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

王室败落

西周末年，由于周幽王荒淫残暴，宠幸褒姒，废掉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引起诸侯的不满。申后的父亲申侯于是联合缯国和犬戎，进攻周王都镐京。周幽王急燃烽火召诸侯救援，但各路诸侯因此前屡遭戏弄，拒不应召。周幽王的军队大败，幽王被犬戎杀死，褒姒被犬戎兵掳去，西周王朝就此灭亡。被周幽王废掉的太子宜臼，在以申侯为首的其他诸侯拥戴下被立为王，这就是周平王。周平王鉴于王都的颓败难以同骄横的犬戎抗衡，于是年（前770）将王都东迁至成周（今洛阳），史称“平王东迁”。因为成周地理位置相对在周王故都镐京东边，故将此后王朝名号称为“东周”，而将此前的历史时期称为“西周”。

东周初期，周王室尚辖有方600里领地。尽管与西周时相比，境况已大不如前，但仍不失天子名势。因其是周王直系子孙，所以各诸侯国还将其作为天下共主，借其名号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由于西周晚期以来的政治腐败，朝纲不振，周王的名实遭到极大的损害，而藩镇各地的诸侯却羽毛渐丰，并不把周王特别放在眼里，因此整个东周实际上就是王权日渐衰微而诸侯日益强盛的势态。换言之，东周王朝不过是日渐空有其名号，而各路诸侯却在这块招牌下大显身手，到最后，索性将这面破旗也扔到一边而各行其是。因而东周的文化不是西周的平稳持续，而是在激烈动荡的局面中发生着质变。

周平王东迁后，庸碌无能，不思振作，反倒大权旁落，受制他人。郑武公初因扶助平王东迁，自恃有功，位尊言重，但还能顾及王室名分。郑庄公即位后，便不再以复兴王室为意，而处处图谋自身发展。平王晚年看到这种苗头，想重用虢公抵消他的影响。但此事被郑庄公得知，反而立即去质问周平王。作为天子的周平王却矢口否认，深怕得罪郑庄公，于是提金盏金勺出交换儿子作为人质以取信。“周郑交质”的后果，一方面加深了王室与郑国的矛盾，一方面无形中降低了王室的威信。郑国作为周初大国飞扬跋扈，而其他诸侯此时相对弱小也居心叵测，这无疑给王权削弱发出了不祥信号。

公元前719年，周平王死，周桓王立。桓王很想重振王纲，于是面对郑庄公的专横，采取强硬态度，仍准备起用虢公，以分郑庄公的大权。这事又被郑庄公知道，老谋深算的郑庄公时时挑起事端以作争斗。周桓公不为所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撤销了郑庄公王朝卿士的职位。郑庄公于是不再朝王，公然不把天子放在眼中。在这种情况下，周桓王率领王室和卫国、陈国、蔡国的军队前去征讨。郑庄公也不示弱，在纟需葛（今河南长葛）摆开军队与王师对阵。两军交战，结果周王军队大败。郑国大夫祝聃竟瞄准周桓王射出一箭，中其肩头。

作为地处中原的诸侯，且又是与王室十分亲近的郑国，竟敢对抗王师，射伤天子，应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当时并未有任何诸侯挺身而出表示谴责。郑国的反叛实是给了天子一记耳光，而放出的冷箭更是将天子的威信射落在地。纟需葛之战是春秋初期周桓王为维护和恢复王权而进行的一次决定性战争，这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东周王室的命运。此战若胜，王室中兴或许有望；此战一败，王室声威尽成幻影。从此以后，天子更是徒有虚名，王畿领地也日益缩小，只能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

强权称霸

本来随着西周王朝的大势已去，东周王室已被各路诸侯轻慢。加之纟季凭借自己有利的地位，联齐结鲁，攻宋伐卫，声威远扬，史称“郑庄小霸”。郑庄公之后，尽管郑厉公仍借“尊王”旗帜风光了一阵，但好景不长，齐桓公代之而起。

