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

我的生命属于整个社会；在我有生之年，尽我力所能及为整个社会工作，这就是我的特殊的荣幸。——萧伯纳

大战之初坚持创作

在马克与丽拉·麦卡锡离婚，又与美国女富豪结合之后，萧伯纳失去了合作的伙伴。在解除了与考特剧院的合作关系而未找到新的合伙人的过渡时期内，他又写了著名的剧本《伤心之家》和《千岁人》。

《伤心之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1913年开始酝酿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萧伯纳花了3年时间，至1916年才完成，这是萧伯纳最优秀的最富有读者的剧本之一。它的剧本结构复杂，愤怒的讽刺与抒情的诗意相结合，表现出作者构思的巧妙与驾驭语言文字能力的高明。

整个剧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伤心之家”其实就是战争时期欧洲的缩影。萧伯纳费尽心思创作出这一剧本，就是为了把现实社会的活动情景搬上舞台，让人们看清形势，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伤心之家》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俄国风格英国主题的狂想曲”。据说它是模仿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名剧《樱桃园》创作的。萧伯纳自己在《序言》中指出：

这是大战前夕文明而懒散的整个欧洲的写照。我要向天才的列夫·托尔斯泰求教，向伟大的戏剧诗人和人道主义者契诃夫求教。描写出正在呻吟、毁灭的欧洲人的家。

《伤心之家》通过船长肖特非家中的颓废生活，揭露了大英帝国的日暮途穷。剧中描写了的肖特非船长一家的混乱和胡闹，剧中真实的情况和奇异的、荒诞无稽的虚构交织在一起，成功地描写出英国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一些人的窘迫、狼狈的状态。

肖特非的家是座船形的庄园住宅，肖特非看透了社会的虚假而心灰意懒，半似疯癫，对自己的女儿、亲人都视同陌路。他的大女儿和她的丈夫过着颓废淫靡的生活。二女儿离家23年，回来看到一切都是那样混乱，幻想彻底破灭，外来的人也大都精神颓废，道德沉沦。

船长肖特非是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儿，他是一个正面人物，是那个罪恶世界即将毁灭的预兆，他已经预感到革命即将来到。而曼根是个把自己的安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企业主，他也预感到自己不可避免的必然结局。

所有人都是在凄凉、惨淡、绝望的气氛中生活着、挣扎着，似乎都在等待着毁灭的来临。

肖特非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那些“把宇宙当做赡养所”的市侩的憎恨，并以极其尖锐的语调责备贪婪凶狠的守财奴曼根。

在剧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飞机出现在“伤心之家”的屋顶。曼根和一个流氓骗子“两个强盗”一起躲在肖特非船长堆放火药的地洞里，人们反而把屋子的灯打开。随着一阵炸弹的轰响，房屋倒塌了，但炸弹恰好就落在地洞的上面，曼根和强盗一命呜呼了。

从这两个强盗的下场中，可以看出萧伯纳的立场。他预言：战争之后并不是平静，而是更强烈的爆炸，最后将使“伤心之家”归于毁灭。

这个剧本把“伤心之家”比喻为一只铁板脱落、木板腐败的船，一只即将触礁沉没的船，说明资本主义大势已去，其衰亡是不可挽回的。这寓意是深刻的。

剧中人物都满怀忧虑，看不出生活的冷酷无情。他们恬不知耻，暴露了自己卑鄙、可耻的行为后还扬扬得意、沾沾自喜。“伤心之家”是“无依无靠的家，是伤心落泪的家”，剧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幸福，他们只是“一群伤透了心的笨蛋”，一切都摇摆不定，仿佛堕入充满瘴气的沼泽一样。

曼根死后，恢复了平静，幸存下来的人们，“安然无恙，只是突然间又感到无聊得要命”。明显地暴露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资产阶级看不到前途的悲观的情绪。

