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的求学

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问题在于你长大成人之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艺术家的灵性。——毕加索

开始学习绘画

荷塞为了让儿子接受正规的艺术训练，就向艺术学校校长提出申请，希望毕加索进入自己的班级学习绘画。申请得到了批准。于是，荷塞继续扮演自己既当父亲又当老师的双重角色，并且先于作为父亲，作为老师的他发现自己班上来了位神童。

荷塞没有精力去做很多应该做的事情，他的注意力全部转向了对儿子的艺术教育。他教毕加索使用笔墨、炭条、蜡笔和粉笔等的各种技巧，接着又让毕加索改到水彩和油画上，同时还进行大量精确的、专心的素描训练。

荷塞身为教师，是一个严格奉行规范的人，要求学生绝对服从并刻苦练习。这是严厉的学院派训练，即使荷塞不是这样的教师，校方也会作这样的要求。

毕加索十分高兴地接受这一切规范教育，在这所学校里，没有令他头疼的数学课，他主要学习人物画、油画、风景画以及古典绘画和装饰画的临摹与复制技巧。他在课堂上所画的雕像素描让看到的人都为之惊叹，这不只是由于他的技巧高超娴熟，更是因为他给雕像赋予了生命。

这种全面的专业训练，不但没有成为他的负担，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兴趣，使他感到其乐无穷。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懂事了。他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对着学校的石膏模型，他一个接一个地素描，什么希腊英雄、罗马女神，什么独腿、断臂、耳朵、鼻子等，他还认真地写生绘制了所有的飞禽标本；什么老鹰、鸽子、猫、狗、麻雀等。

正是在这种大量的、旁人眼中枯燥无味的基础训练中，毕加索的眼与手的配合能力得到了提高。这时，他的画笔已经能够迅速准确地表达出眼睛所观察到的事物了。他也很快掌握了用炭笔表现明暗变化的技巧。

毕加索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始终名列前茅。考试成绩不是“特优”就是“优”。他的许多素描所达到的完美程度，几乎令学校所有的老师难以置信。父亲为自己的儿子如此出类拔萃而自豪，但他还是很冷静，他知道儿子离成才还很远。

毕加索的创作热情十分强烈，他不断地勾画在周围所看到的人和物。他的主题有海港里的渔船、海滩上的人们、大力神塔的风景以及鸟瞰全城的岩石重叠的海角上的罗马式灯塔。

回到家后，父亲继续对儿子进行训练，最常用的方法是让儿子协助他完成作品。他往往先切去一只死鸽子的双脚，把鸽身钉在木板上，然后父子俩分别描绘无脚鸽子的形态。画完后，父亲再把鸽子的双脚摆在桌子上，让儿子在他的画布上完成这双脚的画。

父亲一直认为这是一种高层次的训练。他对鸽子的脚和人的手都格外地重视，他常常对毕加索说：“要观察入微的，不是手的形状，而是手所蕴含的意义”、“从手上可以看出艺术家的手笔”。

毕加索最喜欢描绘的是他的妹妹洛拉。洛拉比他小3岁，眼睛和哥哥的一样明亮。白皙明丽的脸庞上总带着甜美的微笑。哥哥为她画了不少的素描。有穿着女学生上衣的，有忙于家务的，有帮家里打水的，还有兴高采烈地抱着洋娃娃坐着的。

毕加索还为父亲的朋友画肖像，其中有一幅是至今保存下来的仍未完成的肖像画。毕加索用他坚定有力的笔触，画出了那位朋友的特色——蓬松的八字胡，炯炯有神的双眼，才华中露，威严睿智的神采。许多画家都认为这幅肖像画的技巧达到了他早期绘画的顶峰。

在课余之时，毕加索的作品自由得多。

1892年至1893年毕加索绘了几幅试验性的油画，他的技巧更加娴熟。

1894年，毕加索完成了一幅《一个男人的头像》。整幅画阳光灿烂、生机盎然，是最佳的西班牙写实风格，此时毕加索的绘画已经完全成熟，绝对没有一点孩子气的迹象。这是一幅极其杰出的作品。

毕加索13岁时又画了许多画，这些画儿显示出多种技巧并进势头，每幅画都比以前更加完美成熟。其后又画了头像《一些穷苦的老年人》，这更令人激动。这些都是强烈的、严肃的西班牙写实主义的杰作。画中那些蠢笨的、受苦的、绝望的人们被实实在在地展现出来，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成分。

1895年毕加索完成了《赤脚的女孩》和《乞丐》，他在自己众多绘画作品中，最满意的就是这两幅作品。毕加索在描绘这些被贫困逼到死亡线上的穷人时，是那样的传神、细腻。尽管他们形容憔悴、身世飘零，但人性善良的光辉依然感人。

《赤脚的女孩》是毕加索第一次满怀着特殊的情感描绘的少女画像。画中的姑娘坐在普通的墙壁前面，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凝视着前方。她肩上那条不太干净的围巾，朴素的衣着和两只赤脚，以及周围环境的简朴，都表明她的家境贫寒。她的手脚是粗糙的，但同她那天真惊奇的目光、极其匀称的面孔以及忧郁的表情形成了鲜明对比。

毕加索在处理脚的大小和衣服掩盖下的粗大的脚踝时，采用了夸张手法，着重烘托了她同土地的交往，描绘出了她是一个生来就得过穷日子的苦命人。同时，她也是7年以后，毕加索在“蓝色时期”所画的另一幅《乞丐》和20世纪20年代早期一些巨幅裸体画的前身。

当毕加索真正开始掌握绘画技巧，完全能掌握绘画工具时，荷塞就让儿子帮自己的装饰画作一些细节的整修工作。几个月之内，双方都显而易见地发现，即使是在技巧的层面，儿子创作的画也已远远超过了父亲。荷塞不能画出《赤脚的女孩》，也不可能画出《乞丐》。他承认了这个事实，于是他郑重其事地把画笔让给儿子，从此以后荷塞再也没有画过一幅画。

在科鲁尼亚度过的4年，对毕加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他更加热爱新的事物、朝气蓬勃的事物，更加欢迎一切突破传统习惯的东西，因为他已产生了一种独立和自信的精神，对自己的才能和判断力更有信心了。

在科鲁尼亚的生活对荷塞来说一直都不适应并且充满了压抑的气氛，尤其是最近毕加索的小妹妹染上了白喉，虽然经过治疗，最后还是死了。这对他是一次重大打击，之后他变得更加忧郁了，不过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妹妹的死像一块低沉的阴云，在毕加索的心头压抑了很久。他第一次体会到死亡的恐惧，感受到死神的威胁。在极为悲哀中，发誓要成为一个有神力的画家，他要与上帝和命运进行一场殊死的较量！

没过多久，荷塞过去的一位助手——当时在巴塞罗那一所著名艺术学院任教，想要回到这里他的故乡，他向荷塞提议对换工作。荷塞爽快地答应了，这回可以离开那充满悲伤气氛的小房间，同时也可以脱离科鲁尼亚永无休止的雨水和郁闷，回到阳光普照的南方。于是，全家人匆匆忙忙地收拾好行李和毕加索大量的画作，坐上火车离开了科鲁尼亚。

在去巴塞罗那就职前，父亲决定先期返回故乡马拉加探亲。在归途中，他有意绕道马德里，为的是让毕加索参观设在首都的几个美术博物馆，在著名的普拉多艺术博物馆里，父亲领着毕加索观赏了陈列在那里的西班牙著名画家的作品。委拉斯开兹、哥雅、埃尔·格列柯、楚尔巴兰的大作，在展厅里庄严矗立，闪耀着神秘的艺术之光。

