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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才能胜利地走到目的地。——鲁迅
毅然离开沉闷的学堂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形成了诚实、善良、正直的性格。
1898年，鲁迅从三味书屋毕业后，同学们各奔前程。此时周家已困顿没落，升学困难。鲁迅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他知道中国正与周家一样遇到危机。
同年的3月21日，鲁迅写信给在杭州陪侍狱中祖父的二弟，谈到了当月13日出版的《知新报》第四十五期刊载的列强瓜分中国图。《知新报》说，英日俄法德5国，谋由扬子江先取南京，瓜分其地，英国得到浙江。
此时，年轻的鲁迅兄弟，已开始接受新的思想，关心祖国的命运。所以，鲁迅不想去做账房先生，也不想做衙门师爷，只想学些救国救民的真本事。
鲁迅为南京担忧，自然想起在南京的叔祖周椒生。周椒生回家探亲时，鲁迅兄弟们总要拜访这位在外见多识广的叔祖，听他谈谈国家和南京的情况。
鲁迅知道，叔祖是个举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教国文兼当管轮堂监督，这个学校不要学费。叔祖还介绍了鲁迅的小叔伯升进了江南水师学堂。
小叔假期带来那些介绍长江风帆、下关商埠、仪凤门城楼、码头大轮船的照片，这些照片真迷人，鲁迅很想到两江总督署所在地的南京去上学。
为了满足鲁迅的要求，母亲设法筹集了8块银元作为路费。她流着泪对儿子说：“绍兴有句古话，叫做穷出山，今后的路就要由你自己去走了！”
1898年5月1日，鲁迅乘船出门远行了。
5月7日，轮船停泊在金陵下关，鲁迅第一次踏上了南京的土地，只见江上风帆穿梭货船云集，几艘外国军舰傲然屹立。上岸后，戴白色礼帽的洋人神气活现，中国搬运工吃力地扛着麻袋，懒散的清兵闲逛着，码头货栈堆满“摩尔登糖”，这些都让年轻的鲁迅看见了世界。
到了江南水师学堂门口后，鲁迅看到这所由张之洞建立的水师学堂大门很气派，一边写“中流砥柱”，一边写“大雅扶轮”，反映了洋务派办此学堂的良苦用心。
随后，鲁迅拜见了叔祖周椒生。此时，鲁迅身边仅剩下两块银元了。周椒生告诉他：“豫才这个名字你不要用了，今后不好进家谱，‘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就叫‘树人’吧！”
经过考试，鲁迅被录取在轮机堂，分配在管轮班的机关科。
鲁迅在水师学堂秋季开学后，开始了学习。很快，这所官办学校的沉闷压抑、乌烟瘴气令鲁迅极为不满。一是课程简单、生活乏味。除了初级英文外，其余课程与旧书塾没有多大差别。作文多在三味书屋做过，仍实行八股标准。英文课本是从印度搬来的，内容枯燥。二是等级森严，待遇不平等。校长称总办，有权处置学生，甚至可杀学生的头。
最使鲁迅气愤的是，这里的教师只会照本宣科，不愿接受新知识。他们对新名词、新概念总是望文生义。有位汉文老师居然说地球有两个，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一个自动，一个被动，这让学生哭笑不得。
鲁迅觉得学不到新知识，学校学生活动几乎没有。学生在枯燥乏味的校园里的唯一乐趣是一周一次的爬桅杆训练，爬上去后，可以眺望莫愁湖，近看狮子山，古城风光尽收眼底。
海军学校学生按理应天天习水，学堂原有大游泳池，因为淹死了两个学生，就被填平了，还在上面造了个小小的关帝庙来镇邪。
鲁迅觉得这所应是培养中国现代海军人才的学校，思想太陈旧太迷信。每逢阴历七月十五，还要请一群和尚到操场来捏诀念咒。这些让鲁迅啼笑不得，他开始藐视学堂里的一切。
在第一学期期末，就发生了让鲁迅决心退学的事。年底学校新派来一个派头十足的教师，在学生面前他总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装成学者的架势。有次上课点名，他把学生“沈钊”的名字念成“沈钧”，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后来，鲁迅和同学们都称这位教员叫“沈钧”。于是，总办在两天之内宣布：给鲁迅和另外十多个同学记了两次小过、两次大过，再犯一次小过，就得开除了。
1898年12月，鲁迅回到了家乡，由于家里的强烈要求，鲁迅与弟弟周作人于本月28日参加了县试，这是鲁迅参加的唯一的一次科举考试，没想到这唯一的一次却考中了。
但由于四弟的病逝而使鲁迅无心继续下去。鲁迅人生的这段小插曲，反映了他当时也曾在科举与进洋学堂之间徘徊，是年轻时代的矛盾与烦忧。
回到南京后，鲁迅无法再忍受南京水师学堂的沉闷，于是他决心退出水师学堂。他听说水师学堂西边的陆师学堂附设矿务学堂，思想先进，能学到知识，于是就去报考，到矿务学堂开始了新的追求。
接受进化论思想的启蒙
1899年2月，鲁迅改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这个学堂是仿照德制建立的，外文教的是德语，课程以开矿为主，铁路为辅。
鲁迅进矿路学堂的时候，戊戌政变已遭到失败，但学校读新书的风气日益浓厚。那时来了一个新派人物俞明震当总办，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都看着《时务报》。
考汉文时，俞明震自己出题目，与教员出得很不同。有一次，俞明震出的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迷惑地来问学生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对于这位新总办，鲁迅始终怀有好感，后来一直尊称他为“俞师”。
矿路学堂还设有阅报处，看《时务报》、《译文汇编》，这些期刊中带着感情的文字、慷慨的言辞，在鲁迅的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鲁迅觉得这里比水师学堂有意思多了。
因矿路学堂是新办的，不仅免费，学生津贴也多一些，这样鲁迅就可以多买一些书籍和文化用品了。鲁迅酷爱读书，当时正是西方文化引入时期，几乎每一月都有优秀的西方著作出版。为了买到这些书籍，鲁迅省吃俭用，节衣缩食，饿肚子现象时有发生。寒冷的冬季，他还穿着单薄的夹衣。
鲁迅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但却是成绩最好的一个，他有着极强的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平时学习又刻苦，所以几乎回回考试得第一。
矿路学堂有着一套完善的奖惩制度，每次小考成绩优异的，都发给一个三等奖章；若干个三等奖章，可以兑换一个二等奖章；积够若干个二等奖章，就发给一个头等奖章。头等奖章是金质的，很值钱。
鲁迅是班里唯一一个荣获过金质奖章的人，他把奖章变卖了，换回许多优秀的图书。有些同学觉得不可理解，金质奖章在同学中可是无限的荣耀呀！在鲁迅看来，图书比奖章更有用，他不需要任何满足虚荣的物品。
在求学期间，鲁迅经常读《译学汇编》，还读了一些西欧的近代科学、社会学和文学的译著。其中，对鲁迅影响最大的是严复译述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
《天演论》是鲁迅用500文钱，从城南的一家书铺里买回来的。鲁迅翻开一看，在他眼前立即展现出一个闻所未闻的新鲜的思想境界。他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出来了，“天择”也出来了。
鲁迅如饥似渴地读着，明白了强者才能生存，是大自然的规律。因此，自己要努力学习一些先进的、新鲜的事物，这样才有可能找到振兴中华之路。
这还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于是鲁迅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他自称“戎马书生”，喜欢练习骑马。他从马上摔下来，弄得头破血流，但还是继续上鞍。他常常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他的骑马技术还不错，敢于和精骑善射的旗人子弟竞赛。
然而鲁迅的叔祖周椒生逐渐感觉到自己招引来的这个本家孩子有被变法的潮流卷去的危险，他便郑重地开导鲁迅：“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也。难道这不是图谋不轨吗？”
鲁迅听后觉得非常可笑，叔祖竟然连康有为是什么人也全然不知，还把他设想成篡夺帝位的造反者。所以他对此并没有作任何的理会。
后来，他又对鲁迅说：“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看。”随手递过来一张报纸。
鲁迅拿过来一看，原来上面登载的是顽固派许应骙弹劾康有为的文章。
那时鲁迅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把叔祖的话全当成了耳边风。他一有空就一边吃辣椒，一边看《天演论》。以致《天演论》里的有些章节，他熟到能背诵如流的程度。
鲁迅后来幽默地说：“我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现在是一句也记不得了。”
直至晚年，鲁迅还对许广平说起这件事，问她：“许应骙是你家什么人？”