《伤心之家》成功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危机和不可逃避的历史惩罚，深刻地指出了建立在压迫、谎言与欺骗基础上的现实世界的荒谬与恐怖，预示了那条不知去向的“船”、那个人们心灵的牢狱，时刻都有撞得粉碎的可能。

就在马克的公司关门大吉之后，一个名叫巴里·杰克逊的外省人也在经营剧院，并且从经营巡回演出剧团进而发展到建造伯明翰剧院，定期换演剧本，事业正飞黄腾达。

1916年，《伤心之家》在巴里·杰克逊的剧院演出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位外省富翁便向萧伯纳提出建议，要上演《千岁人》一剧。

刚开始，萧伯纳为他的举动深感吃惊，但当萧伯纳得知巴里·杰克逊喜欢投资剧院，并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之后，他们之间便建立了合作关系。

萧伯纳找到了新的伙伴，并且这种关系持续了很久，这使他们的事业在伦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后来还创办了“莫尔文戏剧节”，主要演出萧伯纳的戏剧。

积极肯定民族解放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大决战。它的发生，促使第二国际分化，在费边社这样的团体中也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狭隘民族主义的“保卫祖国”的呼声占了绝对上风。

而战争之初，萧伯纳的态度是折中的。他继续贯彻他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批评，指出英帝国主义对这次世界大战也应负有责任，但他却还没有走上坚决反对战争的道路。

萧伯纳的朋友佛兰克·赫理斯对他说过：“如果德国人手上的血最多，那么，其他的人手上也不是没有血迹的。”

1914年，萧伯纳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关于这次战争的常识》，表明了他对战争的态度。他指出：

英国人在促成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并不是无罪的。事实上，军国主义不但德国有，英国也有，英国并不只是受着恶狼侵袭的无辜的羔羊；所有的参战国都是有罪过的。

英国的士兵应该憎恨自己本国的军国主义者，交战双方的士兵都应该把自己的军官枪毙之后各自回家，在农村的就要收割庄稼，回城市的则要进行革命。

萧伯纳在书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施行方案，甚至具体地谈到应该怎样招募士兵，怎样吸引他们加入职工会等。这种并不现实的建议，是萧伯纳的理想化，是为了使这些军国主义的士兵转变成为只是为了争取达到“高尚的目的”的自觉的义勇军。

萧伯纳在完成《伤心之家》后，他给赫理斯写信说明了为什么自己写关于大战的小册子而没有写剧本的原因：

你不能对战争和对你的邻居同时宣战。战争不能忍受喜剧的严厉鞭挞，那种闪烁于舞台上的无情嘲笑的光芒的严厉鞭挞。

人们正在英勇地为国捐躯，这不是把真话告诉他们的情人、妻子、父亲和母亲的时候，不能说他们怎样为一些笨蛋的重大错误而牺牲，为资本家的贪婪而牺牲，为征服者的野心而牺牲，为蛊惑民心的政客的竞选活动而牺牲，为爱国者的伪善而牺牲，为贪欲、谎言、深仇宿怨、残忍好杀而牺牲：这些家伙爱好战争，因为战争把监禁他们的牢门打开，而让他们坐在有权势、有声望的宝座上。

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些真相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那么，就像在舞台上一样，真相就会隐藏于理想主义的帷幕里，正如它们隐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

由于《关于这次战争的常识》中对英帝国主义的揭露和抨击，德国军方甚至把它作为宣传材料。但是英国社会反动集团却强烈地攻击萧伯纳。萧伯纳也因此背上了“不爱国、亲德的社会主义者”的罪名，一些漫画家甚至把他画成一只在尾巴上系着一个铁十字架的爱尔兰猎犬与德国牧羊犬的混合种。

虽然许多英格兰人把萧伯纳当成了他们的敌人，但是英国政府却始终知道“事实上他是‘没有危险性’的”。赫理斯也曾指出：

萧伯纳在1914年以前一定是已经知道了一些英国政治的内幕。不过，我认为萧并没有利用这种消息去破坏整个卑鄙恶劣的勾当，从而使世界走近完全毁灭的境地，或者走近真正和平的大道。