这是毕加索第一次目睹这些伟大的作品。父亲微微地躬着腰，向矮小结实的儿子小声地讲解着：“委拉斯开兹是一位宫廷画师。他一直专心于描绘自己的眼睛所能够清楚地看到的事物。他作画的时候，模特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场。被画的人只有头部是用写真的手法描绘出来的，而衣服往往是后来才补上的。他晚年的佳作，就是这幅《宫廷侍女图》……”

毕加索一边望着墙壁上的画作，一边竭力理解着父亲的话。他敬佩和崇拜这些名家大师。经过4年美术学校的学习，他已经能够欣赏这些画作了。

在马德里，他们没有久留，很快便返回了阔别4年的家乡。见到他们回来，亲戚们真是悲喜交集。在话别叙旧时，亲人们特别发现，毕加索的变化最大。4年前，他还是一个只知道画画的小学生，如今俨然是一个画家了。他那圆圆的脸庞上，显露出少年人不多见的沉着和思考，那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又多了几分警觉和聪颖的光泽。他的个子长高了，胸脯也厚实多了，像一个短跑运动员。

然而，最令亲戚们感到惊喜的是，他们从毕加索带回来的作品中，看到了这个孩子超凡脱俗的才气和坚实的绘画基本功。作品中的色彩、线条、构图和画技，对于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来讲，几乎是无懈可击的。

众亲戚中，最兴奋最激动的自然要算萨尔瓦叔叔了。这个曾将刚出世的毕加索从死神手中夺回的人，被侄子的作品深深打动了。他敏锐地感觉到，毕加索画技会有更大发展，将会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家。

在艺术学院上学

轻松愉快的暑期很快结束了。父亲携带一家人又登上了开往巴塞罗那的轮船。大海风平浪静，毕加索在轮船上作画。这个行程恰好是沿着西班牙的东海岸由南向北航行。

一路上，成长中的毕加索目睹了社会的真实景况：轮船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海港里繁忙嘈杂的船只；穷人的潦倒，富人的骄横……少年人的心，平添了几多忧愁，几多思虑。这眼中的世界和心中的世界重叠在一起，使他又成熟了几分，沉稳了几分。

经过3天的航行，巴塞罗那呈现在眼前，这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城市，两侧延伸出城市的轮廓。这座位于西班牙东北部的海滨城市，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民族文化传统悠久的古都。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条件，毗邻法国，近连欧洲大陆，道路四通八达，欧洲的新潮文艺思想在这里传播得很快。所以，巴塞罗那比处于西班牙心腹之地的首都马德里更为开放，更为自由。

巴塞罗那曾是加泰罗尼亚的首都。加泰罗尼亚在中世纪时是一个横跨东比利牛斯山的独立国家，大部分的国土落在西班牙半岛上。这个国家天然资源不丰富，但却拥有充满活力、精于贸易的人口。

在摩尔人的战乱后，早先住在海岸一带的居民恢复了商业的经营，使得加泰罗尼亚很快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贸易国家。

当西班牙其他地区还因为过去的战争而大伤元气时，加泰罗尼亚却繁荣起来，拥有本身辉煌的文明、杰出的建筑艺术、一所著名的美术学校和一所著名的大学，以及广受意大利、法国、拜占庭及犹太学者们所影响的文化。

毕加索刚到巴塞罗那时不过是个孩子，对这一切全然懵懂，而且还是个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陌生人。刚一踏上码头，毕加索就发现自己又一次被不同的语言所包围。荷塞一家人异乡客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在走向克莉丝汀娜街落脚处的途中大家深有体会。14岁的毕加索再一次尝到了失落的滋味。

1895年，巴塞罗那已经是一座欧洲现代时尚、巨大而繁忙的城市，50万居民全都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有着与马拉加或西班牙其他地方不同的生活习俗。

在巴塞罗那的街头，一群人在游行集会，他们举着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喊着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印象派”的光波在他们迷乱的眼神里激荡，“象征主义”的梦想在他们蓬松的长发间出没，他们是颓废派诗人、泛神论者、象征主义者、哲学家们。

毕加索注意到了那个拖着脏污卷发、络腮胡子的卡塔鲁那人圣地亚哥·鲁西诺，这位巴塞罗那现代运动的领袖，是西班牙16世纪末绘画大师格列柯的崇拜者。他是位画家，可他讲演好像比绘画更出色。

荷塞全家先住在克莉丝汀娜街的寓所，不过他们马上发现那儿光线太暗，并且极不方便。很快他们就搬到距离荷塞任教的艺术学院很近的恩赐街的一幢楼房里。

当时毕加索就读于巴塞罗那一所中等美术学校。这所学校名望较高，规模也大，校舍整齐，设备齐全。遗憾的是，它在教学方法上仍然是循规蹈矩的老路子。初级班的学生一个挨一个地坐在板凳上，日复一日地描摹一小片叶子，或者是古建筑上的一个细部。几个星期后，直到画纸被擦破了、蹭黑了，才能得到允许换上另一个模型。

按年龄讲，毕加索应该在这个班级学习。但是，毕加索的实际技能，已远远地超过了这个阶段。所以父亲为儿子申请进高年级学习。校方的回答是：只有通过考试才能决定取舍。学校规定了试题和时间。出人意料的是，毕加索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校方限期一个月完成的作品。

在他的试卷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同凡响的画技，甚至超过了高年级的优秀学生。比如，试卷中有一幅裸体男模素描。毕加索以朴素的写实手法，娴熟的炭笔明暗技法，将男模结实健壮的躯体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这使学校的老师们大吃一惊，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看上去还有些腼腆的孩子，竟然有这么强的绘画能力。

毕加索被高年级破格录取了！于是，他开始学习古代美术、实物写生、模特写生和素描等课程。他一面认真地学习这些课程，一面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写生，进行更为刻苦的自我训练。

毕加索的班上有一位叫曼纽·派亚瑞斯·格劳同学，是个淳朴强壮的年轻人，第一堂课正好坐在毕加索的旁边。尽管两人年龄相差了6岁，却很快成为朋友。派亚瑞斯是毕加索在巴塞罗那时最好的朋友，而且一生都与毕加索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作品获得奖励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前两年的生活平静地过去了。他住在家里，按时去上课，努力绘画，还经常和派亚瑞斯在街上游玩，画满一本本的街景、马匹、猫、狗和开赴战场的士兵的速写。

毕加索在家里也忙于绘画，为家人画油画和素描。一张他母亲的蜡笔画和几张他父亲的肖像，还有多幅妹妹画的油画及素描和一幅大型的油画，画的是妹妹洛拉穿着白衣，跪在圣坛前，第一次领受圣餐的情景，父亲站在洛拉的身旁。这一幅成功的作品，送去参加“美术与工业”的春季展览，赢得了一片赞美声。

1896年夏天，毕加索是在马拉加度过暑假的。他在家乡表现出了惊人的活力，画了大量的肖像、素描，其中非常特别的有几幅，在这些作品中一点儿没受巴塞罗那的影响。

毕加索很少画风景，在这里他画了最特殊的一幅风景画。这一幅画他是用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手法画的。画面中马拉加的红色土地斜着伸向淡蓝色的天空，地上长满了仙人掌，似乎是用画笔生动而有力地涂上去的；地面的色彩强烈，浓重的颜料又有调色刀压抹的迹象，和那淡蓝色的天空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幅画有些凡·高的感觉，更让人联想到野兽派，可是在凡·高时代还不曾有野兽派的这一说法，当时毕加索也没有听说过野兽派。这幅画纯粹是毕加索自己的画风。

