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剧作家

如果我们不能建筑幸福的生活，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享受幸福，这正和没有创造财富无权享受财富一样。——萧伯纳

走上戏剧创作之路

萧伯纳到达伦敦之后，度过了9年的穷困生活。后来突然拨开云雾见晴天了，还不到30岁，就成了当时伦敦一个出色的戏剧音乐评论家，但是，他却渐渐感到了不满足。因为萧伯纳感到，他写文章时付出的代价比他所得到的报酬要高得多。

耶茨去世后，萧伯纳就脱离《世界杂志》，开始寻找一个不像奥康纳那么怕事的编辑。他说：

我不要人家为我当枪靶，我自己也不想冒险到这种程度。但是我要找这么一个编辑，我喜欢跑到近射程的地方，摇旗呐喊，好像他就在危险地带那样。

那些不敢跑近可闻枪声的地方的人，对我毫无用处，我的编辑必须懂得什么是好文章，而且在收到好文章的时候不会害怕。

1885年，萧伯纳的父亲突然在都柏林去世了，而这时，萧伯纳作为评论记者赚了112英镑，同时他母亲找到了合唱队教练的职位。经济上的困难总算解决了。

《星期六评论》的主编赫理斯称赞萧伯纳说：

他是一位天才的业余作家，可惜他不需要靠摇笔杆生活。他生来就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在现代的现实潮流中生活，决心让人家对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能干什么事情等问题作一番实事求是的估价；同时，他也决心用同样不留情面的绝对的标准，去评定其他一切男女。

他这种为真理而爱真理的特性是现代科学精神的产物，而且，在我看来，它具体表现一种人类前所未有的最高理想。

阿契尔祝贺萧伯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一天，两个好朋友在一起谈起了伦敦的戏剧创作，萧伯纳说：“当今戏剧界崇尚的纤巧曲折的创作方法和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这真是戏剧的悲哀。”

阿契尔听到这里，他突然眼前一亮，兴奋地一拍大腿：“乔治，我看你肯定适合写剧本。你试着写吧！”

萧伯纳听了不由一愣，他沉思着对阿契尔说：“我从来没想过从事戏剧创作。小时候在都柏林，我倒是在和姐姐赌气的时候说过，要写出比莎士比亚的作品更伟大的戏剧，但后来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小说创作上。但是，那5部小说都以惨败而告终，阿契尔，我真不知道我是否适合写大部头的东西。不过你今天这一说，倒不由让我想起了儿时的梦想。”

阿契尔看出萧伯纳已经有些跃跃欲试了，于是就向萧伯纳提供了一段情节，让他写几段对白。

萧伯纳很快就写完了两幕，但是阿契尔一看就皱起了眉头，他摇了摇头，失望地说：“乔治，你的台词中的议论太多，但情节的影子却一点儿也找不到。观众不会来听你说教的。”

于是，阿契尔只好取消了与萧伯纳合作写剧本的念头。

萧伯纳一再坦率承认，他对参与暴力革命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热情，但是社会严重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以及自童年起就形成的、一直维持至今的酒鬼父亲糟糕形象的悲痛性影响，又让他无法不对眼前的残酷现实，保持一种耿耿于怀的永不妥协姿态。

他需要迅速而立刻地找到一种全新的批判资本主义方式，以便心中日益集聚的焦躁、愤懑情绪能够平静下来。

1888年，在一次社会主义者集会上，萧伯纳结识了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爱琳娜邀请他参加挪威卓越的戏剧家亨利·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社会问题剧”的非商业性演出。在剧中，爱琳娜扮演娜拉，萧伯纳扮演高利贷者柯洛克斯泰。

这是萧伯纳第一次接触到易卜生。《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据说，伦敦有人在家里宴请客人时，主人不得不在客人面前放一张条子，写着“莫谈娜拉”，以免客人之间发生冲突。

过后不久，在参加一个名叫威廉·阿契尔的话剧评论家组织的聚会时，他又仔细聆听了易卜生话剧《培尔·金特》声情并茂的朗诵。不久，伦敦又公演了易卜生的著名的《群鬼》一剧，从此萧伯纳深深地被易卜生所吸引，开始研究易卜生。易卜生成了他心目中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

通过参与这两次文艺活动，萧伯纳的心灵受到了很大触动，他万分激动地告诉爱琳娜：“一霎时，这位伟大的诗人的魔力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同时领悟到他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家的重要性。”

这句话的潜台词意思是，他终于石破天惊地发现了突破长久以来一直困扰思想内心的表达方式，原来话剧这样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到了易卜生手里，竟然可以痛快淋漓地满足他愤怒谴责批判资本主义的迫切愿望，于是萧伯纳开始转向戏剧方面的创作活动。

这篇讲稿经过整理后，在1891年以《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为题发表。在这篇讲稿中，萧伯纳对易卜生的戏剧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他指出：

易卜生作为一位现实评论者和社会改革家，通过戏剧创作揭露社会弊端，在戏剧中强调严肃的讨论和思想交锋，从理智上吸引读者和观众的注意力。

衡量戏剧好坏的标准，主要是看它的思想内容，看它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我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如果要我写一个艺术作品，里面只有艺术价值，没有什么别的，我决不动一个指头。

这篇论著成为欧洲戏剧史上一部重要论著。从此，萧伯纳开始把目光转移到戏剧上来，决心以易卜生为榜样进行戏剧创作。

1892年，荷兰人杰克·格林鼓动萧伯纳去接着写他为阿契尔写过的那个剧本的第三幕。这就是萧伯纳戏剧的处女作《鳏夫的房产》。

这个剧本是萧伯纳根据自己前几年从事征收房租的经历和体验写成的：

在德国莱茵河畔的一家上等旅馆里，出身上流社会的医生哈里·屈兰奇爱上了资本家萨托里阿斯的女儿白朗琪。

鳏夫萨托里阿斯听说屈兰奇是贵族夫人洛克斯代尔的外甥，马上另眼相看，赞同女儿同屈兰奇成婚。这对情人被天平称过金钱和门第的分量之后，他们的感情很快趋于白热化。

原来，萨托里阿斯是伦敦贫民窟的大房东，他从穷人身上榨取房租，却不肯修理危险房屋，为此，他与收租员李克奇斯发生了冲突。

李克奇斯被萨托里阿斯辞退了，他向屈兰奇揭露了萨托里阿斯发迹的真相。

屈兰奇想不到，自己的未来岳父竟然是这样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他自命清高，洁身自好，坚决表示不和萨托里阿斯同流合污，并且取消和白朗琪的婚约。

