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后来对基辛格说，你如果要让

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晚，大雪纷飞，在华沙波兰文化宫的一个餐厅，举行了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因为铁托总统奉行了独立的外交政策，使南斯拉夫既是东欧共产党国家，又与西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由南斯拉夫主持的展览会，就成了在华沙外交界少有的东西方外交官相聚的场合。美国驻波兰大使在这种场合，当然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这天，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在人头攒攒的人群中，看到了两位穿中山装的中国外交官，就格外留意。当时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己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使馆由临时代办雷阳负责。斯托塞尔是新到任不久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没有见过雷阳。出席时装表演会的那两个中国人，一个是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另一个是翻译景志成。他俩都注意到了斯托塞尔的注目。当斯托塞尔朝他俩走来时，他俩都有意避开了。

在那几年，每逢这种场合，中国外交官一知道面对的西方外交官是美国人，就会马上中断接触。

那时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向斯托塞尔下达了命令，要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的速度把美方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

在此背景下，发生了戏剧性的插曲。

时装表演散场后，李举卿与景志成避开美国人，迅速离开会场。斯托塞尔及其秘书西蒙斯见与中国人接触不上，急了，赶紧在后面追赶。在文化宫大门口，西蒙斯赶上景志成打招呼，再把斯托塞尔大使介绍了一下。斯托塞尔用波语说：“我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走到大门外雪地里他接着说：“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尼克松先生，他说他想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请你把这一情况向上级报告。”

在公众场合，作为美国的大使竟屈尊委托对立国的普通职员传话，可见斯托塞尔所受任务之重及心情之急。

好几个眼尖的西方记者都注意到了这个小插曲。第二天就传遍了世界。斯托塞尔急于找雷阳接触，事出有因。九月九日，斯托塞尔到白宫对总

统作例行的礼节性拜会。当基辛格与他在等待见尼克松时，基辛格同他打了打招呼，请他在华沙设法接触中国使节，说美国想恢复中美华沙会谈。据说，十月初，基辛格得到总统的许可，打电报给在华沙的斯托塞尔，明确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接触中国外交官。大约是斯托塞尔觉得没有接到自己顶头上司国务院的指示，他竟对基辛格的电报置之不理。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向斯托塞尔发了内容相同的指示电，斯托塞尔还是置之不理。如此又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发出第三封电报，到十一月下旬还是毫无动静。据说，基辛格只好告诉他：“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派愿意照办的人来办。”

斯托塞尔这才着急了，就发生了十二月三日他迫不急待地追中国外交官的插曲。

中国外交人员当时一定被斯托塞尔的出格做法吓坏了。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提起这件事，幽默地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

在“文革”动乱中的一九六九年，人们是不难理解中国外交官躲避美国人接触的心理的。自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是最革命的口号。造反派砸外交部党委，封办公室的门，要“打倒陈毅”，“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陈老总被揪去批斗。使馆的造反派还在外国散发毛主席语录，让大使在国外下跪。各种荒唐事层出不穷，请外宾吃饭，把人家下面的普通外国人司机、侍者之类请到贵宾席上，真正的贵宾却被冷落，甚至让人家站着。⋯⋯更严重的是，还搞了“三砸一烧”。砸了缅甸使馆、印尼使馆、印度使馆，冲进使馆去将人家的国旗撕烂了，把国徽往下扔；在三里屯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把英国记者关了起来，把死猫吊在代办处门口⋯⋯担任外交官住在国外，难免要跟外国王公贵族、部长显要之类的人物打交道，免不了碰杯祝酒、应酬往来；这在造反派看来，轻的叫“三降一灭”（投降美帝、投降苏修、投降各国反动派和扑灭各国革命运动），重的应戴上“里通外国、苏美特务”之类的帽子，连刘少奇也被打成“叛徒”，王光美也被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略特务”。尽管毛主席制止了造反派捣乱，从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开始把外交大权交给周恩来总理掌管，但极“左”的干扰仍然没有消除。

再说，中国外交人员事前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当然不敢贸然跟美国人接触对话。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性的大悲剧中，周恩来也免不了在胸前佩挂着毛主席的像章，高举着那本被称为红宝书的毛泽东语录本，三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也免不了挥动着红宝书有节奏地打拍子，指挥狂热的红卫兵小将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但是，稍为细心的人会发现，周恩来已经好几年没有笑声了！人们没有忘记他在跟电影艺术家们一起欢庆颁发百花奖的时候，在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在首都机场欢迎李宗仁将军回到祖国的时候，他那头往后仰着的朗声大笑，神态是那么兴奋，笑声是那么富于感染力。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他体重渐渐减轻，身体渐渐消瘦，颧骨明显地凸了出来，方下巴因削瘦而显得轮廓分明，那双有名的眼睛更灵活更敏感，但是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显得更深邃，含着深深的优虑。