齐桓公名小白，是齐僖公（前730～前698年在位）之子。齐僖公死后，由长子襄公继位。齐襄公是一个昏庸之徒，喜好酒色，诛杀无度，因而他的兄弟和群臣多往国外避难。公子纠在管仲保护下逃往鲁国，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保护下逃往莒国。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无知杀死，接着无知又被雍廪除掉，齐国君位出现空缺。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得知这一情况后，都回国争夺君位。在这一争斗中公子小白取胜登上君位，他不计前嫌任用管仲。齐国自管仲任相后，推行改革措施，很快振兴起来。当时北方山戎入侵，对中原造成极大破坏，迅速崛起的齐国以雄厚实力担负起保卫华夏传统的重任。公元前664年，齐桓公曾率领大军救燕北上，但归途中迷失方向，管仲让老马领路顺利返回，“老马识途”自此在传统文化中为人津津乐道。救燕回国的第三年，狄人发兵攻打邢国（今河北邢台县境），齐桓公联合宋、曹等国相救，不但把狄人赶走，而且帮邢国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西）。由于齐桓公的关怀，邢国人如回家般乐于迁往新地，“邢迁如归”形象地表明了齐桓公的威望和仁爱。公元前660年，喜欢养鹤的卫懿公无力抵抗狄人入侵战败身亡，卫都朝歌被狄人攻破，并遭到大肆劫掠，齐桓公又帮助流散的卫人在楚丘建都。由于齐桓公的妥善安排，卫人忘掉了灭国的痛苦，“卫国忘亡”形象地揭示了在齐桓公的庇护下卫国人的忘国丧志。齐桓公救邢存卫，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所以当楚国日益强大时，齐桓公义不容辞地成为华夏领袖而遏制其势。由于楚国地处中原之外，对周王室大不恭顺，到春秋时竟自称王，因而被中原诸侯视为“南蛮”。鲁僖公四年（前656），齐桓公率领宋，鲁、郑、卫、陈、许、曹组成八国联军进攻蔡国，接着讨伐楚国。楚国也不甘示弱，两军在陉地摆开阵势。经过一番激烈的外交较量，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这次会盟，阻住了楚国北上的势头，使齐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提高。鲁僖公九年（前651），齐桓公与鲁、宋、卫、郑、许、曹诸国国君在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结盟，因齐桓公在周襄王继位问题上给予大力支持，所以周襄王为表示感激特派使臣赐予祭肉，还特加优惠允准受赐时不必下拜，这实际上是承认齐桓公霸主尊位的表示。齐桓公在位43年，逐渐把黄河流域的诸侯联合起来，为保卫华夏先进文明起了一定作用。此时天下大政，实出齐桓。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孟子说：“五霸，齐桓为盛。”对明君贤臣的霸业都给予十分的肯定，可见天下威权天子已失而旁落诸侯矣。

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把逃到宋国的齐太子昭送回齐国继位，安定了齐国局势，并以此摆开了霸主的架式。他囚禁心怀不满的滕君，惩治会盟时迟到的曾阝君，讨伐未尽地主之谊的曹君，结果引起诸侯不满。宋襄公见中原诸侯不服，于是想求得楚国的支持，结果在盟会时又大讲信用而误入圈套成为囚徒，幸亏其弟公子夷目团结宋人拒不投降，宋国才避免了覆亡的下场。宋襄公回国后仍不思悔改、好大喜功，在起兵与楚国交战时又迂腐不堪而大吃败仗。其仁义之师显然难以适应争霸战争中的需要，因而他自以为是的宏图大志也就成为世人的笑料。从中自然也可看出，因循守旧的观念在时代转型的现实中不堪一击，而天子也无心无力去过问这纷纷扰扰的时事了。

晋国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逐渐吞并周围小国以扩大势力，至晋献公时已成北方大国。由于献公宠爱骊姬引起内乱，晋国局势一直动荡不安。直到晋文公回国执政，晋国才开始振兴的转机。恰在晋文公即位当年，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联合狄人进攻周王室，周襄王被迫逃到郑国的汜地避难。晋文公认识到这是“勤王”以“邀宠”的绝好时机，于是出兵击退狄人安定王室。晋军活捉了王子带，并迎周襄王回王都。周襄王把王子带杀死，晋文公也得到了“尊王”的大旗。在周襄王款待晋文公的宴会上，晋文公曾提出死后按天子规格下葬的要求，虽未被周襄王答应却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晋国从此奠定了霸主的地位。迅速崛起的晋国又经城濮之战打败了北向争雄的楚国，中原诸侯于是纷纷改换门庭。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召开的结盟大会上，参加的有齐、鲁、宋、蔡、卫、莒等国君，周襄王亲自前往慰劳并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可见天子徒有名分而不得不倚重于强国。