老鳏夫明白了屈兰奇和他女儿发生分歧的原因之后，不禁觉得很可笑。他把这个不懂世故的年轻医生叫到自己的书房里，向他指出：“你自己也是靠喝穷人的血长大的，与我相比，你并无清高之处。”

原来，贫民窟的地产产权属于屈兰奇家的，他家把它抵押给了萨托里阿斯。再由萨托里阿斯从剥削所得中抽取平分付给屈兰奇家作为利息，而这项进款正是维持屈兰奇一家上等人体面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屈兰奇自己每年700英镑的收入就是来自这些利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兰奇用的钱也不干净，而且甚至比萨托里阿斯更卑劣。

屈兰奇面对现实，只得承认自己和萨托里阿斯是“同路人”。他与白朗琪尽释前嫌，最后甚至跟萨托里阿斯和大地产投机商李克奇斯一起合伙做起房地产生意，宣称“我入伙啦”。

1892年12月9日，《鳏夫的房产》在伦敦皇家剧院上演。

演出落幕时，观众高呼：“作家来了！萧伯纳来了！”

萧伯纳穿着耀眼的灰色服装出现在舞台上，博得了观众的喝彩。

该剧连演7天，场场爆满。剧本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公正的报纸讨论这部剧本达两星期之久。

不但在一般的剧评或短评中进行讨论，而且在社评以及读者来信中进行讨论。

萧伯纳永远也忘不了阿契尔，他深有感触地说：“是阿契尔把我推上了戏剧创作的台阶。”

从此，开始了英国戏剧史上的“乔治·伯纳·萧时代”。

戏剧创作渐入佳境

萧伯纳开始了戏剧创作时期，他认为：“观众对戏剧感兴趣的是真正生活的故事，行为的商讨，表现在谈话中的性格冲突，心灵的暴露，底蕴的揭穿，总括一句话——生活的真正阐述。”

萧伯纳虽然以易卜生为榜样，但两个人又不尽相同：易卜生的戏剧多半具有悲剧的性质，而萧伯纳则倾向于幽默和讽刺。

继《鳏夫的房产》之后，萧伯纳于1893年写成喜剧《好逑者》和4幕剧《华伦夫人的职业》。

萧伯纳把《鳏夫的房产》、《好逑者》和《华伦夫人的职业》3部剧本收入一集，定名为《不愉快的戏剧集》于1898年出版。

萧伯纳给这3个剧本取名为《不愉快的戏剧集》，是为了使读者深思一下某种不愉快的事实。

《鳏夫的房产》说出了贵族与资本家同是靠剥削穷人而生活的深刻道理。而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中，他又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正直的劳动不可能保证妇女必需的生活资料，华伦夫人和她的姐姐丽兹一样，是靠开妓院才发了财，有钱供她的女儿薇薇上大学。

华伦夫人年轻时做过妓女，后来和她的情夫、资产阶级贵族乔治·克罗夫爵士在欧洲大陆开设了许多暗娼旅馆。

而她的女儿薇薇受过高等教育，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于剑桥大学。薇薇从来就不知道她的母亲是做什么生意的。后来当她和母亲在一起时，她第一次听到母亲的经历，同时又从向她求婚的克罗夫爵士那里得知他和华伦夫人合伙开设暗娼旅馆的事实。

薇薇在精神上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决心不再接受她母亲的肮脏钱，而去一个律师事务所当统计员，过着独立的生活。

当华伦夫人的女儿质问她为什么要干那种行当的时候，剧情发展到高潮，矛盾集中体现出来。华伦夫人愤然问她的女儿：“挨饿当奴隶，你能不能保持自尊心？一天挣一个半先令，给人家擦地板，到后来，除了进贫民残废院，没有第二条出路。”

随后，华伦夫人向女儿提出忠告：“女人想过好日子，只有一条道：跟一个有钱又喜欢你的男人要好，要是你的身份跟那个男人一样，想法子让他跟你结婚，要是你的身份远不如他，那可别打结婚的主意。何必打这主意呢？结了婚自己也不会快活。不信你去问问伦敦上流社会做母亲的女人，她们一定也会这么说。不过我对你是直截了当地说，她们对你绕着弯儿说，相差就是这么一点儿。我懂得女孩子的脾气，我知道，只要你仔细想一想，你就会回心转意。”

而薇薇的回答也是一针见血：“原来你就是这样劝导别人的！妈妈，你这套话一定跟好些女人说过了，所以说得这么熟练。”

这个剧本通过华伦夫人堕落的血泪史，描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被剥削的妇女的命运，辛辣地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的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资产阶级以文明、高尚、体面为假面具，来掩盖阶级社会中的荒淫、腐朽和罪恶。

在资本家克罗夫和薇薇的一场对话里，克罗夫说：“我为什么不应该那么投资？我跟别人一样，放款吃利息。你不要以为我亲手干过那种肮脏事。你未必会因为我母亲的亲兄弟倍尔格雷公爵有几笔租金来历不明，就不跟他来往。你也未必会因为国教事务委员有几家租户是卖酒的和有罪孽的人，就跟坎特伯雷大主教绝交。别人都挺乖巧地拼命往自己口袋里塞钱，你要我把25%的利息扔下不拿？我不那么傻！你要想这样拿道德标准来选择朋友，除非你跟上流社会断绝关系，要不然就趁早离开英国。”

这里，萧伯纳用非常巧妙的技巧指出：社会希望你成为体面的人，不管你干的是什么事情，社会并不深入追究你的利润的来源。

在剧本里，萧伯纳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加强戏剧冲突，使剧情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剧中的对话和独白相当精彩，生动洗练，富有节奏，构成了萧伯纳戏剧的风格基调。

《华伦夫人的职业》脱稿后，伦敦独立剧院就准备排练上演，但是却遭到英国掌管审查戏剧的宫廷大臣的扼杀而被禁演。直至1902年，萧伯纳把剧本带到美国，才在纽约正式上演。

1924年，《华伦夫人的职业》已经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世界各国几乎都上演了此剧，伦敦的检察官才无可奈何地解除了禁演令。

英国的检查制度起源于亨利八世，检察官一直由宫廷大臣担任。从那时起，检察官对戏剧的压制逐渐司空见惯，以致后来大多数英国剧作家不再进行反抗，而是让宫廷大臣指导他们应当如何写作。渐渐地，英国的戏剧衰落下去。

