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的智慧

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过程里，法国文学占有极特殊的地位。这是法国文学界群星灿烂的时代，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罗曼·罗兰等，用自己的作品创造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峰。

1830 年的七月革命，波旁复辟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了。新的统治集团七月王朝，并没有给法国带来福音。1848 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标志着社会危机加重的来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使社会陷入混乱之中。1851 年 12 月，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不久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第二帝国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在它的统治下，生存现状开始恶化。这时候，共产主义学说已在工人阶级中流传，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人心。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法国社会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经受着各种考验。

动荡的时代，是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法国的文化人在黯淡的环境中，深深地思考着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专制使人渴望平等。独裁让人追求自由。在政治反动的时期，作家却表现出进步的品格。1825 年以后，法国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作品，这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时期，它一开始就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气魄来。此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始终在社会拥有广泛的读者。

考察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我们首先要提起斯丹达尔（1783 — 1842）。他不仅是法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冷静的社会批判者，而且也是揭示为人生文学的理论思考者。他用自己的理论和小说，奠定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

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1783 年 1 月 23 日出生于格勒诺布尔。他的家庭并不贫困，是律师世家的贵族子弟。然而他少年很不幸，八岁失去了母亲，跟着外祖父长大。他的父亲是信仰宗教的律师，对孩子十分冷漠、严厉。斯丹达尔少年时代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的敏感、不随波逐流的个性和反抗的心理，使他最后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文人。

他的经历十分有趣。1800 年，他加入拿破仑的部队，曾参加过多次战役。不久又去巴黎进行深造，阅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小说，对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发生兴趣。1806 年，他又以军人身份，在德国做了三年王室领地总管。1812 年，他随拿破仑军队打到莫斯科，经历了一个残酷的历史事件。在从莫斯科撤退过程里，他掌管三个地方的军需仓库，为军队立下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他曾得到过拿破仑的重用，但随着拿破仑的垮台，他的仕途之路被堵死了。从此，他成了一个文人。

斯丹达尔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在政治上，他反对波旁王朝的统治；在文艺上，他蔑视古典主义文学的矫揉造作。他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发表的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被史学界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宣言。这部著作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学创作的原则，认为“文艺应像一面镜子。”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在他看来是脱离现实的。他觉得作家要“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不要去模仿古人。如果作家不去研究生活，体验生活，那他的创作就失去了意义。斯丹达尔是借用浪漫主义的一些观点去反对古典

主义的，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所理解的浪漫主义，就是后业人们所说的批判现实主义。《拉辛与莎士比亚》，宣告了一个新美学原则的诞生，它是斯丹达尔后来从事创作的理论基础。

斯丹达尔的文学创作，在数量上远不如巴尔扎克，但他作品的力度是不可小瞧的。他选后写下了《阿尔芒斯》、《红与黑》、《法尼娜·法尼尼》、

《吕西安·娄凡》、《一个旅行者的回忆录》、《巴玛修道院》等，给法国文学带来了震动。《红与黑》则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红与黑》被誉为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作者在自序中说，《红与黑》是在描写“1814 年至 1830 年的波旁王朝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脸的法国”，是为了“认真地描写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 小说自始至终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意图。作者用精炼的笔法和辛辣的笔调，展示了波旁王朝时期人的精神风貌，为法国人的心灵画了一张栩栩如生的画像。

《红与黑》是一部迷人的长篇作品。它的人物不多，情节没有传奇性，可作品的调子却是特别的。故事发生在法国法朗士——孔德省一个叫维立叶尔的小城市。市长德·瑞那先生的家里，请来了一名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年纪很轻，还不到二十岁。他叫于连·索黑尔，是本市木匠老索黑尔的儿子。于连对自己的出身有一种自卑感，很小就养成了虚荣、清高的个性。他的早年环境十分不幸，对自己的家庭有本能的敌意。但于连十分用功，精通拉丁文，他心目中只有一个英雄，这就是拿破仑。他梦想能像拿破仑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可是这梦想毕竟是梦想，现实给予他的完全是另一种环境。他无法像拿破仑那样驰骋疆场，社会的等级制给他以沉重的打击。当时查理第十登上了王位，教会的特权越来越大，成为社会的特权。他萌生了一种报复、向上爬的心理。并想用恶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进入市长家做家庭教师，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他千方百计地施着手段，想敲开进入上流社会的大门。他很幸运，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与市长的夫人混熟了。德·瑞那夫人十分美丽，大于连将近十岁。她在修道院里长大，思想较为单纯。她拥有一笔可观的产业，很小就成众人娇惯的对象。她并不爱自己的丈夫，她的天性容不得世俗的侵袭，而丈夫身上的市侩气，使她的生活变得黯淡起来。于连的出现就像平静的水面荡起了波纹一样，德·瑞那夫人的心骚动了起来。很快，两人就掉进了情网。

他们的私情很快就败露了。市长十分恼怒，在这种情况下，于连只好出走。

雄心勃勃的于连开始了新的选择，他来到了省城的神学院学习。“在拿破仑的旗子下，我会是一个军官，在这些未来的神甫中，我将是一个主教。” 他心中装满了晋升的奇想，想迅速爬到神甫的高位上。可是又一个打击来临了，由于教派间的内部斗争，他又被迫走出了神学院，被介绍去巴黎的大贵族示尔侯爵那里做私人秘书。这次他有了新的机遇，由于出色的工作，他受到了信任。并与侯爵的女儿玛特儿相亲相爱。于连几乎成了腰缠万贯的贵族了。

