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的晚年

一个人只要肯深入到事物表面以下去探索，哪怕他自己也许看得不对，却为旁人扫清了道路，甚至能使他的错误也终于为真理的事业服务。——毕加索

对艺术不懈的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毕加索的艺术已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他不仅仅属于西班牙、属于欧洲，而且是属于全世界的了。一些与他同时代的画家，虽然也活跃在画坛上，但毕加索远胜过他们而鹤立鸡群。这时候，他已不仅仅是“人以画传”，而且是“画以人传”了。他的作品的价格也直线上升。

进入20世纪50年代的毕加索，已经是一位70岁的老人了。他的画技越见精深，他的声望举世瞩目。他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毕加索。但是他并没有为声名所累，被岁月俘虏。他依然步履稳健，精神钅矍铄，双目有神。一切并没有就此止步。

在创作题材上，在形态构筑上，他仍然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没有离开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53年，毕加索的作品并非局限于和平与战争这两个主题上。与此同时，他画了不少静物画、人像、风景画、版画，也作了各种的雕塑。仅仅在1945年至1949年之间毕加索就完成了200多件石版画，而他的陶器画在两年之中就增加到1000多件。

毕加索的雕塑有1950年的《山羊》、《孕妇》，1951年的《鹤》及1953年的《母与子》等。很多人称赞毕加索的雕刻超出了绘画，他即使不绘画，雕刻也会使他拥有很高的声誉。

毕加索的陶器画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在瓶子、盘子等陶器上画出了各种美丽的线条，其造型与陶器的彩画浑然融合，使绘画与雕刻之间，达到了最自然、最完美的形体合一。

在毕加索的陶器画中，他以奔放的画笔表现怪异的鸟和人体等。他大胆地打破了古来特有的传统观念，甩开茶壶、瓶等固有的自然形体及其机能的限制，不去理会它们的功用与形状对人的束缚。他以破坏原型的坚强意志对陶器挑战。

毕加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绘画增加了不少新的创作因素。原有的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变成为更趋于写实的创作方法。他在这一时期所画的静物画能突出地表现线的动势和韵律。与此同时，还增加了不少近于抽象的成分。就在这种富有魔力的线与形的韵律中，不仅包含形的趣味，也洋溢着平静的安乐气氛。

画笔、画架伴随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一幅又一幅不同韵味的华丽而富于装饰性的作品诞生了。在这些画幅里，老画家完全放弃了模仿的意念，一切当作他自己开天辟地的创作。

他任性地享用着现代画家的自由。他以迅速无拘、粗犷奔放的线条，尽情地勾勒着自己心中的意向。最后，他终于将委拉斯开兹的现实主义改造成为毕加索的超现实主义。

他自豪地向人们宣称：“我总是在寻求事物的最高现实。……我观察事物和别人不同，一棵棕榈树可以变成一匹马，堂吉诃德也可以变成宫女。”

他以那些鲜艳的三原色和绿色，用那些强悍有力的黑色线条，表现了自己向古典挑战的坚强意志。

挑战并没有就此结束。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以几位古典大师的杰作为范本，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见解重新进行了崭新的解释，绘制出了一大批不朽的杰作。

其中就有以莫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德拉克洛瓦的《阿尔及利亚女人》、大卫的《萨宾女人》而创作出的同名连作。

在创作“变奏曲”的同时，他还画了一些人物肖像。题材多是老画家的亲戚朋友。

他拼命地转动着画笔，不停歇地创作着，他好像要与自己的年龄和精力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就在临近73岁生日的那两个月里，他竟然一鼓作气画了180幅作品。

他的这种创作能量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连他自己也不无骄傲地说：“我常常用几天的工夫，画出上百幅画。而别的画家则可能用上百天时间画出一幅画。”或许，这正道出了天才与平凡的区别。

1953年3月，苏联的斯大林逝世了。第二天，《法兰西通讯》的主编阿拉贡打电话到瓦洛利，约请毕加索为斯大林画像，登在他主持的报纸上。《法兰西通讯》是一份周报，下一期是在两天后发表，所以时间很紧。

