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生活

我好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鲁迅

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到达上海，最初是在闸北景云里，先是在23号，后又搬到17号和18号，租了房子居住下来。

恰巧，鲁迅和刚由武汉回到上海的茅盾同住一条弄堂，而且是斜对门。于是鲁迅和周建人到茅盾寓所来看他，这是他们最初的会见。

之后，鲁迅和从香港回上海的郭沫若准备合作，复刊《创造周报》，但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实现。在这时，鲁迅和创造社的郁达夫又进一步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鲁迅在上海定居后，与广大的青年以及革命的进步团体，也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1928年初，冯雪峰回到上海。他是因“闹革命”而被东北和老家浙江的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所以来上海暂避。冯雪峰写了一篇《革命与知识阶级》的文章，批评了创造社，肯定了鲁迅，受到了鲁迅的重视。冯雪峰与鲁迅认识后，自此两人无话不谈。两人说话口音不同，但是互相听得顺耳。他们经常彻夜长谈，培养出深厚的革命情谊。

1928年2月，鲁迅担任了从北京转移到上海的《语丝》杂志的主编。同年6月，鲁迅和郁达夫创办了以刊载文学创作和翻译为主的杂志《奔流》。

在鲁迅的直接帮助下，柔石、王方仁、崔吾真等几个青年，在1929年组织了一个介绍苏联、东欧、北欧，以及西方国家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木刻版画等艺术作品的团体朝花社。朝花社对于木刻的介绍，给中国的新兴艺术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途径。此后，新生的艺术团体在各地纷纷成立。

在鲁迅的不断关怀和帮助下，中国的青年艺术家们用自己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奠立了现代中国革命的艺术，特别是新兴木刻的基础。

许广平将要生育，鲁迅在医院守护了她一夜。因为难产，要动手术，医生过来征询鲁迅的意见：“留孩子还是留大人？”

“留大人。”鲁迅不假思索地说。

结果，两条生命都保存下来了。第二天早晨，鲁迅得知刚出生的婴儿是男孩时，便带着欣慰的口吻说：“原来是男孩，怪不得这样可恶！”

许广平让鲁迅给孩子取个名字，鲁迅说，“因为是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他海婴。”

1930年2月12日，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简称自由大同盟。中国自由大同盟成立宣言号召要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政府统治，指出“不自由毋宁死”，并出版机关刊物《自由运动》。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它标志着我国现代文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加发起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茅盾、柔石等50多人，鲁迅被选入由7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成为左联的重要领导人。会后，为了把左联的文学主张宣传到青年中去，鲁迅马上到各大学演讲。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许绍棣，将此事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经核准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鲁迅得知这个消息后，为避免牵连别人，于1930年3月19日，只身避居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办的内山书店的三层楼上，至4月19日回家。

在这最紧要的关头，鲁迅和中国共产党团结得更加紧密。当时，鲁迅和党中央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取得了联系，并有过一次亲切的晤谈。他和年轻的共产党员计划出版“左联”的机关杂志，组织年轻翻译家，介绍了苏联的革命文艺理论和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

左联成立这一年，鲁迅共写了17篇论文和杂文，作过5次重要演讲，翻译出《十月》、《毁灭》等大量的文艺作品和论著。

此外，鲁迅还重新修订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与柔石合作编选出版《新俄画选》，又和内山共同筹备，举办版画展览会，展出了自己珍藏的苏联、日本和德国的版画70多幅。这是中国的第一次版画展览会，对于推动版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鲁迅率领一批年轻战士，和黑暗的反动势力进行着不倦的斗争。在尖锐的复杂的斗争中，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共产主义者。

1930年5月间，鲁迅由闸北景云里寓居，迁移到离那里不远的北四川路底的一所公寓的房子里。9月间，上海的文艺界的同志们为庆祝鲁迅50寿辰，同时也为了庆祝革命文学运动新获得的胜利。

由于当时反动派正在通缉鲁迅，所以要为庆祝会租借餐厅是最难解决的事。这时，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勇敢地承担了这项任务，出面租借了一家荷兰西餐厅，作为会场。

9月17日下午，在这家荷兰西餐厅里，举行了一个不大的庆祝会。鲁迅十分高兴地参加了。这是一个秘密集会，大家陆续来到这家菜馆的小花园里。

鲁迅和许广平抱着刚满周岁的爱子海婴，不断地向走进园子里的人致意。他的脸上露出柔和的笑容，眼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集会中，不但有革命作家，还有革命的美术家、演员、新闻记者、教授、学生、红军的代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报纸编辑。会场内热烈的气氛和会场外的紧张空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庆祝着鲁迅最可贵的50年的生活，祝他身体健康，更多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努力工作。

鲁迅这天的谈话兴致很高，他从自己的青年时代谈到了去日本留学，后弃医从文到最初的文学活动，谈到了世界的进步文学及自己的工作计划等。庆祝会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这一天。史沫特莱还在西餐厅的院子里，给鲁迅照了一张相片，作为庆祝会的纪念。

作为50寿辰庆祝的余波，9月25日，鲁迅和许广平携海婴去阳春堂照了3张相，在与海婴的合照上题写：“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

友好和善的外国朋友

在上海四川北路魏盛里有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叫内山书店。这家书店离鲁迅的住处不远。

有一天，鲁迅来到书店买书。他穿着蓝布长衫，鼻下蓄着浓黑的、犹如隶书的“一”字似的胡子，迈着一种非常有特点的脚步走进书店。

书店老板内山，一看见进来的人是一位个子虽小，却有一种浩然之气的人物，就对他特别注意起来。

鲁迅点上烟，指着挑好的几本书，用流利的日本语说：“请你派人把这些书送到横滨路景云里去，好吗？”

内山立刻就问：“请问尊姓？”

“周树人。”

“啊——你就是鲁迅先生？”内山惊喜地说，“久仰大名了！听说您是从广州刚来到这边来的，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然后内山就和鲁迅热情地谈笑起来。

从交谈中，鲁迅得知内山于1913年来到上海，在“大学眼药”房负责经营业务。1916年初，与美喜子结婚，次年开了内山书店，销售日文书刊。他觉得内山虽是一个日本人，但是他具有进步思想，关心着中国的文化事业。鲁迅很快就对内山产生了好感。

从那以后，鲁迅就经常散步来到内山书店，他和内山的友谊就开始了。内山老板为了方便和鲁迅叙谈，特地在店里腾出一片地方，设了茶座。这种设备在别的书店是没有的，很方便接待朋友，联络感情。

鲁迅当然很乐于利用这一设备，时常去，每次去都一定会座谈。后来他还把这里当成会见朋友的专门地点。

“请放心，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是有的。”内山郑重地对鲁迅说，“我非常景仰先生的战斗业绩，不管环境怎样艰险，我都一定保障先生的安全。”

一席话说得鲁迅非常感动。他早已发觉，不只是内山老板，内山全家以及书店的店员，对自己都是那么的真诚和友好。

以后，鲁迅就不只自己去内山书店，也常常带上许广平，一起去书店里坐坐。

在后来任何险要的情况下，内山始终如一地忠实于他们之间的友谊，并设法维护鲁迅的安全。内山不愧是鲁迅“亲如兄弟”的朋友。

不知不觉中，鲁迅在上海生活三四个月了。

没想到这时，在杭州的青年学生中，却传说鲁迅现在正在杭州，还说他在杭州孤山脚下的苏曼殊的墓前题了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他年随公去。”

很快，上海的一些朋友，也都来询问鲁迅是怎么回事。

鲁迅感到莫名其妙：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鲁迅”呢？

过了几天，鲁迅接到一位女士从杭州寄来的信，信中问鲁迅：“自从1月10日杭州孤山离别后，为何长久得不到音信？”

鲁迅把这信给许广平看，许广平也是莫名其妙：“1月10日……咱们不是一起去内山书店座谈了吗？”

鲁迅苦笑着摇摇头，给杭州的朋友写了一封信，托他们去调查一下。

杭州的朋友，经过多次打听，果然在离西湖不远的一所小学里，找到一位也名叫“鲁迅”的先生。

“我姓周，名叫鲁迅，我曾在苏曼殊墓前题过诗，我还写过一本名为《呐喊》的小说……”那位“鲁迅”先生指手画脚地说，“但是我对这部小说并不满意，我正准备写另外一本小说《彷徨》……”

几个朋友差点笑出声来，但是他们没有当场揭穿他，打算事后征求一下鲁迅的意见，再作处理。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那位“鲁迅”先生站起来很热情地送客，一边挥舞着胳膊说，“我是很乐意指导青年的……”

上海的鲁迅听说了这些情况，很是气愤，他一向厌恶不知自己的努力，而是指向冒充名人的人。他当即写了一篇《在伤害的鲁迅启事》，刊登在报刊上，并托人告诉杭州教育局，劝阻假鲁迅不要再装下去了。

在内山介绍下，鲁迅结识了另一位日本青年增田涉。这个青年大学毕业后，便立志要翻译鲁迅的作品。所以他来到了上海，很希望能当面请教鲁迅，但是又担心鲁迅不接见他。

“没关系的。”内山对增田涉说，因为他深知鲁迅的性格，“凡是上进青年，向鲁迅请教，认识与不认识的，有名与无名的，鲁迅先生都一视同仁的。”

于是，增田涉和鲁迅相识了。鲁迅果然愉快地答应了增田涉的请求，决定每天下午，都抽出一些时间，用日语向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

每天，约定的时间一到，鲁迅就放下别的工作，和增田涉并坐在书桌前，逐字逐句地给他仔细讲解自己的作品。增田涉则边听边做笔记。有时时间晚了，鲁迅就留他在家中吃晚饭。

这样一直持续了整整3个月。

后来，《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终于在东京出版了，增田涉觉得鲁迅在翻译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诚恳的建议，两人署名合译，但是鲁迅却婉言谢绝了。