他在他的剧本里妥协了。不是说他是一条放在苏格兰方格花纹呢上的变色龙，为了要使自己的皮色与背景相配，弄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可是我却想使世人知道，他变色变得太容易了，他不但变成拥护协约国的人，而且也成为英国国民军的一分子，命令陆军部和前线的将军们可以安心作战。

而且，萧伯纳一直声称他从来不攻击英国政府，而且认为英国政府也完全知道他是站在政府一边的。因此政府也从没有打算把他关进监牢中。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个消息传到伦敦，资产阶级大佬们一片恐慌。费边社内一些人也持否定态度。但萧伯纳力排众议，庄严地宣布：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俄国人的主张就是我们的主张。

1923年，在这一信念的影响下，萧伯纳写出一部著名的历史剧《圣女贞德》。

在大战期间，萧伯纳还写过《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奥弗莱厄蒂》、《布尔什维克女王安娜扬斯卡》等短剧。而在《圣女贞德》之前比较精彩有影响的是1921年创作完成的《千岁人》。

《千岁人》中把《人与超人》中表现出的巴特勒和柏格森的创作进化论思想更充分深入地反映在观众面前。萧伯纳在创作这个剧本时，没有与别人合作，没有抱商业上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写作才完成的。

贞德是法国的女民族英雄，在1337年至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末期，英军占领了法国北部，并围攻通往南方的门户奥尔良城，形势危急，但法国政治集团内部却无力挽救败局。1429年，笃信宗教的贞德说服了王子查理，即查理七世，率领6000名农民群众组成的义军驰援奥尔良，重创英国侵略军，解除城围，扭转了战局。贞德被称为“奥尔良姑娘”，成为法国人民爱国斗争的旗帜。

但是，贞德的行动引起了封建教主和教会的嫉恨。1430年8月，贞德在贡比涅要塞附近被俘，查理七世竟坐视不救。1431年5月30日，贞德被教会法庭诬为“女巫”，判处火刑，英勇就义。

萧伯纳在剧中塑造了一个献身民族解放运动的令人心醉神往的女英雄形象，这是他剧作中最优秀的妇女形象之一。

在日益加剧的社会斗争影响下，萧伯纳开始对人民英雄的形象发生了兴趣，在剧中，他以讽刺嘲笑的方式，猛烈地攻击卑鄙的征服者，挖苦虚伪的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萧伯纳认真研究了百年战争的历史，他决心写出真正的历史悲剧。萧伯纳评价说：

贞德是一个出身于平民的少女，她天资聪颖，道德高尚，办事精明能干，有很强的民族责任感。她有着农民的审慎作风与顽强性格，看透了贵族、国王与大主教的本质，因此对于他们并不趋炎附势，赞扬崇拜。

萧伯纳在安排贞德的谈话中，也处处显示出她善于接近群众，善于说服人、激励人，让群众相信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性。

萧伯纳通过叙述贞德短暂的一生，表现出西欧近代历史上基督教、新教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出现，剧情由喜剧情节逐渐发展为悲剧的结局。

剧情发展到高潮的时候，贞德心中展开了激烈的矛盾斗争，曾经一度对被烧死的恐惧使她想要通过向敌人妥协来拯救自己的生命，但是，她最终还是宁死不屈，决意要替奥尔良解围，要把“英国人赶出法国”。

这个被那些高贵的人称为“出身低贱、疯狂的姑娘”心中充满了对屈辱的祖国的强烈的爱，这种爱使她在敌人面前毫无畏惧，最后终于英勇献身。

而那些沽名钓誉的统治者和阴谋家，却与贞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在贞德为了国家的利益做完了她所应该做的一切之后，便出卖了她，使她被俘并被判为邪教徒，最后活活烧死在火刑架上。

