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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这是俄国十九世纪上半叶文坛的一个特点。在浪漫主义之前，俄国文人经历了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的短暂发展过程。但是在二十年代前后，浪漫主义很快就取代了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对自由的崇尚和反叛精神开始主宰着文坛。俄国人的浪漫主义风格，与英国人是不完全一致的。虽然他们都同样强调内心的作用，崇尚主观意识，但对俄国人来说，对贵族革命的向往压倒一切，许多浪漫派的诗人，本身就是一个革命者。在俄国十二月党人中，许多作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民族解

放，自由平等，构成了十二月党人式的浪漫风采。康·费·雷列耶夫、弗·费·拉耶夫斯基、维·卡·丘赫尔别凯、亚·伊·奥陀耶夫斯基等人，在创作中，充满了反抗专制的激情。这些人的为自由而战的思想，在伟大的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那里，也有明显的表现。可以说，没有这些浪漫的呼号，就不会有后来现实主义的出现。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既是俄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环节，也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展所必经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普希金很有代表性。他被史学界公认为，既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又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那里，体现了俄国精神的历史，也体现了俄国的社会史。在精神领域，普希金回应了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把自由看成第一要义。但是，自由不是一个空洞的字眼，在血的现实面前，空洞的口号是没有意义的。当人们仔细观察现实时，就不得不被历史事实吸引，研究现实，反映现实，这是普希金后来必然的选择。其实，在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因素一直起着作用：不满精神和自由精神。现实主义最后所以占了主导地位，正是俄国文人思想成熟的标志。

普希金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作，对沙皇俄国的批判是深刻的。普希金本人，就深切地感受到了专制主义的非人道性。他由于支持十二月党人，曾被流放过；既使在重返莫斯科和彼得堡时期，他依然没有获得过真正的自由。他的心被现实的黑暗折磨着，内心充满了对法国革命的向往之情。在诗中，他不断呼唤着纯真的人道精神，呼唤民族新生的到来。在《致恰达耶夫》中，他写道：

爱情、希望和平静的光荣

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骗慰欺诳；就是青春的欢乐，

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地消亡；但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

在暴虐的政权的重压之下我们正怀着焦急的心情倾听祖国的召唤

我们忍受着期待的折磨等候那神圣的自由时光，正像一个年轻的恋人

在等候那真诚的约会一样。

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现在我们为了荣誉的心还没有死亡，我的朋友，我们要把我们心灵的

美好的激情，都献给我们的祖邦！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

普希金的诗作是极为优美动人的。在那辉煌的境界和冲荡的情绪中，涌动着一颗纯粹美好的心。他热爱生活，热爱民主，他的心被自由意志和善良意志包围着。其实，在他的许多浪漫主义诗中，已开始出现了现实主义因素。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赫契萨拉依的泪泉》，在传奇色彩中，流露出现实的精神痕迹。而历史悲剧《鲍利斯·戈东诺夫》、长诗

《叶甫盖尼·奥涅金》，则充满了严肃的现实主义情感。特别是《叶甫盖尼·奥涅金》，对俄国上流社会的剖示，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这时候的普希金，已不再单纯地沉浸在浪漫的咏叹中了，而是深入地进入一种反省的状态。他捕捉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并十分精采地塑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从不同角度概括了俄国的历史风情，概括了某一类人物的心灵特征。诗人在主人公奥涅金身上，感受到了贵族社会“多余人”的悲剧。奥涅金一直生活在矛盾之中，他既不满于现实，又无力背叛自己的阶级，他曾经兴致冲冲地投入到上流社会的交往中，可后来猛然发现这种生活的虚妄性。他开始拒绝和某些贵族交往，希望过另一种生活。为了摆脱困惑，他在自己的庄园里进行过自由主义改革。在他的思想中，法国启蒙主义的影响是较深的，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俄国变革的重要性。因此，他怀疑一切，蔑视权贵的庸俗。可是在他的骨子里，丝毫没有改变他那个阶级的思想痕迹。他虚荣心极强，有时甚至玩世不恭。奥涅金的身上，既有觉悟的痛苦，又有旧习的惰性。这种既清醒、又昏庸的个性，对他的确是一个悲哀。普希金感到，奥涅金的悲剧，也是俄国贵族青年的悲剧。俄国社会的矛盾，在这代人身上表现得十分充分。读《叶甫盖尼·奥涅金》，你会惊异地发现，诗人对俄国上流社会生活的反省，极为深刻。人的愿望与行为的矛盾，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传统与进步的矛盾，都展现在这里。这部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普希金的影响下，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确立。《叶甫盖尼·奥涅金》在对现实的批判和文化的反思方面，极大地启示了后来者。这标志着现实主义，在真正意义上，取代了浪漫主义在俄国的主要地位。

继普希金之后，另一位诗人莱蒙托夫，以自己天才的个性和反抗精神，引起了文坛的广泛注意。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1830 年开始在莫斯科大学读书，三年后，到彼得堡禁卫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军队中工作。1841 年在一次决斗中去世。在短短二十七年的生命历程中，莱蒙托夫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他和普希金一样，用自己的生命和作品，为俄国文学留下了一曲壮丽的绝响。

莱蒙托夫一生共创作了四百余首抒情诗，这些诗像奔腾的河水一样，始终涌动着一种自由的波纹。别林斯基称他的作品“以其忧郁凄凉，对人生的绝望情绪寒彻了读者的心灵。”的确，读他的作品，总会感受到一种悲凉的孤独感，感受到不甘于被压迫的冲动。无论是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期间，还是在军队服役时，他一直是一位思想活跃的人。他痛恨专制主义，对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充满敬意。普希金被害后，他悲愤地写下了《诗人之死》，这篇被史学家公认的成名作，深刻地表现了他的自由精神：

你们，以下流和卑贱著称的

先人们孽生下的傲慢无耻的后代儿孙，你们用你们可耻的奴隶的脚踵蹂躏了幸福的角逐中失利的世代祖宗的遗踪！你们，这蜂拥在宝坐前的贪婪的一群，

“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你们躲在法律的荫庇下，对你们

公论和正义——一向是噤口无声！⋯⋯ 但还有神的裁判啊，荒淫无耻的嬖人！严厉的裁判者等着你们；

他决不理睬金银的清脆声响，

他早已看透你们的心思和你们的行经。那时你们想求助于诽谤也将徒然无用：而鬼蜮伎俩再不会帮助你们，

而你们即使用你们的所有的污黑的血也洗涤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莱蒙托夫这首悲壮的诗作，是一曲反抗黑暗的战斗之歌。诗人鲜明的政治倾

