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之路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萧伯纳

出访苏联庆祝寿诞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20世纪30年代，此时的萧伯纳已经年逾古稀了。

虽然萧伯纳有着让常人望尘莫及的创作热情和精力，但毕竟这时已经进入人生暮年，他自觉地减少了日常活动，作品也不像从前数量那么多了。

萧伯纳也一直保持着谦虚温和的态度，无论人们怎么把他当偶像来崇拜，奉承、谄媚他，他都不会表现出傲慢的神态。相反，他更加平易近人，很能体谅别人。他知道，过高的荣誉对一个必须生活和工作的人并没有什么好处。

早在他50岁的时候，曾应允著名雕塑家罗丹为自己塑像。当时，一个摄影记者在他刚要走出浴室的时候碰见他，请萧伯纳装出愉快的样子。

萧伯纳幽默地说：“那我来做一个罗丹的《思想者》的姿势吧！”不料他没留神竟然摔了一跤，鼻子吻在了浴室的地板上。等照片印出来以后，他看了苦笑着说：“没想到我倒露出一种神秘的表情，一点也没有深思的样子。”

他还诙谐地说道，他希望1000年后的名人词典提到他时写明：“萧伯纳：罗丹塑的一座半身像，格外默默无闻。”

有一些与萧伯纳初次见面的人，面对着他那活泼快乐的样子，还有那老顽童般自然率真的可爱神态，都会不自觉地受到感染，也会心情舒畅起来。

由于萧伯纳的工作还是十分繁忙，因此他经常有些不胜其累。于是他借与别人谈话放松一下的时候，就会显得十分随便，不时地变换姿势：把左腿放在右腿上，过一会儿又放下来，再把右腿放在左腿上；或者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一会儿又抽出来搁在椅子扶手上，身子靠在椅背上。

萧伯纳是一个忠实坦白、爱开玩笑的人，他有时会与人谈话的时间很长，而且不时地突然大笑几声，然后再低下声音交谈。人们与他谈话也很放松，会为他那潇洒的态度而折服。他们海阔天空地聊着，并不一定围绕着一个话题，而且话题甚至并不是重要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萧伯纳就辞去了担任了25年的费边社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位，让年轻的社员来得到锻炼的机会。不过，他毕竟是一个名人，还不得不应邀去参加一些政治演说、公众讨论等活动，他的言论和举动仍然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1929年，73岁的萧伯纳就曾在广播电台作了一次关于民主政治问题的广播演讲，他还一直致力于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民主，同时宣扬社会主义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民主。

因此说，萧伯纳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他的思想中还带有些费边社根深蒂固的改良的主张，但他始终关心着社会主义事业，并一向对社会主义极为拥护和大力支持。

1931年，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75岁高龄的萧伯纳应邀访问了苏联。莫斯科热烈欢迎这位“欧洲最勇敢的思想家”。萧伯纳在莫斯科会晤了斯大林。

莫斯科人民举行隆重的生日宴会，庆祝萧伯纳的75岁寿辰。

萧伯纳十分激动，他又一次对社会主义制度大加赞赏：

如果列宁的实验获得成功，这个实验将是人类新时代的开始，如果这个实验失败，我将怀着悲哀离开这个世界。但如果人类的未来是列宁所看到的未来，那么，我便可以微笑着，毫无恐惧地瞻望未来。

我向周围望了一下，就看见所有人的脸上都有一种新的表情。而这种表情，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你们是看不到的。不过，我却希望，在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表情。

高尔基因为生病未能参加宴会，他写信给萧伯纳祝寿时说：

我因患喉头炎，不能前来莫斯科和您紧紧地握手，和您这个勇敢的战士，富有天才的人握手。

您已经活了一个世纪的3/4，对那些具有保守倾向与庸俗见解的人，曾经用您的尖刻辛辣的俏皮话不断地给予致命的打击。

我非常高兴知道您在这个对您有崇高评价的国家和人民中欢度您的75岁诞辰。

我国对您是极为重视的。我国人民已开始和您所讥讽的世界作最伟大的斗争，正在顺利地进行着这个斗争，而且一定能够获得胜利。

萧伯纳在苏联访问期间，参观了社会主义建设，接触到了建设新社会、新文化的苏联人民，所有这些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天，闲暇时萧伯纳漫步在莫斯科街头，遇到一位可爱的小女孩，一时兴起，便很高兴地与她玩起了游戏。

这一老一少玩儿的很高兴，到了分手的时候，萧伯纳得意地对小女孩儿说：“回去告诉你妈妈，今天跟你玩儿游戏的可是大名鼎鼎的萧伯纳。”

谁知小女孩儿望了萧伯纳一眼，学着他的口气，骄傲地说：“你也回去告诉你妈妈，今天跟你玩儿游戏的可是小女孩儿娜塔莎。”

小女孩的回答使萧伯纳大吃一惊，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对一个小孩的傲慢，事后，他感慨万分地对朋友说：

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成就，对任何人都应该平等相待，常常保持谦虚的态度。这个莫斯科小女孩儿给我的教训，是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的。

真正伟大的人是不会觉得自己很伟大的，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才使他们的形象变得高大。

当我们取得了一点成就、拥有一点财富或地位的时候，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要得意忘形，不要忘了，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

在离开苏联的欢送会上，萧伯纳说：“我正要离开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而回到一个充满着绝望的国家。”

在返回英国途经华沙的时候，萧伯纳又对一个新闻记者说：“回到资本主义真是活受罪。当你亲眼看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时，你对资本主义必定要灭亡就不会有丝毫怀疑了。”

回国之后，萧伯纳不顾一些反动机关刊物的恶毒攻击，毅然决然地发表了他的访苏观感。他认为，对苏联的参观访问是他一切“旅途回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而且，萧伯纳还发表了大量的谈话和文章，提及苏维埃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卓越成就。

1931年11月8日，萧伯纳在《每日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指出：

俄国对于民主问题的解决，表明苏维埃俄国至少超过资本主义世界一个世纪。在一般文化水平提高方面，现在那儿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苏维埃政权在所有文明世界中是最有能力和最开明的。

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局必然是文明破产。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制度的时候已经为期不远了，而那是以90%的人类的可怕的苦难和可耻的贫困为其代价的。

古稀之年笔耕不辍

1932年3月，萧伯纳正在从科西嘉到撒丁岛的途中，他开始写作《真相毕露》这个剧本。

这同样是一部“政治狂想曲”。在该剧中，萧伯纳为读者和观众揭露了英帝国主义衰败、没落、危机四伏的境况。而以“合理的社会联邦共和国”的名称来指代苏联这个体现着真理、正义和希望的社会主义世界。

此时的萧伯纳，已经变成一位战斗的勇士，他宁愿说出苦涩的真理，而不愿说甜蜜的谎言。他认为，建立在谎言、虚伪和欺骗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你想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就只能走一条无耻的、卑鄙的巧取豪夺的道路。