《圣女贞德》共6幕，一个尾声。萧伯纳在这个剧本中，着力塑造了人民领袖贞德热爱人民、同人民血肉相连的形象。她说：“我将到人民中去，从他们的眼光所表示的对我的爱戴中得到安慰。”

贞德面对强暴坚贞不屈，当法庭宣判时，她说：“如果我遭到火刑，我走进火焰就是走进人民的心里，而且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底。”

贞德始终是人民与祖国利益的体现者和保护人，始终在不屈不挠地与教会反动派、黑暗势力以及那些愚昧无知的代表人物作着斗争。

贞德的形象和语言，体现了诗与戏剧的完美结合，更体现了对人道主义和自由的渴望。在贞德眼中，自由高于一切，为了自由她可以抛弃一切。她说道：

只要我能够听得见，风在树梢上飒飒作响，云雀在春光明媚的天空中歌唱，羊羔在寒冷的清晨中叫喊，我的可爱的钟声正在“当当”，还有那安琪儿的声音随风飘来，我能够听见这一切就够了。可是如果没有这一切我就不能生活下去。

该剧的结尾，是一个士兵在歌唱，歌声中显示出辛辣的讽刺，他的歌仿佛从人民心底流露出来一样，意义非常深刻：

难道我们能够期待所有这些大资本家，这些大尉，这些主教们，这些法律家以及类似这样的人，企图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处吗？只要你还活着，他们就迫使你在沟壕中流血。

如果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就在那里袖手旁观，而且对你嗤之以鼻！姑娘！我要对你说的话就是：“你不要听他们的话，不要怕，你不比他们愚蠢，也许比他们更聪明。”

《圣女贞德》是萧伯纳的又一部成功力作。在创作中，他变成了为神圣、正义的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诗人，他的历史的乐观主义的思想有所增强。

而且，萧伯纳在这部剧本中，以前所未有的新观念提出了来自人民中的正面人物的问题，极力表达出承认每一个民族都具有获得自己民族独立的权利的观点。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民主、进步的思想赋予萧伯纳的剧作巨大的生命力，萧伯纳完成了他最成功的《圣女贞德》后，他创作的剧本已达30多部，再加上评论以及一些论文，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举世闻名的一大文豪。

1925年，瑞典皇家学院鉴于萧伯纳在戏剧创作方面的突出贡献，决定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获奖理由中评价说：

由于他的作品中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其令人激动的讽刺常蕴涵着独特的诗意美。显示了这位惊人之举的人作为诗人的最高能力。

瑞典学院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佩尔·哈尔斯特龙在授奖词中说：

乔治·萧伯纳在他青年时期创作的小说中就表现了他后来一贯坚持不变的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他的信念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定不移，似乎就连社会发展的总进程也不仅未能对他施以任何实际影响，反而将他直接带到了他现在发表演说的讲坛上。

在他那里，这些思想和一种敏捷的机智结合在一起，完全摒弃了任何形式的常规，加之他那极为生动有趣的幽默。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文学中几乎前所未有的狂文风格。

他运用着这一武器，带着一个天才的极端自信心，这种自信来自一种绝对宁静的道德心以及一种诚实的信念。

他很早就成为革命学说的宣传家，这些属于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说价值各异，因此他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辩论家、知名演说家和记者的显要地位。

作为易卜生的拥护者和英国以及巴黎的肤浅传统的反对者，他在英国剧坛上留下了印迹。他本人的戏剧创作开始得较晚，当时他已经36岁，写剧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他所引起的各种要求。他以生来具有的把握进行剧本创作，确信自己有许多话要说。

他以这种随便的方式终于创造出了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新的戏剧艺术，对这种戏剧艺术必须按照其本身的特殊原则进行评价。它的新奇之处并不在结构和形式上。他通过对戏剧艺术极其清醒和训练有素的了解，毫不费力地迅速达到了他认为对其目的有用的所有舞台效果。但是他表达思想的那种直率方式完全是他个人的，那种好战性、灵活性，以及思想的多样性也完全是他所独有的。

