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人生的文学

传统的观点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生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把创作比喻为是社会的表现，国家的镜子。他还认为文学的使命是描写社会。巴尔扎克很少留心于社会之外的神的东西，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社会思考的劳动中。他不仅成为法国社会的观察家，而且也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大师。俄国的托尔斯泰也和巴尔扎克一样，认为文学艺术是生活的镜子，如果生活丧失意义，镜子的把戏就不会令人喜欢了。托尔斯泰逝世后不久，列宁高度地评价了他的成就，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这表明，在这些作家作品的哲学背景上，都受到了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十九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唯物主义信心十足地在哲学领域确

立了自己的地位，虚幻的心灵冥想，被实践的感知过程代替了。人们对身外的世界的注意，有时超出对形而上学王国的思考。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开始被艺术家们所接受，他们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把反映现实的苦难，看成自己的使命，人们把他们的创作，比喻为社会生活的万花筒。这些文学，以深广的社会生活，复杂的矛盾，形象的风情，展示了欧洲社会的历史。巴尔扎克曾把自己的作品总书目，题名为《人间喜剧》。法国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的生活图景，一切苦难的人生，尽收在《人间喜剧》里。在电视、无线电等现代传播媒介不存在的情况下，《人间喜剧》是历史的最生动的摹写本。法国的斯丹达尔、莫泊桑，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托尔斯泰等人，都在自己的作品里，浓缩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和表现，比以往任何一个作家，都要深刻。马克思、恩克斯在评价巴尔扎克等人的创作时指出，这些作家笔下提供的材料，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等合起来所提供的还要多。作家们承担了社会百科全书的任务。把人生的种种形态，都摄入自己的笔端。他们面对历史、面对眼前的一切，用清醒的目光，发现着生活的底蕴。

坚持像镜子一样去反映生活，就必然表现艺术的真实性。真实性，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些作家追求的目标之一。托尔斯泰明确告诉人们，不要向读者撒谎。他在提起笔时，首先关心的是俄国人的现状。每一个平凡人的悲剧，都会引起他的深思；每一个非人道的故事，都引起他心灵的震颤。他把自己所闻、所见、所想的一切重要内容，都形象地写到小说中去。托尔斯泰从来不封闭自我，他的眼界极为开阔。在《战争与和平》中，他以惊人的笔触，再现了俄国生活的众多领域，其场面之大，人物之多，形象之真实，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少见的。托尔斯泰做到了现实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俄国各个阶层的状况，在他那里被准确地表达出来。列宁曾经说托尔斯泰不仅记录了俄国的历史，而且也记录了民众的心理，他主要属于 1861—1904 年这个时代，他完整、惊人地体现了俄国正反面的生活。这些作品，对俄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俄国的契诃夫在论述真实性指出，文学所以叫艺术，是因为它按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生活，必须把生活写得跟原来一样，把人写得跟原来面目一样，而不是捏造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到了这一点。准确

地表现客观世界，是作品深刻与否的前提之一，只有把握了生活的规律，才可能深入地探索人物的课题。法国、英国、俄国等作家，在对生活的把握思考的过程里，他们自身的努力和贡献是惊人的。就其冷静、客观的程度而言，是令后人敬佩的。

但这些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们，反对机械地复制生活。实际上，他们比任何一个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更有精神的能动性，他们或多或少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对历史的理解，是以批判为前提的。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这一学说用试验的方法勾勒一个完善的社会。在这个完善的社会蓝图面前，一切现有的存在，都失去了意义。尽管这一学说有片面的地方，但对现实的否定精神，无疑是启示人们改良社会的武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充满了苦闷、冷酷、探索的精神，它一方面记录了生活的现状，另一方面，洒下了作家悲愤的泪水。它的否定现存社会的精神，是其深刻性的重要原因。

