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旗手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

成为新文化的伟大旗手

1917年夏，鲁迅独自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下班之后，他除了逛书店，基本上足不出户，夜夜坐在灯下抄古碑。

很少有客人来绍兴会馆拜访鲁迅，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鲁迅觉得自己的生命居然暗暗地消去了，这也就是他此时唯一的愿望。

夏天的夜里，蚊子多了，鲁迅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地青天，晚上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他的头颈上。

当时，偶尔来谈天的是鲁迅的一个老朋友钱玄同。钱玄同于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次年加入同盟会。在留日期间，钱玄同与鲁迅等人一起师事章太炎，学习文字学，研究音韵训诂。

1910年，钱玄同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后，钱玄同任《新青年》编辑，从事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创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新青年》的前身是《青年杂志》，原来是一种极普通的学生读物。后来经陈独秀主编后，始改名为《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文化运动，遂成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

一日，钱玄同来找鲁迅。一进门，他便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钱玄同翻着鲁迅的那古碑的抄本，发出了研究的质问。

“没有什么用。”鲁迅回答。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钱玄同又问道。

“没有什么意思。”鲁迅说。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建议道。

此时，鲁迅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鲁迅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然而，鲁迅却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反驳说。

鲁迅很明白，虽然他有自己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于是，鲁迅终于答应钱玄同做文章了。

1918年初，鲁迅参加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在编辑会上，鲁迅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此，鲁迅置身于当时的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旧礼教和旧文学的伟大斗争的前列。

同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因患迫害狂的精神病人的心理活动，把对社会生活的清醒描写和对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的刻画杂糅在一起，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指出中国社会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这是彻底的反封建的第一声“呐喊”，也是鲁迅战斗史上新的开端。

鲁迅在谈小说创作体会时曾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狂人”的原型，是鲁迅的姨表弟阮久荪。阮久荪原在山西太原做文书工作，后来得了精神病，总疑心周围的人要谋害他，惶惶不安，于是就到北京来躲避。

鲁迅当时住在绍兴会馆，阮久荪来找他，鲁迅便把他留在会馆里暂住几天，两人间或谈起一点时事，阮久荪总是冒出一些奇怪的念头。

1916年10月的一天傍晚，阮久荪神色慌张地敲开了鲁迅的家门。落座后，他语无伦次地讲起自己被人跟踪，可能会被捉杀头的“遭遇”。讲述时，适逢隔壁传来了敲门声，他立即恐慌起来，急忙躲到了书橱后面。

鲁迅见此情形，便劝慰他说，别害怕，不是找我们的，他才瑟瑟地蹭出来。惊恐稍减后，阮久荪又告诉鲁迅，说他现住在“西沿河客栈”，每夜要换几个房间，还睡不安稳，生怕被人杀了。

第二天清晨，阮久荪又跑来了，进门后便瘫坐在椅上，凄惨地说：“今天就要被人捉去杀头了！”鲁迅知其精神错乱，便带他去看医生。在去医院的路上，见到背枪的警察，阮久荪就惶惶然。在池田医院住了一礼拜，阮久荪终日疑神疑鬼，昏语不断。鲁迅不放心，便寻一个可靠的人，把他送回了老家绍兴。

此事在鲁迅心头萦绕了许久，总想写点什么却又无从下笔。直至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才认识到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于是就以表弟为原型，创作了著名的《狂人日记》。

陈独秀对鲁迅深刻的见解、鲜明的爱憎、幽默的风格和泼辣的文笔非常欣赏。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1918年7月9日，陈独秀又在信中说：“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

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寄陈仲甫小说一篇。”仅过6天，陈独秀就于8月13日复信周作人：“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在这号报上印出。倘两先生高兴再做一篇在2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

陈独秀在把鲁迅的《风波》发表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八号后，立即致信周作人：“鲁迅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他并且在考虑到鲁迅的小说应该结集出版时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将《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关心和支持。

后来，鲁迅接受陈独秀的意见，将创作的小说结集出版，这本小说集题名为《呐喊》。

鲁迅对陈独秀的关心和支持念念不忘。他曾满怀感激的心情说：“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在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下，鲁迅以《新青年》作为阵地，他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在不长的时间中便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

鲁迅称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学”。但是，鲁迅又说：“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认识李大钊，是缘于陈独秀的关系。因为鲁迅是在应陈独秀的邀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期间见到李大钊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我看见李大钊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说明，鲁迅与李大钊的相识，陈独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鲁迅评价陈独秀：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写出了《孔乙己》。“孔乙己”的原型是“孟夫子”和“跛脚鼓”。这两个人一个是他邻居酒店里的常客，一个是他的绰号叫“跛脚鼓”的本族伯父。

《孔乙己》批判地揭示了人物的悲剧性格，表达了鲁迅对于造成这种性格的文化教育制度的有力鞭挞。《孔乙己》是《呐喊》的第二篇，写于“五四”前夕，是继《狂人日记》之后，又一篇声讨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的战斗檄文。

那时，科举制度虽已废除，但教育体系并未改变，许多知识分子还未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鲁迅认为要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改变愚昧和麻木的精神状态，必须反对“国粹”，解放个性，把人民群众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精神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争取人民的自由和解放。

因此，鲁迅提出了立国先“立人”，改造“国民性”，解放个性的战斗任务。鲁迅明确地说过，他从“五四”时期开始写小说，就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呐喊》中，描绘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故乡》也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本书通过“我”回故乡的见闻及回忆，描写旧中国农村急速破产的萧索、凄凉的生活图景。

鲁迅怀着悲愤的心情，对造成这一悲惨图景的社会势力，提出了沉重的控诉。同时又期望被迫害者能够醒悟过来，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对青年学生诚挚的关爱

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同时，除整理碑帖、古籍和写作外，自1920年起，先后在北京八所大、中学校兼课，至1926年8月离京南下始止。在教学期间，鲁迅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小说史，并编成了《中国小说史略》一书。

1920年秋季，鲁迅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中国小说史》。从此，鲁迅不但以他的文章和广大读者接触，他本人也走到青年学生群中来了。

鲁迅担任中国小说史的教学工作，是一个创举，也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勇敢挑战。因为在当时社会，小说一向被排斥和轻视，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鲁迅是第一个从事拓荒工作的人。

鲁迅的研究成果和精辟的见解，不仅为后人研究中国小说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还给青年学生以有益的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

每逢星期二上午，在沙滩红楼北京大学的课堂上，鲁迅和广大青年见面的时候，他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鲁迅先生讲课，听的人很多，小教室坐不下，换了大教室，还是很挤，本来坐两个人的座位，常常挤上三四个人，连门边和走道窗口、窗外都站满了校内和校外来旁听的人。那时点名是专人负责，是看座位点名的，遇鲁迅先生上课，他就只好点个“全到”。

鲁迅经常穿一件黑色的旧布长袍，不常修理的头发下面露出方正的前额，两条粗浓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棱骨上，眼窝微向下陷，眼角也微向下垂，浓密的短须掩着他的上唇，这一切都令人看不出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鲁迅先生上课非常自然，不是滔滔不绝，也不是大声疾呼，但全场鸦雀无声。当时有不少同学听了一年鲁迅先生的课，第二年又继续去听，却一点也不觉得重复。

鲁迅讲课，总是先把讲义发给学生，开始时用的是油印讲义，上课时校正个别错字，然后开始讲，但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有重点地分析一些问题，有根据地阐明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他讲小说史非常风趣，常常讲得大家发笑，但他自己却不笑，使学生们在笑声中愉快地接受了教育。后来有许多颇有成就的作家和教授，如冯至、曹靖华、章川岛等都在北大听过他的课，得到过他的培育。

冯至曾回忆道：“他讲课超过一般的教育之上，回忆当年听的许多课，至今还起作用的，是鲁迅先生的课。”

鲁迅在北大任教期间，还为北大的刊物《学生会周刊》、《文艺季刊》写稿，为《国学季刊》、《歌谣周刊》设计过封面，扶植学生的文学团体，如对新潮社、春光社进行过批评、帮助，培养了不少人才。鲁迅还多次参加北大举办的讲演会、游艺会等活动。

鲁迅对待学生非常好，有时候好得都过分了。

鲁迅和他过去的学生孙伏园外出旅行时，常常是先生给学生打铺盖。

1922年春，在鲁迅的八道湾寓居来了一位客人，他就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他不仅是一个世界语学者、音乐家，同时又是一个童话作家。