向和不屈的自由之声，惹怒了沙皇统治者，诗人因此遭到了流放。但无论在怎样残酷的环境中，他从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即使后来重返彼得堡后，他依然表现出对上流社会不合作的态度。1840 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当代英雄》，这部小说塑造了毕乔林这个“多余人”的形象。小说以现实主义精神，再现了俄国贵族青年的精神世界，为俄国“多余的人”，画了另一幅肖像。

《当代英雄》由五个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作品的许多地方，以日记体表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毕乔林是这五个独立的中篇小说的核心人物。莱蒙托夫笔下的毕乔林，在许多地方像普希金塑造过的奥涅金。毕乔林也是贵族出身，他天赋很好，对上流社会也充满仇恨。他曾幻想自己能够干一番事业，但在行动上，却又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对待他人冷酷无情，把自我利益处处摆在首位。他貌似高雅，但内心常常被虚幻的东西所占据。在他的思想深处，深深地打上了他那个阶级的痕迹。毕乔林荒唐的生活，是俄国贵族生活的折射，在他身上，作者看到了贵族青年的不可救药的悲剧。

《当代英雄》不仅对社会生活的表现具有典型性，而且对人的内心的描述，也同样具有典型意义。莱蒙托夫在主人公心灵世界中，看到了俄国贵族青年的分裂人格。试看作者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表现：

我在脑海中追溯我的全部经历，我不禁问自己：我活着为了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一定是有的，我一定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里充满无限力量。可是我猜不透这使命是什么，我迷恋于空虚而无聊的情欲；饱经情欲的磨练，我变得像铁一样又硬又冷，可是我永远丧失了高尚志向的火焰，丧失了这种人生最美的花朵。而且从那时起，我扮演过多少次命运之斧的角色！就像刑具似的，我往往无冤无仇而且毫不怜悯地落在劫数难逃的牺牲者的脑袋上⋯⋯我的爱情没有给谁带来过幸福，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我所爱的人牺牲过什么。我爱人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快乐。我贪婪地吞噬她们的感情、她们的温柔、她们的快乐和痛苦，只是为了满足我内心的古怪欲望，而且永远不知餍足。这好像一个饿得昏昏沉沉的人，在睡梦中看见面前摆满山珍海味和佳酿美酒，他欣喜欲狂地吞咽着想象中的虚无珍赐，他似乎觉得好过了一些⋯⋯可是一旦醒来，幻象消失了⋯⋯剩下的是加倍的饥饿和绝望！

但也许我明天就会死去！⋯⋯人世间就没有一个完全了解我的人。有些人会把我看得比实际坏些，有些人会把我看得比实际好些⋯⋯有些人会说：“他是个好人！”有些人会说：“他是个混蛋！”⋯⋯两种说法都是不正确的。从此以后还值得苦苦活下去吗？可是你一直活着——只是出于好奇心罢了；你一直在期待什么新鲜的事物⋯⋯真是又可笑又可恨！

莱蒙托夫以精湛的笔法，奇异的感悟手段，展示了俄国贵族青年心灵世界本质的东西。这是头脑清醒、而行为拙劣的一代，是寻找自我却又丧失与旧我决裂的勇气的一代。认识到传统的落后，是不易的；但面对传统却又毫无作为，甚至染上传统恶习，这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毕乔林是这种悲剧的深切的体验者。他的精神，差不多被封建农奴制毁掉了，在畸形的俄国社会，不会有健全的人格的发展。毕乔林和奥涅金一样，最终成了社会的无价值的庸人。莱蒙托夫用自己的笔，宣判了这一代“多余人”的死期。

除了《当代英雄》以外，莱蒙托夫主要的成就，还是表现在抒情诗的写作上。这些诗作语言优美，境界沉郁，十分受人喜爱。他的诗很少单纯地停留在对风月的玩赏上，而是带着深沉的爱国激情。他在作品中，发出了寻找民族新生的呼喊，让人读后，蒙生出神圣的激情。请看《云》中的奇妙的意象；

天空的行云啊，永恒的流浪者！你们，放逐的流囚，同我一样，经过碧色的草原，绵联的山脉，由可爱的北国匆匆地奔向南方。是谁在迫害你们：命运的决判？隐秘的嫉妒？公然的诬蔑毁谤？苦磨你们的是你们自己的罪行，还是朋友们的狠毒的恶意中伤？不是，荒凉的田野使你们厌倦⋯⋯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痛苦和怅惘；你们是永远冷清，永远自由的，你们没有祖国，也不会有逐放。

这首抒情诗，意象明朗，境界开阔。虽然其间带有某种压抑的情绪，但在那些独白里，你可以感到，它包含着强烈的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莱蒙托夫就是这样，他的心一直在不安中，负载着艰难的民族使命。他的作品，毫不妥协地与俄国恶势力宣战，毫不妥协地与人间的利己主义宣战。莱蒙托夫和普希金一样，启示了后来的进步作家，他们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程，为俄国以后文学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

真正全面奠定并开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是果戈理。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 1809 年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的家庭。在中学时期，他接触了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等人的诗作，受到了启蒙主义的影响。中学

毕业后，他来到彼得堡，但生活给予他的并不都是快慰，他尝到了人间的苦辣。后来，他谋到了一个小公务员的职务，对下层社会生活开始有了一定的了解。1830 年，他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巴萨甫留克》，受到了普希金的赞扬。普希金在他的生活中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果戈理。1835 年，他出版了《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史学家认为这是作者走向现实主义的开始。这一年 10 月，他在普希金提供的一个故事的启发下，创作了五幕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836 年，果戈理离开了祖国，漂泊在欧洲许多国家，后来在意大利生活多年。1841 年，他在异邦的土地，写下了轰动世界的巨著《死魂灵》第一部。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以其幽默、讽刺的笔法，揭露了俄国农奴制的残酷性。《死魂灵》高超的技法，精湛的语言，深刻的思想，为俄国黑暗的社会制度，扔下了一枚震耳的炸弹。