在法国，他一向被称为20世纪的莫里哀，这种比较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萧伯纳本人认为，他具有遵循古典戏剧艺术的旨趣。他所说的古典主义是研究严格推理和辩证的精神爱好，反对任何可以被称作浪漫主义的事物。

时间不允许我们一一提及他随后的创作活动，哪怕是他那些更为优秀的作品；只这样说就足够了：只要他认为是偏见，那么不论是在哪个阵营中发现的，他都运用他的武器去进行批判，绝不投机取巧。

萧伯纳对他以前的历史剧前言一直感到不满足，所以，他偶然将其丰富敏捷的智力和对历史的想象力以及历史真实感的明显缺乏结合在一起，便是很自然的。他笔下的世界缺乏时间概念；按照新的理论，这对于空间来说并非没有意义。但是很不幸，它所带来的结果是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缺乏尊重，并且导致了这样一种倾向：把所有事物都表现得与普通人过去所信所言的截然相反。

我所说的这些只为萧伯纳的毕生事业提供了微小事实，而且几乎一点也没有谈到他的大多数剧本所附的著名的前言或许应该称其为论文。多数前言明晰、活泼、才华横溢，是无法超越的佳作。

他所创作的戏剧作品赋予他当今时代最吸引人的剧作家之一的地位，他的前言又使他获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伏尔泰的称号。如果我们只考虑到伏尔泰的最佳作品。从完美而简朴的风格着眼，这些前言似乎会提供一种在行文高度新闻化的时代里表达思想和进行论战的最高标准，同时就其方法来说也是最优秀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巩固了萧伯纳在英国文学中的显要地位。

萧伯纳却并不愿意接受这笔奖金，他对自己恰巧在1925年获得这项殊荣深感惊讶。他说：“可能他们是奖励我这一年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吧！”

萧伯纳指出：

瑞典皇家学院在颁发奖金时所赏识的人物从来就不会把那些正在奋斗的作家包括在内。发现真正的天才并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任务。奖金委员会总是以作家是否有“相当高贵的”声誉作为选择标准的。诺贝尔的生意经是一种彩票，一种获得最低限度的声誉的人士都可以自由购买的彩票。

萧伯纳由于对诺贝尔文学奖抱着这种态度，因此他决定把这笔约8000英镑的奖金赠与英国瑞典文学基金会，作为奖励瑞典文学作品英文译本的基金，也用来资助那些生活穷困的作家们。

192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00周年，一生喜爱音乐的萧伯纳有感而发写出纪念文章《贝多芬百年祭》：

100年前，一位虽还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的乐曲的57岁的倔犟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然后逝去了，还是和他生前一直那样地唐突神灵，蔑视天地。

他是反抗性的化身；他甚至在街上遇上一位大公和他的随从时也总不免把帽子向下按得紧紧地，然后从他们正中间大踏步地直穿而过。

有一次他竟被当做流浪汉给抓了起来，因为警察不肯相信穿得这样破破烂烂的人竟会是一位大作曲家，更不能相信这副躯体竟能容得下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

他的灵魂是伟大的，他的狂风怒涛一般的力量他自己能很容易控制住，可是常常并不愿去控制，这个和他狂呼大笑的滑稽诙谐之处是在别的作曲家作品里都找不到的。

我听过的任何黑人的集体狂欢都不会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最后的乐章那样，可以引起最黑最黑的舞蹈家拼了命地跳下去；而也没有另外哪一个作曲家，可以先以他的乐曲的阴柔之美使得听众完全溶化在缠绵悱恻的境界里，而后突然以铜号的猛烈声音吹向他们，带着嘲讽似的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真傻。除了贝多芬之外谁也管不住贝多芬；而疯劲上来之后，他总有意不去管住自己，于是也就成为管不住的了。

