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魂——六大考古发现

我国最著名的“十大考古发现”，除了以上介绍的4处之外，还包括6处：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它独具特色的“坛”、“庙”、“冢”和大量的精美玉器，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妇好墓让我们感受到了由都城、文字、青铜器等为代表的生动的、灿烂的商代文明；赵卿墓是大型春秋晚期墓葬和一座大型车马坑，是我国考古重要收获之一；国王墓是战国中山国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其中具有大量精美的文物；南越王墓其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眜”玉印，最为珍贵，是我国最辉煌的发现之一；法门寺地宫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发现，是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内有佛指舍利、捧真身菩萨等宝物。

祭祀遗珍红山坛庙冢

红山文化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乡，红山文化令人瞩目之处，一个是它独具特色的“坛”、“庙”、“冢”；另一个则是在墓冢中大量出现的精美玉器。

“冢”指的是积石冢，顾名思义就是在墓冢上堆积石头。这种墓葬形式，在辽宁省被广泛发现。但那些发现大多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时间大约距今4000年左右。红山文化的积石冢，时代最早而规模也超乎寻常，结构复杂却又极规范，可谓一绝。

冢的位置一般都选择在高度适中的岗丘的顶部，一般是一个山冈一冢，有时候也会一岗多冢。一个积石冢内一般有多个墓葬，墓葬的建造是用石板和石块砌筑石棺。大型的石棺建筑在土坑内，小的则没有土坑，这些石棺墓一般都成行地排列。

随葬品中数量最多的是玉器，种类齐全，选料精良。墓上先堆土后积石，冢顶部的积石似乎没有什么规律，而冢的周边部分则垒砌讲究。

冢的形状一般被砌为正方形、长方形或圆形。特殊的是，这些墓内一般只随葬有玉器，没有其他随葬品。陶器大多摆在冢上，是一种红色的筒形陶器，很厚，腹部一面会有黑色彩绘。特殊之处是这些陶器都没有底部，然后它们被成排地竖立放置在冢周围的一圈台阶上。

由于这种现象十分奇特，有人觉得是和墓葬祭祀有关的陶鼓；而比较权威的认识是从力学角度分析得出的，认为它们起到保护的作用。

“坛”即祭坛，坛与冢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一种就是以冢为坛，因为这些积石冢本身规模宏大，冢顶一般宽敞而又平坦，形状有方有圆，因此本身就具备祭坛的功能。在我国史前时期，这种祭坛与墓地在一起的形式并不少见，同具盛名的良渚文化中就有类似情况。

第二种是在积石冢周围，特别是冢的南部，可能这是冢的前面，经常发现大片的红烧土堆积，应该是附设于冢的祭祀遗迹。

第三种是已经独立出来的、有一定规模的祭坛。积石冢一般选用白色石灰岩作为原料，这种独立于冢的遗迹则用了红色的花岗岩石料。不同于冢内石块平砌的做法，这些石料被竖立放置，类似“石栅栏”，并有三重圆圈层层叠砌。这一祭坛位置也在诸冢的中心，显示出它特殊的地位。

在史前墓葬中，一般以一个墓地内的墓葬规模大小来区分等级高低和社会的分化程度。但是这种方法在红山文化中不再适用，因为红山文化的埋葬完全以冢为单位，独立性很强，每个冢或每群冢都独占山头。

冢内中心大墓明显具有“冢主”的地位，突出“一人独尊”的特点。《礼记·檀弓上》讲古代“墓而不坟”，但是红山文化发达的积石冢上的建筑，却十分突出墓葬的位置与主人至高的身份地位。以大墓为中心形成的高耸而又宏大的冢丘，有如后来的王陵，称其为“山陵”并不为过。

庙与坛、冢一起，三位一体形成了红山人的独特的世界观。如果说坛和冢关注的是生命的主题，那么庙关注的是神的世界。

辽宁省喀左东山嘴遗址发现了一批陶塑人像，与小型孕妇像共出的，还有一种盘腿正坐、两臂相交的中型的陶塑像，一般认为，这类塑像不会是露天置于坛顶的，应该有“神居之所”。

这种猜测在辽河建平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中得以证实。但是女神庙保存的完好程度、内容的丰富多彩，仍然出人意料，尤其是女神像的逼真和巨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女神庙是整个建筑群中保存较好的一座主体建筑。庙为土木结构，完全不用石料，这和大量石灰岩构成的积石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表现出红山人精神世界中的两个不同侧面。

庙从平面上看，是个窄长形状，南部一端有圆形的主室，两侧还各有一圆形的侧室，北部则是一个长方形房间。从炭化木痕分析，地面上原来立有木柱，柱子的内侧贴上草茎类植物，再涂抹草拌泥，形成墙体。

墙面为多层，层层黏合而成，墙上还有壁画装饰，有红白两色的几何形回字图案。

庙内堆满了遗物，除了坍塌的墙面和屋顶残块以外，就是大量的人物、动物塑像和陶质的祭祀用器。

泥塑动物大多残损，能够辨识出来的有龙形和鸟形两种。能辨鸟形的其实只是一对鸟爪，指节分明，爪尖锋利，造型十分生动，看来是一种大型的猛禽。

人物塑像是庙内的主要遗物。它们大部分是由较粗的泥土为胎捏制的，在外表涂抹细泥质，再打磨光滑而成，有的表面还涂朱或有彩绘。可以看出形状的残件大约有眼球、手部、上臂、肩部、腿部等，表现出明显的女性特征。