果戈理在从事写作的过程中，一直把现实当成教课书。他从现存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对俄国腐败的社会进行无情的斗争。虽然他的思想一直充满着矛盾，但他对社会命运的关注，使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在《彼得堡故事》里，他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反映了沙皇统治下的臣民的生活状态。其中《涅瓦大街》、《狂人日记》、《外套》等篇章，对非人道的生活，进行了形象再现。在果戈理那里，入们都生活在一种荒唐的环境中，金钱、特权、歧视，使许多人丧失了正常的心理。著名的《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的精神分裂，使人感到俄国社会已成了一个精神病院。而《外套》的主人公倍受欺压的命运，更让人读后喘不上气来。当时的俄国小人物，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而生存，等级制和专制体制，给无数普通百姓带来了灾难。果戈理对这些现状的认识异常深刻，他用一枝妙笔，辛辣地讽刺了社会的黑暗。并道破了这个社会的某种本质性的东西。

在果戈理的创作生涯中，《钦差大臣》的意义不可低估。这个剧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动人的魅力。《钦差大臣》刻画了一个群丑图，剧中许多人物是当时俄国社会腐朽的贵族的典型。他们醉生梦死，虚伪愚昧；他们欺上瞒下，鬼计多端。这是一群吃人肉喝人血的贪官污吏，他们的世界，丧失了人最基本的道德情操。作者曾说，他写此剧本，是将“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来同时嘲笑这一切。”的确，《钦差大臣》的讽刺效果很好，作者把那些恶人，当成泥人一样夸张地摆弄着。果戈理不仅写出了社会的真实，而且也写出了人的灵魂的真实。他在一定程度上，比英国的讽刺作家们更有批判意识，因为，在对人的精神的变形的表现上，他更具有创造性和艺术性。

同《钦差大臣》一样，长篇小说《死魂灵》是果戈理一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在他一生的所有作品中，它的影响力最大。果戈理用六年的时间写完了第一部。他的晚年，曾用更大的精力去创作第二部，但由于思想上的矛盾，他对自己的手稿十分不满，最后痛苦地将它付之一炬，使《死魂灵》成了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死魂灵》第一部，描写了一个叫乞乞科夫的骗子，到各地去收买“死魂灵”。当时在俄国，农奴死后，户口上如未注销姓名，仍在法律上被视为活人。乞乞科夫利用此空隙，试图嫌取大钱。购买死魂灵，是一件颇滑稽的事情，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事实：其一，在当时的俄国，农奴的地位是悲惨的，他们可以被任意宰割；其二，地主阶级利用他们的特权，无情地盘剥人们，他们对平民百姓敲榨勒索，在社会上投机钻营，恶的力量横行

无忌。这清楚地表明，社会荒唐到了极点。果戈理通过这个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俄国农村形形色色地主的形象，挖苦了这些统治者丑陋、可笑的嘴脸。作者塑造的乞乞科夫、玛尼罗夫、罗士特来夫·梭巴开维支、泼留希金等，形象各异，但神韵相似。他们有的貌视正径，实则空虚；有的狰狞可恶，是实足的恶根；有的精明尖刻，赤棵棵盘剥人民；有的贪婪自私，腰缠万贯，却过着乞丐式的生活。这些地主，是靠着他人的血汁养肥自己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手段，维系着自己的生存方式。作者对地主泼留希金的描写很生动，这个地主阶层的独特的人物，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和普通的瘦削的老头子，是不大有什么两样的；不过下巴凸出些，并且常常掩着手帕，免得被唾沫所沾湿。那小小的眼睛还没有呆滞，在浓眉底下转来转去，恰如两匹小鼠子，把它的尖嘴钻出暗洞来，立起耳朵，动着胡须，看看是否藏着猫儿或者顽皮孩子，猜疑的嗅着空气。那衣服可更加有意思。要知道他的睡衣究竟是什么底子，只好白费力；袖子和领头都非常龌龊，发着光，好像做长靴的郁赫皮；背后并拖着两片的衣裙，倒是有四片，上面还露着一些棉花团。颈子上也围着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是旧袜子，是腰带，还是绷带呢，不能断定。一句话，如果在那里的教堂面前，乞乞科夫遇见了这么模样的他，他一定会布施他两戈贝克；因为，为我们的主角的名誉起见，应该提一提，他有一个富于同情的心，遇见穷人，是没有一回能不给两戈贝克的。但对他站着的人，却不是乞丐，而是上流的地主，而且这地主还蓄有一千以上的魂灵，要寻出第二个在他的仓库里有这么多的麦子，麦粉和农产物，在堆房，燥屋和栈房里也充塞着呢绒和麻布，生熟羊皮，干鱼以及各种菜蔬和果子的人来，就不大容易，只要看一眼他那堆着没有动用的各种木材和一切家具的院子就是——人就会以为自己是进了莫斯科的木器市场里，那些勤俭的丈夫和姑母之流，由家里的厨娘带领着，在买她的东西之处的。他这里，照眼的是雕刻的，车光的，拼成的，编出的木器的山：桶子，盆子，柏油桶，有嘴和无嘴的提桶，浴盆，匣子，女人们用它来理亚麻和别的东西的疏麻板，细柳枝编成的小箱子，白桦皮拼成的小茵子，还有无论贫富，俄国人都要使用的别的什物许许多。人也许想，泼留希金要这无数的各种东西做什么用呢？就是田地再大两倍，时候再过几代，也是使用不完的。然而他却实在还没有够，每天每天，他很不满足的在自己的庄子的路上走，看着桥下，跳板下，凡有在路上看见的：一块旧鞋底，一片破衣裳，一个铁钉，一角碎瓦——他都拾了去，抛在那乞乞科夫在屋角上所看见的堆子里。“我们的渔翁又在那里捞鱼了，”一看见他在四下里寻东西，农人们常常说。而且的确经他走过之后，道路就用不着打扫；一个过路的兵官落掉了他的一个马刺——刚刚觉到，这却已经躺在那堆子里面了；一个女人一疏忽，把水桶忘记在井边——他也飞快的提了这水桶去。如果有农人当场捉住了他，他就不说什么，和气地放下那偷得的物件；然而一躺在堆子里，可就什么都完结了：他起誓，呼上帝作证，说这东西原是他怎样怎样，如何如何买得，或者简直还是他的祖父传授下来的。就是在自己的家里，他也拾起地上的一切东西来：一小段封信蜡，一张纸片，一枝鹅毛笔，都放在写字桌，或者窗台上。

果戈理在这里对泼留希金的描写是维妙维肖的。同时地主，泼留希金的个性却与众不同，但他的近于疯狂而可笑的贪婪，却是成千上万地主形象的写真。他们被金钱、物质所诱惑，精神统统被束在欲望的山峦上。在这里，人已丧失了基本的自由状态，丧失了理智和情操，而变成了无道德两足动物。果戈理看到了俄国社会的这种扭曲人性的恶势力，他的作品，像一幅逼真的漫画，让人在幽默的笑中，体味出世态的炎凉来。