鲁迅以他的亲切关怀，接待了这位远道来的客人。他时常陪着盲诗人在院子里散步和谈天，对他的寂寞表示了十分的同情。爱罗先珂在鲁迅家里住到了夏天，才回到了故乡乌克兰。鲁迅在和他相处的一些日子里，翻译出了他的多篇童话创作：《狭的笼》、《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等，后都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中。

1922年10月，北京大学发生了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的风潮。结果讲义费取消了，参与这场风潮的学生冯省三也被开除了。冯省三当时是北大法文系的学生，热心于世界语。当时北大经费全由学校负责筹划，教育部并无贴补。

为开源节流，学校想收取一点讲义费，以补贴印发讲义所需的纸张费及购置图书之用。由于学校原本免费提供讲义，有些科系资料又比较多，讲义费成为了一种经济负担，因此引起了部分学生，特别是法科学生的反对。

10月17日下午，数十名学生涌进会计科提出抗议。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涌进校长室，要求立即停收讲义费，双方情绪都相当激动。

人群中有喊“打”的恶声，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大声疾呼：“我在这里！”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接着，学生会在三院礼堂召开大会，由学生自由辩论，双方争执不下。表决的结果，反对收讲义费的一方略占多数。在这次辩论会上，冯省三第一个发言。他怒发冲冠，声如京剧中的黑头花脸，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即小见大》一文中，可知鲁迅是同情冯省三一边的，因为他成为了群众的牺牲品。此外，也因为他们在传播世界语方面有着共同志向。

1923年，蔡元培、吴稚晖、陈声树等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冯省三跟陈声树是好朋友，同在该校教务处工作，特请鲁迅来校讲文学史和文艺理论。

1923年9月—1925年3月，鲁迅担任了该校的义务讲师和董事。其间，鲁迅跟冯省三多有联系。鲁迅曾将他的小说集《呐喊》和译文《桃色的云》寄赠冯省三，冯省三经济拮据时也曾向鲁迅借贷。1923年5月10日鲁迅日记中，还有“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行”的记载。可见鲁迅对青年学生十分爱护。

在1923年7月，有位北大学生在文章中，对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生理缺陷加以奚落，鲁迅先生以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便写文章批评了他，后来这位学生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缺点，鲁迅便对他表示谅解，并跟他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日子里，鲁迅和青年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次，北大文科院预科的一个学生跑到鲁迅所住的绍兴会馆，往床上一坐，将鞋子脱下，让鲁迅给他到门口去修鞋。鲁迅毫不犹豫地照办了，可是鞋修好了，这个学生竟然没道一声谢，反抱怨鞋修得太慢，让他久等了。

后来有人问起这件事时，鲁迅说：“有这回事，现在虽然不再给人去补鞋了，不过我还是要为青年多做些事。”

鲁迅一直支持北大进步学生的斗争，曾被一时还未能控制北大的“正人君子”之流指责为“北大派”。

1923年8月，鲁迅搬出了八道湾。他先是暂住在砖塔胡同61号一个同乡熟人的家里，后又搬入西三条胡同21号的寓居。

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房子，是鲁迅向朋友借钱买下的，经过翻新，在1924年5月搬了进去。这里，便变成了当时北京的青年们，特别是爱好文学的青年们的一个活动中心。

自从鲁迅住到这之后，来他这里的青年们一天比一天多，给这条本是寂寞、荒凉的“陋巷”增加了许多生气。青年们几乎每隔一两天就来叩鲁迅的家门，他们就像回到了久别的家里一样。

鲁迅的工作很是繁忙。大约每天总要接待青年们到十一二点钟，然后他才开始工作。如果没有急迫的事，就稍休息一下，看看书，凌晨2时左右才入睡。他经常工作得很晚，有时甚至天亮了才放下手中的笔。鲁迅的不少小说，大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这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在院子里种着几棵丁香花，白的和紫的，三两株枣树高出屋檐之上。在不大的三间北屋后面又接出去一间，人们叫它“老虎尾巴”的“斗室”，这就是鲁迅工作、休息和接待学生的地方。

透过这间“斗室”后墙的玻璃窗，可以看到窗外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沿着后墙的墙角，种着几株青扬和几簇榆叶梅。室内的玻璃窗下，是一张单人的木板床，东壁下，贴墙放着一张写字台，台子旁边是一把带扶手的藤椅。西壁下，放着一张茶几和两把木椅。这个小屋最多不能超过5个人，否则就坐不下了。

鲁迅在这里和青年们谈话，显得无拘无束，他的语言也是那么简洁和朴素。由于鲁迅谈话时总吸烟，所以屋里充满了浓厚的香烟味。他恐怕有些青年们不习惯，便笑着起身把窗子打开。

鲁迅和青年们谈天，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休息。他还经常劝青年们多留一会，只要客人有时间，在他是无妨的。

在这里，鲁迅经常替青年们进行批稿、审稿、校对的工作。他对于青年们的请求决不推辞，而是非常爽快地答应。

鲁迅还经常接受青年作家的委托，替他们编选集、编目录、写序言，甚至做设计、封面设计等。

青年们从鲁迅这里所得的帮助，总是具体的、无私的、无微不至的。鲁迅对于青年们的爱是深厚的、是无私的。

1925年12月17日，北大举行27周年纪念会，鲁迅亲往出席，并撰写《我观北大》一文。

鲁迅热情赞扬北大进步师生“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向上的精神”，批判企图“勒转马头”的逆流。

针对“正人君子”之流射来的暗箭，鲁迅公开宣称，如果支持北大进步师生的改革，就算是“北大派”，那我就以“北大派”自居：“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校内新旧斗争激烈，鲁迅的行动给了北大进步师生以有力地支持。

《阿Q正传》在催稿下出炉

在繁忙的工作和讲学的间隙，鲁迅用手中的笔，与封建主义和封建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1920年10月，鲁迅又写了两个短篇，即《头发的故事》和《风波》。

《头发的故事》的主题中心思想是在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作者通过小说中那位N先生的意见，评价了辛亥革命，同时也讽刺了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鲁迅对于辛亥革命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而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他带来了失望，他的痛苦也是很深的。

在这篇小说里的N先生对于往事的追怀，与他的悲愤、他的感慨、他的惋惜，即所谓“精神上的丝缕”，不是没有联系的。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一开头，便曾写道：

我在年青的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记，这不能全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风波》所描写的历史背景是1917年的张勋复辟事件。鲁迅借着张勋复辟这件事在当时农村中所引起的风波，揭露了黑暗反动势力蠢蠢欲动的姿态。

在这两篇小说之后，鲁迅于1921年创作了短篇小说《故乡》。这篇小说通过第一人称“我”回故乡的见闻和追忆，展示了当时农村萧条、凄凉的生活场景。小说以鲁迅童年的朋友章闰土为模特儿，塑造了闰土的形象，主要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农民的生活道路。

同年，写下了他的不朽的《阿Q正传》。

阿Q是个生活在江南小村镇里的贫苦农民，相当奇特和滑稽。他在被侮辱和蹂躏的生活中，养成了十分怯懦的习性，却又常常表现出一种荒唐怪诞的“精神胜利法”。这种富有喜剧性的矛盾和纠葛，在鲁迅笔下俯拾即是。

在这篇著名的作品里，鲁迅通过阿Q这一个艺术形象，又批判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以及产生这个阿Q和阿Q的自欺欺人的失败主义，即“精神胜利法”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

阿Q这个形象在鲁迅的心中，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只是没有机会把他写出来。这时，正在编辑《晨报副刊》的孙伏园，就请鲁迅写文章。于是，鲁迅就写了第一章：序。第一章登出之后，以后每7天必须写一点。

当时，鲁迅的工作虽然并不十分忙，可是生活颇不安定，夜间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写字的地方也没有，很难静坐下来去思考。

孙伏园又是一位非常善于催稿的人，每星期必到鲁迅这里来。来时，他就笑嘻嘻地对鲁迅说道：“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没办法，鲁迅只得写下去，于是又一章。

后来，鲁迅渐渐认真写起来了，编者也觉得不很“开心”，于是从第二章起，就把它移在《新青年》栏里。这样大约继续有两个多月。

鲁迅实在很想把这故事结束，然而编者不赞成。直至后来，孙伏园因事到别处去了一趟，代替他的是另一位编辑，该编辑对于阿Q素无爱憎，鲁迅把“大团圆”送去，他就照登出来了。等到孙伏园回来，阿Q已经被“枪毙”一个多月了，再也无法复活了。

当《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上出现的时候，引起了当时一些上层社会中的“正人君子”、“绅士淑女”、小政客、小官僚等人的恐惧和不安，恐怕它要“骂”到自己的头上。最后，当这篇文章被明明白白地收在鲁迅的第一个小说集《呐喊》里面，他们才恍然大悟。

