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文学谈

俄国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里极力抗议现在所谓优美的艺术。他说：“其实我们的艺术……却只是人类一部分极少数的艺术。”又说：“凡我们所有的艺术都认为真实的、唯一的艺术；然而不但是人类的三分之二（亚洲、非洲的民族）生生死死，不知道这种唯一的高尚艺术，并且就在基督教社会里也不过是百分之一的人能享受我们所称的‘全’艺术，其馀百分之九十九的欧洲人，还是一代一代生生死死，做极劳苦的工作，永没有享受着艺术的滋味——就是间或能享受着，也决不会恍然‘了解’。”法国罗曼·罗兰在他的《演剧论》末所附的宣言里，也有同样的抗议：“艺术今为利己主义及无政府的混乱所苦。少数之人擅艺术之特权，民众反若见摈于艺术之外。……欲救艺术……必以一切之人悉入于一切世界之中。……为万人之快乐而经营之。不当存阶级之见，有如所谓下等社会、知识阶级云云者；亦不当为一部分之机械，有如所谓宗教、政治、道德，乃至社会云云者。吾人非欲于过去、未来有所防遏，特有表白现在一切之权利而已。……吾人之所愿友者，能求人类之理想于艺术之中，探友爱之理想于生活之中者也；能不以思索与活动与美，民众与优秀为各相分立者也。中流之艺术今已入于衰老之境矣；欲使其壮健有生气，则唯有借民众之力……”这两位伟大的作者十分同情于那些被艺术忘却的人们，所以有这样真诚的呼吁；他们对于旧艺术的憎恶和对于新艺术的希望，都热烈到极点。照他们意思，从前艺术全得推翻，没有改造底馀地；新兴的艺术家只须“借了民众之力”，处处顾到托尔斯泰所谓“全人类底享受”，自不难白手成家。于是乎离开民众便无艺术——他俩这番精神，我们自然五体投地地佩服；见解呢，却便很有可商量的地方了。

如今且撇开雕刻、绘画、音乐等等，单谈文学。托尔斯泰和罗兰自然都主张民众文学。但民众文学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民众化的文学，以民众底生活理想为中心，用了谁都能懂得的方法表现。凡称文学，都该如此；民众化外，便无文学了。二是为民众的文学，性质也和第一种相同；但不必将文学全部民众化了，只须在原有文学外，按照民众底需要再行添置一种便好。——正如有人主张，在原有文学外，按照儿童底需要，再行建设一种儿童文学一样。托尔斯泰和罗兰所主张的是第一种。他们以为文学总该使大多数能够明白；前者说“人类底享受”，后者说“万人之快乐”，都是此意。他们这样牺牲了少数底受用，蔑视了他们的进步的要求了。这自然是少数久主文坛底反动。公平说来，从前文学摈斥多数，固然是恶；现在主张蔑视少数的文学，遏抑少数底赏鉴力的文学，怕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罢！因为除掉数目底势力以外，摈斥多数底赏鉴权，正和遏抑少数底赏鉴力一样是偏废。况且文学一面为人生，一面也有自己的价值；他总得求进步。民众化的文学原也有进步，因为民众底理解和领解力是进步的。但多数进步极慢；快的是少数。所以文学底长足的进步是必要付托给那少数有特殊赏鉴力的非常之才的了。他们是文学底先驱者。先驱者的见解永不会与民众调和；他们始终得领着。易卜生说得好：“……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这样，为公道和进步起见，在“多数”底文学外，不能不容许多少异质的少数底文学了。多数自然不能赏鉴那个；于是文学不能全部民众化，是显然了。于是便成就了文学和民众文学底对立；虽为托尔斯泰、罗兰所不赞成，却也无法变更事实。——这……这里民众文学是第二种，称为“为民众的文学”的便是，这对立底理由极为明了；就如食量大的人总该可以吃得多些，断不能教他饿着肚子，只吃和常人同量的食物。取精神的食粮的，也正如此。——托尔斯泰说：“……这种全民族所公有的艺术，彼得以前在俄国就有，在十三世纪、十四世纪以前的欧洲社会也有。自从欧洲社会上等阶级不致信于教会信条，却又不信仰真实的基督教以后，他们所谓艺术，更谈不到全人类艺术一层。自此以后，上等阶级的艺术已与全平民的艺术相离，而分为两种：平民的艺术和贵族的艺术。……”托尔斯泰颇惋惜艺术底分离；他归咎于不信教。他是个教徒，自然这样说。但从我们看来，这个现象正是艺术底分化，正是他由浑之化底历程，正是他的进步，喜还不及，何所用其悼惜呢！

但这里有个重要的问题，便是“少数人擅着艺术底特权”那件事。他们有些见解，正和托尔斯泰、罗兰相反。他们托大惯了，要他们如乌兹屋斯（Wordsworth）所说“从悬想的高下降”，建设所谓“为民众的文学”，只怕他们有所不屑为罢！但这也好办，他们的权原是社会授予的；我们只消借我们所新建设的向社会要求便了。好在是“为民众的文学”，雅俗可以共赏，社会底同情是不难获得的。——这样，权便慢慢转移了。有志于民众文学的朋友，只管前进啊，最后的胜利，终归是你们的。