正当于连青云直上的时候，他收到玛特儿一封信，信中说她父亲接到了德·瑞那夫人的揭发信，他的隐私被发现了。于连恼羞成怒，他差不多丧失

了理性，匆匆赶到维立叶尔，向德·瑞那夫人开了枪。

于连被判了死刑。他的野心，他的欲望，像梦一样消失了。他在法庭上说道：“我是一个乡下人，不过对于自己处境的微贱敢作反抗的举动罢了。⋯⋯我不向你们祈求任何宽恕。因为事实上，审判我的不是和我地位相同的人，⋯⋯而是清一色令人气愤的有产阶级的人⋯⋯”

于连的一生是具有悲剧性的一生。在他身上，最典型地反映了查理十世统治法国时期的社会形态。斯丹达尔看到，这个时代是扼杀个性的时代，人没有正常的生活选择，要么沉沦下去，要么依附统治阶级。于连选择了后者。他反贵族的思想是可取的，但他的动机、他的品行，却是十足的可悲。在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愿望发展成了野心，机智演变为阴谋，这正是社会畸形发展的表现。于连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他的不择手段向上爬的行为，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悲剧。作者在主人公的毁灭的道路上，暗示了法国社会的衰败性。

斯丹达尔是位禀赋很高的人。他对人的心理的分析是很高超的。他把人的心里的变化，写得维妙维肖；把社会风情在人的精神上的烙印，写得很深。通过于连一个人，把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图景，都串连了起来。《红与黑》描写了法国社会贵族阶层糜烂的生活，人们的道貌岸然，相互残杀，给人的感觉是阴森的。而教会阶层同样黑暗透顶，贝尚松神学院的互相倾轧，让人意识到天主教统治在当时的虚伪性。于连眼中的世界，充满了铜臭气，充满了冷淡，人与人的关系被等级制、金钱所钳制。在于连的内心独白里，你可以感到，一个稍有思想的人在那时生存得极为艰难。人们几乎得不到友谊，得不到爱。于连顺利时，他的父亲搜刮他；而当他入狱后，其父却没有施舍一点父爱。于连在一片无望的苦海中呻吟着，他的毁灭，可以说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必然归宿。

1838 年，斯丹达尔写出又一部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巴玛修道院》。和

《红和黑》一样，《巴玛修道院》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小说以拿破仑时代到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为背景，对整个欧洲的黑暗进行了批判。《巴玛修道院》的基调与《红与黑》是相似的。作者在书中塑造了一个于连式的人物

——法布利斯。法布利斯也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他十六岁就去投奔拿破仑，可他从意大利一到法国，就被当成间谍投入监牢。拿破仑失败后，法布利斯返回意大利，却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生活，他的社会理想和个人奋斗的信心，一再遭到打击。法布利斯的心灵冲动，野心和价值观，在当时的社会，是难以实现的。他不得不像于连那样，最后以幻灭而告终。

斯丹达尔是一位思想深刻、笔触细腻的作家。他具有哲学家的气魄，心理学家的天赋，对人与时代的关系，人的心灵变化的过程，理解得很透彻，他从于连、法布利斯等人的命运里，看到社会的不可救药性。《红与黑》等作品，深刻地展示了波旁王朝时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为时代记录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更主要的是记录了法国以及欧洲人的心灵史。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矛盾，看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悲的生活方式。斯丹达尔的出现，为法国文学界立起了一面旗帜，许多作家从他那里吸收了冷静的心灵分析方法和富有道德激情的创作原则。《红与黑》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真正代表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高峰的，是巴尔扎克，他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直到今天仍拥有广泛的读者（由于有专集讨论巴尔扎克的创作，这里不多叙述）。在巴尔扎克的同时代作家中，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爱弥尔·左拉（1840—1902），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等，也创作了大量的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福楼拜生于法国诺曼底的鲁昂市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家里。家庭的环境，使他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1832 年到 1839 年，他在中学读书时，受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熏染，崇拜那些富有激情的浪漫派诗人。中学毕业后，他在巴黎学习法律。但他却仍深深地钟情于浪漫主义诗歌，并结识了浪漫主义大师维克多·雨果。不过，当福搂拜真正拿起笔进行创作时，他却开始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走上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

他一生写了许多作品，尤以《包法利夫人》最有影响，被人们称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一部力作。

《包法利夫人》成功地塑造了爱玛这一女性形象。爱玛从小失去母爱，早期受到的是贵族思想教育。修道院的启蒙方式是陈旧的，她在教堂中逐渐养成一种虚幻的浪漫精神和不切实际的人生观。她嫁给查理·包法利后，不久就发生了感情危机。她早期对爱的真诚的渴望受到了打击。后来，她爱上了罗道耳弗，但罗道耳弗是个道貌岸然的乡绅，他对包法利夫人，除了占有欲，没有一点爱情。爱玛没有发现罗道耳弗在欺骗自己，她在对方身上似乎找到了自我拯救的光芒，并决定不顾一切抛弃丈夫和孩子，与罗道耳弗私奔。不幸的是，她遭到了拒绝，罗道耳弗抛弃了她。爱玛的精神几乎崩溃了。