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些大师的作品，会感到何等的激动、压抑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对人的虚伪性、欺诈性的描写，会使你感到资本主义初期的残酷现实。人们除了金钱交易外，难以找到生活的愉悦。卑鄙、冷漠扼杀了人的纯真情感。俄国的果戈理用“含泪的微笑”，揭示了地主贵族丑陋的嘴脸。而在托尔斯泰笔下，俄国上流社会，流满了污秽、丑恶，人们被私欲冲昏了头脑。生活已丧失了崇高性。挪威作家易卜生，用他无情的笔，揭穿了资产阶级市侩精神，他的戏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

《人民公敌》等，对社会不合理性的表现是入木三分的。在美国，杰克·伦敦的写作，则以他的丰富性、深刻性、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恶的形态。他的社会空想小说《铁蹄》，对社会尖锐的阶级对峙，进行了形象的体现，成为人们了解美国当时社会的重要参考资料。

因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既忠实地摹写现实，又以创造精神表现自己的倾向性。不过，这种倾向性并不像浪漫主义那么直接了当，而是无声地潜移在作品的深层结构中。他们在人民的苦难中，认识到资产阶级创造力的衰弱，他们对生活的描绘是十分广阔的，上至贵族，下至贫民，都得到了有力表现。这些文学，特别着眼于对普通的人物、普通的事件的描写。在常见的事物面前，往往可以表现出生活的普遍性的东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观纺织到作品里。在那些阴暗世界和生命的底层中，是焦虑、失望；是抗议、是呼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真实的人的文学，它是人的健全理性的反映，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成熟的标志。在认识论的角度上，它是十九世纪社会风俗的摄像机，在它那里，社会的所有丑陋，都被形象地曝了光。

文学史家在论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时，把典型性问题看成它对文学的突出贡献。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看法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典型性，即通过人或物，反映了它的本质性的东西。例如写一个农民，那么这个农民就应具有许多农民的特点；写一位金融家，就应把许多金融家的阶级品性、身份特点表现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做到了这一点。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就是当时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的缩影，他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野心，是对法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的主人公，那种贪婪吝啬，是千千万万个守财奴的共性。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市长，那种卑鄙无耻的心理，是俄国农奴制下贪官污吏的代表。这种通过一个人物折身全体阶级特点的手法，就是文学的典型性。

典型性的提出，自然就要求作家塑造形象时，做到一致性和目的性。批评家莱辛说，一致性，就是人物不能自相矛盾。一个人无论怎样变化，他的核心的东西，是稳定的。而目的性，则反映写作时的主观因素。人不能为了摹仿而摹仿，那就成了照相。作家应告诉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做到了这一点，作品才有它的教育意义，才有艺术的深度。罗曼·罗兰在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主人公的个性，一直在符合生活的逻辑前提中发展、变化着。作者在刻画人的命运时，没有忘记生活的规律。主人公的“反抗——失败——妥协”的过程，具有辩证的特征，它是生活的反映，也是生活的概括总结。

典型性的问题，在哲学的意义上，就是个别与一般的问题。普遍性的东西，是从特殊性那里总结而来的。也就是说，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文学创作的典型性，就是要求文学形象表现出该事物的本质。人们说这个人物写得好，是因为他有代表性。果戈理笔下的地主形象许许多多，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是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贵族的典型。他是一个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生活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思想很困惑。他在上层社会环境中长大，但却厌倦那个社会的一切。他眼里缺少崇高，没有神圣，他无聊地欺骗别人，也害了自己。这个“多余人” 的形象，是对俄国贵族青年的写真。在他那里，可以看出俄国上流社会一些青年的影子。

普希金在描写奥涅金时，做到了一致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作家在他的身上，表达了一种失望，一种哀叹。读过这部长诗的人，都会被诗人的现实主义精神所震动。普希金像哲学家一样，勾勒了俄国人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认识价值，是毋庸讳言的。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动人的人物典型。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于连、罗亭、聂赫留朵夫、玛斯洛娃⋯⋯这些人物的命运的思想，记载了西方社会的道德情感、价值信念、人生困境等。