1896年，16岁的毕加索为了参加一个大型展览会，想要画一套“沙龙风格”的作品，他征求父亲的意见。父子俩研究了很长时间，最后选中了《唱经班的男孩》、《第一次圣餐》、《科学与仁慈》3个题材。这样，既有科学的，又有宗教的，反映出了两代人的妥协。

在巴塞罗那全市美术展览会上，毕加索的《第一次圣餐》陈列于第一展览室，标价1500比塞塔。当时《巴塞罗那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对这次展览的综合评述，其中提到了《第一次圣餐》这幅画，对这幅画给予充分的肯定。

毕加索把自己的情绪、心理调整到最佳状态，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接着动笔创作了著名的《科学与仁慈》。

荷塞对此也相当重视，他买了许多的新材料，教毕加索怎么用它们，甚至还替毕加索租了一间画室。荷塞亲自充当画中的模特——医生，并从街道上找来一个乞妇做病妇的模特。

荷塞一生极少照相，他没有留下什么照片，后人只能通过毕加索这幅画中的“医生”来想象他的样子了。

毕加索充分借鉴流行的印象派的技巧，在以赭色、棕色表现悲悯和忧郁的同时，映衬着紫红、黄绿诸色，从而一扫伤感颓靡之风，画面成熟稳重、泰然自若，虽然尚没有摆脱学院派的影子，却也对未来有所预示。

《科学与仁慈》画面上是一位病中的母亲，她的面容憔悴，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着，正失神地望着自己的孩子，她的手有气无力地垂在床边。一位老医生正在给她看病。一位修女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端着汤给病妇喝。

在这里“医生”体现了“科学”，修女体现了“仁慈、博爱”。毕加索用赭色、棕色和土色表现忧虑、悲悯、凄凉的感情，并用紫红色、淡紫色、白色和黄绿色体现作者寄予的希望。

毕加索非常用心地作这幅画，《科学与仁慈》被送到马德里参加全国展览，得到审查委员会的荣誉奖状，又送到马拉加参加地方展览，得到一枚金质奖章。

这让全家人欣喜若狂。这幅画也让所有喜爱简艺绘画技法的人都很喜欢，但这是毕加索对学院传统的告别作，他以后再没有画过这类的画作。

《科学与仁慈》是毕加索人生旅程中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了庆祝这次获奖，毕加索的家人和朋友特意为他举行了一个庆祝仪式：把香槟酒浇在他的头上，作为他成为画家的洗礼。从这一天起，毕加索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画家毕加索。

毕加索在别人吹捧的光环和期待的眼神中，上了展览，上了报纸，如果他按着别人为他指明的道路走下去，凭毕加索的聪明才智，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画家，会超过他的父亲，成为当地有名望的人物。但是，如果那样，也许人们永远也见不到天才的毕加索了。

1897年的暑假，毕加索再次回到家乡。毕加索受到了亲朋好友的热烈欢迎，萨尔瓦叔父拥抱了侄儿，他一直对毕加索抱着很大的期望。荷塞的一群老朋友，也为画家毕加索设宴祝贺。

这段时间毕加索常常把绘画丢在一边。他腋下夹着手杖，戴黑色的帽子，但却遮掩不住帽子下那乌黑的眼睛闪闪发光。一到傍晚，他就挽着表妹卡门·布拉斯科的手来到海滩或者河边散步。

洛拉妹妹经常跟踪着哥哥，偷偷地窥视他和卡门·布拉斯科的一举一动，然后回来学给大人们看，逗得家人笑声不断。

人们认定了毕加索与表妹郎才女貌是天生的一对。因为买不起名贵的花，又不好意思向叔父要钱干这些事，所以毕加索特意把一个画了一束花的铃鼓送给表妹布拉斯科。

几天后，布拉斯科说，她不能再和毕加索一起出去散步了。原因是，布拉斯科的妈妈嫌弃毕加索家里太穷，社会地位也不高，毕加索配不上她的女儿布拉斯科。

这事对毕加索的打击可不小，他虽然冷静地和布拉斯科分手了，但心中却烙上了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痕。此后在毕加索一生的情海里，几乎没有这样单纯的爱恋了，而更多的是一种感情的依托、寂寞的排遣与情欲的宣泄。这个假期他过得不如上次那么愉快，因而他也没有创作出很多作品。

毕加索那位越来越有钱的萨尔瓦叔父的两位朋友卡波奈罗和狄库伦在马德里的圣费南多皇家学院任教，而且极具影响力。他们认为毕加索应该到那里去深造，萨尔瓦叔父虽然做了这项建议，但他却和很多有钱人一样，在金钱上对穷亲戚十分吝啬。

荷塞和他的其他一些亲戚、老朋友们凑了一些钱，加上萨尔瓦叔父给的那一点点，还是少得可怜。而这些就是毕加索的全部旅费、生活费和作画的材料费。

热爱自然的生活

1897年秋天，毕加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班牙最著名的美术学府——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暑期刚过，毕加索就在萨尔瓦的帮助下，只身去了首都马德里。

毕加索在贫民窟似的圣贝卓马提街给自己找了一个廉价的简陋房间，在那里，毕加索一个人孤寂寂寞地度过了16岁的生日。

毕加索带着无限期望兴冲冲地来到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但在学院上了几天课后，毕加索失望了。

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虽然是全国一流的美术学府，但在教学方法上仍然是墨守成规，被浓厚的“学院风”主宰着。毕加索很快就发现这里的课程无吸引人之处，而且教他们的卡波奈罗和狄库伦都是相当糟的画家。

他想在更高层次上提高自己的想法落空了。毕加索十分苦恼。

毕加索这时对自己的画法产生了困惑，他不知道是按照当时西班牙现实主义画家的传统画法画下去，还是按照自己的创作思路继续探索下去。毕加索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这种矛盾心理反映在他当时画的两幅自画像中。一幅是《留平头的自画像》，画中的毕加索表情迷茫，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里透出的是沉思和茫然。另一幅是《扮着18世纪绅士的自画像》，画中的毕加索戴着白色假发，显得尊贵、庄严，脸上的表情带着骄傲，反映出毕加索强烈的自信。

不久，毕加索完全放弃学院里的全部课程，一个人到普拉多博物馆去观赏、描摹，吸取格列柯、哥雅和委拉斯开兹等大师的精髓。他仔细揣摩着，比较着，从中揣摩和领悟艺术大师们的精湛技法，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灵感。

他上次随父亲到马德里时，还要靠父亲的讲解来鉴赏这些画家的作品，而这一次，他已经完全能自己分析和评价了，并且有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只赞赏埃尔·格列柯等人的作品，对一些大师的作品，毕加索简直不屑一顾。

毕加索不但在普拉多博物馆临摹，还在城里的大街小巷上不停地画。这时，毕加索的画法已经开始向着现代主义前进了，甚至开始向一个更加超越的境界迈进。

生活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埃尔·格列柯属威尼斯画派，画作多宗教题材，人物瘦长变形，在一种神秘气质里宣扬苦行主义精神。格列柯引起了毕加索的特别注意。格列柯的画作通过手势和眼神揭示人物心理的哲人式画法感染了毕加索。去普拉多临摹委拉斯开兹和格列柯的名画，成了毕加索此时的必修课。

