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称道的古代军事地图

我国古代地图多数都是局部的，很少有关于整个国家或者大范围的地图。军用地图更多是临时做出来的，而沙盘也是古代的斥候（即侦察兵）根据临时侦查出的地形制作的。

我国古代，在制作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地图方面，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

相传，黄帝曾与蚩尤发生战争，黄帝命他的一位大臣史皇，绘制地形物象之图。这幅地图在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中，对黄帝战胜蚩尤起了很大作用，黄帝利用这个图将蚩尤擒杀于冀州之野。

原始社会时期，先民部落生存极为艰难，无论东讨西伐扩大领地范围、争夺更多资源，还是躲避洪水猛兽、风雷雨雪自然灾害的侵袭，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根据天文、方位、地形情况，来决定部落是否出征、迁徙的占卜图形或标注河流、地貌的生活实用图形。

史皇绘制的原始地理图形，在实现占卜天地、祭祀神鬼等功能的同时，也很容易成为黄帝应用于作战中的参考和采取不同战法的依据，成了黄帝的取胜法宝。

黄帝利用史皇图中显示的地理形貌情况排兵布阵，派出大将应龙在高处筑坝蓄水阻挡蚩尤，使用驯养的猛兽通过有利的地形直接冲入蚩尤阵营厮杀。

黄帝还利用天文变化情况的变化赢得战机。他根据蚩尤意欲借助大雾弥漫的天象乱中取胜的情况，巧借大雾之后的狂风大作、沙尘飞扬的气象变化，依靠指南车的指引乘胜追击，活捉蚩尤。

这些过程精彩绝妙之处，正是我国原始时期地图作用的凸显和对地理特征、气象变化为我所用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普遍用在军事上。《管子·地图篇》记载，凡主兵打仗，必须先看图，知地形，才不致失利。《孙子兵法·地形篇》记载，没有地图、不知地形，必败。

这一时期的军事地图都刻在木板上，包括山脉、河川、城镇、道路等相关位置，具有一定的比例，而且广泛应用了指南针。

至秦代，应用军事沙盘研究作战的情况已经出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以水银为百川大海，相饥灌翰，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据说，秦国在部署灭六国时，秦始皇亲自堆制沙盘研究各国地理形势，在李斯的辅佐下，派大将王翦进行统一战争。后来，秦始皇在修建陵墓时，墓中堆塑了一个大型的地形模型，以地形模型作为殉葬品，这说明秦始皇从统一战争中认识到地形之重要。

秦始皇陵墓中的模型不仅砌有高山、丘阜、城邑，而且用水银模拟江河、大海，用机械装置使水银流动循环。可以说这是最早的沙盘雏形，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

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的3幅绘于绢帛上的地图，包括驻军图、地形图和城邑图。其中的驻军图反映当时军队守备作战的兵力部署。

驻军图具有专门军事用途的特点，突出显示了驻军名称、布防分布位置、城堡、要塞、烽火台点、水池、防区界线等情况。这幅地图是现在世界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体现了当时精湛的地理地图知识水平。

驻军图把与驻军活动有关的内容，用鲜艳夺目的重色表示在主要层次之上。显眼的三角形城堡，表示大本营，红、黑两色套框表示要塞。而将一般的山脉，河流等地理基本要素用淡调的青色标出，放到了图面的底图次要层次之上。层次分明，一目了然，这与现代专门地图的多层次平面表示法相类似。

驻军图中的山脉用“山”字形象形符号，山脊用单线表示走向。河流用青的淡色。这就减轻了非专门内容在图面上的载负量，达到突出专门内容、突出主题的实际效果。

驻军图中的居民点用红圆圈表示，注明户数，无人居住也要注明。道路多与主要居民点相连，用醒目的红色表示。

驻军图反映了驻军营地的地形情况。驻军营地选择有利地形条件。城堡多选择环水靠山之处，并分设岗楼控制地形。它体现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复式兵力部署，重视利用地形的守备思想。

驻军图中清楚地标明了当时一线兵力、二线兵力、指挥部、预备队等构成的梯形军事部署。在防区的山脊上还标绘出各烽火台，它们既是前沿观察哨所，也是当时的通讯设施。

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公元32年，光武帝征伐天水、武都一带地方豪强隗嚣时，大将马援“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使光武帝顿有“虏在吾目中”的感觉。这是我国战争史上运用沙盘研究战术的先例。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政治、经济空前繁荣，科学文化长足发展，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发展至成熟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军事测绘技术如军事地图制作、军事工程测量、军事地理调查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隋唐时期在兵部下设职方司主管军事测绘，包括全国及周边地区地图的测绘与管理。《隋书·百官志》记载，兵部下设的职方司主管地图。在唐代职方司掌握着东西南北中五方区域的军事地理的动态变化，如军事重镇、戍守地点或区域，以及烽火台和城防，这些军事地理要素在军事地图上历历在目。