十九世纪的作家们所形成的典型化的原则，具有明显的方法论的价值，在这些作家们看来，这易于更集中刻画人物，表现主题。在巴尔扎克作品中， “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都不是随意安排的。每一个场景，都集中衬托出法国社会某一领域的风貌，是社会风俗的展示。这就是环境的典型性。《高老头》中的伏盖公寓和鲍赛昂夫人的沙龙，概括了波旁复辟王朝时期法国的氛围。在这两个环境中，展示了不同阶层人的精神状态。如果环境描写没有典型性，人物的形象就会受到影响。在田园牧歌中，不会有奥涅金的产生；在中世纪的神学精神下，不可能出现欧也妮·葛朗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着力突出了时代的特点和人物个性的特点。作家们为了更鲜明地塑造形象，往往精心安排故事情节，渲染背景。巴尔扎克在总结自己的典型化创作方法时说：“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的手，取那个的肩。”中国的文豪鲁迅曾把这种方法称为“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在创作中遵循典型化的原则，是人们对确切性追求的需要。十九世纪的科学已经较为发达了。对事物的认识越来越精确，模棱两可、随意性都受到了反对。文学家也力求像科学家那样，把写作当成认识世界的过程。文学是人学，但人的性格是怎样产生的呢？十九世纪的许多作家认为，人的性格除遗传因素外，主要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所以他们写作时，特别注意社会问题，人物不像浪漫主义作家写得那么传奇，而是受社会的制约。什么样的环境，就产生什么样的人物。许多作家写环境时是十分用心的。《人间喜剧》中对巴黎社会的精彩描写，就像一幅工笔画一样清晰：阴沉的修道院、窄而曲折的街面、宽大低矮的店堂、黑暗的住所，坍毁的城脚⋯⋯只有看到这些形象的画面时，你才会理解，十九世纪的欧洲，何以会出现空想社会主义，何以出现马克思主义。这些学说，正是不满于社会黑暗的产物！

由于看重环境对人的制约，“问题小说”在许多作家中，成为普遍的现实。作家首先关心的是社会问题。为什么人变得自私了？战争为什么会产生？贫困的原因是什么？思考这些问题，就必须研究生活的结构。所以，在巴尔扎克等人的创作中，人们形容他们专用解剖刀来解析现实。虽然并不都能得到答案，但作品对生活的挖掘的确是深的。托尔斯泰写《复活》，就是要解决人的灵魂问题；而《安娜·卡列尼娜》，则是他对家庭、道德、信仰等思考的结果。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尽可能概括了社会状况。因为要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所以人物写得很有概括性，心理变化也有代表性。为什么人们一看这些作品就激动呢？因为它唤起了人们的同情，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典型化的结果。

但典型化的原则，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属于认识论范畴，并不能涵盖价值文化等问题。它还囿于一种对事物归类化的认识，显然难以顾及到人的精神的无序性和世界发展过程的超常性。在对现象界的归纳上，典型化原则有着特殊的贡献，但在对人和世界的隐蔽性的把握上，这一原则是无力的。而这一切，已由二十世纪的作家们去探求了。

认真地读这一时期的作品，就像跟随一个思想家旅行一样，不仅领略到历史的真实，也领略到人的思想的真实。文学是一种认识，它形象地把人生告诉给人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真实、最深刻、最生动地映现了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人类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反省过自己。正是在这些作家的启示下，欧美的人道主义精神大大向前迈进了。

个体存在的价值，人的生存的意义，许多年来一直困扰着西方的作家。在这个基础上的人道主义思潮，在历代现实主义者那里，是有广泛的市场的。尽管十九世纪的文学家对人道主义的认识，有时留于表层，没有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那么深刻，但在当时，这是唯一最有诱惑力的武器。每一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差不多都可以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作为一种精神信仰，人道主义在西方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发展过程。在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作为封建社会的否定者，充满了新生的活力。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之口说道：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们，把