在天气暖和时，毕加索漫步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他手里拿着写生本看见什么就画什么，很快就完成了5本街景的写生。毕加索走遍了全城大街小巷，尤其是饥饿与贫困人出没的那些阴暗得可怕的小胡同。他敏锐的目光开始对实物的可塑性进行考察。

他发觉同样是人，却有两个极端：富人总是那么大腹便便，目空一切；穷人却枯肠瘦肚，委琐难堪。人物的这种可塑性，在他后来的第一幅立体主义绘画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毕加索在马德里工作得相当勤奋，但在学校里却从来见不到他的影子。不久，毕加索在马德里不上课而在街上到处闲逛的消息就传到了巴塞罗那和马拉加。这让富有的萨尔瓦叔叔很不高兴，于是中断了对毕加索的经济支持。

他气愤地说：“我不能把钱给这种不学无术的人！”

只有父亲荷塞从本来就很少的生活费中挤出一点钱来供给毕加索生活。

毕加索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日子，由于萨尔瓦叔叔的决定更加雪上加霜。他穷得连买绘画材料的钱也没有了。毕加索后来回忆那段时期生活时说：“饿肚皮是小事，几天不能创作，我就像要死了一样。”

在无奈的情况下，毕加索便把一张画纸分做几张用，在每一张纸上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地画，因此他的许多重要的作品可惜都没有保留下来，十分可惜。后来被发现的一张毕加索当时的作品，画纸上涂满了小丑、狗、马和吉卜赛人。由于画得太密，辨认不清，只数得出8个签名，前面都是同一日期。毕加索总是把签名放在日期之后，有人对此不解，他说：“时间对我来说比名字更重要。”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瓜达拉马山脉吹来了寒风，冬天降临了。即使是马德里的当地人也冷得受不了，更不用说像毕加索这样在南方晒惯地中海太阳的人了。这种寒冷的风，像谚语说的，“可以杀掉一个人，却吹不灭一根蜡烛。”

冬天，马德里十分寒冷，毕加索身无分文，经常饥寒交迫，他终于病倒了，毕加索开始发高烧、喉咙痛，舌头红得像草莓，全身起了红色的斑点，斑点很快就融合成一大片。他得了红热病。

这种病在当时是有生命危险的。每天，毕加索躺在病床上，都在不停地做梦，他一会儿感到自己进了天堂，走起路来像要飘起来一样，一会儿又感到自己进了地狱，很艰难地才能迈开一步。

在半梦半醒中，他不停地问自己：“怎么？我是要死了吗？天啦！我还这么年轻，我还不想死啊……”

但毕加索年轻的生命力相当顽强。他躺在床上几个星期，全身脱了一层皮，又长出一层新的，终于度过了最难熬的重病期。他精心疗养，努力锻炼身体，当6月12日一年一度圣安东尼奥节来临时，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

之后，毕加索回到巴塞罗那的家。家乡风味、温暖人情和他本身的生命力，使他很快就有了精神。一周后，当老朋友派亚瑞斯邀他到欧塔乡下去休养时，他立刻就答应了。

欧塔是派亚瑞斯生长的地方，这是个居民很少的小镇，这里保持着古老淳朴的农耕生活。毕加索在这度过了一段轻松惬意的时间，也是他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时期。

这里空气清新，景致迷人。巍峨的山峰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透过起伏的山峰，绿荫层层。在两峡之间，流淌出一条清冽的泉水。泉水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红瓦白壁的农舍在绿荫中时隐时现。毕加索喜爱这令人心旷神怡的一切。

他好像一个回归的游子，一下子便投入到大自然怀抱之中。他像当地农民一样干着各种各样的农活。他还满怀兴趣地学习种植、酿酒的知识。最让他感到快活的是，他同自己年轻的伙伴派亚瑞斯和一个吉卜赛少年一起，常常结伴上山探险。

黎明初晓，他们坐在高高的山顶上，观望着庄严壮丽的日出；正午时分，他们又戏耍在轰鸣的瀑布之中；夜幕降临，他们就躺在阴凉的山洞里，燃起红红的篝火。

正是在这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探险生活中，毕加索学会了在都市里绝对学不到的知识。那位热情的吉卜赛少年对毕加索特别友好，他教毕加索怎么分辨各种鸟鸣，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里怎样观察树与草的长势以辨别方向。他还教毕加索怎样避难，怎样自救，听得毕加索既惊心动魄，又好奇兴奋。

就在欧塔欢乐的时光里，毕加索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功课，常常抓紧点滴的时间来作画。他以无比舒畅的心情，描绘了眼中的人间天堂：路旁歇脚的农夫，鬓边插花的姑娘，田里干活的男女，树下弹吉他的吉卜赛人，还有那些可爱的牛、马、羊、驴等牲畜。

此时，毕加索对作画更加胸有成竹了，其中有几幅山羊和绵羊的画像，真正把握住了它们的神态和动作，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他的笔触更为肯定，他对明暗的对比表现和物体轮廓的加深也有了较大的兴趣，对质感比过去更加重视。

1899年，毕加索完成了一幅《亚拉冈人的习俗》，这幅画在马拉加又赢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当这幅画的油彩干了以后，他就打点行装，同朋友道别。在欧塔乡下与派亚瑞斯一同度过大半年的时间后，他决定要回巴塞罗那去了。正是在这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光里，毕加索的身体很快地康复了。

当他返回巴塞罗那家中的时候，他高兴地对父母说：“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在欧塔学到的。”

“知道的一切”这其中不仅包括了刷马、用镰刀，对制酒和榨油的亲身体会，或是收获干草、玉米、葡萄和橄榄，剪羊毛、杀猪、挤牛奶，同时还包括说流利的卡达浪当地的方言，尤其重要的是在对生命本质上得到了城市人永远得不到的深刻的新的体会，对社会有了更广泛的认知。

参加文化俱乐部

在欧塔乡下平静的生活，给了毕加索一段的时间，让毕加索有机会重新仔细想想每一件他认为重要的事。这时生活也迫使他天天使用卡达浪方言，因此在回到巴塞罗那时，毕加索可以流利地用这种语言和当地人交谈了。

毕加索出去这么久，父母很担心，生怕他住不了几天又要走，只好同意他不去学院学习的要求。毕加索的同学约瑟夫·卡尔多那专攻雕塑，他十分钦羡毕加索的才华，邀请他来共用他的画室，这也解了毕加索急需画室的燃眉之急。

早春，巴塞罗那的天气乍暖还寒。毕加索没有时间体验季节变化，一头扎在画稿当中，他画了又改，改了又画，似乎没有满意的时候。可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美术活动已经纳入了“现代派”的范畴。

转眼间，毕加索已经是一个18岁的堂堂男子汉了。他的身材虽然不算高大，但却显得十分精神健壮。宽圆的肩膀和那四肢鼓满力量的肌肉，使他看上去像是一个铁金刚。黑发衬托下的那双敏锐犀利的目光，含着一股慑人的洞穿力。他的思想日益成熟，画技也日臻练达。他迈入了成年画家的行列。

那时，活跃在巴黎的各种文艺流派和思潮，在巴塞罗那也很流行。如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族主义等，纷纷涌现，争奇斗艳。

