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楼到颐年堂

月 11 日下午，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厅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同志在会上详细说明了他的意见。周总理认为，一年时间己过去近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现在是“人心思定，生产思常”。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他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也认为，现在急需下决心退，退到可靠的阵地再前进。少奇同志赞成能搞到多少就算多少，不能勉强确定明知完不成的指标。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周总理建议先由他会同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地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会后，他和八位副总理分头到九个地区去了。

一个月后，6 月 12 日到 13 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议开始就提出，1959 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因此应当各抒己见，应当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周总理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在会上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陈云同志建议把钢产指标降为 1300 万吨是实事求是的。富春同志、先念同志也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也提出 1959 年粮食指标从 8000 亿斤降到 6000 亿斤。

毛主席在两天的会议上讲了两次话，并多次插话。他说，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毛主席还说，他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开始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他强调要总结去年的经验，他认为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他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

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主席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 1300 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 810 万吨好钢，今年增长 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回来，由中央和省市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 6000 亿斤的计划，能收到 5000 亿斤就很

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 4800 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 4000—4500 亿斤的收成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