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改革（下）

敬德保民

崇天法祖

原始社会时人们还没有上帝的观念，只是普遍地存在着对自然的敬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们将自然幻化为神灵的外在表现，但诸神之间是平等的。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神获得了社会属性，不过权限也不超出本氏族或部落的范围，还没有一个统摄百神的至上神。夏王朝建立后，地上有了统一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多神之上便出现了百神之长，叫作“天”。天神的出现是人间秩序的反映，强调其至高无上和不可更改。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使天子的一切行为成为天神在人间的意志而合理合法。夏君出师要讲恭行天罚，对内统治要讲永葆天命，所以，天神崇拜已不同于远古神话，它是经过加工的统治阶级的宇宙观，为顺承天意永保王位的继承，于是又出现敬祖以求王业不衰。崇天法祖观念的出现，是氏族社会各部落联盟逐渐兼并统一的产物，是思维对多神的属性加以综合概括的结果，也是人类探索世界统一性的一种尝试，当然亦是一种道德观念的树立。

因为有了鬼神，卜筮巫祝于是盛行。人们祈求鬼神以决疑，对鬼神的崇拜和对卜筮的虔诚可以说是最初的德。原始社会的解体，奴隶制度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起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原先天下为公的道德指向涣散为自私自利的现实追求。《礼记》言：“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在这种私有观念的强势动态中，只有强调社会秩序的尊严性，才能将人各为自己的欲望压抑在合理的部位，因而，崇天法祖、忠君孝亲就成为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成为整合社会观念的必要措施。

因为殷人尤重鬼神，所以“德”总是和宗教缘渊难分。在宗教威势下制定出礼制法度，当然是为了更好地驯化天下之人的道德修养。商代政权继夏代旧制，是由新的部落首领和氏族贵族构成，内部关系则依靠宗族血缘纽带来维系。奴隶阶级的构成，一部分是原来本部落的成员，另一部分则是外部落的战俘。需要指出的是，殷商时代把被征服的部落和方国整族地化为奴隶，这种种族奴隶聚族而居，并且有家室，基本上保持着原来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这就是说，不论是贵族还是奴隶，都还保持着氏族血缘关系。商代的“德”，正是建立在这种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司母戊鼎甲骨文中已有“德”字，是直视而行的形状，故“德”有“正”之意，表示行为要端正合宜，这可说是“德”的初义了。盘庚迁殷时，一再强调“德”字，“德”有顺应天意民心的内涵。盘庚说：“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也就是说，做正义好心的事情才能积德，才有收获。当时贵族“傲上”而“离心”，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所以盘庚一再指责批评他们，说他们不能去追求幸福的生活，不能与王同心同德，心中藏着恶毒的念头，放肆而又贪图安逸。盘庚迁都的计划损害了许多贵族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反对，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蛊惑民心。因而从正统观念讲，贵族们不讲德行，盘庚不得不反复给予说明和训斥。

贵族的“傲上”和“离心”是建立在聚敛和利己的基础上的，盘庚警告他们：“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即不要聚敛财货宝物，要好好谋生供自己享用。要施恩惠于民众，我们应同心同德。可见盘庚还是从国家命运出发，考虑上天的意志。他还说：“像你们这样今天没有明天地得过且过，以后在上天那里岂有你们的位置。”盘庚在借助上帝神威的同时，还请出祖先神对他们施加压力。说明他们必须顺从他的命令，否则先王也会抛弃他们，他们将无法摆脱惩罚。可见殷商时代的伦理道德，一方面要考虑到人民群众的要求，要考虑到整个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讲究纲常事理和法度秩序，并总是与神灵崇拜联系在一起。

重孝任贤

“德”的观念在商代更多地表现为“重孝”和“任贤”。卜辞中的“孝”字跟“考”字和“老”字通解，都有“奉先思孝”之意。另外，“教”也与“孝”有关，商时政教合一，行政即所以施教，所以施教以“孝”也就可达某种行政上的目的。商人重孝的目的有二：一是如果子女对父母施行孝道并追宗记祖，那么人的祖先概念就不致遗忘或模糊，由于孝的行为可引起对祖先情感的深刻化，从而使血统关系就可以维系永久。二是如果统治者对父母祖先相率以孝，那么社会风气就会道德淳朴，无人作乱，他们给种族奴隶作出重孝的榜样，也就形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而以伦理感动达到社会治化，这就是殷人尊天地鬼神而以孝为教的用意。