有一天，鲁迅到内山书店去，看见内山的弟弟嘉吉正在使用刀具和木板，给嫂子表演版画的刻制法。

鲁迅立刻被吸引住了。他全神贯注地观看着、思考着。当表演暂停时，鲁迅立刻上前，请嘉吉给中国青年讲解版画技术，“对，就像教孩子们一样，从最初的入门开始——”他诚恳地对嘉吉说。

嘉吉被鲁迅的热情感动了，立刻笑着同意了鲁迅的邀请。鲁迅高兴极了，他随后便去和友人商议，通知了那些有志于从事版画艺术的青年。

接着鲁迅筹借了会场，又亲自担任翻译。嘉吉的讲习会开始了，他不顾盛夏的炎热，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同青年一起学习。每天，他都提前到达会场，提着一包版画的书籍和图片，让青年们传阅，扩大他们的眼界。

当讲习会结束后，鲁迅把自己珍藏的6枚外国珍贵版画，送给嘉吉，作为酬谢。

由于鲁迅的热情扶植，新兴的木刻艺术开始茁壮地成长起来，成为革命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贫穷者的热心救助

许广平生下海婴后，鲁迅为了专心工作，特意请来一个保姆来照顾孩子。这个保姆叫王阿花，她做事又快又好，经常一边干活，一边唱山歌，把孩子哄得很舒服。

后来，鲁迅在闲谈中得知，她因为受丈夫的虐待，在将要被卖出去时逃了出来。

过了不久，似乎发现前后门有什么风吹草动，阿花失魂落魄地像有魔鬼来抓她一样，不知如何是好，有时直往楼上跑。这情况不止一次发生，而且愈演愈烈。

有一天，阿花突然脸色苍白，像大祸临头似的，急匆匆地跑到鲁迅跟前说：“不好了，那死鬼就在对门，要是把我拉回去可怎么办？”

鲁迅仔细一看，发现对门厨房里确实有不少人，在那里比画指点着，唧唧喳喳的。原来阿花的丈夫，从乡下来到上海，利用各种关系，纠集了一些流氓，想把她捉回去。

鲁迅就站起来走过去对他们说：“有事大家商量，不能动手动脚。”经过了一番较量，才稍稍刹住了他们的势头。

有四五天，阿花在屋内而不敢出去，流氓在外面而不敢进来，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

当时上海的上虞同乡会，本来就是无赖把持的团体，竟在阿花的丈夫的怂恿下，出面要人，结果又被鲁迅劝退。后来又来了一位乡绅调解，一见面才知道，这位乡绅是北大学生，和鲁迅有过来往。

他知道鲁迅在钱财上是不计较的，就说：“阿花的丈夫，原来是想抢人回去的，但是既然您要留下她，就请你补贴些银钱，好另娶一房媳妇。”

鲁迅听了哈哈大笑，不料竟发生这样的误会，当即予以澄清。这是阿花坚决要求离婚，不愿跟丈夫回去。后来经乡绅的调解，又请律师办理，终于在1930年1月9日，由鲁迅代付了150元的赎身费，阿花才算获得了人身自由。

他代付的这笔款项，原来讲好了从工资中扣还的，但是不到两个月，阿花却另有所爱，离开鲁迅走了。

鲁迅解救了被压迫的妇女，虽然自己受了损失，却很高兴。他看到阿花面含欢笑告别，远走高飞，从此不再受人欺侮，他的欢喜不差于被拯救者。

1932年秋的一天中午，“一·二八”战火的硝烟似乎还没有散尽，一家英商汽车公司的售票员急匆匆地往虹口公园赶。这个年轻人叫阿累，他正要赶去接中班。

外面雨下得又细又密，阿累估摸着自己早到了半个钟头。上个星期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颠簸11个小时，他只觉得自己疲倦得像团棉花。为了躲雨，他走进了内山书店。

阿累把帆布袋、夹剪和票板放到地板上，然后去翻书。当他看到鲁迅翻译的《毁灭》时，心里想：这一定是本好书。然后他拿着这本书，对朝他走过来的内山老板问道：“这本书多少钱？”

“一块四。”内山一边殷勤地回答，一边把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阿累身边。

阿累低头看了看自己那一身黄卡其布的工人制服，对这样的礼遇竟有些意外，感到有些窘迫。他赶紧摸了摸口袋，发现自己只有一块多钱了，要知道，这可是今后几天的饭费呢！

阿累踌躇着红了脸，低低地说了一句：“贵了。”

内山扬起眉毛，用手指捻着那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又拍了拍那厚厚的印得十分精致的书，说：“多好的纸，哪里贵呢？”

阿累也舍不得放下书，拿在手里摩挲着。这时，鲁迅走了过来，问道：“你要买这本书？”

“是的。”阿累回答道。

“你买这本吧，这本比那本好。”鲁迅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版式纸张与《毁灭》一样，只是更厚一些，封面上印着两个大字：《铁流》。

阿累翻看了一下那本书的定价：一块八。他连忙说道：“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

“一块钱，你有没有？”鲁迅温和地问道。

阿累一听，一下子高兴了起来，说道：“有。”

“我卖给你，两本书，一块钱。”鲁迅平静地说道，阿累吃惊地望着他，突然想起站在他眼前的鲁迅似曾相识。

“哦，您就是……”阿累按捺住自己欢喜得要跳出来的心，没把“鲁迅”说出口。

鲁迅微笑着点点头，说道：“这本《铁流》本来也不想收你钱的，但这是鲁先生的书，就收你一块钱的本钱吧！我那本书，是送给你的。”

阿累从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鲁迅的手上，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中，扭头走进牛毛细雨里去了。

怜爱孩子的好父亲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小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鲁迅口中依着“平平仄仄平平仄”的诗歌调子反复地念诵着，一只手上抱着小海婴，另一只手拿着个香烟盒铁盖有节奏地敲出“当当”的声响来。而小海婴则睁着一双乌溜溜的黑眼睛瞅着父亲，一边“嘻嘻”地笑着，一边乱挥着小手。

“小红象”是鲁迅和许广平对他们的儿子海婴的爱称。海婴没有满月的时候，虽然请了保姆，但是只让她带孩子到中午12点就让她回房休息了，然后是鲁迅接班，带2个小时，再交给许广平。

鲁迅是个好父亲，他坐在床边唱“小红象”唱久了，他就换一种调子来哄小海婴：

“吱咕、吱咕、吱咕咕呀！

吱咕、吱咕、吱咕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他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哄着，直至小海婴倦了，偎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沉入睡乡之中。

有时，鲁迅抱着小海婴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从门口走到窗口，又从窗口走到门口。困了的时候，他这样走走，就驱走了睡意。

白天，鲁迅的工作仍然很辛苦。许广平就劝他取消夜里的值班。他也确实很吃力，毕竟年近半百了。但是鲁迅却不肯，一定要尽当父亲的责任。

海婴一天天地长大了，五六岁的时候，更爱缠着父亲了。

鲁迅在饭后喜欢吃一点糖果、饼干当做零食。他靠在躺椅上，把零食放在桌角，一边慢慢地吃，一边悠闲地看书，这就是他最好的休息了。

但是，他可爱的儿子、海婴往往就在这时钻出来了，这个小家伙毫不客气地抢吃父亲的饼干。鲁迅只是微笑地看着儿子，从不呵责。

海婴也从来不怕父亲，吃完东西，他就爬到躺椅上，挤在爸爸身上，轻轻揪父亲的胡子玩。他还喜欢像骑马一样坐在父亲身上，亲昵地伏在爸爸胸前，小嘴里冒着糖果甜甜的香味，也冒出天真的问题来：“爸爸，你是谁生出来的呢？”

“是我的爸爸、妈妈生出来的呀！”鲁迅耐心地回答他。

“那你的爸爸、妈妈是谁生出来的呢？”

“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生出来的。”

小海婴穷追不舍，又问：“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直至好久以前，最早最早的时候，人又是从哪里出来的呢？”

鲁迅听了，偏头对许广平笑道：“你听罗，问来问去问到物种起源上来啦！”

对于儿子的各种提问，鲁迅总是尽量想办法回答：“最早最早的动物，都是从单细胞慢慢变来的。”

小海婴还是不肯罢休，继续追问：“那么，没有单细胞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鲁迅终于没有办法了，这哪里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呢，而且说了，小海婴也听不懂啊。鲁迅拍了拍海婴的小屁股，只好说：“这个嘛，等你再大一点，去念书了，先生就会告诉你啦！”

当然，小海婴也有顽皮的时候，如果他惹爸爸生气了，鲁迅就会随手抓起一张报纸，卷成个圆筒，举得高高的，脸也板得紧紧的。海婴害怕了，虽然不知道那圆筒打下来疼不疼，但还是赶紧叫了起来：“爸爸，我下回不敢了！”

儿子这么一叫，鲁迅就心软了，心一软，脸也扳不住了。

乖巧的海婴一见父亲的脸色缓和了，知道不会再挨打，便扑上去抢那纸筒，嚷着：“里面有什么东西？打人疼不疼？”可是抢到手一看，是空的，回头再看看父亲，鲁迅哈哈大笑起来。

“爸爸，我做爸爸不要打儿子的。”海婴很婉转地向鲁迅提出意见。

鲁迅很有趣地问：“如果儿子坏得很，你怎么办呢？”

“好好教他嘛，再买点东西给他吃。”

鲁迅拍拍海婴的小脑袋，说：“我还以为我是最爱儿子的，看来你比我更和善，还会做感化工作呢！”

