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懈的斗争

有些画家把太阳画成一个黄斑，但有些画家借助于他们的技巧和智慧把黄斑画成太阳。——毕加索

《格尔尼卡》的创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毕加索手中的画笔，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它解剖着人类，解剖着自然物，同时也无情地解剖着他自己。

毕加索以《画家与模特》为主题的绘画，堪称是这种“自我解剖”的力作。这个主题时断时续地绵延于他一生的创作之中，是他个人生活的写照。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以极快的速度作出自画像。获得了早期声誉之后，他就不再创作普通形态的自画像了。他更喜欢用《画家与模特》来表现生活、表现自我。

事实上，在创作实践中，画家与模特往往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他们既是合作者，又是朋友，或许还有更为亲密的关系。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毕加索总是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自己，非常客观地剖析自己。

毕加索以《画家与模特》为主题，创作了许多作品。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毕加索被称为“千面人”的性格。他用熟练的线条，勾勒出种种不同的面貌：或疑惑，或昏迷，或讽刺，或诙谐，或像希腊神，或像妖魔，或像牧羊神……

毕加索随着这些影像的发展，尽情地运笔，痛快地发挥，彻底地变形。他快活地畅游在艺术的天地之中。其实，这些影像不仅仅是他个人所有，它们也是人类共有的千面万相。

在这一时期，毕加索还创作了以斗牛士和米诺陶为题材的作品。在画幅中，画家内心的自我世界更是暴露无遗。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落后的西班牙经济陷入瘫痪，许多大银行停止了支付，工业、农业和财政都陷入解体。大批工人失去了工作。全国国民的不同阶层都普遍地滋长了不满情绪。工人罢工此起彼伏，人民迫切要求建立共和政体。在人民的斗争狂澜下，西班牙国王逃亡国外，斗争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1931年4月，西班牙建立了第二共和国。但是，正当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西班牙法西斯势力以德国的法西斯势力为靠山，于1933年抢夺了人民政权，并开始了独裁统治。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到30年代初，毕加索一直关心着自己的祖国西班牙的命运和前途。1933年8月，正当西班牙国内发生激烈斗争的时候，毕加索回到巴塞罗那，当时那里是西班牙工人运动的中心。

毕加索被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所感动。他怀着对法西斯势力的仇恨，开始创作《人身牛头怪物》。这是一幅铜版画，其创作灵感来自西班牙的斗牛场。

毕加索和许多西班牙人一样，对斗牛深感兴趣，而且他还通过斗牛的场面，联想到整个西班牙人民的命运。画中的那个人身牛头怪物是黑暗势力的象征。

在人们的心目中，斗牛场上的公牛，往往代表着妖魔鬼怪等邪恶势力，斗牛士则是英雄的象征。在斗牛士的攻击下，公牛难逃灭亡的命运。这就预示了法西斯势力终将在西班牙被消灭。在创作过程中，毕加索把自己的体验融入这幅画中。这实际上为铜版画《佛朗哥的梦幻与谎言》做了准备。

1936年年初，毕加索出席了由布鲁东和艾吕雅主持的超现实主义聚会。会议在圣日耳曼德普列附近的罗马教堂对面的德·马戈特酒吧举行，艾吕雅带着一个黑头发黑眼睛叫朵拉·玛尔的年轻姑娘来到聚会上，她原名叫亨利特·泰奥多尔·马科维奇，是《亚威农的少女》问世的那一年出生的。

她是布鲁东的密友和诗人乔治·巴泰的情妇。她既能绘画，又会摄影，曾随着父亲去过南美，是在阿根廷长大的，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朵拉·玛尔戴着黑手套坐在桌边，手套上绣了一朵粉红色的小花。一会儿，她摘下手套，从桌上拿起一把长长的餐刀，在纤纤玉指间舞动着，楚楚动人地把玩着。

这一幕没有逃过毕加索的眼睛，他被朵拉·玛尔的优雅风度迷倒了，他毅然地走上前，请求她把那副手套送给他作纪念，玛尔微笑着点头答应。后来，这副手套一直存放在格兰·奥古斯丁大街寓所的玻璃柜里。

朵拉·玛尔是毕加索所遇见过的女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她是一位南斯拉夫建筑师和法国女人结婚所生的女儿，当时全家正定居于巴黎，1936年时她是一个职业摄影师。

从任何标准尤其是毕加索自己的标准来看，朵拉·玛尔都是一个出奇好看的女人，黑头发、淡蓝绿的眼睛、椭圆的脸蛋、上颧骨相当高，有着高贵、出众的仪态和一双极美丽的手。她的美丽由于她所拥有的智慧而更加光芒四射。

朵拉·玛尔当时与双亲住在家里，她和毕加索并不常见面。直到盛夏来临的7月，正当巴黎人全都拥向南方避暑的时候，却从西班牙传来惊人的消息——内战爆发了。

住在巴黎的西班牙人反应非常激烈，一夕之间，连那些在巴黎住得久到连思考都用法文的人们，也再度成了情绪激昂的西班牙人，而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认为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毕加索的朋友中从天主教保皇党一直到无神无政府主义者都有，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立场正确，事情黑白分明，很少有人持着无所谓的态度。

虽然毕加索一度好像表现得与政治无所牵连，但是当事情重大得必须把他自己的祖国列入考虑时，他的决定是响亮、坚定，而绝不暧昧的。他宣布拥护共和政府。

1937年对于毕加索来说一切似乎都很好，奥尔佳已经成为过去，他跟朵拉·玛尔在一起又极快乐。朵拉·玛尔并没有跟他住在一起，但是她帮他找了一间很大的画室，让他在巴黎也能工作，而她后来也从家里搬出来，住到沙佛街的一间寓所去，这屋子就在那间画室附近。在朵拉·玛尔以及西班牙战争的刺激之下，毕加索又恢复了他正常的作画产量。

但是西班牙方面的战局发展很不好，虽然对马德里的直接攻击已被街道上和大学里惨烈的肉搏战所击退，但各强国的不干预政策越来越像是一场丑恶的闹剧。

法国和英国可能是出于糊里糊涂的好意，但却在文字的迷阵里搅得晕头转向，而在同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竟不断地把兵力投入到法西斯主义的一边。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佛朗哥的军队中已经混入了大约1万名的德国士兵和4倍多的意大利军人。这些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人，而且在德国军队里更有不少空军指挥官及飞行员，急着要在活靶上增进自己的技巧，并试验他们的新武器及新战术，以便为即将来临的更大战争做准备。

毕加索以一个隐藏在心中的怪物形象塑造了佛朗哥的丑恶形象，揭露这个妄自尊大的武装叛乱者给西班牙造成的暴力和灾难。为了体现这个独裁者残暴、伪善的性格，毕加索创造了一个戴着头巾的古怪而讨厌的形象，象征着这个人企图伪装成基督教的英雄、西班牙传统的救星。

这个形象拿着一面画有圣母玛利亚的旗子，却用一把利斧猛砍一尊古典胸像崇高的侧面。他在铁丝网的保护下跪着，面前有一个装着西班牙银币的匣子。他骑在一头猪的背上，拿枪刺太阳。

他神气十足地骑在马上，马的内脏拖到地上，后来被他亲手杀死了。有的母亲带着孩子从浓烟滚滚的房子里逃出来，失望地哭泣。《佛朗哥的幻想与谎言》把战争祸首佛朗哥的邪恶、丑陋的灵魂刻画得淋漓尽致。

毕加索情绪激动地同时写了一首诗——《佛朗哥的幻想与谎言》，这是一首超现实主义的诗，并且加上蚀刻的插图。这整套的东西显现出一种隐藏的紊乱、无理和战争无意义的残酷，以及毕加索不止对战争，还有对右派价值的极端排斥与憎恶。

当时，毕加索的出生地马拉加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场梦魇。在战争的初期，马拉加及其附近的地带是佛朗哥地盘内的一块共和政体属地，与其他共和国土地之间只靠临海的公路相交通。