当他知道是许广平族中的叔祖时，便半开玩笑地说：“我从小就吃过你们许家的亏。”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鲁迅以进化论作为观察社会现象，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主要思想工具和武器。
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
在南京的4年间，中国经历了触目惊心的剧变，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遭到镇压，八国联军蹂躏国土，这促使鲁迅更加急迫地寻找新鲜的知识和救国的真理。
传播自然科学知识
1902年，鲁迅在江南矿路学堂毕业了，根据个人申请，学校决定把5名成绩优异的同学派到日本留学，但是有一名学生因家里反对而放弃了这个机会。于是鲁迅匆匆回绍兴，告别了母亲和弟弟，由上海乘船，东渡日本。
当时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留学生之乡。1894年，这个大清皇室的眼里小小的“弹丸之国”，竟打败了他们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于是清政府便派遣大批的青年和官僚来到这个用军舰证明了自己是先进之邦的国家。
鲁迅先到达了日本的横滨，不久又转到了东京。4月，鲁迅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这时的鲁迅是兴奋的，也满怀着希望。
弘文学院是为中国学生办的一所留日预备学校，来这里的中国学生多数是中国旧式文人，有的拖着长辫子来到这里，怀抱各种各样的志愿。有的是为了在改革的风潮中赶时髦，说不上什么抱负；有的确是想学点新的本领，好回去挽救垂危的王朝；也有的是借此来玩一玩，看看岛屿国家的风光。
这些留学生们生活得很舒适，在上野樱花开得烂漫的时候，他们时常成群结队在那里悠闲地赏玩。他们本来拖着长辫子，现在因为留学生必须戴制帽，便把大辫子盘在头上，直顶得帽子高高耸起。也有散开辫子，盘得平平的，摘下帽子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样。鲁迅看到这种模样，从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反感。
但并不都是这样，也有一些留学生和非留学中国人胸怀大志。有从事反清运动的革命者，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梁启超等，他们的文字和宣传感染着鲁迅。
鲁迅用功地学习着日语，经常要学习到深夜才睡觉。由于勤奋学习和资质过人，他的日语学得十分扎实，成绩优异。这为他汲取外国文化的有益营养，创造了有利条件。鲁迅的日语水平，曾赢得日本友人的普遍好评，称赞他是“能讲一口漂亮日本话”、“精通日语”的中国人。
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东京进行反清活动，留学生中分为反清与保皇两派。鲁迅经常参加反清的集会。
鲁迅还毅然剪掉了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并在断发照片上写诗明志：“我以我血荐轩辕”，表示了他誓为祖国人民解放而献身的决心。
鲁迅作为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他在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位清政府学监，扬言要停鲁迅的官费，送鲁迅回国，后来因为学监自己的辫子也被革命党人强行剪掉，这事才不了了之。
在课余时间，鲁迅还大量阅读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的书籍，尤其喜欢拜伦、尼采、希腊以及《离骚》，同时开始考虑改造国民性问题。
有一天，一家日本报纸上登载着这样一条消息：
一位名叫本多的日本博士到中国旅游。别人问他：“你会说中国话吗？”
他回答：“不会。”
“你不懂中国话，到中国旅游能行吗？”
“能行！”
“是否需要翻译给你带路？”
“不需要！”本多说着，把手杖举起来，用力一挥，接着说：“这手杖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
这则消息分明就是在说日本人用武力就可以征服中国人，也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鲁迅读到这个消息时气愤不已，好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有一次，鲁迅的名字“树人”被人写成“孺人”。鲁迅看后笑着说：“孺人，我变成官太太了。可是即使我成了女子，也不愿做官太太，还不如叫我孺子，虽然是乳臭儿，也比官太太强。”
同学听了，开玩笑地说：“孺子可教也。”
鲁迅说：“这个‘可’字，不如改为‘请’字好。唐朝时，日本曾向我国请教，今天我们在此留学，是向日本请教，也许过不久，日本又得向我们请教。”
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都显露了鲁迅心中强烈的爱国之情。
当时，章太炎、邹容、秋瑾等革命家，也已先后到达日本，革命的声势很大，革命活动相当频繁。各省留学生为宣传反清的革命思想，主办的书刊也像雨后春笋般在东京出版了，如《浙江湖》、《江苏》、《湖北学生界》……
在弘文学院，鲁迅结识了浙江班的许寿裳。鲁迅比许寿裳早半年来到日本。从此，许寿裳成为鲁迅终生的挚友。有一次，两人聊起中国人的命不值钱，竟都潸然泪下。
或许是因为欣赏西方文学家、科学家的思想与精神，鲁迅常和许寿裳讨论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病因何在之类的问题。
鲁迅除了看书、跑书店，与许寿裳进行思想交流，给《浙江潮》写稿之外，还与革命救国热情高昂的留学生群体一起活动，这曾给鲁迅带来了不少的快乐。
鲁迅这时已经对变成保皇派的改良派人物彻底失望了，而对新兴的革命党深为敬佩。他开始深思如何通过革命来唤醒民众。
有一次，鲁迅凄然地对许寿裳说：“中国人的生命在历史上一直是不值钱的，特别是当了异族的奴隶之后。”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与好友探讨起中国的国民性有哪些弱点，提出了三点疑问：
1．怎样才是最理想人性？
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3．他的病根何在？
这三个问题几乎成了鲁迅一生苦苦探索的课题。
1903年，也就是鲁迅到日本后的第二年，他不仅在翻译和创作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在科学翻译和科学介绍方面，更是做了不少工作。
鲁迅最初的关于文学和科学的译著，就在《浙江潮》上发表。1903年6月出版的第五期上，登了鲁迅翻译法国作家雨果《随感录》中的一篇故事，题名为《哀尘》，连同一篇兼有翻译和创作成分的《斯巴达之魂》，一并登载在“小说”栏里。
《哀尘》原名《芳梯的来历》，所译的这个片段是雨果自己叙述的在1841年目睹的一个下层妇女被侮辱、被损害的事实：在一个冰天雪地的腊月里，一个无赖少年，无端用雪球戏弄一个贫苦的妇女。这个妇女自卫时却被巡警看到，他颠倒是非，将这个妇女无辜监禁6个月。
鲁迅在这篇短短的译文中，融进了鲜明的爱憎。他憎恶那个无端凌辱妇女的无赖少年，把他的名字译成“频那夜迦”。这名字是印度神话中的一个恶神。
鲁迅用他的第一个译品表明：
他的心，是属于被损害的、苦难的兄弟姐妹。
而《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充满了青年血气的慷慨悲歌。写这篇文章，正是俄国向清政府提出不平等条约，日本的留学生拒俄运动高涨之时。
在这期间，鲁迅发表了根据外国作品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论文《中国地质略论》，与友人合编关于中国地质和矿产分布状况的专著《中国矿产志》，还翻译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进一步表现了青年鲁迅爱科学的热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鲁迅希望通过自己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努力，促使祖国人民从蒙昧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这些自然科学知识，也为日后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鲁迅，曾亲身体验过祖国医学落后给他带来的痛苦，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医生，好去救治那些和父亲一样求助无门的病人。
后来，鲁迅在求学期间知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发端于医学的进步，尽管这种记载可能有夸大失实之处。但这对于寻求救国之路的青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04年4月，鲁迅完成了在弘文学院的学业，他没有虚度年华，在这个学院里，他不仅为考入专门学校作了学业上的准备，也为他一生创造的辉煌业绩作了重要的知识准备。
因受到歧视弃医从文