由于英国的社会政治环境，萧伯纳的戏剧并没有首先在本国取得成功，最早欢迎萧伯纳戏剧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民也始终喜欢萧伯纳，可能是因为萧伯纳一直提倡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他自己是师承易卜生来进行创作的。直至15年之后，英国人才知道自己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个现代的莫里哀。

而《不愉快的戏剧集》中的另一部《好逑者》，则反映了关于易卜生主义、婚姻问题以及“新女性”问题的争论。

萧伯纳一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追求外貌逼真的戏剧场面，但却能深刻地揭露现实社会中的尖锐冲突。在他的大多数剧本里，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在动作中，而是在人物的对白中。

萧伯纳驾驭语言的才能和幽默讽刺的特点在剧本中得到了充分显示。萧伯纳是擅长舞台对话的文学大师，发出似非而是的妙论是他惯用的手法。他有一次这样说：“我开玩笑的方法就是讲真话。”

事实上，萧伯纳在开玩笑的表面背后，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并把它表现在似非而是的调侃当中。不仅他的语言是似非而是的，他设计的戏剧场面也总是似非而是的。

在萧伯纳的戏剧中，社会现实好像被倒转过来了一样：看起来最笨的人，实际上却聪明过人；看起来不过是一些罪犯或社会习俗和法律的叛逆者，实际上却比虚伪的“道德家”更善良；看起来不过是任人摆布的玩偶、小丑，而实际上却有着坚强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

在《鳏夫的房产》中，萧伯纳就指出：“体面的中产阶级和贵族青年子弟，正如粪上苍蝇一般，靠剥削住在贫民窟的穷人而自肥。”他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接下来，萧伯纳又发表了《愉快的戏剧集》，其中包括1894年写成的《康蒂坦》、《武器与武士》，1895年写成的《风云人物》和1896年写成的《难于预料》4部作品。

这4部作品的问世，进一步巩固了萧伯纳在世界文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喜剧《武器与武士》中，萧伯纳以机智幽默的对白，辛辣地讽刺了资产阶级对战争、爱情、民族主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浪漫主义幻想。在这个剧本中，萧伯纳第一次显示了创作喜剧的天才。这出戏剧于1894年在伦敦爱文纽剧院连续演出11个星期。

同年9月，《武器与武士》由理查德·曼斯菲尔德在纽约先驱广场剧院演出。从那时起，萧伯纳就在美国打下了根基。而《康蒂坦》是萧伯纳在西方最受欢迎的喜剧之一。

萧伯纳从事戏剧评论和戏剧创作之后，有较多的时间是在剧团和剧院里度过的。他和许多女演员有密切的接触，对她们的生活命运有深切了解。在她们个人生活中，有的婚后受到丈夫虐待和遗弃；有的小有名气之后，跑到社交界厮混，冷淡自己的丈夫和家庭；有的多次失恋。她们都把这些向萧伯纳倾诉。

当时的英国，妇女问题成为一些有志之士的研究课题。热衷于社会问题的萧伯纳，对此也给予应有的注意，并写出了《康蒂坦》。

康蒂坦是一个勤劳朴素的妇女。她的丈夫莫瑞尔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人，他醉心于人道和博爱的宣传。青年诗人马本克闯入了康蒂坦的生活。马本克揭露了莫瑞尔宣传宗教的虚伪性，并热烈地追求康蒂坦。

当康蒂坦在两个男人之间选择自己的归宿时，她知道，这个诗人是为恋爱而恋爱的；而她的丈夫，既爱她，也爱自己的工作，他需要她，也需要自己的工作，这是他赖以生活下去的支柱。

莫瑞尔向康蒂坦表白说：“我的力量来保卫你的生命，我的忠诚来保障你的安全，我的才干和勤劳来维持你的生活，我的权威和地位来维护你的尊严。这是男子汉应该献给女人的一切。”

马本克却非常鄙视莫瑞尔的懦弱：“他呀，他要保护别人，帮助别人，并且为别人工作，给他生孩子，让他去保护、帮助和为他而工作。他要别人，比如说一个成年后又变成了小孩的人，哦！你这个傻瓜，你这个大傻瓜！”

而康蒂坦认为，帮助弱者乃是女人的天职，于是她说：“我把我自己交给两人中间的弱者，我决定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马本克和莫瑞尔经过一场爱情冲突后，对婚姻和爱情问题的认识都提高了一步，同时，莫瑞尔与康蒂坦也在加深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建立了美满的夫妻关系。

最后，康蒂坦微笑着总结说：“现在让我们像三个朋友那样，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谈一谈吧！”

这是一个对传统的三角恋爱故事颠倒的喜剧。萧伯纳在这个剧本里，用他擅长心理刻画的艺术手段，把康蒂坦的性格、品质、信仰、憧憬和心灵，描写得淋漓尽致。

康蒂坦看透了自己丈夫莫瑞尔的巧妙言辞“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不过是像小孩一样拿这些话来哄哄自己和别人罢了”，但是，她又没有勇气同莫瑞尔决裂。她渴望真理、自由，但她又不愿意破坏她惨淡经营起来的那个安逸舒适却又庸俗单调的家庭。

这个剧的结局是维护了资产阶级家庭秩序，明显地暴露出萧伯纳“费边主义”即改良主义的思想，当然，也体现了萧伯纳在道德和婚姻观念上的严肃态度。

《康蒂坦》标志着萧伯纳的艺术才能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该剧在英国各地公演后，反响强烈。后来又在美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上演，经久不衰。作者将康蒂坦塑造成为一个感情真挚、热情，道德高尚，关键时刻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善良女性。这一人物塑造得相当成功。

萧伯纳自己总结康蒂坦时说：

从传统观点上看来，她是一个没有“品格”的女人。如果她没有思想上和心灵上的力量的话，她将成为可鄙的妓女和纵欲者。

她的坦率是出于她的本性，而不是传统道德的产物。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她和马本克离别的话含有更多的残酷无情的理性：“很好，我的孩子；但是我不能想象50岁的我跟一个35岁的丈夫共同生活。”

正是这种摆脱感情的力量，这种对家庭观念所表现的没有偏差的智慧，使她对整个局面取得了绝对控制权。

除了《不愉快的戏剧集》和《愉快的戏剧集》外，萧伯纳还创作了由《魔鬼的门徒》、《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和《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组成的《为清教徒写的三个戏剧》。

在《为清教徒写的三个戏剧》的序言里，萧伯纳抨击了当时英国戏剧界的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倡导正直的艺术，反对庸俗颓废的艺术。

在《魔鬼的门徒》和《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中，萧伯纳就运用历史来影射当时的现实，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丑恶与专制，另一方面歌颂自由与崇高。