1937年的1月中旬，攻击开始了，到了2月初，法西斯主义者，包括9个营的意大利军队以及武装的车辆和坦克，开进了这饱受炮击、轰炸的残破城市。最野蛮的攻占立即展开，死亡一直延伸到阿美利亚公路上，因为装甲部队和飞机在那儿赶上了无以数计的难民潮。

西班牙的内战此起彼伏，人民被杀害，家园被炸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不仅如此，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还同佛朗哥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西班牙人民的反抗斗争。

消息传到巴黎的同时，毕加索正在画一幅最冷静的“骨骼”新作，一个女人坐在海滩上，正从她的脚上拔出一根海胆的刺。愤怒隐藏在毕加索心中，并在消息传来之后不断地高涨着，可是一时却找不到宣泄的路径。等到过了数周，另一个大悲剧发生之际，才全部爆发出来。

4月里，毕加索搬到了格朗奥古斯丁街去，那里的画室十分大，毕加索想要多少空间都有。就是在这里，1937年的5月，他画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幅画。

因为在这一段时期里，佛朗哥与德意法西斯分子相互勾结，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格尔尼卡大轰炸”。

这是发生在1937年4月26日的一桩惨案。位于西班牙南部的如巴斯克地区，有一个名叫格尔尼卡的小镇，这是一个古老旧小的商镇。

那一天，人们像往常一样地生活着，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迫在眉睫的灾难。16时30分，突然，空中响起了飞机巨大的轰鸣声，紧接着，一枚枚炸弹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恶魔，向人们扑过来。

瞬间，烈火熊熊，浓烟滚滚，毫无设防的和平小镇成了一片火海，一个惨不忍睹的屠宰场。妇女、婴儿血肉模糊地扑倒在地，老人、孩子背负着烈焰，举步维艰地企图爬出这块死亡之地。这场景与轰鸣声、爆炸声、哭喊声、呻吟声交织成极为惨烈的一幕。

据事后统计，这一天，共有43架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对格尔尼卡镇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狂轰滥炸。镇上的居民有1654人惨遭杀害，889人被炸伤，有幸生存者寥寥无几，小镇的70％变成一片废墟。

较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长崎和广岛一夕之间数几十万的死伤可能不算什么，但在1937年，它却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一次对人民残酷而有计划的毁灭，是野蛮行为的极致，而且是黑暗对光明的胜利。

独立的通讯员和摄影记者都在现场，虽然法西斯主义者宣称是格尔尼卡的居民自己用炸药把城市炸毁的，却没有人动摇过对真正发生的事情的认定。消息很快传出，确实而可信，并在4月28日传到了巴黎。

惨案发生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纷纷站起来，严厉声讨、抗议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罪行。

毕加索的几个朋友，手执载有这条噩耗的报纸，来到毕加索的画室。他们一边哭诉，一边诅咒。毕加索知道后，异常的愤慨，新仇旧恨一起冲击着他。他立即决定以这个惨案为题材进行创作。

5月1日，他画了5张草图，3张上面各有一个单独的形体，另外两张则是他当时所思所想的组合。从那时开始到6月中旬，他发狂地工作着，并腾出一些时间来写一篇仔细考虑过的声明，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西班牙的内战是反动势力对抗人民、对抗自由的斗争。身为艺术家，我的一生只不过是一场抗拒反动势力、抗拒艺术的死亡争战。

我如何能想象，即使只是片刻，我会同意反动势力和邪恶？……在我现在正在从事，而且将被命名为《格尔尼卡》的这幅画里，我明白地表现出我对那些把西班牙陷入磨难与死亡之海的军事独裁的憎恶。

毕加索很快就勾勒出了几十幅素描。紧接着，他又画了60余幅草图。其中，《马的习作》就是他的素描画得比较生动的一幅。图中的马在濒死前，前肢抖动着，企图重新站立起来，表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这匹马象征着不可屈服的人民——他们是对抗法西斯的主力军。

接下来，他夜以继日地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幅举世闻名的长7米多、高4米的大型油画《格尔尼卡》。

在画面中央的上方，一个电灯泡从像一只眼睛的阴影中向外发着光芒，它的下方站着一只瘦高的马，它尖叫着，一只长矛的残柄穿过它的背部，尖端从侧面穿出。马蹄下有一个男人的尸体，像塑像一样地碎成片，有着清晰的裂痕，一只手臂伸向画面的左端，另一只手紧抓着一把破碎的剑，这把剑碰到了一朵正在生长的小花。

战士虽然倒下了，但他仍然紧紧地握着那柄剑，表现了人民的复仇决心和决战到底的精神。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即使法西斯势力暂时得逞，也终究要由人民来决定历史的命运。

画面还表现了受到法西斯狂轰滥炸的人民，奋起抗争、战斗的情景，也表现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难。

在马的右上方，一个女人的头惊恐地由一扇窗内伸出，她的长手臂提着一盏油灯，几乎碰触到那马的头部，照亮了一个边缘很清楚的区域，包括了那匹马的胸部，还有另一个女人的上半身——她半裸着，痛苦地向中央移动，拽在身后的腿伸展到了画面的右边下缘。

在那匹马左边的黑暗之中，一只巨大野牛的头部、肩膀，还有一只腿，危险地出现在这光亮地带，同时在牛下方的左边一个蹲踞的女人哀号着，两手之间夹拖着一个垂死的婴儿。

她仰望着天空，以愤怒的目光注视着罪恶的法西斯飞机。她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控诉法西斯的罪行。就在左边哭号着的母亲旁边站着一只毫无表情的牛。

在这里，毕加索用牛来影射当时的政府——它对人民的痛苦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整幅画就像沉默的宣言，宣告了法西斯的罪行，判决了他们的死刑，也表现了人民的坚强意志，形象地揭示出人民必胜的历史规律。

整个画面没有渲染复杂的色彩，只用了黑、白、灰3个冷色调。线条也很单纯朴素，使它成为毕加索诸多作品中最容易被人们理解的一幅作品。但它又不是“格尔尼卡惨案”的写实记录。

这一个个形象、一组组画面就是一个个象征符号，它们不但高度概括地表明了对暴行的抗议，而且使我们联想到古往今来、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所产生的疯狂、仇恨和绝望。这幅大作成为毕加索历年创作中的精品。

《格尔尼卡》问世后，很快得到世人的公认和赞许。

一幅伟大作品的诞生，往往凝聚着画家的全部心血，这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情感，在创作《格尔尼卡》的日日夜夜里，毕加索始终与他的作品生活在一起。他一边绘制，一边修改。为了完成一个满意的造型，他从具象到半抽象，再到抽象，反复试验，反复刻画，几度易稿，作画态度十分严谨认真。

那时，他已成大名，但仍不肯有丝毫的松懈。画完成后，所有的草稿就可以辑成一本专门的画集了。从这本画集中，可以透视到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创作心态的历程和他为此付出的艰辛。

那时，毕加索已经是一位年近60岁的人了。节气又正值酷暑。他常常是光着脊梁，身穿一条短裤，挥汗作画。由于画幅很大，他常常需要爬到梯子的顶端挥笔勾勒。但他并不以此为苦。

他深知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他说：“西班牙发生的战争是反人民、反自由的战争。我作为艺术家的全部生活，无非是为反对反动派和反对使艺术走向死亡而开展的一场永不停歇的战争。”他是以一种大义凛然的姿态，临阵作战的。

巴黎《文献》杂志出了一期《向毕加索致敬》的特刊，他的情敌乔治·巴泰竟然撰写一篇文章登在特刊上。

诗人艾吕雅写了一首《格尔尼卡的胜利》的诗歌，与毕加索的画作遥相呼应。

在1938年第六期的《伦敦公报》上，诗人赫伯特·里德撰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中指出：