别林斯基曾高度地赞扬了果戈理的创作，认为他的小说，与生活贴得很近，使人了解生活的深层的东西。中国的鲁迅，也十分喜爱这位幽默的文学大师，并在中国第一个翻译了《死魂灵》。果戈理的文学创作，已成了文学史上宝贵的财富。

在浏览俄国文学的时候，屠格涅夫占有重要的地位。伊凡·塞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1818 年生于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父亲是个退职军人，母亲是个狠毒的地主婆。优越的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幸福的回忆，相反，农奴主与奴隶之间巨大的生活反差，深深地刺激了他的童年记忆。1833 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第二年进入彼得堡大学。大学时期，他对创作发生了兴趣，热衷于浪漫主义诗歌。大学毕业后，屠格涅夫到德国学习。后来常年居住于国外，是一位思想很活跃的活动家，并与国内许多优秀的作家、思想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他的文学创作，也正是在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的启示下开始的。

四十年代末，屠格涅夫的随笔《猎人笔记》问世，这些随笔优美动人，内容生动，被认为是“自然派”中的佳作。《猎人笔记》是一部反对农奴制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塑造了众多的农民形象和地主形象。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作者看到了农奴制的残酷性和不合理性，对广大农民寄予以深切的同情。由于屠格涅夫立足于现实生活，因而使作品溢满着真实性和风俗性。这部作品对农民的精神面貌的富有创见的表现，使屠格涅夫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屠格涅夫在长篇小说方面，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贡献很大。其中《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影响深远。《罗亭》塑造了一个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个叫罗亭的青年人，有着良好的文化功底，他热情、富有理性，对历史和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他的表达能力很强，语言很有魅力。但是，由于不了解现实，由于缺少实际的经验，在生活和工作中，他几乎毫无建树。罗亭像许多幼稚的俄国知识青年一样，是这个社会新一代的“多余人”。但罗亭虽然对现实有种无力感，可在思想领域里，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他的热情洋溢的思想信念，他的鼓动精神，恰好是对俄国社会的一种反动。在罗亭身上，我们明显看到了时代的某种进步。的确，与奥涅金、毕乔林这两位“多余人”的形象相比，罗亭的精神是丰满的，屠格涅夫尽管看到了主人公的缺陷，但是，他毕竟从罗亭身上，感受到了民主精神的力量。《罗亭》对俄国贵族青年生活的把握，可以说是十分准确的。与《罗亭》相比，《前夜》、《父与子》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有了新的变化。《前夜》塑造了革命者英沙罗夫和进步女性叶琳娜的形象。小说描绘了俄国贵族女青年叶琳娜爱上了保加利亚的民主运动的活动家英沙罗夫的故事。叶琳娜冲破家庭阻力，与丈夫一同离开俄国，后来英沙罗夫不幸逝世，叶琳娜继续从事丈夫未竟的事业。在这个故事里，人物形象包含了更深的内蕴，民族解放的反抗意志，成了压倒一切的主旋律。几年以后，屠格涅夫创作的《父与子》，标志着作者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成熟，小说通过平民知识分子巴扎洛夫，折射出民主主义青年的个性特点。一次，巴扎洛夫到同学家作客，但却与同学的父亲和亲戚发生了矛盾。他们围绕俄国社会重

要的问题，进行了争辩。后来，巴扎罗夫认识了美丽的阿金佐娃，并且爱上了她。但他的爱情却受到了冷遇。返回家中后，他在一次解剖尸体时，因感染了病菌而致死。巴扎洛夫是个很有悲剧性的人物形象。他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对保守的贵族主义者毫不妥协。他反对俄国落后的制度，但并不崇尚空谈，而是充满务实精神。他注重科学实验，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特点。但是，这位富有魅力的青年，却过早地死于非命，读者无不为之惋惜不已。其实，这里充分地反映了屠格涅夫思想上的矛盾，在对巴扎罗夫的描写中，揉进了作者复杂的情感因素。他既看到了主人公令人尊敬的一面，又对其个性中的超常规的因素，持怀疑态度。作者的矛盾，也给作品带来了读解的多义性。不过，不管屠格涅夫怎样摇摆不定，这部作品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使读者看到了俄国民主主义思想的一缕光明。

屠格涅夫的才华是令世人惊叹的。他在长篇小说、散文诸领域，给后人的影响是很深的。他的语言富有魅力，境界深邃。他的作品，画面典丽，极有抒情味道。他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具有诗的困素。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你都会感到，他把敏锐的社会问题，与自己的道德情感和精神冲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的世界里，情感的冲动与冷静的认识，奇妙地联成一种诗的境界，他没有托尔斯泰那么博大，但却有着托尔斯泰式的激情；他没有普希金那样炽热，但却有着普希金式的友爱与多情善感。他在文学的天地里，找到了思考人生，思考美的途径，同样，也找到了他的生命意志的表达方式。世界各国的许多优秀作家，都给予他以极高的评价。屠格涅夫在自己的作品中，浓缩了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历史，也浓缩了俄国人寻找美的艺术的思想史。他的现实精神，他的思想品格，给东西方许多国家的作家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有两个刊物在俄国影响很大。一个叫《现代人》，一个叫《祖国纪事》。这两个刊物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并扶植了大量的作家。提起这两个进步刊物，人们自然会想起一位诗人的名字—

—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不仅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战士，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创造了俄国诗歌的新的风气，从民间艺术中吸收了广泛的经验。他深深地热爱人民，表现人民的饥苦，因而被文学史家们喻为“人民的诗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作，并在自己主编的《现代人》、《祖国纪事》两个刊物上，为俄国的民主进程，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把自己的一切，统统献给了俄国的解放事业。

尼古拉·阿列克塞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 年生于乌克兰一个小地主家庭。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开始了诗歌写作。在 1840 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幻想与声音》里，他还笼罩在浪漫主义的情调中。不久，他认识了理论家别林斯基，受到这位学者的指点，他的艺术走向开始与现实贴近了。从四十年代后期开始，他的作品日益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诗集》、《诗人和公民》、

《守菜园子的人》、《学童》、《被遗忘的乡村》、《晚上我上不上黑暗的大街》、《现代颂歌》、《萨沙》、《货郎》、《铁路》、《祖父》、《俄罗斯妇女》、《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具有强烈的忧患感和批判意识。在这些作品中，他已走出了早期浪漫的天地，把人民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

