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爱情、革命和理想

1913 年夏，宋庆龄从美国启程，动身回国。在当时，她若要躲避国内动乱而又艰苦的生活，留恋美国优越舒适的环境，在美国找一个工作并长期居住下来，是一件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也确有不少华人正迁居美国。况且，宋庆龄本来也有在美国继续学习一二年的打算。但是经过慎重的考虑，她终于还是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这是多么崇高的情怀啊！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宋庆龄第一次表现了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

最初，宋庆龄是计划从美国直接返回上海家中的，她给友人们留下的地址都是上海家里的住址。但是，在回国途中，宋庆龄接到父亲的电报，要她推迟行期并假道日本，他们在那里迎接她。宋庆龄以为也许国内局势变得严重起来，父亲及全家是特地到日本来迎接她的。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在日本一住就是两年多，而且在那里打下了她一生奋斗的基础——献身革命并与孙中山结合。

孙中山（1866—1925 年），广东省香山县（现中山市）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早在 1892 年前后，孙中山就与宋庆龄的爸爸宋嘉树结识。他们都是广东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先后在国外接受西方教育，又都是基督教徒。更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改变祖国命运具有宏伟远大的抱负。因此，他们相识后，宋嘉树很快便成为孙中山的挚友和他的革命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他依据自己在上海宗教界和实业界的优越地位，以宗教和实业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帮助推进民主革命事业。孙中山则为了革命南来北往，国内国外，上下求索。1894 年，孙中山第一次在宋家见到了宋庆龄。当时，她仅仅是个一岁多婴儿。以后，孙中山常在宋家寄居，受到宋家的尊敬和热情接待。孩子们把这位“温文尔雅”的叔叔视若“教父”一般。在宋嘉树的家人中，最认真看待宋嘉树与孙中山的交往与革命活动的是宋庆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经常思考父亲与孙中山谈论的问题。孙中山的救国理想和革命的献身精神，在宋庆龄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她听见孙中山说，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这个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国人民有权利自己选择管辖他们的人，选择替他们制定法律的人。我们应该有一切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要为这个目的而死。听到这里，宋庆龄轻声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这一句简单的插话，使宋嘉树和孙中山深感惊奇！宋庆龄曾经说过：“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来，就忘了一切——家庭、学校等等。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却担心着中国。”

1913 年 8 月 29 日，满怀革命理想的宋庆龄在日本横滨登陆。第二天，她便怀着仰慕和崇敬的心情，在父亲和姐姐的陪同下到孙中山的寓所拜访，激动地向孙中山致意。此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许多革命党人或意志消沉，或背叛出走，跟随在孙中山身边的同志不多。于是，宋嘉树和他的大女儿宋霭龄，二女儿宋庆龄一起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协助孙中山工作。特别是 1914 年 9 月，宋霭龄回上海结婚离开了工作岗位，经孙中山同意，宋庆龄正式接替姐姐，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她积极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诸如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经管革命经费以及许多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担负起来，每项工作都做得很出色，

逐步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上离不开的助手。1914 年 11 月，宋庆龄在写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 9

宋美龄的信中这样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年轻的宋庆龄十分敬仰孙中山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他的坎坷经历深深地感动了她。对宋庆龄来说，孙中山不仅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而且是她家庭中一个真诚的挚友。她从小就把他看成是一个领袖，一个导师、一个学习的榜样。她常常沉湎于他所讲述的人生经历，政治理想和革命信念当中。

为中国革命四处奔波，不断遭受挫折、备受痛苦和孤寂煎熬的孙中山，也在宋庆龄的帮助和照顾中得到鼓舞和安慰。正是这一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理想，使她们在患难中默默相知，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宋庆龄在多年以后回忆自己的爱情抉择时曾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可见，当宋庆龄把自己的命运和孙中山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时候，首先是把个人的爱情和革命的理想结合起来，而且在她的心里，献身于中国革命的共同理想要高于两人的爱情。