剧中3个狂妄的青年自甘堕落，他们过着一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饱食终日的寄生生活。他们都拥有着大量的财富，能使他们继续沉溺在这种“自由”而放荡的生活中。

但是，现实的生活却与他们的希望背道而驰，他们并没有因为手中的金钱而感到幸福快乐。“他们花了这些钱，除了没有止境的惶恐不安与醉生梦死之外，一无所获。”因此，幸福并不在于是否富裕，如果他们再继续这样的生活，只会给他们带来颓废、伤心和绝望。

萧伯纳在以前的文学和政论作品中也提到了这种思想：

金镣铐和铁镣铐是一样沉重的，富裕不但不能使人幸福，而且还会破坏人的生活，我们最好能够摆脱这些镣铐的束缚，应该追求真正幸福的社会生活。

萧伯纳在《真相毕露》中充分发挥了他的艺术技巧，他构设出一系列稀奇古怪、异想天开而复杂多变的情节，而真实的日常生活与荒诞无稽的虚构的东西巧妙地穿插结合在一起，妙趣横生、诙谐幽默，令观众在捧腹大笑之余，体会到生活中的苦涩和真理。

剧中人物的争论、演说和说教，则是直接点明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奢侈、腐朽和堕落。

在第一幕开始时，萧伯纳不惜用重墨描绘了患病姑娘所生活的一个令人窒息、难以容忍的生活空间：

那间“位于英国富裕小城的华丽别墅里的”、“富丽堂皇的卧室”里，陈设着豪华、奢侈的家具和摆设。但是，这座“有如牢狱一般”的卧室里，却吹不进“一阵新鲜的空气”，渲染出一种气氛：一场带有悲剧色彩的滑稽剧即将登场。

女主人公的生活环境，表明这个患病的姑娘是一位有身份、有地位、“值得尊敬”的贵族女子。“房间的一切陈设都表明了这位女主人有足够的钱在最讲究的、专门迎合富有的顾客胃口的商店购买最贵重的东西。”

但就在这间奢华的卧室里，有个胆大妄为的小偷潜入，患病姑娘与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她突然决定离开这个“镀金的笼子”，离开这个让她感觉闷得透不过气来的厌恶的家。

在剧中，复活的“细菌恶魔”狂笑不止，而小偷却像一个庄重的演说家在进行正义的说教，讲述着那个上层姑娘怎样冲破了奢侈生活的牢笼。

然后，萧伯纳又描述了冲出牢笼的姑娘与她的伙伴奥毕理、齐普卡以及驻扎在海岸边、椰子树丛中的英国远征军的代表的一些奇特的经历。

本来远征军的任务是负责镇压地方强盗的残暴行径。但令人诧异的是，当地的土著人当中根本就没有做强盗的。逃出家庭的患病姑娘穿着下层人的衣服住进了营房，她生平第一次感到无比的自由和快乐，敞开胸怀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她在这种状态之中，产生了对从事工作的渴望，否则她即使脱离了家庭，也无法脱离苦闷和彷徨之中。她意识到，自己不幸福的根源，就是因为无所事事，无处可去，是一个地道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患病姑娘认识到她们这一类“无望的一代”的特点：心慌意乱、心灵空虚、茫然无为。

但是，她在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观察体会过后，却仍然得出让人悲观的结论：“我们值得尊敬的地方就是妄自尊大、假仁假义；而我们的虔诚就是贪得无厌、自私自利。”

苦闷万分的女主人公企图从绝境中找到一条出路，幻想实现“妇女们的某个团结合作”，但她却不知如何着手。

剧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因为找不到出路而苦闷、徘徊，庸俗放荡的齐普卡，小偷奥毕理和随军牧师等，他们脚步蹒跚，时而趔趄，时而绊倒。这些不可思议的行为举止，都具有深刻的寓意：他们的心灵都受到严重的摧残，饱受战争和现实社会的折磨，痛苦不堪。其实他们都已经深刻意识到了现实生活的无聊和空虚。

萧伯纳在整部剧中，都细致表现出战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中的沉重危机感，从而提出了人类的前途问题，并且在新阶段上继续了有关生活的意义与现实社会制度的争论。

萧伯纳大力提倡他的积极的人道主义，强烈抨击那些把人类贬低到动物程度的颓废派言论。他通过奥毕理的口来表达出这种情绪：“我们现在都直立着，并不屈膝，甚至并不低头，并大声叫喊：站起来吧，大家站起来吧！能够直立是人的特征。让低级动物去爬行吧，我们并不俯首屈膝。”

萧伯纳在揭开寄生生活与游手好闲的毫无意义的生活疮疤之后，积极鼓励人们寻找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

萧伯纳还在剧本中描写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形象和心灵高尚人的形象。他不但描绘了深夜的黑暗，而且也指出了黎明的曙光，他把人道主义的良好意愿引向了苏联这个“合理的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后来，萧伯纳接连又创作出《乡村求爱》、《触礁》、《加莱市的六个自由民》、《意外岛上的蠢人》、《女百万富豪》、《重写辛白林第五幕》、《日内瓦》、《在贤君查理的黄金时代》等剧本，这表明萧伯纳即使已是古稀高龄，但仍是一位高产剧作家。

1932年，萧伯纳还写了一部中篇小说《黑女求神记》。这是按照伏尔泰的传统而写成的一部具有抨击性的极富辛辣嘲讽意味的小说。萧伯纳在小说中以尖锐怪诞、引人入胜的形式反映了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宗教的社会本质这一根本问题。在小说中，天真烂漫的黑女一心想要去寻找上帝，她对宗教思想欺骗的势力进行强烈抗议。

有一次，她遇到了一些白人，她对他们说：“你们是偶像崇拜者，你们是未开化的人。当我找到上帝的时候，我就会获得精神上的力量来消灭你们，并教育我们的民族不要自相残杀。”

在小说的最后，黑女按照英明的老前辈伏尔泰的指引，在自己的园林里安然地耕耘着，而且最终发现上帝就在自己身上。

《黑女求神记》中广泛涉及了比如宗教与科学、民族压迫、暴力等许多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还有受到“世界危机时期”侵害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前途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观点，萧伯纳都在小说里把自己的观点鲜明地提了出来。

在这一时期，萧伯纳除了创作许多剧本和小说之外，他还周游了几个国家。

1932年底，萧伯纳携夫人夏绿蒂搭乘“不列颠皇后号”邮轮，开始了夫妇环球旅行。萧伯纳已经是古稀之年了，他本人并不十分喜欢远行，但是夏绿蒂却十分喜欢外出旅游，萧伯纳想到陪伴自己30多年的妻子一生都在为自己忙碌，这时也应该满足她的爱好。他冒着水土不服的反应和不愿参与社交场合的麻烦，陪伴夫人观赏沿岸异域风光。