贝多芬不是戏剧家，赋予道德以灵活性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可厌恶的玩世不恭。因为有了无线电广播，成百万对音乐还接触不多的人在他百年祭的今年将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充满着照例不加选择地加在大音乐家身上的颂扬话的成百篇的纪念文章将使人们抱有通常少有的期望。

像贝多芬同时代的人一样，虽然他们可以懂得格鲁克和海顿和莫扎特，但从贝多芬那里得到的不但是一种使他们困惑不解的意想不到的音乐，而且有时候简直是听不出是音乐的由管弦乐器发出来的杂乱音响。

可是音乐的作用并不止于创造悦耳的乐式。它还能表达感情，你能去津津有味地欣赏一张波斯地毯或者听一曲巴哈的序曲，但乐趣只止于此；可是你听了《唐璜》前奏曲之后却不可能不产生一种复杂的心情，它使你心里有准备去面对将淹没那种精致但又是魔鬼式的欢乐的一场恐怖的末日悲剧。

但是贝多芬所做到了的一点，也是使得某些与他同时代的伟人不得不把他当做一个疯人。有时清醒就出些洋相或者显示出格调不高的一点，在于他把音乐完全用作了表现心情的手段，并且完全不把设计乐式本身作为目的。不错，他一生非常保守地使用着旧的乐式；但是他加给它们以惊人的活力和激情，包括产生于思想高度的那种最高的激情，使得产生于感觉的激情显得仅仅是感官上的享受，于是他不仅打乱了旧乐式的对称，而且常常使人听不出在感情的风暴之下竟还有什么样式存在着了。

以上就是贝多芬之谜的全部。他有能力设计最好的乐式；他能写出使你终身享受不尽的美丽的乐曲；他能挑出那些最干燥无味的旋律，把它们展开得那样引人，使你听上一百次也每次都能发现新东西：一句话，你可以拿所有用来形容以乐式见长的作曲家的话来形容他；但是他的病征，也就是不同于别人之处在于他那激动人的品质，他能使我们激动，并把他那奔放的感情笼罩着我们。

懂了这个，你就从18世纪前进了一步，也从旧式的跳舞乐队前进了一步，不但能懂得贝多芬的音乐而且也能懂得贝多芬以后的最有深度的音乐了。

贝多芬的音乐如此，萧伯纳的文章也是如此。这篇散文以饱含热情的笔触，写出了贝多芬倔犟、反叛的个性及其音乐创作特色，思路清晰，情感丰富，饱含哲理，是传世的散文佳作。

1929年，萧伯纳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了。因为这时，英国已经到了发生总危机的时候，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斗争也更加激烈。于是，当他的《苹果车》问世的时候，他还加了一个“政治狂想曲”的副标题。

《苹果车》是配有幕间插曲的两幕政治闹剧，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假性和统治集团为争权夺利所进行的幕后斗争。

在《苹果车》中，萧伯纳还把想象中35年之后的政治舞台展现出来，在国王与内阁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国王终于取胜。

把工党政客等人为保住自己的肥缺，出卖工人利益的事实摆在观众面前，剖析了资产阶级民主为金融寡头操纵的真相。

卡罗培斯和内阁大臣们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未经同意，国王不得发表公开讲话或以间接的方法向新闻界授意报刊写文章，也不能使用国王的权力否决议会的法讼。否则内阁便宣告解散。

国王不答应，在内阁会议上宣布退位，解散国会，又说将让位给他的儿子，自己放弃所有的爵位，并拟在大选中作为温莎皇家选区的候选人，要自己组织一个政党，在公众面前揭发对方。