一群年轻的画家、诗人、记者、评论家，常常聚集在巴塞罗那的一个取名为“四猫”的俱乐部里，开展各种学术性的自由争论和新知识的交流。

“四猫”这个名字出自于西班牙的一句民间谚语“我们只不过是四只猫”。这里面含有一种自嘲的味道：我们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物。

毕加索回到巴塞罗那后，很快便被“四猫”俱乐部所吸引，成了那里的常客。在这群朋友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朋友们常常亲热地称他“本雅明”，即年龄最小最受宠爱的儿子。

当朋友们高谈阔论、慷慨激昂的时候，他总是一声不响地坐在旁边，默默地听着。但是，他那双机敏的黑眼睛，却在朋友中间移来扫去，仔细地辨析着他们所谈论的一切。

巴黎的各种新潮名词和流行观念，使他难以理解。但是，巴黎所有的世界各地历朝历代的名品佳作，却是他景仰已久的。他深知自己的视野还太狭窄，只是从艺术刊物上才看到那些名家大师的作品，他又知道了绘画真迹与复制品、印刷品有着多么大的区别。

俱乐部里常有大批的文人名士，毕加索在这里结识了许多的朋友。同时他也创作出了大量的画作，在这时，他和父亲之间有了分歧。快60岁的荷塞，自然有许多看法是根深蒂固的。而毕加索18岁是已由小孩子变成了成人，且刚从一个完全自由的生活环境回来，他们之间有代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毕加索和家庭的矛盾既不激烈也不持久。那段时间他还亲切地画了一些他父亲的像，他的妹妹也常常来看他。也就是在这个小房间里，年轻的作家及诗人沙巴泰初次结识了毕加索。

有一天，毕加索正在忙着修改作品。忽然，门开了，一个长头发青年来到毕加索的面前，问他是不是毕加索。毕加索没有作声，惊讶地睁大黑色的眼睛。来人也不问了，目光移到毕加索的画板上，那件正在修改的作品使他弓着腰，足足看了一刻钟。他就是诗人、画家沙巴泰，从此他成为毕加索的终生朋友和知音。

《科学与仁慈》正立着靠在墙上，旁边放着《亚拉冈人的习俗》，而在一堆一堆的图画和速写本之中，毕加索正忙着作另一幅油画。

毕加索锐利目光的凝视使沙巴泰局促不安，那些画作也使沙巴泰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在分别时，沙巴泰毕恭毕敬地对毕加索鞠了一个躬。

许多年后，毕加索与沙巴泰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沙巴泰说：“当我走到他的面前，向他道别时，我向他鞠了一躬，我不禁为他的整个形象所散发出来的光芒而折服。我一看见他就想，他果真是不同凡响。他的眼睛像星星一样明亮，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他那双手虽小，但是非常灵巧、好看，活动起来的时候好像是在说话。他的画作里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特殊感觉，但深深地被那种感觉吸引着。”

这就是他们莫逆之交的开始，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68年沙巴泰去世为止。

在“四猫”俱乐部那种异常活跃的艺术气氛熏陶下，毕加索开始了无拘无束的多方面的探索。他像法国画家劳特累克那样运用流畅的线条作画；他模仿格列柯的笔法，把人物的肢体拉长扭曲；有时他还仿效日本的浮世绘版画，加强作品的平面装饰效果。他在速写本上，又画满了新朋故友的肖像和都市风光，包括巴塞罗那的码头、舞厅、酒店、妓院、斗牛场……

这时，他还以极快的速度绘制自画像。他已经不满足于从镜子里观察自己的左右相反的形象了。他迫切地想知道旁人眼中的自己。于是，他开始从各个角度关注自己的体貌特征，并迅捷地描绘下来。同时，他还将绘画艺术用于实际工作中。他为刊物上的诗歌配画插图，为杂货店装饰门面，为商品绘制广告。他不知疲倦地挥动着手中的画笔。

毕加索的朋友都非常看重和他的友谊。包括派亚瑞斯、沙巴泰和卡萨杰玛斯在内的一大群，他们支持他办一个个人画展，就在“四猫”俱乐部里举行。毕加索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于是在冬天就着手绘制“四猫”俱乐部常客的肖像。他的朋友几乎都出现在这些画作里面。

1900年2月，作品都准备好了。因毕加索和朋友们都买不起画框，只好把画作钉在墙上。很多人对这次画展反应不热烈，出售量只达到业余的水平。

这些作品只是毕加索在1899年至1900年间大量作品的一小部分。这段时间的作品展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其中的《赌徒的新娘》是一幅很令人惊异的画作，给人一种非洲雕刻的印象。上面的一张脸孔像绿色面具似的，突起的前额和两眼上方的弧线向下延伸成直而长的鼻子。

还有一张是用一种别人绝不会用的方式画出的，是从他画室向外俯视的街景。在画中，远处下方的人影、小车子，用两三笔有力地挥洒将之勾勒得惟妙惟肖，并且在周围用一圈一圈的厚涂法表现出空间的深度。

另外许多的绘画，关于贫穷、疾病、病床和死亡、酒馆、酒吧、舞厅和戏院的景象、许多的娼妓和斗牛士、海报的习作、裸体人像、自画像，有些甚至是用几何图形来表现的。

一些自画像包括初到这个城市的小男孩，从笨拙的少年到他的青年时期。有意思的是他对镜中的自己似乎永远猜不透，每张自画像上的面孔是完全不一同的。这些面孔有时年轻、有时苍老、有时棱角分明、有时线条圆滑。每张的风格都各不相同，毕加索对自画像这个题材没有非常肯定的掌握。

尽管有的画幅留有模仿名家画风的痕迹，但是，他那奔放有力的线条，出人意料的笔法，赢得了那些比他大10岁乃至20岁的朋友们的赞叹。他们夸奖他在运用油画笔和炭笔时所显示出来的惊人才能。他们也惊喜地意识到：年轻的毕加索，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过他们的精心杰作。他们对这个“本雅明”刮目相看了。

毕加索除了常用的铅笔、胶彩、水彩、厚涂和油料之外，他还加上蚀刻和木雕，还包括了雕塑。

毕加索画了一个斗牛士，手上提着长矛，身穿带刺的马靴，地上有一只小猫头鹰。不过他事先没有注意到印出来的图样和版上的正好相反，结果斗牛士手里的矛就变成了抓在左手上。这件事使聪明的毕加索马上想到了为这幅画改名为《左撇子的斗牛士》。

巴塞罗那给了毕加索很多，但他开始厌倦了，他有时会很不快乐，喜怒无常，甚至会从正在谈话的一群人当中一言不发地站起来，走出酒馆。他眼见人们在一本正经地过着他们的颓废生活，在最初的好奇过后，自然会感到厌烦。

那一年里有一些人去了巴黎，有些是去参观1900年世界博览会，有些在那儿定居下来，而毕加索、派亚瑞斯和卡萨杰玛斯也计划着要去。随着这一年的过去，他们的计划变得越来越实际。

风华正茂的毕加索，继续勤奋地磨炼着自己的技艺。他的那股青春的活力，仿佛喷涌的岩浆一般，活力四射。

为艺术奔赴巴黎

正当毕加索踌躇满志的时候，家人却为他的前途担忧起来。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整天与“四猫”俱乐部的“现代派”们混在一起，他唯恐儿子误入歧途。亲戚们也委托毕加索的好朋友规劝他，希望他不要过多地到“四猫”俱乐部去。连最信赖毕加索的母亲也来劝说他。