这次旅行也的确使萧伯纳大开了眼界。在新西兰时，他怀着浓厚的兴趣观赏那里旖旎的风光，并被那儿淳朴的乡情所吸引，甚至想要在那里定居下来，度过自己的晚年。

以前，萧伯纳只在欧洲大陆和法属北非各地漫游，最南只到过马德拉，最东抵达了莫斯科，最北到达过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离美国最近的地方只有牙买加。而这次，他不但到了南半球，比如新西兰，而且还到美国访问了一些城市。

萧伯纳在去美国之前，一直把美国当做批评和嘲笑的对象，多次发表痛快淋漓的言论把美国骂得体无完肤，他说过：“100个美国人当中，99个是傻瓜。”因此，此前一直没有去过他一直关注着的美国。

不过，萧伯纳的戏剧却是在美国最早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赫理斯曾说过：

他把美国骂得痛快淋漓，其勇气不在其他任何英国作家之下。他无求于深受美国人的殷勤款待之苦，也不需要在美国人负担费用的情况下靠巡回演讲来发财致富。

美国人有一半跑来找他，还有一半拥护他。他知道美国的一切弱点，也知道美国的长处。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的观点比任何人更接近美国人的观点。

萧伯纳通过阅读报刊，对当代美国仍有一定的认识。但美国人却早就匆匆忙忙地对待萧伯纳的作品了。当美国人探知他早期创作的小说还没有取得版权时，他们“拿他的小说在美国各地大肆宣传：每本售价美金1元5角，不必付版税给那位受到阿谀奉承的作者”。

美国人的迅速行动和先见之明给萧伯纳帮了大忙，使他在20世纪初就开始获得可以过富裕生活的收入。自从1920年以来，纽约戏剧协会最先演出萧伯纳的3部最优秀的作品，《伤心之家》、《圣女贞德》和《千岁人》。这说明，虽然萧伯纳和美国之间有一些小分歧，但事实上却有许多共同点。

30年来，萧伯纳不断接到访问美国的邀请，有时一个月就要拒绝好几次，有时甚至有人传说他真的打算去美国了。但他始终没有成行。

而这次环球旅行时，萧伯纳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出乎意料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通过对美国几个城市的参观访问，萧伯纳对美国有了更切实的亲身体验。

各大报刊都报道了萧伯纳的这次美国之行。有人问萧伯纳：“为什么您的名字总是在报刊上引人注意？”

他诙谐而自豪地回答说：“为什么天上的太阳总是那么惹人注目呢？”

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1933年，77岁高龄的萧伯纳和夫人夏绿蒂来到了他久已盼望的东方神秘大国中国。

对于萧伯纳的戏剧，中国人民一向为之倾注热情。早在中国话剧运动开始的初期，1921年春，汪仲贤、夏月润等人就在上海新舞台演出过他的作品《华伦夫人的职业》。

萧伯纳的戏剧当时已有30余部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其中有的有两三种译本。

2月16日的上海《申报》转载路透社15日电文，最先发布萧伯纳离港来沪的“预报”：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及其夫人，此次乘昌兴公司之“英国皇后”轮，周游世界由美经欧洲而至香港，萧氏于昨日晨6时已搭乘该轮，从香港开出，直达上海。预计明晨6时，船到吴淞口，萧伯纳夫妇及各团员，将在新关码头上岸。

正因为没把萧伯纳当做“伯纳萧”这样的外人，所以中国人也就不必客气了，早在萧伯纳登上中国的海岸之前，郁达夫在上海的报纸上撰文说：“我们对于萧的希望，就想他能以幽默的口吻去向世界各国说出我们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的幽默，与国联对于此事的幽默，另外倒也没有什么。”

而邹韬奋则更希望老头儿能在中国振作振作国人的社会主义精神：“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有声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揭发暴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腐败黑暗，在我国所谓‘有力量的人’尚彷徨于歧途中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到中国来走走，我们当然尤其表示欢迎。”

2月的上海虽说不上严寒，却也是凉风嗖嗖，寒意袭人。17日凌晨5时，天还未亮，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就站到了上海码头上。

宋庆龄所以不避风寒，亲自到码头迎接，主要的并不是因为萧伯纳在世界文坛上的名气，而是因为萧伯纳有鲜明的爱憎，一贯坚持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一切罪恶势力，把同情的手伸给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被压迫的民族。特别是她和萧伯纳两人都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当时，宋庆龄是想通过对这位世界瞩目之名人的接待，来抨击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法西斯统治。

早晨6时，萧伯纳夫妇一行由香港驶抵吴淞口后，宋庆龄迎着凛冽的海风，立即登上甲板，与满头银丝而仍精力旺盛的萧伯纳热烈握手，对他耄耋之年还雄心不已环游世界的精神表示钦敬，也向他登上中国的土地表示热烈欢迎。而一贯以幽默机智见长的萧伯纳随即以机警的口吻，开始了他们之间愉快的对话。

6时45分，萧伯纳邀请宋庆龄共进早餐。登岸之前的长达4个小时里，他与宋庆龄一直在密谈。

他们的密谈始终围绕危机的中国与红色的苏俄。萧迫切地想知道危机的中国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他问中国对日本的侵略有什么准备，问“满洲国”是一个怎样的政府，问南京政府与红军能不能成立一种联合战线来抵抗日本，甚至迫不及待地问：“苏维埃区域在哪里？有多大面积？”

萧伯纳还想知道孙夫人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夫人恨恨地说：“一点儿没有关系。自从1927年的革命统一战线在汉口破裂以后，我就脱离了国民党。嗣后我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

又谈到如何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两人都认定非战组织的会议不能真正停止战争，但孙夫人显得更为激进，她说：“真能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消灭造成战争的资本制度。”

萧伯纳反问宋庆龄：“但是我们不都是资本家吗？我自认有好几分是，你难道不是吗？”

宋庆龄的回答斩钉截铁：“不！完全不是！”

谈及苏俄的时候，萧伯纳总是赞不绝口。他向宋庆龄讲述了自己前年游历苏俄的见闻和美好感受，说苏俄拥有世界上真正的自由。

因为夫人夏绿蒂身体欠佳，萧伯纳本来不想再登岸了，所以推辞道：“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经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呢？”

宋庆龄笑答道：“上海是有不值得见的人、不值得看的东西，您尽可不见不看。但您既是环游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不上岸，这能算您到过上海吗？现在我请你到我的家里做客，一是尽我地主之谊；二也是成就你真正环游世界的宏愿。”