1915 年 10 月 25 日，在日本东京的一个私人宅院里，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着一件粉红色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手里拿着一束花，显得十分俏丽动人。孙中山和她手拉着手走进大门，来到中庭，客人们走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这就是一对战友简朴的婚礼。连宋庆龄自己也说她们的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她们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她们婚后的生活却是幸福的。宋庆龄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很愉快，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已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是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恼人的考试罢了。”孙中山对婚后的生活也是极为满意的，他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是的，当一次次的失败和挫折降临到孙中山头上的时候，他常被人嘲笑为“空想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等，但宋庆龄却对他表现了难得的理解和支持，她说孙中山是一个拥有不息的热诚百折不挠的人，“当时的保守派和改良派嘲称孙中山为‘孙大炮’，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气，缺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情。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是不知道疲倦的，总是把未来看作光明的。”这正是孙中山伟大品质的写照，他从不灰心，每次总是从挫折中汲取教训，从而探索中国问题的更深的根源。对他说来，知识要从过去和现在的行动中去获取，又用于未来的行动。

1916 年 4 月，孙中山从日本秘密回国，5 月中旬，宋庆龄也秘密回到了上海。此后，她陪同孙中山先生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大量的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这期间，她历经许多风风雨雨，亲身体会到：有许多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人正在拚命地要把中国拉进欧洲大战中去⋯⋯许多

人为了钱、微不足道的一笔钱，竟然甘心牺牲国家的前途，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呵！她无不感慨地说：“我的丈夫几乎花费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为中国振奋民族精神而努力，他对某些高官自甘堕落的行为强烈反感，这些人把金钱和地位置于诸如真理、荣誉、自尊心等其他一切事物之上，他们是在贬低自己的人格。”在这些事情上，最使孙中山、宋庆龄夫妇痛心而难忘的莫过于 1922 年 6 月的广州蒙难。

1920 年 11 月下旬，宋庆龄随同孙中山离开上海经香港回到广州。1921

年 5 月 5 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挥师进军广西，讨伐桂系军阀，胜利之后又乘胜出师北伐，要用武力打倒北洋军阀，统一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广东军阀陈炯明于 1922 年 6 月 16 日凌晨在广州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竟用大炮轰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形势万分危急。在这生死关头，宋庆龄临危不惧，再三请求孙中山先走，自己坚持留下来吸引叛军注意力。她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在孙中山撤离险境后，宋庆龄一直坚守到早上八时，当叛军冲进总统府时，她才在两名卫士和一名副官的掩护下，冲破层层封锁，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路程，终于在 17 日晚到达黄埔军舰上与孙中山先生会合。

宋庆龄为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临难应变，大义凛然的英勇行为，充分体现出她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受到了革命同志和广大官兵的衷心敬仰。

19if 年以前，孙中山领导和组织过大小十多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他又领导和发动了反对袁世凯、反对段祺瑞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埋葬了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但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特别是从革命的目标和任务上看，革命并没有成功。整个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

在一次次的斗争中，宋庆龄与孙中山先生一起分享过胜利的喜悦，也屡尝了失败的苦果，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几乎危及他们的生命，使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徬徨和苦闷之中。对此，宋庆龄深切地理解和同情孙中山先生，并热诚地同他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探寻革命的新出路。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说：“孙中山先生痛苦地认识到国民党的严重局限性，我曾多次听他说国民党内部矛盾怎样使他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国民党中不真心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多了。⋯⋯怎样领导革命斗争，这是他想得越来越多的问题。”

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和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件，如 1917 年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1919 年 5 月我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并在宋庆龄的有力帮助下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折。用宋庆龄的话来说，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开始觉悟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并逐步形成以俄国为师的思想：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个人能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前进是多么可贵啊！

在宋庆龄的陪同下，孙中山先生与苏俄代表维金斯基、马林、达林、越飞、鲍罗延等人先后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和谈判。之后，孙中山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