来电话时，毕加索刚刚走进画室，他的朋友弗朗索瓦接到了电话。她不想打扰毕加索，就回了电话，告诉阿拉贡这件事办不到。

阿拉贡说：“这是一件十万火急的事，他想怎么画都行，画总比不画好。”

毕加索有些犯难，他从来没见过斯大林，也记不清他长得模样。他只知道他常穿一件军装，胸前有一排大扣子，戴一顶军帽，留一小撮胡子，仅此而已。

毕加索翻天覆地到处搜寻，好不容易在地上找到了一张破烂的旧报纸，上面登着斯大林的照片，大约是他40岁时拍的。

依据这张照片，他开始画了起来。待画完一看，他不禁笑了起来，画得不像。于是，他又拿起相片仔细地看了看，再盯着画布琢磨了一番，作了修改和加工。最后，这幅肖像总算完成了。这是一幅毕加索画风的斯大林肖像。事不迟疑，他马上把这幅画寄给了阿拉贡。

没想到几天之后，有消息传来说，法国共产党内部围绕着这幅肖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指责毕加索的这幅肖像画得不像斯大林，言外之意是歪曲了领袖的“光辉形象”。同时也指责阿拉贡居然把它刊登在共产党的刊物上。

对此，毕加索显得很冷静，他说：“我想，指责我，这是党的权利，但这肯定是误会。因为我画这幅画时，并不存在任何恶意。如果我的画使什么人受到震动，或者使什么人感到不快，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个美学问题，不能用政治观点去评论它的优劣。”

接着，他又说：“我画了一幅画。我的画可能是好的，也可能不那么好，或许根本就不好，但这是我个人的事。我画这幅画的意图很简单，做一个朋友请求我做的一件事……在党内，如同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总会有某些傻家伙爱惹是生非，可你又不能不与他一起共事。”

外界舆论也倾向毕加索一边，他们认为法国共产党的这种做法有失大体，对艺术家的要求未免太不实事求是了。

两个星期后，法国共产党修正了原来的意见，他们公开声明毕加索的创作愿望是好的，并向毕加索表达了歉意，由这件事引起的风波和不愉快才算慢慢地平息下来。毕加索继续画自己想画的画，继续参加自己有兴趣的活动。

艺术家的电影情结

在毕加索敬佩的人物中，有一位便是美国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卓别林。在无声电影时代，毕加索就是一个“卓别林迷”。

卓别林的每一部新片，毕加索往往先睹为快，有的甚至百看不厌。他特别欣赏卓别林的精湛表演，尤其喜爱卓别林塑造的那个哀婉动人、幽默风趣的流浪汉——头戴一个圆顶礼帽，脚蹬一双皮鞋，嘴边蓄着一小撮胡子，手里舞着一根细手杖、这个扮相，简直太像一幅漫画肖像了。

每当这个流浪汉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毕加索总是兴奋得眼睛发亮，手心发痒，恨不得自己也跑上银幕与他一起手舞足蹈。毕加索深深感到，卓别林银幕上的“流浪”，与自己笔下的“流浪汉艺人”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可以说，他与卓别林神交已久。

事实上，他一直渴望着能见到银幕下的卓别林。然而，两人阻隔在大西洋两岸，又都忙于自己的事业，很难相见。

1952年10月，卓别林带着他的《城市之光》来到了巴黎。毕加索得知后，马上热诚地邀请卓别林到自己家中做客。

两位艺术大师终于会面了，然而遗憾的是，毕加索不会讲英语，卓别林不会讲法语，译员坐在他们的中间，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地对译着，每句话至少重复一遍，这样的交流实在令人尴尬、恼火。因为在毕加索的想象中，他和卓别林的交流本该是痛快酣畅、淋漓尽致的。