爱看成人的天性；把自由当作天经地义的神圣的东西；意大利诗人但丁说： “不论造物主或造物，不能离爱而存在：此爱或为自然的，或为理性的。” 由于爱是道德的种子，因此，爱在社会行为上，就应表现出一种自由、公平、合理的事物。薄伽丘在看到这一精神法则后曾表示，人们的爱是由于天性的，让我也利用这短促的人生追求我的乐趣吧。文艺复兴以后，人道主义思想在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那里，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卢梭曾认为，人性的首要法则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因而，卢梭不仅呼吁人为自我立法，同时，强调“返回自然”，摆脱社会生活中私欲的束缚。对人的纯真的追求，使卢梭等人的作品获得了理性的力量。但是，抽象的人道法则，与现存的人生，总是有距离的。到了资产阶级真正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人道的光环开始黯淡了。在满口平等、自由的资产者那里，却出现了亵渎人道的普遍现实。欺诈、压迫、拜金主义，把人抛向物欲的角斗场上。成千上万的工人沦为了贫民，社会的不平等造成了动荡。一方面是金壁辉煌的贵族，一方面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人们为了财富，不惜牺牲一切代价。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暴露了自身致命的弱点。

在十九世纪，有良知的作家们深深地看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英、法、俄等作家的创作，记载了资产者的精神历程。用纯真的人道主义，反对虚伪的人道主义，成为许多作家的使命。这时的文学上的人道精神，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调。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一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畸形的。巴尔扎克把这个社会，看成人类的热情、兽性、思想之间的冲突场所。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形容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到处是昏暗的镜头，人已失去了正常的心理，一直被异己的力量左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白痴》、《罪与罚》、《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虚伪性。在他的心灵絮语里，流露出他痛楚的人道激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对西方上流社会的失望者，资产阶级曾经描绘过的理性蓝图，在他那里彻底瓦解了。

可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并未能找到拯救他的信念的东西。在普希金纪念碑落成揭幕礼上，他曾告诉俄国人：“忍耐吧！”是的，除了忍耐，人们好像看不到彼岸的绿荫。他的小说几乎让人憋得喘不过气来。灰蒙蒙的天、凄惨的人群、破烂的街市⋯⋯世界彻底变了一个样，生活不再拥有亮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资产阶级虚假理性的抗议者，他把人道精神的内涵扩大了。

在众多的人道主义作家中，托尔斯泰或许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人道精神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惨烈，在这位大师的世界里，人道与宗教式的内省深深联在一起。俄国的苦难，使他流下了无数的泪水；俄国的历史，促使他从理性高度上来审视世界。他痛心于俄国人的灾难生活，但他还是相信，人终究会改变这一切的，而改变这一切的武器是他心目中的博爱精神。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温和的。他早期创作的《哥萨克》中，情感是平

静、田园式的。即使在史诗般的《战争与和平》中，那洋溢着人情味的主人公们，无不体现出托尔斯泰式的激情。托尔斯泰相信，人性中的美质是与生俱来的；也相信，人是世间最宝贵的存在者。当 1861 年沙皇进行改革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感受到“恶”在深深地侵蚀着人们。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看到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弱点，意识到社会行为的某些虚

伪性。而在《复活》中，则看到了道德沦丧的苦难。托尔斯泰希望用赎罪的方法，来拯救自我，用宗教式的神喻，来唤起人的觉悟。应当说，这是十分动人的。可是，托尔斯泰的仁爱精神，在这里隐入了矛盾中。聂赫留朵夫的自我忏悔，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在社会上，罪恶只靠反省是不能简单消除的。但托尔斯泰一直认真地坚持着自己的乌托邦精神。他反复告诉人们：“勿以暴力抗恶”。善良、柔软的劝告，在他作品的空间久久回荡着。他的同情，他的希望，构成了作品动人的乐章。