海婴听得似懂非懂，突然冒出一句：“就是嘛，打孩子，什么爸爸！”说完一溜烟就跑了。

鲁迅一怔，摇摇头地笑了。

鲁迅非常爱海婴，从这个活泼的孩子身上，他得到了战斗后精神上的安慰。他给海婴买了许多玩具，在给国内外友人的通信里，一次又一次地报告着这个孩子成长与“顽皮”的信息，特别是与日本友人增田涉的通信中，海婴几乎成了主要的话题，他一点也不掩盖自己的爱子之情。

1932年，他曾为自己的恋子之情作了诗的辩白：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请看兴风呼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

上海当局把1934年4月4日定为“儿童节”，但是当时的上海，商店里卖的玩具，多数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洋玩具。

这一天，鲁迅带着海婴，在玩具店里，从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挑选出一件苏北人制造的玩具。这是用两个长短不一的竹筒做成的土机关枪，它装有弹簧和把手，摇起来就“格格”地响。

买下玩具后，鲁迅和海婴便一边走，一边摇。路上的外国人看见了，都向他们投来讥笑的目光。

但是鲁迅却毫无愧色，他心里想：土玩具再土，再简陋，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是我们儿童世界里的一个创造！

过了不久，鲁迅便把自己的这些感受，写成题为《玩具》的杂文，热情赞扬苏北人，他们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敢于和洋玩具竞争，称他们发明的机关枪，是一种不平凡的创作。

机智而幽默的精彩演讲

193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的楼上楼下，甚至楼梯和窗口上都挤满了人，他们正在等待鲁迅先生的到来。大家的热情驱走了春寒。

鲁迅穿着青灰色长袍，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用粉笔在黑板上幽默地写了3个字“题未定”，转过身来声明道：“我今晚想和大家随便谈谈有关美与不美、真艺术和假艺术的区别。”

说完，他把随身带来的两幅画，并排挂在黑板上。一张是法国画家米勒的《拾穗者》；另一张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商业广告月份牌。

鲁迅用手指着《拾穗者》说：“这一张画单纯、朴素，只是画了田野上农妇弯着腰在拾稻穗，也没有用什么精细的工笔描绘，但是由于它深刻动人，反映了真实的农民生活，所以它是真正的艺术品。”

“这一幅呢，”鲁迅的手指向月份牌，故意端详了一番，说道：“这画的是上海的时髦女郎，看上去很精细，一根根的头发丝都画得一清二楚，可是画上虽然是个美人，却没有真正的美那种动人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一点也不美，只是一个俗气的商业广告，诱惑大家去买他们的香烟，它就不是一件艺术品。”

学生们听了笑了起来，鲁迅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他告诫青年艺术工作者要反映现实生活，激发人们向上的思想感情。

鲁迅在上海期间，经常应邀到各大学去演讲，用“真话”唤醒青年，唤起民众，同恶势力作斗争。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作家郑伯奇通知中国公学分院的代表去邀请鲁迅演讲。鲁迅正独坐在书房中，脸色苍白。“唉，我病了几天了，”鲁迅声调迟缓地说道，“几个夜里睡不着，牙齿都落掉了。”他随手拿过一枚掉下来的牙齿向他们晃了晃，接着说：“恐怕我是去不成了。”

“可是先生，我们是为了扩大‘左联’的文学主张，第一次搞活动呐，第一次搞不起来，以后就难了。”代表有些着急了。鲁迅想了想，终于还是抱病同去了。

郑伯奇先唱“开锣戏”。他没有演讲的经验，讲了一刻钟，眼见听众一个个地走掉，心里直发慌，只好草草结束，赶紧请鲁迅先生上台。

鲁迅的声音低沉而舒缓，就像是和亲朋好友在谈家常一样。他谈起盛产绍兴酒的故乡，谈到故乡结婚的习俗，他说：“有人说‘美是绝对的’，这在我的家乡就行不通。我们那里讨媳妇，就不要那种杏脸柳腰的美人，拿不动锄头，做不了粗活，有什么用呢？”

听众中许多人笑起来，鲁迅没有笑，继续说道：“农民们要的是腰臀圆壮、脸色红润的健康妇女做妻子，在他的眼里，这样的女子才美。所以，我想你们都看过《红楼梦》的，林黛玉是个美人儿了，但是在贾府里当了一辈子家奴的焦大，却不会去爱林妹妹的。”

鲁迅的话虽然朴实，但是时时闪动着机智和幽默，引起热烈的掌声和笑声。原只剩下寥寥百十个人的大礼堂又挤得水泄不通了，连窗户上也爬满了夹着书本的学生。那一张张年轻的脸上都焕发着憧憬的神采。

面对刀光剑影毫不畏惧

1931年1月17日，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冯铿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在上海被捕。2月7日夜，这5个人连同其他10多个革命者，在国民党政府的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杀害了！

鲁迅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寓所，到附近的黄陆路花园庄暂避。反动派造谣说鲁迅被捕了。这使得痛恨鲁迅的人十分快意，使得热爱鲁迅的人十分担心，不断有人来信、发电报询问。

鲁迅深深感到自己失掉了年轻的战友，中国失掉了英勇的青年战士，在悲愤中，他提笔写下了沉痛的诗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革命作家被暗中杀害了，而当时的报纸上却不准透露一点消息。“左联”为了纪念牺牲的同志，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出版了一期《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

鲁迅在这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杂文，对于国民党刽子手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鲁迅写道：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下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此外，鲁迅还写了一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委托当时在中国的国际友人，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译成英文，寄到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上发表，向全世界广大人士，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黑暗的血腥统治和屠杀革命作家的暴行。

这篇文章在当年6月美国的《新群众》杂志上发表后，许多外国作家发来电报，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鲁迅的控诉得到了强烈的回应。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进攻沈阳，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鲁迅撰写许多杂文，尖锐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为了使宣传深入群众，鲁迅还主编时事和文艺的普及性小型报刊《十字街头》。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是如何地主持“公道”。鲁迅先生为揭穿这一骗局，说了个小故事：

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喜形于色，说是阔佬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

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了。

他对我说：滚开去！

听故事的人哈哈大笑。国民党对美国主子摇尾乞怜的丑态被揭露无遗。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又在上海响起来了，鲁迅的寓所正处于炮火之中。于是全家搬到内山书店暂避，战事稍平息则立即返回寓所。

鲁迅和茅盾、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反对中国政府对日妥协。

这一年，鲁迅还写了《我们不再受骗了》、《祝中俄文字之交》等杂文，驳斥帝国主义者的谰言，捍卫社会主义的旗帜，希望中苏两国人民和作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上“亲密地携手”。这些文章表明，鲁迅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相结合的。

3个月后，上海停战了，可战争刚停，人心不稳。鲁迅却镇定自若，始终不放松工作和战斗。他利用4月下旬的一周时间，编写了到上海4年的杂文，一部为《三闲集》，另一部为《二心集》，并写了两篇重要的序文。

1933年1月，鲁迅参加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举为执行委员。鲁迅此时已公开处于与国民党短兵相接的境地。

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赞扬鲁迅：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

5月13日，鲁迅亲至德国领事馆投递反抗“法西斯帝”暴行的抗议书。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各种活动，鲁迅更是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密切配合，写了大量的文章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的罪恶，因而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蒋介石集团中有大多数官员具有留学西洋的背景，但他们一旦在中国的土地上执政，就不能理解符合世界潮流的社会民主活动，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自然不能容忍。他们要对鲁迅、蔡元培或宋庆龄下毒手，顾忌尚多，于是就先对杨杏佛下了毒手。

1933年6月18日，星期日休假，杨杏佛带儿子于清晨外出，刚从亚尔培路331号登车启动，突闻爆炸声数响，震耳欲聋，杨杏佛自知不免，立刻用身体掩护同座的儿子。特务们连发数弹，结果，儿子幸免于难，司机受到枪伤，而杨杏佛心腰各中一弹，不治而亡。

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在内山书店听到消息，立刻赶上汽车，飞奔到民权保障同盟本部。许广平知道了，忐忑不安，在书店里等候着他。当鲁迅归来时，许广平向他诉说刚才的忧思和焦虑。

鲁迅却不以为然地说：“管他呢！就是被杀死了，也打什么紧呢？”鲁迅对杨杏佛临难时，如此从容，爱护儿子，一直深表赞叹。

鲁迅对来看望他的冯雪峰说，可见杨杏佛“当时是清醒的，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有后代，就是有将来！能够如此，也是不容易的。”

6月20日，是杨杏佛入殓的日子。反动派放出风声，说就在这一天暗杀鲁迅和同盟中其他几位。杀人的名单上就连特务的代号都传出来了，将要暗杀鲁迅的特务小组代号“后林”，与杀杨杏佛的是同一个小组。

在大是大非面前，鲁迅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决断。许寿裳来家，鲁迅对他说实在应该去送殓的，许寿裳想了想便表示同去。鲁迅果敢地前往万国殡仪馆送殓，并且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他视死如归、蔑视卑鄙者的英勇气概。

晚上回来，鲁迅写了一首悼念民主烈士杨杏佛的短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过了不几天，有一个日本人向鲁迅探问杨杏佛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不是，则杨杏佛和共产党的关系又如何。

鲁迅毫不客气地回答：“杨杏佛不但是共产党员而已，他还是国民党的人呢！可见今天国民党当局，只要是爱国者就是共产党。就都要加以消灭，是确实忠于帝国主义的，你们日本大可以放心！”

1933年9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远东反战会议，鲁迅支持和协助这次会议，被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这一年的上半年，鲁迅还用何家干的笔名，在《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抨击时政的杂文。但压迫紧跟着到来，鲁迅不得不适当改换内容，形式有时隐晦、曲折，而且用种种笔名，跟敌人周旋，继续有力地剖析许多社会恶习。