第二年，她与三年前认识的赖昂相遇，两人迅速地被爱情之火所征服。爱玛借口去学钢琴，每星期都与赖昂偷偷幽会。爱玛是一个自私的人，她耽于享受和乖异的个性，不久就暴露了出来。赖昂感到，爱玛不会给自己带来幸福，而只能是绊脚石。两个人的感情开始疏远了。

虚荣心强盛的爱玛，后来因大量挥霍钱财而欠账累累。债主放高利贷，使她几乎陷入绝境。她找到了赖昂请求帮忙，但这位情人却置之不理。她又去找本镇的律师居耶曼，这个伪君子却乘人之危，想占有爱玛。爱玛发现她的世界已经瓦解了，于是自杀身亡。

《包法利夫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是体味很深的。爱玛的悲剧是对资产阶级的一个嘲讽，也是对社会的鞭挞。极端利己主义、虚荣心、贪婪，是法国社会的害虫。福楼拜对自己所熟悉的人们和阶层的表现，是没有一点温情的。从他的作品深处，流出的是一股冷气，它使人感受到了法国社会畸形、病态的一面。《包法利夫人》由于人物的典型性和主题的深刻性，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

与福楼拜同期活跃的作家中，左拉也很有影响力。左拉是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在他身上，体现了写实文学的两种趋势。他一方面受到巴尔扎克的影响，写了大量反映生活问题的批判性作品，另一方面，又用自然主义理论，把写作置于类似试验的静观之下。自然主义文学与实证主义、遗传学、实验科学关系很大，左拉试图把科学的东西，放到文学创作中。但是，从他创作的《小酒店》、《娜娜》、《妇女乐园》、《金钱》、《崩溃》等作品中，基本上还是体现出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来。实际上，批判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在创作中有时是很难分清的。

左拉尽管在理论上自立旗帜，但当他真正了解、分析社会和人生时，他就不得不回归到巴尔扎克的传统中，尽管他与巴尔扎克有着不同的风格。我们从左拉写下的大量的小说，可以发现他特有的天才能力。《卢贡·马加尔家族》恢宏的气势，正如作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已死的朝代的画图，一个充满疯狂和耻辱的奇异时代的画图。”

从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到左拉，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显示了雄厚的实力。这些人试图真正逼真地揭示出法国的历史，他们以自己的实践，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告别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文学领域开辟了新的天地。法国的小说，像它的哲学一样，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在这光芒的照射下，文学的觉醒和人的觉醒的时代真正地到来了。

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居伊·德·莫泊桑在法国文坛上崛起。他是福楼拜的朋友，福楼拜、左拉、以及俄国的屠格涅夫，是他最喜爱的作家。莫泊桑擅长中短篇小说，作品透着灵气，文笔生动，很得前辈大作家的神韵。他的大量作品，构成了法国中短篇小说的一个奇观。

莫泊桑生于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1870 年，他参加了普法战争，在战场上开始真切地体验了人生。退役后，他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和六部长篇小说。莫泊桑的题材广泛，他像福楼拜一样，十分了解社会的风情，是一位严肃的社会解剖师。他的小说《羊脂球》、《菲菲小姐》、《俊友》，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莫泊桑的讽刺天才，与他的精美的艺术情调深深联在一起。读他的小说，一方面，惊叹于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惊叹于他的简练的文笔、严谨的结构、深邃的寓意。他的中短篇小说，往往只一个事件，一个情节，一个故事，但却包含着许多的内容，读后让你久久地回味。

《菲菲小姐》是和《羊脂球》一样闻名于世的佳作。莫泊桑写了法国人民在普法战争中的爱国热情，对侵略者的挖苦毫不留情。当侵略者肆意地践踏着法国土地的时候，被奴役的法国妓女却仍未失其爱国的天良。小说描写了五个普鲁士军官去找五个法国妓女寻欢作乐的故事。作品对几位军官的粗暴、凶狠的嘴脸的描写，是十分逼真的，而那几位被戏弄的女性，也给人较深的印象。尤其是那位犹太女子的形象是光彩照人。在她的勇敢的行为里，莫泊桑看到了法国人的希望。小说有一段描写很令人感动：

这时候小侯爵又斟满了自己盛香槟的杯子，把杯子放在犹太女子的头上喊说：“法兰西所有的妇人也都归我们了！”

她突然站起来，站得那么快，那个杯子就被撞翻，黄澄澄的香槟跟在教堂里施洗礼一样，都泼在她的黑头发上，杯子也掉在地下摔个粉碎。她上下嘴唇颤个不住，用眼瞪着那个笑容未敛的军官，大有一拼的形情，随后吞吞吐吐地说，声音里充满着愤怒：“这，这，这不理事实，比方，法兰西的妇女，你们便休想弄到手。”

侯爵坐下来，这样可以笑个痛快，然后学着巴黎的口音：“这个玩笑开得可真妙，真妙，那末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的呢？我的小姑娘？”