其实，鲁迅并没有骂任何人，他所谴责的是整个旧社会，他所讽刺的也不是某一个人。

鲁迅虽说是为阿Q作“正传”，但是要画出来的却是“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要写出“在他眼里所经过的旧中国的人生”。

鲁迅描绘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村变革的巨大画幅，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农民悲惨的命运。

鲁迅通过《阿Q正传》和其他一些短篇小说，将中国的新文学创作与21世纪世界文学的进步潮流结合起来了。全世界的读者了解中国的新文学创作，是从了解鲁迅开始的。

与国粹派的激烈论争

今天我们写文章，用的是人人都读得懂的白话文，如果有人一定要“之乎者也”类的文言文，不但让人觉得滑稽，而且让人觉得有些做作了。但是当时白话文的确立，是在迎击国粹派的恶毒咒骂中才得以实现的。

其中国粹派的林纾，他反对白话文是最起劲的。他觉得因为文言文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国家的精华，也就是国粹，所以一定不能废掉。他还气愤地写了许多文章来骂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还编写了两篇文言文小说，借着一个“伟丈夫”（暗指某军阀）来镇压新文化的首倡者。

鲁迅读了林纾写的呼吁保存国粹的文章，很快就给予了回击：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是特别未必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是“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必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鲁迅经常用一些短小犀利的杂文来攻击一切落后、腐朽、顽固、反动的事物：

中国的孩子，只要升，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跑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懦和懒惰，而又狡猾。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有觉得日见其光荣。

鲁迅的目光经常犀利地从生活中极细小的地方发现中国人心理上的落后一面，并加以抨击。

大家都知道鲁迅的胡子是很特别的，他将留在上唇的胡须修成整齐的“一”字形。为什么他会这样修剪呢？鲁迅在《论胡须》中讲了它的由来。

鲁迅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时候，在故乡的小船里，和船夫聊天。聊着聊着，那船夫就盯着他的胡子发起怔来。当时鲁迅的胡子还没有那么平直，角上是自然地有些翘着的。船夫忽然说：“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啊！”

鲁迅听了感到莫名其妙，于是问道：“我是中国人，而且和你还是同乡，中国话说得好有什么稀奇的？”

船夫却不信，憨憨地一笑，说：“先生，您真会笑话呢，你那胡子难道不是东洋人的吗？”

鲁迅听了只有默默地苦笑，他拿什么来证明自己是中国人呢？胡子已经决定了他的国籍了。而且他记起这胡子在一位“国粹家兼爱国者”那里也曾碰到过麻烦。

有一次，“国粹家”上上下下把鲁迅打量了一番，目光最终停留在鲁迅的胡子上，毫不客气地说：“你怎么学日本人的样子？身材既矮小，胡子又是这个样子！”

鲁迅一听，当时涨红了脸，急着和他争辩起来：“第一，我的身体本来只有这么高，也不是为了要学日本人，故意想办法用了什么洋机器压缩，让自己变矮去冒充洋鬼子。”

鲁迅情不自禁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胡子说，“就算这胡子的样子和日本人一样，但是我看他们古人的一些画像，那胡子是不翘的，反而向下，倒和我们古人差不多，该算中国的国粹呢！至于后来又翘起来了，说不定是学德国人的，你看威廉皇帝的胡子不是翘着的吗？所以我这胡子的样子也不能说就是日本人的专利呀！”

“国粹家”还是严肃地盯着鲁迅那上翘的胡子不放：“但是德国人依然是洋鬼子！”鲁迅这时哑口无言，不知所措了。

可是到处都碰得上这种“国粹家”，口干舌燥地解释过几次，鲁迅真是烦透了，大事不去说它，就连留胡子这样一点小事，只要不合所谓“国粹”，便要招来这样多的非议。

于是鲁迅任由胡子自己去长，他想：等胡子长了以后，自然就不再翘，而是下拖了，可能还与地面成为90°的直角呢！

不出所料，“国粹”方面这时无话可说了。但是某些专注意别人生活小事的所谓“改革家”又不满意了：“你向国粹妥协了吗？”

鲁迅真是弄不明白了，军国大事也未必有那么多人关心，难道区区胡子就能让国家灭亡或者得救吗？

几年后，鲁迅坐在北京的补树书屋里，端详了那胡子的前后左右，突然悟到那胡子被人诽谤的原因，全在于两端的翘与不翘。于是，鲁迅拿来剪刀，立即动手把两段剪平，使它既不上翘，也难拖下，如一个隶书的“一”字。

鲁迅再出去见人的时候，自然还是有人注意他的胡子：“咦，你的胡子这样了。”

“嗯，我的胡子就这样了。”鲁迅平静地回答。别人一听也无话可说了，鲁迅的心里便窃笑起来。

仅仅从胡须的遭遇，鲁迅已经深深地透视出国粹派保护者的荒唐与无聊。

鲁迅经常把自己写的杂文比喻为“匕首”和“投枪”。他终其一生，从未停止过对腐朽和反动的东西投掷这样的匕首与投枪。可以说，没有了“匕首”和“投枪”，也就没有了鲁迅。

鲁迅是多么希望他所碰击的事物，能够在中国渐渐消亡。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会复兴，才会有新生。

第一堂“中国小说史”课

1922年秋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明媚的阳光照进北京大学的教室里。虽然离上课还有10分钟，但是教室却已经座无虚席了。这是北大本科生开学以后的第一堂“中国小说史”课。

因为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坛还登不上大雅之堂，所以那时候还从未有人认真地研究中国小说史。鲁迅是第一个在这片土地开垦的人，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小说史，并在北京大学等好几所高校首次开设了这门课程。

大概过了5分钟，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响，一位中年人走进来，他立即吸引了教室中的所有目光，身材不高，穿着一件式样早已过时的小袖长衫，两寸来长的头发直直地挺立着，脸上有很深的皱纹，醒目的“一”字胡横在他那瘦削的脸上。

有些学生在私底下低声地叫起来：“鲁迅先生来了！”

这时阳光已经斜斜地移到讲台上，鲁迅走进这片阳光里，缓缓地默默地扫视着课堂，目光所及，因为他的到来而掀起的细小声浪便渐渐地消失了。他开始讲课了，带着一点绍兴口音，因为害怕学生听不明白，所以他尽量说得慢一些：“小说是写出来的人生，不是真实的人生。”

鲁迅一边说，一边解开手中那个红底黑色线条的布包，拿出讲义来。他和气而又严肃地看着学生们，继续说：“看小说第一不能让自己跑到小说里面，看小说应该像看铁笼子里的狮虎，有了这铁笼子才能方便地细细地看，由这细看来推想它们在山中的生活……”

整个教室的学生们都静静地听着，只有许多支铅笔在纸上作记录的沙沙声。

鲁迅继续抑扬顿挫地说着：“铁笼中的狮虎，不能代表它生活的全貌，只是一个片段小说中的人生，也是一个片段。我们可以借读小说去理解人生，但是一定要保持站在铁笼外的位置，切不可钻进去，钻进去就要生病了……”

下课的钟声响了，鲁迅的声调也随之变得有些急促，很快就收住话音。教室里一下热闹起来，鲁迅被学生包围了。学生们的一双双手伸向他，双手上大多数是稿子，他们向鲁迅先生叫道：“先生，帮我看看这篇文章好吗？”“我做了一篇小说，先生，可是结尾不理想，您能帮我改改吗？”

鲁迅一一接过来，抬起头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便笑着从那只红黑相间的布包中摸出一沓稿件，叫着名字分发着、讲解着。拿到稿子的学生便贪婪地读着稿件上多出的红笔的批点。

上课的钟声又响起来了，学生们纷纷归座。当课正上到一半时，突然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有两个头发梳得油亮的家伙蹑手蹑脚地溜进教室。教室中立即响起了一片“嘘”声，学生们都明白，他们是教育部派来的督学，是来查堂的。一种宁静的教学气氛受到了骚扰。

鲁迅并没有正视那些人，但是却停下了讲课，他把手中的书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低着头在窄窄的讲台上踱起步来。直至那两个人灰溜溜地被“嘘”了出去，才停住脚步，又拿起书本。

鲁迅微笑着说了一句：“我恐怕打扰了你们检查，这才停下来讲课。谁知他们不检查便回去打报告了。”台下的学生们一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陕西之行的美学发现

1924年6月28日，鲁迅前往晨报社访绍兴同乡孙伏园，适逢《语丝》撰稿人王品青在座。

其时，创办于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合议筹设暑期学校，聘学者名流任教。王品青是西北大学校长傅铜的同乡，经他介绍，该校即邀鲁迅等人去西安讲学。