1904年9月，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他立志学医，是希望用新的医学，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留日时期的鲁迅无论学什么，都认为可以用它来重塑国民性，即所谓“立人”，学医也是如此。不仅如此，鲁迅还希望现实生活中也能遇见具有令他满意的人性与观念的人。
仙台是东京北边的一个小城市，工商业不发达，偏僻而幽静，城内绿树成荫，景色秀丽。
鲁迅的这一选择成了仙台市的新闻，当地的地方报纸称他是“可自由使用日语，为一异常活泼之人物”，还说他“正在寻找经营中国饭菜的饭店”。有几个教职员也为他的食宿而操心。
在仙台，鲁迅开始学习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和物理学等课程。这里的老师都很严格。鲁迅听几个留级的“原班生”说，他们之所以留级，是因为有两门课过不了关，其中一门是解剖学。
这些老师中，最先走入鲁迅心灵世界的则是衣着随便、教课认真的教师藤野严九郎。他是讲骨学的先生，黑黑瘦瘦的，留着八字胡，戴着眼镜。
当藤野先生得知鲁迅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时，他感到非常惊喜。他告诉鲁迅，他年少时曾经学过汉语，他尊敬中国，也就对中国人格外高看。
刚上了一个星期的课时，藤野先生让助手把鲁迅叫来，并问他：“我的讲义，你能记录下来吗？”
“可以记一点。”鲁迅回答说。
“拿给我看看。”
鲁迅交出用日文记录的讲义，过了两三天藤野先生便把它还给了鲁迅。鲁迅打开一看，讲义从头到尾，都用红笔给添改过了。这样的添改一直坚持到功课的结束，这使得鲁迅非常的感激。藤野先生改过的讲义，鲁迅将其装订并收藏起来。
正是藤野先生使得鲁迅在仙台刻苦求学的同时，原本孤独的内心还可以有一种让其留恋、让其温暖的人情交往。鲁迅学习勤奋，受到了藤野先生的热切关怀和帮助。
一天，藤野先生又把鲁迅叫到了他的研究室里，他翻出鲁迅所记录的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手指着那图，和蔼地说：“你看，你把这条血管移了点位。当然，这样一移比较好看，但是解剖图不是美术，实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不能改换它。我已经替你改好了，以后可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画。”
期末考试成绩发表了，鲁迅在同年级142名学生中，名次排在68位，鲁迅对自己这个位居中游的成绩并不满意。
这时解剖实习开始了，一个星期后，藤野先生很高兴地对鲁迅说：“我听说中国人很信鬼，所以很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那时，出乎意料的流言出现了。学生会干事借故来检查鲁迅的讲义，接着又有人寄给鲁迅一封匿名信，开头便是气势汹汹的一句话：“你改悔吧！”信中污蔑鲁迅在上学期的解剖学考试之前，事先得到藤野先生泄露的考题，所以才能取得好成绩。
鲁迅在愤怒中体会到弱国国民的悲哀：中国是弱国，在别人眼中中国人只能是低能儿，如果考得好成绩，便不可能是自己的能力了，所以才被人猜疑。尽管这流言不攻自破，但是这件事情却深深地刺痛了鲁迅。
接着，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让他发现正是自己的同胞，已经丧失了民族的尊严感。
有一次，在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上，鲁迅看见一个替俄国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杀头，而围观的中国人竟无动于衷。
课堂上的日本学生得意扬扬地欢呼：“万岁！”这叫声让鲁迅听起来显得那么的刺耳，更何况耳中又飘来一句窃窃私语：“只要看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必亡。”
鲁迅看到银幕上无论是被枪毙的中国人，还是作看客的中国人，体格都很强壮，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是那样的麻木。这使鲁迅痛切地感到：医学并非紧要，如果思想不觉悟，即使体格健壮，也无济于事。
当时鲁迅认为头等重要的还是改变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最尊重的老师就是藤野先生。藤野生活朴素，当时的教授上课，来回都坐人力车，而藤野则是步行。藤野住在空堀町，离仙台医专有步行三五分钟的距离。
鲁迅离开仙台前曾到他家去过，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背面写上：“惜别藤野谨呈周君。”
鲁迅为了安慰藤野，曾故意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
1906年3月，鲁迅办理了退学手续，那时这一学年还没结束。他离开仙台，到东京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锲而不舍地坚持写作
鲁迅于1906年春天重返东京。回到东京的鲁迅只是把学籍放在了东京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这时，鲁迅的身份依然是官费留学生，但他不再进正式学校了，只想学外语，用来敲开外国进步文学的大门。
回东京后，鲁迅将弃医从文之事告诉好友许寿裳。鲁迅以为，也就许寿裳能够理解他的决定，其余人大概只会暗笑他丢掉能谋生的专业、选择了不能赚钱的文学。鲁迅不管这一切，他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家人给鲁迅订婚时，鲁迅正在日本。得知后，鲁迅便写信表示反对，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嫁他人。家里人拘于旧俗，认为悔婚对两家名声都不好，姑娘更没人要了，便托族人周冠五写信去规劝。
鲁迅心情很是复杂矛盾。出于对母亲的尊重和爱，认为她给找的女人大概不会错的，就勉强答应下来。但在回信的时候，提出两个要求，要娶朱姑娘也行，一要她放脚，二要她进学堂读书。朱安是个旧式妇女，思想保守，认为脚已经定型，放不大了；女人进学堂，也不合习俗，所以都没有实行。
鲁迅不愿违抗母命，不想让母亲难过，他想：“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鲁迅终于怀着这样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结婚。鲁迅的婚姻不是为了对朱安的爱，而是对母亲的爱和顺从。
鲁迅在了却母亲心愿之后，立即带上弟弟周作人回到了东京。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深受革命家章太炎的影响，站在革命派立场，开始了对维新运动的批判。当时的东京，以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尖锐的斗争。
鲁迅师从章太炎，与陶成章等革命派往来密切，并成为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成员。
章太炎是国学大师。他在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的一间教室里。
1908年7月21日，鲁迅等人来到章太炎先生的寓所，开始向这位学识与胆识都超群的老师学习。在狭小的寓室里，师生席地而坐，中间是一张小矮桌。8时整，章先生准时开讲。讲的是音韵学，先讲36个字母和22部古音大略，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言辞深奥，但是没有一句空话。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每逢星期日，鲁迅和其他几位同学都要到民报社听讲。章太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给他们讲了《说文解字》、《尔雅义疏》，还讲了一些文学知识。
据说章太炎先生爱发脾气，可是对于青年学生，却和蔼可亲，随便谈笑，就像家人朋友一样。
鲁迅凝神谛听，很少发言。
有一次，章太炎问：“文学的定义是什么？”
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
先生听后说：“这样区分虽略胜于前人，但仍有不当。比如郭璞的《江赋》虽然是文学作品，却没什么原因能让人哀乐呢？”
鲁迅沉默不语了，回去后，他对自己的朋友说：“先生解释的文学概念，范围过于宽泛了。实际上，文字与文学是应当有区别的。《江赋》这一类的作品，很难有什么文学价值。”
章太炎先生那时生活贫困，一天仅吃两餐素食，但是精神健旺，双目炯炯。他广博的见识，高超的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鲁迅。
当时，鲁迅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探索国民性问题成为鲁迅一生的思索，奠定了他的基本思想基础。