先是让他问得无话可答，她不再开口，慌乱中她也没听清楚他说话的意思，后来她明白了，于是又气又急地大喊：“我吗！我吗！我不是女人，我是个妓女；对普鲁士人用

这个来对付就很够了。”她还没说完，他已左右开弓几个耳光劈了过来；可是当他再一次举手要打时，她已气得发狂，伸手抓起桌上一把切水果的银刃小刀，然后又急又快，一开头谁也没看见，她把那刀子笔直地插进他的脖颈，不偏不歪正在颈胸相连的那个凹坑里。

莫泊桑用极简练的几笔，就生动地塑造了那位犹太女子的形象。自尊与卑劣，崇高与无耻，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撞击着。《菲菲小姐》像许多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一样，对现实中的最宝贵与最丑陋的东西，典型地烘托出来，很有思想性。

莫泊桑对法国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生活极为熟悉，认识也极为深刻。在《阿马布尔老爹》、《马尔丁的女儿》中，他把目光放到了对农民不幸生活的关注上；《太阳光》下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嘴脸，给予了无情的批驳；《遗产》、

《被遗弃的》是对资产阶级致命弱点的抨击；而在《项链》等作品中，作者看到了弱小者在金钱社会无法躲避的灾难⋯⋯

小说写作对莫泊桑来说，是一种认识，一种精神的跋涉。他的作品被社会的种种苦难所缠绕。在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生》里，可以看出作者的冷峻的人生态度。

《一生》描写了一个纯洁的贵族女子约娜的悲剧故事。约娜在修道院度过了漫长的五年，她十分渴望着自由。当她真正告别了修道院后，天真的约娜以为生活的路一定是笔直的。她梦想自己会找到一个如意的丈夫。可是她十分倒霉，新婚之夜就尝到了一种粗暴的待遇。她的丈夫是个吝啬、霸道的人，两个人的感情很快就淡薄了。约娜后来没得到一点家庭的幸福，丈夫把爱献给了另外一个女人，她只好与儿相子依为命。丈夫死后，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可是，儿子长大后却极少回家，与一个妓女在巴黎鬼混。约娜的母爱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她后来一直在绝境中挣扎着；生活没向她露出一点暖意，她的路，布满了荆棘。早年的幻想，通通消失了。

《一生》是一曲哀伤的旋律。莫泊桑在法国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看到了压抑人、窒息人的可怕图景。他否定了对社会抱有的幻想，认为人间冷酷似铁，人情被寒意包围着。约娜的悲剧，是法国普通人的人生缩影。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时代，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上层贵族，都摆脱不掉可怕的劫难。虽然《一生》中有宿命的一面，但它的悲剧精神所产生的冲击力，是震撼心魄的。莫泊桑因此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885 年完成的《俊友》，是莫泊桑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品。小说通过对杜洛阿这个人物的塑造，影射了法国社会腐败的生活，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社会现状，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描写。莫泊桑在这里已显得很成熟了。他对芸芸众生的观察，对人的心理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新的境界。他不但看到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可怕性，也看到了社会发展中恶的力量的强大性。他甚至对人生命运产生了悲观的情绪。《俊友》在揭示黑暗方面，是十分成功的。而作者宿命的情感，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读过《俊友》的人，一定会联想起斯丹达尔的《红与黑》。小说的主人杜洛阿，和《红和黑》的于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杜洛阿曾在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团里服役，在军队的几年中，同行对他的印象一直不好，认为他是个地道的骗子、滑头，只会拍马屁。从军队退役后，杜洛阿运气很不好，他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一直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可他却一心想混入上流社会，占有女人，占有财产，占有荣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在军队

时的一个同事管森林。管森林是《法兰西生活日报》政治新闻的主编，在巴黎社会颇有些名气。杜洛阿肯求老朋友帮忙，为自己在报界谋一个席位。在管森林的推荐下，他拜见了《法兰西生活日报》总经理洼勒兑尔。总经理请他写一系列关于阿尔及利来的杂感。可是杜洛阿当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好求管森林帮忙。管森林让自己的妻子玛德来因为杜洛阿解围，结果，一篇生动的文章《一个非洲猎人的回忆》在玛德来因的口授下，写出来了。总经理洼勒兑尔对杜洛阿的作业十分满意，从此，杜洛阿留在了报馆里。

杜洛阿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的搔首弄姿，赢得了许多女人的青睐。总经理的太太与管森林太太玛德来因，都对他有好感，她们都称他为“俊友”。进入了报界，为杜洛阿的向上爬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的眼界大开，一

改过去的闭塞穷酸的样子。他十分珍惜每一个机会，对到手的利益决不放过。他的熟人逐渐增加，从议员、将军、警察，到王公、大使、妓女、车夫，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他涉足的地方。杜洛阿的心，越来越野，越来越大。

靠着两位太太的帮忙，杜洛阿不久被提升为“本市要闻”编辑主任。一次，去洼勒兑尔家赴宴，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贵族一样。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闻人了。在那天的宴会上，他认识了洼勒兑尔的两个妙龄女儿，心中暗暗欢喜，相讨好对方，可未能如愿。此后，对洼勒兑尔的女儿一直念念不忘。

不久，管森林病逝，杜洛阿发现管森林的太太玛德来因有利可图，就与她结为伉俪。在玛德来因的帮助下，杜洛阿青云直上，洼勒兑尔对他也刮目相看。一次，玛德来因开玩笑地说：“洼勒兑尔太太非常想找两个像你这样的人做女婿。”杜洛阿信以为真，还真把心思移到洼勒兑尔太太那里。他先是讨好洼勒克尔太太，然后向其女儿西茶茵进攻。杜洛阿步步围近，最后与玛德来因离婚，终于同西茶茵一同私奔了。