收入到自己的眼底。为人民而写作，成了他后来从事创作的精神支柱。

涅克拉索夫的诗作并不华美，但它的忧伤，它的热烈，它的直白，给人的震撼力是强大的。他从伏尔加河春天涨水的季节里，联想起到处泛滥的灾难；他在流浪的农民那里，发现了下层人内心可爱的品格；他描写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去世时的心情时，曾发出过令世人警觉的咏叹：“一盏多么明智的灯熄灭了啊！”他的诗有时简直就像一个宣言，理直气壮，气吞山河，令你读后精神大增。涅克拉索夫在自己的世界里，包容了俄国人众多的苦难，众多的不满，众多的呐喊。在他的作品中，你几乎找不到一点顾影自怜、卿卿我我的影子。虽然他缺少普希金那样典雅、浑厚的悲壮气质，缺少冲荡的、多层次的精神意象，但他的理性主义的独白，一直深深地鼓舞着当时的人们。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诗人一生中最有影响的长诗。作者在七个农民找寻世上快乐和自由的故事里，再现了俄国社会的图景。狠毒的地主、坚强的农民、进步的民主主义者等众多的形象，逼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揭露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村的黑暗，对农民的生活现状进行了真实的反映。诗中的七个农民，背井离乡，去寻找“不挨鞭子省，不受压榨乡，不饿肚子村”，但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在俄罗斯广阔的乡村里，看到的都是些更加失望的东西。广大农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人权，没有自由，被专制主义长久地折磨着。诗人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用深切的情感，暗示了在俄国进行真正变革的必要性。诗人在描写俄罗斯时写道：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你又强大，你又衰弱，俄罗斯母亲！

奴役压不服

自由的心，—— 人民的心

就是真金！

人民的力量

强大无比，—— 良心坦然，

真理永生！

人民和谎言不能共存，谁也不愿

为谎言牺牲。

俄罗斯昏睡着，一动不动！

但是她地下

燃烧着火星，—— 不唤而起，

不召而来，一粒粒种子汇成了山峰！

亿万大军正在奋起，无敌的力量终将得胜！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你又苦难，你又全能，俄罗斯母亲！

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情感丰富，理性色彩很强。他在诗中，把心里的独白，直接地用口语化表现出来。他关心的不主要是艺术的形式问题，而是怎样把生活的真实和进步的理想，艺术地表现出来。《谁在俄罗斯过好日子》，十分典型地呈现出诗人的思想追求和美学理想。诗人一方面揭示了俄罗斯下层生活的不幸，另一方面，直言不讳地号召人们，用自己的双手，用斗争的方式，建立自己的自由生活。要么仍然默默任人宰割，要么起来争取解放。在俄国农民面前，没有别的选择。《谁在俄罗斯过好日子》，在涅克拉索夫诗歌中，最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作者在思想性和艺术的民间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它不仅是诗人的一部杰作，而且也是俄国诗史中一部难得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有的史学家指出，它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一样，在广度和深度上，丰富了俄罗斯的长诗创作。在诗中大规模地展示现实生活，显然要比小说、戏剧等形式，具有一定的难度。涅克拉索夫不愧为一个杰出的诗人，他从思想领域和艺术领域，为俄国史诗的发展，摸出了一条新路。

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新兴的民主意识的滋长，给俄国作家带来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的成就是最大的。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或从思想上，或在小说技巧等方面，大大地丰富了小说的世界。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在对人物的个性的把握上，是很有深度的。他通过单一的个人类型，折射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内容。冈察洛夫以讽刺的手法，再现了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农奴主奥勃洛莫夫醉生梦死、虚妄、无聊的一生。作者这种对生活的典型化的把握，继承了普希金、果戈理的传统，其认识价值是很深的。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里，小说的内容，已超越了单纯地表现个体形象的模式，进入了全景式的精神深层洞穴里。这样，小说艺术在俄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广阔的生活画面，无

情的精神自省，大大拓宽了小说的领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构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此后，伟大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契诃夫，又在小说和戏剧的形式方面，将俄国文学艺术，推入到纯熟、出神入化的境界里。在上述几位作家那里，批判现实主义的力度、强度，都是空前的。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他们把人与社会，人与命运，人与精神信念，放到了极高的层次上，加以审视，加以观照。从他们那里，成千上万的读者受到了无穷的教益。

俄国小说的这种发展，一方面要感谢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演进，另一方面，是生活的多样化，以及普希金以来的传统影响所致。这些小说家的自我意识是苦涩的，他们在生活与精神两个领域，都承受着剧烈的创痛。他们不再满足于普希金式的精神独白，而是更入木三分地捕捉和表现生活的本质。在对生活的表现方式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的是对人的内心的挖掘，通过人的心灵的变形，反衬现存世界的苦难。托尔斯泰则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既真切地描绘了俄国人的生活现状，同时也不断把自己的信念昭示给后人。托尔斯泰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说教者，他敢于大胆正视生活的一切，不回避尖锐的矛盾冲突，同时，他又以真诚的态度，在作品中向世人倾诉真善美的重要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生活是灰色的，他十分残酷地把人的不幸，血淋淋地表现在小说之中，使人看后，心灵被一片浊雾包围着。他的这种无规则的叙述方式，为后来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艺术，奠定了基础。托尔斯泰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神经质，他的内心也负着沉重的苦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内心的那块净土，他永远都是人类良心的保护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你会感到一种庄重、神圣、典雅，虽沉重而不失辉煌，虽郁闷而不失明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把人抛在炼狱之中，让人的五脏六腑都随之猛烈地颠动。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世间的一切美丽都驱走了，他把最丑陋的、最难堪的、最可怖的图景，形象地留在了小说的天地间。这是俄国社会灰暗历史的记录者，他拒绝了一切浪漫，一切粉饰，一切虚幻的理念。他与托尔斯泰不同的精神走向，正是俄国人面临现实的两种人生态度。在这两位作家那里，可以看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内涵的丰富性和精神的深远性。但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是，都不约同时地概括了俄国历史那痛楚的一瞬，他们把人类面临困境时的不同心态，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出来。

如果读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你就会惊异地发现，他们对人性世界的把握，是极其高超的。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描写了拉思科里尼可夫这个穷大学生的形象。拉思科里尼可夫是个利己主义者，他把人分成两类：“不平凡的人”和“普通的人”。“不平凡的人”可以拥有一切，而“普通的人”则倍受压迫。在贫困中挣扎的拉思科里尼可夫，为了摆脱窘境，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竟然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同时又无意中杀死了老太婆的妹妹。事发后，他被自己的这一残酷的行为深深地折磨着。他好像是成了一个“不平凡的人”，但那种杀人后的惊恐、欺骗、变态的心理，实际上表明，他仍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拉思科里尼可夫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更深的窘境里，罪感、良知、虚荣心、惊悸等情绪，把他推向绝望中。后来，他在一位信仰上帝的姑娘索尼亚的感召下，终于向警察自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生动地再现了拉思科里尼可夫内心的冲突，请看他的描写：