萧伯纳既感叹于宋庆龄的热情，也惊讶于宋庆龄的口才，不忍拒绝，于是随同上岸。从巨大的游轮下来，到达码头还需坐两个小时的小艇。他们彼此之间一路谈锋甚健。

10时30分，一行人等转乘宋庆龄来迎接的海关小轮在杨树浦蓝路码头登陆。

2月17日当天到现场欢迎的有中国电影文化会代表、上海剧团联合会代表洪深、戏剧协会代表应云卫、上海各学生剧社援助义军游艺大会代表团，以及各行各业崇拜萧伯纳的青年男女400多人。

是日阳光明媚，由于萧伯纳访问上海前的几天里，上海一直阴雨连绵，这天恰好放晴，所以有人对萧伯纳说：“您真有福气，在上海见到了太阳。”

“不！”萧伯纳立即回答道，“是太阳有福气，在上海见到了萧伯纳。”

民权保障同盟会的林语堂、邵洵美等诸君和中外新闻记者20多人，也在欢迎的人群之列。现场打出了诸多欢迎横幅、标语，大多为“欢迎革命艺术家萧伯纳”、“欢迎和平之神萧伯纳”、“欢迎同情中国土地完整的萧伯纳”等，“热烈情形，为历来少见”。上海各界，掀起了一股“萧伯纳热”。

在外白渡桥礼查饭店与代表团成员稍作寒暄后，萧伯纳即赴亚尔培路会晤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中午12时，宋庆龄作为东道主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接待这位不远万里来沪的贵宾。待到宋庆龄家中时，鲁迅、蔡元培、伊罗生、史沫特莱和林语堂等人，已在等候。

大家看到，已经77岁的萧伯纳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与宋庆龄谈笑甚欢。萧伯纳的心情也很好，他甚至走到了鸽棚前，想抚摸一只无知的小白鸽，只是那小东西毕竟怕人，或许更怕洋大人，“扑”的一声飞走了。

其间，萧伯纳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梅兰芳、伊罗生、史沫特莱、邵洵美等上海名流进行了愉快的交谈。这次历史性的会面，成为著名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事件。

尽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萧伯纳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也是知之甚少，但他对中国人民却十分友好，对中华民族也是充满了信心。他曾应上海《时事新报》之邀，在香港发表了一篇《中国人民书》，表达了对中国人民之意见，他宣称：

中国人民，如能一心一德，敢问世界孰能与之抗衡？

在莫利爱路寓所，当话题谈到苏俄时，萧伯纳说：“我曾经会过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听说斯大林告诉她，假使她继续找政府的麻烦，他可以取消她的列宁夫人头衔。”话题一转，他转向宋庆龄：“南京政府曾打算取消你的孙中山夫人头衔吗？”

宋庆龄笑着答道：“还没有，但他们很愿意。”

“你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天真孩子。”萧伯纳回答说。

萧伯纳作为当时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他当然十分关心中国的抗日准备情况。席间他问宋庆龄：“请明确告诉我，中国目前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庆龄说：“几乎没有。南京政府眼下把最精良的武器和军队都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萧伯纳当时还十分关心国共之间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他问：“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宋庆龄告诉他：“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议。”

萧伯纳称赞说：“这个协议够公平的。”

宋庆龄很遗憾地说：“但却没有被南京政府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吃饭过程中，萧伯纳又问起：“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庆龄用简洁的语言回答说：“目前国民党就是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但是谁选出的这个政府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

“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因为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伯纳又问：“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宋庆龄告诉他说：“当革命统一战线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伯纳感叹道：“您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您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

14时30分，萧伯纳离开莫利爱路寓所，要去法租界世界学院参加国际笔会中国分会，见到门口守候的许多记者，说15时后请大家派6位记者代表再到宋宅，他愿接受采访。洪深把萧伯纳这句话翻译给其他记者。

随后，就由洪深陪着萧伯纳，坐车来到法租界内福开森路上的“世界学院”大洋房，出席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在这里举行的欢迎典礼。

那里早就聚满了等待的人们。

萧伯纳终于出现了，众人合围过来。这一围又惹出了老头儿的俏皮话，他说：“此刻演说，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座诸君都是著名作家，我来这里演说，用中国话说叫‘班门弄斧’；普通人都以为作家是神秘伟大的人物，现在诸位却都是晓得内幕的人，何必还要多说呢？这就如同观看动物园里的动物，现在你们都看见了，该心满意足了罢。”

众人哄笑，大约又以为是讽刺。

当时，在座的除了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外，还有叶恭绰、张歆海夫妇、唐瑛等人。

不会说中国话的萧伯纳和不会说英国话的梅兰芳这两位东西方戏剧大师亲切见面了，于是由张歆海做翻译，作了学术交流。萧伯纳听说梅兰芳已经在舞台上活跃了30年之久，注视着梅兰芳的面容，大为感叹说：“君诚有驻颜术吗？”

萧伯纳又问梅兰芳：“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可中国的剧场反而喜欢锣鼓齐鸣，难道中国的观众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

梅兰芳婉转地解释说：“中国的戏也有静的，譬如昆曲，自始至终不用锣鼓。”

这时就有人在一旁帮腔说：“梅大师的戏便是不用锣鼓。”

后来，有人曾作诗一首，记述萧伯纳与梅兰芳的会面：

两雄吟

两雄握手太荒唐，万里相逢个半郎。

笑问驻颜狂伯纳，漫夸爱族俏兰芳。

夫人莫道华伦贱，博士能令文学香。

只恨匆匆又离别，未曾色相一登场。

萧伯纳还兴致勃勃地鉴赏了笔会送给他的“泥制戏装鬼脸”脸谱，看过之后说：“戏里有武生、老生、小生、花旦、恶魔的不同，都可以在面貌上辨别出来；但是我们人的面貌却大都相同，而内心不见得相像。”

15时，笔会的活动一结束，洪深又陪着萧伯纳回到莫利爱路寓所宋宅，在阳光花园内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到了门口，洪深没有忘记刚才萧伯纳的话，说：“请新闻记者们公举代表6人进去。”

就在大家争抢这几个名额时，萧伯纳大概察觉了什么，征得宋庆龄的同意后，他让在场的记者都进入宋宅采访。

因为室内容纳不下，他们就在房后花园的草地上进行了集体采访。在众多记者面前，萧伯纳往往借记者的提问而大加发挥，他巧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反动势力冷嘲热讽。这位英姿勃勃的高大老人“振其雄辩，滔滔不绝，间杂以诙谐讽刺，警语透关”，可谓非常健谈，而且妙语连珠。

而每当萧伯纳妙语涌出时，宋庆龄就带头为他热烈鼓掌。

当时，宾客之间漫谈话题十分广泛。当说到新闻界时，宋庆龄介绍说：“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说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说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说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等。而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伯纳说：“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

说到新闻报道的炒作，萧伯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岳母大人，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岳母大人一起用的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萧伯纳的这个风趣比喻一时引起了在座众人的笑声。