他的象征是平凡的，和荷马、但丁、塞万提斯的象征一样。因为只有最普通的事物在倾注了最强烈的感情时，一件超越所有流派的伟大艺术作品才会诞生，同时也诞生了不朽的人物。

在接受《法兰西文学报》的采访时，毕加索作了铿锵有力的发言，他大声告诉人们，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你以为艺术家是什么，一个这样的低能儿——如果他是画家，那就只有一双眼睛；如果是音乐家，那就只有一对耳朵；如果他是一个诗人，那就只有一具心琴；如果是一个拳击手，那就只有一身肌肉吗？恰恰相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会经常关心悲欢离合的社会，并从各方面作出反应。

他怎么能不关心别人，怎么能以一种冷漠的态度逃避现实，而使自己同那么丰富的社会生活隔绝呢？不，绘画并不是为了装饰住宅而创作的，它是抵抗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格尔尼卡》在挪威、英国、美国各地巡回展出，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人头攒动，人群中混杂着极个别的法西斯分子，他们企图寻找机会，毁坏《格尔尼卡》。他们的别有用心是徒劳的，人们用生命保护着《格尔尼卡》。

一幅画，虽然不能把和平的钥匙交给人们，但它能赋予人们追求和平、幸福的信心和力量。在去伦敦展览前，因为张伯伦前往慕尼黑访问，使政局变得十分紧张。

罗兰特·潘罗斯电报请示毕加索怎么办？毕加索本来对展览看得很淡，听到这种情况后，他果断地回答：“继续筹备。”

展览如期举行，在各地巡回，普遍受到热烈欢迎。

潘罗斯感慨地说：“几乎没有人不感到它的力量所在。”

当《格尔尼卡》在伦敦新伯灵顿画廊展览时，佛朗哥的党徒们抢先一步，订走了较大的一个展厅，展出西班牙学院派艺术代表祖洛阿加的一幅大油画。这幅画构图僵化、平板，运用旗帜、枪炮、军服等乱七八糟的形式来鼓吹佛朗哥的军事独裁。

与之相通的另一个展厅里是战争悲剧的如实反映，一边是门可罗雀、渺无人迹，一边是人头攒动、门庭若市，两个展厅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

接着，画展转到美国。《纽约时报》在展览期间刊登了毕加索写给美国艺术家代表大会的一篇声明：

我始终相信，现在仍然确信，以高尚的精神从事创作和生活的艺术家，面临这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遭到危险的斗争，不能也绝不会熟视无睹、漠然处之。

20世纪40年代，经毕加索首肯，《格尔尼卡》暂时收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但他同时表示，重获民主自由的西班牙，才是这幅画永远的家。

支持反法西斯斗争

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时期。

毕加索比以往更坚强地生活和工作。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更明显地表现出时代的精神面貌，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同时，他和以往一样，始终不让自己的创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他的创作方法也同样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和框框之中。

就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言，可以分为插图版画、立体主义人物像、造型艺术和历史画四大类。他的插图画往往采取多种形式，来寄托他对人民的期望和同情。

毕加索的立体人物像比前期更加生动、复杂、富有幻想和感情。这些画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毕加索本人的生活节拍。

当毕加索在1937年夏末到南方旅行时，并没有把《格尔尼卡》抛在脑后。这个主题留了下来，放在了他脑海中，而在此后数个月中，他画了或刻了许多的补遗，每一件都直接跟主画有关或具有相同的精神。

在创作《格尔尼卡》的间隙，毕加索又绘制了《哭泣的女郎》、《哀求者》及其他一些小型画作。它们是同巨作《格尔尼卡》站在同一延长线上的作品。

事实上，当年他在画《亚威农的少女》之后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在1907年时他所考虑的仅仅是美学上的问题，但30年后的今天，却是整个的社会体制，在其中绘画或任何其他精神活动有无意义都成了疑问。

西班牙战争显然是一个更可怕战乱的前奏，就像米契尔·莱利士所说的：“两个黑白的长方形里……毕加索送来了我们的哀悼信——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即将死亡。”

在那段时期里，不论是画坛大师还是年轻的艺术家，不论是超现实主义者还是立体主义者，都面临着人类生存最黑暗的年代。面对人类的劫难，毕加索绘制了几幅悲痛万分、眼泪滚滚的女郎变形扭曲的面孔。

对此，他解释说：“我并不是虐待狂，也不乐意这么做。她只不过是一种在我的视觉之下，被逼迫出来的产物，是一种有深度而且严苛的事实，绝对不是表面的、轻浮的东西。”

1937年的秋天以后，紧张和焦虑就开始充满了毕加索的作品。西班牙整个北部都失陷了，虽然马德里尚未失守，但是全国的三分之二，包括巴斯克的工业城市和阿斯杜力安的煤矿，都落入了佛朗哥的手中。

1938年9月的时候，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争执忽然升级为一个可怕的危机，经过西方政客几天的激烈讨论却没有结果的折中之后，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并且迫在眉睫了。

为此，整个欧洲都武装了起来，法国开始动员大量的军队，男人都从海滩上消失了，绵延无尽的军队开始各就各位。毕加索十分心慌，当消息变得更坏时他收拾了一切东西，连夜赶回了特伦布雷的幽居。

1938年末，西班牙内战的漫长苦痛已接近尾声。在荒凉的马斯特拉斯哥野外的惨烈战事之后，共和国军队丧失了7万人，开始节节败退。通往加泰罗尼亚的公路已经完全敞开，在1938年的圣诞节时，佛朗哥军队的反扑开始了。

共和国军队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几乎完全没有装甲车与飞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赶往北方，撤退变成了溃逃。1939年1月26日，巴塞罗那失陷了。

普拉多的珍藏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入巴黎境内，数天之后，佛朗哥的军队就抵达了边界，把50万难民和败兵驱入中立区，这些人就被拘留在那里的露天难民营中。

就是在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民忧国乱，几乎整个地球上的生灵都处在灭顶之灾的威胁之中。生存空间变得混乱不堪，心灵深处悲哀至极。就在这一年，毕加索的母亲猝然去世，他的祖国也完全陷入法西斯的魔爪之中。当他还没来得及从噩梦中醒来时，他在巴黎的住宅就挤满了从家乡逃来的难民。

故乡人泪流满面地向他倾诉了家园被焚毁的惨状，他们恳请毕加索与他们一起声讨法西斯。毕加索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于是他一边搞创作，一边义卖自己的作品。并发起了集资活动，捐款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家乡人。

从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毕加索就一直用他的绘画、他的公开声明、还有他的钱来支持共和政府。1939年早期的一份政府刊物说他一共捐出了30万法郎，另外有一位官员说是40万法郎。

毕加索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这样一笔钱至少相当于他两年的生活费用。但这些法郎还只是捐给公家机构的数目。

1938年的12月中，他曾设立两个儿童供食中心，一个在巴塞罗那，另一个在马德里，开办的费用是20万法郎。虽然在过去20年来他颇有人气，虽然他的画只要他舍得卖，销路都很好，但他的收入比起当前的支出却是微不足道的。另外他还得负担奥尔佳的优厚赡养费，并且养活他的子女和一些下人。他发现钱不多了，因而被迫卖掉一些自己想保留的画作。

当难民拥入法国之后也有很多人来向他求助，从来就没有一个空手而返的。1939年2月，一群卡达浪作家从他们的拘留营逃出来，到了波庇南。他们在那儿找到一家餐馆，肯让他们赊几天账，然后一群人便睡在车站的候车室里。

几天过后，餐馆老板提出了账单，但是共和国的钱已成了废纸，而他们身上没有任何其他的钱，他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中没有人认识毕加索，但有一位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因此餐馆老板发了一封求助的电报，但他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彼此根本就不相识，而且也没有身份的证明。

第二天，援助电报送来了，足够付清账单，为所有6个人买鞋子和衣服，并把他们全送到托洛斯，而且还能剩下一些钱。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这类事件，不胜枚举。

战争中坚持创作

1939年7月初，毕加索和朵拉·玛尔出发到安迪伯去，沙巴泰在几星期后也前去与他们会合。一切安顿下来，本来毕加索可以马上开始工作了，但在这个月结束以前的一天清晨，毕加索匆匆跑去敲沙巴泰的房门，因为温拉德突然死了。