秦国经过长期发展，到秦穆公时已占有现在陕西境内的大部土地。秦穆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四方搜求人才，以图施展大略。但由于东进之路被晋国阻塞，“秦晋之好”时断时续，于是谋求向西发展。秦国根据由余的计划，逐渐灭掉西戎诸国，开辟国土千里有余。对秦穆公的胜利，周襄王特加祝贺，并赐金鼓嘉勉其称霸西戎遮护天子疆域，实质上秦国完全是从本国利益出发，何尝为天子考虑。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用177人殉葬，反映出秦国落后野蛮的一面，秦国很有才干的子车氏“三良”也随穆公命赴黄泉。虽然从今天考古发现的秦国文物看，其都城的建筑、国君的陵墓都规模宏大，侯母壶但思想意识上毕竟不如中原地区发达。因而自穆公死后，终春秋之世，秦国也再无上乘的表演。

楚国是南方豪雄，诸蛮相继归服，其君熊通于公元前704年率先于诸侯中称王，表示出对周王朝的蔑视和不满。其北上企图先后受到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打击，直到少年庄王即位后才一鸣惊人。时值齐、晋、秦等大国后继君主铜禁皆才干平平，因而也给庄王提供了有利的机遇。楚庄王八年（前606），大军开进周王室的国土。周定王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却向他打听周王九鼎的大小轻重，毫不隐瞒觊觎王权的狂妄企图。不久楚庄王胜晋服宋，赫然称霸中原。因而楚国在庄王时期声势最大，但随着庄王的去世，楚国霸业也中道而落。

弭兵峰会

春秋时期的争霸斗争，主要是晋楚两国。它们各有自己的属国，形成两大势力集团。在长期的争霸过程中，它们都企图压倒对方，占据有利的地位。而天子形同虚设，表面虽拉着架势，内心却不时地恐慌。春秋中期，晋楚两国内部出现麻烦，所以晋楚两国的矛盾相对变得缓和。在这种情况下，由宋国华元和向戌先后出来撮合了两大集团的“弭兵”。

第一次“弭兵”是在晋厉公二年（前579），在华元的奔走下，晋国的大夫范文子士燮同楚国公子罢、许偃，在宋国西门外结盟“弭兵”。盟约有3个内容：晋楚休战并共同保卫双方国土，开通两个集团之间的道路交通，共同讨伐背叛晋楚的国家。接着晋国的邵至到楚国签约，楚国的公子罢到晋国签约。

但此盟约也只维持了3年，两国又发生争端，因此爆发了鄢陵之战。战后，两国内外局势更加困难。晋厉公眼看晋国大贵族势力抬头，有压倒国君的可能，于是残酷打击贵族势力。而贵族势力也并非软弱可欺，于是演出了龙争虎斗的幕幕恶剧。晋厉公先诛杀了势力最大的邵氏，接着却被栾氏和中行氏联合杀掉。栾氏杀掉厉公后，随即成为众矢之的。范氏趁栾氏家族内部产生矛盾率先发难，赶走其族长栾盈并诛杀其同党。栾盈由楚到齐又回晋，在魏氏支持下打到国都，但后又失败被灭族，于是晋国内部斗争更加紧张。

楚国内部也不安定，楚共王有5个儿子，他自己不立继位的太子，却将璧埋在宗庙殿堂内，让5个儿子入庙拜祖由神决定，谁压到璧谁就是继承人。结果3人沾边，2人无缘，造成楚共王死后祸乱不已的局面。其时吴国在晋的支持下也强大起来，并参加了由晋主持的中原诸侯结盟，楚国在这种情势下当然希望休战。此时晋国赵武执政为中军元帅，下令减轻给晋国的贡赋（这种贡赋原应缴纳给周王，春秋时霸主代替了周王而纳此贡敛），并针对各中小国厌战情绪放风说：“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