《魔鬼的门徒》是以美国独立战争为背景展开全剧故事的。该剧在揭露和鞭挞英国统治者残酷的殖民统治的同时，颂扬了“魔鬼的门徒”理查德热爱自由、勇于献身的英雄气概，他与自诩为纯洁、高尚而实际上自私虚伪的清教徒特琴太太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里，萧伯纳又设计了一个颠倒的场面，发人深思，意味深长。

而《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则是萧伯纳作为对莎士比亚历史剧创作方法的对抗而写出的。莎士比亚曾经写过《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萧伯纳就说：

我写这个剧本是要表明自己胜过莎士比亚，我要用现实主义代替他的浪漫主义。有人说我是莎士比亚以后最伟大的戏剧家，我虽然不能保证自己是当代最伟大的“贩卖惹人欢笑或落泪的情节的商人”，但肯定是最优秀的10个戏剧家之一。

萧伯纳在《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中，将凯撒与英国的政治家们加以对比，把他描绘成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英明地、坚决地为着实现目标而行动起来。

萧伯纳虽然以戏剧创作为职业，但他的戏剧多数是为客观需要而写的应征之作，很少是纯粹以写作为目的，受内心的驱使而完成的。

比如《华伦夫人的职业》是应锡尼·韦布夫人的请求而作。她因为厌恶《好逑者》里那个被性欲迷住的女人，所以请萧伯纳以一个没有浪漫色彩的，努力工作的现代妇女为题材，写一出戏。

而《武器与武士》是为了要帮霍尼曼小姐和弗洛伦斯·法尔的忙赶写出来的，使她们的老牌爱文纽剧院不至于因营业失败而倒闭。

另外，《康蒂坦》则是为珍妮特·阿丘奇创作的；《风云人物》是为理查德·曼斯菲尔德和爱兰·黛丽创作的；《难于预料》是应西里尔·莫德的委托创作的。

在萧伯纳的一系列剧本获得成功之后，他成了众目关注的知名人物，这样就有更多的人向他约稿。一些曾演过他的戏剧的演员与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也为这些演员特意创作了几部作品。

《魔鬼的门徒》是为特里斯和曼斯菲尔德创作的，这个剧本在美国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凯撒一角是他扮演哈姆雷特以后最卓越的成就。

《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是为爱兰·黛丽创作的，因为当她第一个孙子出生时，她告诉萧伯纳说，没有人愿意给一个做祖母的人写剧本了。

现在，萧伯纳既要忙于费边社的集会和演讲活动，为费边社撰写大量文章，又要不断地进行戏剧创作以满足朋友的需要、演员的需要或观众的需要。从此，他才真正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戏剧家、评论家、小说家和社会演说家。

这是萧伯纳戏剧创作的第一时期，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风格和特点，除了发出似非而是的妙论、设计不合“常理”的颠倒场面、善于描写人物对白而并不重视情节的精心安排等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他提出了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却没有把读者和观众引向一定的结论。他的剧本结局并不包括最后的道德教训，而往往只是提出问题。

正如一位英国的评论家所指出的：

通过他塑造的人物，他以巨大的力量和敏锐的观察力，以翱翔于悲剧之上的诙谐的灵感，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

他的剧本被称为“仅仅是”谈话、讨论、辩论的剧本。

他以英语作家中无可比拟的热情，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他在光荣的孤立中只身作战。

不惑之年喜结良缘

萧伯纳作为剧评家和剧作家，在职业上和女演员们常常有接触的机会，他亲切地称她们与自己“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因此和她们建立了许多永久的友谊关系。

但是，尽管萧伯纳与她们保持着交往，有的甚至超过了30年，但是却没有与她们中的一个结婚。他们的交往一直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是一个戏剧家与其职业上的关系，当萧伯纳果真遇到一些女演员的追求时，他也会机智巧妙地解决问题。

有一个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段都相当自信的女明星，一心追求萧伯纳，要求和他结婚。她的理由是：“我有举世公认的美貌，你有世界闻名的智慧，如果我们俩结婚，生出的小孩子有像我一样美丽的容貌，像你一样聪明的头脑，岂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物吗？”

而萧伯纳听了以后，笑了笑说：“那么，如果是有像我一样的容貌，像你一样的头脑，不是糟糕了吗？”

萧伯纳就这样逃过了一个个女明星的追求。

萧伯纳到了40岁的时候，已经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尤其在戏剧创作上，接连几部剧本成功，使他成为了举世公认的伟大的戏剧家。但是，萧伯纳的爱情生活却直至40岁时才刚刚开始。

在之前的岁月里，萧伯纳与他的母亲以及一个杂役女仆住在菲茨罗伊广场三楼。他们之间非常和睦，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曾亲密接触，也不会同桌吃饭，更谈不上互相交流。母子俩分别过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彼此之间从来没有摩擦和碰撞，他们的生活是绝对自由的，萧伯纳开玩笑说：“我们都在没有家庭生活的情况下找到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萧伯纳白天都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博览群书，晚上则不是在公共集会上度过，就是去剧院或音乐会干他的评论工作。在家的时候，他就总待在自己的卧室里，饮食起居全由自己决定。

在萧伯纳成家前，他一直和两个已婚家庭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秋天的假期，他和锡德尼·韦布家人同度，在复活节假期，他和亨利·索尔特家人同住。

韦布夫妇是一对努力从事写作而在文艺技巧方面还不大有自信心的青年伉俪，萧伯纳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有使人料想不到的意见和观点，可以把他们的机智磨得很锋利，而且也能使访问者感到有趣。同时，韦布还是费边社的主要领导人。

索尔特是个狂热的雪莱信徒，他以雪莱的传记作者和一部名为《在野蛮人中间生活七十年》的自传而闻名。索尔特的夫人喜爱弹钢琴，萧伯纳因为崇拜雪莱，并弹得一手好钢琴，深受索尔特夫妇的喜爱。

因此说，萧伯纳和韦布夫妇共同生活时是非常活跃的、充满热情的，而他与索尔特家人一起居住时却是安静而快活的。就这样，萧伯纳在菲茨罗伊广场之外又找到了另外的家。

当夏绿蒂·潘旦馨1896年闯入萧伯纳的生命里时，萧伯纳一直在这两个家庭里过着这样一种婚前的愉快生活。

夏绿蒂·潘旦馨是一位富家小姐，生活于伦敦的上流社会。但是，她却具有叛逆的思想性格，对宗教发生怀疑，提倡女性解放，因而她也选择了费边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了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而萧伯纳自从加入费边社以来，一直是该团体的积极分子，整日忙于集会、演讲和撰写文章，偶尔有些闲暇时间，就常到韦布家去。