1933年，鲁迅的杂文分别编入《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包括1932年的作品，同时还出版他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

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鲁迅除了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领导左联外，还用杂文这种武器，集中火力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国联调查团，揭穿了国民党所谓“友邦人士”，原是与日本一伙的强盗。

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它的汉奸走狗，其中包括坚持屠杀中国人民、对日寇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叫中国人民不要反对日寇而去反对苏联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揭穿了国际帝国主义者诬蔑苏联，进攻苏联的阴谋。教育中国人民要分清敌友，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

鲁迅在黑暗与暴力的进击中，坚韧顽强地战斗着，呼啸着前进，而他那无产阶级的英雄性格也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不惧威胁的铮铮傲骨

自从鲁迅来到上海后，白色恐怖时时威胁着鲁迅的安全。鲁迅的学生和朋友常有被逮捕或者暗杀的。

鲁迅每次和许广平出门的时候，他都让许广平不要和他靠得太近。因为离得远些，万一特务突然下杀手，许广平还能安然脱险，不至于受到牵连。

可是许广平怎么肯呢？所以两个人吵起嘴来，鲁迅有时很生气地对许广平说：“为什么要同时牺牲两个人呢？你懂不懂？”

许广平却不声不响，就是不离开他，鲁迅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生闷气。

1932年的一个冬日，郁达夫的哥哥郁华来到上海，郁达夫在聚丰园为他接风，请了鲁迅和诗人柳亚子夫妇作陪。

“你这几天辛苦了吧？”鲁迅一到，郁达夫便笑着向他打招呼。

鲁迅一边入座，一边微笑着回答：“我可以用昨天想到的两句联语来回答你。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噢？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没有脱啊？”郁达夫开起了玩笑。

鲁迅向郁华和柳亚子夫妇打过招呼后，又回头接过郁达夫的话茬说道：“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辈人说，人有时是要交‘华盖运’的。我要是和尚倒好了，顶上有华盖，总该是成佛作祖的先兆罗。”

鲁迅自嘲地一笑，接过郁达夫递过来的香烟，向他点点头说，“可我又不过是个俗人，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

大家听完鲁迅的话，全都哈哈笑了。等他们笑完了，鲁迅接着很认真地说：“给达夫这么一说，我倒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

说完，鲁迅立即凝眸沉思起来。

柳亚子十分喜爱鲁迅吟出的那一联诗，便说：“听说豫才兄的字是极好的，不知能否送我一幅，让我也一饱眼福？”

鲁迅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过了几天，鲁迅拟了一首《自嘲》诗，在一幅宣纸上挥洒起来，这是他打算送给柳亚子的。诗说：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写好后，鲁迅正端详着未干的墨迹，内山推门走了进来，立刻被桌上的条幅吸引住了，情不自禁地赞道：“好潇洒的书法！”

鲁迅便用日语向他解释这首诗的意思，特别着重讲了第五六句诗：“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千夫所指，无病而死’。现在我这一支笔也是触到了许多小丑们的痛楚，于是他们把诬蔑、诽谤、造谣、迫害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鲁迅说着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在室内一边踱步一边接着说：“我是不怕的，照旧在我的小楼里写些令他们不舒服的文字，管他外面的气候怎么样。”

鲁迅说到这里，一股悲愤涌上心头，想到在高压政治下，这“破帽遮颜”、“漏船载酒”的生活，想到颠沛流离的避难经历，他却流下了热泪。

坚强的鲁迅不愿被内山看到泪水，便转过身去，谁知却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压抑的呜咽。他不由回头一看，内山已经是泪流满面。

许广平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她默默地倚在门框上，看着、听着，悄悄地用手绢拭去涌出的泪水。

1936年春的一天，正在书店忙着的内山听到鲁迅的高声呼唤，赶紧迎出来，搀着鲁迅走进书店，让他坐在沙发上。

内山问道：“先生今年身体一直不好，该在家里好好养着啊！”

鲁迅摇摇头，请内山也坐下，说：“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试着出来走一走。”

内山一听，为鲁迅的病有了起色而高兴，站起来替鲁迅泡了一杯茶。

鲁迅笑嘻嘻地看着他忙，说：“我今天收到一封南京的来信，信纸上印着政府军事委员会，我真是不胜荣幸啊！”

内山一听，却心中一惊，赶忙问：“写的什么呢？”

“喏，来跟我讨价还价，让我放下笔，离开上海，让他们舒服一点。交换条件呢，是解除对我的通缉令。”

“噢！有这样的事，先生回信了吗？”

鲁迅眨了一下眼睛，脸上现出讽刺的笑容来：“闲来无事，我就写了一封信答复他们。我说很感谢他们的恳求。我说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就仍旧随他去吧！”

鲁迅忍不住看着内山笑起来，笑中甚至有一丝孩子般的顽皮。内山也受到感染，微笑着，但是心中却抽痛了一下。

对于奴颜和媚骨，鲁迅则一直非常憎恨。

一天，曹聚仁先生请几个朋友吃饭，同席的有鲁迅、林语堂、陈望道等人。林语堂也是个作家，和鲁迅交往很久了，彼此也算比较熟悉。

这天大家的兴致都很好，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气氛也相当融洽。林语堂咽下一口油汪汪的大虾，用餐巾抹了一下嘴角，很得意地开了腔：“有一次我到香港去，正碰上几个广东人讲着广东话，他们像讲国语似的，讲得很起劲。我心里很生气，因为我一句也听不懂啊！于是，我就急了，我就赶紧想了一个办法，就同他们讲起了英语，哈哈，没想到他们根本听不懂英语，他们一下子就傻了，哈哈……”

林语堂正说得乐不可支的时候，突然听到“嘭嘭”两声巨响，原来是鲁迅重重地拍了两下桌子，只听得鲁迅气呼呼地说：“你算什么东西。”

林语堂一怔，一时不知所措。

鲁迅直指林语堂，极不客气地数落道：“你是哪国人呢？你这样做有何居心呢？是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哼！我劝你不要一副‘西崽相’！”

同席的人也对林语堂很不以为然，但是大家从没看过鲁迅发这么大的火。这是因为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啊！

林语堂的脸涨得通红通红，羞愧得不敢再抬头看大家。

义无反顾地保护革命者

1931—1934年1月初，鲁迅和瞿秋白在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共同研究和领导“左联”的工作，积极提倡文艺大众化运动，在反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斗争中，互相配合和应援。

鲁迅和瞿秋白还一道构思，由瞿秋白执笔写了10多篇杂文，用鲁迅常用的笔名发表。瞿秋白高度评价鲁迅的战斗业绩和杂文，编了一本杂文选集，并撰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总结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和他的杂文的战斗意义。

在与鲁迅共同战斗的日子里，瞿秋白曾3次到鲁迅家避难。

1932年冬，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党的“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对敌人的疯狂搜捕和盯梢，党的领导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1932年11月1日，党的“特科”联络员，以秘密的联系方式，向瞿秋白发出“警报”：“有危险，速转移！”

瞿秋白接到“警报”后，并未慌乱。他旋即将文稿和党的一些重要文件装到一只小提箱里，然后与夫人杨之华商量，决定到鲁迅家去避一避！

时间紧迫，瞿秋白与杨之华分头出走，约好在鲁迅家会面。

瞿秋白离家后，兜了几个圈子，见无特务盯梢，便急速来到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鲁迅家。

鲁迅夫人许广平开门，一见瞿秋白匆匆造访，必有情况，便机警地让他进屋。

瞿秋白在鲁迅家坐稳后，许广平告诉他，鲁迅到北平探望母病去了，很快即归。又说：“你们来，我会安排好的。”然后问杨之华为何没有一起来。

瞿秋白回答说叛徒认得杨之华，为防不测只好分别走。许广平热情地煮了咖啡等待杨之华到来。但等了许久仍不见到来，便焦虑起来。瞿秋白安慰她说：“放心吧，之华与敌人周旋是有经验的。”

然而，当鲁迅由北平返沪后，仍不见杨之华到来，便派人去找，这才在街上相遇，方知杨之华发现有人盯梢后，唯恐把“尾巴”带到鲁迅家，只得消磨兜转。直至夜幕降临，“尾巴”终被甩掉了，才去鲁迅家。

两家人总算顺利地聚到了一起，鲁迅非常地高兴。

瞿秋白与鲁迅精诚相见，开怀畅谈。他们倾心交谈，从文化界复杂斗争的形势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两个围剿”；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到“九一八”事变；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到中华国土的不断沦丧等，两人观点不谋而合，分外投机。

鲁迅对瞿秋白的生活非常关心，特意将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腾出来，让秋白夫妇居住。

瞿秋白特别喜爱鲁迅的儿子小海婴，托人到一家大公司买了一盒价格昂贵的高级玩具，送给3岁的海婴。这玩具是一种“舶来品”，用铁料制成，可变换组成各种造型，鲁迅称之为“积铁成象”。

瞿秋白在盒盖上详尽地写明了众多零件的名称，共多少种，多少件，写得非常用心。

鲁迅知道秋白夫妇收入微薄，为此深感不安，而瞿秋白意味深长地说：“做个纪念吧！日后孩子大起来，也知道世界上有个何叔叔。”“何”是瞿秋白的化姓。

鲁迅深受感动，遂在日记中写道：“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维宁系秋白笔名魏凝的谐音。

1932年12月底，新年将近，党组织考虑到鲁迅一家的安全，便派了陈云到鲁迅家把瞿秋白夫妇接了出去。

1933年初，日寇进犯山海关，平津危机。蒋介石非但不抵抗，反而加紧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同时在上海大肆搜捕中共领导人。