毕加索虽然对有关死亡的事又恨又怕，但还是连夜赶回巴黎，参加了他朋友的葬礼。在波提街逗留数天之后，他又和萨巴提斯一起赶往安迪伯。

回到安迪伯之后，毕加索还是没有办法马上开始工作，首先他和萨巴提斯游览当地，接着就是他的两个外甥找到了他，他们是他妹妹洛拉的儿子，在加泰罗尼亚沦陷的时候逃到法国，并且躲过了拘留。他们带给他很多的快乐、家庭的温暖，还有巴塞罗那的消息。他们家在整个月的轰炸中并没有被毁，而他们的父母都安好。

在安迪伯，毕加索常常到四处看看，他的心一直同周围的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有一天下午，他散步来到安迪伯的港湾，看到渔民正在收拾渔网，准备夜晚出海打鱼。

渔民们似乎受到某种无形的重压一样，个个毫无表情地低头劳动。其中，有的人正在准备乙炔灯，准备出海时用它来引诱鱼群。渔妇和姑娘们则围拢成一圈修补着已经破烂不堪的渔网，看到这种情景，毕加索不由得心潮澎湃起来。他对渔民寄以深切的同情，又为他们的困苦生活而担忧。

毕加索想到了祖国的人民，想起了故乡马拉加的一切。他坐在海边，发呆地注视着正在海上作业的渔民。夜深了，月亮高挂在天空中，渔民们点亮了乙炔灯。灯的倒影在碧波荡漾的海面上闪闪发光，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毕加索回到家后，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拿起画笔，回忆渔民们夜晚捕鱼的情景，全身心地画了起来，于是《渔人》产生了。

画面中，后面部分是漆黑的城镇，两个站在码头上的女孩，每人牵一辆单车，手上一支冰淇淋甜筒，月亮，还有那照耀着渔人和游鱼的乙炔灯火。

不过文字上的描述跟毕加索所用的语言当然是两回事，如正舔着冰淇淋的那个女孩，舌头就是蓝色的，而且像针一样尖，月亮也带着绿色斑点、橘色螺旋纹，在方形的光晕中闪耀着。

正如毕加索所说，这是一幅“来自生活的画”。画中渔民、船、扶着自行车的姑娘、高挂在夜空中的月亮等，都是当时当地的人物和景物。在画中，毕加索成功地把月亮、星星、乙炔灯的不同光亮协调起来，而且使之生动地在画中表现出来，他用黄、蓝、绿和紫色表达渔民的感情，表现了当时的劳动场面。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进攻波兰，战争的狂飙席卷欧洲。不久，德国纳粹占领了法国。战火中敌人的坦克、大炮、军用卡车，肆意横行在巴黎的大街上，成千上万的居民在苦难和悲哀中企盼着生存与和平。

由于毕加索的画作和言行，他成了德国纳粹最痛恨、最害怕的艺术家。他的名字被列在盖世太保的黑名单上，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秘密警察的监视。他的作品被视为“禁画”，不许出售、不许展览。

但是，毕加索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他的画室成了反法西斯战士的聚集地，他常常与朋友在一起抨击现实、嘲讽纳粹。

他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人们一定会在我动手画一条美妙的线条时，就发动战争，跟我捣乱。”

战争的风云已将他团团围住，生活越加不安定，绘画材料极为短缺。但是，毕加索的线条并没有消失。这时，他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在“洗衣船大楼”时的那种举步维艰的境地。

没有画架，他就蹲在地板上作画；没有画布，他就用木板或硬纸板代替；没有调色板，他干脆从坐椅上拆下一块替用。

8月15日，他画了一张迷人的、色彩鲜艳的《罗扬酒馆》，有着阳光下亮丽的遮阳棚，前方是海洋和灯塔，愉悦和蓝色填满整个画面。

毕加索的怒火在画面上燃烧，他的仇恨在画面上变形。一个个望而生畏的骷髅、畸形发狂的脸谱、穷凶极恶的抢劫场面，在他的笔下显现出来。

阴险的德国纳粹碍于毕加索的声望，出于拉拢艺术家的政策，邀请他去德国观光，并要优惠供应他额外的食品和煤炭。但是，敌人的这些手段都被毕加索一口回绝了。

他告诉侵略者：“一个西班牙人是绝对不会感到冷的。”

这时，美国和墨西哥的朋友都恳请毕加索到他们的国家去避难，毕加索都婉言谢绝了。他没有离开法国，没有离开这个曾经使他获得成功的地方。

1940年6月14日，德国军队攻陷了法国首都巴黎。不久，毕加索回到被德军占领的巴黎，他亲眼目睹了德军的法西斯行径。

德国鬼子强行霸占了毕加索在巴黎的一处住宅，对毕加索来说，最使他忧心如焚的是房中存放的那些绘画和雕塑，那可是他的心血结晶啊！

不得已，他和家人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趁德国兵外出军事训练的时候，悄悄溜进房间，每次取回一部分东西。屋里一团糟，大件家具搬到了院子里，当作士兵的临时餐桌箱柜，床单、衣服则“变形”为抹布，立体主义的鼻祖看了都哭笑不得。

毕加索顾不得那么多了，赶快和玛尔一起营救作品。还好那些画在柜子里原封未动。他们每逢德国人去演习，就跑到屋子里搬出一批画。

为此，毕加索对沙巴泰感慨地说：

战争有两个情人，一个很漂亮，叫作死亡；另一个很丑，就是贫困。她们都是有名的荡妇。那个漂亮的可能还看不上我们，但我们被丑的死死拖住了。

不久，巴黎的严冬来临了。毕加索的画室空空荡荡，寒气逼人。这里没有燃料，缺乏食品。他的朋友们，有的被关进了集中营，有的因参加抵抗运动被折磨而死，有的至今杳无音信。他孤苦寂寞地坐在画室里，他的眼前幻象丛生，一会儿是战地的炮火，一会儿是亲友的死容。

虽然德国人奉命要“行为正当”，且他们之中许多人有一阵子表现得相当文明，但是礼貌却掩饰不了他们的贪婪。从占领一开始，燃料、食物以及值钱的东西就源源不绝地往北流入德意志。冬天里，一个新成立的抵抗组织开始活动，因而使德国人的态度更加蛮横起来。

德国侵略者以为征服了法国军队，也就征服了法国的精神，这种狂妄的荒诞行径令毕加索感到十分气愤，他用自己战斗的武器——画笔，创作出大量具有反法西斯精神的不朽作品。

一天，毕加索的目光落到一个破旧的自行车把手和坐垫上，他想起这是自己在路上拾来的。他拿起了这两样东西。来到桌前。一边摆弄着一边思索着。不一会儿，他用这两样东西组合成了一个公牛头。

那个坐垫被当成牛头，车把放在它的后面，形成了一对高高翘起的牛犄角。一个多么简单而形象的结构！毕加索的苦闷一扫而光。他注视着自己的这个新作，他不由兴奋地说道：“谁看了这个作品都会说：‘嘿！真是一个公牛头。’如果骑自行车的人看了，又会说：‘嗨，这不过是个自行车座嘛！’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想法和需要，可以把这两样东西反复变成他们各自想象的物体。如果真是这样，这两种变形就算是完备了。”

在这一段死亡与残暴的统治时期，公牛头几乎成了毕加索最常使用的绘画语言。他接连创作出若干幅以牛的头盖骨为题材的杰作，来表现战争带来的社会不安与反常，这些作品都具有奇异和恐怖的气氛。

例如，《梳头发的女人》、《牛的头盖骨》以及《死人的头》等，都表现了社会的不安和法西斯的冷酷，也表达了人民的无比顽强的气魄，其中，《梳头发的女人》画的是一个结构坚实的侵略者的巨大形象。