这真使他难以忍受了。他知道，家里人是希望他步入那条因循守旧的成名成家的道路。可是，在他那颗炽热滚烫的心底，却蕴含着一股强烈的意向，这意向究竟是什么，一时又难以解释清楚。

年轻的毕加索决定出走了。他要离开管束自己的家庭，走出还不够宽广的巴塞罗那，冲破那禁锢自己的一切。巴黎，早已是他心目中的艺术圣殿。到巴黎去，到世界画坛的中心去！他迫不及待了。

家人最终还是与毕加索和解了。1900年10月间，在父亲的勉强首肯和母亲的积极支持之下，他和卡萨杰玛斯动身前往巴黎，派亚瑞斯将在两个礼拜内赶去和他们会合。

“这一切所要花的钱，都是打哪儿来的呢？”沙巴泰多年以后问道。

“派亚瑞斯、卡萨杰玛斯和我共同分担。我父亲负责车票钱。他和我母亲送我到车站，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口袋里只剩几个零钱了。他们一直到了月底才把家用平衡过来。这是我母亲很久以后才告诉我的。”毕加索答道。

火车冒着烟，以惊人的速度向北行进，黎明时分，终于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最后开进了巴黎。他们背起画架、颜料盒和行李从三等车厢跳了下来，浑身都是煤灰。刚下车时感觉这里好像还是西班牙，因为月台上到处都是卡达浪和西班牙来的旅客和移民，但当他们都散尽之后，巴黎就在眼前了。

当时的巴黎肮脏得同巴塞罗那没什么两样，但是却到处充满着色彩。到处都有炫目的招贴海报，妇女华丽的穿着也比西班牙的黑衣耀眼，拥挤的街道到处都有被丢弃的宣传广告，时常会有粪车、马屎、汽油的气味儿飘散出来，到处都有马车铁轮驶过石板路面的吼声。

这是充满忙碌令人目眩的大城市。他们周围的人全都说着法国话，而毕加索一个字也听不懂。不过起码有一件事他知道：巴黎的艺术家都住在蒙马特尔，在那儿可以租到很便宜的住房和画室。

当他们正准备租下一间蒙马特尔附近的空屋时，毕加索碰到了正要赶回巴塞罗那的画家朋友诺奈。他马上把在巴黎的另外一端，蒙马特小丘上自己在加布耶路的画室出让给他们。

蒙马特尔虎踞巴黎城北，地势陡峭。曾几何时，巴黎公社的勇士们高呼着“英特耐雄耐尔”的口号，将年轻的身躯、满腔的热血，抛洒于此。而一代又一代的画师艺匠，也曾聚居于此，历经磨难，苦寻真经。

20世纪之初的蒙马特尔，还只是大巴黎的一个小贫民区。那些古老的葡萄园、荷兰式的风车，逐步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沿着崎岖山路修筑的简陋的小旅馆，廉价的咖啡厅，普通的娱乐场所。

晚秋的冷雨，淅淅沥沥地飘洒在石头马路上，笨重的车轮底下发出“粼粼隆隆”的声响，凄凉的叫卖声，由近渐远，这使毕加索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故乡，但它又比可爱的故乡多了一种大都市的味道，一种陌生的隔阂。

毕加索的几个朋友如今就蛰居在这里。他们较他先期而至。他们熟悉了这里的街头巷尾，学会了应付生活的法语，他们和咖啡店的老板交上了朋友，甚至还与画商有了无数次的交往。他们是一群年轻活泼、精力充沛而又不修边幅的人。他们对这位初来乍到的“本雅明”，伸出了热情相助之手。白天，毕加索四处游览参观。晚上，就与朋友们挤在一起。

毕加索就是生活在此范围内，他在巴黎街上乱逛时才真正对活生生的艺术有了了解。有许多商业性的小画廊，里面特有的现代画作远远高于摆在店里的水平。

有位叫伯萨·韦尔的女店主，她曾经大力扶持年轻艺术家。20世纪所有著名画家的画作，从马蒂斯到莫楚克里尼亚，都曾出入过她的画店，她自己却从没有很多收益。她曾卖过一幅凡·高的美丽小画，只收了60法郎。

在1900年，人们对巴黎画展太了解了，每年“法国艺术家沙龙”都有许多画展，“国家美术协会”也会有许多画展，不过真正新的作品要在“独立协会”才能看得到。

巴黎不愧是艺术之都，各时代的名流大家集聚在这里，各艺术流派争奇斗艳，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与西班牙那令人窒息的守旧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让初到巴黎的毕加索如鱼得水，感到自由和兴奋。

在巴黎这个五光十色的艺术天地里，毕加索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的知识。他怀着难以遏止的进取心和求知欲，在这个新的艺术海洋里遨游着。他顾不上去欣赏埃菲尔铁塔的雄伟，也没有心思去领略凯旋门的壮丽，每天，他不是去参观国际美术展览，就是在美术馆里临摹名家的作品。即使走在大街上，他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也不放过每一个可以入画的细节。

毕加索有太多要看的东西，包括卢浮宫的大量珍藏，世界博览会和新成立的大小文化宫的艺术展出。毕加索的第一目标，便是向往已久的艺术博物馆。他的五彩梦幻，就要变成现实了，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在卢森堡美术馆，他凝神屏息地观赏着印象派大师们的作品，他沉思默想着；在卢浮宫博物馆，他被古埃及和腓尼基的艺术风格深深地陶醉了，他满怀深情地注视着那些无名大师的心血之作；在克吕尼美术馆，他驻足良久，悉心揣摩品味着哥特式的精雕细刻。短短的10天里，他一鼓作气，跑遍了巴黎所有的艺术馆、美术馆，饱览了前代乃至有史以来的无数艺术家的众多杰作。

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知道，在巴塞罗那，自己仅仅凭借着杂志、画册来揣摩作品。如今，呈现在眼前的都是一幅幅真迹，一尊尊原作，这怎能不使他激动无比呢？

他知道，只有观赏原作，才能更深一层地体会技法上的微妙变化，才能印证得自书本和画册的知识，才能修正一些名画复制品的色调……而最重要的则是找出自己今后在绘画上所要走的方向。

在这些作品前，自负的毕加索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再一次感到了艺术的博大精深，也明白了自己通向“世纪艺术大师”的路还很长、很长……

这虽然只是一次短暂的、行色匆匆的浏览，但大师们的杰作强烈地震动了他，几乎使他无法喘息。而如此众多的作品，仿佛一席盛宴，又几乎使他一时之间无法接受。他只感到一股艺术上独具的强大威力，径直逼到他的胸前。

巴黎就是一个大舞台，毕加索仔细地观察着，他手中的速写本上，记载着他所见到的一切：街头的咖啡馆、行色匆匆的行人、演马戏的小丑、奔跑的马车夫、路边的小贩……

此时的毕加索，恨不得自己多长两只手、两只眼，把他所见到的全都画下来。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毕加索住在巴黎的贫民区，这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巴黎下层社会人们的生活。

在他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小舞厅，这是工人们在辛勤劳作之后休息放松的地方，毕加索也经常到这里来，并把这一情景用画笔描绘出来，创作了《烘饼磨坊舞厅》，这幅画很快就驰名巴黎画坛，成为他到巴黎后画的第一幅重要的作品。