是日，鲁迅与孙伏园、王品青等人同赴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席间商定赴陕西行程后，鲁迅即作起程的准备。

此时，距周氏兄弟决裂不久，鲁迅已正式搬出八道湾，心情无比郁闷。鲁迅答应国立西北大学去陕西，既为暑期讲演，又为他谋划已久的长篇小说《杨贵妃》寻找感性材料，也为散心。

鲁迅对这次外出十分重视，此后数日，在孙伏园的陪同下，先后到门匡胡同的衣店定做“一夏一羽”两件大衫，到劝业场买行旅用的杂物，到西庆堂理发、洗澡。

由于经济拮据，鲁迅还从孙伏园处借钱86元、许寿裳处借钱20元作为差费。一切准备停当后，7月7日晚，陕西省长驻京代表在西车站食堂为鲁迅一行饯行。

吃完晚饭，鲁迅一行13人即坐火车前往西安，至陕州改水路坐船沿黄河西行，一路舟车劳顿。

7月14日，鲁迅一行才改乘汽车，午后抵临潼，下午抵西安，住在西北大学教员宿舍。

鲁迅的陕西之行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郊游、讲演、阅市、购物、会友、赴宴、观戏等多个方面，可谓不虚此行、大有收获。

去陕西是鲁迅平生第一次远行讲学。从7月21日起，暑期学校开学，鲁迅上午开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共讲了8天11次12小时，直到7月29日才讲学完毕。

30日下午，鲁迅又前往讲武堂讲演，讲演时间为半小时。随后，他又应邀对陆军学生讲演一次，演讲课题仍然是小说史。

当时，统治西安的军阀刘镇华，身兼陕西省督军、省长两大权位，号称“兼座”。鲁迅对当时西安军阀是很小心对待的，故对军人也只讲小说史，不讲其他。

鲁迅西安讲演，由当时西北大学记录整理后寄请鲁迅改定，印入《西北国立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中，后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为题附录于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全文约20000字，分为6讲，丰富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内容。

此次讲演，鲁迅也获酬颇厚，先后两次共得薪水和川资300元。这300元对刚刚兄弟决裂、处于人生困境中的鲁迅不啻是雪中送炭。收到钱后，鲁迅马上托孙伏园往邮局寄86元还新潮社。鲁迅还慷慨解囊，为易俗社捐款50元。

易俗社原名“陕西伶学社”，宗旨为“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是著名的秦腔科班。鲁迅在西安时，曾应易俗社和讲演团同人之邀，先后五次观看了该社演出的秦腔《双锦衣》全本、《大孝传》全本、《人月圆》等。

这时恰好是易俗社成立12周年，鲁迅亲笔题写了“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赠与易俗社。这四个字是鲁迅书风的典型代表，融冶篆隶于一炉，质朴而不拘谨，洒脱而有法度，现在已成为秦腔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鲁迅一生并不喜欢戏剧，对京剧常辛辣嘲讽，对其故乡社戏的描写也透着一种厌烦。但却能如此厚待秦腔，短期内竟观秦腔五次，此为秦腔之幸。

鲁迅是淘古玩的高手，其眼光专业而独到。西安之行每有捡漏。他多次同张勉之、孙伏园、李济之等“阅市”、“阅古物肆”，先后在博古堂、尊古堂、南院门市、南院门阎甘园家等处，购得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2种，即《蔡氏造老君象》4枚、《张僧妙碑》1枚，此外还淘得乐妓土寓人2枚、四喜镜1枚、魌头2枚、杂造象拓片4种10枚、小土枭1枚、小土偶人2枚、磁鸠2枚、磁猿首1枚、彩画鱼龙陶瓶1枚、大小弩机5具。

在淘古玩的事情上，鲁迅甚至还惊动了西安的很多古董商，如当时最有名气的古玩店尊古堂的老板“帖贾”就闻讯找上门来，鲁迅从他手上买了《苍公碑》2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2枚、《卧龙寺观音像》1枚。当时出任陕西省省长的刘镇华，在鲁迅临行前，连夜又送来《颜勤礼碑》10份和《李二曲集》1部。

鲁迅在西安买古董共计花钱32元，花钱并不算多，收获却不小，可谓满载而归。以至于8月12日夜，到达北京前门时，税关见他所携带的小古物数量有些多，觉得奇怪，还故意为难了鲁迅一番，最后才同意让他回家。

鲁迅还有买特产的癖好，这是鲁迅生活情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安期间，鲁迅同王峄山、孙伏园、李济之、夏浮筠等人常常到附近街市散步“阅市”，先后买了栟榈扇2柄、酱莴苣10斤、汴绸1匹等。

临行前，陕西省长刘镇华还送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两盒，西安有代表性的特产也算尽数收于囊中。

在7月23日那天晚上，鲁迅与一起的五六人出校散步，不小心跌了一跤。即便是他受了伤，不能继续走了，鲁迅也不忘在返回的路上购买了一些饼饵。

此外，鲁迅还在西安与自己有师生之谊的陕西商州人氏、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王焕猷见了面，并游历了华清宫故址、碑林、大慈恩寺等古迹，洗了温泉浴。还先后赴宴7次。

8月4日晨，鲁迅一行乘骡车出西安东门上船，由渭水东行，在逆风里走走停停6天，8月10日才乘陇海铁路车启行，中途又因铁轨积水尚未修复，步行1000米，复登车进发，至12日夜半方抵北京，结束了这次重要的远行讲学活动。

西安之行对鲁迅的著述有很大的影响，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长篇小说《杨贵妃》的破产。从1922年开始，鲁迅开始构思《杨贵妃》，先后向许寿裳、郁达夫、孙伏园、冯雪峰等谈起过《杨贵妃》的腹稿。

小说的构想是从玄宗被刺一刹那间开始倒叙，把他的一生一幕一幕似地映出来。据孙伏园回忆，鲁迅还曾想把《杨贵妃》写成剧本。鲁迅西安之行的动机之一是为创作小说《杨贵妃》作准备，以充实他“破费了数年之工”的这部小说的腹稿。结果到西安一看，全然找不到想象中的长安的影子。

鲁迅说：“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鲁迅后来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信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鲁迅陕西之行，还引出了多篇和陕西有关的杂文和书信，如《说胡须》、《看镜有感》等。

鲁迅在西安最重大的美学发现，体现在《看镜有感》中。他结合在西安所见的唐代遗迹，阐发美学主张：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敝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上述之语可谓鞭辟入里之言。

西安之行是鲁迅一生唯一的一次内地之行，他从长安昭陵带箭的骏马身上，看到了“汉唐魄力究竟雄大”，这是鲁迅西安之行的最大收获，他也因此受了启发，认为必须“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

鲁迅的这一美学发现和理论主张，对于现代文学及艺术史的意义，远比损失一篇尚未动笔、前途未卜的长篇小说更为宝贵。

全力支持青年创办刊物

1924年前后，在北京报纸和刊物上出现了一些荒凉的景象，失恋诗风行一时。对于这些，鲁迅早以厌烦，于是就故意作了一首题为《我的失恋》的“新打油诗”，又故意用了“谋生者”笔名投到《晨报副刊》上，来和当时的“诗人”们开开玩笑。

孙伏园很熟悉鲁迅的字体和笔迹，所以他一看，就知道是鲁迅投来的稿子，于是他便立刻拿去付排了。恰巧，这时一位刚从欧洲回来的留学生，由于他和晨报馆的关系很深，并对《副刊》颇不满意，决议对《副刊》加以“改革”。这时，他看到了鲁迅以“谋生者”笔名写的《我的失恋》这首打油诗，便以“不成东西”为理由，未经编者同意就把稿子抽掉了。

于是事情闹开了，才有了孙伏园辞职自办刊物的事情。1924年11月17日，《语丝》出版了，每周出版一次，撰稿人最初是16位，都是孙伏园邀请来的。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语丝》的固定投稿者只剩了五六个人，其中投稿最勤快的就是鲁迅。

从最初的发刊起，几乎是每期都有鲁迅的文章，收集在《野草》里的散文诗，都是在《语丝》上发表过的。此外，还有后来收集在短篇小说集《彷徨》内的《高老夫子》、《离婚》和收集在杂文集《坟》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和《论睁了眼看》、《说胡须》等许多杂文、短评，以及其他的创作和翻译，也都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鲁迅成为这个刊物最有力的支持者。

《语丝》的创办者，自跑印刷厂，自当校对，自发报纸，自己拿到大众聚集的场所去兜售。由于大家的不懈努力，使这份原本影响不大的刊物逐渐风行起来，销路一天比一天好。以这刊物为中心，在鲁迅的影响下，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的队伍，逐渐地形成并发展起来。