夏绿蒂·潘旦馨经过她姑母的介绍，与韦布夫人认识。当时，韦布夫妇从德比镇一个行为古怪的镇书记官那里继承了一份遗产，他们打算用这笔并不充足的款项创建一所“伦敦经济学校”，夏绿蒂·潘旦馨慷慨解囊，资助韦布夫妇的工作，增强他们的经济力量。

不久，韦布夫妇终于可以租得起阿德尔斐坊10号作为临时校址，而夏绿蒂·潘旦馨自己又租了最高的两层作为居住的寓所，就这样，她与韦布夫妇建立了友谊，成为韦布家中的座上宾，并经韦尔夫妇的介绍认识了不少费边社的成员。

后来，韦布夫妇邀请夏绿蒂·潘旦馨一同到斯特拉特福·圣安得鲁斯的教区长的住宅去度秋天的假期。她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当她到达目的地时，才发现萧伯纳已经住在那里了。

在此期间，韦布夫妇又忙于他们自己的著作，无暇顾及客人，这样就使客人们有了充分的机会自寻娱乐了。

萧伯纳一开始就给夏绿蒂·潘旦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韦尔夫妇家做客时，他们俩就经常谈心，交流思想。通过这次度假，两人的感情便日渐深厚起来。

当萧伯纳写完剧本《难于预料》之后，就开始在阿德尔斐坊10号最上层夏绿蒂·潘旦馨的寓所消磨空闲的晚上了。那时他们即使没有订婚，也处在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中，而且夏绿蒂·潘旦馨还当过萧伯纳的义务秘书，成了他工作中的伙伴。两人真是志同道合，配合默契。

萧伯纳一直自己负责管理自己，幸运的是他除了在1881年出过一次天花外，不曾患过什么重病，偶尔有个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也尽量熬过去，无须医生和看护。

就在萧伯纳第二次与韦布夫妇在蒙默思度过秋天的假期之后，韦布夫妇去做环球旅行去了。而萧伯纳的身体却突然垮了下来。

长期以来，萧伯纳总是把晚上的时间消磨在空气恶劣、拥挤不堪的音乐厅、剧院和政治集会的场所，他在星期天作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讲，还要为费边社拟定一些没有报酬的宣传文章，写大量的信件，有时也为一些社会主义派的候选人拉选票。这些事情使萧伯纳忙得不可开交，身体日益衰弱。

结果，一条过紧的鞋带，弄得萧伯纳的脚背上生了脓包，打开一看，竟发现骨头坏死。伤势并不是很厉害，但当时盛行利斯特防腐剂治疗法，医生在动完手术后，给他涂上了三碘甲烷，结果，伤口不能治愈。

萧伯纳拄了18个月的拐杖。在此期间，他整日地躺在菲茨罗伊广场三层自己的小屋里。他的生活环境依然很糟糕：屋子里光线暗淡，设备陈旧，物品摆放得杂乱无章，布满灰尘。

杂役女仆也根本没有尽到照顾病人的义务，只是偶尔拿些半冷不热的鸡蛋等食物放在萧伯纳伸手可及的地方，而且常常是放在一个满蒙灰尘的报纸上。

总之，在这里让一个人逐渐恢复健康几乎是不可能的，能够使病情不再恶化已经是万幸了。

夏绿蒂·潘旦馨已经好多天都没有看到萧伯纳了，她只好到菲茨罗伊广场去探望萧伯纳，作为一个富家小姐，她是生平第一次去这种地方。

当夏绿蒂·潘旦馨推开萧家大门时，她不由得惊讶地对萧伯纳说：“你的养病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我平常看到过的为照顾病人所采取的措施，在这里几乎都找不到。我以为一切美观、整洁、明快，让人心情舒畅的东西，在这里也都看不见。这种环境，是由于你长期被漠视，这必然会导致你的病情迅速恶化。这不行，我必须把你搬离这里。”

其实，夏绿蒂·潘旦馨感到这种坏的生活环境，在萧伯纳和他母亲看来却是再正常不过了。萧伯纳从小就过惯了贫困和独立的生活，既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也缺少起码的关心和照顾。

虽然萧伯纳对他自己的生存环境总是满不在乎，但夏绿蒂·潘旦馨却忍受不了他这种境况。于是，夏绿蒂·潘旦馨立刻在萨里郡的欣赫德租了一间房子，打算把萧伯纳纳搬到合乎卫生要求的空气中去疗养。萧伯纳的母亲对此已经习惯了，她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无论萧伯纳是到韦布夫妇家，或是到索尔特夫妇家，还是到另外的地方，都是他的自由。

萧伯纳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害怕这样会妨碍夏绿蒂·潘旦馨的声誉，女人的尊严决不该因为他的缘故而受到伤害。他对夏绿蒂·潘旦馨说：“你可知道你的朋友会怎样想吗？没有人会相信你纯粹是由于无私的忠诚才这样看护我的，你在世人的眼里已经完了！”

但夏绿蒂·潘旦馨根本不理这些，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萧伯纳得到适当的护理、补养和照顾，尽快病体痊愈，恢复健康。她说：“我不听你的这一派胡言，你必须去欣赫德，我会好好地照顾你。”

夏绿蒂·潘旦馨多次劝说后，萧伯纳的心理防线被这个慈爱温柔的好护士彻底冲垮了，他不能再继续作出无情的表示，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

1898年，42岁的萧伯纳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地对夏绿蒂·潘旦馨说：“你去买一只戒指和办一张结婚证书来吧！”

就这样，在一个星期之内，萧伯纳就与夏绿蒂·潘旦馨结了婚。

大喜的日子里，他们的两位证婚人格雷厄姆·华莱士和亨利·索尔特为了庆贺这个良辰吉日，特地穿了很讲究的衣服。而新郎萧伯纳病得还很重，他是拄着拐杖，穿着一件腋窝被拐杖磨破的短上衣去的。

登记处长没有想到他就是新郎，错把他当成办完结婚手续时必然会出现的乞丐了，而把身高6英尺余、衣冠楚楚的华莱士认作是新郎，于是这位处长沉着镇静地要把新娘夏绿蒂·潘旦馨嫁给华莱士。

正在这紧急的时候，作为证婚人的华莱士觉得这种做法似乎有点使他越出证婚人的权限，终于在最后一分钟犹豫了一下，将新娘还给了萧伯纳。

当韦布夫妇旅行归来时，他们发现这对新婚夫妇已经在欣赫德度蜜月了。萧伯纳对他们说：“我们结婚了，因为彼此都感到对方是必不可少的人。”