无奈之下，毕加索邀请卓别林来到了自己的画室。

在画室里，毕加索将自己的新作从墙边堆放的诸多画幅中一一抽出来，再把它们相互支撑起来，码成了一个“画墙”，请卓别林欣赏。卓别林满脸微笑地观看着。

毕加索一边忙着摆放画幅，一边注意着卓别林的表情。后来，他又从另一个房间里拿出几幅年代较远的自己的私房画，这些画都是他不忍释手的佳作。有的闪烁着他创作新思想的火花，有的则颇具纪念意义。一般情况下，他是不轻易示人的。卓别林一面仔细地鉴赏着，一面颔首微笑着。

看完画后，毕加索又向卓别林躬身示意，告诉卓别林现在该轮到你了。聪明的卓别林马上领会了毕加索的意思。他用那双机敏的眼睛向四周扫了一眼，便走进一间盥洗室。面对亮晶晶的大镜子，他表演了一个洗脸、刮脸的哑剧。

卓别林的表演层次分明，在脸上抹了过多的肥皂，又从鼻孔吹出皂沫，接着再用小拇指从耳朵眼里挖出一些皂沫。动作娴熟自如，引得站在一旁观看的毕加索禁不住“呵呵”地笑起来。哑剧演完了，卓别林幽默地做了一个鞠躬谢幕的动作。

此时，毕加索观看兴趣正浓。于是，卓别林脱下那件非常合身的西装，又为毕加索表演了在《除夕之夜》和《淘金记》里都跳过的那套绝妙的舞蹈动作。

在这里，卓别林虽然没有一向那种特定的扮相，也没有音乐和伴奏，但举手投足之间所传达出来的意味，竟与电影中的一模一样，他把毕加索又带回到有情节的故事中去了。毕加索心领神会，少有地开怀大笑起来。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艺术大师之间的会面，虽然他们不能够用语言来交流，但两位艺术家用自己的艺术演绎着彼此的惺惺相惜，充分体现了艺术的伟大魅力。

毕加索喜爱表演艺术，如果舞台能够为他提供一个机会，他或许又是表演艺术家了。一直以来，他的表演天赋也并没有完全泯灭，他常常在家里做一些开心的游戏般的表演，虽然观众只有他的几个家人，但仍表演得入情入境。每逢早上刮脸的时候，他便在脸上涂满了白白的肥皂沫，让人难识真面目。

然后再用一根手指在皂沫中画出一张大嘴，在两只眼睛周围画上两个大问号，问号的圆点画在眼睛的下面，活像流下的两滴眼泪。画完之后，他就开始即兴表演了。他认认真真地打着手势。

扮着怪相，使人一看就知道，他不只是觉得这样做有意思，他还觉得这其中包含着更多的东西。他好像要通过这种游戏，来表达自己那些特殊的感受。

在1955年2月底，奥尔佳在坎内的一家医院中死去。她长期以来就受着癌症以及局部瘫痪的折磨。毕加索与她从未完全失去联系——她的照片可在他的住所中看到，而他一辈子都戴着她的戒指。现在他回到南方，办理了她的丧事。

之后，毕加索来到了位于坎内郊外的一个称为卡里福尼的富有别墅区，这个房子气派而又丑陋，不过里面有广大的空间，而且充满光线，外面还有个小花园。这花园看来有点像市立公园，不过起码可以防止不速之客的侵入。

他很快就把底层改成画室，把他所有画具杂物全都搬进来，在周遭堆出了他熟悉的乱七八糟的摆设。在接下来的一次旅行归来之后，他就不再到卡达浪地区去，从此定居在卡里福尼作画。

就是在这一年，随着毕加索声望的增长，人们越来越迫切地想了解这位艺术大师的方方面面，从而让毕加索更深切地接触到了自己喜爱的电影艺术。

这时，著名的电影导演亨利·克鲁佐因势利导，决定拍一部反映毕加索全部生涯的电影，取名为《神秘的毕加索》。

毕加索并非第一次上银幕，在纪录片《格尔尼卡》中，他曾再现了自己绘制这幅巨作时的工作情况。在电影《从雷诺阿到毕加索》中，也有他创作时的身影，还有他与别人交谈时的场景。可以说，他是一位有银幕经验的演员了。但是，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在这部新片里，他不但是主要角色，而且是主要演员。在拍摄场地，他一下子成了众人瞩目的“模特”。他的身边常常围着一圈人：导演、场记、化妆师、音响技工……