画面上的那位蹲在地板上的裸体女人，是个面貌像狮子的怪物。它的两只怪异的脚伸在身前，腰部、臀部和胸部构成一个四角形结构，像是围绕着胸骨上的一点而旋转的“卐”字。一个残酷无情的头部耸立在上，一边是人的嘴唇，另一边是野兽的鼻子。

《牛的头盖骨》中是一个白骨嶙峋的牛头盖骨，摆放在一个铺着紫色盖布的台子上，背景是黑色的窗棂。还有一幅画的是摆放在桌子上的头盖骨与一朵小白花。

这两幅作品的画面都很简单，但是棱角分明的线条和阴暗低沉的色调，却显示出一种异样的紧张感，使人感到恐怖的战栗和莫名的冲击。这是毕加索对暴力绝不屈服的表现。

1941年1月14日，一个又长又冷的夜晚，毕加索无心作画，他找出一个旧练习簿，想学科克蒂的样子，写一部诗剧。他认真地拟了标题《被尾巴愚弄的欲望》。主角是“大脚”，诗人；他的朋友“洋葱”，也是他的情敌，他们共同追求女主角“果馅饼”。

女主角的两个朋友是“胖忧虑”和“瘦忧虑”。其他角色还有“圆片”、“汪汪”、“静寂”等。他们围绕着爱情、寒冷和饥饿展开活动，剧中充斥着黑色幽默和颓废情绪，如主题歌就是一句单调的合唱词：“我的冻疮，我的冻疮，我的冻疮……”全剧自始至终使用诗的形式，许多句子简直就是诗人的手笔。如：

她含糊的态度像融化的奶油。

她的手指像玫瑰，有松节油的气味。

我用她美貌的火柴点燃罪恶的蜡烛。

她的痛苦像闪亮的大理石那样洁白而坚硬。

这个剧本花了4天时间才完成，在朋友们中间广为流传。迈克尔·累利斯冒着被监禁的危险，在自己的住宅里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朗诵会。

卡牧斯担任剧务主任，累利斯朗诵“大脚”的台词，参加朗诵的还有他的妻子路易斯·累利斯、保罗·萨特、西蒙·波伏娃、乔治·胡格涅、约翰·奥比尔、詹尼·奥比尔、雷蒙·圭诺以及朵拉·玛尔。

剧本的演出非常成功，每个人都进入了角色，他们对在纳粹统治下能享受的这一点点自由非常珍惜。保罗·萨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既然纳粹的毒液渗入了我们的心灵，那每一种正义的思想都是一个胜利。

既然全能的警察逼迫我们缄默，那每一句话都是一篇宝贵的宣言；既然我们陷入了绝境，那这一些手势便有了誓言的重量。

1944年，毕加索的剧本《被尾巴愚弄的欲望》才第一次发表在《巴黎消息》的第二期上，还配有4幅插图。

1945年，巴黎加利马德出版社发行了它的单行本，共66页，另有毕加索的手稿摹印本，作为他分送友人的礼品。

在此之前，曾在罗兰特·潘罗斯的努力下，该剧趁毕加索的一次画展之际，在英国隆重上演。毕加索真正过了一回“剧作家”的瘾。

毕加索的另一种武器依然是诗歌。在战争的洗礼中，毕加索的诗歌变得更加纯粹、更加锐利、更加能折射出心灵的光辉。

他的诗歌，从技巧上已完全脱离绘画的影响，不再是颜料的堆砌，而且在绘画中所有的激情和理性无声无息地融入在诗歌中。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尽力把钟敲响，

敲得钟都流血了，

惊起的鸽子，绕着鸽棚不停地飞，

直到累死才算罢休；

我将把所有的门窗都用泥土封死，

我将用头发把所有的鸟儿都捉住；

我要把所有的花朵摘下，

我要把小羊羔抱在怀里；

用我的乳汁喂它，

我将用悲喜交集的泪水给它洗澡；

我将用孤独者的歌声伴它入眠……

1941年至1942年之间，毕加索重新拾起了雕刻，这与其说是因为内在的需求，还不如说是因为那冬天的酷寒。在他那间大画室里，毕加索的那双手因为太僵硬而无法拿起画笔。浴室是唯一能获得一点温暖的地方，在这窄小但起码有点温度的空间里，他坚强地工作着。

1941年年末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的宣战似乎使欧洲战局呈现了新希望，然而1942年开始时情况却很糟，德国军队深入了苏联腹地，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势如破竹。

1942年整年内，毕加索的大部分画作显示着一种严肃、暗哑的色调，而且主题常围绕着食物在打转——用一条大鱼做成的帽子，上面有刀子和叉子、鸡蛋、水果以及一只鸽子的静物画。

一个明显的例外是一幅吉他和斗牛士佩剑的静物，这是在4月画的，画的用色，尤其是剑柄上的鲜红色非常明亮，但是那强烈的蓝色、绿色和紫色把愉快的感觉都吸光了。虽然用了朱红和黄色，这幅画也并不快乐。

那一年的夏天，德国人和法国警方开始了他们在巴黎的大扫荡，在1942年的7月和8月间搜捕了成千上万的人。整火车的反抗分子、共产党员、犹太人、嫌疑犯被运往各大集中营，其中有不少是被人诬告的受害者。枪杀人质的行动很早就开始了，但现在仅是8月和9月两个月间在巴黎郊外就杀了200多人。

这是一段人心惶惶的时期，只要一个匿名电话或者一封黑信就可以在深夜里把秘密警察引到家门前。而这也是德国人最常光临毕加索住处的时候，他们来盘问他的犹太朋友是不是待在这儿，事实上他们明明晓得不是，然后他们会搜查整个房屋。

他们对付毕加索可说是“行为正当”，因为毕加索一向很小心地把所有文件准备齐全，以免被他们抓着把柄。也许因为无知或顾忌他的盛名，秘密警察并未像对许多别的人那样对他勒索、压榨。

也就是在这个阴郁的夏季，毕加索开始为他的一座铸像起草，这件作品就是《抱着小山羊的男人》，他最初考虑过几种不同的形式，像木刻、石版或是绘画。

然而当他进一步沉浸在这主题里，且草图的数量越来越多，一共有上百张时，他看出这件作品必须无障碍地立在空间中，它必须得是一尊雕像。

毕加索对自己雕刻的《抱着小山羊的男人》很满意。他认为，这是他在大战期间的杰作之一。这个作品寄托了毕加索对祖国人民的怀念。男人和山羊虽然都流露出痛苦的表情，但又显示出了顽强和坚韧的精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毕加索虽然没有直接描绘战争的作品，但他以肖像画、素描、雕刻等，表达了时代的气氛，使人感到毕加索始终没有脱离社会和斗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结束，毕加索的画展一直陆陆续续地在世界各地举行，这是毕加索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手段。因此，他成了希特勒最痛恨、最害怕的现代艺术大师，他的作品被禁止公开展出。

毕加索面对法西斯的威胁，并不畏惧。毕加索的这种与法西斯作斗争的勇敢精神。他使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始终和全世界人民站在一起，从来没有低过头。

加入法国共产党

1943年年中，整个世界开始改变。德国人被赶出了北非，也正在苏联进行全面撤退，盟军已经深入意大利，而墨索里尼的军队正濒临瓦解。在法国，抵抗组织惊人地成长，不断骚扰德军，送出军政情报，并且利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保存国家的精神，当然包括了秘密刊物。

1943年9月时，毕加索的精神活跃无比。整个城市都有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意大利投降了，苏联红军已经推进到了第聂伯河，盟军随时可能出现在法国，他们正投下大量的武器装备给抵抗组织，并且夜以继日地轰炸工厂、铁路、火车集结场、军事设施。

1943年11月的巴黎，地下抵抗组织准备随时发出致命的一击，盟军即将登陆的谣言满天飞舞。德国人虽然正从所有的前线撤退下来，但是却像一头困兽一样紧紧地攫住法国不放，准备在被制伏之前做出最大的迫害。流徙和处决的人数增加了，可怖的列车不断向北边拥挤的集中营开去。

