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生命的最后路程

邓稼先在争分夺秒地工作，同时隐隐地闪现出将要离别自己熟悉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是瞒不住研究神经解剖学的妻子的。20 多岁的儿子，有自己的主见和看法，他们之间出现了代沟。常常想念的有离得很远的女儿，有常年操劳，年近古稀的大姐。但是，他在工作中接触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更使他眷恋不已。

在一次核试验的空隙时间，他来到了当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区， 他要看一看托着这颗原子弹爆炸的铁塔。他和坚持要陪着他的李医生一起， 在这荒漠的戈壁滩上漫步。当年的沙子和石块已经被爆炸燃烧成了琉璃砖的模样，它使邓稼先的心绪回到 1964 年的时代。

邓稼先一边走，一边告诉李医生，当时是怎样编队的，走到一个极普通又无任何标记的地方，邓稼先高兴地告诉李医生：“咱们的队伍当时就住在这里。”走着走着，邓稼先又告诉他当年这地方曾是古代的海底，有很多蚌壳化石，刘西尧部长还拣到一块大的，叫大李子送给周总理作纪念。他们缓步前行，邓稼先触景生情，还想起了两句穆桂英探栈道的南梆子名词。

邓稼先忽然用手一指：“铁塔！”李医生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那 120 米高的铁塔，已经平躺在戈壁滩上。它的顶端已经熔化掉，底部扭曲变形， 粗大的钢条扭成麻花乱成一团，只有中间一段似乎像是塔的样子。

沉睡在这 20 年的铁塔，仍有放射性。它的身边竖立着一块不高的石碑，

碑上刻着张爱萍将军的亲笔题字：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这里是一片永远值得怀念的土地。邓稼先无意中走到石碑旁边，和石碑并排站立着。他那恋恋不舍的样子，可以看出是想留一幅人与碑的合影。李医生说：“我给您照一张像吧！”邓稼先稍一迟疑，随即摆手，遗憾地说： “算了，还是不照吧！”李医生知道，从来守纪律的邓稼先，被纪律之墙档住他的情感。

看过铁塔，邓稼先又要到平洞去看看。一边走，一边给李医生讲着原子弹爆炸时的壮丽景象。他们来到洞口，进去以后，仍然有一种被热气蒸闷的感觉。邓稼先还继续往里走，取了一些岩石，要带回去研究。

离开平洞时，邓稼先脚步渐渐放慢，有时又回头走几步，眷恋着这个地方。

他们回来后，用测试仪器一碰鞋子就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他们只好把两双受了强烈辐射污染的鞋子扔到了戈壁滩上。

1985 年 7 月中，邓稼先回北京开有关高技术的会议，妻子关心地问他的肝怎么样。他告诉妻子，肝脏没有问题，但是大便困难，肛门痛得坐不下来。许鹿希催他去做检查。他想到医院要一点润肠药就回来参加紧张的会议，没想到经过仔细检查后，医生严肃地问他：“为什么现在才来？”

邓稼先知道，因为忙，他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九院职工的体检，没想到这一次终于发病了。

医生语气坚定地说：“别走了，立即住院。”

邓稼先告诉医生，他要主持一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住院。医生却微笑着回答：“这里是医院，不是会议室。”他明白了，他知道的这一天，1985 年7 月 31 日，这么快，这么静地来临了。

8 月 6 日的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后，张爱萍将军焦急地问医生：“活体检查怎么样，癌是不是扩散了？”医生冷冰冰地回答：“这个，按常规要在一周后才能知道结果。”

张将军说，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来。半小时后， 冷冻切片的结果来了，确诊邓稼先患的是直肠癌。

8 月 10 日，邓稼先做了直肠癌切除手术。早晨，张爱萍将军、九院和核

工业部的领导都来到了 301 医院。眼里噙着泪水的许鹿希，默默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盼望着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佳音。然而，手术后的病理诊断是：“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脾癌，直肠旁淋巴结七个， 全部有癌转移⋯⋯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邓稼先在 301 医院住进了一间高级病房。理智告诉他应该做最坏的准备，但情感，又驱使他盼望着康复，他期望着自己能有好运，因为他感到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手术过程是顺利的，手术后，医生给他下腹部的左侧做了一个人造肛门。邓稼先对这个东西讨厌极了，但他毫无办法，这也是他为了事业在生命最后阶段所付出的代价。

邓稼先在手术后第四天，就用颤抖的手书写条子要研究院从四川给他送材料和书籍来，要搜集到的关于“星球大战”的资料和剪报，还让别人帮他借来了一大堆英、法、德、俄等文字的杂志，他的同事来，病房立即变成会议室。

1985 年 11 月 1 日，他亲自填写了党员登记表，写了 1500 字的整党收获， 使九院党委的同志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手术一段时间以后，医生同意他回家休养。他知道让他回家的原因，他要把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时间抢回来，把几件必须做的事尽快做完。

邓稼先最先做的一件事，是请于敏同志来，谈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设想，要和于敏等人一块研究起草一份向中央的建议书。

1986 年初，邓稼先约一位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到家里谈工作。这位同志下了公共汽车，发现邓稼先从另一个车门也下来了，他就是这样多年来严格要求自己，不特殊，养成了习惯。

邓稼先仍然常常显露天真的童心，地坛庙会恢复以后他没有去过，他非

要大姐邓仲先陪他去一趟，但是他被工作拴住了，出不来。后来，他还是由妻子陪着逛了一趟，如愿以偿。

邓稼先非常热爱生活，有好电视，他会看完电视再加班。他会像孩子一样起来给中国女排鼓掌。他还能一本正经地给别人介绍到剧场钓票的经验。遗憾的是，事业给他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太少了。

1986 年 3 月 29 日，他又做了一次取活体检查组织的小手术。邓稼先预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对妻子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的 2 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想到什么问题马上给九院领导打电话，谈工作、定方案。

他和于敏同志反复商讨，并由他二人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是为中国领导人作最后决策提供的重要的建议书。写建议书时他开始做化疗，一次治疗要几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坐着，边治疗边看材料。坐身旁的许鹿希不断轻轻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汗。两次治疗中的空隙，他常常是坐在橡皮圈上伏案修改。靠着毅力忍受病痛的折磨，终于改完了稿子。

他让妻子把建议书送到单位去。他对紧紧抱着建议书要离开病房的许鹿希说：“这份材料比生命还重要。”

1986 年 5 月 16 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但是，医生在手术台上见到癌组织已侵入到手术刀达不到的要害之处了。手术以后，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邓稼先还在拼命地干着另一件事，写本预计 80 万字的书。他开了一个很

长的书单子，让李医生回基地给他带回了病房。然后，他在晚上 8 点以后， 偷偷地写。

但是，这项工作是完不成了。

1986 年 7 月 15 日，万里代总理到医院看望邓稼先，告诉他国务院决定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授予他，这是七五计划期间的第一个全国劳动模范。他说：

“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巳。”

1986 年 7 月 29 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他的遗言：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