1925年4月，鲁迅又帮助了另一些青年成立了莽原社。这些青年大都是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他们对于现状很是不满的。

鲁迅很早就希望一些青年站出来，对于旧中国的旧社会、旧文明，加以肆无忌惮地批评。这些就是成立莽原社的目的。

莽原社最主要的活动是出版《莽原》这个刊物。它最初是借用北京《京报》副刊的地位，并随着《京报》发行，开始是周刊，后来又改为独立出版的半月刊。

《莽原》的篇幅虽然不多，但却费去了鲁迅的不少心血。重要的批评论文由他写；青年们写的稿子也要由他亲自来看；排版的格式如何，怎样装订，为了使这小小的刊物美观，甚至于一个标点的位置，他都放在心里。

为了支持这个刊物，鲁迅把全部身心都投入进去了。鲁迅在《语丝》上已经发现和培养了一些青年作家，现在他又继续在《莽原》上竭力推荐一批新的作家和翻译家。

继莽原社成立之后，1925年，鲁迅又帮助另外一批青年们成立未名社。它和莽原社不同的是，更加着重于文学创作和翻译介绍方面的工作。

鲁迅还帮助青年作家编辑和出版了两种丛书：一种是专收文学创作的《乌合丛书》，另一种是专收翻译作品的《未名丛刊》。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就是收入《乌合丛书》里的一种。鲁迅的作品和青年作家的一些作品并列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是对青年作家一个很大的鼓舞。

通过鲁迅和青年作家的劳动，更多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苏联的革命文学理论、现代苏联作家的作品开始更广泛地在中国读者中间流行起来，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的“中俄文字之交”，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自从《新青年》这个团体散掉之后，原来参加了这团体的人们有了很大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最后剩下来的只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了，鲁迅便是其中最坚定的一个。

鲁迅怀着迫切的心情，寻求并肩作战的伙伴，继续和旧社会进行斗争。寻求的结果是，他在青年群众中找到了支持他的战斗力量，即便如此，他那彷徨和苦闷的心情却没有减轻，反而更加苦闷了。当时鲁迅的思想和情绪，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和短篇小说集《彷徨》中也有表现。

鲁迅当时的思想情绪是充满矛盾的，他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大有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常空虚。”

而鲁迅这种思想上存有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明确他的出路在哪儿，不知道该走到哪里去。《彷徨》这部作品，鲁迅是以极沉重的心情写出来的。例如他的《祝福》和《伤逝》。

《祝福》中，“祥林嫂”的原型是“单妈妈”和“宝姑娘”。

鲁迅故宅的百草园，是他儿时的乐园。这里除了优美的环境和有趣的小生物外，还住着一位单妈妈。单妈妈身世很可怜，她曾两次嫁人，并与第二个男人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一家人贫穷而安稳地生活着。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第二年她的男人和儿子便双双死去。她曾悲哀、恐惧地对鲁迅说，到了阴间，阎罗大王一定会把她锯成两半，分给她的两个男人。

在鲁迅的旧居旁边有个杂货铺，店主人有个女儿叫宝姑娘。因鲁迅常去小店里买东西，就和宝姑娘混得很熟。不久，宝姑娘便被狠心的后母卖到山坳里去了。

当时，浙江一带有抢亲的陋俗。一天，宝姑娘夫家来抢亲，她不愿意，就从后面楼窗跳下，沿河逃跑时不慎滑入河中。正巧夫家的抢亲船就停在那儿，便把她捞起，纳如船舱，划橹而去。

鲁迅就把两件事合二为一，再增加一些故事，便塑造了祥林嫂这一典型形象。

《彷徨》和《呐喊》这两本书在客观上，反映了1911年辛亥革命失败后，直至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前，这一历史时期的封建阶级的没落和农民的革命情绪的增长。

鲁迅的革命文学活动的真正开始的时代，已是在新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时代，中国人民已经觉醒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代。“五四”以来的鲁迅的革命的文学活动，就是遵循着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的方向进行的。

兄弟之情的破裂

20世纪20年代初期，鲁迅主持并创立了一些文学刊物和社团，而且扶植很多青年，但后来有的社团内部分裂，他细心培育过有些青年，后来却在他困苦的时候落井下石，真是让鲁迅心痛不已！

但是最令鲁迅心痛的，这种莫测之变竟然发生在家庭之内，兄弟之间。可想而知，这给他的打击是多么的疼痛。

在那之前，鲁迅的悲哀和寂寞都是来自个人和社会环境的，现在却来自最亲近的人，几十年长相守的手足，原来一直并肩战斗的“友侣”，这才是最令人痛惜和伤心的！

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两人年龄差不多，从童年的时候直至“五四”时期，都走着差不多的人生道路。他们都去上新学堂，都到日本留学，都面对着相同的历史任务，而且在日本时期奠定了相当一致的思想基础。

他们都热爱文艺，有着共同的反封建、要求个性解放和改造社会的理想。他们在留日和“五四”时期，能够并肩战斗，成为当时文坛上耀眼的“双子星座”。

作为哥哥的鲁迅一直很关心周作人的成长，无微不至地帮助他。周作人从日本回来后，一直都在绍兴教书。1917年，在鲁迅和许寿棠的推荐下，由鲁迅汇寄路费，周作人来到北京大学，成为特聘教授。

在一开始几年里，他们兄弟间的情谊，已经从少年时的相依为命，青年时的共宿共读，发展到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在事业上携手前进的阶段。

他们共同反对封建思想、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文学。“周氏兄弟”，同为偷青邦的重要撰稿人，是“五四”文坛上的两颗明星。

在鲁迅居住北京期间，他和周作人信件往返频繁，共有260多封，鲁迅还经常给他邮寄书刊，可见他对二弟何等关怀。周作人初到北大任教时，总是先写好讲稿。让鲁迅修改，有时鲁迅还给他誊写。

自从周作人带着妻子羽太信子回到中国后，鲁迅一直负担他们全家生活的费用，还经常汇款到东京，接济羽太家的老人，资助她弟妹读书。

1919年，为了全家人能定居北京，实现早年曾经许诺的三兄弟共同生活，永不分家的夙愿，鲁迅多方奔走，花了4000元买下并修缮了八道湾的房子。这些钱除了有卖掉绍兴故宅所得，还用去了鲁迅多年的积蓄，甚至向银行贷了款。

鲁迅之所以不惜花费巨款，买了这个院子，是因为房间多，空地大，适宜儿童活动和玩耍。这时他自己并没有子女，倒是两个弟弟有子女，而周作人已有一子两女。

房子修好后，周作人便带着妻子、儿女和妻舅一批人，从日本游玩完毕回到了北京，这一家人就这样独占了后院整幢房子。

1919年11月，鲁迅搬入八道湾以后，为了全家和睦，他把自己的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支配。那时他们兄弟两人的收入，每月约有600元。但羽太信子挥金如土，雇了许多的男女佣人，什么东西都要去日本商店买，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所以月月亏空，总需要鲁迅到处借钱，而周作人却不闻不问。

有一次鲁迅借到钱，连忙坐黄包车拿回家，却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去，他不免感慨地说：“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鲁迅对待别人很诚恳，对于不合理的事情；他要提出来，要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就不免要触犯羽太信子，这也就招来了周作人的不满，因此就受到许多折磨和打击。

鲁迅很爱孩子，他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吃，羽太信子不让他们接受，而让扔掉这些糖。鲁迅还听到她对孩子的斥责：“你们不要到大爷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孩子们是天真的，不明白什么叫“让他冷清煞”，还是要偷着到大爹的房里去。这仿佛又成了鲁迅的罪过。后来鲁迅对增田涉谈到这些往事；说到糖果被扔掉时，十分感慨地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这使听讲者不由想起鲁迅常说的“寂寞”这个词的深沉含义。

在和周作人夫妇的相处中，他如牛负重，却得到了相反的回报，这令人心寒。1923年7月24日，鲁迅开始和周作人一家分开吃饭。

又过了5天之后，周作人捧着一封写好的信，走到前院鲁迅的屋里，要求从此跟他断绝往来。鲁迅让他当面作出解释，可是他回过头去，慌慌张张地走了，以后就始终避不见面。

因为周作人轻信了有些神经质的羽太信子的话，终于把长兄逼入困境。兄弟的决裂令鲁迅充满了痛苦与愤怒，他默默地牺牲了自己，而自己帮助过的兄弟竟会这样蛮横地对待自己，实在太出乎意料了。