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就是苏俄⋯⋯俄国是第一个平等对待中国的强国。”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实质性工作。1924 年 1 月，当讨论国共合作的有关具体问题时，宋庆龄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所谓“堕落”就是指国民党员缺乏革命精神、士气与勇气，大家忘记了建立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因此产生了个人利益开始支配党员行动这种不幸的后果。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先生对于周围所见的一切感到厌恶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把入党看作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因此，正是深刻地理解了这些革命道理，宋庆龄才坚定不移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理想，维护革命的利益，时刻准备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1924 年 1 月下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今中山大学）举行。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等重要议案，选举出包括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人在内的中央委员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从而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这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建立。在这样重大问题上，宋庆龄呕心沥血、全力以赴辅助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一位得力的助手。

1924 年 11 月，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孙中山接受北京军政首领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他深知北上前途殊难遇料，但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也不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宋庆龄更是义不容辞，面对重重困难，毅然陪同孙中山先生开始了艰难的长途旅行。他们于 11

月 13 日从广州出发，经过香港、上海、日本神户、天津等地，于 12 月 31 日到达北京。

孙中山毕生为革命奔走，长年艰苦工作，饱受颠沛流离生活之煎熬，他的身体早就受了严重的损害，肝胃疾病时常发作。与宋庆龄结婚以后，在宋庆龄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孙中山心情舒畅，饮食又得到精心调理健康曾一度好转，胃病几乎痊愈。但是，由于后来接连不断的南征北伐，转战前线，极度劳累，尤其是 1922 年 6 月军阀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的精神受到无比沉重的打击。他曾无不痛心地说，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在蒙难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的五十多天中，孙中山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分子玩弄阴谋诡计，从背后破坏，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健康。有时，他甚至气愤得食不下咽，终于积劳成病。这次北上，又一路颠簸，长途跋涉，再加上沿途接见记者、发表演讲等，使孙中山先生精疲力竭。当 12 月 4 日，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乘船抵达天津大沽口、孙中山站在船头向簇拥在码头上的群众致意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很难看，宋庆龄更显得忧心忡忡。当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面对数以万计的欢迎的人群，孙中山就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了。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还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表明了他的坦荡胸怀。

在北京，孙中山先生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道路。宋庆龄守在病榻旁日夜待候，体贴入微，经历了她一生中最为悲痛的时刻。1925 年 3 月 12 日晨，

一颗伟大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时候只有 59 岁，他和宋庆龄结婚还不满十年。

巨星殒落，举国哀悼，云凄海咽，天痛地悲。是年，宋庆龄仅 32 岁，对她来说，这是多么巨大的打击啊！宋庆龄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她太爱孙中山先生了。在孙中山身上她倾注了所有的爱恋和关怀。中山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让人铭心刻骨的声音：现在我要分别你们了，“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孙中山先生为革命先后奔走数十年，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治家产，不谋私利。他遗留给宋庆龄的“一切”，就物质来说，只有两千多本书，一幢华侨捐赠的有五个房间的住宅和一些还未用完的日用品等，仅此而已。但是，在宋庆龄的心里，孙中山先生却给她留下了无比巨大而又珍贵的精神财富。她依然清晰地记得，是她热泪涔涔、难以自己地抬起先生的手腕执笔在先生已立就的遗嘱上签名：“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她依然不会忘记，先生签字后对她及周围的同志痛心地说过这样的话：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我很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那么我虽然是死了，也能瞑目了。

宋庆龄陷入极度悲痛中。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共担革命的重担，忘我地工作；她们也共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而现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领袖、导师以及给她父亲般慈爱的人。她伤心极了。但是，每当她想起孙中山先生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时候，心里又油然生起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力量激励她继续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孙中山先生的临终遗言和遗嘱，成了宋庆龄以后几十年努力奋斗的座右铭。她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孙中山的遗志，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毫不犹豫地沿着孙中山先生指明的道路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