显然，以托尔斯泰等人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其作品的成功，不仅在于反映现实的深刻方面，同时，也在于其人道精神的深刻方面。托尔斯泰心灵中一直有一块“圣地”，它是人类最崇高境界的产儿。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信念，不免带有幻想的一面，可正是这幻想的东西，成为人类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托尔斯泰以这种人道的尺度，无情地嘲讽了上流社会污秽的生活。他的写作从来不是轻松的。他在作品中总是不断向读者们提出诸种社会问题：妇女问题，道德问题，信念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闪烁着他仁慈的爱。他相信人类具有普遍的爱和同情心，也相信人可以在道德上进行自我超越。所以，对托尔斯泰来说，他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把生活的原来面貌展示出来，让人们了解恶的力量的可怕性；二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宣扬自己的道德说教，写作意味着促进人类的友爱。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的使命是把‘人类的幸福在于互相团结’这一真理从理性的范畴转移到感性的范畴，并且把目前的暴力统治代之以上帝的统治，换言之，代之以爱的统治，而这对所有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人类生活的最崇高的目的。”托尔斯泰是痛苦的，因为他肩负着太沉重的苦难；托尔斯泰也是幸福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种精神力量，他相信，这一神圣的力量，是任何势力也无法取代、无法战胜的。

和托尔斯泰一样，许多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对自己的信念深信不移。人道主义不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成为生命和写作的一个部分。它甚至成为许多作家与黑暗抗争的唯一武器。翻开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你会发现，西方的作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向非人性的世界进行宣战，他们的作品流淌着生命的血液，具有着非凡的力度。裴多菲、海涅、易卜生、莱蒙托夫、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这些作家的名字，可以说已成了人道主义文学的同义词。

十九世纪匈牙利杰出的诗人裴多菲，在短短二十六岁的生命之旅中，写下了大量热爱和平、自由的诗句。其中《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使徒》、《致十九世纪诗人》，在社会上的影响是深远的。《致十九世纪诗人》这样写道：

假如从那丰满的蓝子中，大家都能一样地采取；

假如在权利的桌边的座位，大家都能一样的占据；

假如精神的光也一样地把所有房子的窗户照遍：

那时我们就可以说：“停下！” 看哪，这儿正是迦南！

裴多菲的诗是追求光明的象征。他用燃烧的心，将民主自由的圣火，点

燃起来。诗中迷人的境界，是与他高尚的情操分不开的。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与裴多菲一样，是一位深切的人道主义者。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他没有一点的消沉，而是对革命给予了极大的同情。那道《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以奔放的旋律，唱出了在逆境中寻找解放的歌声：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望你们坚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你们的悲痛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志向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灾难的忠实的姊妹——希望，正在阴暗的地底潜藏，

她会唤起你们的勇气和欢乐，大家期望的时辰不久将会光降。

爱情和友谊会穿过阴暗的牢门，来到你们的身旁，正像我的自由的歌声

会传进你们苦役的洞窟一样。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黑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在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反抗诗人的个性品格，也可以看出人道主义在当时的力量。假若人类没有神圣的精神存在，世界将多么灰冷！普希金在诗的世界里，一贯呼吁着自由的到来。