杜洛阿成功了。这个阴险、狡诈的野心家，利用社会丑陋的东西，换来了一种虚荣，一种利益。他向上爬的每一步，都踩着罪恶，踏着卑鄙。他的道路布满了肮脏，他的人格令人作呕，他的行为是伪善的写真。莫泊桑在小说里毫不留情地扯掉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外装，将社会的丑，人性的丑，逼真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俊友》是一部对社会风俗、道德风貌、文化现象进行反省的书。在莫泊桑笔下，法国社会已进入了病态之中。他从人的生存方式中，看到了人道主义与社会结构的对立。在堕落的上层社会中，几乎找不到健全的人性，人们要么是金钱的奴隶，要么是权利的玩偶。杜洛阿的人生道路，表明这个社会的腐化，已达到不堪入目的程度。

当莫泊桑沉浸在对法国资产阶级的批判中时，他内心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写作中，很少放纵自己的情感，而是严格地从生活中提练本质。他像福楼拜一样，对生活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们都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在作品的背后。他们不用自己的感情直接说话，而是让故事本身说话。他们漫步在祖国多难的土地上时，从来没有回避过生活的矛盾。因而，他们摈弃了浪漫主义的奇想，不让自己躲在象牙塔下。莫泊桑的现实主义精神，像法国的许多文学大师一样，是富有启示性的。他既恨资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又对祖国的前途找不到出路而困苦。写作对他不是轻松的自娱，有时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他在咀嚼生活的苦果时，内心的怅惘是无边的。从《一生》到《俊友》，可以看出莫泊桑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

因此，读莫泊桑的小说，何尝感受不到他的道德激情！他的冷静中，又

融下了多少惊人的发现和可敬的思想情操。他的作品，像一首首严肃而感人的诗，读着它，会把一切逃避人生的浪漫者拽回到现实中去，让人去思索，去探讨，去改造人生。莫泊桑的魅力，大概就是这种现实的情感和诗的情感的交织吧。

法朗士与罗曼·罗兰，是法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当他们俩登上文坛的时候，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已开始出现新的态势。巴尔扎克、左拉的传统，一方面广为普及，另一方面，人们不再满足于冰冷的写实精神，除了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中的干预现实的传统外，诗化的因素在他们那里有了明显的强化。他们既是天才的社会问题思考者，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法朗士的《诸神渴了》、《企鹅岛》，罗曼·曼兰的《群狼》、

《丹东》、《约翰·克利斯朵夫》等，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与过去的作家都有一定的区别，左翼倾向更为明显。这两位作家尽管一生思想充满了冲突，但他们的民主倾向，最终为他们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息。

法朗士 1881 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波纳尔之罪》，这一作品在风格上与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1897 年到 1901 年，法朗士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作者在《当代史话》等作品里，深刻地揭露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风尚，谴责了社会的黑暗。1912 年，他的长篇小说《诸神渴了》，对资产阶级的面目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在这部作品里，法朗士描写了法国 1789 年的大革命，成功地塑造了画家甘墨兰这个人物形象。小说对甘墨兰的心地善良，热爱真理的描写，是感人的。对政客、投机奸商等人的漫画性的描绘，很有力度。法朗士的创作中显示了艺术的真实力量，他的诗意的语言、善辨的思路，对日常生活准确的捕捉，显示了他高超的技艺。法朗士的小说比巴尔扎克时代的作品，增加了文学新人的形象，与苦难搏斗的典型人物，多次出现在作品中。

在作品中更直接表现自己的倾向性和价值观念，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法国文学的特点。在这一点上，罗曼·罗兰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到了罗曼·罗兰的时期，开始向一个新的层次发展。罗曼·罗兰已不再满足于单一地复制生活，而是在道义上，在精神哲学上去揭示人生。他和法朗士一样，由于在思想上的深刻与人格上的独立性，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罗曼·罗兰 1866 年了生于法国克拉美西城的一个中产者的家庭。1882 年考入大路易中学，1866 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小说、戏剧、音乐、哲学等，有浓厚的兴趣。法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很深，启蒙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为他后来世界的形成，打下了良好基础。敏感、多愁善感的罗曼·罗兰，很早就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灰冷的一面抱有敌意，社会的倾轧、盘剥、争斗，有个时期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八十年代，他曾给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写过一封长信，倾诉自己的苦闷。托尔斯泰很认真地给他回了信，并把自己的精神信抑真诚地告诉给这位法国青年人。托尔斯泰的人格与艺术观，给罗曼·罗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鼓舞了青年罗曼·罗兰，他后来的个性发展中，始终有着托尔斯泰的影子。

罗曼·罗兰 1895 年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他的创作，

也是从戏剧开始的，他的《革命戏剧》的剧本集中，多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在内容和表现方式上都有新尝试。他认为，戏剧必须能反映生活的进步力量，反映人民的创造力。艺术中如果没有崇高感和正义感，是可怕的。他一直主张，剧院是传播真理的地方，戏剧家应用正义和良心，去对抗巴黎寻欢求乐的富人。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创作实践上，努力实现着自己的这一严肃的艺术理想。