当谈到自由问题时，萧伯纳调侃了某些西方国家标榜的所谓自由。他说：“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销这个判决，而仍然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

萧伯纳又对中国文化提出了批评。萧伯纳称，中国今日向西方搬取许多失有效用贻害大众之所谓“文化”，譬如议会“首先则推倒帝王之统治，其次又推翻教堂之威权，但最后却不曾推倒资本之势力”；而英国的大学，“几乎将个人之自由意志，摧残净尽，而用陈旧无用的老古董塞进学生的头脑，使他们变成一定格式的人物。似此种所谓西方之文化，中国搬它来有什么益处？”

又有记者问萧伯纳东方被压迫民族如何才能谋得出路？萧伯纳沉思片刻后说：“不如我离开上海后再作答复，因为在此地说话，似乎不甚安全。”这个回答，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上海的政治气候状况。

而当另一记者追问萧伯纳“此种答复，对于中国殊少帮助”时，萧伯纳才开始大谈特谈“资本主义之崩溃、马克思主义之精神，及苏维埃俄罗斯革命之方法”等。

涉及中国革命的具体方法，萧伯纳说：

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该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王公。

当记者问及英国对华政策时，萧伯纳笑答：“英国人士可谓无一人认识中国，故根本谈不到政策，而且，今日英国本身问题，亟待解决者至多，决无余暇再过问中国之事。”不过，萧伯纳说：“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是，为良好政府和实际工作。”

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中说：“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事实上，东西方两位文学大家见面，没有碰撞出火花才是怪事呢！

当时，萧伯纳见到鲁迅时说：“人们称你是中国的高尔基，可是你比他漂亮！”

鲁迅回答得也很风趣：“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

萧伯纳在上海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这一天由于宋庆龄的安排和介入，使萧伯纳有了很好地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而他对反动派的嘲讽之语，也支持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可说已经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萧伯纳此次在沪行色匆匆，留沪时间仅为8.5小时，18时，萧伯纳顺原路返回“皇后”轮。当晚11时，便起锚赴秦皇岛，转游北平古都。

当时，中国正值东三省沦陷，北平的一些记者要萧伯纳谈谈对中国时局的见解，萧伯纳含蓄地指出：

中国过于酷爱和平，反受和平之累；日本过于迷信武力，也将必受武力之害。满洲3000万的中国人，必须成为爱尔兰式的革命党，就是要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由一个拿着莱福枪的日本兵来监视他，这样的事当然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的这段时间，萧伯纳曾不止一次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他说：

苏联最近内部的现象，无论精神上、物质上，都有良好的充分的表现。而这种有规律的进步，不但苏联自己能够得到极好的利益，达到美满成功，就是其他各国也可以借鉴，采用它的长处从而模仿它。

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骤，在各个国家里所采取的方式，也许互不相同，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的。

当然萧伯纳对中国人的劣根性也作了较为尖锐的批判，有两段话令人有如醍醐灌顶之感。一段话是：

中国人的一种奇异的特性，是他们对外国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客气和亲善；而在他们自己却老是那么不客气，老是打仗。不知是什么道理？

这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人好“窝里斗”的劣根性。

另一段话是萧伯纳在当时的北平，他看到由于华北受日本人的侵略威胁，当时的政府将故宫的文物悉数南运，而一些中国的富人也纷纷携财产南迁，对此，萧伯纳说：

故宫古物的南迁，于北平文化史上增加了悲痛的一页，好似古物较数百万北平人民的生命更重要的样子。我们赴意大利游历，则罗马时代的种种古物犹存，未闻意大利因为内乱外争，而把古物搬东移西的。

中国富人也南迁，好似北平可以放弃一样，富人的财产不可受丝毫的损失。我不懂是什么道理，是否富人的财产比北平全市的价格高吗？

当时中国人的利己，不顾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劣根性，被萧伯纳讽刺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难怪瞿秋白称萧伯纳为“世界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的朋友”，说萧伯纳“把大人先生圣贤豪杰都剥掉了衣装，赤裸裸地搬上舞台。他从资产阶级社会走来，而揭穿这个社会的内幕。他真正为着光明而奋斗”。

鲁迅更是十分称赞萧伯纳具有说真话的勇气，“撕掉绅士们假面”的勇气，是“现在的世界的文豪”。

早在2月16日傍晚，萧伯纳乘坐的“皇后号”已抵达吴淞口外，但他并不打算上岸。这使“萧迷”们大失所望，于是各施绝招，期盼能将他请来上海，一瞻风采。洪深为此也接受了两项任务，一是中国戏剧及电影文化团体派他做代表去见萧伯纳，目的是想请他在上海吃顿饭，发表一场演说；二是上海时事新报社聘请他做一次临时记者，设法采访萧伯纳，写一篇访问记。

萧伯纳访问上海后，洪深写过两篇文章，一篇名叫《迎萧灰鼻记》，另一篇是《幽默矛盾萧伯纳》。前者最早发表于1933年2月18日的《时事新报》上，写他想方设法采访这位幽默大师，最终又没能实现的经历，风趣诙谐，不愧为戏剧家手笔。

萧伯纳离沪后，鲁迅与在他家避难的瞿秋白一起，编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迎萧灰鼻记》曾被收录在该书中。书中另一篇张若谷的《五十分钟和萧伯纳在一起》，就写到洪深担任萧伯纳翻译的情况。

左翼的瞿秋白当时正隐居上海，他虽然没有公开去见萧伯纳，但他也并未闲着，而是始终密切注视右翼的动静。右翼的进攻使这位正害着肺病的革命者义愤填膺，他清醒地看到右翼业已结成“联合战线”，于是搜全了左翼和右翼的言论，进行“比较翻译学”的研究，也就是研究同一句萧的言论为何翻译在不同的报上就真的不同了，这些“不同”可视作“政治凹凸镜”，来折射右翼的丑恶嘴脸。

萧伯纳离开中国后约一个月，瞿秋白编辑的《萧伯纳在上海》面世，上海野草书屋印刷，鲁迅作序。瞿秋白没有露名，署了个“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并将“鲁迅序”也印在封面上。

壮心不已坚持创作

1933年2月19日，萧伯纳圆满结束了两天“上海至北平”的中国之行，离开中国乘“皇后号”继续旅行。

即使在周游世界的行程中，萧伯纳仍然不忘戏剧创作。他在邮轮上完成了《乡村求爱》一剧。剧中描写了一些轮船上寂寞的旅行者。

1933年秋，萧伯纳还创作了一部“两幕政治喜剧”《触礁》，反映了英国的危机与失业状况。

萧伯纳一直密切关注着现实政治，多次发表言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支持社会主义事业，在《触礁》一剧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我并不对自由写作与畅所欲言抱有幻想。我不久之前曾经周游世界，到处宣传：如果俄罗斯将放弃共产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如果中国发展成为横暴的、独立的或者在日本支配之下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西方国家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扩充10倍，日日夜夜等着敌人的空袭。