关于能否“任贤”，也是道德的重要表征。商汤任用伊尹方成大业，君臣相得益彰。“得”与“德”在甲骨文中通解，含有得义、得体之意。故贤明之人一般能顺应历史潮流，任贤也就体现出明德。《墨子·尚贤》谓：“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臣。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尹在商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商朝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故得到世人称颂，而商汤也就具有大德。武丁中兴也是靠大力选拔人才方得以成功，他任命傅说为相就是大胆创举，同时他还善于广泛听取臣属的见解。正因如此，“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可见所谓“德”即倡行天道，顺从民意，商代“重孝”“任贤”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

德治和礼治总是不可相分的，殷人从建国之初就已倡导“德治”和“礼治”，就以“德”和“礼”作为维护统治权力的中心骨干。商代的“礼”和“德”更多地具有宗教意味，人间似乎是神鬼的乐园。因而“礼”多从外在形态上表示对鬼神的敬意，而“德”则更多地从内心修养上要求对鬼神的虔诚。当然，这也许是出于当时人认识的浅薄，也许是统治手段的需要，这总令人想起宗教的本质。但通过对神鬼的崇拜，借神鬼的威慑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使人不敢放纵自己的言行，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有效措施。因为人还没有认清自己的力量，还不敢与鬼神作对。但从商人崇神祀鬼的行为中，多少也可看到一些悲天悯人的信息。随着人的觉醒程度，对“天”的敬畏也就逐渐转向对“人”的思考。

周人从思想意识角度总结了夏、商两代的兴亡教训，他们在崇拜天的时候总是考虑到“德”的因素。在他们看来，夏、商的兴起，是由于他们的先主敬德，而其最终灭亡也是由于他们的后王废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周人之所以兴起，也正是因为祖先能够“积德兴义”、“明德慎罚”。那么“德”从何而来？周人认为，德主要从民那里体现出来，即所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因而民心向背是惟一根本。“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所谓保民，当然就不能像商纣王那样一味酷虐，草菅人命，而应像周文王那样秉文经德，恭奉天命。

西周时期在意识形态方面显著的特点就是道德观念更加浓厚，从“文、武、康、昭、穆、恭、懿、孝”等谥号来看，就都赋予道德含义，其评判标准不言自明。在这一方面，周公提出了个人德行至高的典范，他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而这四王中最圣明的又是周文王：“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周公推崇文王为后王学习的榜样，所以要求周王从自身做起，以“保民”、“惠民”外得于人，以“敬忌”“无淫”内得于己，惟有如此，方能奉天承运。

勤政爱民

周人是后起的部族，尽管其取殷而代之，但政治上的得势并不能掩盖文化的贫瘠。他们接受了殷人天神主宰的观念，恭请上天保佑，祈求江山永固。但是周人对天的敬畏之情，已不同于殷人那种僵化的宗教迷信。他们思考，为什么殷商被天遗弃，而周人得到青睐。他们一方面声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一方面认为人类的吉凶祸福都无法脱离天道所设之“德”，因而敬德便是从天，这就使虚幻的天命观念变得具体而现实。以此来考察夏、商的命运，其最终灭亡的原因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所以周人得出“天命靡常”的逻辑结论。

这一观点的提出，显然有其深刻的思考和政治的目的。天命既非固定不变，也非随意更改，而有其“靡常”的内在规律。在这一规律支配下，天子要以德配天，依天行事，而“天”意说穿了便是“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而“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保民”就是“敬天”，“敬天”就是“厚德”，“厚德”乃保“王命”。殷商正是逆天而行，所以遭到天罚，这样就警告殷商遗民，要承认天命已经转移，不要轻举妄动，要服从周人统治。同时也告诫周人，仅仅依靠祭祀和祈祷无济于事，“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殷人奉神可谓竭力，但终被无情抛弃。问题从宗教范畴转到现实政治领域，提出“敬德”“保民”才是“尊天”，可见周人对“天”远没有殷人那么痴迷，而是显得非常理智清醒，这不能不是一种文化上的进步。