“那个时候我猜到，索尼亚”，他兴奋地讲下去，“权力仅仅给予那种敢于伸出手去拿的人。这里只有一个条件，唯一的条件：只要你敢！那时候我生平第一次有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在我之前从来没有，也没有谁想出来过！谁也没有！我突然明白，就好像在阳光底下那样清楚，为什么看不到这些荒唐的现象，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这种胆量，现在也没有这种胆量简简单单伸出手去拿，把其他一切都抛在脑后！我⋯⋯我想有这种胆量，所以杀了人⋯⋯我仅仅想有这种胆量，索尼亚，这就是全部原因！⋯⋯“我老是想忘掉，重新开始，索尼亚，不再说空话！难道你以为，我像一个傻瓜，糊糊涂涂就去了？我去的时候是一个聪明人，正是这一点毁了我！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比方说，这一点：如果我开始问自己和拷问自己：我有没有权利取得权力？——那么，很明显，我没有权利取得权力。或者，我如果提出问题：人是不是虱子？——那末，很明显，人对我来说并不是虱子，只是对那些根木不想到这个问题而且一往直前从不产生任何问题的人来说，人才是虱子⋯⋯。如果我为拿破仑会不会去的问题已经苦恼了几天，那末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不是拿破仑了⋯⋯我经受了所有这种空话的全部⋯⋯全部痛苦，索尼亚，我就想一下子把这种痛苦摆脱掉：我，索尼亚，想不经过诡辩就去杀人，为了自己而去杀人，只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在这方面我甚至不想骗自己！我杀人不是为了帮助母亲——这是废话！我杀人也不是为了要把金钱和权力弄到手以后，成为人类的造福者。也是废话！我就这样杀了人，我为我自己，只是为自己一个人：至于我会不会成谁的恩人，或者整个一生就像蜘蛛那样，把他们全捕到网里，吮吸他们的鲜血和脑髓，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应该是无所谓的！⋯⋯ 在杀人的时候，索尼亚，我所需要的，主要不是钱，与其说是钱，还不如说是别种东西⋯⋯ 我现在都清楚了⋯⋯。你要理解我：我走了这条路，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杀人了。我要知道别种东西，正是那种东西引透我干了这种事：那时我想要知道，尽快地知道，我，像别人一样，是虱子呢，还是人？我能跨过这条界线，还是不能够？我敢伸出手去拿，还是不敢？我是胆小的畜生，还是有权利⋯⋯”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厌其烦地表现着主人公内心的状态，这种状态是非秩序的、非理性的。主人公内心多层次的欲念，在这里逼真地涌动出来。作者毫不回避人内心最隐避的东西，在潜意识里，实际上最能体现人的某些本质的东西。理性世界里，搀杂了太多的虚假，混合着被世俗化的东西。而内心的深处，才是人精神的内核之一，抓住了它，就抓住了人的世界的重要内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多角度、多声部、多意念的方式，反映了俄国社会灰暗的生活，反映了人被扭曲、被践踏、被侮辱的苦难历程。无论在哲学的层面，还是在文学的层面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他仿佛奏起了一支不和谐的、怪诞的小夜曲，把人们从理念社会，引进到一个幻觉的、光线黯淡的王国。在这里，他不仅在煎熬着自己的灵魂，而且也把千百人的心灵，放在烈焰中烤灼着。一切伪饰都逃不过作者的双眼，他把人间的丑陋，赤裸裸地置于精神的火炉旁。这个天才的、残酷的小说高手，第一次把人类审视自我的视线，拉得这么近，使一切在瞒与骗中活惯了的人，感到了难堪，感到了羞愧，感到了自我的原本的形态。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反。他的人格与自我意识，没有极端化的东西。但托尔斯泰的视野也是异常开阔的，他对社会和人的体味，有着常人少有的特点。面对芸芸众生，他一直具有一种使命感，他既看到了人生的实质性的东西，又不断把一种参预精神，移入作品中。写作对他意味着一种说教，一种启迪，一种献身精神。仔细读《幼年·少年·青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琉森》、《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等作品，就会感到，他不仅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洞察力，更主要的是，对人与社会的复杂的关系，体味颇深。托尔斯泰从不抽象地去塑造人物，他总是把人置于广阔的背景中，在剧烈的冲突间，透视人的内心。长篇小说《复活》，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情感。他在作品中，一方面批判了俄国社会腐化堕落的严峻现实，另一方面，也充满激情地宣传了自己不以暴力抗恶、用心灵的净化来达到精神涅蛷的主张。《复活》中对俄国的一切政权机关，持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统治者，几乎没有给社会带来丝毫的幸福。人们在欲望的支使下，堕落着、受害着，人的健全的思想，美好的愿望，统统被邪恶玷污了。《复活》讲了一个悲剧的故事，女主人公卡丘霞·玛丝洛娃，被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所占有，聂赫留朵夫离开了玛丝洛娃后，玛丝洛娃开始经历了历惨的人生，她因怀孕而被主人赶走，后来沦为妓女。她在社会的底层，受尽了折磨，并被有钱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送入牢房。在审判玛丝洛娃的时候，恰巧聂赫留朵夫亦在现场。他没有想到，正是由于自己，竟然给这位妇女带来了如此的灾难。他开始忏悔起来，他的良心受到了长久的、痛苦的谴责。聂赫留朵夫决心与玛丝洛娃结婚，但受到拒绝。聂赫留朵夫后来随女主人公一同来到西伯利亚，在流放地里，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托尔斯泰在聂赫留朵夫身上，搜寻到世俗人自我新生的途径，即通过心灵的角斗自省，与丑恶和习惯势力决裂。在托尔斯泰看来，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复活》中对聂赫留朵夫的内省心理，剖示得极为精采：