《致恰这也夫》曾以焦虑热情的心情写道：“相信吧，同志：她即将来临/ 那极其迷人的幸福的曙光/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觉醒/而在那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一定会写上我们的姓名。”普希金等作家不满意生活卑琐，他们在历史的杂音中，寻找着和谐；在丑陋的物欲世界里，寻找着圣洁的情感。他们不随波逐流，自始至终保持人格的独立性。丹麦伟大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在他的写作生涯里，很注意作品的教育意义。他的童话作品一直注意挖掘下层社会人们的善良品德。他的友善的态度，和蔼的目光，动人的语言，在作品中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显示了爱的力量。《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是他博爱精神的产物。读着这些美丽、感伤的童话，你会发现一个诱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对黑暗的反叛，是对光明的期待。安徒生把社会的不平等，把人的正义精神，都写在了作品里。丹麦的文学由于他的存在，而被世界所广为瞩目。上述这些作家，除了表现出资产阶级叛逆者的个性外，更主要是反映了人类共有的本质，共有的美感形式。人类之爱虽然是抽象的，但这确实是一切具有美的情愫的人共同追求的目标。虽然永久不变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但人类追求共同幸福的幻想，是不会随一个社会的消失而消失的。资产阶级作家们一再高扬自由的旗帜，其目的就在于铲除一切违反人性的社会存在。巴尔扎克在塑造资产阶级诸多人物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性价值失落的一面，也看到了这非人道社会必然灭亡的一面。其实，他对新世界的希望，是隐藏在对现存社会的失望中的。他所以一再写人的丑陋、可怜的一面，恰恰在于，他在不断呼吁一个健全的人道世界的出现。

西方社会的优秀作家们，在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传统里，学会了怎样去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果没有人道主义的批判意识为支柱，就不会产生如此深广的影响。一个阶级社会一旦失去人性中的美好

的一面，它的末日就为期不远了。奴隶社会是这样，封建社会也是这样。西方的资产阶级作家，在他们本阶级的病态中，领略到了这一历史的足音。这时候，当他们唱起人道的圣歌时，他们的感情是多么复杂啊！

所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具有道德感的社会良知。在巴尔扎克那里，人道主义的旋律是悲怆的，他把人在社会中被异化的现象，生动地告诉给了人们。他在平凡的事件、平凡的人物中，发现了人的非道义的一面。社会的商业化与人的关系的金钱化，造成了人性的沦丧，巴尔扎克深深地感到，这是人类的大悲哀。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与巴尔扎克不同，托尔斯泰的乐章是沉郁、神异的，他逼真地刻画了社会生活的时候，也把他珍爱的梦想外化出来。托尔斯泰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最伟大的说教家，他的忘我的布道行为，他的拥抱人类理想的献身精神，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新的高峰。这既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也是人道主义在艺术上的胜利。尽管人道主义不能根本解决社会的矛盾，尽管人道主义的宣教者们难以摆脱人生的困境，但向往爱、和平、自由的思想，敢于直面现实的精神，是永存于世的。

深刻的人生体验与悲剧意识，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特征。十九世纪的西方作家们，以自我和社会的认识，变得较为成熟了。他们不再盲目随从某种既成的观念，而是为人生而写作。有些作家，是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后才提起笔来的。这些作家，很少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是在用生命书写着人生的轨迹。

著名的小说大师巴尔扎克，年轻时十分清贫。他早期写作，一直有功利性的一面，因为他要靠写文章而糊口。他曾兴致勃勃地从事商业活动，可是他失败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前，他的计划一个个化为泡影。于是不得不靠借债生存，他一生始终没逃开债务的纠缠，贫困、痛苦使他真正体味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带来的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在读他的小说时，你会感到那么深刻，那么形象，那么动人。在对形形色色的商人、投机者、小市民的描写中，他是十分冷酷的。他从这些人的日常生活里，看到了人类的悲剧的一面。他在小说《结婚的生理学》中，曾对婚恋生活进行了无情的揭示；《驴皮记》中，则对法国社会的腐败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他的代表作《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所描绘的社会畸形的形态，无不给人以震动和启示。创作是人生阅历的流露。巴尔扎克把他在生活中所感受的一切，都告诉给了人们。他毫不保留地书写着自己的思想，他的感受的深度，已使后来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学到了许多的东西。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早年的生活也很苦。他十五岁就开始了小职员的生活，对下层社会感触很深。后来，他当了一名新闻记者，更广泛地了解到英国的社会现状。他从不把自己关在书斋中，而是敏感地观察社会生活。他侨居外国以后，也一直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是一名很有道德感的作家。狄更斯在经历了社会的变故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在《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艰难时世》等作品中，毫不掩饰自己对社会的失