周人认为只有敬德才能取得民心和天佑，保持统治权的延续绵长，因而反复强调天命的归废转移是以“人士”能否“保民”为依据。从《尚书》颇多周人内部相互告诫之词的情况伯各卣即可看出，周人格外重视对内宣传其虚于“祈天”而实于“保民”的“敬德”主张。这就有意无意地承认了民的存在终究要比天的神旨实在，把天与民的关系说成民为主而天为属，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与其说是周人在神化天，毋宁说是周人在神化民。

周人所以如此强调“保民”，无非是历史教训和现实要求交相作用的结果。周人说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其实这也就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惟此文王格外受到敬重。出于保民的考虑，统治者要节制个人的物质生活欲望，因为他们看到夏桀、商纣正是因淫逸而亡国，所以节俭被视为美德。周人斥责那些不知稼穑之难也看不起劳动人民的青年，以此作为道德规范殊可珍贵。从西周墓葬也可看出，人祭、人殉明显减少，体现出“仁”的意识的觉醒。对“尔心未爱”的贵族则加以批评，对“惠于庶民”的行为则给予赞扬，这固然有其本质的欺骗性，但不能讳言于民是有所顾忌的。“敬”原含警戒之意，有畏惧谨慎之心、无放纵淫荡之行，才合恭敬之实。

由于周朝贵族是由部落头领转化而来，由小到大夺取殷商政权，先天不足也使他们缺乏气魄。因而西周统治初时尚无那种华丽和暴虐，而具有朴实和谦虚的风尚，这从当时许多政治措施也可看出。武王伐纣一举成功，正说明得道多助、民心所向。在其后的统治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恰恰反映出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不难看到勤政爱民的精神。他在镇压反叛的同时，为维护社会的发展鞠躬尽瘁，从历史角度讲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至于后来下场不妙的暴君，则自食放任骄纵而失民失德的恶果。其实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开国之主和亡国之君的命运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周人从商人的神鬼阴影下走出，而看到阳光下的凡人，不能说不是聪明善良的。

尚礼重法

“德”属于内在修养要求，而“礼”属于外在行为规范，“德”与“礼”互为里表，构成了人格塑造的内外统一。周人认为要完成礼治，必须加强养德，这样社会秩序才会令人心服，因而礼制无疑促进了道德的深化又反过来有助于实现礼制。

体现在西周礼器上，周人与商人也自有异趣。商人礼器可谓一种奉神之器，周人礼器则含有一种戒人之意，礼器的固定化与社会的法制化是相适应的。周礼的思想和制度藏于尊爵鼎彝等神物之中，这种宗庙社稷的重器寓含着法律条文的内容，这与商人偏重祭神功能和含糊人伦界定有所不同。由西周宫室建筑看，布局合理、规整、严谨，前堂后室连为一体，显然是依照宗法礼制，将生活场所和政务场所结合，体现出完整、系统、严密的“家天下”特征。在丧葬中，成批礼器也说明周礼的森严，其中尤以列鼎制度为甚。考古学证实，列鼎数目确因主人身份高低而有严格规定，其他随葬礼器多少也有相应的配置数目，都能反映出墓主生前的地位等级情况。这一切表明，西周的礼制确实得到强化，而道德自然要遵循礼制所规定的角色、如僭越，即为违礼，不愿安分守己而超越等级规定，便被视为道德品质出现问何尊题，就会受到社会谴责。