毕加索的《烘饼磨坊舞厅》描绘了这样的情景：男女舞迷们在这里翩翩起舞；那些花花绿绿的汽灯，格外地引人注目；在灯光的映照下，女士们艳丽的服饰和男士们的礼帽上，都闪烁着斑斑点点的光亮。这里，“光线画家”的技巧一目了然。这是一幅具有印象主义传统的绘画，是毕加索模仿劳特累克的《红风车舞场》而作的。可见，这一时期，毕加索在艺术风格上受劳特累克等印象派画家的影响是很深的。同时，它也表现出年轻的毕加索善于把握新风格的能力。

毕加索以他特有的感召力很快就在巴黎结交了许多艺术界的朋友，有诗人、画家、画商等。

蒙马特尔虽然夜生活越来越多，但这里仍是郊外，一个很安静的小镇。有着未铺过的、绿树相夹的小路，抗拒市区扩张的葡萄园，还有一些真正的风车。这里甚至还有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人们在此用枪射杀野猫，而且把它们叫兔子。

毕加索步行走遍了巴黎，踏遍了南北的许多地方。他裹着一件厚厚的大衣，迎着北风，带着他的速写本从蒙马特尔郊外出发，奔向巴黎各处。

他走上一条新的繁忙街道，两旁正在盖着石砌的房屋。石匠一边工作一边哼着歌，街上到处是各种各样的商贩：推车子叫卖蔬菜的、背着玻璃筐到处找生意的玻璃匠、卖新补旧的桶匠，还有人推着锅炉大桶沿街喊着，看有没有要洗热水澡的人。

他将自己眼中的巴黎人，迅捷地反映在速写本上。他发现，巴黎人的生活是袒露的，是无拘无束的。有人在街头引吭高歌，有人在马路上接吻拥抱，衣衫褴褛的报童扯着嗓子叫卖，酒气熏人的车夫发疯似地甩动着马鞭。映衬在他们身后的是那些五光十色的广告和典雅华丽的建筑物。

还有一些巴黎人则很会享受生活的逸趣。在河边、街头、咖啡厅里，到处都有闲坐的人们。他们望着缓缓流动的河水，看着路边来往的行人，有时聊天，有时读报。没有人打扰他们，也没有人对他们投以奇怪的目光。他们享受着充分的自由。

难怪巴黎成了喜爱艺术的人所向往的都市。毕加索一边看着一边想着，一边画着。他的衣着和举止虽然与众不同，但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塞纳河上有小汽船、水上巴士、驳船和其他船只。毕加索的脚步朝向繁华地带，这里有巴塞罗那从未见过的奢华，贫富的差别在此显得更为悬殊。在这里，有些人穿着褴褛衣裳，而另一些人却是戴着发亮的高帽。

艳丽的色彩充斥着各处，最显眼的要算那些多得数不清的兵士们，法国的武装部队有50万人，正在迎接一场不可避免的对德战争。他们大多穿着宽松的猩红色裤子，像是印象派画家在拥挤的大街上抹下的鲜艳色彩。

几十个卡达浪人住在蒙马特尔，其中许多是在“四猫”毕加索就认识的人。他们把他介绍给皮尔·曼雅克，曼雅克也是卡达浪人，由于偏好艺术，因此在巴黎做了画商，充当卡达浪画家和巴黎市场的中间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并且认识许多人，包括伯萨·韦尔——“现代艺术的好仙子”在内。

毕加索被曼雅克介绍给伯萨·韦尔，她马上买了毕加索3张画，一共付了100法郎，包括一张油彩和两张胶彩的斗牛画。而曼雅克很得意自己慧眼识英雄，便要求与毕加索订立合约。

这种合约在当时法国是相当普遍，是艺术家把所有作品提供给一位画商，交换按月付给的稳定酬金。曼雅克提供给毕加索的是150个法郎一个月，这种收入绝不能使人富有，不过它代表了一日三餐衣食无忧，生活过得去。

可惜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被迫改变了主意。这是因为与他同道而来的好朋友卡萨杰玛斯，由于失恋而企图自杀。为了缓解朋友沮丧的心情，他决定和卡萨杰玛斯一同回马拉加过新年。于是，毕加索骤然结束了这次巴黎之行。

在巴黎举行画展

这次返乡，使年轻的毕加索更深地觉察到，他的追求与家庭的期望是如此的格格不入，鸿沟已经从裂隙发展到断层，而且再也无法挽救了。

于是刚刚过完新年，毕加索不得不告别这些热情开朗、循规蹈矩的家乡人，离别这块洒满阳光的热土，直奔马德里，再寻前程了。

这次来到马德里，他已经不是一个莘莘学子了，而是一个到过巴黎、颇有见识的成年人了。在马德里，他结交了一个名叫索勒的巴塞罗那朋友，并与他合办了一个刊物《青年艺术》。

刊物的宗旨是宣传现代艺术，报道“四猫”俱乐部的活动。它还鼓舞“为自己理想而感到自豪的新一代起来反抗”，很有些革命的气息。

毕加索十分用心地去经营他的刊物《青年艺术》，他负责所有的插图和广告，广告中还推荐了他朋友的著作《马德里·艺术评论》，毕加索还为这本书画了插图，可是这本书一直没有出版。

在毕加索和索勒的努力下，《青年艺术》终于面世了，毕加索在页面的空白处装饰了一些素描插图，图文并茂的《青年艺术》受到了普遍的好评。

就在毕加索全身心投入刊物之中时，由于经费上的原因，《青年艺术》在办了5期之后不得不停刊了。

在马德里，毕加索的生活很艰难，他在哲班诺街租了一间顶楼的房间，此外他只买几件必要的家具：一张铺草垫的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晚上仅靠一支插在酒瓶里的烛光来工作。

他忍受着有限的供水及光线狂热地作画。吃饭自然是既节省又简单，虽然抽烟却很少喝酒，开胃饮料是矿泉水。不过这种苦行僧的生活也有极限，寒冷的天气使他那地中海式的活力都麻痹了。

现代主义的气息也渐渐吹到了马德里，毕加索在巴塞罗那时早已接触过它，而在巴黎更是大量地吸收了它，他自己的作品有好一阵子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对毕加索来说，如果巴塞罗那显得土气，马德里则除了普拉多博物馆之外，简直就是艺术的沙漠。

马德里的春天将要来临了。虽然毕加索在马德里结识了不少有情趣的人，因而他也卖掉了一些画。但到了5月的时候，他却放弃了他的《青年艺术》，还有他的阁楼、桌椅。年轻人蒸蒸日上的事业遇到了阻碍。

无奈之中，毕加索决定再赴巴黎。途经巴塞罗那时，他歇了一下脚。加泰罗尼亚的朋友热情而真诚，他们没有忘记毕加索，更没有忘记他那闪烁着天才之光的作品。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朋友们还为他操办了一次画展。

展品多数是毕加索从巴黎和马德里带来的画作，大多是用蜡笔画成的。其中有《侏儒舞女》。这是一幅猛烈、狂野的作品，构思、着色、下笔都极其精彩，图中那粗鄙、难以名状地畸形女孩，让人乍见之下就兴起一种残酷的感受，但再看一眼就可发现在那明显的苛酷之下，有着深深的同情，这是一种无声的怜悯。

极具分量的批评家尤特里欧，在巴塞罗那的美术评论杂志上刊出了一篇赞美他的文章：

毕加索的作品是异乎寻常的年轻艺术。是他对社会的洞察力、不放过这一时代弱点的眼睛下的产物，表现出美，甚至是丑恶的美，是一种因为画家忠实表现他真正看到的东西所产生的美。