望。狄更斯十分无情地推倒了一切神话，他的作品都染上了一股冷气。在幽默、嘲讽、批判之中，处处闪烁着他个性主义的光芒。狄更斯的个性体验，是独具特点的，他给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带来了一股旋风。瞒与骗的文学，在他那里是没有市场的。

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反对一切虚假的艺术感受。他们的创作无不是生活最真切的反映。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的惊人的艺术成就，也是与他的经历分不开的。他的祖先曾是农奴，父亲是一个杂货铺的店员。他的家境一直不好，很小的时候就尝到了破产的痛苦。契诃夫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后来从事医生的职务时，他对民生的饥苦了解得更多了。1890 年，他被沙皇政府流放到库页岛上，后来，又多次参加过反沙皇的社会活动。这一切成为小说家日后写作的重要源泉。契诃夫的小说创作是真实动人的。他十分敏感于生活细节，在平凡的小事与小人物那里，看到了社会的大悲剧。生活处处布满了陷井，苦难的俄罗斯已失去了百姓的欢乐。他的《第六病室》、

《套中人》、《带狗的女人》等作品，既是对社会的写真，也是他自我情感的表现。契诃夫和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生活之中，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合理性，并把这个社会的必然衰亡的趋势，展示给了人们。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拒绝离开生命体验的个性扩张。作家们相信现实的感受，以自己的感受为依据来评判事实。人间绝不是一个天堂，生活往往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巴尔扎克以来的作家们共同认识到的现实。因而，这些作家既表现了对社会的失望也表现了对人自身的失望。虽然，这种失望不像后来的现代主义那样极端，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把人生的悲剧推向了一个极致。它的悲观的，甚至带有宿命的哀叹，是很具有美学意义的。

无论是英法作家，还是俄国的作家，他们一致表现了生命的苍凉感。命运是多难的，人一直被社会力量扭曲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对人生黑暗最深切的体验者。他的小说《穷人》、《同貌人》、《脆弱的心》、《白夜》、

《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舅舅的梦》等，对人生的虚无性的表现，是极为残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写作看成研究人和生活的劳动。他曾狂热地迷恋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主张社会的变革。他的进步行为使他遭到迫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位神经质的文人，在流放其间，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相信，恶的力量深深地隐藏在人性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兽性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堕落、变态、死灭，像瘟疫一样侵蚀着人们。他在小说中血淋淋地展示了俄国人浑浑噩噩的生活，展示了人的矛盾、苦闷、分裂的个性人格。这一切都印下了作家情感体验的历程，他的孤独、感伤、残忍的内省，构成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阴郁的图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省者，而且也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写实者。他揭示了人的内心的潜意识，揭示了隐藏在人表象世界后的某种本质。应当说，这种人体的体验，加深了人类认识自我的程度。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悲剧所显示的冲击力是强大的。这种悲剧，一是体现在资产阶级作家个性主义的破灭上，一是体现在平民的日常生活中。西方的作家，从自身和社会看到了人生的艰难性。斯丹达尔、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等人，曾成功地塑造了西方个人主义悲剧人物形象，于连、约翰·克利斯朵夫、罗亭等人物，是人的个体与社会对立的产儿，他们的血肉分明的个性、不幸的命运，

是西方社会一曲哀婉的绝唱。而在莫泊桑、契诃夫、果戈理等作家笔下，你常常被无名的下层人物的生死所震撼。那些小人物可怜可哀的境遇，是对社会不公道的最有力的控诉。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的死，多么令人心碎，普普通通的人，却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压迫、恐吓，像阴影一样缠绕着人们。在对个人英雄主义的破灭的描写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调子，具有怀疑和感伤的倾向；而对平民的厄运的再现，则体现了作家对生活无可奈何的情感。人生是可怕的，理念是脆弱的，希望是伴着苦痛的。这些作家们几乎在自己笔下的人物中，都看到了这一点。