结婚改变了萧伯纳的一些生活习惯，他再也不会像从前单身的他那样行动自由了，他的生活安定了，钱也越来越多，人们常见他陪着喜欢游玩的太太外出旅游，当年莫菲斯托式的蓬乱的红胡子也修剪得整整齐齐。

萧伯纳已经变成一位坐在安乐椅上的幸福的人，码头的大门口、公园、郊区的公用草地、广场和市政厅、街角的售货摊、街头艺人的表演场所，已经很少能再看到他那忙碌的身影。他已经习惯“在家过星期日”了。

萧伯纳在经历了人生风风雨雨40年后，就这样度过了一生中最神圣、最难忘的日子。然而，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萧伯纳的作品中的费边主义色彩日趋浓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没有早期那样有力了。

但是，自从他与夏绿蒂·潘旦馨结婚后，他就过着稳定的家庭生活，在舒适的家庭和有保证的收入的环境里，他在戏剧艺术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创作新世纪三部曲

萧伯纳的婚姻是美满的、和谐的、幸福的。当年的萧伯纳身材细长、形容瘦削，经常在生活上得到妻子细致入微的照顾。

夏绿蒂·潘旦馨是一个举止文雅、温柔体贴的人，她深知自己的丈夫是最有独立性的艺术家，应当尊重他的自由，让他在一个温暖舒适的家庭环境中，有充分的、足够的机会获得成功，有所造诣。

萧伯纳在还是单身时，就已经在文坛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财富和名誉纷至沓来，再和富家女夏绿蒂·潘旦馨结合，更使他的生活越来越优裕、舒适。

但是，结婚后的萧伯纳并没有以剧作家自居，贪图安逸，而是更加努力地创作，不断有新作问世，创作水准也逐渐登峰造极。

夏绿蒂·潘旦馨给予萧伯纳生活上和事业上大力的帮助。夏绿蒂·潘旦馨不仅是一个善良贤惠的好妻子，她还具有相当的文学素养。早在与萧伯纳结合之前，她就曾经把法国戏剧家尤金·白里欧的包括《母性》在内的3个剧本翻译成英文，编成一本书。她的译作相当成功，在美国特别畅销。

有这么一位道德和文化修养都很高的妻子，再加上萧伯纳自己的才华与胆识，他的成功是注定的、必然的。

萧伯纳充满深情地对妻子说：“如果说我在结婚前就已播下了大量成功的种子，但是成功的果实都是在与您结婚后才获得的。”

时间很快就走过19世纪进入了20世纪，这时，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

1897年至1902年，英国对非洲的布尔人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引起世界公正舆论的愤怒谴责。英国知识界进步人士对这场战争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而萧伯纳由于受费边主义改良思想的影响，不能正确理解这场战争的性质，也无法找到解决帝国主义时代社会矛盾的正确途径，一时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萧伯纳最终发现，不但他自己，甚至费边社的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一些光说不练的天桥把式。但是，要真正地向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立场转移，萧伯纳又非常的不情愿，并表示：“如果此刻发生了社会暴动，人们只能从床底下的某个角落里找到我惊悚的身影。”

20世纪伊始，萧伯纳又有一系列作品问世，其中不少是给读者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极受欢迎的剧本。

1903年，他利用唐璜的传说而写成的《人与超人》；1904年，写出了根据爱尔兰问题来揭露和剖析英帝国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5年，创作了描写无耻之徒军火大王安德谢夫的升官发财史的动人心魄的《巴巴拉少校》。

《人与超人》是萧伯纳在思想困惑时，企图在生物学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而创作的剧本。他在剧本里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如果人类依靠自己的意志和智慧与宇宙间的进步力量，即“生命力”密切合作，那么人类有可能演变成为一种具有较多的利他主义思想和较少的破坏性的族类。

但是，这个主题在《人与超人》中包含着讽刺的成分。“生命力”的理论事实上是企图表明，人类只有变成另一种动物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

在《人与超人》里，萧伯纳仍然保持其现实主义传统，批判、揭露社会问题，但他已经觉察到自己在费边分子影响下形成的改良主义幻想根本于事无补，所以又提出了“生命力”理论。

这是一部包含着哲理的喜剧。整个喜剧情节建立在富裕的女郎安娜追求她的未婚夫邓纳尔这点上。邓纳尔摆脱了安娜的追求，可是他遇到了匪徒，最后他终于成为顽强地追求他的安娜的牺牲者。在安娜身上体现出生命力，它的使命就是为人类传宗接代。

剧中主人公邓纳尔扮演了揭露资产阶级虚伪道义的角色，在他的奇谈怪论里隐藏着点滴的真理。他在回答曼多查承认自己是个强盗并以抢劫富人为生时大胆声称：“我是绅士，我是绅士，我以抢劫穷人为生。”在这绅士与强盗的谈话中，深刻揭露了表面现象掩盖下的本质，道出了资本家无情剥削工人，富人剥削穷人的真理。

在这部闻名世界的著作中，包含着晦涩难懂的成分，因为其中不仅反映了作者反科学的哲学思想，而且还夹杂着他先前就有的神秘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倾向。

萧伯纳在此剧之后还带了一个附录，题名为《革命家手册和袖珍指南》，还附有“警句”，由各种谚语和妙论组成。由它的名称可以看出，萧伯纳这个附录是为人们提供的指南，不致堕入迷途。

《人与超人》的问世，奠定了萧伯纳作为西欧戏剧大师的地位。从此，萧伯纳就独出心裁地创造了自己的戏剧模式。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剧本。同样流露出萧伯纳视革命群众为群氓，崇拜超人的思想倾向。深刻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对爱尔兰人民施以欺骗和掠夺的手段来进行其残暴统治，以辛辣的讽刺语调批判了野心勃勃、利欲熏心的英国佬对被压迫的爱尔兰采取的“一面打人耳光，一面布施小惠”的政策。

英国企业家博饶本自命为“自由主义者”，但是，他实际上却唯利是图，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惜任何手段的家伙。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意，一切感情都可以抛在一旁，但如果感情可被利用来为生意服务，他当然也不惜付出。

博饶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他必须极力予以保护的邻岛爱尔兰上了。他和他的伙伴杜依尔组织了一个土木工程公司，来到落后的爱尔兰农村，以贷款的办法，用欺诈的手段，攫取佃农的土地，使他们迅速走向贫穷和破产。