隋唐时期，军事地图制作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当时保存的地理图籍有160部，1292卷，其中各类地图18种，489卷。这些地图中，著名的军事地图或具有军事用途的地图主要有：隋代虞茂编撰的《区宇图志》128卷；朗茂编撰的《诸州图经集》100卷；负责西北军务的裴矩编制的《西域图志》3卷。唐代则有贾耽主持编绘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海内华夷图》《贞元十道图》等；李吉甫主持编绘的《十道图》10卷、《元和郡县图志》40卷。此外，隋唐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区域性地图，如《河北险要图》《淮西地图》等，这些地图成为军事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时期，著名科学家沈括发展了沙盘制作方法，把大宋与契丹接壤的沿边地形制成木制地形模型。为方便起见，后来改为石面糊木屑做在木面板上，他所在的定州，冬天寒冷，容易脱落，又改用熔蜡制作。

沈括将其报送皇上，宋神宗看后甚为嘉评，并下诏边疆州效法制作。因适用于军事，很快得到推广。

元代制图学家朱思本，以实地调查资料，参考前人著作，费时10年绘成的《舆地图》，取材广博，取舍慎重，采用计里画方制图方法，精确程度超过前人，是我国地图史上一幅很有影响的地图。可惜图幅太大，不便携带翻刻，现已失传。

朱思本系元代地理学家、地图制图学家。他周游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10省，继承了魏晋间裴秀和唐代贾耽的画方之法，即画图时打上方格，每格代表一定里程，绘制了《舆地图》，使他成为元代地理学及中国地图史上的划时代人物。

《舆地图》以我国为主体，外国作为衬映，内容较详细，图形轮廓较准确。此图系统地使用了图例符号，成为元明清各代绘制全国总图的范本。

明代罗洪先将朱思本《舆地图》加以改绘，取名为《广舆图》。这部图集是以明代版图为核心，按行政区划分幅的当时地理视野所及的世界地图集。同时配以经济发展和与国民经济关系切要的一些专门性地图。

因此，构成了明代一部体例完备的全国综合性地图集。此图集在明清两代多次翻刻，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广舆图》由45幅地图组成图集，其中包括《九边图》《海防图》《江防图》等幅，具有明显军事性质。

《九边图》是明代朝廷为了防御北方瓦剌族骚扰，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将所设的9个边防重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分别刻绘一幅地图。每镇均驻重兵把守，是一个相联系的北方防御体系。

每边图旁都有简略的图说，介绍驻军人数，下属各边镇兵马数目以及囤积粮草情况。

明代兵部职方主管地图的主事陈祖绥曾经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图做了详尽的研究，绘制出一幅体现重视军事要素的《皇明职方地图》。

该图出于陈祖绥任兵部本职工作的需要，侧重于军事要素的绘制。例如，在绘制边疆各地理要素上，改旧图详绘境内而疏境外的缺点。他还把旧图明王朝失去的土地，也绘于图内，说绝不可“弃而不问”，用来激发光复国土的信念。

《海防图》也是明代一种军事地图。海图内，不仅有倭寇入侵沿海的路线图，而且有《沿海沙山图》，该图绘有沿海城镇、岛屿、山、海、沙滩、海岸线以及屯兵营地等要素。着重表示沿海一带山脉地形、河口海湾、小岛礁石、军营、指挥所、烽火台等。图的方位多以大陆为下端，海为上端。

《江防图》也是明代出现的一种军事地图。它同海防图如同一对孪生姐妹，现存较完整的明代江防图是《郑开阻杂著》中的《江防图》。图内绘有长江两岸的地形、居民地、城镇和城墙、城楼、江中岛屿、江防兵要说明等。

明末清初，西方的测绘技术对我国的制图学影响很大，使我国的制图学进入近代制图学发展的新时期。康熙帝对测量地理和绘制地图很感兴趣，在其3次亲征噶尔丹及巡游东北时，都令人随时随地测量经纬，为制图做准备。

清代朝廷绘制地图，已经注意对边疆地区的历史沿革的考察和经纬度的测量。

比如雍正时期《皇舆图》除了反映我国当时的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内地15省的地形和政治、军事情况，还包括西伯利亚、帕米尔以西地中海以东的中亚山川、河流、居民等地理内容，实为中外大地图。

清代在绘制地图时，十分明确地标出其对领土的主权范围和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范围。尤其注意西藏、新疆和东南海域的疆域。清代类似的地图，都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

清代绘制的国家地图不仅是国家疆域范围在18世纪的象征和有力证据，而且在科学技术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