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扫除过了；因此他良心的要求和他所过的生活中间的不调和，比以前各次都要厉害。他看见这回的裂口竟有这么大，不由得吓呆了。裂口既有这么大，积污又有那么多，他绝望，觉得打扫不干净了。“你不是早就试验过要纠正自己，叫自己变得好一点，结果却一场空吗？”内心的诱惑声音轻轻说道。“再试一回，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大家都是一样，生活原就是这么回事嘛，”那声音轻轻说着。可是那个自由的精神的人（只有他才是真实的，只有他才有力量，只有他才是永恒的）已经在聂赫留朵夫的心里觉醒了，他不能不相信他。他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中间尽管有很大的距离，可是在刚刚醒来的精神的人看来，却没有一样事情是办不到的。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也要打破这个束缚着我的虚伪；我要对人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坚决地大声说。“我要对米西说老实话，告诉她说我是个浪子，不配跟她结婚，我平白无故的搅得她不安。我要对玛丽亚·华西列芙娜，贵族领袖的妻子，说⋯⋯ 唉，没有什么话要跟她说。我要对她丈夫说，我是个坏蛋，我欺骗了他。我要把遗产处理得叫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的理由，而且承认我的理由纯正。我要对卡丘霞说：我是坏蛋，我对她犯了罪，我要尽我的力量减轻她的厄运。对了，我要去见她，求她宽恕我。⋯⋯

“对了，我要照小孩子那样求她饶恕我。”⋯⋯他停住——“如果必要的话，我就跟她结婚。”他又停住，照他小时候那样在胸前合抱着两只手，抬起眼睛，对一个人说： “主啊，帮助我，开导我，到我心中来，清除我胸中的一切污垢！”

这是最典型的托尔斯泰式的精神，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过于坦露阴郁的东西。他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理念的参预。面对人类的不幸，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可他同时也像一个上帝使者一样，真诚而悲哀地向人间发出叹息之声，并把走向自救的路标，高高地举在头上。不幸的人呐，

忏悔吧，勇敢地内省吧，只有皈依于真善美的精神实体，方可能超越苦难！托尔斯泰的这种咏叹是震聋发聩的，他把人类的良知，人类的信念，最动人地外化在小说之中。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由于他的存在，而变得光彩照人了。

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俄国文坛上，契诃夫是又一颗灿烂的明星。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 年生于塔干罗格城一个小商人家庭。1879 年他到莫斯科大学医学院求学，毕业后从事医务工作。在医院生活中，他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对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1880 年，他首次在《蜻蜓》杂志上发表小说作品。1884 年，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出版，随后，又出版了《五颜六色的故事》、《天真的话》、《短篇小说集》等。1887 年后，他发表了小说《草原》、《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

《未婚妻》、《套中人》和剧本《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

《三姐妹》、《樱桃园》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应。契诃夫是一位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不仅继承了俄国许多优秀文人的思想传统，而且也在艺术形式上，开拓了新的领域。契诃夫结束了一个文学时代，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奏完了一部壮丽的乐章。

早期契诃夫的作品幽默滑稽，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幼稚的痕迹，但他对世俗的和丑陋的社会现象，鞭挞得很厉害。著名的短篇小说《变色龙》，诙谐而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巡官的形象。在主子的面前，他是十足的奴才；而在奴才们面前，他又摆出主子的架式。这种看风使舵、阿谀奉承的油滑、卑贱的人生，在契诃夫看来，正是俄国社会阶级压迫的写照。契诃夫在众多的作品里，挖苦了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小说《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等，对人的心理的维妙维肖的把握，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性。而在《苦恼》、《万卡》等作品中，他又以十分同情的笔触，描绘了下层人的苦难。《苦恼》描绘了一个马车夫的不幸故事，他的孩子死了，可他来不及去照料家事，仍在雪天里劳作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马儿，他几乎找不到一个倾诉自己情感的对象。这篇小说以凄惨的调子，展示了下层百姓的苦难，其感人程度，是很深的。小说《万卡》，故事也十分简单，作者通过做童工的九岁的万卡，在作坊休息间给祖父写信的故事，真切地表现了俄国少年的不幸。《万卡》的情调是沉闷的，一方面的残酷的黑暗，一方面是天真可爱的少年的心，这两个对照的世界，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幼小的孩子都承受着摧残，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公理可言么？契诃夫写得不露声色，但其中却释放出情感的冲击波。《万卡》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可以称是短篇小说的杰作，它的现实意义，绝不亚于那些黄钟大吕式的作品。

契诃夫像托尔斯泰那样，无法控制自己在作品中的说教倾向，他把自己的倾向，统统掩埋在作品的细节里。小说《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等，十分典型地表现了他精湛的现实主义手法。他从人物的特点。从故事的情节中，形象地写出社会的风貌，和人的心理状态。他不是以理性的独白取胜，而是以细节的真实取胜，许多作品达到了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度。

《第六病室》在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表现方面，在契诃夫那里，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契诃夫把俄国社会看成一个精神的囚牢。正常的、有理性的人，竟被当成“疯子”关进病室之中，这个病态的、毫无人性的国度，把人的健

全的情感，残酷地摧毁了。契诃夫用形象可感的细节，描绘了格罗莫夫和拉京的精神个性，这两个相反的艺术形象，都是苦难社会的受害者。社会给予他们的，最后都是些灰色的记忆。格罗莫夫是位头脑清醒的人，他自始至终是现存世界的否定者，当被关进病室中时，他也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格罗莫夫是俄国黑暗现实的见证人，从他的人道主义激情里，可以领略到契诃夫的正义的思想，这一形象，浓缩了俄国进步人士的精神面貌。拉京是一位不谙世理的人，他与格罗莫夫相反，对俄国冷酷的现实看得不清，甚至被假象所蒙蔽。但是生活最后还是处罚了他，他被撤了职，也被关进了疯人病室中。他事先所信抑的一切，被无情地粉碎了。契诃夫从两个不同人的不幸命运，向读者指出了俄国专制社会的不可救药性。这都作品以极细腻的手法、逼真的画面和某些略带象征性的背景，烘托出一个动人的精神主题。

契诃夫不仅小说写得好，剧本也有独创性。《蠢货》、《求婚》、《结婚》、《纪念日》等，喜剧色彩很浓；而《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等，和他的小说一样，在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中，表现出生活的诸多矛盾性。契诃夫对戏剧创作的贡献是重大的。有的文学史家指出：“他最重要的革新表现在剧本的取材和情节上。他从不靠杜撰离奇曲折的情节来追求‘舞台效果’，他只是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平凡的现象中发掘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使剧本具有严肃和深刻和内容。这和他在小说题材方面的革新是一致的”（《俄国文学史》曹靖华主编）。