萧伯纳对这一剧本作了成功的结构设计，诙谐幽默的场面和忧郁抒情的情境相互交替出现。他运用丰富的俏皮的聪明才智描写“格莱斯顿式”的英国佬在议员选举之前耍尽各种把戏来欺骗爱尔兰人的罪恶事实。

英国佬博饶本采取格莱斯顿所实施的“皮鞭与甜饼干”的政策，对群众许下毫无意义的承诺，甚至不惜宣称自己即将与爱尔兰人结婚。总之，他用尽各种各样狡诈与伪装的方式打败自己的对手而获得了议员的席位。

博饶本和他的同伙的残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公然宣称道：

我们的联营公司是没有良心的，它对于哈弗干、杜兰和杜元一类家伙，对于一批中国劳力，是一样不管死活的，正像捕鼠机上安上肉来诱杀老鼠一样冷酷无情。

而萧伯纳安排了与这个狡猾凶狠的市侩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那就是孤独的克干。

克干浪漫地爱着自己贫穷而且充满不幸的国家，大胆地责备博饶本的虚伪，并指出博饶本之所以会成为议员是由于他谎言惑众，欺骗人民，并以贿赂手段拉选票。克干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幻想家，他梦想着一个“生活合乎人情”的世界，但他却找不到实现这一梦想的道路。

克干这一人物形象贯穿整个剧本，给剧本带来了富有诗意的忧郁、悲伤、绝望和不合实际的空想成分。

剧终时，克干带着忧郁与深思登上了小丘，他的影子渐渐地远去、消失了。而那个幸运的狡猾凶狠的博饶本则正在邀请他的爱尔兰女伴选择他们的美丽新居。

萧伯纳在这部剧本中，反映了他思想观点的某些侧面：

我虽然生于具有光荣的民族解放斗争传统的爱尔兰，但却看不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只是像克干一样，“仿佛是要在落日的余晖中寻找通向天堂的大道”。幸好他还对未来抱有希望，相信“末日无论如何会到来的”，“总会有一个时候，人们之所以赏识爱尔兰不是由于它的矿藏丰富，而是由于它的儿女品质优良，我们等着瞧吧！”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这部为爱尔兰民族剧院所创作的作品，在戏剧创作水平上达到了很高的标准，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结构安排，都表现了萧伯纳独具匠心之处，是戏剧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1905年，萧伯纳又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巴巴拉少校》，这部作品是萧伯纳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英布战争之后，英国工人运动不断高涨。1905年的俄国革命，在英国产生了巨大震动。这两件事，都对萧伯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萧伯纳决定描写一部军火商的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女儿巴巴拉少校故事的戏剧。

在剧本创作之初，萧伯纳原想用《恩特莱·安德谢夫的职业》为题，但又担心容易使读者联想起《华伦夫人的职业》而对主题产生歧义，便决定直接用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巴巴拉少校》。

该剧的主人公是出身于军火商世家的安德谢夫，他是一个厚颜无耻、贪得无厌、坚信金钱万能的军火商。他之所以能依靠军火飞黄腾达、升官发财，就是由于他不择手段，以“寡廉鲜耻”作为人生格言。

安德谢夫害怕革命，在革命的力量面前吓得不由得发抖，为了瓦解工人的反抗，不惜巨资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使他们成为保守主义者。

安德谢夫的女儿巴巴拉热爱社会活动，为了拯救穷困，她参加了慈善事业组织救世军，整天奔波忙碌，并被升为少校。

在这里，萧伯纳又一次发挥了他讽刺挖苦的特长，生动地刻画出安德谢夫这一“死亡工厂”厂主衣冠楚楚的外表下所掩盖的贪婪无耻的丑恶嘴脸。

一个隐姓埋名的富翁肯为救世军捐款5000英镑，但需要有另一个人肯捐出同样数目的款项，他才答应付款。巴巴拉为此四处奔走。为了博得女儿的好感，安德谢夫答应捐5000英镑。

巴巴拉因为父亲是军火制造商，赚钱手段与救世军的宗旨相抵触，拒绝接受。但安德谢夫使出花言巧语，使巴巴拉少校逐渐相信她的父亲支持救世军。

而她的情人柯森斯也从过去批评军火大王转而妥协，成为安德谢夫的伙伴和“死亡工厂”的继承人，尽管他仍然坚持自己已经拟订的计划，支援应该掌握政权的人民，但人民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掌握政权，谁也不清楚。

后来真相大白，那隐姓埋名捐款的富翁，原来也和安德谢夫一样，是制造杀人饮料的资本家。巴巴拉看到，慈善事业并不慈善，它是靠资本家豢养并为资本家服务的。巴巴拉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在这个剧本中，萧伯纳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机构所做的揭露和鞭挞，是极其深刻和猛烈的。

在剧中，安德谢夫简直就是一个“混世魔王”。他家经营军火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传到他已经是第七代了。安德谢夫的哲学理论是“一切都可以买卖”，行动口号是“杀戮”。

总之，安德谢夫的生意经、发家史、座右铭，还有他那一整套思想体系，都揭示了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表现出来的寄生性、腐朽性和极大的疯狂性。

此外，《巴巴拉少校》也触及了垄断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本质。这通过安德谢夫对他前妻的儿子傲慢的一番自我标榜中就可以见一斑：

我就是你祖国的政府，你以为像你那样半打子蠢货，跑到胡说专家俱乐部里去清谈一阵，就能管得住安德谢夫—拉查雷斯公司吗？不行的，朋友。怎么对我们有利，你就得怎么干。

战争对我们有利，你们就制造战争；和平对我们合适，你们就维护和平。别人要是想法压低我的红利，你们就调出警察来镇压他们。为了报答你们的盛意，我开的报馆就支持你们、表扬你们，让你们感到自己是伟大的政治家。

这种触及资本主义社会要害的议论，在20世纪初期的戏剧创作中是极为少见的。

《巴巴拉少校》就如一颗猛然爆裂的炸弹，在当时的英国和欧洲起到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3年内陆续写出的这3个剧本实际上是一个三部曲。1919年，萧伯纳在致这3个戏剧的德文翻译者，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特里比奇的信中称它们为“三大戏剧”，可见他对这3个剧本的重视。

积极开展剧院运动

戏剧创作上的成功，使萧伯纳对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兴趣，1904年至1914年期间，进入了萧伯纳戏剧创作的第二段时期。