鲁迅在弃医从文后，渴望用文艺为武器追随革命派为祖国的新生而战斗。他确信文学艺术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进而使祖国赢得新生。因此，鲁迅决定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商量办一个文艺性的杂志，以此来作为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理想，为祖国尽一点力量。
鲁迅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活力强劲的文学充满了好感，所以用但丁的一本诗集的名字《新生》作为这个刊物的名称，取“新的生命”的意思。
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不少学习法政、理化以及工业的，但学习文学和美术的却非常少。就在这冷淡的气氛中，好不容易找到了几个人，于是开始着手准备了。
鲁迅为这个刊物做了不少工作，约了一些稿子，连封面、插图都选好了，稿纸也印出来了，《新生》就要诞生了，鲁迅激动万分。
出版的日期快到了，但是走掉了一个作者，接着能给这个杂志拿钱的人也走了。
鲁迅返乡结婚之前，答应支持这个刊物的有许寿裳、陈师曾、袁文薮、苏曼殊等人。可是这次到东京后，虽然多了一个周作人，但袁文薮却到英国留学去了。袁文薮对于这个杂志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原来要由他垫付创办刊物的款项。袁文薮这一走，就只剩下一文不名的3个人了。
虽然刊物没办成，但鲁迅仍不放弃，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
为了唤醒民众，激励斗志，他更加认真地学习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作品。他当时最喜欢的作家是俄国的果戈理、日本的夏日漱石、匈牙利的裴多菲等。
因为当时日本很少翻译这类作品，鲁迅便经常去旧书摊，买来德国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及时搜求。有时，他开出书目托相识的人，向日本书店订购某种书——常常要等待两三个月后，才能由德国远道寄来。
当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可以拿得出手的时候，他开始投稿了。最初鲁迅把稿子投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稿子寄出去之后，他便焦急地等待着，期望有一天登载他的文章的刊物寄到自己的手中。
过了很久，上海给他寄来了邮件，但不是登着他的文章的刊物，而是他寄出的稿子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鲁迅没有灰心丧气，他一如既往地追求下去。
鲁迅把新写的稿子又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可是不久又照样被退回来了，而且附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来了，这很使鲁迅感到失望。
不过鲁迅还是继续写文章，然后寄出去，他以这种坚韧的性格，开始了文学道路的第一段路程。正是这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胜利地走到了目的地。
为了革命的文学事业，鲁迅不辞辛劳地工作着，他不停地寻书、买书、学习、翻译……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
他读书的趣味很浓，每次从书店归来，钱袋总是空空的，他和许寿裳相对苦笑，说了一声：“又穷落了。”
但是鲁迅的生活过得相当简朴，他只有单的、夹的、棉的三套衣服。在东京的几年，他几乎没有添置什么东西。为了贴补生活的不足，他又为湖北留学生翻译的《支那经济》全书做校对工作。可是只要有点钱，又被他用到了买书上。
鲁迅坚持写作，他从1907年底至1908年，先后在《河南》杂志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
其中《人的历史》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和西方科学思潮的演变。1908年发表了《文化偏执论》、《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分析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其存在的偏颇。
《摩罗诗力说》就是鼓吹敢于勇猛反抗强暴的拜伦式的精神战士，这是鲁迅弃医从文后所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标志着鲁迅更坚实地踏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是以一个勇猛的反抗者身份踏上这条道路的。
在日本留学的7年，鲁迅广泛涉猎外国的自然科学、社会学说、文学艺术和哲学，开始形成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并且确定了用文学作为自己为祖国的独立自由、为人民的思想解放而抗争的武器。
思索中国革命历史教训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8月13日，在东京开欢迎会，孙中山发表演讲，盛况空前。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原来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起来，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
鲁迅刚返回东京的时候，他仍住在原住的伏见馆。由于厌恶那些住在同馆里的热衷于升官发财、语言无味的留学生，到了第二年春天，就搬出来了。
第二个寄居的地方叫中越馆，地点十分清静，可是房租饭费比较贵，伙食却十分糟糕。
1908年春天，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结束了在东京高师的学业，准备去欧洲留学，就在本乡区西片町找到了一所房子。那里原来是一个日本绅士的家宅，庭院广阔，花木繁茂。但是费用大，非拉几位朋友合租不可，鲁迅也被拉去了。
因为一共是5个人，这个住宅就叫做“伍居”。鲁迅从4月搬进去，住到了1909年初春，差不多10个月。
1906年秋冬，因为偶然的机会，鲁迅认识了两位日本著名进步人士。他们谈话之后，觉得非常投机，因此鲁迅就购买了其中一人编辑发行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共5期。这套书鲁迅在东京一直保存着，算是他早期接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条重要线索。
同盟会成立后，他认识了许多革命派的人物，比如说徐锡麟和秋瑾，还有陶成章。他们交往密切，这些朋友，几乎每天下午都到鲁迅的住处来，彼此畅谈理想，交流革命活动情况。
有一个革命者叫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副会长，他经常用草绳做腰带，穿着草鞋，在乡间来往，计划起义，被章太炎戏称为“焕强盗”、“焕皇帝”，鲁迅也这么称呼他。
他喜欢在鲁迅的寓所中眉飞色舞地谈话，口讲手画，讲什么地方不久就会“动”起来。他曾为了防止日本警官搜查，把一部分会堂文件，托鲁迅保管。
其中有一个空白的票布，布上盖有印章，其中一枚是红缎的，叫做“龙头”。陶成章笑着对鲁迅说：“填给你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
据有人考证，“正龙头”是一种很高的职位，是仅次于“君主”以下的“将帅”，是可以自开“山堂”的“老大哥”。
这表明了他对鲁迅的信赖，认为鲁迅是意志坚定的革命同志。有时陶成章和鲁迅开怀畅谈，到了吃饭的时候，主人见身边有钱，就添一样菜，否则就吃普通饭。
后来，鲁迅曾说：“我曾经当过强盗，强盗的情况，我可熟悉啦！”
这里所谓的“强盗”，就是鲁迅戏称革命党人的话，说明他当过革命军。
还有一个人，叫做蒋智由，来到日本很多年了，是一个很有名望的维新派并主张革命的人物。鲁迅和许寿裳曾去拜访过他。
蒋智由为了参加光复会，一度把“智由”写成了“自由”，以表示他革命思想的激烈，但实际上他却是个投机分子。
在他留日之前，很受梁启超的赏识，当了革命党后，写过送给陶成章的诗，还在革命派中传诵了一时。
在他还没变节的时候，鲁迅有一次见到他，谈到服装问题，他说：“我觉得还是清朝的红缨帽看起来有威仪，而我现在穿的西式礼服就无威仪。”
鲁迅和许寿裳听了，感到很奇怪。告辞出来之后，在路上鲁迅便说：“智由的思想变了。”
许寿裳点点头，表示同意。从此他们就再也不和他来往了。
果然不久，蒋智由就改为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了。鲁迅鄙视这种人，送给他一个绰号——“无威仪”。
1907年7月，消息传到日本，说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杀了，刺客是徐锡麟，已经被抓到了。不久，又传来秋瑾被杀害的消息。徐锡麟和秋瑾的被害，激起了鲁迅的万分的悲痛，他们都是革命分子啊！
当徐锡麟的案子波及秋瑾时，大家都劝她去避难，但是她不愿丢下自己的学生们一走了之，终于血洒绍兴轩亭口。
