山子石油矿区，他看到新建的职工宿舍结构简单但设备齐全，实用又节约，当晚就不顾疲劳搜集资料，亲自给周总理写信，建议作为城市住房建筑的参考。他对长春地质学院在原皇宫基础上盖地质宫很有意见，批评是“全国最高额造价”，“既不美观，又不实用，实在是浪费的典型。”他将考察见闻写信报告给毛主席、周总理，直言不讳地附上自己的提案建议。据他的友人回忆， 1957 年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国内已出现“左”的倾向，而陈嘉庚在怀仁堂讲台上痛斥官僚主义弊端“懈怠傲慢，⋯⋯虽清白不贪污，亦难免误国病民，例如高高在上，凡事皆向下面推诿，绝不自己动手，甚至连执笔签名亦假手他人。⋯⋯发生文件多未经亲阅，甚至自己尚不知情，所以弄权舞弊，轻率错误诸端，皆缘此发生。又如坐在办公厅内，足不出户，外间实际情形，属下工作情况，毫无所知。”这番言论，在今天看来也是痛快淋漓，切中时弊。这正是他的性格，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和涉外事务，只要有不同意见，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陈嘉庚的晚年，一面为国事奔忙，一面为改变家乡经济落后的面貌，发展家乡教育呕心沥血。福建省境内多山，交通不便，解放前一寸铁路也没有。解放后海峡两岸军事对峙，海上通路也被阻断，使福建经济深受影响。1950 年，陈嘉庚带着福建人民的渴望，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修建福建铁路的提案，获得通过。这条铁路 1954 年开工兴建。陈嘉庚欣喜异常，对铁路的修建，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当时铁路部门提出了三条选线方案，福建省领导到集美与陈嘉庚磋商，向他介绍了各线的地形、地质、矿产、气候、水文、植被、人口、政区、经济的概况和三个方案的优缺点，陈嘉庚选中了中线，后来鹰谭到厦门的铁路，就是按这个方案修建的。他又建议填建杏林—

—集美海堤，可以缩短铁路里程；可以围杏林湾为水产养殖场，能够养淡、垦田三万亩；还可以在上头修水库蓄水，灌溉农田、增加厦门供水，是个一举多得的方案。但是遭到苏联专家的反对。陈嘉庚针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进行了周密的调查，作出详细分析，写报告给周总理，据理力争。经反复讨论，陈嘉庚认真负责的建议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同和中央的批准，铁路按照陈嘉庚的方案修建，1956 年建成通车，结束了福建没有铁路的历史，对福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建的教育，渗透了陈嘉庚毕生的心血。定居集美后，他不肯安享晚年，依旧为扩充和发展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投入大量精力。解放后，人民政府考虑到集美学校的悠久历史和海内外声誉，希望陈嘉庚维持私立的名义，由政府给予部分补助。陈嘉庚不想给国家增添负担，便应承下来。他想方设法向海外亲友筹措经费，使集美学校很快就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从 1950 年到

1955 年，陈嘉庚拨给集美学校 353 余万元，国家补助 200 余万元，在他的主持和监督下，集美新建了大批校舍和公共设施，扩充了图书馆、科学馆、医院，增设了电影俱乐部，拥有幼儿园、小学、中学、水产航海学校、财经学校、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等 6 所学校，在校学生 5000 多人，差不多是解放前学

生人数最多时（1931 年）的两倍。1955 年 12 月，陈嘉庚把集美学校董事会改组为集美学校委员会。从 1956 年 1 月开始，除幼儿园、小学及公共机关外，各校由人民政府全面负责。学校虽然改为公办，陈嘉庚依然牵挂着集美，亲自计划校舍的扩建。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不避风雨寒暑，扶着手杖，每天到工地去巡视、督促、指挥，专心致志，从来不知疲倦。就这样，数十座大楼拔地而起，构成了一片雄伟壮丽、民族风格鲜明的建筑群，为厦门增添了一处著名景观。学校的规模也在继续扩大，到 1960 年，在校生达到了 11600 多人。