2月上旬的一天，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接到秘密情报：是晚国民党特务要在紫霞路一带破坏一处机关，经分析，瞿秋白夫妇住处首当其冲。值此紧要关头，党派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即黄玠然，通知瞿秋白夫妇迅速转移。

傍晚，黄文容来到紫霞路，商量去处时，瞿秋白想了想，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瞿秋白随后便说出了去鲁迅家。于是，他们在天黑时分便雇了黄包车，来到四川北路鲁迅寓所。

瞿秋白与鲁迅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马上畅谈起来。

重返鲁迅家，瞿秋白深感时日的珍贵，于是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关于当前斗争的情状，关于“左联”的工作，关于文坛舆论动向与诸般文人的分野等，瞿秋白有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需要写出来发表。他先打好腹稿，再征求鲁迅的意见，进行修润补充或变换素材，然后完稿。因此，不少文章实系这一对战友的联袂杰作。

瞿秋白写作速度惊人。鲁迅家每日午饭后至15时为休息时间。这时秋白便关了房门，静静地伏案而写。等午睡起床，他便拿着刚刚写就的杂文一两篇请鲁迅过目。

瞿秋白工作往往废寝忘食，但由于劳累过度，经常咯血。鲁迅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笑而作答：“老毛病了，不必担虑。”瞿秋白在病中，编译完成了《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一书。

1933年2月16日，英国戏剧家萧伯纳访问中国，先到上海。宋庆龄热情接待了他，并由蔡元培、鲁迅等作陪，在福开森路世界学院特意组织了由上海各界名流参加的欢迎会，请萧伯纳作了讲演与答记者问，轰动了上海舆论界。

鲁迅觉得很有必要编一本关于萧伯纳在上海的书，便与瞿秋白商议，瞿秋白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投入了紧张的合作。由许广平与杨之华负责搜集和剪贴资料，鲁迅与秋白分别写了《序言》和《引言》。

鲁迅写道：这本书“是重要的文献”；瞿秋白称赞萧伯纳是“为光明而奋斗的、世界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编好后，鲁迅与瞿秋白共同用一个笔名“乐雯”署名，并交野草书屋于是年3月出版。这本书是鲁迅和瞿秋白战斗友谊的见证。

1933年6月，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通讯社社长的冯雪峰，调往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中央局决定让瞿秋白到通讯社，主要负责审核专稿与文件，并为党报撰写文章。

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瞿秋白住在冯雪峰处，是在王家沙鸣玉坊花店的楼上。江苏省委机关也设于此处。历经月余，时至7月8日前后的一天夜晚，冯雪峰获悉紧急“警报”：

省委机关被敌人发现，牵连到他们的住所，必须尽快转移。

于是，瞿秋白与杨之华匆匆收拾行李，各乘一辆黄包车，半小时之内来到鲁迅家。当夜冯雪峰放心不下，赶至大陆新村探视，见瞿秋白与鲁迅正在倾心交谈，方才释念。后因工作需要，中央决定仍由黄文容护送瞿秋白夫妇往成都南路高文华家住下。高文华是临时中央机关内部交通主任，其家为党的领导同志阅读文件之处。

在8月底9月初的一个深夜，“警报”传来：高文华家进入特务搜索之列，岌岌可危；瞿秋白夫妇必须当夜撤离。这一次，他们商定，仍到鲁迅家。当时已经是凌晨2点左右，夜深人静，他们各叫了一辆黄包车。为了防止路途中有人盘问，高文华还将睡梦中的女儿叫醒，陪杨之华同行。

为了防引人注意，瞿秋白夫妇事先约定分别由鲁迅家的前门和后门进入。

急促的敲门声，将鲁迅与许广平惊醒。先后两次敲门声，惊动了东邻日本人和西邻白俄巡捕。他们打开窗子张望，见外边平安无事，才再次睡下。

鲁迅与许广平对待瞿秋白夫妇一如既往，热情接待，并为秋白夫妻准备了夜餐。待一切做完之后，天已蒙蒙亮了。鲁迅与瞿秋白新一天的战斗生活又开始了。

1935年，当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反动派杀害时，鲁迅十分悲痛。后来，还在病中的鲁迅整理出版瞿秋白的译著《海上述林》，表现了最可珍贵的革命情谊。

为战斗拒绝到国外疗养

在黑暗与暴力的进击中，鲁迅坚韧顽强地战斗着。此外，他还编印刊物，给青年校文稿，翻译介绍苏联文学，提倡大众语、大众艺术，这些都是在反动派的迫害下进行的。再加他日常接近的革命志士的失踪和死亡，这自然侵蚀着他的身心健康。

鲁迅本患有肺病，到1934年12月14日夜病发，感觉脊肉作痛、盗汗。鲁迅的朋友就劝他设法异地疗养，但是他不愿离开多难的祖国。

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说：

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裙径去，野人怀士，小草恋山，亦可哀也！

当时的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曾邀请鲁迅作为私人宾客去苏联住两年，但鲁迅考虑种种原因，也不愿意去。1935年秋，苏大使馆邀请鲁迅去苏联观光，他的中外朋友都希望他去，但结果仍是没有去。

1935年下半年开始，鲁迅的健康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许多亲朋好友都劝他住院，或者外地疗养。但是为了战斗，鲁迅仍是忘我地工作，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

“赶快工作，赶快工作！”他不断地用这句话来鞭策自己，来发挥自己生命的最大效用。

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中说：

第一，他以为那时正在迫压最严重，许多敢说敢做的人，都先后消沉，消灭，或者不能公开做他们应做的工作，自己这时还有一支笔可用，不能洁身远去。

第二，他自己检讨，对社会人类的贡献，还不值得要友邦如此优待，万一回来之后仍是和未出国前一样的做不出什么，是很对不起的，一定要做出什么来呢！环境是否可能也很难说。

第三，照他自己耿介的脾气，旅费之类是自己出最好，自己既然没有这能力，就是给一般造谣者的机会，不是并不一动，就已经说他拿卢布吗？

年底，鲁迅的身体更不好了，常有低烧，也容易疲劳，但是他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写了不少文章和书信。

1936年元旦过后，鲁迅的肩和肋开始痛得厉害。

“赶快工作。”他还是不断地激励着自己。疼痛在他忘我的工作中，似乎真的有所减轻了。

3月初，他到一个冷房子里去找书，一不小心，受寒患了气喘，病情更加严重了。家里人为他请了当时很著名的须藤医生，进行诊治，但是病情时好时坏的。

到了5月，他的病仍不见好转，并且不断发烧。这引起了朋友们的担忧。

史沫特莱多次来看他，请他另外请医生治疗。但是鲁迅不承认自己病情严重，仍认为只是疲劳的结果。

后来，经过几个亲友的商量，瞒着他，由史沫特莱请来了美国的邓医生——当时上海唯一的欧洲肺病专家。

鲁迅和史沫特莱有很深的友谊，看她这样关心自己当然是很感激的，他无奈地皱皱眉说：“真的谢谢你的关心，我知道你是好意，你实在太重感情了。你们外国人对于生命，倒比中国人看得重啊……”所以同意了邓医生的检查。

经过诊断，邓医生感叹地说：“你真是个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中国人！倘若是欧洲人，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掉了……”医生这样说了，无疑是宣告了鲁迅即将死亡的消息。

大家得到了这个诊断结果，鲁迅周围的亲人和朋友不禁落泪了，但是鲁迅却依然从容对待。

看到大家的伤感，他乐观地对大家说：“医生再高明，也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5年’的病人开药方的办法。”很显然，他已经决定不再接受邓医生的任何治疗了。

之后，鲁迅常常拿这句话来和朋友们开玩笑：“你们知道的，我其实5年前就已经死掉了！所以，我还得赶快工作，才能对得起死去的我啊！”他相信自己的身体，对于疾病有很强的抵抗力。因为他在精神上从来不曾向疾病屈服。

不久，苏联朋友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邀请鲁迅去莫斯科疗养。

“我已经活了50多岁了，人总是要死的，况且我的病也没那么危险。”他说，“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一天不死，就可以拿起笔杆子战斗一天——而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使敌人高兴，所以，你要我怎么能够离开呢。”

尽管已经疾病缠身，但是他从不把这病放在心上。他的脑子里只有“赶快工作”的念头。

“反正身体已经这样了，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鲁迅时常这样想。这念头催促着他，鼓励着他。他只要不病倒，能够坐起来，就不愿意闲着，而是想得很多，做得很多。

鲁迅拖着病体，印外国版画，筹划杂志的复刊，翻译《死魂灵》的第二部，编校朋友托付的《海上述林》的稿件。他还计划着要为自己编30年作品集，撰写“中国文学史”，还考虑要创作一部早就有构思的长篇小说，反映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他想做的事太多太多了……

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鲁迅以为中国需要他，他不能走，没有人应该逃避，必须有人出来坚持战斗。

夜深人静，鲁迅仍坚持在灯下写文章。他一阵阵接连不断地咳嗽，可是心中装的只有人民的事业，唯独没有考虑到自己。

鲁迅曾对冯雪峰说：觉得那么躺着的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如真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此，和他谈到工作计划时使他的精神振奋，谈到养病计划时就使他不快。果然，鲁迅晚年在战斗生活中特别放光辉的日子到来了。

悉心呵护培养文艺新苗

1935年，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之际，鲁迅日益关注形势的发展和文化思想的动向，他著文批判日蒋共同鼓吹“尊孔复古”“中日亲善”的谬论。

当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爱国运动时，鲁迅热情赞扬人民群众对爱国运动的支持，肯定地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撰文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

鲁迅还冒着极大风险，保存了重要的方志敏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信和一些文稿，并妥善地转送给党中央。

1935年8月6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江西南昌。7月，蒋介石曾到南昌行营北营坊看守所，命人打开方志敏脚镣，对方劝降，末了怒气冲冲而去。