1944年2月24日，麦克斯·杰克卜被逮捕，被送到了德伦西的一个往更大集中营途中去的第一站。消息一传到巴黎，科克蒂就马上拟了一份陈情书，而所有其他的朋友也都运用他们的一切影响力来使他获释。

然而，在寒冷、潮湿、污秽的小室中，麦克斯·杰克卜染上了肺炎，于3月5日去世了。他当时67岁，是一个完全无害而温和的老人，一个跟所有同辈一样杰出的诗人，遗体在犹太仪式中下葬，他的朋友中有足够勇气或热心的都去参加了葬礼，毕加索就是其中之一。

1944年6月，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了。地下抵抗组织立刻攻击了德军的交通线，占领了一些据点，而向北撤退的德国人一路上更是毫不留情地烧杀。8月里盟军突进，集中营里面的屠杀也开始了。战事逼近巴黎的时候，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德国人是一定会摧残这个城市，并在被赶走之前清除大部分的人口。

巴黎突然陷入慌乱紧张的局面之中，空袭警报常常吓得行人仓皇逃散，冷枪不断，人人自危。大家都躲在屋里，耐心地等待着，因为这是解放的前兆，也是黎明前的黑暗。

在德军坦克抵达郊区之前，整个城市都揭竿而起，一夜之间防御工事全都筑了起来，成千上万的男女都参加了战斗，警察、铁路员工、秘书、公务员、抵抗组织的全部成员都出动了，于是一场大战开始了。

一批批隐藏的武器全都拿了出来，远比德国人所预期得要多。而德国人只有乘着坦克才能移动，而即使是坦克也常常在街上被焚毁。

8月24日清晨，毕加索听见外面枪炮声大作，还有坦克开动的声音，“轰隆轰隆”非常刺耳。

他警觉地打开窗户，探出头去想看个究竟，只听“嗖”得一声，一颗子弹从他身边几厘米远的地方飞过，嵌进了墙里。他急忙跑下楼问是怎么回事。人们告诉他：德国兵在撤退！巴黎解放了！

听到这个盼望多时的好消息，毕加索返身回房，取出他的宝贝——一只旧的法国军号。原来他每天都要吹几声军号，这是他的一大爱好。但在德军占领期间，他一吹就会惹来麻烦，不能吹了。现在趁着高兴，他一鼓作气连续吹了几十声。

1944年，巴黎终于解放了。毕加索画室的外面，响起了街民载歌载舞、游行集会的欢呼声。毕加索的朋友们已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他们都来看望毕加索，相互交流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和各自战斗的经历。那时，曾有传言说毕加索下落不明甚至说他已不在人世了，致使朋友们忧心忡忡。

而此时此刻，朋友们高兴地看到，经历战争风险的毕加索，不但还好好地活着，而且精力和锐气也不减当年，甚至连那副模样和那个怪脾气也未曾有丝毫改变。朋友们都异口同声地夸赞他在战时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和大义凛然。

在整个占领期间，曾有许多抵抗组织的人员在毕加索的画室集会，因而这个地方，连同它那不妥协的主人，就成为抵抗力量光明、自由的象征。

鉴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哭泣的女郎》及《牛的头盖骨》等一系列光辉的作品，基于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那种神奇的魔力，基于对他战时言行的传闻，毕加索再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

一时间，毕加索的画室居然成了“旅游观光热点”。一开始，来宾多为年轻的画家、作家和知识分子。后来，就是纯旅游者了。

据说，凡来巴黎观光的游客，有两个必去之处，一是雄伟的埃菲尔铁塔，二是神秘的毕加索画室。那一阵子，他的住所每天都聚集着几十位新来的客人，有的时候甚至是“集团军”。

这对于刚刚走出战争的毕加索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连他自己也并不明白，怎么忽然间冒出来这么多的崇拜者和敬仰者。

拜访毕加索的美国人中不乏知名人士，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即是其中一名。他是《老人与海》、《丧钟为谁敲响》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在1937年，海明威参加欧洲的一个艺术代表大会时，就同毕加索会见过，那是在地中海的岸边，两人谈得相当投机，共同倾诉对生命的理解。巴黎刚刚解放，海明威就急切地来拜访毕加索。不巧的是，毕加索看泰勒母女去了。

在毕加索寓所那幢楼看门的女人很贪心，以前毕加索不在家时，客人留下礼物，毕加索总是给她分一些。海明威这次来访，这个女人看海明威像条“大鱼”，当海明威说给毕加索留个字条时，她马上说：“先生，您不打算留下礼物吗？”

海明威看出了这个女人的小心眼。他不声不响地从车上搬来一箱手榴弹，还贴上字条：“海明威送给毕加索。”放在门房里。

这一箱手榴弹，对于两个在战争中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来对付战争的英勇无畏的战士来讲，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

由于毕加索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决态度，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他已经成为不畏强暴、抵抗压迫的代名词。他的名声超过了那些血染疆场的勇士们。在有些画家和诗人为戴高乐将军敬献相册时，毕加索应邀在相册的第一页上作画。

毕加索为正义战胜邪恶而高兴。但他身上仍然肩负着责任，因为法国的解放毕竟还没有促进他的祖国的解放事业，西班牙仍然处在佛朗哥的法西斯统治之下。所以，毕加索决心要为彻底打败法西斯势力继续战斗下去。

毕加索看到，和自己共同度过患难年代的人们和在抵抗运动中显出无比勇敢的人们，大多数是法国共产党员。毕加索十分钦佩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果敢、忠诚。

1944年10月5日，毕加索经两位著名作家的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从此，毕加索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使世人又一次惊诧不已。

在一般人眼里，毕加索是一个一门心思搞艺术、从不过问政治的人；有人则认为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颓废的艺术家。其实不然。我们这位艺术大师好似那片汪洋大海，风平浪静时，凡人是难以窥见海底深处的动静的。

法国的共产主义，在观念上跟莫斯科的大相径庭，而且许多成员都没读过多少关于马克思或列宁的书，只是出于解放祖国以及憎恨资本主义的不平而加入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好像毕加索的兄弟一样，尤其是在战后初期那段意气风发的日子。

不过即使是在那时候，他们之中也没几个人能和毕加索讨论绘画，尤其没人了解他的作品是怎么一回事。共产党对艺术的观点，对社会写实主义以及用直接宣传来教育大量群众的主张，当然与毕加索处在相反的极端。

消息公布后，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理解，甚至招致了攻击和诬蔑。一些画商和收藏家不再收购毕加索的作品，他的画价也一度下跌。

1945年，夏日来临时，欧洲的战事已经结束了。集中营释放了他们的生还者，这些回到法国的人大多只剩下一把骨头，而且大都患有结核病。毕加索从他们那儿听到的事情，还有他看到的一些照片，使他感受颇深。

这几个月中他全部时间都花在一幅类似《格尔尼卡》的画作《停尸间》上。这部画作采用了单一的灰色，虽然尺寸不到《格尔尼卡》的1／4，却仍是一幅大作，由于它是灰色的，因而画面显得更大。

左边的上方是一张白色的桌子，放着一块起皱的布、一个壶、一只汤锅，可能还有一片面包；下面由左下角延伸到右上的对角线上，躺着一堆散乱的尸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婴儿，全部乱七八糟地叠起来。这幅画并不合大众口味。

它的立体派的规格，它的扭曲，它的似雕像的平面都是完完全全的毕加索。然而它却是一个直接而非象征的叙述，一个沉默、巨大的谴责。

这一年夏末，毕加索丢下尚未完成的画作，带朵拉·玛尔到南方去。这一次的假期可能有些焦虑的成分，虽然他一直待到秋天，这段时间内的作品却看不到地中海太阳的全部热力。后来，他在瓦库鲁斯的梅纳比小镇买下一幢房屋送给朵拉·玛尔。