克鲁佐觉得在尼斯拍这部片子最为合适，尤其是在夏天，强力电灯的高热加上太阳本身的热力可以让任何人退缩，然而毕加索喜欢新技术，他的热心程度最起码跟克鲁佐是不相上下的。

为了拍摄好这部新片，实践自己的承诺，年逾古稀的毕加索居然改变了自己晚睡晚起的老习惯，每天一大清早便赶往拍摄场地。高大宽敞的摄影棚里，布置着各种场景，使人仿佛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故事里。摄影机架像个大怪物待在那里，地上还铺有专门帮它行走的短程轨道。这里的男男女女，看起来干劲十足，却又显得忙忙碌碌，像是在集贸市场里穿梭。毕加索看得有些眼花缭乱了。

导演把毕加索请到一旁，为他讲解分组镜头的内容，并安排他的动作。不一会儿，化妆师又过来，为他稍作梳理。这时，几个高度数的摄影灯把他围了起来。

人越聚越多了。但是，当毕加索面对着画架，手持画笔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马上就消逝了、隐没了。他走进了仅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他沉浸在创作之中，他正在凝神、运思、作画。导演一声：“开始！”摄影机“滋滋”地转动起来。

在聚光灯下，毕加索的侧身轮廓清晰明了，宛然一个富有重量感的雕塑。硕圆的头颅，银丝闪闪，像是罩上了一个浅浅的光环。他的目光锐利如锥，眼睛上部的暗影反衬出它的无比神力，仿佛正在穿透画布。坚毅的嘴角为这尊头像增添了一股神圣的威严。平伸的右臂正在指挥着那千军万马般的线条。

当导演因为技术上的问题，大喊“停止”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停下来。如果只剩下两分钟的胶片，导演便督促他抓紧作画，他会一声不吭地应命奋笔。

有时他在像火炉一样的影片工作间里作画，有时就在露天的安提比斯近旁海滩上，坐在画架前，每隔几秒钟就站起来一次，让摄影机拍下刚才的几笔。

在导演、摄影师、技师和旁观者这一大群人之间，频频受到打断的情况下，他却从未失去他的专注。他坐在那儿，棕色的身体因满是汗水而闪闪发光，明亮的眼睛盯视着画布，他的手就在上面挥洒出完美的线条。他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有时每天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画出一幅幅的斗牛、静物、裸女、拼贴与素描。

为了使观众能够清晰地看到画家作画时每一根线条的出现和运行，导演发明了一种新的技巧——让画家在一种新材料的吸墨纸上作画，摄影机在画面的背后拍摄，这样，画家的手便不会将他的作品挡住。但这就要求毕加索每画好一笔，便拍摄一笔，再听候命令画第二笔，以至无穷。对此，毕加索没有嫌麻烦，反而逐步增加了兴趣，配合得很默契。

从事电影的人们喜欢在工作完后成群结队地逛遍每一家酒吧，毕加索不能抗拒这种诱惑。他以74岁的年纪白天作画，晚上玩乐，身边围着一大批与电影有关的人员。

除了电影圈的这些人之外，还有许多闯入卡里福尼的人，他们之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西班牙人，有的是画家，还有的只不过想来见见毕加索。

有些人要求友谊，有些人要求金钱，而一旦他们进入了房间，毕加索就不能允许自己赶他们出去。就这样夜以继日，他像20岁的人一样透支自己的体力，直到影片终于完成，所有的人都回到了巴黎。