鲁迅不能忍受这无端的屈辱，决定搬出这个宅院。他通过自己的学生许钦文租来了砖塔胡同61号的空房子，这栋小房子，显得十分拥挤。

这时周建人也已经离开八道湾，去上海商务印刷馆工作了，这样，周作人一家就独占了鲁迅用巨款买来的全部房子。

鲁迅的母亲仍和周作人一起住，虽然他们雇了几个佣人，但是老人却仍需自己料理生活。后来老人病了，周作人夫妇也很少照顾。于是周老太太哭着来找鲁迅，有时就在这里住下看病。

由于心情不好，又得为生活奔波，鲁迅大病一场，就是在病中，也不能休息。老太太住不惯租来的房子，鲁迅就带病到处看房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买下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房子，加上翻修，花了800元。

这个价钱仅是原来八道湾房价的四分之一，由于当时鲁迅手头拮据，还是都向朋友借的，直至去厦门任教时才还清。

虽然鲁迅和周作人决裂了，但他因为周作人对新文化事业尚起一些积极作用，还是把私事放在了次要地位，继续与弟弟处于同一个文学团体中。而且他还始终保有手足之情。

这一点，周作人也意识到了，后来他评价鲁迅是借男女爱情的悲剧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后来鲁迅又写小说《弟兄》，实际上是在追念自己对周作人得病的忧思，表示只要弟弟有难，仍可以向他寻求帮助。周作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自己说《弟兄》所写，“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的”。

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在中国知识界发生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陈西滢之流，日益显露出了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官僚的走狗真面目。

于是，鲁迅便率领着一支年青的文化新军，与这些御用文人展开了激烈的复杂的斗争。

女师大原来是一所由初级师范，改成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它的校长原是鲁迅的老朋友许寿裳。许寿裳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从北京大学请到许多教师来女师大兼课，鲁迅也是其中之一。

许寿裳辛苦经营，使学校有了一番新气象，而这正惹起了代表封建势力的教育总长及其爪牙的嫉恶，反动当局对许寿裳制造了许多流言，以致使他愤而辞职。接替者是由教育总长派来的杨荫榆。

杨荫榆的封建家长作风，很快就遭到了学生的反对。可是她不但不思改革，反而独断专行，横加弹压。她还与反动教育当局勾结起来，排除异己，极力压迫学生。为了中饱私囊，她又违反章程，向学生们征收额外的费用。这种种劣行，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于是大家就起来反对她做校长。

11月初，3名暑假回家度假的学生，因军阀混战，交通阻塞，没能按时返校。杨荫榆却迫令他们停学。终于激起了更大的公愤，女师大风潮正式爆发。

鲁迅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的立场，参加进步师生组成的校务维持会，组织全校学生发起了一场“驱洋运动”。

但是风潮闹了几个月，呈文递了无数，教育部也来人查了两次，最终还是毫无结果。

1925年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北京学生界召开纪念大会。杨荫榆就借此机会在校内布置了一个讲演会，邀请了校内校外的人士前来演讲，并以校长资格出面主持。这是一个阴谋：她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学潮平息下去。

杨荫榆因为有北洋军阀政府教育当局的支持，她既定的阴谋正一步步开始进行着。第二天，学校公布了许广平、刘和珍等6个学生自治会代表被开除。

全校的学生都被激怒了，她们立刻到操场上集合，整队走向校长办公室，抗议杨荫榆开除学生的无理决定。全体学生都一致表示拥护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和她们的总干事许广平，并且支持着她拿封条把校长办公室封掉。斗争从此更尖锐化了。

学生们于是不得不向各方寻求援助，他们首先求助于平日关怀与爱护她们的校内教师们。鲁迅和许寿裳，还有其他几位教授，就在这时参加了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

鲁迅和许寿裳等几个教员在5月27日的《京报》上发表了宣言，声明对于女师大事件的态度。

正在女师大事件发展过程中，1925年5月30日，因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而引起的“五卅事件”在上海爆发了。

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于是在全国各地展开，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和全国群众的爱国运动结合起来了，这使得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大为惶恐。他们纷纷出来为反动势力辩护。

鲁迅立即予以痛斥，并指出，枪杀中国人民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者，还有国内的封建统治阶级。

鲁迅是反动统治者的“眼中钉”。他们以鲁迅参加女师大的校务维持会为借口，非法免除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的职位。鲁迅严厉地斥责反动教育当局和杨荫榆、陈西滢等人诬蔑、压迫青年的罪恶行为，并向“平政院”提起诉讼，控告被非法免职。

由于长期的紧张和疲劳，鲁迅病倒了。但是他却抱病坚持工作，经常出席女师大维持会、教务会，并主动提出把义务授课时间增加一倍。

在广大的社会力量的声援下，学生终于获得了胜利。1925年11月30日，女子师范大学宣告复校，杨荫榆被撤职，女子大学取消，学生们回原址上课，“女师大”事件至此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926年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开进了大沽口，开炮轰击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13日，日本政府就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16日，英、美、德、意、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日本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对段祺瑞政府又提出了最后通牒，限定18日正午以前答复。

18日，北京民众30000多人举行反对8国通牒的群众大会，会后开始游行示威。当一部分青年学生和各界代表走到段祺瑞政府门前请愿时，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霎时间，血肉横飞，当场40多人遇难，200余人受伤。

枪声后，手拿大刀铁棍的散兵冲过来，他们向中枪倒地、尚有生气的人当头打去。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她的几个女同学就在这时被虐杀。革命领袖李大钊头部也受了伤，但他仍镇定指挥群众撤离。

第二天，段祺瑞卖国政府通缉革命领袖李大钊等人。接着又通缉了鲁迅。

不久，为了牢记这次惨案，鲁迅写了一篇《记念刘和珍君》。他写道：

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40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们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在惨案发生后，鲁迅被列在通缉的人之中，于是他不得不出外避难。避难生活很不安定，加之写作的疲劳，使鲁迅回到自己的寓所后，胃病发作，经过短时间的修养，身体状况有了些改善。但不久后，北京的情形起了变化，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来到了北京。

1926年8月，鲁迅与许广平不得不离开北京，由津浦路乘车南下，来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鲁迅就和许广平分手了。他们互相约定，两年之后再见面。许广平由海路去了广州，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鲁迅离开上海，前往厦门，应厦门大学的聘请，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

在厦门任教的日子

1926年9月，鲁迅抵达了厦门，暂时住在码头附近的旅馆，随即被林语堂、孙伏园接进了学校。

鲁迅来到了爱国华侨陈嘉庚筹资创办的厦门大学。他的到来，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外地也有一批青年，闻信转学到厦门。

在厦大，他担任“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两门课程，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本来文科的教室，一般只有十来个必修的学生听课，很冷清的。可是鲁迅每次来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

鲁迅的讲授之所以特别吸引听众，是因为他态度认真、思想新鲜、史料翔实、分析透彻。他每周上4节课，有两节文学史需要新编写讲义，在厦大图书馆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编好讲义，他常常废寝忘食，锐意搜求。

鲁迅的这些讲义，从文字的起源到汉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先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讲过，后来整理在《鲁迅全集》中，它就是著名的文学史著作《汉文学史纲要》。

青年学生不满足于只听鲁迅讲课，更喜欢直接向他提出问题，寻求生活真理的指导。

有一次，一群学生同他谈起当地的文艺现状，感到很不满意。他们要求鲁迅指导创办刊物，想要提倡本地的新文艺和白话文，与封建思想做斗争。

鲁迅满口答应，在他的帮助下，成立了两个文艺团体：一个叫涣涣社，出版《波艇》月刊；另一个叫鼓浪社，出版《鼓浪》周刊。

这些给青年很大的帮助和鼓舞。鲁迅是青年的文学导师，也是他们的知心朋友。不仅学文学的青年，还有学法科、教育科以及其他学科的学生都乐于同他接近。他的思想光芒，照耀在这些青年身上，引导他们向前进。

鲁迅到厦门大学没多久，就感到厦门和仍受军阀统治的北京一样“不干净”，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这里的世俗眼光是势利的，只重衣冠不重人，鲁迅却与此相反，对于生活和衣着毫不讲究。因为他跟一般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教授、学者不同，所以曾遭到一些人的冷眼。

那时候，厦门大学给教职员发薪水，是由总务处开支票到市区的集通银行去领取。有一次，当鲁迅来到柜台，将支票递过去时，柜台里的人接过支票，抬起眼睛一瞥，慢吞吞地说：“你就是周树人？”

鲁迅点点头，那人便从上到下再瞟鲁迅一眼，不禁疑惑起来：“堂堂一个大学教授，衣着怎么这样寒碜？莫非是人家丢了支票，他捡来冒领？”

