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攻 关

邓稼先是第一批到二机部九局报到的，一共有三个人。九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的核武器研究院，它开始时设在北京郊外，不久迁到青海，以后， 又迁往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1958 年 8 月，九院还没有房于，只是把北京北郊的一大块地方划出来做为院址，叫三号院，当时是一片高梁地。邓稼先和不久后从全国各地名牌大学调来的几十个优秀毕业生，都投入了施工的行列，砍高梁、挑土、平地、修路、砌墙、抹灰，愉快地做着建筑工地上的杂工工作。

苏联政府曾答应在 1958 年 11 月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所以，他们用三个月的时间盖成了原子弹模型厅，窗子很小，很高，从外面看不见厅里的任何东西。又在紧靠马路的地方竖起一个约 10 层楼高的大烟筒，遮住模型厅，马路上的行人看不见它。

苏联专家说模型厅的地面不够平，邓稼先和小伙子立即去整平地面，使它平滑得用水平仪也测不出偏差来。专家又说，窗户上没有加铁栏杆，铁栏杆也用最快的速度加上了。但是，1958 年 11 月已经过去了，还是不见原子弹教学模型的踪影。

苏联专家叫列金涅夫，他说要运来一车皮资料，但结果只是开了一份大学里教课用的很长的书目单子，如果真去读完这么多教科书再去研制原子弹，那是念到头发白了也造不出来。列金涅夫的继任者什么也不说，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哑吧和尚，只敲木鱼不念经。

1959 年 6 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一切合同。二机部的刘杰副部长把邓稼先找去，对他说：“今后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了。” 至此，中国独自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开始了。

1959 年 6 月，简化为 596，成了我国独立自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工作的代号。它意味着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从此，全部重担压到主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身上。

苏联专家在撤走时留下了“中国 20 年也搞不成原子弹”，“这是对你们毁灭性的打击”，“再过两年，你们就要卖废铜烂铁了”的话语。他们也不留神掉下了一些机密材料的碎片，二机部的领导要求邓稼先整理上面那些像眉毛形状的一条弧线和数字。邓稼先从中一点点地拼凑分析，合成了一些材料，把分析结果写成了一个报告交给领导。但后来知道，这点东西离真正的

原子弹设计尚有十万八千里。

邓稼先调到二机部九院以来，他就提任理论设计部（前称理论部）的主任，这个职务是龙头（二机部）的龙头（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的龙头（理论部），可以想见其担子之重。

邓稼先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朋友交往时的话题划到了最小程度。他明白自己工作的价值和纪律的需要，他任凭这种工作纪律的严格要求来管住自己的个性，听任自己的性格朝着孤独沉闷的方向变化。他甚至蒙受许多亲友的误解，不加辩解而心安理得。

邓稼先晚上回到家里也是沉默寡言。许鹿希觉得他的眼神表示，他似乎不在这个地球上。夜晚，他躺在床上，妻子知道他并没有睡着。是呀，他的担子太重了，他的脑子不断地在原子弹理论设计——这黑茫茫的环境中探索。妻子帮不了他的忙，只有以自己多照看孩子和管理家务使他少费些神， 对他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则缄口不言。

一天晚上，邓稼先吃完晚饭后，搬起一把椅子靠近阳台坐着，听起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这首以人类和命运抗争为主题的富有人生哲理内涵的曲子。他闭着眼，静静地随着乐曲的旋律在体验着，命运的恶魔压住了人生的光明，人类和命运搏斗，终于扼住了命运的喉咙——他就这样坐在那里直到星沉月落。

邓稼先终于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个三方面作为主攻方向，并且按照这三个方向把理论部的同志分别编到三个组中去。它甩开了苏联专家指点的念几十本参考书的错误方向，是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中的一个里程碑。找准了正确方向，是他在原子弹研制工作中最重要的贡献。

这一时期先后从北大、清华、复旦等一些大学又调来几十个毕业生，邓稼先对他们说：“怎么造原子弹，谁都不会，咱们一起来边干边学吧！”他们读柯朗写的《超音束流和冲击波》、戴维森写的《中子输运理论》、泽尔陀维奇写的《爆震原理》以及格拉斯顿写的《原子核反应推理论纲要》四本书，书少就手刻蜡纸自己油印。大家读、大家讲，每一章节都有一个人做重点发言，等于是一个小教员。他们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物理思想， 节节取得了胜利。