几年前，在绘制大型壁画《战争与和平》时，他曾对科克蒂说过，他很钦佩马蒂斯，因为马蒂斯从未向庄严的老年屈服过，他相信自己也会如此。

他还联想到斗牛士与死亡的决斗，他对科克蒂说：“斗牛士无法看到自己正在创作的艺术，他没有画家和作家修改作品的机会，也不能像音乐家那样反复聆听。”

“他只能凭感觉，只能听观众的反应。当他感觉到或了解到自己斗牛出色时，这种感觉和知觉便会牢牢地攫住他，于是世间的一切也就无关紧要了。”

拍摄电影时的毕加索，正是被这种出色的感觉牢牢地攫住了。表现出了非凡的动力和饱满的精神状态。

对中国绘画的热爱

1956年5月，中国画家张大千夫妇漫游了大半个世界，从南美辗转来到巴黎。邀请他们的，正是那位一手导演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世的艺术大师看到自己的作品挂在卢浮宫中”的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勒先生。

萨勒在日本东京期间参观了张大千的“敦煌作品展览”，张大千在艺术领域里深远和独到的探索，不仅线条富有魅力，而且那斑斓魔幻的色彩不在野兽派大师马蒂斯之下，使他非常震惊。萨勒为中国绘画艺术深深倾倒。

萨勒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他马上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决定首次把东西方两位大师的作品同时展出，那一定会创造人类艺术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

5月31日至7月15日，在萨勒的安排下，张大千在巴黎举办了两个画展，一个是“敦煌画展”在东方博物馆举行；另一个是“张大千近作展”在卢浮宫的东廊展出，萨勒在西廊则同时安排“马蒂斯遗作展”。

巴黎观众的欣赏水平极高，他们惊异地看到：张大千的作品笔力遒劲，构图雄悍；而马蒂斯的作品，尤其到了晚年，大多线条简约，着重写意。这两位国籍、地域、历史、文化和民俗等背景截然不同的艺术家，虽然表现了各自独特的绘画风格，但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有惊人的一致，就像他们经过商讨、切磋一样。

古老的东方，伟大的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毕加索魂牵梦绕的所在。辉煌的唐，繁荣的宋；声如磬、明如镜的瓷器，美如画、柔如水的丝绸……他多么想亲眼看一看这个国度的风土人情，亲身感受一下东方艺术的无穷魅力。

毕加索热爱中国的绘画，中国的水墨画是他仰慕已久的艺术形式。有一段时间，他曾潜心研究了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的作品，那雅俗兼备、文野并生的画作，那“工夫深处返天然”的境界，常常令这位现代艺术大帅惊赞不已。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开始拿起中国的毛笔，铺展开中国的宣纸，悉心地临摹着那些淡雅别致的中国水墨画。他认认真真地琢磨着，仔仔细细地描绘着。到后来，他所仿绘的中国水墨画约摸有200余幅了。

毕加索钟爱那种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的艺术形式，而他的立体主义作品，也正渗透着线的魅力。他渴望到中国去，渴望有机会与中国的绘画大师促膝交流。正在这时，中国画界大师张大千先生叩门造访了。毕加索自然欣然接受了张大千的拜访。

1956年7月28日11时30分，张大千夫妇及翻译来到了毕加索位于卡星福尼的别墅。毕加索在门口迎接了客人，东西方画坛两位巨人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

平日，毕加索喜欢穿宽松式的衣服。由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绘画、工作，所以，他的穿着一向很随便、很俭朴。

这一天，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宾，他特意换上了一件质地精良的条纹夹克衫。他虽已谢顶，但脑后的头发却剪得齐齐整整，白发丝丝。张大千则是一袭长袍，美髯飘胸，满脸微笑。

两位东西方艺术大师没有一句寒暄，只是互相微微一笑，之后，便都用艺术家特具的目光打量着对方的眼睛。毕加索将客人径直引到了画室，画室很乱，颇似中国农村民居的杂屋，有几件雕塑和几张小油画，画架上的一张，是几何图形组成的裸女像，大师的视野，成人的心事，儿童的笔调，简单与复杂，稚拙与深沉，水乳交融。