但是听说徐锡麟死的时候，心被挖出来，给恩铭的亲兵炒着吃掉了，大家都非常愤怒。在日的绍兴籍留学生就开会，讨论对徐、秋两案的处理方式。
蒋智由主张发电报给清政府，要求不再滥杀党人。革命派大力反对，认为说话别无用处，顶多是痛斥清政府惨无人道而已。
在会上，双方辩论得很激烈，蒋智由说：“就算是猪被杀的时候，还要努力叫几声呢！”
鲁迅反驳说：“猪才只能叫一叫，没别的本事。人可不能就这样罢休了！”
会后，鲁迅就仿造蒋智由写给陶成章的诗，写一首打油诗，以表示愤怒和嘲讽。蒋智由的原诗是：“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大有以“此心”酬革命的样子。
鲁迅只改动几个字：“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
于是活生生地描绘出了蒋智由的原型。这类保皇派，在鲁迅的心目中，就是一群猪狗。但是鲁迅与那时的革命党人也有分歧，他并不同意他们一时意气用事，进行暗杀、冒险活动，他认为这些冲动的行为，是不会带来真正的胜利的。
有一次，革命党人命令他去暗杀，他就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
他们说：“你总担心死后的事情可不行，如果是这样，你就不用去了。”
其实，鲁迅也有强烈的爱国心，但是他主张脚踏实地的持久战，不太赞成逞一时之勇。他自谦地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鲁迅还认为光复会连能称得上的政纲都没有，所以它注定了要失败的。他同时自嘲地说：“我就是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那时的讲革命，就像儿戏一样。”
鲁迅经常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去观察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怎样经历幼稚而曲折的道路，最后逐渐走上胜利的坦荡大道的。
启发学生破除旧观念
鲁迅曾想过到德国留学，无奈凑不出学费，加上母亲与尚未毕业就已成婚的弟弟周作人需要他的经济帮助，鲁迅只好回国谋职了。1909年7月，鲁迅结束了前后7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回国。
鲁迅回国的时候，尽管清王朝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但毕竟还是存在着。那个愚昧、落后、保守的象征——长辫子，依然拖在男人们的脑袋后面。
为了避免意外的麻烦，鲁迅一到上海便先去买了条假辫子。然后他就戴着这个假辫子回乡，众人用怀疑的眼光研究他的辫子，当发现辫子是假的时候，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有一位本家甚至准备去告官，只是担心革命党的造反也许会成功，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鲁迅这才知道缺少一条辫子还要招惹到许多难听的辱骂，小则说与别人家的女人关系不正常，因为那时候捉住了这种人，首先要剪掉他的辫子；大则说他“里通外国”。
鲁迅对此非常愤慨，他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路上走，大约未必会这样受苦，而缺少一条辫子却要受到社会上这样的侮辱。这是多么的愚昧，多么的可怜啊！”
此时，于1909年4月先期回国的许寿裳，已经当上了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又称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是中国建立最早的六大著名高等师范学校之一。两级师范的薪水为浙江全省之最，而且功课又轻，每个人都想进去。
有许寿裳在，鲁迅自然方便，况且监督沈钧儒十分开明，所以许寿裳一推荐，鲁迅便得到了教职，任化学、生理教师，兼作日籍教师铃木的日语翻译。
为了上好课，加上还要翻译许寿裳上课需要的资料，鲁迅每天都要熬夜。幸好有校工陈福给他买条年糕和强盗牌香烟，鲁迅才得以安心备课，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连别班的学生也来要讲义。
鲁迅住在学校第一进房子的西首楼上，房子位置很好，又宽敞，里面堆满了书籍和制作标本的工具，可见鲁迅的专业兴趣。西楼住了好几位单身教师，他们一有空就喜欢到鲁迅屋子里来玩。
尤其是每到周六中午，都要来聚餐。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原本泛黄的脸颊发红之际，鲁迅便开始发挥讲讽刺笑话的才能了。
夏丏尊回忆说：
鲁迅平时不大露笑容，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模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那时，鲁迅的周围确实有一群不错的同仁，使得他的教师生活没有陷入寂寞。鲁迅自己似乎也很珍惜，一发薪水就请他们到城里下好馆子。
中午聚会结束后，鲁迅常会邀上生物教师杨乃康或学生，有时也独行，去西湖的孤山一带采集植物标本。他这样做不仅因为他觉得生物教学必须走进大自然，更因为百草园的美好记忆。
鲁迅不仅学识渊博，精通生物学、生理学，而且尊重科学，严肃认真。鲁迅确实喜欢探究大自然，并在积极准备写一本《西湖植物志》，以充实教学、愉悦自己。最终虽未能完成此著，却使鲁迅在两级师范有过一段忙碌快乐的生活。
鲁迅有着先进的教育思想，他倡导民主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通过讲授自然科学知识，启发学生破除旧观念、旧传统。
教生物学时，鲁迅用通俗浅显的例子讲授“胚胎学”，批判“转世轮回”的宿命论观点。鲁迅还应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的内容。
在他所编的生理学讲义，长达约11万字的《人生象》里，就有关于生殖系统的一章。当时全校师生都惊讶不已，鲁迅却毫无顾忌地去上课。他的老同事夏丏尊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30年前的清朝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之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
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
别班的学生因为没听到，纷纷来要油印的讲义。鲁迅指着剩余的讲义，说：“恐怕你们看不懂，要么，就拿去。”
在教育方法上，鲁迅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使学生看得见，摸得着，能理解，记得牢。
日语翻译是在课堂上即席进行的，日本教师讲一句，鲁迅翻译一句，学生就根据他的口头翻译来做笔记。铃木偶尔讲错了，鲁迅就在翻译时代为纠正。学生在课堂上向铃木提出问题，有的提得不当，鲁迅就直接处理了。翻译这个差事是不容易做好的，但是鲁迅却做得很好，深受学生的赞许。
为了帮助铃木教好植物学，鲁迅常带领学生到葛岭、孤山和北高峰一带去采集植物标本。采集回来，他就进行整理加工。现在杭州高级中学还保存着鲁迅带学生采集的植物标本。
有一次，在采集标本的途中，学生们看到路边一株开着小黄花的植物，指着问铃木老师它叫什么？
铃木应声答道：“一枝黄花。”
学生们竟然哄堂大笑起来，原来他们以为铃木不懂，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的。
鲁迅在一旁很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做学问，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不能强不知为已知，不论学生或老师都应该这样。你们可以去查查植物大词典，刚才这种植物属于菊科，有图可以对照，学名就是叫黄花。”
鲁迅敢于满足学生的正当要求，敢于开风气之先，他那种锐意革新的精神，深受大家的尊重和喜欢。
放学后，学生们常常到鲁迅的宿舍里，向他请教问题。他一点也不摆架子，总是态度和蔼，耐心地解答。有时直至深夜，他也从不厌烦。
当学生离开他的宿舍时，鲁迅总要挑起灯笼相送，嘱咐他们：“慢慢走，别滑倒了。”回来后，他常常继续工作，甚至直至天明。
有位同事见到鲁迅的鼻孔总是被煤油熏得黑黑的，身体也消瘦了不少，便对他说：“你知识那么渊博，何必这么费劲呢？”
鲁迅笑笑说：“我这样工作，已经习惯了。”
鲁迅在杭州一年，工作十分勤奋，生活却非常简朴、刻苦。许寿裳曾回忆说：
鲁迅极少游览，在杭州一年之间，游湖只有一次，还是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去的。他对于西湖的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汉”，虽为人们所艳称，他却只说平平而已。烟波万顷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为人们所流连忘返，他也只说平平而已。
鲁迅也不讲究穿着，一件廉价的羽纱，从端午节前一直穿到重阳节。他晚上总是工作、学习，睡得很迟。强盗牌香烟、年糕，这两样东西是每夜必须准备的。