1909年，萧伯纳创作了《布兰科·波斯内特的出现》一剧，他试图吸取托尔斯泰的创作经验，采取他深入理解人民生活本质与特点的方法来创造现实的人民的戏剧。

《布兰科·波斯内特的出现》的故事饶有风趣，主人公布兰科·波斯内特是一个大胆的渎神者，常常一针见血地提示出伪善的社会道德准则。

这种敢于冲破传统的惊人之语，波斯内特自己却认为是发自内心的“良心话”。在他们这种“不可救药”、被唾弃的人群中，却不乏真正的人道评论的行为举动。

1912年，萧伯纳创作了又一部喜剧杰作《匹克梅梁》。这是一部“五幕长诗”的传奇剧，题材有趣而且意味深长。剧情是从语言学实验家赫金斯向卖花女伊莉莎·杜里特尔传授上流社会的语言而展开的。

赫金斯发现普通少女伊莉莎非常有天才，她听觉敏锐，能够很快地接受和吸收文化教育，而且大大地超过了那些自以为是社会精英的上流人物。

在该剧中，萧伯纳还设计了这样一些人作为讽刺嘲笑的对象：“他们深怕自己被认为是已经陈腐过时的老古董，所以争先恐后地像赶时髦一样拼命模仿出身卑微的、并不真正善于言辞的伊莉莎·杜里特尔社交谈吐的新风格。”

在舞台结构上，萧伯纳添置了不少奇异、风趣的地方，而且他在创意上打破了传统喜剧的规矩，发展了意义深远的社会题材。

而在上层社会与下层人物语言的冲突中，在广泛应用民间的幽默中，则表现了萧伯纳作为讽刺作家与喜剧作家的独到而有力的一面。

1913年，它首先在维也纳和柏林公演，1914年又在伦敦演出。后来还根据这一剧本改编了电影和歌剧，成为欧洲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

而在此期间，萧伯纳与考特剧院的经营者格兰维尔·马克合作，共同开展了一场挽救濒于衰亡的英国戏剧的考特剧院运动。

当时，他们以剧院的一批优秀演员为基础，根据营业上赢利的需要，临时聘请戏剧界一些杰出人才合作。

萧伯纳与马克这两位冒险家的合作，使奄奄一息的英国戏剧恢复了青春活力。萧伯纳拼命拉拢当时的小说家参加这个运动，有时候他以演出他的剧本作为条件，要求剧院演出剧坛新手创作的剧本。

诗人约翰·戴维森有创作一出先验唯物主义伟大戏剧的腹稿，但他没有写剧本的条件，因为他不能让他的家人挨饿6个月。

萧伯纳问他：“你6个月能赚多少钱？”

戴维森回答说：“250英镑。”

萧伯纳就给他250英镑，劝告他努力创作，除了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彻底的满足之外，不要有所顾忌。

戴维森不胜感激之余，决心要报答萧伯纳，为他挣一笔大财。于是，戴维森写出了一出自以为是极端通俗、罗曼蒂克、带有历史性质的情节剧，估计上演后至少可以卖一年的满座。可是，结果却令人失望。萧伯纳为了这个戏剧运动花了不少心血，既花费了大量时间，又消耗了很多钱财，但很多时候的回报却实在让人沮丧。

萧伯纳和马克两个人合作创造了戏剧界的历史，使他们成了戏剧界最受瞩目的大人物，在伦敦占据了稳固的地位。

考特剧院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马克娶了美国社交界一个最上等的富豪阶层的女人丽拉·麦卡锡，以后又定居英国，马克也就回到家庭中过起了悠闲的日子，开始给莎士比亚的作品写评注，翻译西班牙的戏剧。就这样，两个人的合作关系也就宣告结束了。

他们的合作分别促进了各自事业的发展：作为戏剧家的萧伯纳不断推出新作，使自己的创作才能日趋完善；而马克在戏剧运动的最后阶段，不但成了著名的演员、莎士比亚戏剧的重要演出者，而且还是一个可以与萧伯纳竞争的剧作家。

萧伯纳的朋友佛兰克·赫理斯曾说过：“我不能不承认他在挑选人才方面手段颇为高明。在新闻事业方面，他挑选了我，而且使我相信是我挑选了他：你看他聪明不聪明？在他的费边社的活动方面，他挑选了锡德尼·韦布，在戏剧运动方面，他挑选哈利·格兰维尔·马克，这个人不久和丽拉·麦卡锡结婚，从而使她也参加戏剧运动。”

“在考特剧院运动开始时，萧在戏剧界被列为同道剧院一个赚不到钱的局外人。在运动的最后阶段，他被推崇为英国最重要的戏剧家。萧的拥护者说他是莎士比亚以后最伟大的戏剧家。”

关于萧伯纳的舞台技巧和莎士比亚的舞台技巧作一比较这件事，萧伯纳在由路易斯·威尔金森转给赫理斯的一封信中说：

我在你的提纲里看到下面的句子：“详尽的舞台指导的重要意义。更伟大的戏剧家不需要这些舞台指导的原因。”我坚决劝你不要根据一种单纯的文艺特征去胡扯有关实际舞台监督的问题。

如果你把莎士比亚时代的舞台和现代的舞台比较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两个要点；这两个要点是值得由一个实际舞台监督根据他的行业的历史知识在一篇演讲里加以讨论的。这种历史知识不仅是从书本或传统得来的，而且也是根据戏剧演出的实地观察得来的。

第一个要点是：莎士比亚不得不将舞台指导编入对白，他使剧中人物对观众说他们在剧中正在干什么，因为实际的条件使他们无法进行具体的表演，同时也因为戏剧对白和史诗及文艺诗之间的区别不够完整，使作者和观众都看不到这种荒谬的程度。

第二个要点是：我们遭到重大的损失，因为莎士比亚没有把他当时肯定曾经提供给演员的舞台指导，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这种损失不在于姿势、动作、台步等秘诀，而在于对话时应当表现的感情。由于缺乏这些东西，因此英国剧坛一贯存在着一些最恼人的误解：不仅有对他的剧本的场景的误解，而且也有对全体剧中人物的误解。

我的舞台指导比莎士比亚的更为详尽，其原因是：莎士比亚在剧院里亲自导演，所以只需要对白的说明书，而当我开始我的创作生涯时，我必须以印出单行本的形式使我的剧本有一个完整的艺术存在，因为我的剧本在英国完全得不到演出的机会，而当这些剧本首先在美国和德国站住脚的时候，我又不能亲自去监督剧本的演出。

就在魏突林与马克的公司由于经营计划失败而宣告破产，决定变卖所有产业时，萧伯纳也退还了大部分版税，来帮助公司渡过财政难关。等公司的债务还清之后，便关门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