由于周人坚持宗法制，殷人“孝”的思想也是“礼”的基础。殷人固然强调“孝”，但没有具体详细的实施。而周人不但建立起“孝”的权威，而且制定出较为完备的条律。他们相信祖宗鬼魂的存在，以向先祖献孝来加强周族的团结。同时对父母的奉养、服从、尊敬更切实地付诸日常生活中。因而，“孝”这一道德要求，成为周人重要的道德纲领。他们倡导敬祖，结合社会现实，道德规范具有能动性和有效性，使“天人合一”的宗教思想延展到“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由宗教到伦理，是商周文化转变的重要特征。“以祖为宗，以孝为本”，家族血缘扩展到政治领域，自然形成合理有机的体制。

在宗法礼制日益完善的情况下，道德意识也深入人心。因而，在周礼的框束下，形成普遍的道德追求，以此建构起人人必遵的道德观念，形成社会的有序运转。谁若大逆不道，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总而言之，周人的敬德保民还是要服膺天命，但比较一下《商书》和《周书》就会发现，二者在宣扬天命时所强调上天授命的条件是有差别的。《商书》在讲上天授命给有德者以及有德者才能保天命时，德的内容重神而抽象，而《周书》所宣扬的周先王之德和诉说殷纣王的不德就重人而具体。周代形成的一套道德伦理规范，归结起来不外以“父权”为轴心的“社会伦理”和以“君权”为轴心的“政治伦理”，而这也正是天命的实际内容。他们极力宣传所建立的一切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天帝的决定，“天秩有典”“天秩有理”，事实上是借用天命来神化社会的等级区分和人伦关系，遵从上天的命令和安排当然也是有德的表现。周人正是将天上人间结合起来，把“天命无常”和“敬德保民”连为一体，这体现出周人以德配天、注重人事的理性精神。只有周王有权祭天，那么不管春耕秋收，他都要率臣民求佑谢恩，人们相信人事可以影响天神的那种巫术成分。因而人间治理得好，便以为天降福祚；人间治理得不好，便以为天降灾殃。久而久之，周王一方面仿佛成为天神的化身，操持着天神的诸种事务，以君临国家统率万民；一方面又必须恭谨从事，以民为鉴，树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正如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所说，周人极端尊崇天的说话都是对殷人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都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周人继承殷人的天的思想只是政策上的继承。也就是说，周人对天又怀疑又崇拜：怀疑只在统治集团内部讲，强调“敬德保民”才是治国之本；崇拜则对全社会讲，利用天命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完全是统治上的需要，而恰恰也说明周人头脑的清醒。

但是到了西周末年，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势力的发展，人们的神权和王权意识都在削弱。劳动人民的逃亡反抗，新兴封建势力的扩张，王室贵族之间的内讧，使僭越违礼之事层出不穷，既冲击着贵族专政的世卿世禄制，也不断动摇着上帝的权威。人们对上帝的怀疑和诅咒，对自然界变化的唯物解释，使西周以来的统治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在这种新形势下，一方面统治者仍然宣扬自然变异是天在赏善罚恶，是人们违反道德规范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们的天、德、礼、孝等思想观念，则产生了巨大的动摇和革新。这样，西周“敬德保民”的确曾带来过欣欣向荣的国势，但由于坚持不力，导致后世失政，最后造成西周覆亡。随着统治机构的崩溃，天命受到诘问，而民本思潮由此而兴，不能不说西周的道德、秩序完成了其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

建立在敬德保民基础上的天神观念，在西周时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它一方面保留了自然界百神之长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宗法礼制的保护者，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纠缠在一起分辨不清。这种情况使中国文化长久以来形成天人关系的难解难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总不能分道扬镳，道德似乎便是一种天道与人德的结合。而由于西周天命神学的主要内容是为宗法国家作理论上的辩护，所以后来的中国文化对天命神学无论是继承、改造还是批判，都是围绕着对宗法制度的不同态度而展开。这种情形也就规定了中国文化以政治道德问题为主要内容，而不是把客观解析自然万象作为积极目标。尽管后来不断有人探究人主宰万物的能量，但总是很难反拨历史的巨大惯性。夏、商、周形成的坚实的文化基础，实在造就了传统观念的深刻程度。历代统治者祭祀地，表达出怎样的一种东方文化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