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南联大物理系

1937 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

7 月 29 日，北平（即北京）沦陷。这以后，邓稼先除读书之外，开始和一些同学聚会，谈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根据当时日本军部的规定，凡是中国老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都要向其行鞠躬礼。血气方刚的邓稼先，对此怒火满腔。他宁肯绕道走冤枉路， 也不去干这种事情，他决不让别人任意玷污他的人格和尊严。

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到邓家来了，一贯温文雅的邓以蛰教授竟勃然大怒，严厉质问他是干什么来的，那人羞惭的不知所对。教授大声喝斥他：“你给我出去！”这一声把正南房里看书的邓稼先兄弟惊呆了。这件事，给邓稼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从此后，邓稼先更加仇恨日寇，热爱中华，关心社会；同时，认真读书， 刻苦用功，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由一个不懂事的顽童，变成了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人了。

邓稼先时常去转旧书摊，寻找那些被伪官方禁读的书籍。有的小书摊主每当看见他这边走过来时，便赶紧把藏在下面的书准备好。邓稼先在摊前装模作样地随手翻书，摊主便轻声说：“小兄弟，今天有你的书。”他就会挤挤眼满意地微笑起来，好象又得到了一袋粮食。

邓稼先在中学时已经朦胧的意识到，要救我们的国家，必须有知识，有本领，所以他学习成绩提高很快。

邓稼先在高中一年级时，已经能够吃力地阅读外文小说。时常去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和一群思想激进的同学一起聚会，议论天下大事，相互影响，

彼此激励，思想越发成熟。

有一次，日军逼着市民和学生开会游行庆祝他们的胜利。会后，邓稼先扯碎了小纸旗，扔在地上踩了一脚，被狗腿子发现了。这时因崇德中学停办， 邓稼先已重回志成中学念高三了。

事情终于向志成中学校长提了出来，校长把事情搪塞过去了。后来他知道是邓稼先干的，便来到邓宅，对邓以蛰说：“邓先生，邓稼先的事早晚会被人密报的，这样下去怕是太危险了，想个办法赶快让他走吧！”

邓以蛰看到事情已经到了无法可想的地步，只好让邓仲先带着稼先绕道国外到昆明去避难。

邓稼先在临行前，骑自行车驮着 10 岁弟弟槜先，绕过了东四牌楼、景山、故宫、北海、西四，默默地告别美丽的北平。

临行前的晚饭很丰盛，但谁也吃不下去，父亲坐在一把老式木椅上，以从未有过的眼光看着稼先，过了很久，才平和而坚定地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稼先把这句话一下子就印在脑子里了。

邓稼先和小弟站在院子门口，他深沉地对槜先说：“毛弟，现在我只有仇恨，没有眼泪。”年青的邓稼先，已经被环境逼得一名爱国主义者，这作为一条主线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1940 年春末夏初，他们姐弟二人随汤、熊两位同行的教授夫人和孩子乘船南下，第一站是上海，住在胡适家里，不久，他们又结伴乘船南行经香港到越南海防。

经过海防，再到河内，走通往老街的道路，进入中国国境，在 1940 年夏到了昆明。

邓稼先到昆明后不久，又遵从父命，到了四川江津，他的四叔邓季宣当时在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任校长。他插班入高三，于 1941 年 7 月在国立九中高中毕业。

中学毕业后，邓稼先到重庆去考大学，正遇到日军飞机轰炸，一颗炸弹在离他们很近的江面炸开。他终于明白，大后方竟是这样不安全。一个弱国， 备受欺凌，是没有平安日子可言的。

1941 年秋，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原来的

北京、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 1937 年南迁后合并办起来的一所学校，名教授聚集，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校舍简陋，分散在昆明市的几个地方。

联大物理系的师资力量很强，有叶企荪、吴有训、赵忠尧、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张文裕等许多知名学者。邓稼先的大姐夫、知名教授郑华炽也在联大物理系执教，并于 1944 年初接任物理系主任。邓稼先有他的经常指导，获益良多。崇德中学的好友杨振宁也是联大物理系高年级的学生，在学习上常帮助他。

联大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就连写阿拉伯数字的斜度多少都有要求。联大校歌的歌词中有“绝徼移栽桢干质”（意思是说在边塞城市培育栋梁之材）以及“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句，说明名师严教使这所学府培养出大批的杰出人才。

联大的学生宿舍又透风又进雨，每间宿舍住 40 个人。学生一律睡双层木板床，两张床前有一个长条桌，桌子下面有一块板子放东西。学生们大都很穷，有些人到 12 月份还只穿一条单裤。宿舍里只有油灯，点一根灯草。邓稼

先的幸运在于他有大姐的照顾，可以看看电影。

食堂平价米的砂子多得可以用砂子打着玩。盛饭时第一碗盛满了，去盛第二碗时，就没有饭了。学生们在大棚子里吃饭，刮起风来，砂子饭上又浇上一层，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每月只能靠两次打牙祭（改善生活）饱餐一顿。

教室的房顶多是铁板做的，下起大雨时，犹如重锤打铁，老师讲课的声音就完全听不见了。教室里没有课桌，只有带扶手的椅子。敌机轰炸时，警报一解除，学生们就回来上课。在这种环境里，培养出大批人才，靠的是志气，好的教师和校风。

邓稼先有一次借到一本难得的书，他将全书重要的地方一字不漏地誊抄下来。他还和江泽阶同学一起背牛津英文字典，肯用笨功夫。他还喜欢和杨振宁一起念古诗，用古诗来陶冶情操。

邓稼先在学习探讨中非常大胆，基础课学得很扎实。他特别喜欢听科学家的故事，如数学家阿贝尔、科学家居里夫人等，还喜欢听外国名著，如《双城记》、《冰岛渔夫》、《简爱》、《基督山伯爵》等。他发现了好的电影片就推荐给同学们看，如《翠堤春晓》、《寒夜琴佻》、《北非谍影》、《大独裁者》等。他看了《碧血黄沙》后，把目光转到饥饿和战争方面，投向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的深层。

邓稼先还和一个北京来的新生吴鸣锵成了好朋友，他反复叮嘱小吴要多看教学参考书，常常给小吴讲碰撞、虹吸等物理概念。

邓稼先到三四年级的时候，经常到虞福春老师那里要新华日报，有时也看些进步的杂志。他越来越多地和进步同学、地下党员往来。

1944 年底，邓稼先在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学们的讨论中十分坚定地说：“看来（救国的）关键是政治”。

在 20 岁前后，邓稼先的头脑中溶入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在思想上完成这种飞跃的动力，仍然是爱国主义精神。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专制，是他思想成熟的客观环境，经过周围朋友中的共产党员转给他的影响和教育， 是他在世界观上跃升的推动力和指路灯。

1945 年 8 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邓稼先也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了，他在昆明培文中学和文正中学教了一年数学，以等候机会返回北平。

1945 年 12 月 1 日，昆明爆发了震惊大后方的“一二·一”惨案。邓稼先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并经过好友杨德新介绍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