厦门大学新校舍也是陈嘉庚亲自筹集经费，设计监督建设的。他曾俯瞰厦大校址，设想建设一片美丽的校园，“我要完成这个大业，我完成不了，有我的儿女，有我海外的亲友，更重要的还有我们强大的新中国。”当 31 座傍山面海的厦大新建筑建成后，陈嘉庚深情地谈起了他的理想：“台湾统一后，将有万吨十万吨的外国和本国的轮船从东海进入厦门，让他们一开进厦门港就看到新建的厦门大学，⋯⋯看到新中国的新气象。那巨大的客轮中将载来许多来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学习的华侨子女。”他为厦大的校舍建设操劳，也关心着厦大的办学方向。厦门大学确定“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发展；成立南洋研究所，开展华侨问题和历史以及南洋各国情况的研究；成立海洋研究所，为经济建设、海洋交通事业、海洋科学和教学服务；设置东南亚经济和历史、海洋生物、物理、化学以及印尼语等专业；招收华侨学生；设置海外华侨函授部，都征求过陈嘉庚的意见，并得到他的同意和支持。

陈嘉庚办教育，旨在为国家培养人才、振兴经济，对此他十分认真。从他关心航海教育上可见一斑。1951 年，集美增设了水产商船专科，1953 年并入大连海运学院。陈嘉庚认为福建地处海疆，需要大量航海专业人才，集美航专有一定基础，应该发挥作用，不应并掉。尽管如此，陈嘉庚仍然希望合并后，学校能够发展提高。1955 年，他前往大连视察，发现该院实习设备不够充实，冗负严重未能革除，他对此作了严肃批评，并向有关部门建议及时整顿。有关部门接受了他的意见，1958 年开始独立开办集美航校。

终其一生，陈嘉庚创办或资助过的学校超过百所，他花在文化教育上的钱，按照黄金价格计算，约合 80 年代初人民币一亿五千万元。但他自己的生活，一直十分简朴。他在集美故里，原有一栋二层小楼，抗战期间被日机炸毁。回集美定居后，他主持修建了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等许多华美的大厦，却没有给自己的旧居添上一砖一瓦，一直住在集美学校董事会的一间小屋内。1955 年，集美镇政府重修了他的旧居并借作办公用房，1958 年后归还，他才搬回，住在楼上一个小套间里。他的居室陈设十分简单，一张旧床，一张写字桌，两个沙发。其中一个一边扶手是平面的，是托人特意从上海旧货店买来的，因为他有腰腿病，不能长久伏桌写字，需要坐在沙发上书写。此外，还有一口装水的小瓷缸，一个普通的洗脸盆，两只年月已久的旧皮箱和几把凳子。他的衣服被褥除两三套较好的外出当作礼服用外，都是穿用多年，处处补丁。他的早餐是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午餐、晚餐都是番薯稀饭，佐以青菜、豆类、腐乳、小鱼小虾等。他待客也是这几样东西，至多添上几样蚝煎、炒米粉和芋头等家乡风味。在闽南等地考察时，他都自备咸粥、年糕等简单的饭食，不要当地单位破费招待。他常说，“在事业上用钱，该花的千百万元也要花，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他担任公职，政府给他定的工资是三级，每月 390 元，加上地区补贴共 539.80 元，他把自己的伙食

费定为 15 元，把节省的钱都用作建校费用。对于晚辈要求严格，教导他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单纯看重钱。我的钱是学校的钱，是国家的财富，我的钱不能留给子孙后代。”

1958 年，一向身体健康的陈嘉庚发现自己患了鳞状上皮癌，1961 年又得

了脑溢血。重病中，陈嘉庚向友人交待了后事。他把在国内银行的存款 334

万多元，捐 50 万元作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另 50 万元作集美社福利基金，

剩余的 234 万元全部用于集美校舍建设。一分钱也没留给子孙。他最后留下遗言：“人总要死，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中国有两派，旧的一派是国民党，这一派很坏；新的是共产党，她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人都有一死，早死晚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他们逃到台湾去了，那些人一生自私自利，假公济私，现在还在捣乱。我们应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他念念不忘集美学校，嘱咐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

1961 年 8 月 12 日，陈嘉庚在北京病逝，享年 88 岁。他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给予他崇高的评价和礼遇，将他的灵柩送回故乡，安息在集美。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他的爱国精神却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