工友陈福是专门照顾教师生活的，鲁迅对他很有礼貌，用平等的态度相待。他对鲁迅也很好，每晚摇就寝铃之前，就替鲁迅买好那两件东西。星期六夜里，准备得更充足。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期间，与师生、工友都相处得十分融洽。
领导反对顽固派的斗争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的前几年，在民主精神不断高涨的影响下，浙江学界多次发生风潮。
1909年11月，清政府为了加强镇压，派袁嘉谷出任浙江提学使。行前，摄政王载沣召见袁嘉谷，“面谕”不得“因循敷衍”。就在这时候，沈钧儒被选为浙江咨议局的副局长。
于是，浙江巡抚增韫，就乘机请出夏震武继任两级师范学堂的监督。
夏震武，浙江富阳人。原来是省教育会会长，提倡所谓“廉耻教育”。夏震武在就任前，以为后台强硬，有恃无恐，要求增韫“始终坚持，不为浮议所摇，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
在得到增韫的肯定答复后，夏震武于1909年12月22日到校。一到校便扬言：“神州危矣！将有普天为夷之惧。”可见夏震武是个鲁四老爷式的人物，是连保皇立宪都要拼死反对的封建顽固派。
夏震武在来校上任的前一天，叫人送来一封信给监学许寿裳，信中大意是说，他准备明天到校，全校教师必须各按自己的品级穿戴礼服，在一进会议室迎候，必须设立“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神位，由他率领全体教师“谒圣”，不得有误。
这封信在大家手中传阅，引起了轩然大波。鲁迅认为孔子是权势者的圣人，不值得参拜。也有些教师认为教师们如果按各人的品级穿戴礼服去见夏震武等于是官场里下属参见上司的“庭参”礼节，有损于教师的人格。面对夏震武的倒行逆施，许寿裳、鲁迅等进步教师决定给他一个反击。
第二天，夏震武头戴白石顶帽子，身穿天蓝色大袍，外罩天青色套子，脚穿一双黑靴，冠冕堂皇地来到两级师范学堂。跟随他来的还有各府代表10余人，可甬道上却冷冷清清。
夏震武走进会议室后，教师们三三两两地进来，也不向夏震武打招呼，自顾自地找位子坐下。教师们也根本没有按照他的要求穿戴什么礼服。特别是鲁迅，特意穿了西装，留着洋发，连假辫子也不装一条。
夏震武面对这个“髡首易服”的“异党”简直火冒三丈了。
夏震武再转眼一看，会议室正中长方桌上空空如也，并没有供着“至圣先师”的神位。夏震武气得大骂学校是“种种腐败，非急于整顿不可”。
鲁迅寸步不让，厉声要求夏震武将学校腐败之处指出来。其他教师也纷纷站起来提出责问，夏震武被众人问得哑口无言。
当天，全校教师罢课，并由许寿裳领头拟写《师范教员全体上增中丞书》。
夏震武气急败坏，写信给监学许寿裳，责以三罪：“非圣无法”“蔑礼”“侵权”，信中还说，有此三者已经足以辱没师范，加上连日开会、相约停课、顿足谩骂，是无耻者之所为。还说请自动辞去职务，不要污损师范等。夏震武又命令教师立即照常上课。
教师们见到夏震武的信，愈加气愤，大家决心继续进行斗争。如果夏震武赖在学校，则大家都离开学校。
鲁迅鼓励大家：“只要团结一起，大家一条心，我们就能胜利！”
经过商议，教师们决定搬到湖州会馆。不久，鲁迅和10多位住在校内的单身老师，将行李杂物全部搬到湖州会馆。并电禀学部，公禀浙抚及提学使，请为辩清名誉。
夏震武继续负隅顽抗，他骂许寿裳是梁山上的“白衣秀士”，鲁迅则是“拼命三郎”。还打算提前一个月放寒假，企图把教员们分散。
可是这事早已惊动了整个学界，其他学校的教员也起来声援了。省城各学堂在仁钱教育会开会集议，《申报》登载了《学界公启》：
两级师范学校监督夏震武对于教员，滥用威权，串引外人，蹂躏师校，人所共知，无烦赘述。既为清议所持，竟至恬不知耻，违背部章，提前放假。似此以私人志气，凌蔑学界，贻害学生，大局何堪设想！
凡为学界一分子，均得主张公道，维持教育前途。同人等准于19日16时，假木场巷仁钱教育会开会集议，公决办法。事关吾浙学务全局，非区区为教员鸣不平也。届时务乞早临为盼！
全省学界也议齐集省城，公决维持的办法。《申报》以《两级师范风潮再志》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
罢课坚持了两个星期，少数科举出身的老师有些动摇了。夏震武乘机来拉拢这几位教师。
鲁迅知道后，严肃地指出：
这个时候，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三心二意的话，我们就会有不少人将被夏震武革除，新开的课程，也大都会被砍掉，那我们就会前功尽弃了。现在只有坚持下去！
鲁迅的言语坚定了大家的信心，斗争终于坚持下去了。
迫于形势，提学使发出各教员禀批，不以夏震武提前放假为然，有“提前放假，显违部章”之语。省城各校教员又一次集会，公决催请提学使速行宣布解决风潮的办法。由于教员坚持斗争，提学使只得照会夏震武，略言奉抚宪谕，师范学堂由本署使暂行兼理，并由浙抚照会孙廑才太史智敏为会办。实际上是令夏震武辞职，由孙智敏任两级师范监督。
斗争终于胜利了。新任监督孙智敏亲到湖州会馆来请鲁迅等教师返校。夏震武平日为人木头木脑，顽固不化，鲁迅他们诙谐地称他为“夏木瓜”。鲁迅因此也就把这场反对封建顽固派的斗争，称作“木瓜之役”。
这是鲁迅在教育界的第一次大胜利。然而，胜利者的心态并不会因为胜利而变得轻松。许寿裳因担心社会说他想谋取校长职位发起了驱夏运动，于是在胜利之后立即辞去监学之职，前往南京。
许寿裳一离开，其他人也散去了，朱希祖去了嘉兴二中，钱均夫则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不久，上面又派一个御史出身的旧派人物来担任监督，鲁迅很不满意，学期结束后，鲁迅就回了绍兴，到绍兴中学任职。
上课从来不照本宣科
1910年暑假，鲁迅回到绍兴，应绍兴府中学堂之聘，教“天物之学”，即生物学。此时的鲁迅已经30岁。
鲁迅管学严谨，学生都以为他的来头很大，因他与同盟会有关系，而且是英雄徐锡麟的朋友。于是同学们更加敬重他，鲁迅的工作也因此十分省力。
当年10月，陈子英接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经陈子英推荐，鲁迅担任该校监学，兼生物课教员。当时的府中，学制5年，博物课分5门课程，每年开设一门。鲁迅任生物课教员，教两门课程，即三年级的植物学，四年级的生理卫生，每周各两小时。
据当时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宋崇厚回忆：
1910年秋，鲁迅30岁，他留短发，没有像一般人拖在脑后的辫子。走起路来挺胸、直腰，很有精神。他的步子走得比较快，而且习惯于走在路中央。
他的风度，同那些弯腰曲背，行走缓慢的教经学、修身的先生大不一样。在他身上好像有一股使不尽的力量。
剪了辫子的鲁迅对服饰很不讲究，一年之中有半年穿着便宜的洋官长衫，要从端午节穿到重阳节。头发也任它生长，没有时间去修理。
一天，学校里的同事忍不住对鲁迅说：“你去理理发好不好呢？这样看上去也好看些啊！”
鲁迅诙谐地说：“怎么？要我花钱给你们好看？这种事我做不到。”一屋子的同事听了都大笑起来。
学校中热情冲动的学生们对祖宗留下来的辫子也起了反感。有一次，学生们推举代表来找鲁迅，商议剪辫子的事情。出乎意料的是，鲁迅劝他们说：“我看你们还是不剪的好，再等一等吧！”
学生们面面相觑，一个学生反问道：“先生认为究竟是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
鲁迅和蔼地说：“没有辫子好，但是我还是劝你们不要剪。”
吃够了剪辫子之苦的鲁迅，是从爱护学生的角度出发考虑的。剪掉区区一条辫子，也不能使革命早日成功，反而把顽固派的目光集中到脑袋上，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才劝学生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但是学生们并没有理解鲁迅的苦心，都不高兴地离开，还抱怨鲁迅是个言行不一的人。
过了几天，鲁迅发现在讲台下的许多辫子中间夹杂了几个光头。他装作不知道，照样讲课，心里却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又过了两天，有六个学生剪去了辫子，当晚便被学校开除。他们学校留不得，家又不敢回，吃够了剪辫子的苦，这才体会到鲁迅的苦心。
鲁迅教剪了辫子的学生在上学时戴一种运动帽，他自己先戴上，以稍稍避人眼目，免遭恶势力的迫害。“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走向了成熟。
鲁迅讲课，态度从容，语言精练而风趣，条理清楚。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从容地讲述他自编的讲义，有时用图表，有时联系到自己的亲身经历，使学生听了感到特别亲切、通俗、易懂。
此外，鲁迅还常常指导学生听课和学习的方法，他要求学生上课时专心听讲，课后对照讲义认真复习，不懂的要及时弄清楚，这样才能有学习效果。
鲁迅讲授生理卫生，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使学生易于心领神会，几十年不忘记。
为丰富生活，鲁迅接触了当地的革命文人社团，只见里面尽是旧式才子气息。他又失望了，又想离开了。
鲁迅早年在故乡读书时，原名豫才。所以回到绍兴府中学后，大家还亲切地称他为“豫才先生”。可是鲁迅自己却常把“豫才”写成“预才”。
有的教员觉得奇怪，在闲谈中问他：“豫才先生，你这个”“豫”和那个“预”是不是相同的？”
鲁迅回答说：“这两个字原来是一样的。我的长辈给我取名‘豫才’，是希望我成为‘豫章之才’，可是我还要预备呢，所以我喜欢写这个‘预’字。”