事后，方志敏对人说：“我只回了一句话：你快下命令吧！”几天后，方志敏说服同狱胡逸民待其出狱，将自己的一卷书稿转交鲁迅先生，请鲁迅转交党中央。

一天夜里，鲁迅意外收到一包东西。他按照送东西人的提示，先把那张右上角有墨点的10行字拿出来，用碘酒加水冲洗。很快字迹便显现出来了。

鲁迅仔细地看下去，他的心突然紧紧收缩，当“方志敏”的名字映入眼帘时，他的双眼模糊了。

鲁迅深情地凝视着，胸中卷起了汹涌的思潮：方志敏，这位威震海内的红军将领，在千里之外，牺牲之前，竟想到自己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并把比生命还重要的密件托付给自己。这是何等坚定的信任啊！

鲁迅怀着庄严而痛惜的心情，翻阅这三张空白的纸，那是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写给党中央的密信。他又翻阅着包里的两本文稿：《可爱的中国》和《清贫》，这里面跳动着一颗赤诚的心，闪烁着崇高的革命理想。

鲁迅被深深地感动着，他小心地包好了这包珍贵的东西。在白色恐怖十分严峻的日子里，鲁迅烧了不少信件，但是却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方志敏的革命文物保存了下来。

事后，鲁迅终于通过稳妥的关系，把方志敏托人送来的东西，转送给党中央。

此外，针对文化界剧烈分化、是非混淆的现象，鲁迅不仅支持正面力量，而且还热心培养叶紫、萧红、萧军、巴金等文艺新苗，鞭挞歪风邪气，他写了8节《“题未定”草》和7论《文人相轻》，使大家辨是非之界，明取舍之道。体现了鲁迅鲜明而强烈的爱憎感情。

1934年8月5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生活书店招饮于觉林，与保宗同去，同席八人。”这里记述的是巴金与鲁迅的首次相逢。

巴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先到，不久，随着门帘挑动，一个面容和善，身材瘦小，而且唇髭和眉毛浓黑的长者跨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人。

由于长者的形象与巴金先前在照片上所见到的一模一样，故不用介绍，巴金就确信无疑，此人必是“有笔如刀”的大作家鲁迅。果然，当大家纷纷起身与长者亲切握手时，都尊称他为“鲁迅先生”。

在吃饭的过程中，鲁迅话语风趣，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让原本有些拘谨的巴金在不觉间，感到自己的心与鲁迅贴得近了。

不久之后，巴金决定到日本留学。1934年10月6日，好友黎烈文、傅东华在南京饭店设宴，为巴金饯行，鲁迅也应邀参加。席间，鲁迅谈笑风生，并特别热心地向巴金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讲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因语言不通而闹出笑话的故事，他还鼓励巴金到日本后仍要坚持多写文章。

1935年秋，巴金回国，就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在工作上时常得到鲁迅的鼎力帮助。编辑“文学丛刊”时，巴金曾一度为稿源不足所困扰，鲁迅得知后，即写信向青年作家萧军约稿。

在这封信中，鲁迅说：

有一个书店，即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几个写文章的人经营的，他们要出创作集一串，计12本。愿意其中有你的一本，约50000字，可否编好给他们出版，自然是已经发表过的短篇。倘可，希于15日以前，先将书名定好，通知我。他们可以去登广告，我认为这出版社并不坏。

3个月后，萧军的短篇小说集《羊》被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而鲁迅所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复制的大型画册《死魂灵百图》，也都交由该出版社出版。

在退还《死魂灵百图》校样时，鲁迅致信巴金，就该书的编校技术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校样已看，今寄上。其中改动之处还不少，改正后请再给我看一看。里封面恐怕要排过。中间一幅小图，要制锌版；3个大字要刻起来；范围要扩大，和里面图画的大小相称。

如果封面和序文，都是另印，不制橡皮版的，那么，我想最好是等图印好了再弄里封面，因为这时候才知道里面的图到底有多大。

这对于正从事着编辑出版工作的巴金，无疑是最切实而具体的指导。

1935年，《文学》杂志第五卷第六期上发表了周文的短篇小说《山坡上》。因为编辑做了较多的删改，于是作者提出抗议，遂引发了一场争论。被编辑删去的后半部，是描写历经激烈战斗幸存下来的主人公苏醒之后的一大段文字。

作者认为如果缺少了这一过程，就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也失去了作品原有的主题，而且捂着打出来的肠子作战并非不可能，故不应删改。作者为此请鲁迅出面主持公道。

没想到，鲁迅竟然非常认真地就“肠子爆了出来是否还可以打仗”的问题问过军医，然后劝作者在将来编印单行本时，照原稿改过来就是了。可见，鲁迅虽然知识广博，但对自己不确定的问题却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鲁迅对巴金说：“盘肠大战古已有之，并非新从外国输入，可见过去的编辑比今天的编辑开通。对这一类的编辑，应当要求他们‘笔下留情’。”

这件事让巴金深深地懂得，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而生活与文学的天地则是无限宽广的。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青年作家叶紫也曾得到鲁迅的关怀和指导。他是一个在鲁迅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当叶紫的短篇小说《丰收》出版时，鲁迅亲自作序，热情地鼓励了他的文学成绩。

叶紫经常疾病缠身，生活非常艰难。鲁迅深知这一点，时常用自己的稿费，资助这位贫病交加的青年。

一天，鲁迅怀里揣着几个烧饼，走进了叶紫的家里。

叶紫的肩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抱着一个孩子，伏在书桌上，紧张地进行着艺术构思。

鲁迅的突然到来，使叶紫激动万分。

“先生……”叶紫惊喜地叫道。

“你忙，你忙……”鲁迅微笑地说着，把怀里还冒着热气的烧饼，分送到两个孩子的小手上。

叶紫感激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935年11月25日，鲁迅在致叶紫的信中说：先前那样一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地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

鲁迅的谆谆教导，体现了晚年鲁迅对文学青年的培养与关爱。

越战越勇的文化英雄

鲁迅没有参加过长征，但鲁迅却与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有着休戚相关、甘苦与共的血肉联系。

毛泽东在分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发展时指出：

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和军事上的反“围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的共同结果是“全国人民的觉悟”和中国革命的走向胜利。

实际上，鲁迅就是文化战线上的红军战士和长征英雄。从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中，鲁迅自觉地把自己的战斗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战斗之中。这一时期，鲁迅所写的诗文，是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反动派所代表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是与红军的反“围剿”斗争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

当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亲手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了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时，鲁迅横眉冷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的刀光剑影，写下了《湘灵歌》、《无题》等革命诗篇，用“苦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这样的诗句，把优美的神话传说与壮丽的革命现实结合起来，生动地描绘了红色根据地生机勃勃、旌旗如画的美好景象，热情地歌颂了毛泽东缔造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倾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无比热爱和向往的深厚感情。

用“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声讨了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滔天罪行，盛赞了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表达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无比热爱。

1934年5月，在日寇开始进犯华北，蒋介石亲率百万反革命武装，对江西红色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时，眼看着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而白区的党的力量也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鲁迅又写了《无题》诗一首：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沿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表现出鲁迅对革命遭受挫折的沉重心情和压迫愈大反抗愈烈，革命的风雷必将怒吼起来，彻底摧毁黑暗的旧世界的坚定信念。

1932年，陈赓因战斗负伤，党把他送到上海治疗。鲁迅知道后，就托人邀请陈赓到自己家里，作了一次促膝长谈。

鲁迅热切地请求陈赓同志给他详细地谈谈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情况，如：怎样以英勇的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怎样不断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怎样打土豪、分田地？怎样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改善人民生活等。

当陈赓谈到红军可歌可泣、英勇顽强的斗争情况时，鲁迅遏制不住地连连问道：根据地人民是怎样支援红军的？红军是怎样作战的？等等。

陈赓为了生动具体地说明问题，就一边讲红军作战的英雄事迹，一边信手在一张小纸上画了幅红军作战形势草图。没想到，这张草图竟被鲁迅视为至宝珍藏了起来。

鲁迅心中激荡着的一个美好愿望：写一部《铁流》式的反映红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可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实现，但他毕竟借翻译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来激励和鼓舞中国的红军战士去创造新的业绩。

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以后，鲁迅身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心却随着红军战士的铁脚板，飞驰在湘江、赤水、雪山、草地，无时不在殷切地关注着长征的进程，盼望着革命的胜利。

为了及时掌握情况，知彼知己地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鲁迅每天都让许广平多买回几种报纸来，用“正面文章反看法”进行研究、揣摸，从敌人对红军的诬蔑、咒骂中，测知红军冲破“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而胜利进军的情况。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身患重病而战斗不息的鲁迅，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立即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发了祝捷电报，热情洋溢地说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里话：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尽管当时鲁迅所在的上海，还沉浸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漫漫黑夜之中，但是他从长征的胜利看到了抗日战争即将出现的新局面，想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时，他的眼前便顿时光明起来，仿佛在茫茫夜色中，看见曙光就在前头。

这使鲁迅热血沸腾，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在《亥年残秋偶作》里，写下了“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意思是说：尽管近处一片黑暗寂静，听不到鸡鸣，但毕竟是北斗横斜，天快亮了！鲁迅以乐观、坚定的情绪，表达了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心。

为了给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们洗征尘、庆胜利，鲁迅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买了两只火腿，托人从上海冲破层层封锁捎往陕北，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充分表达了鲁迅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红军战士的真切心情。

1936年，鲁迅在反击托洛茨基派攻击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无耻谰言时，这种真切的心情就表达得更加充分和深刻了。鲁迅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与红军长征的血肉联系，为我们树立了无产阶级作家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革命文艺与革命总战线息息相关的光辉榜样。