他尽管还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要职，在许多重大问题面前，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的处境，要比一般人知道的要艰难得多。江青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打倒他。

这个文件是敌人在反对自己的政敌中所用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手段。当时党中央请在上海开业的法国律师巴和，在《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这个启事，既澄清了事实真相，又彻底地揭露了敌人。事实上，早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登出之前两个月，周恩来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开了上海，进入苏区。红卫兵用小报在全国到处散布：“伍豪脱党叛变，伍豪就是周恩来⋯⋯”在社会上煽起了一股反周风浪。当年曾经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在上海深知“伍豪启事” 全过程的康生，装聋作哑，拒不说明真相。周恩来只得找来当年有关“伍豪启事”的历史资料，写信报告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廿六日，毛泽东对此报告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那时，林彪成了红得发紫的第二号人物。林彪与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几乎代替了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可以宣布打倒另一个常委， “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无可奈何。贺龙、刘少奇、陶铸三位领导人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先后含冤去世。

正因为周恩来处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明察国内外形势，通观全局，更为忧虑。当时，毛主席认为世界上虽然动荡得比较厉害，但一时还不会发生很大的事情，所以利用这个空隙来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且不论我国的邻居日本及后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南朝鲜、台湾、香港与新加坡怎么利用了世界上这个动荡的空隙来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而起飞）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即一九六九年，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不少企业处于停产闹革命的状况。铁路运输处于半失控状态。军队装备落后，训练素质十分低下。国防部曾被造反派当作敌人的堡垒来冲击。我军难得的一批富于战争经验的将帅们，被批、被斗、被关。而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冲突。苏军大兵压境，中苏两国的战争几乎一触即发。国家危如累卵。周恩来的确是忧心如焚！他仍然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力挽狂澜。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到任，在会见周恩来时，马纳克说奉戴高乐总统指示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转给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内容说，三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口信捎给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听了这个口信，是心存怀疑的。他没有忘记尼克松过去多次发表

的反对中国的言论，因而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可是，他对于促进中美关系的解决还是很感兴趣的，他坦率地告诉马纳克，台湾问题是障碍之所在。马纳克是对亚洲问题深有研究的外交家，认为需要将台湾问题放到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不只是一个“归谁所有”的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难于处理的政治问题，不大可能魔杖一挥就消失的。马纳克觉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在道路的尽头，而不是在开头。马纳克的现实主义观点，引起了周

恩来的注意。

不久，巴基斯但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亦分别将信息传了过来。十一月间，巴基斯但渠道又传来了一些更具体的信息。为了表明美国同中国打开关系是有诚意的，美国政府打算采取一个象征性的步骤。自从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有两艘美国驱逐舰奉命在台湾海峡巡逻，以表明美国对蒋介石是承担了义务的。美国政府决定撤走这两艘驱逐舰。同时说，这只是作为一种诚意，不表明美国对台湾不承担防御的义务，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目的，是表明美国愿意同中国缓和，通过谈判解决两国关系问题。

十二月三日，雷阳将斯托塞尔要与他会见的情况电告国内。周恩来看了忍不住笑了，同时批评外交部领导的工作做得不够细，情况发生了变化后，对驻东欧使馆的人员与美国人接触，应该有一个内部通报。让外事人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周恩来很爱护地批评了这件事。因为中美双方怒目相视二十年了，要改变这个习惯，也确实不易。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后，让外交部采取办法补救，发了电报给雷阳，告诉他可以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使馆来做客、谈天。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上报毛主席后，又亲自过问，释放了自从二月十六日因游艇误人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女士。（这同七月份释放的两个美国游客无关）。这两个美国人，问题比较复杂，游艇里设备很多，也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审理很费时间。全面审查结果，问谍的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很大。根据事实，亦配合当时的政治气氛，释放了这两个美国人。周恩来亦通知巴基斯但渠道转告美国领导人，说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就是对停止两艘驱逐舰巡罗的答复。

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双方安排得如此微妙，既没有任何接触，又保持了各自的风度与尊严，以至任何一方都元需显出主动的样子，以至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被邀请去中国大使馆作客。

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中美接触中美国人第一次接到这种邀请。在此以前，举行了一百三十四次中美华沙会谈，双方商定是中国人不到美国使馆，美国人不到中国使馆，要谈得到中立地区。

斯托塞尔接到邀请后大吃一惊，答复说，他将高兴地、小心地从后门进入中国大使馆。雷阳答复他说，这种安排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走正门。斯托寒尔揣测，这可能是为了免得让苏联情报人员漏掉这一机会。

斯托塞尔真的乘着小车驶到中国使馆大门口，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进去了，并在“融洽”的气氛中会见了一周前被他吓的直回避的雷阳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