无论我们是否选择共产主义制度，我们必须竭力支持俄国的共产主义，并促使这种主义在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已有好几个省、为数1800万的居民实行了共产主义制度，这样做是对我们明显有利的，这种道义是非常明显的。

我陈述自己的意见时并不受到任何阻碍，并且能够把我的意见发表出来。但是在这个由于害怕马克思主义而感到痛苦的西方世界里，我找不到一个报刊能够支持我的观点，或者登载我的观点。

从这段话中，就可以看出萧伯纳对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由、人权的渴望。

1934年，萧伯纳又创作出一部《意外岛上的蠢人》。在这个剧本中，萧伯纳以乌托邦的形式指出了殖民地的政策已经危机四伏，同时也说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是非常没有意义的，更没有幸福可言。

萧伯纳通过他无情的笔，强烈地控诉了游手好闲的放荡生活会产生许多的社会恶行。他借剧中主人公之一哈依耶陵之口表达出这种观点：“我坚信，当我从事某种有益的工作时，我们就不会消失。”这也是萧伯纳为人们指明了无望生活中的前进方向。

萧伯纳再接再厉，他随即又创作出一部简短的滑稽剧《加莱市的六个自由民》。萧伯纳在这一剧本中，无情地批判了伦敦的新闻记者的各种丑恶行径。

在萧伯纳的笔下，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形象与新闻记者所描绘的大相径庭，他不再是一个相貌堂堂、和蔼可亲的伟人，一个举止文雅的绅士，而是被刻画成一个残忍的、粗暴的君主。

通过这一剧本，萧伯纳那擅长描写情节迅速且紧张的变化的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6年，萧伯纳又写出一部滑稽剧《女百万富豪》。剧中描写了一个女性金融巨头叶比芒尼雅由于过于追求财富而昏了头，她的心灵中除了金钱已经没有人的其他一切情感了。

在叶比芒尼雅眼中，只有金钱是无所不能的，是唯一的、真正的力量，她信奉“金钱能使鬼推磨”，有了钱她就能获得所想要的一切，并使自己成为主宰人类命运的全能的统治者。

由于她贪得无厌地无止境地扩充自己财富的欲望，而使她变成一个无知、狂妄、行为粗暴的女人。

叶比芒尼雅的父亲从小就灌输给她这种思想，她也以父亲为榜样，丢弃了作为女性的一切魅力，只剩下“金融寡头”这个身份，而在人们眼中，她是一个反复无常、残忍粗暴的独裁者与压迫者，一个贪婪的剥削狂人。

萧伯纳通过对人性行为的观察和细致描写，成功地、准确地塑造了女主人公这一真实的异类人物。同时，对她感觉的迟钝和思想的贫乏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从而提示出她赖以生存的社会的本质，自私自利，丧失人性。

萧伯纳虽然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但对现实问题的兴趣却依然很浓厚。虽然他尽量减少了社会活动，但仍然力所能及地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不时地发表一些对社会现实的新观点。

同时，这也有力地回击了一些人宣称萧伯纳已经“日暮途穷、江郎才尽”的恶毒言论。

两年之后的1938年，萧伯纳又完成了一部“政治狂想”三幕喜剧《日内瓦》，从而可以看出他的洞察力仍旧敏锐，他的创作精力仍然很旺盛。

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萧伯纳一生往往以少数人自居，只要是他认定的真理，就挺身而出，孤军奋战，勇于承担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谴责大多数人认可的错误见解。因此在这部剧本中，再一次表现了萧伯纳作为壮士的无畏与作家的道义。

萧伯纳在《日内瓦》一剧中，把现实政治与戏剧中的虚构事件紧密地联系起来，以巴特勒和庞巴董尼影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这两个法西斯头子进行审判。并称这个剧本为“幻想的历史的一页”。

萧伯纳敢于在这一年在剧本中把几位战争狂人、大独裁者作为人类和文化的敌人摆在观众面前，并使其被汇成河流的鲜血照得满脸通红，表明了作者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以及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同样，萧伯纳也没有饶恕那个英国反动头子奥尔费马沙，正是他的努力，把这样两个人物推上了人类历史舞台，一个狠毒的冒险家、卑鄙的伪君子和一个残酷的刽子手。因此，奥尔费马沙罪不可赦，所以在人民面前，他才会吓得魂不附体。

1939年，萧伯纳连续创作出两部戏剧，《重写辛白林第五幕》和《在贤君查理的黄金时代》。

在《在贤君查理的黄金时代》中，萧伯纳的创作技巧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让自己的历史想象力自由驰骋，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娴熟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体现在描写剧中的一个精彩场面中：风流国王查理和他的情妇著名演员耐尔·格文，以及宗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画家耐勒和伟大科学家牛顿共聚牛顿的书房内，各执一词，对人生展开激烈的争辩。

有人曾经说过：

《在贤君查理的黄金时代》与10年前的《苹果车》，在萧伯纳后期的作品里形成了对峙的两个顶峰，在语言和思想两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该剧中，萧伯纳还充分表现出他创作的独特性和这个时期思想的随心所欲，那就是他为这个剧本加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副标题：“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真正的历史。”

一直奋斗到生命终点

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萧伯纳的戏剧作品明显减少了。但这一时期，萧伯纳仍然坚持发表言论，指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呼吁捍卫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罪恶，必须改变社会制度。”

在这样一个战争与动荡的危机年代里，欧洲的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够写出重要的著作来了。而萧伯纳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明他的政治立场，他说：

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书籍，但其中很少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永久的印记。

假使有人请我举出19世纪出版的书籍作为例证，我一定要把马克思和巴克尔两人的著作列在最前面。

1944年，萧伯纳发表了一部政论作品《大众政治指南》。同时，萧伯纳还经常采用剧本序言的形式来写政论性的文章，表达他反对腐朽制度、拥护苏维埃国家及其人民的社会政治见解。

萧伯纳时刻关心政治，他在批评资本主义罪恶的同时，密切地注视着苏联及其巨大成就：

我并不是以一个穷人来反对物质上的不均现象，而是以一个相当富有的人来反对它，但是我知道什么叫做无产者，甚至贫困的无产者。

我历尽了一切艰难困苦，也有一番成就。我出身的阶级是一个最不幸的阶级，我的一生经历了一连串的苦难与穷困，我所经受的挨饿与无家可归的痛苦不是任何人所能经受的。

在《大众政治指南》一书中，萧伯纳更表现了他在两种制度的选择中的坚定立场。在书中，他广泛论证了两个社会的对比、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后，90岁的萧伯纳又写出了一部多幕剧《波扬特的亿万财产》。

在这部剧本中，萧伯纳刻画了一个与《女百万富豪》中的主人公类似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暴发户的形象。