大家听了都觉得很有趣，禁不住笑了。
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学监时，课余时间便常到泰生酒店小饮。因为酒店临河，自备乌篷船，船舱里养着多种鲫鱼。人在雅室开窗俯瞰，鲫、鲤、鲭诸种活鲜一目了然，点食即捕，烹煮上桌，鲜鱼美味，令人难忘。
当时，鲁迅最爱吃的河鲜是清蒸鲫鱼。宴请朋友时，他总要点这道菜。当然，鲁迅先生有时也以鱼干、酱鸭、槽鸡佐酒，而且特别喜食火腿。
在绍兴府中学堂的日子，也是鲁迅最为难忘的一段经历。
敢于“踢鬼”的人
转眼之间，鲁迅回到绍兴任教已经一年多了。在辛亥革命还未爆发之前，鲁迅一直把自己当做“预备”之才，积极做着迎接革命风暴的准备工作。
在教学之余，鲁迅常常利用假期，与三弟等人一起到会稽山一带采集竹屋标本，并写下了《辛亥游录》二则，记录他登山、临海、采集植物标本时的情景。
鲁迅还经常带领学生走进社会，与实际生活接触。他一直对治水英雄大禹非常景仰，所以在春天的时候，他就组织全校师生到大禹陵游览，探访禹穴，以大禹的事迹，启发学生抗清爱国的革命思想。
同年，鲁迅在课余时间里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后来成书《古今小说钩沉》，还辑录了会稽的历史地理逸文，后来成书《会稽郡故书杂集》。此外，他还负责编辑了《越社丛刊》第一集。
绍兴府中学离鲁迅的家大概有2500米远，为了能多挤出些时间工作，鲁迅平时住在学校，只有到了星期六才回家一次。
鲁迅回家的路有两条，一条是石板铺成的大路，虽然好走些，但是比较绕远；另外一条泥路，走起来近得多，只是这条路上几乎没有人烟，而且还要经过一个坟地。
鲁迅为了节省时间，常常走那条泥路。一天晚上，鲁迅因为学校里事忙，直至深夜才回家。将近岔路口的时候，他心里盘算着：“这么晚了改走哪一条路呢？泥路虽然难走，但毕竟近得多，时间还是宝贵的呀！”于是他决定和往常一样，仍旧走那条近路。
乘着朦胧的月色，鲁迅迈着急促的脚步往前走。当他将走近坟地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在面前晃动：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渐渐缩成一团，仿佛一块大石头，挡住了正面的去路。
一阵阴森森的风吹来，鲁迅不禁打了个寒噤。于是他放慢脚步，边看着周围的动静，边在心里想：“这样的深夜不会有人在这里走动吧？倘说真的是人，深夜跑到坟地来干什么，而且鬼鬼祟祟地团缩在那里？倘说不是人，又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难道是‘鬼’？”
鲁迅学过医，解剖过尸体，知道人死神灭，世间没有鬼。可是前面那团白色东西，忽大忽小，忽高忽低，真一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看来这次真遇上了人们传说的、会变化的‘鬼’了！应该走近瞧个明白。”鲁迅心里想。于是加快了脚步，盯住那团白色的东西，走了过去。
那段时间，鲁迅正好在辑录中国古代散失的小说，看到了不少谈鬼说怪的材料。他觉得眼前真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可以试一试“鬼”的神通，看它有没有像笔记小说里讲的那样本领，会在人前变幻各种狰狞可怕的面目。
当时鲁迅正好穿着一双硬底皮鞋，他决定踢“鬼”一脚。当鲁迅走进那团白东西时，那东西却突然缩小了，蹲下了，靠在了一个坟堆。鲁迅看准它，抬起右脚，猛踢出去，正好踢了个正着。
只听见“哎哟”一声，那个“鬼”霍地站起来，慌慌张张地跑了。原来，那个“鬼”是一个盗墓的小偷。
鲁迅大笑起来，说：“原来‘鬼’也是怕踢的？踢你一脚，怎么倒变成人啦？”
这就是鲁迅，无论对于什么“鬼”，都不害怕，不退却，决心踢它一脚，让它露出真相来。
对学生和蔼可亲的校长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鲁迅怀着热烈的心情迎接它。
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后，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当天，以鲁迅的学生为主的越社，在绍兴开元寺召开了一个迎接光复的大会。越社是1908年同盟会会员陈去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国文教员时组织的革命文学团体，府中的宋紫佩等人是骨干。鲁迅被推为大会主席，并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
鲁迅当下提议了若干临时办法，例如组织讲演团，分发各地去演说，阐明革命的意义和鼓动革命情绪等。关于人民的武装，鲁迅说明在革命时期，人民武装实属必要，讲演团亦须武装，必要时就有力量抵抗反对者。
有一天，鲁迅发现街上有些店铺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仓皇地从西往东奔走。一问才知道，是谣传有败残清兵要过江来绍兴骚扰，群众不明真相，很是慌张。鲁迅决定，立即击退谣言，安定人心。他迅速赶到绍兴府中学堂，发动学生整队上街宣传。
大家的手脚很快，一会儿工夫就印好了许多张油印的传单，报告省城光复的经过和说明，决没有清兵过来的事情。
传单印好后，随即打起钟来，学生立时集齐于操场，发了枪，教兵操的先生也跑来了，挂上一把较阔厚的可以砍刺的长刀，这无非是防备万一的。小心怕事的校长，抖抖索索地到操场上来讲话，想设法拦阻，但没有用处。
在路上，鲁迅等一班人，分送传单，必要时向人们说明，让他们不要无端起慌。这次游行宣传很有效果，人心安定下来了，关上的店门又打开了，大家以为革命军已到，绍兴已经光复了。
鲁迅对这段经历很是感奋，每逢谈起，他总带着不少的兴趣描述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刚刚出发回来，是那么得新鲜和感动。
人心安定了，反革命势力却乘隙而入。杀人魔王绍兴知府程赞卿为首的一些人，趁革命军正式进入绍兴府前的几天，伪装拥护革命，成立了所谓“绍兴军政分府”。
鲁迅与范爱农第二天到街上走了一通，发现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而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鲁迅对此充满了蔑视和愤慨。
幸而传说当时革命军首领之一的王金发真要率领革命军到绍兴了。鲁迅便率领学生，兴高采烈地去迎接。第一天等到深夜，没有来。第二天晚上又去等，终于来了。整个绍兴沸腾了。人民群众提着灯笼，举着火把，热烈地在街上欢迎王金发的军队。
程赞卿组织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军政分府”立即被解散了。王金发组织了新的绍兴军政分府，自任都督。鲁迅被任命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1912年初，该学堂改称绍兴师范学校。
鲁迅到绍兴师范学校那天，身穿一件灰色棉袍，头戴一顶陆军帽，英姿勃勃，学生们“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
鲁迅出任校长后，把留日时的同学范爱农请来担任教务主任，全校其他教职员工，一律不动，连会计也没更换，使大家很快就安下心来工作。鲁迅的做法对当时“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社会陋习，是一个很大的改革。
可是没过多久，鲁迅就发现：王金发他们虽然进了城，但对那些罪恶深重的官僚和豪绅，竟说“不念旧恶”，就连民愤极大的恶人和参与杀害秋瑾的主谋，都被轻易放过去了。
同时在那些封建的传统势力的贿赂下，王金发就逐渐妥协和腐化起来，大做“王都督”。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到10天也大都换上皮袍子了，虽然天气并不冷。
一天，一个学生来找鲁迅，愤然地说：“这种情形可不行。我们要办一种报纸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我们知道你决不会退却的。”
鲁迅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并为报纸起了名字。报纸一发行，就引起了王金发的不满。他先是派人送去了500元钱，但是收买失败。
一天，一个消息传到鲁迅的家里，说鲁迅等人诈取王都督的钱，还办报纸骂他，所以王都督要派人枪杀他。
鲁迅的母亲着急得连忙嘱咐鲁迅不要再出去了。鲁迅笑着安慰母亲：“会捉老鼠的猫不叫，王金发不敢拿我怎么样的。”然后，照常出去走动。
王金发果然不敢杀害鲁迅，但是态度却比过去冷得多了。给学校的经费，也一再被克扣，使身为校长的鲁迅，很难维持正常的工作了。
过去的监督如同官僚，到校时也只坐办公室，不了解下情。鲁迅与他们不同。他经常深入教室、操场、厨房、寝室，了解情况，及时处理问题。
鲁迅工作认真，平易近人。有时教师请假，鲁迅就亲自为他们代课。学生反映，鲁迅讲课，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印象深，记得住。
鲁迅还代替请假的教师上作文课。有一次，他出的作文题目是：“杨子为我，墨子兼爱，何者孰是？”他引导学生们通过独立思考，写出文章。他也帮助国文教师批改作文。