在巴黎解放后不久，秋季画展开幕了。由于毕加索的作品在战争期间一直被德国法西斯分子列为“禁画”，因此毕加索已经多年没有参加画展了。这是毕加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画展，轰动了整个巴黎。展览馆里每天都挤满了人，一些仰慕毕加索的青年学生自愿为展览会服务。

在这次展览会上，展出了《公鸡》、《晨曲》、《椅子与水仙》、《一束花与女人》、《静物与公牛头》、《小孩子与洋娃娃》、《猫》等多幅作品。由于展览会是在毕加索公开加入法国共产党后不久举行的，所以，有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扰乱和攻击这次展览会及毕加索展出的作品。

毕加索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发表了《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的声明，申明他毫无犹疑地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在那以前他一直是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而且要永远站在一起。

他在文章里面说得明明白白：

加入共产党是我全部生活和全部工作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从来不把绘画看作是单纯的娱乐或逃避现实的艺术。我可以这样自豪地宣布，我将用线条和色彩深入到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中，以便这种认识能使我们每个人都自由地生活。

线条和色彩就是我的武器，我正试图用我的方式去表现我认为最正确、最美好的一切。……这几年来，可怕的压迫也向我表明，我必须不仅用艺术，而且要用我全部的生命去奋斗。所以，我加入共产党，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根本原因是我一开始便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向世人说明：

我很想再找到一个故乡，我总是一个流浪异乡的人，现在我再也不是了。

在西班牙能够最后欢迎我回去之前，法国共产党对我伸开双臂，我在这个党里找到了所有我最敬重的，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诗人，还有所有我在8月那几天看见的武装的巴黎人美丽的面容，我又一次处在自己的兄弟们中间。

这些话，表明了毕加索的行动来自他内心的一种深切愿望，他想要和周围的朋友们订立友谊的盟约。对于毕加索，他的艺术经常把他陷入孤立；他的天才所达到的高峰上的大气是稀薄的，只有少数人才能呼吸得到，别人如果想要理解，就必须花费时间来逐渐熟悉他的创作的重要意义。

相反，他在党内能建立起一种新的同志情谊，使他自己和朋友们以及这些工作和战斗在街头的人们拥有同一种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找到了归宿。

从那以后，毕加索一面从事艺术活动，一面参与政治斗争。

为和平运动努力

1947年里，毕加索很少在巴黎出现，只在年末的时候待了短短一阵子。毕加索开始在瓦洛利居住，并开始从事制陶艺术。

早在古罗马时代，瓦洛利就出产闻名于世的陶制品，大量的陶制品从高尔富·胡安港口运往地中海沿岸，销售到各个国家。“瓦洛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黄金”，其实这里并不产黄金，这只是用来形容这里的富有。

瓦洛利由于工业革命和战争的影响，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繁华，现在，这里的人都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地混日子。

40岁左右的拉米埃夫妇，夫人曾是图案设计师，他们在里昂的丝织厂工作过。里昂在战后物价飞涨、商品奇缺，他们就到瓦洛利办了个陶器厂。

夫妇二人欢迎毕加索的到来，非常高兴让画家在自己的工厂里做实验。毕加索详细地考察了制陶的整个过程，他发现这些产品在设计上有着很多欠缺。

毕加索曾感慨地对拉米埃夫妇说：“在中国和日本，向来把陶瓷当作艺术，他们生产的陶器不在数量而在于质量，甚至每一种形状的陶器只有一个。这里的陶土质量很好，关键是处理得不够科学。”

拉米埃夫妇盛情邀请毕加索留在这里进行改造，还要为他提供一切人力、物力的支持。

毕加索高兴地点头答应，立即着手设计，他以双耳细颈瓶作为蓝本，然后再加以变形。拉米埃夫人对毕加索警告说：“这样的实验品不合格，放在火里一烧就失败。”

毕加索可不听这一套。拉米埃夫人亲眼目睹陶工工长刚扔掉的花瓶坯子，毕加索捡起来在瓶颈上扭捏了几下子，那件废品便奇迹般地变成了一只栩栩如生的鸽子。他一边哼着自己作词曲的歌，一边干活：“要做一只鸽子，就得先捏它出的脖子……”

拉米埃夫人被毕加索的动作给迷住了。他双手的动作越来越快，经常是转眼之间，一个花瓶泥胎就变成了活灵活现、亭亭玉立的美少女。

以后，陶瓷成百地从毕加索手中产生出来：鸽子和猫头鹰，类似古希腊人的形体，绘有他的安迪伯牧神的碟子，另外一些碟子上则是地中海的鱼、野牛、斗牛，还有太阳。各种各样的动物和容器的组合，几乎每一件都有实际的用途。

他粗短的双手一向能很快地精通各种工具，而现在这双手就成了工具的本身，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艺术，而他的一些新奇、怪异的技巧也出奇地成功。

有时候他几乎可以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绘画。雕塑和拼贴三者融合的地步以及色彩和三度空间的合成，而且其中每一项都具有独立运用的水准。虽然一般来说，他自己所期望的标准并没有那么高，然而他的成就却已到达这种境地。

毕加索爱好神秘，这一点在分析立体主义时期达到了顶点，不过有一种愿望制约了这种爱好，那就是他不但要使自己的艺术以最高深的，而且也以最粗浅的含义影响生活。

壶、罐、果盘和菜盆，从前是他的静物画的题材，现在却要由他将这些东西作为居家常有的物件制造出来。毕加索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判断自己用动土、釉子和火，可能做出些什么。他经常听取有经验的手艺人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工作。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陶器的实用方面的价值渐渐被毕加索对于这种艺术手段的爱好所淹没。所以，在他那充溢着浮华气派的陶器作品中，他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它们的家庭实用价值。

在瓦洛利，每天清晨，毕加索总是穿着短裤、草鞋和背心散步。他那晒黑了的短小精悍的身体和敏捷的举止行动，几乎显示不出年老的迹象。

只有他的头发这时渐渐稀薄而且变白，因而他那双眼睛似乎比从前更黑，脸上深深的皱纹给人留下更鲜明的印象。这两点说明他已年近70岁。

但在其他方面，无论工作或锻炼，他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青春的活力。当他用土塑造模型时，只要看看他那双小小的、像女人样的但却有力的手，就会感到一种近似观看芭蕾舞的乐趣。

自从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以后，他就更加热情地投入到社会活动和政治运动中去。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早已结束，但东西方之间处于敌视、对抗状态，世界局势仍然动荡不定。毕加索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用画笔当武器，向战争势力作斗争。

1948年8月，毕加索应邀参加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是西班牙人，一直保留西班牙国籍。但他从未向佛朗哥政府申请过护照。他是经法国政府批准作为“特殊居民”而在法国定居的。所以法国政府不能给他发护照。

由于毕加索的声望很高，波兰政府同意他没有护照的情况下进入波兰国土。这样一来。毕加索只能乘波兰的飞机由巴黎直飞华沙。临行时，他还随身带了一把法国的泥土。

毕加索本来不喜欢坐飞机，但为了参加这次和平大会，他同意坐飞机去华沙。由此可见毕加索对世界和平事业的关注的真诚态度。

毕加索还在机场就感受到了主人的盛情、鲜花、掌声、亲切的呼唤，“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工人的朋友”、“我们的好兄弟”等，不绝于耳。爱伦堡亲自迎接，这位著名小说《暴风雨》的作者忘情地拥抱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巨人。

为了表彰毕加索在法国所作的贡献和他对和平大会的支持，法国政府颁发给他一枚白银奖章——“法国文艺复兴奖章”。

在会上，他见到了世界各国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诗人和学者，他受到了同志加兄弟般的欢迎。

会议期间，传来了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被无理监禁的消息，毕加索向全世界发表抗议声明，给智利的专制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聂鲁达和毕加索一样，他们都是匡扶正义、追求和平、热爱祖国的文学艺术家，具有极大的国际号召力。