我所谓文学和民众文学并无根本的不同。我们不能承认二者间有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隔绝，甚至所谓优美的艺术“不但不能抬高工人们的心灵，恐怕还要引坏他。”我们只说“文学”底情调比较错综些、隐微些，艺术也比较繁复些、致密些、深奥些便了。俄国克罗泡特金说：“各种艺术都有一种特用的表现法，便是将作者底感情传染与别人的方法。所以要想懂得他，须有相当的一番习练；即便最简单的艺术品，要正当地理解他，也非经过若干习练不可。……”所谓特用的表现法，便是特殊的艺术。克罗泡特金用这些话批评托尔斯泰，却比他公允多了。但须知两种文学虽有难易底不同，却无价值底差异。他们各有各的特殊的趣味；民众文学有他单纯的、质朴的、自然的风格，文学也有他的多方面的风格。所以他们各有自己存在底价值。所谓文学底进步，只是增加趣味底方面罢了；并非将原有的趣味淘汰了，另换上新兴的趣味。因为这种趣味，如德国耶路撒冷（Jerusalem）所说，是心底“机能的要求（FunctionalDemand）”，只有发展，不会消失。我敢相信，便一直到将来，只要人底生物性没有剧烈的变更，无论文学如何进步，现在民众文学所有几种趣味，将更加浓厚，并仍和别方面文学的趣味有同等的价值。所以“为民众的文学”绝不是骈枝的文学，更不是第二流的文学。

论到中国底民众文学，却颇令人黯然。据我所知，从来留意到民众的文人，只有唐朝白居易。他的诗号称“老妪都解”，又多歌咏民生疾苦，当时流行颇广。倘然有人问我中国底民众文学，我首先举出的必是他的《秦中吟》一类的诗了。近代通俗读物里，能称为文学的绝少。看了刘半农底《中国下等小说》一文，知道所谓下等小说底思想之腐败，文字之幼稚，真不禁为中国民众文学前途失声叹息！

但在现在要企图民众底觉醒，要培养他们的情感，灌输他们的知识，还得从这里下手才是正办。不先洗了心，怎样革面呢？这实是一件大事业，至少和建设国语文学和儿童文学一样重要，须有一班人协力去做，才能有效。现在谁能自告奋勇，愿负了这个大任呢？

进行底方法，我也略略想了。一，搜辑民间歌谣、故事之类加以别择或修订。二，体贴民众底需要而自作，态度要严肃、平等；不可有居高临下底心思，须知我也是民众底一个。地方色彩，不妨浓厚一些。“文章要简单、明了、匀整；思想要真实、普遍。”三，印刷格式都照现行下等小说，——所谓旧瓶装新酒，使人看了不疑。最好就由专印下等小说的书局（如上海某书局）印刷发行。四，如无相当的书局，只好设法和专卖下等小说的接洽，托他们销售。卖这种小说的有背包的和摆摊的两种：前者大概在茶楼、旅馆、轮船上兜售；后者大概在热闹市街上求售。倘然我们能将民众文学书替代了他们手中的下等小说，他们将由传染瘟疫的霉菌一变而为散布福音的天使了！

1921年10月10日。

憎：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惨酷的佯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地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拳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地显露，白斜纹的单衤夸，受了尘秽底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满涂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绉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底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馀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弛缓。我给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茫漠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日里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运命的一种杞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的，于这一个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无关得失么？“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么？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么？狭隘，孤寂的人间，那里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愿再往下想了！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漠视”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汩汩地向他说知别后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听着。听完了，仍旧支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发见那干涸的微笑，心里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机器榨出来的几句话和“敬而远之”的一声声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来；热烈的想望早冰结在心坎里！可是到底鼓勇说了这一句话：“请不要这样称呼罢；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哩！”他却笑着不理会，只含糊应了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了！我再不能开口，只蜷缩在椅子里，眼望着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时羞愧充满在我心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

约莫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个魁梧奇伟的华捕。他背着手直挺挺的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厚重的皮鞋：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脸上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前面，筋肉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这样地严肃，我几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那脸上有一丝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渐渐地低迫促了。那时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妇。伊有褴褛的古旧的浑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衤夸；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蓬蓬的黄发纵横地飘拂着；瘦黑多皱襞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的眼珠，嘴唇不住地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概有紧要的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从伊手里滑去；于是伊只得踉踉跄跄退下了！这时那位华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着拙笨的伊，叫道：“哦——呵！”他颊上，眼旁，霜浓的筋肉都开始显出匀称的皱纹；两眼细而润泽，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咧开了，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和一色洁白的大齿；他身体的姿势似乎也因此变动了些。他的笑虽然暂时地将我从冷漠里解放；但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底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谁底全部神经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蔑视”了。我今年春间，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务主任。同事们多是我的熟人，但我于他们，却几乎是个完全的生人；我遍尝漠视和膜视底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时第一难事是拟订日课表。因了师生们关系底复杂，校长交来三十馀条件；经验缺乏、脑筋简单的我，真是无所措手足！挣揣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在别校兼课的，资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衔接，两校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大不满意。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底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霜，气如虹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恕”字的，于是挑战底信来了，说什么“既难枵腹，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希见告”！我当时受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一些开罪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我便写一信复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说若以他的失当的谴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长先生。校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正和有毒的菌类显着光怪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课表岂是‘钦定’的么？——若说态度，该怎样啊！许要用‘请愿’罢？”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里！——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着默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回去。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1921年11月4日。

失名《冬天》跋：我今夏在扬州审查小学国文成绩，偶然从一本国民学校底文课里，看到这一句。当时颇欢喜，以为很像日本底俳句；只有儿童纯洁柔美的小心里，才有这样轻妙的句子流露。又以为他实兼写景抒情之美。后来抄给平伯看，平伯也以为佳。

原文无题目，无句读，也不曾分行。现在却用句首二字作题，又加了标点，分两行写了，但这都没大关系。

1921年11月7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