女神庙内最重要的是一尊基本完整的女神头像，平放在圆形主室的一侧，除了下唇、左耳略有残缺以外，整个脸部非常完整。

女神头像的泥塑原料是黄色土，掺杂了草茎类物，未经过烧制。泥胎的质地较粗，捏塑的各个部位则是细泥，外表经过打磨，表面略呈鲜红色，唇部涂朱。

头像的反面较为平整，推测当时是贴在墙上的。从头后面的断裂部分可以看到有竖立的木柱痕迹，可能是塑像的身体“骨架”部分的遗留。

头像看来具有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鼻梁低矮、圆鼻头、无鼻钩、方圆形扁脸、颧骨突出，两眼斜立。尖圆的下颌、圆润的面部和小而纤细的耳部，又具女性的特征。

头像的塑造十分传神，嘴角微微上翘，似乎要开口诉说什么；眼球的处理更为精妙，在凹陷的眼眶内，嵌入两个圆形玉片，真有“画人点睛”的效果，眼神一下子就显得炯炯有光。虽然只余头部，却可由此想见一个富于生命力的女神形象。

从女神庙的遗物可以看出，红山人有着女神崇拜的思想。在古代，女神象征生命的繁衍和大地的收获。作为一个民族生命力延续的象征，在世界各地各原始部族中受到广泛的崇拜。但在我国早期文化中，这种崇拜的证据却不多见。

红山文化女神庙的发现，证明了我国原始信仰中女神崇拜所占的重要地位。

一尊主神的结构和积石冢内一墓独尊的等级相对应，既反映了当时的信仰体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尔雅·释宫》定义说“室有东西厢曰庙”，这和女神庙的实际平面布局是可以对应的，因此，可以将女神庙视为我国宗庙建筑的雏形。

红山文化颇具盛名的另一方面，是它发达的琢玉工艺。红山文化的玉器主要有动物形玉器、勾云形玉佩和其他装饰玉件几类。

以玉猪龙为代表的动物形玉器，还包括了龟和鸟两类，这些是红山玉器中内容丰富、制作技术很高的一类器物。不少器物背面有穿孔，从分布情况看，它们有特殊的功用，绝对不会是一般的装饰物件。比如玉龟就常常是成对出土，分握于墓主人的两手，可能具有某种神性的象征。

勾云形玉佩也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常见、又具文化特征的一个品类。它的造型和纹饰富于变化，但又万变不离其宗，似鸟非鸟，似兽非兽。

有趣的是，这类玉佩背面都有孔，但却是竖立放置，而且有孔的一面冲上。因此，它可能不是简单的缀在衣物上，而是单独存在，另有用途，可能是墓主人入土时手握权杖一类的端部。

红山文化治玉的技术比较先进，制作颇费人工。一般将玉材切割成大致外形，然后通过再加工，将边缘部分磨得圆钝光滑，平面也加工出适度的弧面来，在钻孔后的孔边缘部分也要加工。

在装饰艺术方面，红山人掌握了以简胜繁的要领。他们对玉器表面的刻画十分慎重，要表现动物形象时，总是只有在必要的头部、羽翅位置适度刻画，然后是通体磨光，没有一点额外的工夫。

红山文化玉器最具特色的装饰技法，是在玉器表面一般会磨出很浅、但宽窄深浅十分均匀，并随器物形态变化的浅沟纹。这种技法的难度大大高于一般的切割、刻画、钻孔和打磨，却使玉器温润的特质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由于红山文化玉器从器形到制作技法方面的这种种特点，使其在同时代的史前文化中成为佼佼者。“红山玉”也成了古代器物中的精品。

红山文化对玉器的情有独钟，反映的是更高层次的“玉葬之礼”，在这里，玉不仅仅是地位的象征，更可能被赋予了道德、价值的观念。将玉作为“德”的载体，在我国的传统审美意识中，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5000年之前的红山文化中，这种传统却已得到很好的发挥。

充满神秘气息的玉器，“唯玉独尊”的埋葬制度和恢弘真实的女神崇拜，构成了这个有5000年历史的北方原始文化的立体形象。由于它处于长城南北交汇的独特位置，它的辉煌成就便更为发人深省。毫无疑问，红山文化将是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中一个精彩的前奏。

[旁注]

新石器时代　始于距今8000年前的人类原始氏族的繁荣时期。以磨制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石铲，琢制的磨盘和打制的石锤、石片、石器为主要工具。

祭坛　古代用来祭祀神灵、祈求庇佑的特有建筑。先人们把他们对神的感悟融入其中，升华到特有的理念，如方位、阴阳、布局等，无不完美地体现于这些建筑之中。祭祀活动是人与神的对话，这种对话通过仪礼、乐舞、祭品，达到神与人的呼应。

《礼记》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它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

《尔雅》　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龟　龟在我国古代与麒麟、凤凰和龙一起谓之四灵。麟为百兽之长，凤为百禽之长，龟为百介之长，龙为百鳞之长。龟称为玄武，生活在江河湖海，因而玄武就成了水神；乌龟长寿，玄武也成了长生不老的象征；最初的玄武在北方，所以玄武又成了北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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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牛河梁遗址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

两年以后，这个地点的发掘彻底改变了红山文化在我国乃至世界史前文明史中的位置。

大量的积石冢发现了，更重要的女神庙也发现了，随葬的神秘而又精致的玉器大量出土了。这项工作立即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高度重视。该遗址迅速被定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划定了50平方千米的巨大的保护范围。

从此以后，有条不紊的发掘和不断深入的研究，使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一出重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