从他创作的大量戏剧中，可以发现，他完全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许多作品带有说教的痕迹。他很注意作品的主题，也注意人物独特性。但由于过于哲理化，在艺术上缺少主动的形象感。可以说，在戏剧的创作上，他未能跳出学院化和理论化的圈子，结果导致了艺术上的失败。不过，这恰恰表明，他不是一个过于诗化的人，他思想的上空，一直挂着一在旗帜。他在为这一面旗帜不断地奋斗着。

他开始埋头写作小说和传记文学。这两种文学体裁，使他的个性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大获成功；传记文学《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甘地传》，也颇受欢迎。这些作品，对现实的分析、表现是很独到的，许多历史镜头被重新展现出来，那种对恶的仇视，对光明的景仰之情，令人赞叹不已。在小说中，作者的视野是广阔的，气魄是宏大的，作品的情绪，仿佛要把人燃烧了一般。罗曼·罗兰简直是用生命之光映照创作之路。他的每一部小说，每一部传记，都是自我生命腾跃的过程。渴望自由，蔑视黑暗，像一曲交响乐，久久地在作品中回荡着。一部法国人争取自由，与旧世界搏斗的历史，在他的身上，很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一生中最辉煌的艺术佳作。作家为写此部巨著，整整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这部十卷集的作品，记录了法国社会的历史侧面，也记录了作家自己的精神史。他的彷徨、苦闷，他的不倦的求索，他的不灭的希望之光，都在这里闪动着。他后来在《青年时代的回忆录》中解释说，所以写《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为了替他报“充满虚荣心的市场仇”，为了完成早年的艺术理想，展示理性、信念、勇气的力量。《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思想和艺术成熟时期的产物，它包罗万象、光芒四射的艺术风范，为法国文学增添了一座新的丰碑。

《约翰·克利斯朵夫》像许多伟大的诗史一样，气魄是非凡的。如果认真地阅读它，你一定会被它的思想和艺术精神所征服。小说讲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追求、拼搏、探索的故事。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他很小就显示了自己的音乐天赋。他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要求很严，十分残酷地监督他学习钢琴。父亲的品性很怪，一生无所成就，反而养成了许多劣性。小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贫困、痛苦的环境中长大的。少年时代，除了音乐以外，他没有得到过多少爱。祖父病逝后，家境更坏了，他不得不为了养家糊口而奔波。生活一开始向他展示的，就是冰冷的寒意。

约翰·克利斯朵夫渴望爱，渴望友谊。一次，他偶然遇见了富商的儿子奥多·狄哀纳，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可是由于他们的性格、气质上的差异，他们没能将友谊持续下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次友谊，象闪电在夜空中滑过一样，立即逝去了。不久，他因教钢琴而结识了议员的女儿弥娜，两人彼此间由师生关系，逐渐发展成爱情关系。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地陶

醉了。

但弥娜的家长对女儿的选择是竭力反对的。一个年轻的、没有社会地位的音乐家，在贵族眼里是不值钱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爱情最后还是失败了。

他的运气一直很糟，家庭、爱情处处是坎坷。他绝望了。这时候，他的舅舅帮助了他，约翰·克利斯朵夫从亲人那里，感受到了信心和力量。他战胜了自己，开始了新的生活。

音乐是他的世界，他的灵魂。他热情地投入到音乐创作与演奏中。他在作品中向社会、向世俗人生发出了挑战，可这种反抗意识遭到了非议，他的作品受到排斥，他的名誉不断受到攻击。约翰·克利斯朵夫感到，这个世界是缺少同情和美德的。他准备前往柏林。可不久之后，在一次为解救被士兵殴打的乡民事件中，他失手造成了人命案，又不得不逃往法国。

法国并不是艺术家的天堂。在那里，金钱主宰着一切。庸俗的艺术品充斥着市场，几乎难以找到真正艺术的立脚之地。他的心冷了，孤独了，在当时的欧洲，纯艺术的存在是艰难的。

在苦闷中，约翰·克利斯朵夫认识了他过去的女熟人安多纳德·耶南的弟弟，青年诗人奥里维·耶南。在奥里维的帮助下，克利斯朵夫努力接近生活，克服重重困难，他的作品在整个欧洲赢得了观众。

约翰·克利斯朵夫经历了事业的成功后，并没停止精神上的追求。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接触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在社会实践中，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从人民的苦难中，渐渐发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他的艺术观较之过去成熟多了。在一次“五一”游行中，他和友人奥里维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奥里维不幸遇难，克利斯朵夫打死了一个警察，于是只好逃到瑞士避难。这次游行冲突给他带来的影响深重的。奥里维之死深深地刺激了他，他在国外的隐居生活中，心里的冲动和热情开始缩小。他的晚年，几乎过着平淡恬静的生活，早年的热血沸腾的状态，被安谧的艺术情调代替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一种田园式的爱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罗曼·罗兰对主人公的刻画，应当说是相当感人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那个时代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信仰自由、博爱，他对生活有一种浪漫的幻想。可在现实中。主人公的动人之处在于，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爱的追求。虽然他始终在矛盾中折磨着自己，但不甘于失败的反抗意志，在这里是光彩照人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个内心丰富、个性很强的天才的艺术家，苦难的生活造就了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他对生活的理解，对信念的执著，他的妥协的个性，温和迟疑的弱点，都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有所表现。这既给他带来成功，又限制了他的发展。这种冲突是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在小资产阶级作家那里的必然反映。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一生的曲折经历，概括了他所属的那个阶层的人的精神特征，他是社会的良心，是痛楚的人道主义者。那些污秽的贪官污吏、伧夫俗子，与他相比是苍白的。因为他毕竟保持了人类最可贵的天良。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做人，克利斯朵夫不失为社会的文化精英，那种钟情于人类崇高境界的心理，在当时是多么可贵啊！尽管他有着不可克服的弱点，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罗曼·罗兰在自己的作品中，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这一主题。这是一曲对现存社会抗议的交响乐，是人道主义的赞歌。不论批评家怎样指出它的局限性，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寻找新