待张大千坐定后，毕加索已从里间抱出了5大册画集，请张大千欣赏。张大千打开一看，原来是毕加索用毛笔作的中国画。画面多是花鸟虫鱼，模仿的又是齐白石的笔触和风貌、张大千不禁暗自惊诧：“名满天下的西方艺术大师，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学习古老的中国画技呢？”

毕加索似乎觉察到张大千的内心所思，他真诚而坦率地说：“这是我临摹的贵国齐白石先生的作品，请张先生指教。”

张大千一张张地翻阅，发现这些画都酷似白石风貌，笔力苍劲，拙趣浓郁，他在赞扬毕加索高度理解了中国绘画的同时，也真切地说出了不足之处：“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使用中国毛笔，墨色浓淡难分。中国毛笔与西方油画不同，油画主要靠颜料的铺张与调和，而中国毛笔则是蘸墨，它依靠含水量的多少来控制深浅，使墨形成了五色，焦、浓、重、淡、清。”

“通过笔法引导墨法，画面就能如兼五彩，阴阳明暗干湿远近高低上下，历历入眼。中国画，黑白一分，自现阴阳明暗；干湿皆备，就显苍翠秀润；浓淡明辨，凹凸远近，高低上下，历历皆入人眼。由此可见，要画好中国画，首先要运好笔，以笔法为主导，发挥墨法的作用，才能如兼五彩。”

此种高论，毕加索闻所未闻，佩服得连连点头。接着，张大千又向毕加索简述了中国画重写意、求神似的要旨。此时，毕加索双目圆睁，听得津津有味。

张大千说完，毕加索好像还陷在思索之中，不发一言。室内的安静让人喘不过气来。毕加索抬起了头，微笑着说道：“张先生，你能写几个中国字看看吗？”

张大千没有推辞。他走到桌前，提起一支毛笔，蘸满了墨汁，一挥而就，写下了“张大千”三个字。

毕加索满怀兴趣地端详着这几个浓淡兼施、枯润互映的中国字，不禁叹道；“线的魅力，真是无所不在，连中国的书法也渗透其中啊！”

他指了指张大千的字幅，又指了指自己那5本画册，深情地说道：“中国画太奇妙了，齐先生水中的鱼，没用一点颜色，只用一根线条去画水纹，就使人看到了江河，甚至嗅到了水的清香，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

谈到自己喜爱的艺术形式，毕加索又激动起来：“中国画有些看上去一无所有，其实却包含了一切。连中国的字，都是艺术。”

站在一旁的张大千被毕加索的情绪感动了。

突然，毕加索对着张大千近乎吼道：“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毕加索缓和了一下自己的口气，谦和地接着说：

巴黎是一座艺术堕落的城市，整个西方都是如此。不配在这个世界上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中国；第三是非洲黑人。

东方的一切都吸引着我。假如把东方比作一块精美的大面包，那么西方的文明只不过是面包碎屑而已！

张大千的胸中心潮澎湃，他漂泊他乡多年，受尽了无数屈辱与歧视。为了事业和尊严，他上敦煌，下欧美，力图弘扬中华艺术的精髓。苦苦求索，他一步一步登上艺术的巅峰，终为一代宗师。这场东西方对话，使他的努力得到了世界的首肯。是世界绘画艺术的高峰会晤。

突然，毕加索的情绪一沉，不无伤感地说道：“我永远也画不了中国的墨竹兰花。”

他目光忧伤地望着张大千，缓缓地说下去：“我一直向往中国，但是，我已经老了，再也不能忍受艺术上新的强烈的震撼了。”

毕加索的这番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张大千的心。

情绪稍微平复后，毕加索又拿出了自己各个时期的得意作品给张大千夫妇观赏。张大千每发表一句评论，毕加索都迫不及待地要翻译马上翻译给他听。两位老人的目光常常长久地对视着，那一份默契，真可称得上是心心相印。

下午，两个人吃了饭，毕加索带着张大千夫妇参观了自己的小花园，并且一同合影留念。虽然两位大师惺惺相惜，但相聚的时间毕竟短暂。毕加索将自己手头的那幅《西班牙牧神像》作为礼物送给了张大千。他还按中国画的习惯，在画幅上端题了几个字：赠张大千　毕加索　56.7.28.