这些展出的蜡笔画只不过是毕加索才气的一部分而已，这位艺术家会引起许多争议，但也会引起所有企图打破既有形象，寻求新颖艺术表现形式的人们的尊敬。

这是对一位不到20岁的画家的极大的鼓舞，但毕加索没有停留下来享受自己的成果。他很少参加自己画展的开幕式，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画展中，画家已经把自己赤裸裸地挂在墙上，超出自己的控制能力，并且也不能再改变什么。另外一方面是他得穿上最好的衣服站在那里，听陌生人提问：“这幅画你想要表现什么？”毕加索对这一类的事情向来无暇顾及。

毕加索的目的地是巴黎，他要把大批答应过曼雅克的过期画作带去给他，因此只在巴塞罗那作了极短暂的停留。展览会结束后，毕加索便马不停蹄地奔向了巴黎。

到巴黎后，曼雅克邀请毕加索住在克利希大街130号他的不太宽敞的寓所里。他的寓所只有两间房，毕加索在较大的那间住了好几个月。《克利希大街》和《蓝室》就是这一段日子的纪念。

不久，曼雅克将毕加索引荐给巴黎的画商伏拉尔，此人在巴黎画界享有较高的声誉。他是一位伯乐式的人物，识别画才，独具慧眼。许多日后名震画坛的画家初出茅庐的作品，几乎都是首次在他的画廊里展出的。他不但乐意提携年轻的艺术家，而且很热情好客。

他常常邀请年轻的艺术家到他画廊的地下室里，共同进餐。在这间地下室里，来宾可以品尝到西班牙风味的菜肴，还可以喝到他珍藏多年的法国葡萄酒。

而最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他们还能见到老一辈的画家和一些有眼力的收藏家，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与这些人交流。因此，在巴黎生活的年轻艺术家都很尊重和热爱伏拉尔。

这次曼雅克协助毕加索挑选了65幅作品，请伏拉尔在他的画廊里展出。当伏拉尔看到毕加索的这些作品时，眼前忽然一亮，他一反自己常有的谨慎小心的作风，满口承诺，同意展出。

于是，毕加索近期的心血之作，便稳稳当当地挂在了伏拉尔画廊的墙壁上。这些作品，既有肖像画，也有山水画，既有室内画，也有街景画。它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年轻的毕加索各方面的才能。

1901年6月24日，这场展览开幕了，这是一个合展，还同时展出了巴斯克·埃乡里诺的作品，他30多岁。而评论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毕加索的身上。

古斯塔维·柯奎欧特是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之一，他在评论上写道：

毕加索是一个美妙的画家，他对所画对象的提升证实了这一点。像所有纯粹的画家一样，他崇拜色彩本身，而每件物体都有它的色彩。

他爱所有的主题，对他而言任何东西都是个主题——花朵从瓶中腾跃的光线，花瓶本身甚至它下面桌子的跃动，还有那飞舞着、充满光线的空气。

这次画展带给毕加索的除了赞美之外，还收获了麦克斯·杰克卜的友谊。麦克斯·杰克卜是一位具有感受力、聪明而又一贫如洗的批评家、诗人和作家。他对毕加索的作品印象深刻，因而想方设法来结识毕加索。

25岁的麦克斯·杰克卜，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他是个极具天分的人，吸引人、读书多、非常感性、口齿伶俐、害怕女人。他的父亲是个犹太裁缝。杰克卜在画廊留下一张赞美毕加索的字条，曼雅克知道后，便请他去拜访毕加索。事后他描述道：

跟我一样戴着一顶高帽，被一大群西班牙的穷画家围在中间，坐在地板上边吃边聊。在那些日子里，他每天画两三幅画，他把晚上的时间都花在音乐厅的布景后面，给那里的明星画像。

他们握着手，相互笑了笑，因为语言不通，便又紧紧地握了握手。杰克卜看了看那些画布，毕加索已画了好几卷。随后又出现了很多西班牙朋友。

这时拘谨消失了，有人煮了一些豆子，他们就散坐在一起吃着。晚餐结束时，除了毕加索，其他的人开始用口哨代替乐团，企图演奏一首贝多芬的交响曲。

第二天，毕加索和朋友们结伴回访杰克卜住的小房间。在他们漫长的讨论中，有些人离去了，曼雅克这个翻译也睡着了。毕加索和杰克卜注视着挂在墙上的道弥尔、加伐尼兹和杜勒的木刻。剩下的时间毕加索都在听杰克卜朗诵他自己的诗。告辞的时候已是黎明，杰克卜把道弥尔、加伐尼兹和杜勒的那些木刻全都送给了毕加索。

画展很快得到了评论界的赞赏和一些艺术家的承认。这正是毕加索梦寐以求的。他急于得到承认，急于获得成功，他恨不得让每一个人都知道，画界有个才能非凡的毕加索。

躁动的心，使毕加索变得急不可耐了。可是，上帝没有使他如愿。展品一幅也没有卖出去。当初满怀希望地挂上去，现在又遗憾地全部收了起来，伏拉尔同情地说：“画家连买个画框子的钱也没拿到。”

那一年的冬末，萨巴提斯为了找毕加索特意来到了巴黎。这里的许多事都让萨巴提斯非常惊讶：巴黎一片大雾，昏暗的太阳下，上午10时，毕加索就在车站等他了，平常这个时候毕加索还在睡大觉呢！当毕加索把他带到克里奇大道的住处，给他看最近的画作时，萨巴提斯更是惊讶不已。

他在巴塞罗那所认识的毕加索似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些作品中有一些猛烈的、色彩鲜艳的图画，是毕加索自己的视野和凡·高的融合的产物；一些人像，色彩斑驳得像扑克牌里的一些丑角，悲伤而孤独的人物；另外还有卡萨杰玛斯的画像，有活的有死的，有在开启的棺木边的哀悼者，在一幅《卡萨杰玛斯的葬礼》的巨幅画作中表现得酣畅淋漓。

此外还有一些好像来自另一世界的作品，一幅印象派的克里奇大道，还有几幅令人满意的静物。但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是，属于毕加索的整个世界都渗入了蓝色。

而画商曼雅克却是颇为沮丧，因为毕加索的画风越来越不可捉摸。毕加索从巴塞罗那带来的斗牛画，还有在克里奇大道头一个月的作品都十分令人赏心悦目，这时的毕加索是个可指望的投资者。但是没有人会买这些蓝色的近作。

那时，毕加索身旁有一大群愉快的、可亲的伙伴，但他只可能和麦克斯·杰克卜谈他画里更深一层的含义，这是因为语言的障碍束缚了他。毕加索已经学了一些简单的法语，不过还绝达不到艺术交流的目的。其实对他来说，即使他能讲出流利的法语，但任何词语所能表达的思想也不如一张图画。

在巴黎停留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毕加索画了一幅自画像，画上是一个裹在黑色大衣里的半身男子，严肃的大衣和近黑色的头发和他苍白的面孔形成强烈的对比。他有一圈胡须，一些杂乱的小髯，而他特大的眼睛深深地下陷，注视着远处。这张脸上深深地刻画着磨难、怀疑、内在的冲突以及不快乐。

在谈到这幅自画像时，萨巴提斯说：“他相信艺术是悲伤和痛苦的孩子，他相信不快乐适合于沉思，而痛苦是生命的根本。”

所有看过毕加索这张自画像的人，都对这些话给予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