聂鲁达最要好的朋友是西班牙诗人加尔西亚·洛尔加和法埃尔·阿尔贝蒂，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聂鲁达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深表同情，他一气呵成创作出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加以声援。他曾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荣获过斯大林和平奖金、中国宋庆龄国际和平奖金；1971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会议间隙，爱伦堡常常陪着毕加索到各处参观访问，两个老朋友亲密无间。一次，他们来到了查多里斯基博物馆。在这里，毕加索看到了闻名于世的名画——达·芬奇的《穿貂皮的女人》和朗勃兰特的《撒马利亚风光》。这个博物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关闭着。这次，为了欢迎毕加索等人的到来，特地打开了参观的大门。

毕加索在波兰待了两个星期，访问了华沙和克拉科夫。此次波兰之行，毕加索还有机会与仰慕已久的苏联作家和艺术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早在20世纪20年代，毕加索就结交了许多真诚的俄国朋友。他在俄国人组成的芭蕾舞团工作过，还娶了一位乌克兰姑娘为妻。在他眼里，俄国人很像西班牙人，和他们在一起。无须戒备、无须客套。

在他离开以前，波兰总统向他颁发了“波兰复兴纪念章”，以表彰他为国际文化交流和加强波法两国人民友谊所作的贡献。回到巴黎以后，毕加索继续为和平运动而努力。

1949年3月，法国共产党为即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做准备。毕加索应邀为这次会议设计一幅宣传画。他选择自己熟悉的题材——一只白鸽，创作了一幅自绘石板画《和平鸽》。画中，鸽子羽毛油然生光，黑色的背景使得白色的羽毛显得更加纯洁可爱。

很快，这只《和平鸽》被印成大量的宣传品，出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不久，千万只和平鸽又飞向了全世界。此后，世界上千千万万人通过和平鸽认识了毕加索，热爱了毕加索。

但是，世界总不和平，冲突时有发生。1950年，美国在朝鲜半岛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毕加索闻讯后，义不容辞地拿起了画笔。他以哥雅的《一八零八年五月三日的枪决场面》和马奈的《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的处决》为蓝本，重新进行构思创作，并精心拟定了画名，这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在朝鲜的屠杀》。

这幅画表现了战争的杀戮场面。画面出现了一群披盔戴甲、武装到牙齿的机器般的人，他们手持数挺机关枪，枪口对着的是一群手无寸铁、一丝未挂的妇孺。面容苍老的母亲正怀抱着吮奶的婴孩，才学会走路的幼童，正踉跄地扑向面无血色的姐姐……

这幅作品非常尖锐地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并蕴含了极其深刻的嘲讽风格。

从1949年至1953年，毕加索画了不少作品，除了少数继续保持他原有的传统主题以外，大量的作品都是以保卫和平为主题的。

1952年，瓦洛利教堂约请毕加索为其装饰壁画。毕加索接受了约请之后，便开始认真地进行构思了。在那些日子里，对战争的痛恨，对和平的渴望，时时撞击着画家敏感的胸怀，于是他构想出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壁画。

当时，毕加索详细考察了教堂的构造，他认为重点还是中殿的屋顶。他把这个屋顶看成是一块大画布，如果能用一整幅油画把它完全遮盖起来，油画的一边表达战争的主题，另一边表达和平的主题，那就再好不过了。

瓦洛利所有的能工巧匠都愿意听从毕加索的调遣。毕加索并不需要那么多人，他叫当地最好的一名木匠为潮湿而粗糙的石板屋顶上了一层护板，这是油画的全部依托，所以质量一定要高。

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足够大的画室，市政局面向全市征房，人们都希望毕加索能看中自家提供的房屋，然而毕加索不是要好的，而是要大的，他选择了濒临倒闭的香料厂的一间仓库。住在这里的美国人巴蒂恩帮了大忙，他解决了灯光和搭脚手架的技术上的困难。

毕加索发布禁令，除了他和儿子保罗，其他人一律不准走进画室半步。他还对保罗说，万一他偶尔疏忽，或心血来潮，批准什么人来看他的画，保罗必须以铁的原则坚守最后一道防线。

毕加索每天先去陶器厂，在那里制作两三个小壶，和工人们聊聊天，当感觉进入最佳状态时，他就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只有吃饭睡觉才能使他出来。

瓦洛利人太看重毕加索为他们做的这项工作了，画室的外面总是有人在等着，他们既不交头接耳，也不踮脚窥探，只是坐着，站着，走着，一忽儿去了，一忽儿又来了；一忽儿是这些人，一忽儿又是那些人。他们也许是怕毕加索太寂寞，有一天会撒手而去，所以来陪陪他；也许是渴望了解哪怕一丁点儿关于画的进度或其他消息。

毕加索来来去去，嘴里含着烟卷，双手插入口袋，低头蹙额，无暇他顾，更为画室里的作品增添了一份神秘。

10月的一天，作品已大致完工，他向瓦洛利的人们第一次打开了画室的门。室内凌乱不堪，满满的两木板油画，因为斜放着，距离又太近，看不出名堂；门口的桌上有一个闹钟和一册日历，每张日历上都安排着当天的进度；四壁全是草图和素描，下起地板，直抵檐顶，大约有两三百幅。

毕加索后来对克劳特·洛伊说：“我画完了好几册素描本，还没有找到一张像样的图案。”

他又说：“我还从来不曾以这样快的速度画过这样的巨制，这里的人民激励了我。我要求自己画得又快又好，在现代绘画上，每一笔都是一项精确的工作。”

为了完成这幅大型壁画，毕加索从1952年4月底到9月中旬，共画了233张习作和素描，以求找到一个像样的成功图案。最后，他终于确定了这样的构图：这两个对比的主题在观众的头顶上方同一把代表战争的凶光闪闪的宝剑相遇，再由一轮升向天顶的多色宝石形的太阳与宝剑相对称，从而把观众包围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中，而这两个世界实际上又是一个整体。

毕加索创作这幅大型油画时，是从《战争》着手的。战魔喷火焰，焚毁书籍，惊起讨厌的毒虫，从而构成战争酿成的不可估量的极大恐怖。从右向左移动的驳杂的行列和疯狂的吵嚷，被一个神仙模样的沉着的人物阻止住了，他面向群众，举着一个画有鸽子的盾牌。

在有了如此壮观的材料以后，创造和平形象的任务真会使一个资质较差的画家束手无策。毕加索则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他所知道的人类社会中最愉快和最持久的事物上，建筑在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所知道的爱上。他画了一个儿童，驱赶着一匹套在犁子上的飞马，来象征“和平”。

在一些舞蹈者的身影中间，有一场均衡的技艺表演，一个艺人平稳地举着一根杠杆，杠杆的一端放着一个装满燕子的金鱼缸，另一端放着一个装了鱼的笼子。毕加索以此来表达出，幸福不是容易保持的，幸福的人就像这杂技表演者一样，每天都有遭受灾难的危险。

这两组壁画，一面是极度的狂暴，一面是缓和的幽默。在这里，毕加索创造了他的哲学天地。

难怪一位诗人朋友看后便惊呼起来：“你在用狂暴击溃全部的温和，用温和击溃全部的狂暴！”

画家自己则平静地解释说：“如果和平在全世界获胜，那么，我画的战争将属于过去，于是，人们将只用过去时态来谈论战争。其他的一切，将用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来谈论。”

在创作这幅大型壁画的间歇，毕加索如同往常一样，又创作了一些“副产品”，他画了一些风景画和静物画，借以缓解工作时的紧张。

这两幅木版油画先后在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分开陈列展出，直到1953年秋天才运回瓦洛利。两幅画在教堂中殿的屋顶“终成眷属”，当它们拼在一起时，画中的接合毫厘不差。毕加索的画室里什么工具都有，唯独没有尺子，毕加索的眼睛比尺子还要精确。

大型油画《战争与和平》无疑超越了艺术的范畴，亦即从它问世的那一刻起，它就不是作为一件单纯的艺术品而存在，它纳尽世间万象，田园的和都市的，动荡的和宁静的，人性的和兽性的，历史的和未来的。