张大千则特意回赠给毕加索一幅浓淡相宜的墨竹图和一套中国毛笔。他在图的右侧签署上：毕加索老作家一笑　丙申之夏　张大千

还印上了一方红红的石印。

第二天，张大千和毕加索会晤的消息就在巴黎各大报纸的显要版面上刊登，继而成为世界艺术的焦点。

美术评论家认为：“毕加索和张大千这两位分据东西画坛的巨子的历史性会晤，昭示了近代美术界东西方相互影响、调和的可能。”

实际上，这种影响与调和早已发生在毕加索、马蒂斯、张大千等大师们的作品里。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日后，毕加索还使用张大千赠送的这套毛笔，绘制出了许多绚丽多彩的陶瓷画盘。中国的毛笔，在毕加索的艺术作品里留下了美丽的印迹。

灿烂辉煌的晚年

毕加索曾屡次被冠以“魔术师”的称号，这无疑是因为被他的手碰过的东西，在一瞬间便成了美丽的梦幻般的奇妙世界，从而使看到的人产生一种满足的感觉。

毕加索敏锐的感受力和变幻无穷的想象，给一切在普通人看来很平常的东西一种新的生命力，使人想起新的世界。正如有人所说，对于普通人是终点的地方，对毕加索则成了起点。

1957年，毕加索开始为联合国在巴黎的办公大厦作大型壁画。在创作时，毕加索借用了一个希腊传说中的人物——伊卡洛斯。伊卡洛斯用蜡造的翅膀在天空中飞翔，当飞近太阳时，那对蜡翼融化了，以致他自己坠海而死。

毕加索用这种寓言式的壁画暗示人类固有的生命力及精神力量终将战胜威胁着人类安全的邪恶势力。这张巨大的壁画是以儿童画的技巧与形式画成的，这种形式使其内容更富有讽刺意味。

毕加索越到晚年，越怀念自己的祖国西班牙。当他听到巴塞罗那市正筹建一个毕加索博物馆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毕加索没有忘记他在早年时在祖国所受到的教育。他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巴塞罗那市毕加索博馆的筹建工作。

1963年，博物馆正式成立。在成立前夕，负责筹建工作的人多次访问毕加索，同他亲自商定馆内的陈设和展览秩序。毕加索同他们讨论得很细致，甚至讨论到哪些作品要放在馆内的哪个房间的哪个地方。

当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毕加索决定把散存在西班牙各地的家属中的全部作品送给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不久，毕加索博物馆馆长亲自到法国访问毕加索，把毕加索家里的许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都拍摄了下来。

毕加索看到这一切，心里非常高兴。他站在家中的花园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但是，当馆长问毕加索何时回到自己的祖国时，毕加索的脸立即沉下来。他因祖国在佛朗哥的独裁专制统治之下而感到伤心。他想，只要佛朗哥专制政权一天不倒台，他就不会回到西班牙。

在80岁生日当天晚上，毕加索在尼斯看表演直到凌晨2时，第二天去参加瓦劳瑞斯特别为他举行的庆典，然后又去斗牛场凑热闹。平常的日子里他会见大量的朋友，包括许多来与他谈巴塞罗那美术馆事宜的卡达浪人。

在这些作品中比较杰出的可以算是以大卫的《萨比尼女人的掠夺》为主题的多幅变体，他画这些作品时格外辛苦，在许多长夜里逼迫自己继续下去。

1963年上半年里，绘画使毕加索去做的事是一系列关于画家和他的模特儿的画作，其结果是四五十张油画，这些都是经过长期审慎思考的产品。

毕加索极喜欢这一系列的《画家和他的模特儿》，冬天的时候他把它们做成许多的木版画，变得比原来更简化一些。在年末以及1964年年初的这段时期，他还画了一些大幅的裸女，然后是一些农夫的头像，再后来是更多的裸女、静物、雅克琳，还有一些《画家和他的模特儿》的补遗。