赵武的话很快传开，宋国的左师向戌与华元一样地位较高，又与晋楚两国的执政大臣要好，所以最终促成第二次“弭兵”。公元前546年夏，晋国中军元帅赵武、楚国令尹屈建和鲁、蔡、卫、陈、郑、许、曹等国的执政大臣，在宋国的西门外结盟休战，在盟约中规定晋楚的从属国要定期朝见对方的盟主，这就意味着小国要向两家盟主缴纳贡赋。可以说，天子早已被撇在一旁，霸主完全凭武力决断天下大事。

“弭兵”盟会召开后，中原几十年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各国有了一个暂时的和平环境。而各国内部贵族之间为斗争需要，则都采取了一些适应历史潮流的改革措施。这样，诸侯争霸开始转向国内兼并，新力量的崛起不由得使各诸侯担心起来。

诸侯更递

“弭兵”盟会后，各国相应整顿内部，但矛盾亦由此上升。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而转向“陪臣执国命”的时代。

齐国大权由崔杼、庆封二人把持，公元前548年崔杼杀庄公立景公自任为相，齐国史官据实以记竟然被他杀死。后来庆氏乘崔氏家族内乱将其吞并自任“当国”，竟数日不上朝理政而让有事者到他家请示。庆封专权仅一年便被其下属赶下台，经过走马灯似的轮番表演，最终被深得人心的陈氏掌握了政权，此后姜姓齐国的政权危机也就日益临近。

相对而言，郑国子产的改革措施深受欢迎。最为出名的措施是他将法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这一做法受到很多持有保守观点之人的攻击。他们认为，法律应由官员掌握秘而不宣才好控制小民，倘若公布于众百姓就会根据法律同贵族理论。子产取信于民而深得民心，百姓编歌谣唱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由此可看到子产远天近人、轻君重民的先进思想。郑国正是在子产执政时期，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了成功。他多次顶住了晋楚的强权压迫，保卫了郑国的利益和独立的尊严。

宋国自襄公后积贫积弱，内患无穷。到宋景公时仍祸乱不已，其根本原因就是强宗大族擅权，政治因循守旧。宋景公晚年倦于上朝，无心听政，由大尹上下其手，左右其政。景公死后大尹作祟，引起六卿强烈不满，六卿立昭公为国君，并相盟说：“三族共政，无相害也。”既提出三族共政的原则，国君自然无权可言。

鲁国政出“三桓”，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联手将公室瓜分，三家把国君的土地和人民皆归自己，而国君只能享受三家供给的残杯冷炙，可见公室的卑弱。鲁昭公不满而起兵讨伐，结果大败而流亡国外，鲁国怎能不到“民不知君”的地步？

卫国则在父子争位的倾轧中，内亲相欺，骨肉相残，君臣上下尔虞我诈，反目成仇。引发两次工匠起义，一君被杀，一君流亡，旧贵族走向崩溃，国人起而反抗，维系旧秩序的礼教不断受到重创而名存实亡。

楚国政局亦动荡不安，祸乱连连。从康王到灵王到平王，一个比一个残暴狡诈，都是以阴谋手段篡权，而后又宠信奸佞，恣意妄为，因而国内贤能不是死于非命就是被迫出走。譬如楚平王宠信两面三刀的小人费无极，致使楚国政治搞得一塌糊涂。费无极首先排挤掉拥立平王的功臣蔡太子朝吴，接着让平王将太子建的未婚妻占为已有以挑拨其父子关系，又设计把太子建调出王都安置在城父。过了一年，他又捏造说太子建与其老师伍奢要谋反，平王本因夺了太子之妻怀有戒心，于是派人拘捕了伍奢并迫杀太子建。伍奢被捕后，费无极要平王斩草除根，导致国内政治更加腐败。楚国执政对内失去民心，对外欺凌邻国，致使国力每况愈下，根本无法与吴对抗。