那个人要鲁迅先到一个房间里等候一下，然后背着鲁迅，给厦门大学的总务处打了电话，完全证实了鲁迅确是这个样子时，才满脸堆笑地领着他去办理领款手续。

学校当局也相当腐败，只认钱财，急功近利。鲁迅刚来学校，他们就问年底有什么文章发表。于是鲁迅把《古小说钩沉》整理一下拿出来，但是刚送走不久，就退回来了，从此再也不敢提这方面的事。

校长林文庆总是借鲁迅的名气来为他装点门面。有一次，一位银行家来到厦门大学，学校当局忙得不亦乐乎，又是列队欢迎，又是大摆宴席。

鲁迅蔑视这种绕着“钱”字打转的风气，他在给许广平的通信中说：“我固然是‘北大同仁’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

有的人不明底细，还要拉鲁迅去陪银行家照相，鲁迅斩钉截铁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校长更不识趣，他宴请银行家，又来邀请鲁迅作陪。鲁迅在通知单上签了个“知”。林文庆以为鲁迅这下给他面子了。可是依然落了场空欢喜，鲁迅没去。鲁迅后来解释说，那个“知”字是“不去可知矣”。

鲁迅本打算在这里住一两年，编写《中国文学史》稿，同时把厦大的文科振作一下，可是相信“有钱人说话”的校长，即英国籍的中国人林文庆博士，是一个尊孔的买办，既不懂得鲁迅，也不懂得中国文学，他所要求的只是学者的皮、奴才的骨。

这里的同事们也多是油滑浅薄、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人物。鲁迅住在图书馆的楼上，下课之后，同事们没有可与他交谈的。现实的芜杂状态使鲁迅看了很难过，整天面对大海或翻开古书，不免感到孤独寂寞，便开始了生活的回忆。

正在此时，北京未名社向鲁迅催稿，他便写下了一些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后收入《朝花夕拾》。

当时，“现代评论”派的人到处排挤鲁迅，尤其是白果，他是林语堂的秘书。

有一天，白果突然走进鲁迅的宿舍，一脸假笑，说什么：“昨天吴教授的少爷已到，需要从这里搬走两张椅子。”说完，就伙同来人动手要搬。

鲁迅很气愤，反问说：“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吗？”

白果哑口无言，神情尴尬地溜走了。事后竟然攻击鲁迅“又发名士脾气了！”

鲁迅听到了，反问道：“难道厦门的‘天条’，只有名士才能多一个椅子？”

10月的一天，国学院要开古物展览会，要求鲁迅将他收藏的碑碣片拿去陈列。鲁迅就着手准备，但是他只有一张小方桌和小书桌，许多展品只好摊到地上，他便伏在地上一一选出。

拿去陈列时，白果又不让工友协助，鲁迅只好自己在桌子上放一把椅子，爬上去悬挂展品。孙伏园看着过意不去，曾来帮助陈列。中途，白果又将孙伏园叫走。

学校当局这种不尊重教员的态度令鲁迅十分不满，他愤而辞去国学院研究教授的职位，以示抗议。学校当局难以下台，又将聘书送了回来。白果则恼羞成怒，竟又借故生事。

这时，广州中山大学多次向鲁迅发来邀请的电报，鲁迅最后接受了聘请。1926年12月31日，鲁迅向厦大当局提出辞职。

校长林文庆派秘书送来聘书，假意要挽留鲁迅。

在一次会议上，大家讨论着文科的预算，校长主张削减经费，最后竟搬出他的买办式的格言来说：“现在是有钱人说话的时候。”鲁迅听了，摸出一枚两毛的银角子来，往桌子上一拍，说：“我有钱，我也要说话！”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的一切言行，自不能不与学校当局相背。

于是鲁迅把厦门大学的聘书退还了学校，离开了厦门。

在白色恐怖下奔走

这时，中国正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北伐”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鲁迅经常带着兴奋的心情给许广平写信报告胜利消息。鲁迅在厦大虽然感到有些孤军作战，但是他的战斗任务，客观上是与整个革命的要求合拍的。

鲁迅的辞职，正是一种阵地的转移，他要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去深入战斗的漩涡，集合广大的群众来重新布阵。而早已在广州的许广平，也表示愿做他“永久的同道”。鲁迅于1927年1月18日便离开了厦门，来到广州。

在中山大学里，鲁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广州的青年对鲁迅景仰已久，他们希望鲁迅先生出来领导他们从事文艺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

鲁迅说：“我的年纪比较老一点，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至于要我帮忙，我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

鲁迅到中山大学执教的消息传开后，来访者络绎不绝，他开始与各方面人物接触。

毕磊以中大学生代表身份上门拜访，把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向导》、《人民周刊》和共青团刊物《少年先锋》送给他，鲁迅热情地接待了进步学生。鲁迅拒绝了学校当局的欢迎会，却在1月25日下午在毕磊的陪同下，出席了中大学生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受到热烈地欢迎。

鲁迅在广州度过了农历新年，领略了南国风光，观赏了除夕花市，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宴请请帖，一律写下“概不赴宴”，并给予退回。

鲁迅对报上借他来穗之题发表的各种文章，一概保持沉默。别有用心的记者邀鲁迅对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鲁迅冷淡地答以“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由此又招来“老朽”之类的谩骂。

鲁迅并未还手，他将全部精力贯注到准备开课的教学事务上，表示要对中山大学“尽一点力”，把“中大的文科办得要像个样”。

那个学期，中山大学要到3月1日开学，3月2日正式上课，可是鲁迅于2月10日就开始工作了。鲁迅除主持召开教务会议、文科教授会外，还忙于众多事务。因为鲁迅是中大第一任教务主任，所以一切教务工作，都得从头做起。

拟订教务处规章，着手改革预科的学制，精简预科的科目及教材，接纳朝鲜和国内各地包括台湾等地的进步学生入校，主持校内学生及转学学生的编级试验，甚至排课表、发通知书、核算成绩、写榜、贴榜等具体工作，都得鲁迅亲自动手。

繁重的工作，压得他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但他却毫无怨言。此外，他还要接见各式各样的来访者。

3月1日，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鲁迅应邀即席发表了《读书与革命》的讲话。鲁迅说：“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的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

“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

此时，鲁迅在青年中间有一个新发现，那便是他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之间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鲁迅接近的学生当中，就有好多是共产党员，可也有“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接着在官办的报纸上，有人用“流言”的“武器”，对鲁迅加以袭击、陷害。

鲁迅在3月29日，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自己在广州东堤赁白云楼居住。

4月8日，鲁迅应邀到了黄埔军校，发表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鲁迅也谈到了革命文学。他认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革命文学。当革命进行时，大家都在忙革命，没有革命文化。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都去歌颂时，也不算革命文学。真正的革命文学，一方面要有颂歌，另一方面也要有挽歌。

鲁迅拿革命去看文学，拿文学去看革命，这是鲁迅自己创作的让革命与文学相互证明的方法。这是鲁迅自己的发现和发明。

鲁迅也谈到了革命有大革命和小革命的区别。小革命就是我们说的改良，大革命有短时期爆发的暴力斗争。鲁迅认为，革命没有一刻不存在，大革命没有，小革命也会进行。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不能停顿的。

北伐节节取胜，1927年4月10日，鲁迅在白云楼寓所听到广州民众上街游行，庆祝北伐军攻克南京、上海的欢呼声，写下了《庆祝宁沪克复的那一边》一文。鲁迅敏锐地提到“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

鲁迅直言告诫，要防止“革命精神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鲁迅的预言，为几天后的上海“四一二政变”和广州“四一五”政变所证实。

4月12日，在上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屠杀工人群众及共产党员，接着在广州也发生着同样的惨剧。

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山大学“清党”。事变中，中山大学遭到大搜捕。下午，鲁迅冒着狂风暴雨，赶回中大出席各系主任参加的紧急会议。

鲁迅在紧急会议上据理力争，他说：“‘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

会议作不出决定，鲁迅愤怒退席。他奔走营救学生，捐款慰问被捕学生。然而，中山大学图书馆前贴出开除数百名学生学籍和教职员公职的布告。鲁迅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表示抗议。学校当局还想利用他的声望装饰门面，都被鲁迅拒绝。

中山大学当局拉不回来鲁迅，翻脸将接近过鲁迅的人都说成“鲁迅派”或“语丝派”，用尽手段孤立鲁迅。鲁迅看穿了反动派罗织罪名的伎俩，坚持继续留在广州从事创作和翻译。

来访的青年朋友恳切地劝鲁迅到别的地方去，但是他说：“他们不是造谣说我已逃走了，逃到汉口去了吗？现在到处都是乌鸦一般黑，我就不走，也不能走。倘一走，岂不正好应了他们造谣？”