到毕加索85岁寿辰时，巴黎又一次为这个艺术大师举办了空前规模的展览。他的许多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从世界各个地方荟萃到巴黎。在这里，人们可以各取所爱地观看毕加索艺术生涯中的每一个足迹。

感伤的蓝色时期、黎明的粉红色时期、不朽的新古典主义和梦幻的超现实主义。它们清晰而明白地体现了毕加索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创新。同时，人们还可以看到毕加索作为一个现代艺术大师的才华——画家、雕塑家、陶瓷艺术家、版画艺术家等。

1971年是毕加索的90岁寿辰。为了庆祝他的90岁生日，法国政府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举办了毕加索作品展览。法国总统亲自为展览会剪彩，并发表了演说：“毕加索是一座火山。不论他画的是女人的脸，还是小丑，始终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为了摆放毕加索的作品，原来在卢浮宫大展览馆里占据“荣誉画坛”地位的法国18世纪的好几幅名作，都被暂时移开了。

荣誉、地位、金钱、名利、赞美、颂扬、环绕着毕加索、包围着毕加索。可是，老画家对于这一切，已经淡泊如烟云，他心里明白，在世界各地举办的这些画展，是令人高兴、令人神往的。但是，它也必然招致不解之人的诋毁和歪曲，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面对他的这些作品，任何一个观众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或许正是这一点，才是他的所求、他的骄傲。

1973年的春天，阿维农教皇宫举办了毕加索近作展览。老画家偕同妻子雅克琳前往观看了这次展览。他对作品的布置和自己的绘画在那个大教堂里显现出来的气魄，深感满意。他答应再画一批作品，作为第二次近作展览。

1972年的整个冬天和1973年的春天，毕加索一直忙着画画。尽管患了严重的流感，并几次卧床，但是他的医生并不担心，因为他知道毕加索的身体素质。何况毕加索仍在坚持画画甚至看电视时也在作草图。

1973年的4月8日上午，老人和往常一样睡早觉。但是，11时醒来时，他却无法从床上坐起来了。雅克琳发现情况异常，立即打电话请医生，然而，医生晚来了一步，一切都不可挽救了。

就在这一天，1973年4月8日，星期日上午11时45分，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73年4月8日15时，法国电视台，紧接着世界各国电视台，宣布了毕加索逝世的消息。

毕加索临终前画的最后一张画是《带剑的男人》，这是他在去世前的几个星期中多次试图表达的主题。

另外，他曾在1972年1月30日创作了一幅巨幅自画像，头像面部用绿色蜡笔涂成，表情惊慌，眼睛睁得很大，那坚定而惊恐的目光似乎看见死神在逼近。

法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由美术专家组成的小组，对毕加索的近5万件作品进行了整理、归类、存档、估价。这5万件作品包括：1885幅油画，18095幅版画，6112幅平版画，7089幅素描，1228件雕刻，2880件陶瓷艺术品，3181件亚麻油毡浮雕。

另外，在149本笔记本、11张挂毯和8张小地毯中，还发现了其他的4659幅素描和速写。这些记录，基本囊括了这位艺术大师92年艺术生涯中的创作成果。

这些作品，如果以当时的售价折合，约为2.6亿美元。除了法国政府抽去少量的税收外，其余的分别由毕加索的夫人、儿女、孙儿女继承。

一个世纪的骄子，一位艺术的天才，告别了伴随他终身的艺术创作。毕加索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

他的一生隐含着近100年来艺术发展的奥秘，也体现了当代人类艺术的基本精神。他是艺术王国中的创造力量和破坏力量的综合体，又是不朽的艺术生命的活标本。

毕加索乐于同社会上的各种恶势力和战争势力作斗争。他同情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勇斗争。他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艺术贡献，还在于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和平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