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对东西方的作家影响十分广泛。俄国后来小说、戏剧的发展，深深地印上他的某些痕迹。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契诃夫的艺术风格，影响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巴金在纪念契诃逝世五十周年时说道： “契诃夫写那种人物，写那种生活，写那种心情，写那种气氛，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憎恶；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揭露；不是在原谅，而且在鞭挞。他写出丑恶的生活只是为了要人知道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他本来是医生，医生的职责是跟疾病作斗争，医生的职责是治好病人。作为作家，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笔，他的药方就是他的作品。一个人倘使相信疾病是不可战胜的，他就不会去念医学。契诃夫的主人公常常是厌世主义者，可是他本人绝不是，而且恰恰相反，他相信进步，他相信美好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一定会实现的⋯⋯我们今天还需要他那枝笔，因为在我们这里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看不到在他笔下出现过的人物。”巴金的感慨是真诚的。契诃夫对一切寻找自由的国度的人们，是有着不灭的魅力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家，都在契诃夫的作品中，获得精神上的启示。

直到高尔基的出现，俄国文学在真正的意义上，出现了人民大众的文学。高尔基本人出身寒苦，他一生写下了大量底层人生活的作品，是人民苦难生活最深切的体验者。他不像以往那些作家，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础上，开始从事创作的。他一直在非人道的恶劣环境中长大，所以，他的生命体验，带有常人没有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他在众多的小说和剧作中，展示了人民怎样受难、怎样困顿的历史。后来，他受到无产阶级理论的影响，转向了布尔什维克文学，创作出《母亲》等名篇。这时候批判现实主义的色泽，已带上更浓的精神寓意了，托尔斯泰以来的传统，开始被社会革命的激情所冲击着。

高尔基用自己的作品，自觉或不觉配合了俄国革命的进程，新生的苏联，曾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

高尔基可以说开创了文学的新的时代，他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前人不同的风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普希金以来的俄国文学，就可以发现，在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中，哲学精神和社会学理论，对每位作家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皮萨列夫、高尔基等，在哲学或艺术理论上，都是颇有功力和建树的。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不仅文学的发展是令世人惊异的，与此同时，影响文学事业的理论精神，同样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是文学家辈出的时代，同时也可以说是理论家辈出的时供。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列宁、高尔基等，对俄国美学发展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存在，很难想象是否会有这么多的艺术家的存在。没有深厚的精神哲学的民族，不可能有深厚的艺术品的产生，它们在文化发展中是互为因果的。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与上述诸位理论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中，唯物主义哲学，人道主义思想，深深地制约、启迪了几代文人，这些理论思想，成为无数优秀作家重要的精神支柱。

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在美学方面领一代人之风骚。他早期受黑格尔理论的影响，认为“诗就是写诗人周围现实的合理性”。尽管他尚未能摆脱黑格尔的思辨痕迹，但他的“艺术是现实的再现”的观点，他的注重艺术的真实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价值。他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中，郑重地指出：“⋯⋯艺术与生活的密切的结合，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一般说来，新作品的显著特征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赤裸棵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的那样。不管好还是坏，我们不想装饰它，因为我们认为，在诗情的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把现实当成第一位的东西，把作家看成现实的反映者，这是典型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只有把现实摆在了第一位，才可能杜绝虚假文学的产生。俄国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实际上正是这样做的。

另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赫尔岑，在理论上与别林斯基有着相似的一面，他也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学说的研究者，无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创作中，他始终强调文艺的思想性，认为一个艺术家，应当“强烈地体会当代的悲哀和问题。”他在《科学中的一知半解》、《自然研究通讯》、

《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等著作中，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并在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谁之罪》中，贯彻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赫尔岑是俄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关注现实的精神，使他的作品的现实性更强了。

除上述二人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美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他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革命民主派领袖、美学家、文学批评家、作家。他的

《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人〈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等论文不仅在学术性上富有创见，而且对指导俄国文学向现实方面的努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车尔尼雪夫斯青少年时期受别林斯基、赫尔岑影响，后研究过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黑

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代表性论文是《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这部小册子大胆地向唯心主义美学发出了挑战，提出“美是生活” 的定义。把艺术的基本问题，从玄学变成现实性，变成形象可感的生活内容，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重要功绩。他认为，在我们看得见的，而且认为理应如此的生活中，任何事物就是美的；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任何东西，也就是美的。因此，艺术的作用在于；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车尔厄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理论，确立了文学艺术的基本原则，或可以说是俄国现主义的思想的宣言。他的理论是俄国进步作家观念的集中反映，也是俄国现实主义艺术开始成熟的思想标志。他后来在流放之中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也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理论观点，推动了俄国文学的发展。

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杜勃罗雷波夫。他继承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的理论。他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等论文中，主张文学深切地表现人民生活，并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杜勃罗留波夫坚定地宣传民主主义思想，高扬唯物主义的美学原则，他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道，成为影响俄国民主义革命理论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成员。

回顾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俄国文人是敏感而真诚的，他们忧患意识深刻，表达思想多样化；他们深入地研究社会和人生，最形象地概括了民族的苦难。他们是从黑暗中挣扎、呼号的人，是坦露胸臆、剖示心灵的人，是仁慈而悲苦的拥抱人间弱小者的人，是征服生活又征服自我的献身的人。他们矛盾，他们痛苦，他们被人间的一切不幸所折磨着。他们含着泪抚摸着人类的伤痕，诉说着不该发生的悲剧。人类的一切艺术品中，有比他们这些人的创作更凄惨、更悲怆的么？有比他们的心灵更苦闷、更感伤的么？高尔基在总结这些人的创作时，把他们比喻为资产阶级的“浪子” 的现实主义。他们揭发了社会的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则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高尔基觉得，虽然这些作家不能给人指出一条出路，但是，毕竟也有着无可争辩的意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到了高尔基这一代人那里，已由再现生活，向暗示生活亮色的方向发展了。高尔基后来在《母亲》中所表明的革命倾向，代替了以往作家的苦闷情绪。不管高尔基这种尝试是否成功，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俄国新一代的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已与过去不同了。

俄国人伟大的艺术，倾倒了无数后来者。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十九世纪的俄国，在政治上是灰暗的，但俄国人精神世界却光芒四射。苦难对艺术家而言，是一种财富，一个民族经历的磨难越多，当觉醒的时候，那智慧必将越显得博大深邃。俄国的不幸，造就了一代批判现实主义者，而这些批判现实主义者，影响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出现。从文化的批判到对现实的批判，最终导致了俄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人，奏起了俄国社会变革的前奏曲，它引导着俄国的子孙们，无畏地走上了新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