吴国自伍子胥帮助阖庐物色刺客杀死吴王僚后，阉庐大权在握，却也是能干之君，他“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伍子胥推荐伯喜否为大夫，推荐孙武为将，屡屡攻楚，使楚疲惫不堪，“楚于是乎始病”。最后郢都终于被攻破，相传吴国君臣曾强以楚国君臣妻妾为自己妻妾以侮辱楚国。伍子胥则掘平王之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之仇，楚国郢都被破之时，爱国之臣申包胥则到秦国请求救兵，秦人本不想救楚，申包胥靠着宫墙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于是救楚。吴王闽庐亦被认为是春秋霸主之一不无道理，因为此时天下论威权而不重名目，天子只有侧身一隅而心有戚戚矣。

正当吴楚争霸斗争激烈进行时，越国也逐渐发展强大起来。越国曾在吴楚之战时袭击吴的后方，因而当年轻的勾践即位时吴王阖庐发兵攻越，不料勾践用计大败吴军，吴王阖庐被越将用戈击伤，并于回军途中死去。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发誓要报杀父之仇，这就种下了吴越的仇根。公元前494年，夫差兴兵伐越，越王被迫请和。此后勾践卧薪尝胆，休养生息，整饬内政，强化军事，经过多年准备，终于夫差二十一年（前472）攻破姑苏城。夫差向勾践请降称臣，希望不要灭掉吴国，勾践有些不忍灭吴，范蠡说：“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于是勾践拒绝了夫差的恳求，只答应以百户为之养老，夫差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羞辱，于是就拔剑自杀了。勾践灭吴后，率越军北渡江淮，同齐晋等诸侯在徐州相会，致贡于周元王。周元王派人赐勾践祭肉，命为侯伯。勾践率军返回江南，俨然又是一位霸主。

此后越国实力大增，直到勾践六世孙时，还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后来楚威王起兵击越才将其打败，楚国全部夺去被越国占领的吴国土地。越君被杀，诸子争立，内部互相斗争，都向楚国臣服。

旧破新立

到春秋末年，兼并加剧。晋国卿族本有11家，到晋出公时只剩4家。晋出公十七年（前458），知、韩、赵、魏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私自瓜分而不给晋国公室，晋国君对此十分恼怒，但自己又无力惩罚他们，于是向齐国和鲁国求援，想借齐、鲁军队讨伐四卿。四卿于是联合起来先向晋君发动攻击，晋出公仓惶逃往齐国，结果在半道上死去。此时知氏势力最大，联合韩、魏又围攻恃强的赵氏，赵氏危在旦夕时听从谋士建议，联合韩、魏反攻知氏，结果将知氏首领知伯瑶活捉杀死，三家瓜分知氏领地，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三家灭知氏后，晋国君幽公只保有国都绛及曲沃两地，十分畏惧，反而要去朝拜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赵、魏三家被承认为诸侯，晋国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齐国田氏也大权在握。田常杀齐悼公立齐简公，又杀齐简公立齐平公，自任为相专断国政，实际上已夺取了姜齐的政权。同时，田常对外与诸侯交好，对内诛杀强横大族，使齐国内外安定。田氏私邑超过平公食邑，又大选美女充作妻妾，据说死时有子70余人，俨然齐国国君派头。到田常的曾孙田和时，他把齐康公赶到海上，然后请求魏武侯帮助他立为诸侯。魏武侯派人向周安王说情，周安王也就同意，于是齐康公十九年（前386）田和立为诸侯。

重鳞纹有流鼎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从表面看好像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之争，实际上是新的封建势力对旧的贵族势力的征服。从周平王东迁始，周王朝就纲常不振。西周时建立的宗法制度到东周时诸侯称霸的境况下日渐崩溃，而周天子也不过成为毫无实权的傀儡，名存实亡。诸侯们初时还顾及天子的脸面，假惺惺地供奉着身不由己的共主，这不过是畏惧承担传统意识下的恶名，害怕遭到天下共讨之的恶运；同时也不能说没有维护传统观念的因素，假天子之名行扩张之实。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新起的豪强显然不能墨守陈腐的旧规，因而“礼崩乐坏”也就是无可逆转的趋势。随着这一趋势的衍进，诸侯内部也必然面临变革，上行下效，始乱终弃，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打破落后的旧体制也就顺理成章。因而，“落花流水春去也”，“只道天凉好个秋”，或许令人产生无限的感叹。但历史毕竟铁面无情，它按照自身的规律走着自己的道路，而这一切映现在中国文化上便印下它苍凉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