鲁迅在白云楼编完《唐宋传奇集》，在题记中悼念被杀害的革命青年。在《唐宋传奇序列》中有“时大夜弥天，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之句，概括了鲁迅在广州生活的心情。其寓意：一是讽刺造成白色恐怖的当局；二是对上海某君造谣中伤的反击。

“四一五”大搜捕让鲁迅目瞪口呆。尤其震惊的是那屠杀者中间，竟也有许多青年人，不但是年轻的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更是年轻的戴着眼镜的大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这些青年似乎还格外起劲。残酷的现实彻底摧毁了鲁迅曾经信奉的进化论的思想！

1927年7月16日，鲁迅在许广平的陪同下，到知用中学作《读书杂谈》讲演。鲁迅告诫中学生，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必须和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当时，何春才也是知用中学的学生。他还清楚地记得，鲁迅先生是针对时弊而发表他对读书的意见的。他旁征博引，材料丰富，说话生动，比喻确切，讲者畅所欲言，深入浅出，听者津津有味，深受教育。

当时，广州还是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中，到处搜捕革命青年，而鲁迅在公开场合中演讲，敢于提出与当局主张尊孔读经相违背的意见，劝导学生搞好功课的同时，不妨看点自己感到有兴趣的文学书籍，也不妨看点俄国的文学论著，以开阔眼界。他的言论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的。

鲁迅先生对有朝气的、追求进步的青年是很爱护的。有一次在饭桌上，鲁迅对何春才说：“你叫何春才，春字下面加两个虫就变成了何蠢材。”表面上是开了个玩笑，但何春才根据鲁迅先生平时对他的关心和爱护，知道这句话的含意是“你要变成一条龙，不要变成一条虫”。

鲁迅还曾应香港进步青年邀请，赴港发表了《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的两场演讲，许广平担任了鲁迅的广州话翻译。对于广州的政治形势，鲁迅已看出“深绿和深红”的复杂性，他在冷眼观察。用许广平的话来说，“他是要找寻敌人的，他是要看见压迫的降临的，他是要抚摩创口的血痕的。等着终竟到来的机会”。

此时的广州，反革命势力到处伸出罪恶的黑手，使空气中充满了残杀的气氛。

在广州，鲁迅度过8个月，他在复杂的环境中笔耕不辍，编辑了旧作《野草》、《朝花夕拾》，续译《小约翰》，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编录《唐宋传奇集》等，写了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自古文字起源至汉司马迁的10篇。同时还写了一批杂文，辑成《而已集》，记录着他在广州期间的足迹和思想转变的过程。

《而已集》的题词，可以看做是鲁迅对自己在广州的这段经历意义的小结：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从此，鲁迅开始转变成阶级论者。在白色恐怖中，鲁迅无所畏惧地站到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中来。

患难与共的知心伴侣

1927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登上“山东号”轮船，离开广州前往上海。9月28日，鲁迅和许广平先来到了香港。这是鲁迅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这个被殖民的岛屿。

到达香港的第二天午后，英国殖民当局雇用的两个检查员因为没有得到贿赂，将他携带的几口书箱又撕又扯，翻搅得凌乱不堪。

当鲁迅要求他们不再翻看旁边的箱子时，一个检查员低声跟鲁迅说，要给10元钱才肯罢手。鲁迅没理睬他，于是他们照样把另外的几口书箱和提包弄得一塌糊涂，甚至以捏造罪名进行要挟。这场殖民地的小小闹剧，让鲁迅更感到了当时中国的暗夜无边。

他们经过几天海上的航行，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几天之后，迁入闸北区景云里的寓所。如今，他们已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再也不能分离了，也应该在一起生活了，从这时起，他们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对于鲁迅来说，一个有爱情的家庭和一个患难与共、相互了解的伴侣，是多么的重要啊！许广平敬仰他，体贴他，衷心地热爱他，并献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才华来帮助他。她知道伟大的鲁迅不是属于她自己的，而是属于这个苦难的民族。因此，她尽自己所能，支撑和保护鲁迅的战斗。

同居后不久，许广平曾希望在教育界找个工作，找到后，鲁迅却不愿意她离开自己的身边，他含蓄而深沉地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

鲁迅的话，打动了许广平的心，她感到鲁迅多么珍爱现在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她不应该改变这些，于是马上决定：不出去工作了，时时陪伴着他，做一个坚贞不渝的战友和知音去支持他。

对于比自己年轻许多的许广平，鲁迅一方面感谢她真挚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像师长一样关怀和爱着她，到上海两个月后，他开始教她日语。

虽然鲁迅的工作很繁忙，但他却挤出时间，给许广平编出27课的讲义，从教单字开始，内容逐步深入。

每天晚上，是他们的授课时间，在安宁和谐的灯光下，夫妻二人认真地教着、学着，不浪费任何一个普通的夜晚。除了有人邀请，鲁迅回家太迟了，才会在这一个晚上停学。

后来，鲁迅又教给她日语版的《马克思读本》，他们两人都敬仰马克思这位长着大胡子的革命导师，在恩爱的相互切磋的氛围中共同学习这新鲜而伟大的真理。

鲁迅到上海后气色好多了，人也胖了，衣着也整洁了，这都是许广平照顾的功劳。她除了平日学习日文。其他能够工作的时间，全部献给了鲁迅，自己把家里柴米油盐的一切琐事都承担起来。

许广平是辛苦的，除了要替鲁迅购买书籍、查找材料、校正文章之外，还要替他织毛衣、做棉鞋、缝衣裳，就连换件衣服，也是她拿到面前，鲁迅含蓄地对人赞美说：“我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

而繁忙的鲁迅一天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虽然在心中感激着，却极少有交谈的时间，他对劳累的许广平是深怀歉意的。所以每夜在许广平将去睡下时，他总要陪她坐几分钟。

这时，他总是说：“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

“好的。”许广平总是这样回答。

烟雾袅袅上升，真的爱情就像炉中的火，很平常，却给人以温暖。他躺在许广平身边，海阔天空地谈着，烟抽完了，他还想谈，于是，又请求许广平：“哦，再抽一支烟好吗？”

“好的。”许广平说。

鲁迅更高兴了。他又谈了起来。然而，劳累一天的许广平却在他的声音与烟雾中睡着了。这时，鲁迅才轻轻地走开，继续坐在那已铺满稿纸的灯光下。

鲁迅曾多次深情地望着劳累的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为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听到伟大心灵这样恳切的表白。许广平幸福地笑了。

然而，他们之间有时也有小小的风波。个性倔犟而从不掩盖自己情感的鲁迅，有时会因为许广平几句不合心意的话而不高兴。

这个时候，鲁迅就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更严重的时候就烟茶不动，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问。这伟大的作家，有时像个孩子似地发泄他的不满，鲁迅不只一次有过这种情形。

鲁迅对许广平生气的时候，有时会在晚饭之后，独自一个人跑到凉台上，在那里无言地睡下，直至许广平把他叫醒。

每当这个时候，许广平总是感到忧郁和惆怅，但她能够理解他。而且最多不过一天，鲁迅就会意识到自己给亲人带来的不必要的痛苦，于是，他会在抚慰许广平时道歉地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

经过了8个月这样的劳累而美好的生活之后，他们应许钦文之邀，到杭州西湖去休息了几天。因为曾发生了有人冒他之名骗人的事情，所以他们这次去杭州，只让两三个熟人知道。

鲁迅在杭州尽情地游玩了4天。时间虽短，但他却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

他们在著名的“虎跑”泉边，兴致十足地品茶，谈天，舀泉水洗头、灌足、嬉闹，并到泉眼的一个小方水池前去掷铜元。当他们累了、渴了，就坐下来喝茶，清香的茶水一杯接着一杯，不知道到底喝了多少杯。

在这次游玩中的一天晚上，他们还去素餐馆“功德林”进晚餐。虽然鲁迅不大喜欢素餐馆，但这一次，心情舒畅的他竟抛开成见，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餐。而且为了让爱人和朋友高兴，鲁迅也跟着大家一起称赞起了这些素菜。在鲁迅的一生之中，也许只有这一次的称赞他作了“违心之论”。

西湖风景虽然宜人，但鲁迅担心流连忘返于湖光山色，会消磨人的志气，还有那么多的工作要他去做啊！他在杭州只玩了4天，就返回上海了。

在鲁迅战斗的一生中，这次杭州之游是仅有的一次，当然这是许广平的爱情带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