由于新国王必须指派一个官员去担任内阁领导人，谁知道他不会指派前国王马格纳斯自己去当内阁领导人呢？

首相因国王肯定会当选而感到沮丧，被迫宣布取消最后通牒，一切照旧。

萧伯纳旨在说明，统治集团各党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又互相妥协勾结，无非是要从国家的财富中为自己夺取更大的份额。因而无论是马格纳斯或是卡罗塔斯当政，国家的实质都不会改变，因为他们也不过是被财阀们操纵的傀儡，剧本指出国家的实际政权掌握在垄断联合企业——“勃勃克奇斯有限公司”手中。

萧伯纳在序幕里写道：“一切自然的东西，对于堂皇富丽、虚有其表的仪式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他们丧失了自然的爱，也丧失了其他自然的感觉。”

《苹果车》一剧还安排了一段表现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竞争，以及美国企图把英国“融化”到美国思想和商品中去的插曲。这里，萧伯纳涉及这一国际政治主题，表现出其卓越的历史远见。

“打翻了苹果车”在英文里就是打错了如意算盘的意思。萧伯纳以一个敏感的深思熟虑的民族艺术家的姿态密切注视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准确地把握了它的未来发展趋势。

萧伯纳将剧中的两个角色描写得太过夸张了：一个是异乎寻常的、爱开下流玩笑的首领，穿着俄罗斯的红色外套和裤脚塞进长靴里的裤子；还有一个是美国大使，样子像漫画家温泽·麦凯所作的山姆大叔三色讽刺画。

这年8月，英国戏剧界为了表彰萧伯纳对于戏剧作出的特殊贡献，在当年举行的莫尔文戏剧节上全部上演萧伯纳的剧作。这在戏剧史上是空前的。

这个戏剧节上，以演出萧伯纳的《苹果车》作为开幕式。赫理斯对这件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莫尔文戏剧节是财富和声望把萧伯纳的地位提到何等高度的最好说明。这个戏剧节使他的文艺事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1929年夏天的一切筹备工作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个戏剧节以萧伯纳的一个新剧本的演出作为开幕式。可使英国的戏剧运动与德国萨尔茨堡和拜罗伊特等地的戏剧节一争长短。

莫尔文本来是伍斯特郡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城，是瑞典的夜莺、著名女高音歌手詹尼·林德的长眠之地，四周环绕着的是历史上的纪念碑和美丽的农村，但这个胜地和其他胜地一样，对戏剧并不是非常热衷。

但萧伯纳很喜欢这座小城，因为那边没有电车，又因为爱德华·埃尔加爵士就住在邻近的地方。在“莫尔文戏剧节”开幕之前的几星期，这里的人们却对萧伯纳的《苹果车》不可思议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戏剧节开幕当天的清晨，那些一直以待在伦敦西区为荣的剧评家们，却成群结队地乘坐4小时的火车，从伦敦赶到莫尔文去欣赏《苹果车》的演出。

从伯明翰到格拉斯哥，以伦敦为最终目的地，戏剧的演出是每天的常事，剧评家向来是不愿意离开伦敦的西区去欣赏戏剧的。

赫理斯对此评论说：

他们这一次去莫尔文朝圣表明：要么萧伯纳已经控制住整个新闻界，要么这个剧本就是他最优秀的作品，是新闻记者不得失之交臂的作品，两者必居其一。

而且，人们都为能亲眼目睹戏剧大师萧伯纳的风采而兴奋不已。大家看到他神情潇洒、举止大方。他爬过山，其行动之敏捷灵活使青年们大为惊奇。他在城里的游泳池游泳，使那些未入社交界的少女们大为高兴。他还在其他活动中度过了非常快活的时光，使人们在敬佩之余对他顿生崇敬之情。

与此同时，美国戏剧界也有一些热心的人，他们积极创办了“戏剧协会”，他们演出了萧伯纳的《伤心之家》和《千岁人》，并获得了成功。之后，萧伯纳又专为他们写了好几部作品，同样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