不久以后，萧伯纳又写出了《牵强附会的寓言》和《莎氏与萧氏》两个剧本。其中《莎氏与萧氏》显示了萧伯纳辩论艺术的高明技巧，似乎是总结了关于他与莎士比亚以往创作上的激烈争论。

关于莎士比亚，萧伯纳早在《星期六评论》当评论记者时，曾在剧评里多次提到莎士比亚。

萧伯纳曾经表示：“我很喜欢，真挚地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弗·詹·弗尼瓦尔主持下的新莎士比亚学会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经历中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萧伯纳曾为莎士比亚的剧本的完完整整地上演而努力斗争，结果使莎士比亚的大约30部剧本都搬上了舞台。不过，萧伯纳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最重要的东西是音乐素质。他说过：

把这个观念灌进大众的脑海里是不容易的，因为莎士比亚的崇拜者在倾听他把词语和诗句说得那么令人销魂夺魄，那么令人难忘的时候，很少人感觉到他们是在听音乐。

而萧伯纳的朋友赫理斯却认为，萧伯纳对莎士比亚的看法存在着一些偏见，而世人也总是拿萧伯纳同莎士比亚来作比较。萧伯纳对此总是用他那幽默的语言尽量化解这些比较。

1949年，萧伯纳出版了他的自传性小品文《自我素描十六篇》，这部作品集收入了他在不同时代完成的小品文。

其中包括萧伯纳对自己漫长的一生中生活与创作过程中的珍贵回忆，还有他与不同的传记记者展开的激烈的辩论，对一些传记记者对他的生活道路与创作思想的随意歪曲和恶意杜撰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萧伯纳说：“我这本集子，本身就是对那些传记记者的一种警告。”

佛兰克·赫理斯曾写出一部《萧伯纳传》，萧伯纳在这本书的译文中说道：

我亲爱的佛兰克，你向我提出6个问题，说待我一一回答之后，就可以构成一本书，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你还说要授予我一个灵魂，难道你不知道像我和莎士比亚这种人是没有灵魂的吗？

你要把我写成什么东西，就连上帝也不知道。你一点也不知道我是哪一种动物，假使我有工夫的话，我要把我的生平事迹告诉你。

有一家美国书店在广告上大肆宣传，说你写的传记获得我的特许，还说书中附了我一篇长达15000字的文章。我已经写信告诉他们说，除了亨德森的《萧伯纳传》之外，我的传记没有一本是获得我的特许的；你写的那一本尤其不能得到我的同意。

如果你发表我的片言只字，我就要让你吃官司。我不想代你著书。你怎样写你自己的书，这是我所关心的事，也是与你的名望有关的事。

我已经让你看过我的一些自传材料，这些东西我打算将来自己写出来发表；因为如果你坚持要写我的传记，那么你也该知道你写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你必须用你自己的方法讲故事，不要用我的方法。

随便哪一个傻瓜也可以出版书籍，如果他能使书店老板相信那本书是我写的；书店老板更可以用这种名义推销那本书。你的书店老板必须收回那些宣称我写了15000字和出版一部特许传记的广告。

既然你的确未曾读过我的作品的3%，你就应当用你那犀利的文笔把主人公作为人来描绘，而不是作为作家来描绘。而且，那本书应当是一篇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论文，包含各种各样的人物的素描。那是你能做到的工作。

赫理斯写完萧伯纳的传记最后一章时，还没等出版，就于1931年8月26日病逝了，而将应该给出版社校对的校样留给了萧伯纳。

对此，萧伯纳苦笑着说：“我一生做过许多不得不做的古怪工作，但这次的工作可以算是最古怪的了。”

而在佛兰克·赫理斯写的这本《萧伯纳传》的跋中，萧伯纳又写道：

在这本书里，他始终把主人公作为肖像来描写，而没有采用传记的方式。传记是通过详细的研究和谨慎的论证去取得极其准确的成果的；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现在我只需说明我把这部书校订到什么程度，使之有出版的可能。佛兰克对我一生的事迹知道得很少，而且，他不耐烦做调查研究之类的非常单调无味的工作，甚至也不愿费点心思，去看看阿奇博尔德·亨德森教授给我写的不朽的传记，所以结果他说了许多猜测的话。

他的猜测往往不很准确，有一些和事实相差很远。甚至当他直接向我要到材料时，他还不愿放弃那些和材料互相矛盾的猜测，仍然让事实和想象中的猜测同时并存，使它们轮流出现于传记里，因此发生许多显而易见的矛盾。

我只是根据事实进行了补充和纠正，把客观方面的矛盾都删掉，使作家将来参考这部传记时不致误入歧途。但是，我没有试图纠正作者主观方面的矛盾，哪怕这些矛盾是由于他把正确的材料和猜测的虚构搞乱了而产生的。有许多这一类的矛盾和不一致的情况是由于他在著作过程中心情变幻不定所造成的，但这也无关大局。

如果作家规定出一条僵硬的单一的评价标准，而迫使其他一切事物向它看齐，那么，这种作品是最不自然的，在传记文学上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了。这正和一匹马在奔驰的一刹那间给照相机抓取到的镜头一样。当我看到作者在本传记中的评论有一两处是源于荒谬的传说，不能不删掉时，我只略加变动，使文章首尾连贯。

书中一切评论和嘲笑的话，一时坏脾气的爆发，以及谴责我的话，我毕恭毕敬地予以保留，我曾经小心谨慎地不使全书因为几处必要的改正而受到损失。

然而，对于佛兰克·赫理斯在书中冤枉了自己的地方，我却无法加以纠正。

就这样，萧伯纳把那本“本人不完全赞同”的传记整理出版了。但在他看来，所有传记都充斥着谎言，而且是深思熟虑的谎言。他认为：

没有一个人会坏到或者好到能在生前说出关于他自己的真话的地步。我赞同这样一种广泛流传的看法，活着的人的传记只有在他死后才能完成。

1943年，萧伯纳87岁的时候，夫人夏绿蒂在赫特福郡圣劳伦斯郊外的家中病逝，享年86岁。

虽然夏绿蒂才貌出众，又是萧伯纳的得力助手，但是她却不喜欢抛头露面，而愿意退居幕后，默默地奉献。她不愿意在大庭广众面前、在公共场合接受采访，也不愿意让摄影记者为她拍照，她更喜欢待在自己安静的寓所里过舒心的日子。萧伯纳所热衷的集会和演讲，她都很少参加。

可以说，萧伯纳的婚姻虽然没有子女，但他直至老年也并不孤独，因为他与夫人互相关怀体贴，相依为命，过着悠闲清静的日子。

由于他们没有子女，两人有着丰厚的财产，萧伯纳的收入是同时期其他文人望尘莫及的，而夏绿蒂本就是富家之女，两个人本来可以过非常奢侈、享乐的生活。

但是，萧伯纳却从没有停止创作的步伐，满足已有的成就，他一直醉心于戏剧创作以及其他一些社会活动，他曾经说过：

我忙得不可开交，来不及享受花钱的乐趣，我现在的钱超过我生活的需要，而我过去什么钱也没有；对我来说，在享受人生的乐趣方面，有钱和没钱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