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如果失去了追求，生命的意义就消失了。曼罗·罗兰用自己的作品和自己的生命之路，证明了这一点。

从斯丹达尔到罗曼·罗兰，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是极为辉煌的。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指出：那时的法国文学，不但重要，而且令人惊叹。中国的小说家茅盾也曾对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它的出现，开辟了法国文学新的时代。法国文学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冷静而又充满诗意的。它拥有丰富的感性，富有穿透力的理性，它的空间阔大，精神深广。从理念的东西，到心灵的东西，都包罗其中。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启蒙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它对生活的展示富有认识论的价值和美学价值。西方二十世纪的文学发展，都一定程度地吸收了法国这一时期的文学传统，可以说，没有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十九世纪的西欧文坛将是非常荒凉！

波旁复辟王朝、七月君主政体、法国巴黎公社的革命等，构成了这个时代复杂的政治局面。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纷纷在这一时期登上舞台。与巴尔扎克等人齐名的作家维克多·雨果、梅里美等，用浪漫主义的文学，深化了艺术的主题。雨果认为，艺术是自然与真实的结合体。雨果在许多方面拓宽了表现人心灵的疆域，《欧里尼》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揭示是惊人的，它和雨果后来的作品一样，以情感的真实和历史的真情，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如果我们把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进行一个对比的话，就可以发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像浪漫主义文学那样，过多注重情感的东西，而把人的一切置身于生活之中。在生活中揭示人的情欲，人的信念，人的力量。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看重人的心灵的变化的，但他们不象浪漫主义那样淡化背景，不让情感成为作品的主旋律，而是在现实的行为中，揭示人的内心。他们不放弃对生活关系的扫瞄，他们对社会关系的把握，超过了对人自我单一情感的描绘。例如，斯丹达尔在写于连的时候，故事本身的寓义，是超过于连内心独白的魅力的。如果不是对法国生活背景的典型再造，于连本身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巴尔扎克写《高老头》，笔法是客观、严肃的，《高老头》不仅写了人的情欲世界，更主要是写了造成人变形的社会基础。如果作家们不深入地了解社会原有的形态，就难以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加大人物形象的力度。法国的优秀作家们是看到了这一点的。

无论是巴尔扎克，斯丹达尔还是罗曼·罗兰，在小说的表现方式上，都具有创造性的突破。巴尔扎克素以描写环境与人物的冷静而著称；斯丹达尔在对人的心灵的渲染方面，具有大家的手笔；罗曼·罗兰像一个音乐家一样，在写作中始终保持着气韵的一致性和抒情性。我们今天要读他们的书，常常可以发现他们非同寻常的表现力。例如，巴尔扎克对世界的描写，有时就像一个学者，冷静得似乎要把世界最原本的东西挖掘出来。他叙述之中常常加些议论，作品的力度就这样被烘托出来了。《欧也妮·葛朗台》开头的导入，就很有风味：

某些内地城市里面，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阴沉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凄凉的废墟，令人悒郁不欢。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枯燥，和废墟的衰败零落，也许这类屋子都

有一点。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步，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脸孔像僧侣般的人，一动不动的，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外地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做没有人住的空屋。

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一条起伏不平的街，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那所屋子便在街的尽头。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夏天热，冬天冷，有些地方暗得很，可是颇有些特点：小石子铺成的路面，传出清脆的回声，永远清洁，干燥；街面窄而多曲折，两旁的屋子非常幽静，坐落在城脚下，属于老城的部分。

上了三百年的屋子，虽是木造的，还很坚固，各种不同的格式别有风光，使索漠城的这一区域特别引起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你走过这些屋子，不能不揿赏那些粗大的梁木，两头雕出古怪的形象，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下面，成为一条黝黑的浮雕。

有些地方，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在不大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图案，木料支架的屋顶，年深月久；日晒雨淋，椽子已经腐烂，翘曲。有些地方，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细巧的雕刻已经看不大清，穷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再往前走，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我们的祖先异想天开的，刻上些奇形怪状的文字，意义是永没法知道的了：或者是一个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些徽号，表示他们是旧乡坤，掌握过当地的行政。这一切中间没有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一边是墙壁粉得很粗糙的，摇摇欲坠的屋子，还是工匠卖弄手艺的遗物；贴邻便是一座乡坤的住宅，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受过了 1789 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还看得出遗迹。