另外，还有一个名叫查尔斯·麦克多纳的人，他组织了一个“麦克多纳剧团”，利用过去考特剧院定期换演的萧伯纳的剧本，在英国巡回演出。

萧伯纳从剧院的经营经验中提出一个建议，提倡他们建立低票价的大剧院，票价分别为6便士、1先令和2先令半，然后每周专为富豪演出一次，这样，就可以满足各个不同阶层的观众的需要。

热烈拥护社会主义

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这个消息传到伦敦，资产阶级大佬们一片恐慌，而萧伯纳却仿佛在无边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他非常高兴地写信给赫理斯：

亲爱的佛兰克·赫里斯，从俄国传来了好消息，可不是吗？这不是参战国所期望的事，犹如俾斯麦不愿使法国在1870年成为共和国一样。

但是上帝用种种方法去完成他的工作。他已经为我们做了安排，这大概不是什么令人惊异的事吧！

萧伯纳对社会主义革命一直抱着同情的、欢迎的态度，他坚决地拥护俄国革命，并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尔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这一时期萧伯纳的政论作品及艺术作品中，苏联的题材成了新的主题。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萧伯纳曾经在他的《关于这次战争的常识》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如果有人以为德国帝国主义似乎比英国的更坏些，这只是因为英国人是作伪的能手而已。人类的仇敌既不是德国，也不是英国，而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管它们装饰着什么外衣。

英国的米字旗也好，法国的三色旗也好，德国的帝国之鹰也好，这些不过是骗人的把戏。今后世界上只有两面真正的旗帜：民主社会主义的红旗和资本主义的黑旗。上帝的旗帜和财神爷的旗帜。而且，回到城市的军队士兵应当起来发动革命。

萧伯纳发表政论作品，生动活泼地反映了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他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刚刚诞生，就公开表示了对新制度的积极拥护。

当俄国革命受到武装干涉的时候，萧伯纳积极投入到捍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运动中去。

1921年，萧伯纳发表了《俄国的惨祸》一文，他强烈驳斥资产阶级报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诽谤。

另外，萧伯纳还积极支持英国共产党创办《工人日报》，为报纸的发行投入了大量的股金，并成为报纸的终身股东。

这段时间内，萧伯纳不参加任何文艺团体，也不加入任何集团性质的团体。举行午餐会，就是他和妻子招待宾客的唯一方式。

萧伯纳为人比较和善，待人接物，从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有时还很乐意帮助别人。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是行为恶劣的家伙，都不可能成为萧伯纳的大敌。

有时，萧伯纳的机智、嘲讽的妙语也会触痛一些人的伤口，他的朋友威尔斯常因此对他大发脾气，而萧伯纳就一方面予以还击，一方面又用极大的耐心来说服他。

英国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开玩笑说：“萧伯纳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仇敌，但他的朋友没有一个十分喜欢他。”

萧伯纳与王尔德的会面一生也没有超过10次，但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因为萧伯纳家与王尔德家从上一代就认识了。王尔德的父亲曾为萧伯纳的父亲动过眼睛的手术。而王尔德又在伦敦时恋慕过萧伯纳的姐姐。而萧伯纳在写小说没有成功时，一直落魄伦敦，王尔德的母亲就常常邀请他到她家里参加招待会。从那时起，两个人就保持着客气的朋友关系。

有一次，萧伯纳作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王尔德听后有感而发，写出了《社会主义下的人类灵魂》一文，萧伯纳听王尔德讲过后心里很高兴。

两个人有一次相会于切尔西的一个展览会，而他们感到有趣的是，这个展览会展出的都是一些极其幼稚的作品。

王尔德是个“故事大王”，萧伯纳与他在一块经常是个听众。他们就一个讲一个听，开心地度过了一天。

战争后期，王尔德因昆斯析里事件被捕入狱，萧伯纳起草了一份请求书，要求司法机关释放王尔德。

后来，王尔德出狱后就逃亡巴黎，萧伯纳每出版一部作品，都会寄一本有自己签名的给他，这以后就成为了两个人相互之间的一个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