美的调零，构成了悲剧的特殊效应。在愚昧、保守的势力面前，个人解放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托洛夫斯基的话剧《大雷雨》，是一部催人泪下的悲剧。主人公卡杰琳娜追求自由的愿望，最后还是被压抑下去了。她多么爱鲍里斯啊，可是周围的一切，却阻挡着她。为了真正的爱，为了没有泪的幸福，她终于战胜了自己，与情人鲍里斯相会了。但在旧道德、旧势力面前，她的力量实在太有限了，她找不到一点可以生存的空间。婆婆卡巴诺娃狠毒的目光，世俗的无形的手臂，把她推上了死亡之路。主人公渴求自由的心灵是动人的，但她的不幸最终使人感到，个性解放的路是漫长的。澳斯托洛夫斯基在这个故事里，暗示了自我超越精神的神圣性。尽管美好的东西被破坏掉了，但是，它毕竟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在对个人主义者的思考中，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等，是有典型性的。他们与《大雷雨》中的卡杰琳娜比，有着优厚的条件，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说，这些人在思想上是有独立意识的。可在现实中，他们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是语言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在思想上，他们好像通晓万物，可在实际中，他们连一点改变世界的能力也没有。这些被文学史家所喻为的“多余的人”，陷入了更深的困境里。这些人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弱点的表现。作家们在自己阶级的行列里，发现了可怕的病症。他们在这些矛盾的人物那里，流露出了一种深深的失望。

如果说，对知识者的失望，是这些文学家的内心冲突的结果，那么，在普通人的“平常悲剧”里，则体现出作家的慈悲的心理。内心冲突，导致作品的崇高感的弱化，而慈悲心理，却具有布道精神，它在社会普遍不合理性中，发现恶的根源，并把仁爱思想传递给读者。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通过奥利弗曲折的生活，谴责了社会摧残儿童的罪恶。那些天真的孩子，很小就丧失了学习的机会。他们流浪街头，受冻挨饿。济贫院也无情地虐待这些可怜的孩子。这些无辜儿童非人的待遇，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讽刺。连儿童的基本生存权利都保护不了，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公理！《雾都孤儿》的故事是悲惨的，作者将社会最基本的道义问题，摆在读者面前，其悲剧的效应是很强的。这些作品中，作家有很强的参预意识，社会的黑暗，与作家的人格情感，在这里撞击着，产生了特有的悲剧美。

那么，这些悲剧是怎样产生的呢？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方面指出是社会的结果，一方面认为是人性的缺陷导致的。易卜生在话剧《玩偶之家》中，把娜拉和海尔茂的家庭悲剧，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作者在海尔茂身上也揭示了人自私的天然性。人是有弱点的存在者，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成为一个恶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年对人性的这一弱点，深信不移。他对人内心世界的挖掘是惊人的。疯狂、烦燥、恐怖、失常⋯⋯人的

心灵不都是圣地，也有沟壑、有沼泽、有阴云。可以说，当作家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时，内心是悲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创作，既是社会的歌哭，也是人性的歌哭。人如果在社会和自身中找不到光明，那么黑暗将永远主宰着一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人类走进迷津的产物，这里处处是尖锐的对立：灵与肉的对立，人性与兽性的对立，爱人与害人的对立。人类好像注定要在这种对立中驶过一样，美丽与庄重、理想与信念，在这里蒙受着空前的践踏。

毫无疑问，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象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形象、最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全面危机的过程。在众多作品的悲剧意识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资产者在拥有了大量财富的同时，却失去了人类某些良好的东西。西方的作家们，用自己的创作对社会进行了否定性的评判。他们认为，这样的社会是非人道的，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类如果不克服社会的这些弊端，就无法跳离这些可怕的宿命之网。

所以说，在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方面，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深刻的。它几乎包括了人生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道德、宗教⋯⋯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它比浪漫主义深广，比自然主义成熟，虽然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它的博大精深的内涵，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无法企及的。人类的文化从这时候起，已不再那么单薄、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