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4 年，孙中山先生接受子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随之， 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统一和巩固。1925 年 7 月，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军事、行政、财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在平息了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发动的武装叛乱以及先后两次东征沉重打击了广东军阀陈炯明后，基本上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1926 至 1927 年的北伐战争，打败了北洋军阀，北伐军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宋庆龄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不愧是革命的中流砥柱。在维护革命阵营的团结、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阴谋以及揭露和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恶行径等方面，她表现了应有的气节。

早在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内部就充满了复杂的派别斗争。慑于孙中山先生的崇高威望，当时并未形成轩然大波。但是，孙中山先生病逝以后，特别是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工农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度恐慌和仇恨。他们一方面或明或暗地勾结国内外反革命势力伺机反扑，另一方面也纷纷组织形形色色的右派小集团进行组织分裂活动，诸如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广东的“孙文主义学会”等等。

1925 年 8 月 20 日上午，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廖仲凯夫妇在去国民党总部参加重要会议途中遭反革命暴徒枪击，以身殉国。11 月 23 日，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谢持、张继等人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要求取消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公然分裂革命阵营。

在这十分危难的时刻，宋庆龄毅然挺身而出。当获悉廖仲凯在广州被暗杀的噩耗后，她悲愤交加。廖仲凯从二十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开始，就一直是孙中山先生最亲密的同伴之一，他个子不高，肤色较黑，读书广博，情绪乐观，工作效率极高。他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和坚决执行者。他身居高位，却依然竭力加强同广大民众的相互联系。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孙中山先生遗嘱，努力工作，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他死后在广州举行了 10 多万人参加的追悼纪念大会。宋庆龄在给廖仲凯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何香凝则将“精神不死”的大横幅在葬礼结束之后挂在自家门口寄托心中的哀思。不久，宋庆龄又带病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和何香凝一起共同担负起先烈遗留的重任，并肩战斗。

1926 年 1 月 8 日，宋庆龄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她站在主席台上，发出了庄严沉静而又斩钉截铁般的声音，旗帜鲜明地严厉谴责了右派集团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号召革命党人密切合作，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如果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在她和与会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草案，重申了国民党“一大”的纲领，惩处了右派分子。她本人也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妇女部部长。

斗争是艰苦的，形势是复杂的。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革命的大潮中卷

起一个又一个的漩涡。

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中山舰即原

永丰舰，在 1922 年 6 月对陈炯明的斗争中，孙中山曾移居该舰并以之作为指挥部，所以后来为纪念他改名“中山舰”。蒋介石玩弄阴谋，先给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发去一道命令，要中山舰移泊黄埔。然后他又宣布李之龙未经报告准许，擅调该舰，企图进攻他的黄埔总部，并诬称这是共产党和苏俄顾问的阴谋。以此为借口，他下令逮捕李之龙和几名苏俄顾问。同时， 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政工人员多名也遭被捕或软禁。蒋介石还下令在广州实行戒严和宵禁。这样他便把军权一步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达到了获取实权地位，削弱左派、反对共产党人的罪恶目的。他又继续施展两面派伎俩，下令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对苏俄顾问表示歉意，使许多人受骗。

1926 年 5 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为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地位，蒋介石提出《整顿党务案》，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央机关的部长，从而把共产党员排挤出国民党组织的最高层。这样，当 7 月

4 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的时候，蒋介石无可争议地成为北伐军的总司令了。

1927 年 4 月 12 日，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天，蒋介石终于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他个人独裁的“国民政府”。

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面对一系列反革命的倒行逆施，每一个革命者都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宋庆龄则坚定地站在工农大众一边，迎着反动逆流，挺身而出。4 月 22 日，宋庆龄同何香凝以及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一起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另立中央、惨杀革命人民的叛变罪行，指出一切帝国主义的工具皆麇（qún）集于其反共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蝥（máo）贼。”

在这段日子里，传来了宋美龄要嫁给蒋介石的消息。宋庆 21 龄听到后竭力反对，她试图保护宋美龄却遭其拒绝。宋庆龄又希望能得到“总算跟着革命势力走了一段路”的弟弟宋子文的支持，写信要他来武汉，劝他跟着革命走到底。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当宋子文来到武汉的时候，他却以自己的懦怯和可悲的选择来影响宋庆龄，“保护”宋庆龄。他还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要宋庆龄放弃武汉，回到上海去与南京政府合作。宋庆龄没有一分钟的犹豫和徘徊，她选择了坚持革命这条无比艰辛的道路，她斩钉截铁地对弟弟说：不行！如果武汉政府垮台了，我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就这样她不得不同自己的姐妹兄弟分道扬镳（biāo）了。不顾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1927 年 7 月，在武汉，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中央，也不顾左派人士的

坚决反对，撕下了反革命伪装，于 7 月 14 日晚，公然召开“分共”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蒋介石、汪精卫终于合流，南京和武汉密切合作，国民党开始大肆“清党”，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

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宋庆龄就是这些不屈服者中的一个。她继续高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非

凡的勇气和毅力，投身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七·一四”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表示了她对中国政治局势的鲜明立场，是她对蒋介石来信的公开答复，也是讨伐汪精卫之流叛卖革命的战斗檄（xí）文。声明说：“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这是多么有力的回答呵！

“声明”还要求与国民党右派们划清界限，要求同革命背叛者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她向世人宣告：“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的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正如时人评论的那样，孙中山去世以后，中国政局逆流滚滚，动荡混乱。在这一连串急剧挑战面前，宋庆龄成熟，明洁， 镇定、坚强，有原则，有远见，有气魄，有韧力，⋯⋯历久弥坚。

1927 年 8 月，为寻找中国革命胜利途径，实现孙中山的遗愿，经过同友人的共同商讨，宋庆龄决定离开中国，去莫斯科。本来她可以安安静静地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她的亲属早就这样劝她。如果出国，她可以选择某个西方国家，宋家的人会非常乐意担负她的全部旅费。但是，她却选择了苏联。

在那严酷的日子里，宋庆龄默默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连续不断；亲人们的左右劝说，特别是她所爱的母亲的凄惶之泪令她心碎。但是，她对自己的选择依然毫不动摇。她认为，苏联她向往的唯一地方。在那里，她可以大声宣扬三大政策，可以给那些依旧在溅满鲜血的国土上为革命奋斗的人们以鼓励和宣传。“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我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宋庆龄坚定地说。

年轻的宋庆龄依然站在捍卫孙中山先生队伍的前头。她就像一道闪电， 使人惊醒，使人震动。

1927 年 8 月 23 日凌晨，上海法租界一片寂静，林荫道上还是黑黝黝的。为了防止反动派的秘密监视，宋庆龄一副贫穷妇女的打扮，悄悄地离开了莫利哀路 29 号（今香山路 7 号）她的寓所。几经周折，天亮前终于搭上了停泊在吴淞口的一艘破旧的苏联轮船。东方泛起鱼肚白时，这艘轮船缓缓地向苏联港口海参崴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