中子输运组的同志利用和平利用原子能反应堆的普通外文资料，进行反推，寻找那些出事故的资料。出事故就是中子的数量超临界，大量涌出。连锁反应失去控制，产生爆炸。这种爆炸和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不可比拟。但是， 邓稼先他们想到了不可比拟的只是威力，而不是原理，在不可比拟中包含着可比拟的东西。从可比拟的材料里推导出中子输运的规律。

邓稼先全面掌握三个组，又亲自领导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组。核爆炸就是高温高压状态，与常温常压下有极大不同，但是，要想知道它们的不同点在哪里，实在是太困难了。

邓稼先在学海茫茫的大千世界中，终于找到了天体物理中的托马斯—— 费米理论。这个理论过去是用到中子星球上的，拿原子弹和中子星相比，温度大致差不多，都有极高的温度，但密度却没有中子星那么高。所以必须修正托马斯——费米理论来推导出原子弹所需的高温高压下的状态方程，他们创造性地利用外推法，求出了极高温高压下的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并巧妙地与低压状态方程连接，得出了相当大区域内完整的状态方程，满足了理论设

计要求。

从 1960 年开始，邓稼先领着这三个组进行突击，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除此之外，他自己还要搞一些粗估。粗估并不拘泥于具体的精确的数字，而是把各种条件综合起来，从理论上估计出一个数量的幅度。

此后，他们的工作进入了一个齐头并进的繁忙期，推公式、搞粗估、求近似值，然后再深入一步；还有精确的计算。推公式需要理论水平，深刻的洞察力和做学问的灵气。精确计算是枯燥而要求又极为严格的，他们的计算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大量数字，算完的纸带子和计算机的穿孔带子堆满了一屋子。他们当时的计算工具是大小和西瓜差不多的手摇计算机，算乘法正着摇， 算除法倒着摇，还常常靠拉计算尺。每秒一万次的 104 机，要在分配给他们的时间里到计算所去用。但是，他们还是用这些简陋的机子完成了需要的运算。

邓稼先回家后，心不在焉地吃了饭便上床躺着，常常是仰望着天花板， 继续工作。有时闭上眼，但没有睡着。他凭着脑子里背下的内容去推公式。一个白天始终推不出来的难点，就这样推出来了。

1960 年春天，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原子弹中的关键参数。苏联专家以前曾经随口告诉他们了一个数值，现在自己动手研制原子弹，这样的关键数值必须准确无误。对于苏联专家给的这个数值的计算，结果总是对不上，他们加进各种参数一次又一次的地算下去。他们每算一遍要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有五六个方程式。一包包的纸带子从地面堆到房顶。

邓稼先他们从春天到秋天，先后经过了九遍计算，最后经过验证，肯定了邓稼先他们所得出的数据。

邓稼先有一次讲完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自己便站在黑板前睡着了，他打的一分钟的盹，质量赛过了平时的一小时，无论怎样辛苦，心情都是愉快的。

还有一次，邓稼先的妻子不在家，他把晚饭时给孩子们开门的事忘记了。深夜回家，看见自己 5 岁的女儿和 3 岁的儿子互相搂着和衣坐在房门外的楼梯上睡着了。他心中迅速涌上了一股深深的自责感。他把两个孩子抱进家门让他们舒服地睡在床上，自己却不知做什么好。

1961 年 3 月底 4 月初，党中央又把第一流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和力学家郭永怀都调来搞原子弹，在精神上给他们巨大鼓舞，在科研闯关中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邓稼先领导的理论部三个小组，在原子弹研制的攻关上节节进展，其它方面也有了新成绩，尤其是铀 235 的提炼工作进展顺利。我国独立自主、自行设计、自己制造原子弹的宏伟设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于是，中共中央于1961 年 7 月 16 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二机部“加倍努力、加强协作，战胜困难，完成原子能工业建设的任务。” 1962 年 9 月，由于理论部拿出了可行的原子弹总体设计方案， 23

二机部向中央立了军令状，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 1964 年，最迟在

1965 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