巴尔扎克是一个天才的外科医生，他对索漠城病态的外表的审视，极富

穿透力。他从市容风貌中，一下子就捕捉到它的历史。整个作品的韵律，在这种不露声色的叙述中，表现了出来。

与巴尔扎克不同，斯丹达尔更善于探索人在社会环境中的心灵状态。《红与黑》对主人公精神特点的把握是相当深刻的。有些心灵的独白，十分精采。作者把叙述和心理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方式，在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中，被广泛地采用过来。试看《红与黑》的一段描写：

孤独一人活着！⋯⋯怎样的痛苦啊！⋯⋯

我要疯了，我变得多么不公正，于连击着自己的前额，自言自语地说，我在这间牢房里孤孤单单一个人；可是，过去我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活着；那个有威力的责任观念，我还有。责任，不管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我曾经给我规定了责任⋯⋯ 责任好比是一株坚固的树干，在大风暴中我依靠过它；我曾经动摇，我也曾经动乱不安。我到底不过是个人⋯⋯我没有被大风暴卷去。

正是监牢里的潮湿空气使我想到孤独⋯⋯为什么在诅咒伪善的时候，我还要伪善呢？死压不倒我，监牢压不倒我，潮气压不倒我，见不到德·瑞那夫人，把我压倒了。要是在维立叶尔，为了看到她不得已藏在她家的地窖子里，而且要躲上几个星期，我是不是还要抱怨？

他带着苦笑，大声说：我的同时代人的影响真大呀。我与死亡相隔咫尺，我这是自己跟自己谈话，我还要虚伪⋯⋯十九世纪啊！

于连的内心活动写得栩栩如生，文章峰回路转，情绪如潮涌动，毫无雕琢的痕迹。这是对一个人的灵魂的反省，是对自我世界的拷问。于连世界的发展过程，被很有分寸性地塑造出来。斯丹达尔不仅是对现实的无情的抨击者，而且也是对人的精神的入木三分的揭示者。《红与黑》的成功，主要是体现

在这两个方面上。

法国文人是很有艺术悟性的。斯丹达尔写出了人的内心的真实，而罗曼·罗兰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写出人的精神追求真理的辉煌过程。斯丹达尔让人感到细致沉郁，罗曼·罗兰却蕴含着冲动和热情。《约翰·克利斯朵夫》简直是一幅光彩绚丽的油画，是一曲激昂、奔放的旋律，在这里，你会感受到一个悲怆的灵魂在游荡着。《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一节对主人公音乐世界的描写，很令人难忘：

在一片荒凉的高原上，周围是开花的灌木林，年轻的牧童躺在地下对着太阳出神。清明的光辉，大地的威力，万物的嗡嗡声，野草的颤动，羊群的铃声，使这个还没有知道负有神圣使命的孩子引起许多幻想。他在和谐恬静的气氛中懒洋洋的唱着歌，吹着笛子。歌声所表现的欢乐是那么安静，那么清明，令人听了哀乐俱忘，只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不可能不这样的⋯⋯可是突然之间，荒原上给巨大的阴影笼罩了，空气沉默了；生命的气息似乎退隐到地下去了。唯有安闲的笛声依旧在那里吹着。精神错乱的扫罗王在旁边走过。他失魂落魄，受着虚无的侵蚀，像一朵被狂风怒卷的，自己煎熬自己的火焰。他觉得周围是一片空虚，自己心里也是一片空虚；他对它哀求，咒骂，挑战。等他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下的时候，始终没有间断的牧童的歌声又那么笑盈盈的响起来了。扫罗抑捺着骚动不已的心绪，悄悄的走近躺在地下的孩子，悄悄的望着他，坐在他身边，把滚热的手放在牧童的头上。大卫若无其事的掉过身子，望着扫罗王，把头枕在扫罗膝上，继续唱着他的歌。黄昏来了，大卫唱着睡熟了；扫罗哭着。繁星满天的夜里又响起那个颂赞自然界复活的圣歌，和心灵痊愈以后的感谢曲。

这是《圣经》中的故事演化出的音乐内容。罗曼·罗兰对人的心灵意象的把握，是准确的。他在作品中，能够勾画出人的内在的情绪。光线、音响、心境、情态，都体现得好。较之巴尔扎克、左拉等人，罗曼·罗兰的笔法是多样化的。如果说，巴尔扎克、左拉的创作是在为历史的面貌画像，那么，罗曼·罗兰就是在为历史的进程进行痛苦的、热切的憧憬。他不逃避历史的现实，也不过于浪漫的幻想。他是怀着一颗忧郁、赤热的心，在苦苦地探索着人的未来。什么是合理的？什么不是合理的？人应怎样战胜自己？在绝望的时候，可以找到自救的良药吗？⋯⋯罗曼·罗兰的心境是阔大的。他的大量的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向人们展现出相似的精神主题。

这就是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它以磅礴的气势，博大的思想，多姿的画面，向人类献出一笔永恒的精神财富。斯丹达尔、巴尔扎克、乔治·桑、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罗曼·罗兰⋯⋯这是人类精神太空耀眼的群星。在西方乃到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中，这些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是由于这些人类的良知的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才由黑暗的小径，艰难地踏上一条新路。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差不多都在这些作家那里，吸取了养份。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至今仍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二十世纪中国的许多杰出的作家，是在他们的影响下，走向成熟的。茅盾、巴金、李喆（吉吉）人等，是现代中国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者，这一传统已深深地融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振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