在我这样一种人看来，金钱就是安全和免除小苛政的工具：假使社会能给我这两件东西，我就要将我的钱抛到窗外去，因为保留金钱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又会吸引寄生虫，并且会招来人们的嫉恨。

萧伯纳虽然对文艺创作和社会政治活动都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情，但这并不妨害家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让夏绿蒂等候10分钟。他格外地珍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家庭，爱护他的妻子，甚至有时候他无法想象失去她自己将会成什么样子。

萧伯纳鄙视那些以生育作为目的的婚姻，而认为男女双方的结合需要是伴侣和友谊。他和夏绿蒂就是这样才走到一起，做了40多年的夫妻和“伴侣”。

而夏绿蒂也与萧伯纳的看法不约而同。因此两人才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一直志趣相投，感情甚笃，日子过得很舒心。尤其是萧伯纳老年以后，父母和姊妹们早已不在人世，最好的几个朋友也相继作古，他要参加的社会活动也逐渐减少，这时夫人就成了他须臾不可分离的伴侣，两人一同栽花种草，一同外出旅行，成了让人羡慕的长寿夫妻。

夏绿蒂还编过一本《萧伯纳作品集》，其中有些东西是在萧伯纳的其他出版物中找不到的。有这么一位道德和文化修养都很高的妻子，再加上萧伯纳自己的才华与胆识，他的成功是注定的和必然的。

夏绿蒂去世后，萧伯纳失去了这样一位好妻子，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后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位老人瘦削、孤独的身影，他所剩下的唯一的排遣寂寞的方式就只能是戏剧创作了。

在萧伯纳一生的最后几年，他几乎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一直深居简出，过着严格的有规律的生活，但是剧本创作却一直没有中断。同时，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不喝酒，不吸烟，并且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素食主义者以谷麦、蔬菜、蛋奶为食，不吃肉，有的素食者因为宗教原因才吃素的，而萧伯纳的原因与他个人的经历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关。

萧伯纳从小就喜欢吃蔬菜，刚到伦敦以后，家境一直比较窘迫，过了十来年节衣缩食的苦日子。家贫多吃菜，家里很少吃肉，萧伯纳就干脆不吃肉了，成为地道的素食者。

有一次，萧伯纳收到赫理斯的一封信，请他去伦敦皇家餐馆共进午餐，并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萧伯纳一直把到高级餐馆进餐看成是一种奢侈的行为，但赫理斯是老朋友了，他只好戴上黑礼帽赴宴了。

等萧伯纳赶到皇家餐馆，赫理斯和弗雷德里克早就在那里等着他了，一见到萧伯纳他们就高兴地打招呼：“我们早就被这儿的香味俘虏了，你再不来我们就忍不住了。”

萧伯纳微笑着落座，对这两个已经馋涎欲滴的伙伴挤了挤那双快活的眼睛：“那就快点菜吧，免得你们把自己的舌头给吃了。”

赫理斯和弗雷德里克每人点了一块香喷喷的上等牛排，一大块涂满了奶油的干酪，还点了一大杯甜酒。而萧伯纳却只点了一盘通心面，一杯矿泉水。只见他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吃了个盘底朝天。然后，萧伯纳满足地往椅背上一靠，看着两个朋友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牛排、干酪和甜酒。

在萧伯纳这种“监视”之下，赫理斯和弗雷德里克就感觉像被法官盯住的犯人一样，而萧伯纳抓在手里的黑帽子，也似乎变成了法官宣判时戴的帽子。

当他们在“法官”的目光下消灭了各自的牛排、干酪和甜酒之后，其实肚里还想再要一块小牛排，但面对着萧伯纳的眈眈虎视，他们都心里有些惶恐不安，谁也张不开口了。

赫理斯就设法让弗雷德里克先开口要小牛排，但弗雷德里克也千方百计迫使赫理斯先开口，结果两个人竟然差一点吵起来。

最后，其中一个作了让步，先低声说：“如果你希望再来一份腰肉排，我可以奉陪。”

萧伯纳其实一直批评赫理斯和弗雷德里克吃肉、喝酒太多，造成体内营养不均衡，总是不厌其烦地劝导他们要多吃蔬菜，少贪那些所谓的美食，多锻炼身体。

但这两个人已经“不可救药”了，他们却有时反过来劝他：“干吗要素食呢？天下这么多美味的食品，不吃太可惜了。”

萧伯纳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说：“哼，你以为我会去嚼那些动物的尸体吗？”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萧伯纳对生活的态度，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一点可口的通心面就足以使他心满意足；一套衣服可以非常爱惜地穿上许多年，一生都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萧伯纳一生酷爱体育锻炼，常年坚持户外活动，游泳、跑步、骑自行车、洗冷水浴，身体还算硬朗。而且他也很会保养自己，注意劳逸结合，在文学创作之余，他还在自己住宅的花园里栽花整枝，在树荫下悠闲独坐。

1950年，94岁高龄的萧伯纳又开始创作他的一部新剧《为什么她不愿意》。

10月的一天，萧伯纳在自己的花园里劳动，修剪树枝，不幸从树上摔了下来，造成大腿骨折，动了手术后就回家疗养，从此卧床不起。起初，萧伯纳并没有太在意，但不久却又患上了急性肾炎。

1950年11月2日凌晨，萧伯纳溘然病逝。

萧伯纳逝世的当天晚上，全世界的剧院停止演出，舞台灯光全部熄灭，对这位现代戏剧大师表示沉痛哀悼。

萧伯纳一生没有子女。他在遗嘱中指定：将遗产36.7万英镑的一部分作为制订英国语言改革计划的基金，而遗产的大部分，则赠与爱尔兰国家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和皇家戏剧艺术研究院。

萧伯纳毕生创造幽默，他的墓志铭虽只有一句话，但恰巧体现了他的风格：“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

萧伯纳虽然逝去了，但他的剧作在舞台上、银幕上和广播中一直广为流传，剧中的人物和场面依然使人感到十分新鲜，对白仍是那样耐人寻味，始终能紧紧抓住观众。

有剧评家评论说：

无情的时间在这个将一生都献给了文学创作的戏剧家身上，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时间磨去的仅是瑕疵，闪烁于萧伯纳剧本中的真知灼见反而更加晶莹灿烂，他那支磨砺了将近80个年头的生花妙笔为世人留下了永久的精神财富。

萧伯纳的出现，使过去100多年英国戏剧不振的局面根本改观，他成为莎士比亚以来英国最著名的戏剧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