为青年作家仗义执言

1934年，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实行文化封锁，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所有出版物的原稿，强迫进行审查。

鲁迅的著作被查禁的，就有12种。《自选集》虽然是鲁迅几十年前的作品，那时国民党还未当权，但还是无一例外地被查禁了。

许多书店都不敢印刷鲁迅的书籍，杂志社也不敢再轻易收鲁迅的稿件了。但是鲁迅并没有因此而停笔。他利用各种关系，不断地变换笔名和笔法，继续给《自由谈》等刊物投稿，而且逐渐扩大范围，给《中华日报》副刊等多种报刊写些文章，给无声的中国，掷出匕首和投枪般的文字。

鲁迅把这一年的短评编成了一册《花边文学》。他在《花边文学》中说：“因为‘花边’是银元的别名，有人说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

鲁迅还把这一年的其他文章集成了《且介亭杂文》一书。因为鲁迅住的上海北四川路，是帝国主义的“半租界”、“且”是“租”字的一半，“介”是“界”的一半，“亭”是指房子，意思是，在半租界的房子里写的杂文。

因为鲁迅经常变换笔名，而一些青年作者的名字，在当时又多是比较陌生的，这就引起了那些“专门用嗅觉看文章的人”的疑神疑鬼、胡乱猜测，常把青年作者的文章看成是鲁迅的作品，指桑骂槐地攻击鲁迅。

有一个叫唐弢的青年作家，他的文章风格和鲁迅的很相似，他写的杂文常常被人当成是鲁迅写的，以致鲁迅常常替他挨骂。

唐弢一直很想当面去向鲁迅道歉，但是他又非常敬畏鲁迅，很害怕鲁迅生气，并批评他。

正当唐弢想见又不敢见鲁迅的时候，在一次《自由谈》编辑部的聚会上，他意外地见到了鲁迅。在他们互相通了姓名以后，鲁迅笑着说：“噢，你就是唐弢先生，你写文章，我可在替你挨骂哟！”

唐弢立刻紧张起来，以为真是要挨骂了，嘴巴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

鲁迅看着他的样子，笑了，亲切地问他：“你真的姓唐吗？”

“真……真姓唐。”唐弢说。

“哦，我姓过一回唐。”鲁迅看着他，十分高兴地哈哈地笑了起来。

在场的人，先是一怔，接着就明白了。原来鲁迅说的是自己曾用过“唐俟”的笔名。

于是，大家都笑起来了。

唐弢心头的疑云消散了，并深深地被鲁迅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所感动。

当鲁迅愈战愈猛时，他原有的肺病日渐严重。1935年底，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许多亲友劝他住医院，或易地疗养，但他为了战斗，不愿离开自己的岗位。

1936年，鲁迅虽在病中，但依然勤奋工作，写了许多文章和书信。《且介亭杂文末编》就是最后一年文章的结集。年初，鲁迅的杂文继续强调抗日救国，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提醒人们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保持革命的警惕性。

4月底，当鲁迅会见从陕北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上海的冯雪峰，听到他传达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他心悦诚服，完全拥护，明确表示“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鲁迅还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正确阐述统一战线与文学运动的关系。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6年解散后，某些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另组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

“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和“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成立，对于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救亡图存的事业，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的。

但是鲁迅认为这一口号有缺点，另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且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

对于鲁迅的这种态度，也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巴金和黎烈文给予旗帜鲜明的支持。他们俩各起草了一份宣言，然后由黎烈文带着这两份宣言草稿，去向病中的鲁迅征求意见。

黎烈文遵照鲁迅的意见，当场将两份宣言合并抄写成一份之后，鲁迅在定稿的抄件上签了名。尔后，巴金和黎烈文又把这份宣言复写了几份，以《作家》、《译文》等杂志社的名义分头征集签名，得到了茅盾、曹禺、靳以、曹靖华、鲁彦、萧军、萧红、唐韬、萧乾、胡风、欧阳山和张天翼等77人的响应。

然而，鲁迅的态度却引起某些左翼人士的不满。徐懋庸为此致信鲁迅，在对他进行批评的同时，也攻击了巴金、胡风和黄源等人。

当时鲁迅正在病中，因此就请冯雪峰代笔，拟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然后经鲁迅过目修改定稿。文中表明了鲁迅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立场，同时也反击了徐懋庸对巴金、胡风和黄源等人的攻击。

当巴金被《作家》月刊主编孟十还告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及所附徐懋庸致鲁迅的信，即将在该刊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时，他连忙赶到科学印刷所，看了正在排版中的这两封信的原稿。

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有一段鲁迅亲自添加的话：

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合的战斗的宣言，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

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

读到这里，巴金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没有料到自己与之交往时间不太长的鲁迅先生，竟然会为了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鲁迅发表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坚持统一战线中必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同年10月，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人，代表文艺界的各个方面，发表宣言，终于结束论争，初步形成了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晚年的鲁迅也适当地养生，嗜烟饮酒也受到夫人许广平的有效控制，但往年积劳向晚年鲁迅连本带息地索要昂值，鲁迅疾患不断，看病的次数明显增多。但再多不过是敷衍，他自己也是个焦躁的病人，医药仅成安慰剂。鲁迅依旧透支着自己的生命。

1936年3月，鲁迅又病了，他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色微灰了一点。

夫人许广平正相反，脸色是红的，眼睛显得大了，讲话的声音是平静的，态度并没有比平日慌张。有一天，许广平一走进客厅，就对萧红说：“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

鲁迅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身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的。鼻子和胡须在扇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藤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的头有些向后，两只手空闲地垂着。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鲁迅坐在躺椅上，沉静地，不动地闭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脸色被炉里的火染红了一点。纸烟听子放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放在桌子上。呼喘把鲁迅的胸部有规律性地抬得高高的。

鲁迅必须得休息了，可是他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想得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30集。鲁迅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作，赶快作。

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以为鲁迅不注意休息是不以为然，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然了。

鲁迅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都摆起来了，果戈理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

鲁迅在临近死亡的威胁下，没有丝毫的沮丧、忧愁，他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更加快了工作速度。

鲁迅的身体不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

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校样，1935年冬至1936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地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3遍，而印刷所送校样来总是10页8页的，并不是一起送来。所以鲁迅不断地被这校样催索着，然而鲁迅竟说：“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有时客人来了，一边说着笑话，鲁迅一边放下了笔。有的时候也说：“几个字了，请坐一坐。”

1936年春，鲁迅的身体不大好，但没有什么病，吃过了夜饭，坐在躺椅上，总要闭一闭眼睛沉静一会。

许广平对萧红说，周先生在北平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跃过去，而近年来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

来看鲁迅的人，多半都不到楼上来了，为的是能让先生好好地静养，所以把客人这些事也推到夫人许广平身上来了。还有书、报、信，都要许广平看过，必要的就告诉鲁迅先生，不十分必要的，就先把它放在一处，等鲁迅好些了再取出来交给他。

收电灯费的来了，在楼下一打门，许广平就得赶快往楼下跑，怕的是再多打几下，就要惊醒了先生。

海婴最喜欢听讲故事，许广平除了陪海婴讲故事之外，还要在长桌上偷一点工夫，来看先生为有病耽搁下来尚未校完的校样。

1936年，鲁迅在病重期间，给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尹兄：

6月16日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而所遇事情，无不倭支葛搭，所谓小英雄们，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今年文坛上起了一种变化，但是招牌而已，货色依旧。

今年生了两场大病，第一场不过半个月就医好了，第二场到今天两个月，还在发热，据医生说，月底可以退尽。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越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

大家都好的。茅先生很忙。海婴刁钻了起来，知道了铜板可以买东西，街头可以买零食，这是进了幼稚园以后的成绩。

秋的遗文，后经再商，终于决定先印翻译。早由我编好，第一本论文，约30余万字，已排好付印，不久可出。第二本为戏曲小说等，约25万字，则被排字者拖延，半年未排到一半。其中以高尔基作品为多。译者早已死掉了，编者也几乎死掉了，作者也已经死掉了，而区区一本书，在中国竟半年不能出版，真令人发恨。不过，无论如何，这两本，今年内是一定要印它出来的。

我不要德文杂志及小说，因为没力气看，这回一病之后，精力恐怕要大不如前了。多写字也要发热，故信止于此。

俟后再谈。

迅上

7月17日

这是1936年7月17日，鲁迅写给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的一封回信。鲁迅与瞿秋白夫妇的书信往来，是他们彼此间长期交往的重要方式。

瞿秋白牺牲后，1935年9月初，夫人杨之华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安排下，与陈云、陈潭秋、曾山等离开党组织屡遭破坏、处境危险的上海前往苏联。此后，杨之华仍继续与鲁迅保持着书信联系。

鲁迅在信中还特别提到他抱病从事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即抓紧时间整理出了瞿秋白的遗译、遗著，也就是著名的《海上述林》，并已经或准备交付印行。

通过鲁迅信中的叙述，使人感到鲁迅非常盼望此书能早日出版的迫切心情。牺牲在反动派枪口下的瞿秋白是鲁迅最亲密的战友，此时病中的鲁迅为纪念缅怀牺牲的战友，付出了如此之多的心血和努力。这其中表现出鲁迅坚强的精神与毅力。

冯雪峰对此回忆说：

1936年我回上海，鲁迅先生也是谈到什么问题都会不知不觉提到秋白同志的。特别是“至今文艺界还没有第二个人”。这句不自觉地流露了对于牺牲了的战友的痛惜与怀念情绪的话，我一想起就感到了痛苦。那时候鲁迅先生自己也在病中。