据当时的学生孙伏园回忆，自己写了一篇祝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一类题目的文章。鲁迅批改后，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批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8个字，给予鼓励。事后，孙伏园经常对人说起。鲁迅先生对他的鼓励，使他终生难忘，时刻鞭策自己的学习和工作。
每天晚上，鲁迅都去查看学生夜自修的情况。渐渐的，他发现学生们听到他的脚步声，就立即安静下来，而且坐得端端正正的。他觉得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就和蔼地对学生们说：“我又不是老虎，怕什么，只要大家认真自修就好了。”
对一些只顾读书，不注意体育锻炼，健康状况不佳的学生，鲁迅教育他们要注意加强体育锻炼，使身体强壮起来。
在1911年冬，鲁迅创作了文言短篇小说《怀旧》。
《怀旧》是鲁迅的第一篇创作小说，也是鲁迅用文言文写成的唯一的一篇小说。它写成于《狂人日记》发表前七年。
由于时代条件和“五四”时期不同，也由于它是用文言文写的，在1913年4月《小说月报》发表时，《怀旧》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响。
其实，无论从现代文学的时代特色或构成鲁迅小说创作的风格特点说，《怀旧》都具有开端性质的历史意义。
制定教育小说审核标准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应蔡元培之邀，许寿裳在“木瓜之役”之后，赴南京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经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1912年2月，鲁迅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
重回南京后，鲁迅看见了辛亥革命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但不久一切又照旧，鲁迅觉得自己不过是在混薪水。幸好，南京有个江南图书馆，里面有许多珍贵的善本书。鲁迅空余之时常去借，以抄旧书来打发时日，消解自己对于时局的失望心情。
不久，北方军阀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强迫把临时政府从南京搬到北京，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失败了。鲁迅又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
1911年5月，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住进了玄武门外南半街胡同的藤花馆。
蔡元培得知鲁迅对美学、美术素有研究，便让他担任社教司第一科科长，负责推进全国的文化美术事业。鲁迅也知道蔡元培喜欢美育，当然得做一番事情以示回报。然而，袁世凯等人只忙于争权夺利，哪有心思发展事业，连部长蔡元培都没法做好自己想做的事，而他只是小小的社教司科长而已。
转眼到了暑期，为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实施重视美育的课程改革，蔡元培决定举办“夏期讲习会”，请中外著名学者向教师讲授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及佛教等20多种科目。鲁迅承担的是“美术讲习会”。
对此，鲁迅非常重视，特意撰写了一本讲义。第一次听讲的30多人中，中途退场的有五六个人，到第三次居然全体告假不来了。原来那时大家都在传言蔡元培要辞职，大家觉得既然如此就不必来听了。
事实确实如此，蔡元培再努力，也无法唤醒来参加临时教育会议的各地代表积极投身改革，他的美育计划竟被会议删除了，蔡元培终于愤怒辞职。
鲁迅对顽固派的这一行为十分愤慨，他在1911年7月12日的日记上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鲁迅对书法、美术有着极高的鉴赏力，对篆、隶、章草等各种书体，均可熟练掌握。难怪他曾对友人表示“字不好”，但“写出来的字没什么毛病”，显示出他在文字学上的相当自信。所以，鲁迅有时书兴浓时，时常会将一两个篆隶意的字掺杂于行书之中，浑然一体，趣味横生。
可是接下来的几年里，北京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教育部的衙门，更是一片混乱和黑暗。总长和次长们像走马灯一样上台下台，部里根本没有人去办正经事：有人在品茶，有人在下棋，有人在聊天，还有人竟唱京剧，念佛经，甚至整天手执拂尘，在身上弹出一宗难听的音调。
鲁迅对这种污浊无聊的环境十分的厌恶。他实在不肯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当实在无公事可办的时候，他就设法驱除自己的落寞。
他读佛经，把佛教当做人类思想发展的史料来看，借以研究人生观；他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把自己沉于国民中，让自己回到古代去，借以深化对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国民精神的认识。
1912年8月起，鲁迅被任为佥事。8月26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经过任命的科长，鲁迅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因原第一科此时已并入内政部，鲁迅原属的第二科改为第一科了。
鲁迅的热情虽然屡遭碰壁，听讲无人，在部里也很受孤立，单他还是百折不挠地提倡文学艺术，尽可能地克服各种阻力，来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1913年2月至5月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任务是审定字音、核定音素和制订字母。鲁迅与许寿裳等都由教育部选聘为会员，参加讨论。会上意见分歧，到讨论制订字母方案时，出现三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最后，由鲁迅与许寿裳、马裕藻等共同建议，主张以会上据以审定6500多字的字音时使用的记音符号作为字母，待表决后，竟得多数。这套字母，就是为中小学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注音字母”。在拉丁化的拼音字母制订使用前，该套字母在帮助学习文化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
从1913年3月起，鲁迅具体负责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筹备工作，到次年4月才告完成。1914年4月21日至6月20日，展览会共展出两个多月，展品主要是全国各地小学生的字画作业及他们的手工作品，如刺绣、编织、玩具等。
展出期间，鲁迅经常到会场值班办公，甚至星期日也不休息。展览结束后，又由鲁迅等负责从展品中挑选出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送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
1915年9月，鲁迅被派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这个通俗教育研究会是秉承袁世凯的旨意组成的，规定小说股的任务是编译和审核“寓忠孝节义之意”的小说，目的在进行奴化教育。
鲁迅当然不会听命于帝制派的策划，主张“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
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鲁迅主持制订了另一套《审核小说之标准》。其中，教育小说的审核标准规定如下：
关于教育之小说，理论真切，合于我国之国情者，为上等。词义平稳者，为中等。思想偏僻或毫无意义者，为下等。
1916年2月，鲁迅又被派参加筹备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忙碌了一两个月。
这个展览会于当年3月15日至4月14日展出一个月，参加展出的有全国68所学校送来的展品。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大地上有一种新的东西正在萌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于1915年创刊，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开始提倡文学革命。
鲁迅带着怀疑的眼光静观着，他每期都要阅读。他在想：自己曾经呐喊过变革，但是没有用。现在别人又在呼喊了，会不会有用呢？
但是从那年夏天起，他购买碑帖画册的数量减少了，一些外国书籍大量地出现在他的案头，他对鼓动自由与反抗的外国文学的兴趣复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