在逝世前，撑持着病体，又在当时那么坏的环境里，编、校并出版了秋白同志的遗译、遗著《海上述林》两大卷的鲁迅先生的心情，我想我们是能够了解的，应该了解的。

晚年的鲁迅的真实思想，基本上都通过这封家长里短、自画像式的信函展现在人们面前。当然，这封信仅是写给杨之华的，此时处于苦恼、郁闷中的鲁迅，内心的积郁也只能同自己知心的战友来诉说，可见鲁迅与瞿秋白夫妇间的深厚情谊。

举行隆重葬礼送英魂

1936年初，在严寒的气候中，鲁迅的病情加重，肩膀和两肋开始疼痛，气喘，发烧。

虽然宋庆龄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等人劝鲁迅出国疗养，但他却认为：“自己这时还有一支笔可用，不能洁身远去。”他“或者知道病入膏肓，无法挽救，索性在有限的光阴，加紧工作，因而对工作和病体，都采取战斗式的罢”。许广平这样描绘，鲁迅“用小跑步走完他的毕生”。

6月以后，病情更令人担忧。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5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坐起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一会见，只得由夫人许广平做耐心解释和转达意见。

对于一再恶化的病情，鲁迅心里还是有数的。他在利用已经不多的时间加紧工作的同时，对身后之事，也作了一些考虑。在病中，鲁迅写下了随笔《死》一文，刊于1936年《中流》杂志第二期。

在文中，鲁迅写道：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

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还为自己拟了7条遗嘱：

1．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3．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4．悼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以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6．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

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36年10月17日，鲁迅病情急剧加重。到18日清晨6时30分左右，他自觉情况危急，强行支撑坐起，给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写了一封短信，通知他“不能践10点钟的约”，并要他速请医生。

内山完造和须藤医生匆忙赶来为其注射服药。但鲁迅的病情仍未有好转，除气喘咳嗽加剧外，双足冰冷，两手指甲发紫。

午后，须藤又请福民医院的淞井博士和石井医院的石井医生前来会诊，并请护士田岛专门护理。

几位医生会诊后，决定在注射强心针的同时，每隔30分钟给鲁迅吸入酸素，以帮助他呼吸。医生认为，如治疗后两日内病情不恶化，即可度过危险期。

18日整个一天，虽然有医生全力抢救，但鲁迅的病情不断加剧。他躺在床上，喘息不止，呼吸困难，几乎不能说话。

上午当天的报纸来后，鲁迅仍挣扎着戴上眼镜，将报上的《译文》广告细细浏览一遍才放下，此后就一直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

10月19日晨5时许，鲁迅的病情突然恶化，气喘加剧，呼吸急促，经注射强心剂后，仍然无效。

5时25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不一会儿，两个日本女护士走来，其中一人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鲁迅的胸膛，左右摇动，上下振动，想通过振动的方法使其心脏重新跳动。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10月19日凌晨鲁迅逝世后，在他居住的二楼卧室设置了临时灵堂。鲁迅身上盖着一床粉红色的棉丝被，脸上蒙着一块洁白的纱巾。

离鲁迅床头靠窗的是一张半旧书桌，上面杂乱地堆放着书籍、手稿，两支毛笔挺然地立在笔筒内，旁边是一只有盖的瓷茶盅。

桌子横头放着鲁迅常坐的藤躺椅，床头床脚各有一架小书柜，墙上挂着一些木刻和油画。

许广平首先将鲁迅逝世的消息通知了胡风，紧接着冯雪峰、宋庆龄也先后赶来吊唁。

冯雪峰经与许广平、周建人、宋庆龄等人商量后，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由内山完造联系万国殡仪馆承办出殡事宜；

第二，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并拟出9人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

这个名单见报时，除上海一家外国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日文、中文版全文照登外，其他各家报纸都删去了毛泽东的名字。

这时，匆匆赶来一位名叫奥田杏花的日本雕塑家，他走近鲁迅床前，伏身打开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黏厚的凡士林油涂在鲁迅的面颊上，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至呈现平整的半圆形状。

等待了半个小时，奥田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托起，面具上同时粘脱了10多根鲁迅的眉毛和胡子，鲁迅的面模做成了。当时又将面模翻注一具，交由鲁迅亲人留作纪念。

上面带有鲁迅的7根胡子，它不仅是鲁迅身体上的遗物，更重要的是保留了鲁迅的DNA。这就是目前陈列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鲁迅面模。

8时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鲁迅的朋友、学生纷纷赶来。

他们当中有沈钧儒、夏丏尊、巴金、赵家壁、孟十还、柯灵等人。他们默默地走上二楼的卧室，瞻仰鲁迅遗容。

萧军径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号啕大哭。同来的还有女作家萧红。

一直守在父亲灵前的周海婴，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一场景时，无限感慨地说：

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为父亲消愁解闷呢！而今天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记不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他的哭泣的。但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

14时，得到消息的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欧阳予倩、程步高、姚萃农等人，来到鲁迅寓所拍下鲁迅遗体、卧室的镜头。15时，在内山完造的安排下，万国殡仪馆来车运走鲁迅的遗体。

鲁迅逝世的噩耗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各界人士的唁函、唁电如雪片飞来。为了悼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主将、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连续发出3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一份发给国民党政府，还有一份为《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电报对鲁迅的逝世表示了哀悼：

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

同时，对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

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模范，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中共中央还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给鲁迅以国葬的待遇，并付国史馆列传，废止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根据各界群众的意愿和鲁迅家属的意见，治丧委员会决定，10月20日、21日两天和22日上午，为各界人士吊唁、瞻仰鲁迅遗容时间；22日下午出殡，安葬于万国公墓。

10月19日下午，鲁迅遗体安放在殡仪馆大厅二楼。当晚，胡风、黄源、雨田、萧军4人留在遗体前守灵。

第二天一早，鲁迅遗体经殡仪馆工作人员稍加化妆后，移至楼下大厅。

9时，各界瞻仰遗容和吊唁开始。灵堂四壁悬挂着各界人士所赠挽联、挽词，门首缀以鲜花和布额，上书“失我良师”4个大字。

鲁迅遗体身着咖啡色绸袍，覆深色锦被，两颊瘦削，神采如生。遗体后为灵桌，上供鲁迅8寸遗像一幅，四周有各界人士送的鲜花、瓶花及花圈，室内窗户均悬绒帘，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

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断，宋庆龄、何香凝、苏联驻华大使以及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均亲来吊唁。

来得最多是青年学生，他们大多读过鲁迅的作品，对鲁迅充满敬仰之情，闻讯鲁迅逝世后，结队前来瞻仰这位青年学生的导师。

殡仪馆职员为鲁迅更衣，内穿白绸礼衫裤，白袜黑鞋，外加薄棉咖啡色袄裤及长袍，外面加以同色棉衾，上覆绯色彩绣锦被。然后由许广平、周海婴扶首，周建人及女儿扶足，安置于棺内。棺为红色楠木，西式制作，四周有铜环，上加内盖，半系玻璃，露出头部，供人瞻仰。

10月22日13时50分，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民众自发地为鲁迅举行了“启灵”仪式。鲁迅的亲友及治丧委员会成员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等30余人，肃立棺前，默哀、行三鞠躬礼。

就在盖棺前5分钟，著名画家司徒乔为鲁迅作了最后一幅速写像。然后由殡仪馆职员将棺盖封严，全体绕棺一周。接着，由黄源、姚克、孟十还、萧军、欧阳山、聂绀弩、胡风、周文、吴朗西、巴金、靳以、黎烈文、张天翼、曹天白等人扶柩出礼堂，移至灵车内，执绋者随车而行，聚至大门外整队。

14时30分，送殡队伍出发。原拟定的路线是要经过上海的繁华区，但由于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反对，只好改为较冷僻的路线行进。其路线为胶州路、极司菲尔路、地丰路、大西路到虹桥路。

走在送殡队伍最前面的是作家蒋牧良、欧阳山，他们执掌着由张天翼手书的横额“鲁迅先生殡仪”。

在送葬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鲁迅的遗像，它是由画家司徒乔画在一块大白布上，其形象刚毅、坚定，栩栩如生。

随后是鲁迅的两位侄女恭扶的鲁迅遗照，再后面是灵车。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人分乘四辆汽车跟随其后。女作家草明、萧红陪伴着悲伤至极的许广平。

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迫于鲁迅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和舆论压力，不敢公开禁止，就派出大批的巡捕和警察对送殡队伍进行监视。

但是，送殡队伍所到之处，无数的市民伫立街头，悄然默哀。更有数不清的工人、学生，甚至小学生，加入到送葬队伍之中，使队伍出发时的6000余人很快扩大至几万人。

一路上不断有人散发纪念鲁迅的传单，高呼继承鲁迅的遗志、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16时30分，送葬队伍抵达万国公墓，在礼堂前举行了追悼会。蔡元培主持礼仪，沈钧儒致悼词，介绍鲁迅生平及成就。

宋庆龄、内山完造、胡愈之等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政府迫害鲁迅。

最后由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同人和鲁迅晚年比较关心的《译文》等4个杂志同人作了简短的致辞。

在三鞠躬、默哀、挽歌声中，救国会的王造时、李公朴等人将一面由沈钧儒亲笔手书的白底黑字“民族魂”旗帜覆盖在棺木上，移置东首墓地，徐徐安置穴中，盖上石板并填土。明星电影公司专门派人跟踪拍摄了镜头，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临别，冯雪峰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安慰道：“将来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为周先生举行隆重的国葬。”

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隆重的仪式，将鲁迅的灵柩从万国公墓迁葬上海虹口公园。

在挺拔肃穆的白玉兰掩映下，鲁迅的坐像巍然屹立，毛泽东亲笔题写“鲁迅先生之墓”6个大字。

鲁迅光辉的一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崇高评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给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他这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而从未考虑过个人的得失。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